远离人迹

背景是1954年阿尔及利亚的民族冲突升级为战争的年代。一个阿尔及利亚乡村教师，本来过着离群索居的简朴平静的生活，一天，警察带着一个杀人犯（是个阿拉伯人）到访，请他将犯人带到边境城市交给当局。

“对于法国人来说我们是阿拉伯人，但对阿拉伯人来说我们却是法国人。”——身处于1954年阿尔及利亚的战乱背景中的教师达吕的身份归属尴尬而矛盾。曾经二战的法军少校，退伍后隐居在荒凉的群山之间的一所小学校的地理老师，在这个土壤贫瘠人迹罕至之地，孩子们强烈的求知欲和清亮的眼眸就是他的骄傲，他的一切。他在课堂上教授孩子们文明的起源，认识欧洲的几大河流，然而陪伴他的只有空旷场地上孤零零的晾衣绳，忽明忽暗的晚霞和孤独的篝火。如果没有一个人的突然到访，他的生活可以依旧这样平淡的继续下去。

达吕被迫接受了一项令他打心眼里不愿意做的事情——押送一名杀人犯前往边境城市坦吉特。杀人犯名叫穆罕默德，是家中的长子，因为粮食短缺杀了自己的堂兄。达吕的第一反应是：“这事我干不了，我不能送一个人去死。”逼仄的小屋，面对这种棘手问题的抵触情绪在无声的流淌。

教师达吕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留下了穆罕默德，让他与自己同处一室，为他准备床铺。夜幕降临，穆罕默德却突然走出了门外，达吕握着手枪趴在窗口上张望，此时他的心里对穆罕默德还是有防备的。半夜，穆罕默德仍不安静，口中念念有词的不知在说什么，他的怪异行为吵醒了达吕，原来穆罕默德病了。达吕喂她吃药，又给他敷毛巾。穆罕默德心存感激，对达吕讲述了自己的生活遭遇。

到底该把穆罕默德送到哪里？达吕自己心里也没谱。他一个人在这个偏僻的地方住惯了，突然间闯进来这么一个小伙子，还是个杀人犯，他心里的纠结可想而知。但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很快的把穆罕默德交给警方或是军方。而是选择与穆罕默德一起，踏上了一条不知通往何处的逃亡之旅。

他们接连遇到了好几拨武装分子，1954年正是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之时，所谓的军方大肆屠杀叛乱分子，身逢乱世，一个人苟且偷安尚能勉强度日，身边又带着这么一个巨大的包袱，危险可想而知。

影片中有好几次，教师达吕想赶穆罕默德走，但穆罕默德是个无处可去的可怜人，到哪儿都是死路一条。心中的人性再一次萌发，达吕陪着穆罕默德艰难的行走在风沙漫天的戈壁中。大雨滂沱，他们无处藏身，只得返回原先的住处。两人围着篝火，絮絮叨叨的说起心里话。穆罕默德的杀人动机、为什么不逃甘愿就死，因为如果被堂兄的兄弟杀掉，自己的兄弟还小，不想让他们为自己复仇。

又来了一伙骑马的武装分子，缴了达吕的枪，用绳子牵着他们的手带着他俩一起上路。好在达吕在军队里遇到了自己昔日的战友，战友解救了他俩，但前提是他们不能随便逃跑，实际上是把达吕当成他们的人质。达吕和穆罕默德随部队躲藏在山洞里，第二天醒来却遇到反对军的一阵密集的机枪扫射，达吕和穆罕默德紧急避险躲过了子弹，最终他们重获自由。

达吕和穆罕默德的交流并不多，达吕作为一名教师，眼神里流露的是一种智慧之光，尽管他看上去并不十分儒雅和博学。达吕作为一名结过婚的男人，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也能给予还没有谈过恋爱的穆罕默德一些指导。

他们被军方释放以后，达吕带着穆罕默德去了酒吧，并给穆罕默德找了一个女伴。多年的独居生涯，达吕在面对美色的诱惑之时，像个孩子一样将自己的脸深深的埋在女伴的胸脯之间。此时的达吕，已经无法重燃体内的激情。

两个人一起逃亡毕竟不是最好的处理办法，分手之时，达吕对穆罕默德说：“如果你去往沙漠，我会对你的堂兄说，我把你交给了警局，你已经被警察处决了，这样就不会再有复仇之事，这样做，你起码能活下去。不要回头，永远不要，不要投降。”送走了穆罕默德，达吕在这里的教师生涯也结束了。

有时候，生活会逼迫你做一些你不愿意作出的抉择。这部改编自加缪的《来客》的电影以肃杀粗粝的影像质感展现了困境中的人性，向我们揭示了世界的巨大荒谬之处。当个人的利益与他人的利益同处于一个天平上时我们会作何选择？当良知与法律狭路相逢，我们又会如何反思这种困境？

