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药神

我非常赞同Peter Cat的这个观点：电影的本质是真实。但Peter Cat似乎是从一种本体论的角度来谈论这种真实观，他所说的“机械真实”指的应该是摄影机只能去拍摄现实之物（个人理解，希望能再多多阐发）。我对电影的真实观则建立在观众的体验上，在我看来，能对电影真实与否作出判断只能是观众。对于导演来说，他是完全可以脱离现实进行虚构与想象，但素材一旦被组合为一部电影，它就必须保持自身的统一性和真实感。我说的真实不是从影像对现实的记录这个角度谈的，这当然也是让影像获得真实感的一种方式，比如曼多萨便是用这种方式来获得过饱和的真实影像；但与此同时，我们还能借助于其它许多方式来让影像获致真实感：可能是演员的表演创造的真实感，这里我想举吕乐那部美妙的作品《小说》；或者是情绪上的真实，比如安东尼奥尼、王家卫或娄烨的电影……总之，这些都可以归入情境的真实，观众正是在情境的真实中才获得自身体验的真实。

阿巴斯对此的论述，我觉得是完全正确的。“电影不过是作假。它从不按照实际的样子描绘真实。纪录片，按照我对这个词的理解，它的拍摄者丝毫没有侵入一英寸他所见证的东西……电影未必要表现字面上的真实。其实，真实是可以被强调的。它可以通过介入和干涉而变得更明显而精练……”（《樱桃的滋味：阿巴斯谈电影》）。电影中的真实是重构的真实，与现实生活并不一定需要产生关系，它实质上引向一种情境的真实。在《樱桃的滋味》中，男主角在行车过程中与路人展开的对话并不如我们在影片中见到的那样出现在同个场景。在拍摄现场，阿巴斯实际上分别与男主角和路人对话，然后再将其剪辑在一起。这当然是一种“作假”，但在组合后出现于电影中却是完全真实的。观众如果不从阿巴斯自己的讲述中获知这个真相，那么他们绝不会怀疑影像背后有这种人为的操作。

这样，我觉得可以用这种情境的真实来为电影与电视剧的区别作出简单的界定。如果说，电影与电视剧真的如人们所认为的那般有着本质的差别，那么这种差别不在于画面的精致，而在于是否创造出情境的真实。电影必须不断地创造体验的情境，让观众感受到“电影性”，无论这种情境是通过动作（运动－影像的机制）还是氛围（比如《咖啡时光》）获得的。但对电视剧来说，只要有不间断的动作能够吸引住观众的注意力，动作没能引发情境也是可以的。因为即便情境缺失，观众仍然可以看完全剧，由动作所传递的故事已足够能满足他们。

我想，韩国电影的本质问题就在于这种真实感的丧失。这使得他们的电影越来越像电视剧，只有不断生成的动作，但这些动作却又触发不了情境。这与美国电影恰恰相反，美国的情形是电视剧越来越像电影，因为电影人越来越懂得了如何在迷你剧中创造情境（影像的氛围）。但在影像真实感的创造上，韩国与美国其实是一丘之貉。两者正是制造虚假影像的强大国度，极少创造过什么真实的影像。其原因虽然复杂，似乎也一目了然。作为弱民族，韩国人需要不断为自己的民族自尊心打上强心剂才能应对自身历史的短暂。这表现在其热衷于将别国的文化遗产据为己有，来伪饰自身文化的源远流长。这同样表现在蔚为壮观的整容行业中，对面容的刻意更改出自同一种伪饰心理。正是为了掩盖自卑的心理，导致对“美”过度的追求，而这已经深深镌刻在这个国家的人民病态的基因中，从而丧失了在现实生活中把捉真实的能力。其中一个结果便是电影行业只能生产虚假的影像。

