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途列车

在小柯博客上看到的电影归途列车，一直很想看，近来找到，看的时候，基本上是一路压着眼泪，有熟稔的场景，有辛酸的凄凉，有身临其境的感怀，有无处申诉的痛楚，有折返不了的怀旧，到最后实在忍不住，干脆哭了一场，然后冲了个脸，生活又像每日凌晨初生的太阳，什麽事也没有发生一般。

“我以为发现了问题所在，可我并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无力回天的感觉便是如此，譬如农村孩子的教育，豆瓣上有“父母皆祸害”小组，我以前也把问题孩子的责任推在父母身上，现在觉得还不一定，父母是直接原因，但他们自己也正是受害者，深层的原因可能正在这个文化体制，以及教育制度上，举个例子，农村父母的无奈是要赚钱养育孩子，他们每年大规模迁徙的目的是期盼自己与下一代的生活过得好一些，他们以过来人的口吻，老生常谈地告诉孩子，要好好学习，才能跳出农们。事实也是，读书并非让孩子在城市生活的唯一途径，但在选择有限的情况下，读书可能就是最佳途径。我有个当年的玩伴，近年来，他靠在城里包接水电工活计，混得风生水起，但是合工大学生宿舍的马桶漏水，他可以马上派人去维修，但不是第一次做马桶的时候便用最好的材料，而是故意要让它存在隐患。选择多了之后，同时水涨船高的还有心眼和算计。

孩子又因为没有父母在身边，有心事无处诉说，加上有些从小会背负沉重的体力劳动，稍有机会，逃离劳作，他们便会用腿投票，相比困兽一般被锁在学校与村子田地，一刀刀切着喂猪的野菜，电影中叫琴的女孩有句话说“自由就是快乐”，打工艰辛，但可以有凭劳动所得的收入，可以相对自由地支配，可以去烫个时兴的发型，这就是莫大的幸福了。至于在农村，孩子心理若是得不到有效疏导，被人顺手一指，他们往往便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与父母争吵之后的琴，独身来到深圳，做了酒吧服务员，那里群魔起舞，乱象丛生，她以后命运会如何，便不得而知。

不妨拾取电影中的几个片段。首先，自始至终，父母与子女都存在严重的沟通障碍，比如父母回家时最为关心孩子的是成绩，他母亲找叫“龙”的儿子要成绩单，便说儿子的成绩倒退了，以前是第三，现在是第五。中国父母普遍的问题在于大多要孩子拿第一，不是第一的，就算没努力，甚至就算倒退，但一个班只有一个第一，第一下面的孩子，日子大多都不怎么好过，不是被父母批评，就是被学校遗忘，或者作为互文的两者，兼而有之。甚至考第一的孩子也未必好过，据我观察，有不少父母的做法是，给考了第一的孩子一个奖励，譬如许诺给ta买什么东西，甚至有直接像做买卖交易一样给予孩子钱财，这样做并非鼓励孩子自主学习，而是有目的地引诱，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很多事并没有可见的“收获”，尤其是理想，爱好，精神等虚无缥缈的东西，那么如果一旦看不到这些有形收益，孩子学习与培养的动力也便可能丢失。

孩子们并不需要过早沾染大人们斤斤计较的契约约束，相反他们更需要在这个并不美好的社会培养兴趣，看到光明与希望，这些希望有一天他们可能会发现只是从人造手电筒发出的，但如龙应台儿子对她的疑问那般，“我才十七岁，不要教我那么多黑暗好不好…我才十七岁，我总得相信些什么吧”。如果可以说人不痴情妄少年，那么也可以将痴情换作天真，纯真，无知，等，到什么年龄做什么事，并不需要拔苗助长。让童年属于玩耍，便是要让成绩差也有存在的理由。

我妹以前天真，父母试图用自己的阅历来约束她，我觉得该放开，便劝说家人，让她出去走一趟，她回来俨然又变了个人，她自己也说这一行让她比以前知道了很多，至于到底有没有知道多少我又不得而知，至少她自己认为有收获，她也哭过，而有收获就一定就伴随有成长，眼泪也在某种程度上正好契合成长。眼界往往不是父辈们苦口婆心便能传输的，而是非得经过自己身临其境的一番体验才行。至于父母对于子女为什么有种种期许，恰恰是因为父母深知没有知识给自己带来的痛苦，无论是租住毛坯房，还是没有起早贪黑的忙碌，还是挤进火柴盒一般的车厢。我之前工作的小镇，工厂里有大量的四川民工，没事我就去车间找他们聊天，大热天，他们说自己睡不好，房间蒸笼一般，加上工业污水严重，绕着小镇的河水乌七八黑，蚊虫乱生，若是不用蚊帐，蚊子肆虐，但用蚊帐小电风扇的风便又被挡去了一半。逼仄的空间，转不开腰身的房子关起门来就活像一个密不透风的大暖袋。我们村里有位老人以前常说的一个笑话是，他早年跟某某一起进城，不知道厕所在哪，内急就找了个相对隐蔽的地方，正小解，被红袖章逮了个正着，抖抖嗦嗦的没尿成，还被罚了几十块钱。在多数农村父母的眼里，学习好就约等于以后可以进城生活，再推论就约等于可以在城里找个好工作，可以住上大房子。当然这些推论过程严重约等不了，那么父母是从哪里得来这些观点的？

