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心

大哥好当，大嫂怎么办呢？龚全珍还没有找到答案。
　　她奔波了那么多年，落脚到新疆时，以为此生就安定了。说实话，她一点儿也舍不得离开新疆。从1950年进疆，一直到1957年返乡，在新疆生活了八个年头，龚全珍从未想过有一天会离开这里。当初进疆，部队号召大家爱新疆，扎根新疆，号称要世世代代做新疆人。她感觉很安心。
　　新疆很美。有她从未见过的山川美景旖旎风光，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化多姿多彩，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简单、纯粹、热烈、深情，这一切都令她陶醉。
　　她更舍不得八一子弟学校的那些孩子，天真烂漫，活泼自由。她爱他们，她喜欢教师这个工作，她愿意做一辈子教师。
　　还在新疆时，她问过甘祖昌：
　　“江西老家有学校吗？”
　　“你问得奇怪，全国都有学校，老家怎么会没学校？”
　　“那里的学校缺老师吗？”
　　“这个我不知道。噢——你是怕回去了没工作做吗？没饭吃吗？”甘祖昌反问，“你只能当拿工资的老师吗？学校不要，你就不能当义务教师，就不能给群众扫扫盲？”
　　龚全珍知道，丈夫平时是话不多的人。一旦他开起“连珠炮”，往往自己就不知该如何应对了。
　　她觉得太突然了，心说，我又不是见钱眼开的势利小人，只是想继续做老师。但当义务教师、给群众扫盲，确实没想过。至于说怕没饭吃，当然不会了，你有饭吃，我还能饿着？再说了，我还有双手！
　　不是说下田去种地吗？走，去就去。她赌了一口气，要跟丈夫一样，下田干活去。




　　乡亲们都看着。
　　小山村几十年了，没出过大人物，走出堂堂一个将军——从农民到将军，泥腿子到将星闪烁，真不简单。可从将军再到农民，从云端重返土地，人老几辈没听说过。
　　甘祖昌知道乡亲们都在看。多年以后，他在自传《战斗在农村》一章中说：“我带着爱人、儿女、孙子愉快地回到农村，乡亲们都感到很稀奇，不相信我会参加劳动，更不相信我会扎根农村。只有用我的实际行动来说明一切吧！”
　　身为将军，甘祖昌的“实际行动”也跟常人不一般。回到老家，他一改在新疆军区时的生活习惯，不穿鞋了，变成个“赤脚大仙”，光着脚板，走路带着风，唰唰地，一个字，快！
　　龚全珍纳闷又觉得好笑。中国人都离不开土地，到老家了，亲近土地，接接地气，可以理解。
　　可不过三五天，老二突然悄悄地对龚全珍说：“爸爸变坏了！”
　　“哦！怎么个坏法？”
　　“他不准我们穿鞋，还让我们捡臭狗屎！”
　　不，穿，鞋！
　　捡，狗，屎！
　　发生了什么事？
　　的确，回乡第二天，一大早，甘祖昌就喊了当年的乡苏维埃主席甘美恩，一起到村子里和田间地头走走看看，顺便走到供销社买了几只大筐。
　　到了第三天一早，孩子们还在梦中，就被他一个个喊起来，一人发一个筐，“捡粪走！”
　　甘祖昌的侄子甘来朗后来在《忆伯伯带我们拾野粪》文中回忆说，当时我十二岁，伯伯带着我们五个孩子，一大早就起来拾野粪。“我们都打着赤脚，踏着露水，凉丝丝的”。
　　捡粪，在农村是一项再普通不过的劳动。俗话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那时，莲花县还未使用化肥，种田都靠农家肥。各家各户，自己积储。