加缪笔下多是普通却心灵高尚的人物，真实地存在着，生活着。和他自己一样，无法找到自己的认同感，在阿尔及利亚，他是法国人；而在法国，他是阿尔及利亚人。

阿尔及利亚反抗殖民的革命爆发后，男主的处境愈发尴尬。电影没有特地交代自从妻子去世十年后，他为何会选择留在阿，并自愿当一名法语教师。虽然生活贫苦，却满足安乐。定是因为他心中对阿有着浓厚的爱和悲悯，也是对殖民统治的一点“赎罪”吧。

电影里他不得不离开而给孩子们上了最后一节课，他哽咽着说他为这群孩子骄傲，并在黑板上用阿拉伯语和法语写下 “Atlas”，让人唏嘘。Atlas是北非阿特拉斯山脉，也是希腊神话中顶起西天的阿特拉斯神。 电影在最后用Atlas表达了期待世界大同，和对北非的深深的敬爱。

看影片前先去了解了1954年的阿尔及利亚，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影片刚开始，延绵山丘中那遗世独立的房子好像隔绝在乱世之外，让人心感静谧，安稳。但很快，影片迎来了冲突点，达吕被迫押送杀人犯穆罕默德去警察局接受审判。

整部影片给我感受最深的是黑暗与影影绰绰光亮之间的胶着。夜晚到来时，达吕的小屋永远笼罩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好像这场寂静永远不会醒来。改变开始于达吕照料生病的穆罕默德，昏黄的油灯开始有了温度，两人的友谊在光亮中萌生。后来两人被起义军抓为人质，同样是在漆黑的夜晚，达吕难得能和别人分享记忆中那场美好的婚礼，仿佛已是尘封久远到此生不会再提及的过往，他的笑容与神往在灯光的映衬下照进了穆罕默德的心里。获救后，两人在岔路口分别，毅然走向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虽然深知放走穆罕默德的严重后果，穿梭在深夜黑色的山丘中，达吕月光下的剪影却步履轻松，只因穆罕默德最终选择了沙漠。历经这一切，终于回到学校，依旧是黑暗中的小屋，达吕却在抬头远眺时望到天边美轮美奂的晨曦光景，天一亮，孩子们又要来上学了！

整部影片没有强烈的色彩对比，甚至总是被黑色笼罩，但在黑暗中又总会有点滴温暖的光陪伴左右。影片的最后，达吕不得不放弃他挚爱的孩子，放弃这片生长的故土，但在他心中，又有什么比让一个人心怀向生的信念更重要呢。这就是他，虽然远离人迹，但却心怀人烟。

看完电影立刻去把小说也看了，发现是篇短篇小说，结局截然相反。但我还是把电影当做来客的解读，电影把达吕和穆罕默德刻画得非常具体，而且更能清晰表达二人的思想。穆罕默德不是懦夫，他认为自己很勇敢，设计了这一切，让家人保住了性命，他很执着，一定要去接受审判。如果他没有与达吕经历这路上的一切，他就会选择书中的结局，走他原本的路。这正是改编高明的地方，他认识到了如此珍爱生命厌恶杀戮的达吕，那场几乎冻死人的大雨，那场死了十多人的小型战争，那些人都是昨夜一起在山洞过夜的人们啊，那些都是为了阿拉伯人抗争的人们啊。穆罕默德有着求生欲望和本能，但他还是选择送死。达吕对着射杀投降人们的军人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他对着依然选择送死的达吕说，我们多么幸运才能活到现在，还活着！送死是妥协，别妥协！也许正正因为他是被阿拉伯人称为的法国人、被法国人称为的阿拉伯人这种游离中间的尴尬身份，让他更能理性地不去选择极端的方式。也许也因为他是一名教师，他对穆罕默德也经常用着教育的方式，一开始希望他逃跑只是出于省了自己的麻烦，当后来知道他的原因，他开始同情这个连女朋友都没交过的男孩。也许也因为他曾为少校，对战争杀戮产生了厌恶。还有他十年前去世的妻子，在妓院里，他轻轻地搂着那个女人的腰，把头埋在她的胸前，说出很久没有这样了的话。 穆罕默德终于意识到自己生命的宝贵，终于成为真正勇敢的人，选择了那条生之路。