这大概就要归结为父母自身的教育不足以及社会分配不公给他们造成的心理错觉上了。农村父母毕竟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少，他们朴素的脑子里对于孩子日后的前途，并没有太多的选项，除了弯腰刨地，自己深受打工之苦，便不愿意孩子也像自己一样加班到晚上九十点，本来强健的体魄在日日劳作中严重耗损。他们在试图为孩子规避着这些痛苦，于是若能看到某某人家的孩子考上了大学，日后将父母接在身边，便容易以此为榜样，用它作为孩子的励志梦想。

不过随着如今出路的增多，以及现实中大学生找工作的压力，有些父母又走上另一条极端，便是不再逼着孩子上学，而是放手随便，你上学也好，不上也罢，辍学了便赶着他们出去打工，毕竟眼前有利可图，到手的是红绿绿的毛票子，我们村里就有不少这样的父母，譬如我有个叔叔，他家儿子每个月在义乌会有多少收入，他说起来骄傲的神情便难以言表，随后还也会鼓动其他人，“你还不叫你家孩子出去打工，上学有什么用，现在大学生反正找不到工作”。

再看电影中一个冲突达到极点的桥段，就是琴的父亲因为琴自称“老子”，气不过，与琴大打出手，扇了她的耳光，将她打趴在地下。看这段，我撕心裂肺，问题远远不止在父母的教育，而更多可能是父母与孩子交往时心理埋藏的地位等级（这个词说来沉重，但我想想还是用了它），在中国文化的传统观念中，父父子子的权力结构，那是不能乱了顺序的。父母可以骂孩子，但孩子却不能口出狂言数落父母，即便父母是错的，否则就是忤逆，这个罪名很可以大到将人判刑，像卡夫卡有篇小说那样，父亲要儿子去跳河，儿子二话没说，居然真就去了！前些年村里听到一家孩子将父母告上法庭，三五成群的大妈大叔聚在一起，便会暗骂世风不古，子女不孝。但是孝道的前提同样是建立在平等对待的基础上，孝道更是个民主的过程，有父母小时候虐待孩子的，孩子长大，父母老了，躺在床上动不了，他便冷暴力以回复。发展到极端，像天生杀人狂里的例子，不堪折磨的女儿干脆伙同恋人将父母碎尸万段，这类报道在现实中也屡见不鲜。问题便在于这种自高自大的文化体系下，父母的作风威严，孩子的谩骂便是对他们威权的挑战。“老子“那是只有父母才能跟孩子说的话，除非是“反了，你”！

初中时有个同学，他说话便喜欢带口头禅，那种惯性的骂娘满嘴乱飘，我们私下里便会在心里琢磨，他在家里会不会也这样跟他的父母说话。说白了，这种”父父子子“的观念根深蒂固，每个中国人大概都有感悟。我记得我有一次顶撞父亲，那是我与父亲发生碰撞最为激烈的一次，他以付不起学费为由，含沙射影，要让我退学，我那会好像是高三，一下子来劲，把身上穿的那件衬衫一撕，上面的纽扣瞬间四处飞迸，我不愿意，不想把这些年的汗水白白浪费，便跟他吹鼻子瞪眼，要不是前面太太辈的赶来劝阻，我险些要跟他动起手脚。但后来我并不觉得自己做得对，而是为此谴责自己很长时间。

正是文化的这坛酱缸需要改变，或者至少可以说应该修正，才能顺带纠正父母的观念，他们不大会沟通的教育方式，他们内敛隐忍的情感与行为。打工为孩子，孩子却并不希望父母都出门打工，这绝非一个不能解决的悖论。既然出发点都是好的，为什么父母的愿景总与孩子达不成一致？我想我们缺乏的正是这样一种心理辅导机制，我们的教育是在灌输观念，却不怎么反省观念本身正确与否。就好象中国人养儿送终，为父独尊的理念，一杆子打死本身就有有待商榷的地方。

另一个让我觉得很无力的地方正在于文化观念的改变绝非一朝一夕，它是个系统工程，需要立足当前，通过教育才能大规模修正。而且这个过程可能并不会短，那些受转型期影响的人们，势必又会伤痕累累。

而我们的教育在干什么？它会叫人应试，甚至有些人，连这种受教育的机会都被剥脱，这几天报道的北京民工子弟学校陆续被拆除，叫停，（报道在此：http://vnetcj.jrj.com.cn/2011/08/16015210745551.shtml）， 多出来那么的孩子该如何安置，民办学校层次不齐，设施落后，手续繁杂，公办学校需要各种证明，这无疑又是给开后门，找关系留了条正当的腐败之路。再提一个教育问题的例子，是我姐姐的两个孩子，她们在集镇上上幼儿园，幼儿园分大小班，共计五十人左右，但只有一名老师，这位老师没上过什么正规的师范，也没有过什么正规的幼师经历，但她是当地教育局的亲戚。她的证明都是当地教育局颁发并认可的。