　　甘祖昌在村里察看时发现，牛粪、猪粪有人捡，唯独最肥的狗屎没人捡。他带着孩子们捡了三四个月，给队里积了不少肥。要么说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呢，渐渐地，别的社员也跟着起早捡粪了。
　　甘祖昌对孩子们说，捡粪的多了是好事，我们不要跟人家去争啦。不过，以后每天还是早早起床，去割草。牛吃草，草也可以垫圈，垫了圈的草也是肥。他手把手地教孩子们使用镰刀割草。
　　龚全珍开始还有点担心，十来岁的孩子，别让刀刃伤着，可孩子们学起新鲜事来很快，一个个有模有样。
　　乡下的生活，在小孩子的眼里是新奇有趣的，有什么事都给妈妈说。还是刚开始捡粪的那会儿，有一天，老二又给龚全珍报告爸爸的言行：“爸爸说，肥多粮才多。他捡得好快呢。我们还没捡上半箕，他就捡满一箕。爸爸还说，狗屎最肥，猪屎第二，牛屎差一些。这个‘知识’你不知道吧！”
　　看着老二得意的神情，龚全珍觉得好笑：“爸爸的‘知识’，妈妈这个当老师的可教不了。”
　　老二说着话，眼睛也没闲着：“哇，妈妈你看，这里有这么多狗屎，没人捡，这里人真懒！我要去告诉爸爸，赶快到这里来捡！”
　　说着就跑掉了。
　　龚全珍感觉真有趣。一个月前还是城市娃娃，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娇生惯养，吃糖都要挑高级的，现在居然光着脚在土地上乱跑，变成个农家子弟了。她担心孩子光脚会生病，甘祖昌却说，这叫“练脚”，不练，将来怎么干农活？
　　龚全珍就笑，好嘛，你赤脚也就算了，一家子都搞成“赤脚大仙”，还人人拎个粪筐。即便是几十年以后，一想起这个画面，龚全珍还是想笑。
　　她笑丈夫、笑孩子，没想到自己也被人“笑”。
　　转年春天插秧时，龚全珍也去田里帮忙。她见乡亲们赤脚踩在泥水里，低着头，弯着腰，把手中的秧苗齐齐地插进水田，又快又好。心想，这活看起来不难嘛，动作优雅，还挺美好的。
　　谁知脱了鞋子，一脚踩在田里，她就知道麻烦来了——明明是自己的腿脚，怎么就不听使唤了。泥水又滑又黏，好像下一步就会仰面朝天滑一大跤，浑身上下搞成个大泥人。
　　龚全珍汗下来了。她张开手臂，小心翼翼地在秧田里一点一点蹭着步子。可水田里的其他人都躬着腰，飞快地退着走，插秧又快又齐。
　　她想到那首《插秧偈》，相传是唐朝的布袋和尚写的，确实写得好——“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心底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
　　可她现在没法让心底清净啊，心缩成一团，万一滑倒了多丢面子啊。
　　龚全珍被大家包围在中间，动弹不得。别人一会儿过来一会儿过去，走了好几个来回了，她连一行也没插完。她有些懊恼，手脚怎么这么笨啊。
　　春季天气多变，微风吹着，一团乌云飘过来，恰好遮在水田上，雨点噼里啪啦打下来。大家从田里拔出泥腿，一阵风跑去躲雨了。龚全珍可就为难了。那条坑坑洼洼的田间小道沾了雨水，她走在上面，像踩在冰上一样滑溜，一步一趔趄。
　　哧溜！吧唧！她终于滑倒了。好几跤跌下来，整个人连泥带水。她身子都不敢伸直，越是怕，越走得艰难。
　　两个好心的村妇返回来扶着她，左一个，右一个，这样“保驾护航”，终于胜利走出了稻田。那个狼狈劲就甭提了。
　　等到好不容易回到家，她呀，似乎连路都不会走了。
　　甘祖昌见了，问：“插秧怎么样啊？活都干完了？”