这部电影有让我想到都灵之马，只是那片浩瀚变成了阿尔及利亚的高地沙漠。每个镜头都很干净，两个人如同沙漠中的小小沙粒，更显得生命之可贵。男主的演出满分，那双深邃的眼眸仿佛会说话，总是不屈不挠的姿态，偶尔与穆罕默德开玩笑露出的笑容，（特别是大雨后的清晨二人吃着穆罕默德找来的苦的果子，还说像面包，然后就被抓了...）最后与学生们告别的不舍，都在直击观众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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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只有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荒谬，还是荒谬永远存在？一部好的文学或影视作品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质？它应该充分揭示世界的荒谬和人性的复杂，且在道德和意识形态上具有包容的态度。
• 世界如此荒谬，人性如此多变，面对这一切，我们选择“不选择”，这是一种观世相的态度，到头来也是一种理性且包容的方式。
• 在这部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加缪之于生活荒诞性的深刻表达，而其中亦不乏加缪个人的影子。影片所传达出的思想和内容而言，它跟加谬的人生有诸多暗合之处，而影片也对加缪思想作出了充分且完美的影像化诠释。

（以下全文转载于微信 原创 芳州 寻找局外人 3月1日 ）

《远离人迹》(Loin des Hommes) 是2014年由大卫·奥霍芬导演的一部电影，依据加缪的一个短篇《来客》改编而成（在上海译文的《加缪全集·小说卷》里，这一篇题为《东道主》，由丁世中翻译。），背景是1954年阿尔及利亚的民族冲突升级为战争的年代。主角达吕由维果·莫腾森Viggo Mortensen扮演，一个阿尔及利亚乡村教师，本来过着离群索居的简朴平静的生活，一天，警察带着一个杀人犯（是个阿拉伯人）到访，请他将犯人带到边境城市交给当局。

这个短篇我之前读过，其中的“加缪”气质在于，从头至尾并没有多少事发生，主角明确拒绝命令。“要我交人，办不到。”可是警察交到他手里就走了，他不得不收留了犯人一个晚上，给他吃喝，给他睡觉的地方，第二天将他带到了城市边上。在这里，他指着前面的路告诉犯人，边境的警察局就在那里，你可以去自首，但旁边那条路通向沙漠，你会遇到游牧的部落，按他们的规矩他们必须接待你。

电影的故事要更复杂丰满一些。阿拉伯杀人犯的杀人动机、为什么不逃甘愿就死，做了一些交代；乡村教师带着犯人上路后，遇到了民族解放阵线的人，被扣作人质。但从中竟遇到了老战友，此时我们发现乡村教师其实曾经也是军人，他们在二战意大利战场共同服役过，他选择成为教师，而其他“阿拉伯血”比较多的人现在成了“叛军”或“恐怖分子”。

老战友老部下告诉他，你必须选择一边，达吕拒绝做这样的选择。战友对他说，我敬你如同兄弟，但如果必须要杀你，我会动手的。

结果这一小队人遇到了法国军队，惨遭屠杀，甚至在已经投降的情况下也被杀害。达吕作为人质，加上有退伍军人的身份和欧洲人的外表，逃过一劫，他直视法国军人：你杀害了已经放下武器的人，这是犯罪。法国军人轻松地回答：这是命令，我只是在执行命令。达吕说，但这是不对的。

阿拉伯犯人恰好可以看作达吕的“负片”：他为达吕错杀的一个人祈祷，并告诉达吕，我不是懦夫，我并不软弱。是的，就死是他自己的选择。达吕看到那么多人被残杀，对他吼道，但你还活着不是吗？他只说，对你的学生你也这样吼叫吗？

他们被扣为人质的那个晚上，两个命运不得不交会的人，相互打开了一下心扉。阿拉伯人说自己还没有跟女人在一起过，他问达吕，跟女人睡觉是什么样的？结婚是什么样的？达吕回忆了自己的婚礼，那是美好的婚礼，美好的日子。第二天达吕去为他找了一个女人。而同时，他自己也接受了这里的女人的好意。

终于他们到了城市的边缘。达吕对着阿拉伯人说，不要投降。在小说结尾，达吕痛心地看到，犯人走向了自首的那条路。然而在电影的结尾，达吕看到犯人犹疑了一下之后，走向未知的自由那条路。他微笑了，回去给孩子们上完最后一堂课，之后他也要离开那里了。

Viggo Mortensen在关于这部电影的采访中也谈到，电影中的这个人物，包含了太多加缪的要素。加缪也是阿尔及利亚出生的“黑脚”，有法国公民身份但极其贫穷。此外电影中所有的人物都非常寡言，那种静默的气氛与贫穷一样，几乎是母亲给他的礼物，成为他作品的重要一部分。即使被告知这个人杀了人，他也拒绝先行审判，把人当成人看。当然，还有加缪反对死刑，“断头台”也是他的重要遗产和反复出现的命题。但更重要的，拒绝选择站在任何一边，拒绝战争和杀戮，这是加缪一直以来的态度。他因此与萨特等人分道扬镳，也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保持了好几年的痛苦的沉默，直到他1960年突然离世。

这部小说的原著发表于1957年，我关注到这部电影，却是因为在为《寻找<局外人> 》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注意到了Viggo Mortensen2016年在哥伦比亚大学重读加缪1946年美国之行的演讲《人的危机》，再下去就搜到了关于这部电影的谈话。