奥威尔（？）说过一句话，大意是这样，要是想治理好一个国家，最好的办法是让它的民众尽量处于蒙昧状态，他们一旦觉醒，或者接触到外面的新鲜思想，便会用来对比自己身处的世界。毕竟好与不好正是对比出来的，若是没有了对比对象，便没有了批评或好坏的维度。我老是觉得，国家教育投入不足，是有意的，它便不想让人们知道得太多。像这日益封闭的互联网，像要把人重新闷死的铁屋子。

当然，我非常希望这仅仅是我的小人之心。

　　我觉得一个好的记录片一定要在主观性和客观性上有着某种平衡。我的感觉是创作过程中导演主观的意识进入的太早，甚至在所有的功课和研究之前就已经形成了很清晰的立场，结果就是所做的准备工作和研究也是跟着主观的立场来进行的。然而这个先后顺序在任何艺术创作和设计的时候十分重要。
　　
　　今天去看了，导演也在那，觉得很一般，从他放映后回答观众问题来看，他拍片之前的研究和调查明显没做足。和那个家庭的磨合也不够深入，有些drama很刻意。不愧是剪辑师出身，画面的剪切和纯技术上那种可观性倒是不用说。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题材，可以挖掘的更深入。也许这是范立欣 的第一个纪录片，对过程的把握还不是很娴熟，而我认为一个好的过程（process）比结果更重要。当然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遗憾，就不在这多说了。

　　昨日中午，在广安市广安区大安镇回龙村，45岁的张昌华正忙着修补漏雨的灶房。十多年来一直在广州一家制衣厂当车工的他，用粗大开裂的双手，一趟一趟把灰沙桶和砖瓦往楼上搬。“导演送了我《归途列车》的DVD碟片，我早就看过了。”张昌华说，“家里人都不看，尤其是我老婆，她说太伤心。”张妻陈素琴则称，让她伤心的是除了拍摄过程太辛苦，最主要的原因是，女儿和父母之间的隔阂太深了……

　　《归途列车》

　　内容提要：

　　《归途列车》被称为“中国春运纪录片”，讲述张昌华一家3年来春节期间返家探亲的历程。夫妇俩为了子女到广州打工，但女儿选择退学，离家成为新一代的打工妹，从广州的服装厂到深圳的夜店，一次次选择刺痛了父母的心。影片用镜头聚焦小人物命运，包括农民工在亲情与生计间的矛盾，客观完整地记录了中国普通农民工的境遇。

　　获奖情况：

　　在美国，《归途列车》荣获美国洛杉矶影评人十佳影片大奖、美国导演工会最佳纪录片提名奖、第83界奥斯卡奖纪录片奖提名等10多个奖项；在澳大利亚，《归途列车》获得亚太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大奖；在加拿大，《归途列车》荣获多伦多电影节年度十佳影片大奖、加拿大电影学院奖基尼奖最佳纪录片奖、维多利亚电影节最佳影片等10多项大奖；在欧洲，《归途列车》荣获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全球纪录片最高奖项“伊文思奖”。

　　打工家庭

　　担纲纪录片主角

　　2006年至2009年间，导演范立欣和他的团队拍摄完成纪录长片《归途列车》。如今，片长87分钟的《归途列车》在全球获大小奖项30多个。从今年春运开始，该片在国内热映。

　　张昌华说：“2006年，小范当时是中央电视台记者，他来我们厂拍电视片《开往春天的列车》时和我认识。我觉得小范待人和气，不摆架子把我当兄弟，后来他说要拍一部我一家人的纪录片，我就答应了。这个片子一拍就是3年，直到2009年春节才结束。”

　　昨日，范立欣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说：“老张和陈姐很朴实，从不提物质、金钱方面的要求，他们身上的故事也很多，十分符合我想通过一个农民工家庭的故事来反映改革开放30年的要求。跟拍他们3年时间，我们成了亲人般的朋友。”

　　张昌华家离一条乡村公路不远，也算得上山清水秀。“拍片子的那几年内，小范他们3次来到我家。”2008年春节，范立欣和他的团队带着十几箱器材，从广州火车站一路跟拍到广安大安镇回龙村8组。“他们4个大男人在我家，两人睡床两人打地铺。”张昌华岳母唐廷瑞老太太回忆，“他们和我们吃一锅饭，生活上一点也不讲究。”

　　此前的2007年夏天，范立欣团队到广安拍摄。“当时天气炎热，每到夜深人静时，我就打来井水，让他们在后边的小坝子里冲个凉。”张昌华回忆。

　　昨日，范立欣说，拍摄纪录片不同于故事片。“我们只能采用跟拍的方式，3年内我们拍了大约有300多个小时的海量素材，最后提取了生活中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片段。”

　　隔阂太深

　　母亲不想看影片

　　范立欣说，两年前，《归途列车》在加拿大完成后期制作后，他第一时间将DVD碟片送给张昌华。“我放在身边，有时会看看。但因为老婆坚决不看，我就没把碟片带回家，老人和孩子都没看过。”张昌华说。