　　龚全珍不好意思，搓搓手上的泥：“农活没干多少，还给别人添麻烦。”
　　甘祖昌故意说反话：“走路你都不会走了，怎么去种地啊？”
　　龚全珍恍然大悟。原来当“赤脚大仙”不光是为了省鞋，也不是什么接地气。在农村，不会赤脚走路，你就没法劳动啊！
　　孩子们早都能熟练地赤着脚干这干那。她后悔没跟着早一点一起练脚，要不然也不会出这洋相。
　　有一天，生产队社员们开会，李延恩老汉说，祖昌离家革命30年，重返故里，到底还是一身种田人的老本色。
　　作为初来乍到沿背村的新社员，龚全珍也看在眼里。丈夫带着全家回乡，面对“将军能不能当农民”的普遍疑问，他从捡粪、干农活这些最普通的劳动开始，意义不一般。
　　这是甘祖昌带动全家做出的第一步回答。
　　对龚全珍来说的难事，在甘祖昌看来，根本不是什么问题。难怪他在新疆时那么自信地要求回家来种田。龚全珍终于见识了，丈夫确实是把种田的好手。犁、耙、插秧、割禾，样样能干。他常常把自己搞得一身土，还说：“身上没有一点泥土味，就容易染上臭气！”
　　龚全珍知道，这是甘祖昌的“本行”。
　　她早就听说过，当年，甘祖昌在延安参加过大生产运动。1939年，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荒种地。甘祖昌时任三五九旅供给部副部长。那时，他34岁，正是精壮的汉子，每天能开荒一亩多地。
　　开荒没锄头，动手自己造。甘祖昌带着一帮士兵，收集废铁，架起炉火。叮叮当当，一连锻造了十多天，每人都有了一把锄头。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就睡在地头上。很快，缺衣少食的部队吃上了小米、玉米，不再顿顿黑豆了。也穿上了棉布、毛线衣，衣服就是甘祖昌带人创办的大光纺织厂生产的。
　　那时，甘祖昌负责了好几个军需手工厂，有纺织厂、鞋袜厂，还有一个修械所。厂房是新挖的窑洞，又上山砍树，制造土织布机。建厂房、造设备、搞原材料，白手起家，甘祖昌领着大伙一起干。
　　龚全珍后来见过一组照片，是军旅摄影家袁国祥当年拍摄的这段场景。窑洞门前、茅草棚下，战士们浆纱、洗毛呢。几架纺织机一字排开摆在院子里，织布女工站在机器前，操作自如。老照片已经发黄，观看者却似乎能听到“哐哐”的织布声。
　　那时边区缺医少药，日用品也极缺，甘祖昌又搞了个大名鼎鼎的大光商店，到边区以外用土产换回需要的物资。他是个解决难题的高手。
　　而今回到乡下，还没几个月，甘祖昌又发现问题了。他把全家人召集到屋后的虎形山上，说：“我们这里人多田少，大家看看，这么好的矮山，让它荒着！多可惜！我们把它挖开，种菜种果树，变成花果山多好！”
　　弟弟洪昌说：“大哥，不是我们怕苦怕累，不愿开荒。早几年就试着开过荒，结果什么都没收到。”他蹲下来，抓一把土，团在手心里黏糊糊的捏不碎，“你看这土，都是死黄泥，不长东西。不是打击哥哥你的积极性，红壤恶土开荒是白费力，实在是不生作物。我们不要再浪费劳力啦。”
　　洪昌说的也没错。江西丘陵地带多红壤，呈酸性，肥力较低。有些荒山的植被都不茂盛。洪昌他们前几年就在虎形山上开过荒，还咨询过老农，看有什么办法能治理。老农摇头咋舌，说了一句俗语，“生成的眉毛，长成的相”，谁能治理得了？祖辈都没在太岁头上动过土，只有傻子才干这种无效劳动。洪昌一听，也就放弃了。