加缪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美国之行是在1946年的3月底，为《局外人》在美国的首发做准备。他的出版商Knopf为他的新书造了声势，在《出版商周刊》上打了整四版的软文广告，将加缪塑造成“存在主义代言人”，虽然加缪本人一直澄清他不是存在主义者，但美国人已经根深蒂固将他与存在主义连在一起。这场演讲本身，主办方本希望他为美国人讲一讲法国的文学与戏剧的现状，然而加缪却自顾自地讲了他一直最关心的问题，那就是虽然战争已经结束，但他发现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习惯于暴力和杀戮的时代，他为美国人介绍了他这一代欧洲人的成长，并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摆脱这种生活在杀戮中的恐惧。如果没有和平，任何人都不会有自由。《寻找<局外人> 》的“使徒在纽约”一章，充满激情地再现了这一历史场景，也因此，2016年的这场重读，作者卡普兰作为特别嘉宾为观众介绍了这一历史。

《寻找<局外人> 》也多处涉及阿尔及利亚的各民族混居的状况。阿尔及利亚是法国殖民地，相当于法国境外的三个省，欧洲人（法国人，相当比例的西班牙人，而且包括不少犹太人）是法国公民，当地人（阿拉伯人，柏柏尔人）多为穆斯林，是没有法国公民身份的。还原加缪创作过程发现，加缪在当记者时候报道过的司法案件后来都为他提供了素材，有不少是基于这种民族冲突的。有些比较严重，另一些，比如启发了《局外人》的海边杀人场景的一次沙滩斗殴，则是日常轻微的冲突。

《远离人迹》中的乡村教师是欧洲人，父母是西班牙裔，在当地人眼中，他是法国人；但在法国人眼中，他是阿拉伯人。这一身份的撕扯，在亲眼看到自己曾经亲如兄弟的战友被屠杀的时候达到顶点。如果不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就无法理解加缪的困境，也无法理解他说的“假如一定要在母亲和正义之间选择，我选择母亲”。

《寻找<局外人> 》的作者卡普兰提到，她在北非进行走访的时候才深刻意识到，阿尔及利亚人，法国人，美国人，大家对《局外人》这部小说都有不同的读法。比如关于其中被杀的阿拉伯人身份被忽视，作为中国人的我之前就没有意识到这会成为问题。萨义德就很早地对此提出了非常尖刻的批评。

但假如充分意识到《局外人》在讲一个“由于错误的原因被审判、由于任何情况下都不愿说谎而被判死刑”的人的故事，即能将这一令人困惑的主角与加缪一贯的人道主义形象统一起来，这部小说同样是个人的抗争。当然，在1946年这篇演讲之时，法国已经从占领中走出来，加缪已经由于《局外人》成名，在伽利玛工作并担任《战斗报》的主编。受到被占领的巴黎的启发、自1940年起开始写作的《鼠疫》，已经更多占据了他的头脑，并将最终确立他抵抗运动代言人和人道主义旗手的地位。

加缪在美国的这场演讲我在中文书中暂时没有找到译文，但他的1946年《战斗报》上的一篇文章，基本上就是这个演讲的延续，即《不做受害者，也不当刽子手》。其中有不少非凡的洞见，让这篇文章在今天看起来也是非常切身的。

不做受害者，也不当刽子手，是对《远离人迹》这部电影最好的解说。“也许有事业值得人去牺牲，但是没有事业值得人去杀戮。”

说起来加缪在中国受到关注，竟是因为两次疫情。2003年非典时，还有当下，都有很多人重读或首次读《鼠疫》。不知道，读者们都从《鼠疫》中看到了什么？在我看来，《鼠疫》与《局外人》和《远离人迹》一致的一点在于，加缪告诉我们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有选择的权利，都有自由的意志。附带说，启发加缪写作《鼠疫》的并不真的是瘟疫，而是战争情况下，被隔绝、孤立无援之中友谊的力量。他给帕斯卡·皮亚的信中提到他考虑的小说题目叫做“被隔离者”。引用一个朋友的话，“那里的鼠疫是比喻，这里的也是。那里有不同的抵抗方式，这里也有。”

加缪的和平主义被很多人认为是幼稚，Viggo提到他在法国旧书摊上想要买一本加缪的书时被摊主鄙视。桑塔格坦言加缪的道德有“智性上的弱点”（“多难弄懂的美德啊”）。然而这正是加缪的可贵之处：从虚无主义的深渊跃升至人道主义。苏姗·桑塔格说得好：“卡夫卡唤起的是怜悯与恐惧，乔伊斯唤起的是钦佩，普鲁斯特和纪德唤起的是敬意，但除了加缪以外，我想不起还有其他现代作家能唤起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