　　“我不看这个的主要原因，是女儿和我们夫妻之间的隔阂太深了，至今都没有化解。我一看就想哭，干脆就不看。”陈素琴说。

　　范立欣介绍，在《归途列车》中有这样一组镜头：张昌华希望女儿继续读书，但女儿始终不听还动了粗口，于是父女俩打架。女儿在和父亲的对打中对着镜头大喊：“拍吧！拍吧！你们不是要真实吗？现在你们看到了，这才是真正的我！”

　　“这场冲突来得很突然。当双方扭打在一起时，摄像师孙少光正巧站在门口拍摄，把我堵在了外面。很多观众告诉我，他们看到这里很震撼。在欧洲放映时，一个片商看完样片，第一个反应是告诉我说：他现在要马上给女儿打电话，因为很久没回家了。”

　　张昌华和小他1岁的陈素琴于1989年结婚，次年夏天生下张琴。“女儿一岁多的那年冬天，我南下广州，和她爸爸一起进制衣厂打工，从此很少回家。4年后儿子出生，姐弟俩是外公外婆带大的。”

　　2008年夏天，读完高一的张琴辍学到外地打工。“这些年她多次回家，但从来都是我们离开她才回来，包括今年春节。前几天她打电话给她外婆，说是要等春节后才回来。”陈素琴抹着眼泪告诉记者，“现在她不给我们打电话，招呼我们用的是‘你、我、他’。我们甚至不知道她在哪里，在干些什么。”

　　在陈素琴的记忆里，女儿最后一次喊她“妈妈”，是2008年春节从广州回老家时。“当时放寒假她来广州，随后我们一家三口回家过年。在广州火车站，因为南方冰雪天气，40万人挤在车站。挤车时她和八九个女孩突然倒地，幸亏十几个保安上来围成一圈把她们拉起来。我冲过去攥住她的手，她喊了一声妈妈，把我拉得紧紧的。”

　　外婆唐廷瑞说：“孩子很好的，在外边打工每个月都要寄几百一千元回家。就是脾气太犟了，总是说父母没关心她。”

　　今年17岁的张洋已放寒假回家，男孩沉默寡言。言及姐姐，男孩眼眶发红，说姐姐很关心他，每次回家都要给他买衣服，还请他吃火锅。

　　“她来广安找弟弟，直接去学校门口等，从不给我们打电话，吃火锅也不叫上我们。”母亲陈素琴说。

　　范立欣说，老张为孩子摆脱父辈的命运勾画了一条路：希望孩子上大学，到城里工作。恰恰因为夫妇俩常年在外打工，造成他们与女儿之间的关系非常生疏，双方的隔阂很深。其实这是现代农民工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他们为了生计不得不做出牺牲。

　　提前回家

　　修整灶房迎春节

　　2011年12月26日，张昌华乘火车从广州回到老家。“这是我外出打工22年来回家最早的一次。”张昌华说，“灶房只有一层又没盖瓦，经常漏雨，我只好提前回来修整一下。”张昌华所说的修整，也要花3万元。“今年打工收入有3万元，老婆这几年在家陪儿子读书，租房加生活费，每年都在两万元出头。修补房子的钱只有靠往年的积蓄。”

　　2009年春节，陈素琴回到老家后再没外出。“儿子当年读初三，再不能让他对我们有隔阂了。我回家陪读，他也很争气，考上了广安的重点中学，应该能考上大学。”

　　“今天是腊月二十三，过小年，家里过年的东西也置办得差不多了。但一想到女儿不回来，我的心总是隐隐作痛。”张昌华说，“这些年在外边打工，和孩子聚少离多，想来真是对不起他们啊。”

　　在场帮工的全是张家的邻居，他们开玩笑说：“你演的那个电影现在全国全世界都在放，你也算得上是国际名人了，今后的日子应该很好过嘛。”张昌华却满脸惆怅：“啥子名人哟，别个小范拍的是纪录片，我们讲好了是没有报酬的。再说了，钱再多又能怎样嘛，关键是一家人要幸福和睦。”

　　昨日，范立欣介绍，拍片过程他们没有支付张家人报酬。“虽然他们也的确没有提要求，但我目前正在想办法帮助他们。”范立欣说，“最近国内这部片子上映了，我们通过卖海报筹了一些钱，大概有1万多元，我打算送给张家，资助张洋读书。”

　　“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要小范的钱。今后张洋考上大学，我又要去广州打工，给他挣学费。”陈素琴说，“我这几年每到暑假都要去广州，在制衣厂里做临时工。现在年纪大了，眼睛不好使，穿针都很吃力，到时只能给张哥打下手，挣一个是一个了。”
——2012年01月17日腾讯新闻

我们自从离家的那一刻开始，便走上了一条回归之路，却永远也回不去了。

说实话，这是我近年来看到的最精致的中国纪录片之一，尽管它并不是那么纯粹的“国产”货。2009年岁末，美国《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中，有一个群体：中国民工。这部片子最大的价值就是用三年时间拍了中国外出农民工的一个缩影，拍出了所有为了生计被迫远离家乡的人们的心酸。

尽管对春运的疯狂景象已经有过感同身受，但是当2008年初那个雪灾之春的真实景象出现在荧幕上的时候，心中还是为之一震。当镜头落到广州火车站的个体和细节上，才能真切地体会到，60万人挤在如此狭小的一个空间里，几天几夜不停的打转，推挤践踏，呼天抢地，实在是形同逃难，一切尊严都不复存在。当年在新闻联播上看到的消息，不过是几个人头攒动的远景和一切井井有条的解说。