　　甘祖昌呵呵一笑，不为所动。他踩踩脚下的土地：“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何况土地呢。红壤土缺乏有机肥，这个没错，科学家研究定了。但这种情况不是不可以改变的。不是死黄泥种不出东西，是开荒的方法不对。你们是不是一锄头挖下去，把上面的土翻到下面去啊？那不行。挖得浅，水渗不下去，太阳一晒，种什么都得晒死。”
　　他讲起当年开荒摸索出的经验：“南泥湾的土质比这里还差，怎么就长出好庄稼了？是找到了科学方法来改造它嘛。你们看这样行不行：先把表层的土挖到旁边，再深挖下面的土，得挖一尺以上，然后再把表层土盖在面上。这个表层土很重要，腐烂的草啊叶子啊，都是肥料，再施农家肥，改善土壤。这样开荒，一定能种出好东西来！”
弟弟们听了将信将疑。洪昌说：“听起来，大哥说的挺有道理，那我们就按大哥的方法试试吧。”
　　甘家兄弟开荒的消息在沿背村传开，来瞧稀奇的社员很多，七嘴八舌说什么的都有。有人说，这是自讨苦吃。还有人说，这就叫出力不讨好。
　　龚全珍也不太懂，也劝说丈夫：“你身体不好，要多休息，这么大的荒山，一旦没结果，劳而无功，这又是何必呢。”
　　甘祖昌对龚全珍说：“先开一块地试试看嘛。事在人为，我相信有办法改造它。”他又给众人讲了一番开荒方法，大多数人都摇摇头笑着走开了。后来，弟弟们也走了——那个年代还是人民公社时期，社员要集体上工，随大队一起劳动，开荒这样的“闲事”，只有甘祖昌一个人天天扛着锄头上山，挖山不止。



书名：《本色》
作者：木闻
出版：西北大学出版社
定价：68.00元

联系电话：029-88302621 88303593

水库工程在众人的期待中稳扎稳打地开建。甘祖昌每天泡在工地，几乎不着家。龚全珍也继续着学校的教学工作。这同样是个细活，不仅要细心，因材施教，还得有爱心，诲人不倦。
　　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做龚全珍的学生，就是如此。可龚全珍自己的遭遇，并不是这样。
　　在她上小学四年级时，有一个数学老师，教学方法有些“古板”，其实就是一个字——打。每次考试，一旦出错，不问做错的原因，劈头盖脸就打。
　　有一次，龚全珍错了一道题。按照数学老师定下的规矩，要抽两教鞭。可她偏偏在接老师递来卷子的时候，一不小心，没接住。那个老师一下愤怒了，做错了题，还敢闹情绪！以为是龚全珍故意不接，不但抽了那两教鞭，又补抽了几下，还恶狠狠地吼道：“怎么？还不服！”
　　龚全珍委屈极了，不敢回应。
　　那男老师露出瞧不上的神情，突然没由来地恶狠狠道：“你要是能考上初中，我就不教书了！”
　　这句话深深地刺伤了龚全珍的自尊心，她把它埋在了心底。她没有被这句嘲讽打败，而是自强自立，感受到一种激将的力量。
　　如今，年已耄耋的龚全珍老人回想起这幕往事，早已淡然，她说：“换一个角度来看，我真要深深地感谢这位老师，是他激发了我的斗志，我不服输！”
　　两年后，龚全珍报考了中学。出榜时，她看到了自己的名字。第一件事，就是立即跑回小学母校，找到那个说　　她“要是能考上初中，就不教书了”的男老师，向他报喜。
　　龚全珍仰着头，看着数学老师。老师听到她的话，刷地一下红了脸。
　　不知那位老师后来会不会有所改变，龚全珍却由此明白了一个道理：冷嘲热讽，从来都不是教育的好方法。她受到了激将，从而奋发，但也有另一条路，自暴自弃。孔夫子循循善诱，善于引导学生进行愉快的学习，这才是好老师、好方法。
　　龚全珍有幸遇到过一位这样的好老师。她一直记得这位老师的名字，直到现在她已九十多岁了，还能一口说出老师的名字——边瑞雯。