一个中年男子和他的女儿走散了，他想翻过一道栅栏去找她们，武警战士拦住了他。“你今天在那边站岗，明天你也和我一样走到社会上……”男人疲惫地论理，栅栏那边同样疲惫的小战士没有话，只是轻轻拍着栏杆上男人的手。

这就是中国的“人民”，也是全球化链条的最底端。改革开放了，经济发展了，中国“富强”了，欧美国家也获得了更多价廉物美的商品。付出的代价呢？却是这些为他人提供优渥生活的中国老百姓在承担，家庭分裂了，妻离子散了，曾经美丽的家园污染不堪了……尽管如此，他们依然没日没夜地努力地工作着，依然默默地消费着各式各样的食品——不管里面有没有不认识的化学成分。他们没有资本为工资微薄而抱怨，没有时间为公仆们拿着从微薄工资里扣的税住着联体排屋而心理失衡。他们一样为水灾，为地震而痛心哭泣；为载人航天，为奥运会而加油喝彩。他们打心眼里，就不想我们在任何一个方面落后于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民族。连美国媒体都知道向他们致敬，我们自己呢？

不是他们想离家，只是他们没得选；他们不想逃难般挤在春运里，只是他们没得选。

很可惜，在现在的中国，我们依然不能通过正规的渠道看到这样真实的影片。因为官老爷们心目中“真实”的中国应该是歌舞升平，“和谐”一片的，我们伟大而富强的国度怎么能有这样的辛酸呢？

曾经，中国人最重视的就是“家庭”；如今，我们只能远离亲人，“暂住”在自己国家，唯一能期盼的，就是心灵中的那片家园净土还能保留下来。

[导读]春运仅是这个时代的表象：如此多人在同一个时刻集体经历艰辛的奔波，却也是仅有的希望——这是他们一年中唯一能感到幸福的时刻，与家人重聚、享受天伦，对很多人来说，也是唯一赎罪的机会。
在导演范立欣看来，春运仅是这个时代的表象：如此多人在同一个时刻集体经历艰辛的奔波，却也是仅有的希望——这是他们一年中唯一能感到幸福的时刻，与家人重聚、享受天伦，对很多人来说，也是唯一赎罪的机会
2012年1月28日，农历年正月初六，晚上七点半，北京东城区一个酒吧里，四五十个外国人盯着墙角里一块临时支起的白色背板，黑幕中隐约传来火车行进的响声，很快，被嘈杂的人群闹喊声取代，音量越来越大。画面中出现了黑压压的人群，人声鼎沸，女人尖叫，警车鸣笛，武警举着扩音器不断高喊“不要拥挤”，但洪水一样的人群，夹杂着巨大的尼龙编织袋，冲过通道，奔向站台。
绿皮火车开走了，铁轨上的咚咚声渐远，画面恢复了沉静。
这是一部名叫《归途列车》的纪录片序幕，英文名叫Last Train Home——最后一班回家列车。
纪录片的主人公，是从四川到广东打工的张昌华一家，三年多时间里，摄制组追随他们，从广东到四川，再从四川到广东，拍摄他们的工作、生活、交流、争吵……夫妇俩用微薄的收入抚育家乡留守的一双儿女，期待孩子接受好的教育、改变命运，却事与愿违。列车是他们的主要交通工具，连接着家乡和工作，也承载着他们的无奈和希望。
虽然主打“春运”，但在导演范立欣看来，春运仅是这个时代的表象：如此多人在同一个时刻集体经历艰辛的奔波，却也是仅有的希望——这是他们一年中唯一能感到幸福的时刻，与家人重聚、享受天伦，对很多人来说，也是唯一赎罪的机会。
范立欣希望，能通过张昌华一家的命运，记录这个时代2.4亿外出打工人员的真实生活。这种真实，超出了许多观众的想象，以至于有观众感叹，“这不像是纪录片，更像是结构精妙的故事片。”

摄制组在广州火车站取景。图/ 受访者提供
大都市里的“城中村”
第一次见到张昌华和陈素琴夫妇，是2006年8月的一个傍晚。当时，范立欣已为寻找纪录片主人公碰了一个月的壁。
这里是广州市周边上百座“城中村”之一，城市化进程蔓延到此处之后，当地人修了私房，租给雨后春笋般做出口加工的工厂，渐渐成为数十万外来务工人员的集体居所。范立欣钻进每个工厂，像推销员一样，和每位能接触到的人聊天。
他很快发现，由于人口流动快，信任在这里很难建立。没人愿意和他说话，工人们抱以恐惧，担心聊天耽误做工赚钱;厂方认为他们是电视台来暗访的，有的敬而远之，有的见到就直接喊“走走走”。
走进张昌华所在工厂时，正是晚饭时间。因为只有半个小时休息，大多数工人都放下手里的活冲到楼对面的食堂，整个厂房，只剩下一男一女还在工作。
俩人看上去有四十岁，并排坐着，女人眉头紧锁，手腕纤细，穿着粗布深色衣裤，腰间裹着围裙，长发随便扎在脑后，一抬头，现出很长的抬头纹;男人的表情倒是平和得多，五官轮廓明显，两个人都安静地盯着手里的布和缝纫机的针。
范立欣坐到女人身边，开始和她聊天。
夫妇俩来自四川省广安市大安镇回龙村，男的叫张昌华，女的叫陈素琴。1990年，他们扔下刚出生八个月的女儿给外公外婆，到广州打工。
“离开家，一心想着赶紧到城里找工作能赚钱养活孩子。那时候女儿不到一岁，我是掉着眼泪出去的，最后一次抱她是在我妈妈家。出来以后每次收到家里的来信我都会掉眼泪，饭都吃不下去。如果要看信的话，就得把饭吃了再看。”陈素琴是个老实人，不太会拒绝别人，有问必答，张昌华只是默默听着。两个人始终没停下手里的活。
范立欣直觉地认定，这对夫妇就是纪录片的理想主人公。
夫妇二人不懂什么叫纪录片，一直问：“要收钱吗?”范立欣一再强调分文不收，软磨硬泡一个星期后，两口子终于答应了。因为两口子是在这个厂十来年的老员工，本人同意后，老板也没有阻拦。
从这天之后，范立欣渐渐接触并了解了这批生活在“城中村”的农民工，他们居住在城市，过的却既不是城市生活，也不是农村生活，仅仅是“机器”一般的生活。
每天早上八点起床，到宿舍楼下的食堂吃过早饭后，他们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除了中午和傍晚各有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工人们都坐在自己的工位上，直到夜里十二点。
这种看似苦工的工作，却是出于自愿。薪水按件计算，每缝一件衣服10块钱，夫妇俩一个月能赚5000块钱，一半寄回老家，另一半存下来，过年一齐带回去。工资是现金结算，工人们从没签过就业合同，更别提各种劳动保障。
八月流火，工人们终日闷头工作，一栋七八层的板楼里有两三家工厂，几百名工人。范立欣不知道这些工厂的名字，也不确定它们有没有名字。每间厂房里都是一排排的缝纫机一齐嗡嗡响地集体工作着，屋子一边排满了蒸汽熨斗，另一边工人们举着电锯裁衣服，高高的台子上堆着碎布，碎布堆里，一个几个月大的婴儿在睡觉。裁布工人按照图纸裁好各个部位的布，缝纫工人把布缝在一起，熨衣服的工人把它们烫平。
厂房里闷热难耐，范立欣最不能忍受的是空气中弥漫的粉尘和布屑，往往是一进门，就咳嗽不止。只有个别年轻人会拿块布挡在口鼻处防尘，绝大多数工人都没有防护意识，因为几个月后，所有人都已适应不再咳嗽了。
十几年来，张昌华和陈素琴在广州从未在城里消费过。“城中村”就像是工人们的小堡垒，城里人不进来，村民也很少出去，每月放假的那天会出村，因为要到附近的邮局寄钱。
“城中村”生活配套齐全。张昌华偶尔会在夜市下次馆子，最爱水煮肉，油重，味道也重，但最重要的是便宜，一大盆只要十几块钱，比村外的城市里低很多。
范立欣觉得，在他来之前，可能张昌华和陈素琴从来没有把他们的故事讲给任何一个人听过，这个地方每个人的经历都相似，大家没有分享的意愿，也没有分享的空间，所有人争分夺秒做更多的衣服，赚更多的钱。摄制组由一批有共同志愿的人士组成，制片人赵琦、韩轶，摄影师孙少光，都是范立欣的老同事，录音师则是范立欣的哥哥，专程从老家来帮忙。最初的一年多时间，大家都是义务工作，没有工资，直到2008年初，一个加拿大投资方看了素材后，才投资了100万美元。