　　五年级时，小学来了几个师范学校毕业的女教师。边老师当了龚全珍他们班的新班主任。她对学生和蔼可亲，说话柔柔的，讲课很清楚，同学们有点进步她就表扬，毫不吝惜赞美。
　　龚全珍也很喜欢边老师。有一次，边老师没提前通知就来家访。妈妈有些担心，问：“是全珍在学校犯了什么错么？”龚全珍也胆怯地躲到门后不露面。边老师笑着说：“没有，没有，全珍是个好学生，班上前三名，爱干活，和同学们很团结，大家可喜欢她呢。”
　　妈妈一听，绽放一脸笑容。龚全珍也跑出来给老师倒茶。
　　这是龚全珍人生第一次得到老师的表扬，记忆终生。或许，献身教育的爱心种子，就从那时悄然种下、渐渐萌发。
　　刚到莲花县当老师时，正是“大跃进”时期，龚全珍常常带领学生外出参加劳动。劳动中难免磕磕碰碰，蹭破皮啊什么的，会受点小伤。那个年代，人都活得粗糙，卫生医疗条件也不比现在。可龚全珍很在意这些看似的小事。伤口不上药，就会化脓感染，小伤口搞不好会出大问题。这时，她以往的经验知识就派上了用场。
　　还是在抗战时期，龚全珍就读的河南淅川一中，有位校医韩大夫曾经教会她一些医疗护理知识。
　　龚全珍就准备了一个小药箱，买了些外用和常见病的内服药，当起了学校保健员。外出劳动时，她也背着。平时，孩子们有个头疼脑热，或是跑步摔跤蹭破了膝盖，都找她要药。
　　有天早操，龚全珍检查学生寝室，发现一个小男孩躺在被窝里，小脸红红的，还在发抖。龚全珍摸摸他的头，好烫啊。问他怎么不舒服，说头疼。看来可能是重感冒，吃药不管用，得打针。
　　学校离县城二十多公里，不能把小男生送到医院去，远，也没有钱。
　　龚全珍自作主张，买了针管和注射药水回来，她问自己，敢打针吗？
　　敢！
　　她把针头在火上消了毒，吸了药水。
　　打针之前，她又一次问自己，你为什么要冒风险做这样的事情呢，你有把握吗？
　　她又自问自答，有把握。
　　龚全珍想，我是韩大夫的学生，多年前，韩大夫就是我的榜样，我还怕什么！再说早就学会了打针的要点，做好消毒，找准位置，一下就打进去了。
　　她拿起针管，按照规定的操作细心消毒，然后扎了下去。小男生退了烧。
　　这一下，龚全珍更自信了。感冒是常见病，她有把握。打针，也成了她擅长的技术。她成了合格的兼职保健员。那只小药箱陪伴了她二十几个春秋，没出过一次差错。
　　龚全珍说，家长把孩子交给老师，我要管他们的学习，也要管他们的健康。这才算是一个好老师。
　　1966年，龚全珍在莲花县坊楼公社南陂小学任校长。除了搞教学，还要参加劳动。其中一项劳动是担木梓。
木梓是南方的一种绿叶灌木，深秋时结果，果子红里透白、黄里套金，经济价值很高，木梓仁可加工制作食用油。
　　龚全珍和老师们一起担木梓，一天爬过三座山，路又窄又陡，累得够呛。别的老师能担百十斤，她身单力薄，只担了二十多斤，感觉很不好意思。
　　龚全珍不是个偷懒的人，也不随便放过自己。既然力量小，担木梓担不了那么多，她就抢着干点别的，给自己“找补”回来。学校的厕所脏了，她去打扫。再不就是粉刷墙壁，身上、脸上、头上，都是石灰，她也不在乎。
　　在新疆八一子弟学校时，龚全珍的月工资是80元，回到莲花，也没变动。那个年代，这是高工资了。学校每次涨工资，她首先声明她不调。她说：“县长工资才50块，我有80块，太多了。”
　　有位刘永林老师刚分来，还没转正，钱粮都少。龚全珍见他生活挺艰难的，就把粮票给他。

　　龚全珍做这些事，甘祖昌都不会干涉。帮助别人，是应该的。再说，他的心思都在修建水库上呢。