《归途列车》导演范立欣。 摄影/ 本刊记者 甄宏戈
回龙村
张昌华和陈素琴都生于1960年代末，两人相差一岁。因为穷，他们都只上完小学便辍学了。整个80年代，他们都在务农，这时，中国的南部地区正在崛起大片的工厂，急需大批工人去完成大量的外贸订单，于是，农村中有眼光的人开始迁移到南部经济发达地区，做起了产业工人。
张昌华和陈素琴便是最早被裹扶在这持续二十年的迁移潮流中的两个人。他们的家乡四川省广安市大安镇回龙村，地处四川东部，景色秀美，但交通不便，经济以农业为主，人均田地又很少。他们说，从当年到现在，不出门打工，在村子里会被人看不起，被骂“懒”。
抛下刚出生的女儿南下，对于陈素琴来说，是心中抹不去的伤痛，但支持他们的动力也很强大：赚了钱，让儿女好好读书，将来上大学，不再重复他们的命运。因此，陈素琴和大女儿张琴每周一次的通话中，陈素琴不变的嘱咐是：要好好读书。往往是这边重复唠叨着，电话那边的女儿便不答话了。
镜头一转，碧水青山的回龙村，夕阳下，张琴正熟练地挥动镰刀割草，割了整整一箩筐后才回家。这一年，张琴17岁，已长到一米六出头，和父母身高差不多了。
不远处一幢二层小楼，就是张琴家，这是用张昌华和陈素琴多年打工攒下的钱，最近两年盖成的。但也只有一幢楼房，三间卧室，一个客厅，除了一台很小的电视机、冰箱和几件简单的家具外，家徒四壁。
张琴蹲在门口，把刚背回来的菜叶切成段。她告诉范立欣，村子里像他父母这么大的人都外出打工了，和她一样大的孩子，到了上高中的年纪也辍学打工去了。
抚养张琴长大的外公几年前过世了，外婆年岁也大，家务活都是张琴做，收割、喂猪、做饭……晚饭时，外婆又唠叨起姐弟二人的学习，张琴有些不耐烦，不断地扇蚊虫、挠头发，弟弟张洋始终沉默。
外婆告诉范立欣，自己年轻时学习很好，本来可以通过考学去到城市，为响应当时国家“搞农业第一线”号召留下来，没想到，受了一辈子穷，常常“吃了这顿找下顿，衣服全是补丁”。因为穷，她的孩子也没能好好接受教育，老人家便把摆脱贫困的愿望寄托在第三代身上。
张琴却决心要离开。她觉得这里“不好玩”，已经辍学打工的伙伴们，过年回来展示他们的新手机、新衣服，描述城里的生活，令张琴向往，她也并不认为，好好读书，能带来多好的机会，更不愿再依靠父母生活。
这一年给外公上坟时，她哭着说：我不想见到爸妈，你也知道，我和他们的关系一直不好……“这里一直是个伤心的地方”。
张琴告诉范立欣，“我要追求自由。自由就是幸福。”
这年夏天，张琴只身一人，追随先她去打工的朋友。“自由”后，张琴第一次烫了头发，第一次喝了酒，和工友们倾吐自己从小没有受到父母关爱的痛苦。工友宽慰她，“他们赚钱也是为了养你嘛。”张琴不屑地反驳，“一切都是为了钱。”
得知女儿辍学打工，张昌华几次到张琴打工的地方看她，或给她打电话，劝她回乡读书，都没成功。父女二人常常是静静地坐着，相对无言。张昌华后来说，自己读的书还没有儿女多，好多话，想到了，不知该怎么说出来。于是翻来覆去只有一句：还要不要回去读书嘛?你想好了噻?
女儿则轻描淡写地答：还没想好。
战争般的春运
将打工与家乡连接起来的，便是春运。有外国观众看过后告诉范立欣，“这简直就是在打仗。”即使是范立欣，在没有拍摄这部影片时，也想象不出这个过程是这样艰辛，而又充满期待。
十几年来，张家每年可以一家团聚的时光，就是春节。然而，春节回家，又是一场磨难。每到这时节，工人讨论的话题都离不开车票，什么时候、去哪能买到票。张家夫妻俩常常跑一个星期火车站，也买不到回家的票，好不容易搞到票了，那个兴奋劲儿，没别的表达方式，就是一个劲儿地笑。
然而春运期间在火车站拍摄也非常敏感。买不到票的人常常把摄制组当成电视台采访的记者，围着摄像机，不停地控诉。
即使买到了票，归途依然漫长。他们要先想办法到四川达州，再坐长途大巴到广安，再坐船，再坐大巴，才能回村。下了车，村里人相见，问候语都是：“哟，你哪天回来的?”
拍摄过程中，刚好经历了2008年春节前那场罕见的冰冻天气，冻雨落在中南大部分铁路列车的电线上，结成了冰，几乎全国的铁路客运都瘫痪了。
归乡心切，人们怕错过每一个回乡的可能，于是带着行李，昼夜守在车站。据统计，这年春节前，广州火车站平均每天的滞留人数达15万，最多的一天有24万人。范立欣挤在人群中，多次整个人被夹起来，双脚无法着地，像水一样随着人群四处流走。踩踏事件不断发生，地上到处是被踩掉的鞋子。
片子里有个镜头，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穿着粉衣服，哭着被人群挤了出来，背上的大包被挤掉了，她在旁边歇息了一秒钟，一个武警帮她把背包放到肩膀上，她拉了拉带子，头也不回，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大哭大喊地又冲回人群中。
范立欣说，每次看到这个镜头，他都会流眼泪。“我很能理解，那个小妹妹为什么一秒钟都不能耽误，这是她回家的唯一机会，如果不赶上这班车，就意味着一年不能见到家人。因此没人舍得离开，他们必须踏上一班列车，别无选择。”
镜头中，武警排成人墙阻拦往前冲的人群，焦躁的旅客和武警不断争吵，年轻姑娘被挤得当场昏过去……
困在火车站的第二天，摄制组有个机会爬到广场对面的高架桥，拍摄全景：细雨，广场里，站满了人。为了保证秩序稳定，人群被栏杆隔开，站前广场被分成几个区域，每块容纳几千人，每隔三四个小时，栏杆就会打开，人们便从一个区域跑到下一个。其实，根本没有车来，但人们都觉得，移动就意味着希望，事实上，他们不过是围着广场不停地打转。