　　江山陂一点点修起来。可谁能想到，石坝修到三米多高，一场暴雨袭来，像前两次那样，洪水冲垮了大坝。
重蹈覆辙，人们议论纷纷。有人泄了气，说风凉话：江山还有个别名，叫作南陂，那意思就是“陂难修”嘛。不是头一遭失败啦，算啦，搞不成。工地上弥漫着失望的情绪。
　　甘祖昌可不是轻易服输的人。他返乡时，从新疆带回来的猪、鸡、兔，一个多月后，都没能成活。可这丝毫没动摇他的意志。古话说得好，因地制宜，凡事慢慢来，朝着自己的目标，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必有所成。
　　他来到冲垮的大坝前，看了一会儿，突然哈哈大笑。大家都看着这个怪老头。
　　只听甘祖昌说：“大水冲毁了我们辛辛苦苦建起来的陂，几千个工是白干了。这是坏事，也是好事！”
什么？好事？这么多人，白忙活了这么久，还是好事？甘将军这是被气昏了吧？
　　甘祖昌可没糊涂：“我们修陂是为了啥？引水灌田对不对？你们看，以前土像石头一样硬，开渠那个费力哟！怎么挖也挖不动。现在，土一下松了，不正好开渠吗？这不是等于老天爷还我们一万个工吗？”
　　大伙愣了片刻，一下明白过来，把修陂筑坝暂且放一放，都抓紧开渠去了。一边挖渠，一边赞不绝口，都说，甘将军看问题，真是有眼光。
　　十多天，渠开好了。大家又回到筑坝工地，一切从头开始。
　　五个月后，江山水库建成了！
　　这座水库只用了12万元，坝高20米、长50米、蓄水量550万立方米，可使周边八个大队九千多亩水田得以灌溉，从而使庄稼增收保收。
　　可惜，沿背大队几个生产队地势较高，一时不能受益。甘祖昌又想修压力水管，往高处送水。
　　湾前生产队有社员不信：“老话说，水往低处流，没听说过，水能上山？水要是能上了山，我就用脑袋走路！”有的说：“水能灌到山上的田，我就杀猪！”
　　甘祖昌不跟大伙争论，只是干。一个多月，一号水管完工，流经三座小山，送到了湾前，社员们个个拍手。再修二号水管时，生产队积极派工参加。
　　当年，有人曾担心江山水库不牢靠，还说它就像包饺子，外面看起来是水泥，里面全是泥巴，最多三年寿命，过了三年堤坝就会垮塌。
　　其实这是不知情，还乱议论。江山水库是钢筋水泥建起来的，如今，已经建成50年了，依旧安然无恙，继续发挥着储水灌溉发电的功能。
　　2016年7月底，笔者到访江山水库。乡村常见的小水库，大多低作堰，只有几米高，不过是一道拦水的河坝而已。而江山水库在峡谷之间，横跨两岸，有数层楼高，看上去颇有气势。当时并未放水，水库上游风平浪静，一派湖光山色。当地人称，这是莲花第一坝，放水时大地颤动，涛声如雷，着实震撼，使人陡生天地正气之慨。
　　因为有了这座水库，江山村近年来开发乡村旅游，主打“水生态”，玩起了峡谷漂流，一时游客纷至沓来。人们都说，这是甘将军当年创造的福荫。所以当地把江山水库又称为将军水库。

　　甘祖昌和龚全珍，一个手里攥着锄头，一个指尖捏着粉笔，都忙于各自的工作，只有周末才和孩子们相聚。龚全珍回到家，洗衣服、补衣服，再改善改善伙食。甘祖昌虽是南方人，在北方多年，喜欢面食。莲花乡下不常吃面，龚全珍就包饺子给他和孩子们吃。
　　她心里记着分别时部队首长的嘱托，要好好照顾甘祖昌，争取让他活到60岁。
　　可到了莲花，她发现甘祖昌特别充实，早出晚归，几乎不沾家，累是累，但精神充实，开心得不行。
　　唯一苦了的就是孩子。
　　龚全珍平时住在学校，顾不上管孩子。孩子们的衣服鞋子破了，就自己胡乱补一补。有时甘祖昌见了，也动手来补。孩子们都说，小洞爸爸补，大洞就等妈妈。有的补丁甘祖昌补得实在不像样子，龚全珍周末回了家就拆了重新补好看一点。
　　她和孩子们待在一起的时间，真没有和学生在一起的时间多。至今，常常有人问龚全珍的女儿：“你妈妈的普通话那么好，又清楚又好听，你们怎么却讲不来普通话？地方口音好重哦。”
　　女儿们就实话实说：“和妈妈平时接触少咯，就是说几句话的时间也少，没有机会跟妈妈学普通话，就说莲花话咯。”
　　龚全珍闻言哈哈大笑：“当年确实对孩子的关心太少。女儿们都说，爸爸是农业社的爸爸，妈妈是学生的妈妈。”那时候，村里谁家孩子不听话，大人就吓唬他，不好好听话，就送你到甘祖昌家里去！平时不管你，犯错了管得凶！
　　甘祖昌的脾气是出了名的严厉又倔强，在村里遇到调皮孩子捣蛋，他就把旱烟袋举过头顶做打状。当然，并不会落下去。
　　在家里，孩子们怕的，却是妈妈。
　　龚全珍的儿子有一次在课堂上偷看连环画，被龚全珍发现了，就提问他。他辩解说：“妈妈，我没看。”
龚全珍厉声道：“这是课堂，不是家里，叫我老师！”
　　周六，她把孩子们叫在一起开会：“今天说个规定，从现在起，你们都要遵守：一进学校大门，就要叫我老师，到了家，我才是妈妈！”
　　龚全珍的同事刘永林老师回忆，那时龚全珍刚生下小女儿，没多久就来上班了，“她把小孩往床上一丢就去上课，要哭要拉随便，等下了课再去管。”
　　小女儿半岁后，就给了甘祖昌一个亲戚养。她从小在另一个村子长大，很少见到妈妈，所以后来“看到她都有点怕”。
　　一天，龚全珍从学校回家，只见八岁的大女儿平荣正在家里带妹妹。龚全珍问：“你们吃饭了吗？”
　　女儿说：“饭已经做熟了，哥哥去虎形山摘菜，等哥哥回来做个菜就吃饭。”
　　龚全珍问：“爸爸呢？”
　　女儿答：“到县里开会去了。”
　　一会儿，13岁的儿子新荣回来了，提着一篮子菜，还顺道割了一篮猪草。不大工夫把菜炒熟了，几个孩子吃了饭。
　　龚全珍问：“好吃吗？”孩子们都说：“好吃，哥哥做的菜最好吃啦。”龚全珍尝尝：“哟，咱家的小炊事员真不简单呐。”
　　平荣12岁那年，退学回家劳动，带着两个妹妹割猪草，还给队里放牛。到了年底，她请叔叔去队里查查，看看她们挣了多少工分。叔叔带她们去问了大队会计，会计说，养一年牛七百多分，加上给队里割草，一共一千多分。
　　平荣问：“这么多分，能分多少钱？够我和妹妹们的吃饭钱吗？”
　　叔叔算了算，说：“差不多能分八九十块吧，一担谷九块，能买十担谷了，够你们吃的了。”
　　平荣和妹妹们高兴地笑，又问：“够我们穿衣服和学费吗？”
　　叔叔摇头：“那还太少。”
　　平荣转过头就对几个妹妹说：“以后放假咱们要多干活，多挣工分，争取自己供自己。”
　　旁边几个社员听了，哈哈大笑：“你们的爸爸妈妈都有工资，还养不起你们啊？你们小小年纪，挣什么工分？”
　　平荣一脸严肃：“我们不用爸爸妈妈供养，我们要自己养活自己！”
　　
叔叔后来把这件事告诉了哥嫂。甘祖昌很高兴，点头称好，说：“从小自食其力，明白事理，这才是我甘家的孩子。”龚全珍则又是一番感慨，如果一直生活在城市，哪里会有这些体验、懂得这些道理，恐怕只知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了。

　　书名：《本色》
　　作者：木闻
　　出版：西北大学出版社
　　定价：6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