被困了七八十个小时后，摄制组终于跟着张家人上了火车，人们总算能平复一下连日焦躁的情绪。车上每个角落都站着人，包括洗手台和卫生间，大多数人都筋疲力尽，瘫成一团。
从广州到四川，火车要走三天两夜。人们一边谈论回家的迫切心情，一边抱怨今年赚得不多，越来越累，再这样下去，就不出来打工了，在家附近找个地方工作。
拍摄纪录片这几年，范立欣听过许多这样的谈话，但每年春节过后，这些人还是会一起回来。在城里打工虽然辛苦，然而留在农村，却是完全没有希望，既没有地可以种，也无法养活一大家人。
看不见的未来
范立欣没有想到，千辛万苦回家过春节，等待这家人的，却是积蓄了十几年矛盾的爆发。
陈素琴一进门，便拉着一年没见的张洋问长问短，然后说：妈妈辞了工，回来带你读书好不好?
张琴在一旁接话说，“张洋，放心吧，她不会回来带你的。”接着补充，“他们都是无心的，只是在有心地说。”
这激怒了脾气温和的张昌华，他大声质问女儿：“你告诉我，你到底想我们怎么做?”
“我晓不得。”张琴眼睛看着电视，大声顶回来。
父女俩开始你一句我一句地争吵，张昌华埋怨张琴辜负父母，荒废学业;张琴则埋怨父母从没给过她真正的关心;陈素琴只皱着眉劝：不要说了，不要说了，越说这些越难过。
“你只认钱。”张昌华说。
“我本来就只认钱不认人。”张琴回敬。
“你给我出去！”张昌华说。
“老子就出去！”
张昌华从椅子上跳起来，冲向女儿连扇几个巴掌，“老子！哪个是老子！”
张琴毫不示弱，与张昌华扭打在一起，边打边说，“是你们逼我的。是外公把我带大的，你就不是我老子。”
范立欣被这场出人意料的“战斗”惊呆了，下意识地要上前阻拦，先被摄影师拦了回去，但父女俩越打越不可开交，他还是冲上去把两个人拉开了。
年夜饭桌上，很长一段时间没人说话，只有陈素琴和外婆一直在哭。没过几天，张琴就搬到舅舅家去住了，直到父母离开，她才回家。
张琴后来告诉范立欣：她恨爸爸。
临走前，陈素琴去当地的小庙拜菩萨，她点上几柱香，跪在菩萨面前，双手合十，嘴里念叨：“我也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希望您保佑她改正归邪，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要她明年听话，我一定来还愿。”
放映现场，常有观众在听到“改正归邪”时笑。范立欣说，他本可以在剪辑中把这个小小的错误改过来，但他不愿意。他看到，这是一个对生活束手无策的母亲，只好诉诸神灵，因为没受过多少教育，经常说错话，这又是“更深层次的悲哀”。
张昌华和陈素琴最终放弃了对张琴的要求。陈素琴说，“现在活路这么多，她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就凭自己的本事了。”
春节过后，张昌华、陈素琴和张琴，再次踏上南下的列车，但他们的目的地，已然不同。
自那以后，张琴始终漂泊在外，去过深圳、武汉、北京，做过服装厂工人、酒吧销售，哪有工作就漂到哪，却很少回家。她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过一天算一天吧，计划赶不上变化。范立欣总问她，想过未来怎么样吗?她答：“我也不知道，也许我没有未来吧。”
由于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整个中国对外加工产业全面萎缩，张昌华所在的这家工厂靠从各个地方啄食，勉强维持生计。但订单少，赚得少，陈素琴终于下决心回老家去。她说，“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儿子像女儿那样。”
张昌华沉默良久，轻声说，“少种点田。”
影片结尾，广州火车站，这次，是陈素琴一个人回乡，张昌华替她背着行李，一直送她到检票口，只说了一句，“票拿好”，夫妻二人就被进站的人流冲散了。陈素琴消失在人群中，张昌华却一直在检票口望着，望着，许久后才转身，走向城市的夜色。
范立欣给这部影片起名《归途列车》，其实是想提问：这些在外漂泊、居无定所、为生存耗尽仅有力量的微弱个体，他们的归途在哪里?他们的未来又在哪里?
拍摄结束后，范立欣依然和张家人保持着联系。
张洋成绩优异，考上了市重点高中广安二中。陈素琴在学校附近租了间房，陪在儿子身边。
外婆独自一个人留在老家，守着仅能维持自家伙食的田地。
张琴到处漂泊，基本没和父母见过面。
一家的经济收入都靠张昌华，但他却感觉身体大不如前，腰酸、眼花，从二十几岁外出打工，他最好的人生年华都在昼夜不歇的工作中度过，他感到自己“可能干不了三五年了”，但越觉得能干的时间不多，越变本加厉地加班，想再多赚些。
一家五口，就这样四分五裂地各自生活着。
纪录片剪辑完成后，范立欣曾给张昌华寄去一张DVD。张昌华看过之后告诉他：“后悔啊，不该打女儿。”
其他人没看，怕心里难过。陈素琴告诉范立欣，2008年雪灾那年在广州火车站，张琴在人群里差点被挤倒，害怕得大喊了声“妈妈”，那是她印象中最后一次听女儿喊妈妈。
（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