与韩国人民这种内在的对真实感的丧失相对，美国人民之所以也极少拍出真实的影像，原因出自外部环境的超真实化。可以说，过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导致了景观的无限制生产，从而遮蔽住了日常生活中的真实性。如同地层一般，这种对真实的认知被挤压在消费社会、景观社会和拟象社会三重地层之下，要想再次挖掘出来显然困难重重。这也是为何好莱坞电影从未能像新现实主义那样创造出新影像，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意大利二战后那种凋敝的景象，而正是在这种破败的环境中，真实从原先遮蔽的状态中显露出来。好莱坞这个虚假之国，发展出的是另一种叫作“类型片”的东西，而这种东西的发明除了商业目的外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掩藏无法生产真实影像的事实。正是为了遮蔽影像的虚假，类型电影开始按照特定的模式作用于观众。不再将观影的可能性开放给观众，让他们像奴隶一样自发对影片中设置的机制作出反映，以此来捍卫好莱坞在全球的霸权。

此点与韩国电影可谓如出一辙，韩国电影人用来隐藏自身只能制作虚假影像的方式同样是发展出一套成熟的工业体系，也就是制作类型片。《🚕》原本可以是一部相当好的艺术片，但却硬生生拍成了多重类型混杂的商业片。这虽然在情理之中，但也着实暴露出更多的问题。《🚕》之所以不能被拍成艺术品，除了商业上的考量，还应该在于类型片因为其特定的制作与观影模式，可以逃脱了观众对影像虚假的指责。他们不再能够指责一部艺术品失真那样过问一部类型片其影像的真假，而是询问自己是否能从影片中获得观影乐趣。类型片将电影变为娱乐的商品，是以功利主义的衡量标准来一决高下的。

有了以上这些铺垫，似乎可以更为深入地来谈谈韩国电影中“真实事件改编”的问题。缘何韩国人如此热衷于改编真实的事件，除却票房的考虑（这一点Peter Cat已经提及了），还在于他们需要利用历史的真实性来掩盖他们制作影像的虚假本性。我并不觉得这些历史事件在改编后重新获得了自身的价值（虽然一些电影确实改变了现实，比如《熔炉》），恰恰相反的是，历史事件以献祭的方式被电影利用了。我们可以反过来观察一下那些使用原创剧本拍摄的韩国电影，因为它们俯拾皆是，我就不必再举出片名。这些电影有什么特点呢？它们往往假得难以置信。要么是过度的血腥暴力，要么是浪漫唯美的爱情。这是两种极端，无法在中道上行走，恐怕也暴露出韩国影人掩饰捕捉真实能力不足的动机。

“真实事件改编”首先为电影讲述的事件它自身的真实性保驾护航。我们当然不会怀疑《🚕》中的金四福是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人物，正是他驾车载德国记者Jurgen Hinzpeter前往光州。这些都是真实的，这潜在地保证了影像可能具有的真实感，也能够隐藏韩国电影人创造不出真实影像的尴尬境地。但实际情况是什么呢？我觉得是如意算盘打错了。“真实事件改编”不仅没能掩盖住韩国影人的弊端，反而将其暴露无疑。《🚕》最后加入的纪录视频就是明证，真实的Jurgen Hinzpeter现身银幕，瓦解了整部电影制造的真实幻想。布列松的这句话是对的——“在真实与虚假的混合中，真实突出了虚假，而虚假阻止人们相信真实。”（《电影书写札记》）这正是《🚕》中发生的情况：金四福的故事在这小段录像面前如此不堪一击，溃败于地。

所以，我觉得事实很可能是这样：韩国影人的如意算盘原先是想借助改编“真实事件”，来让电影更具真实感，当然这是潜意识中的；但结果其实反其道而行之，想想河正宇改编自余华的那部同名电影吧（《许三观卖血记》），原本以个体悲剧折射民族苦难的故事被活生生地改变成了一部浪漫温馨的家庭喜剧，足够让人大跌眼镜。如果认为这是刻意为之、属于灵活改编，那么你已经被这个民族所制造的假象团团围困了，事实就是他们对真实缺乏精准的捕捉能力，自然也就遑论对苦难会有多少适度的认知。一个虚假的国度，如何能想象他们会拍出真实的影像呢？Peter Cat讲得非常对，在大多数这些以“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中，真实是被践踏的。因而也就不必再去谈什么目光伦理。

单纯就电影来说，剧本可以打五颗星，导演只值两颗星，演员们表现可以四星好评。但是作为被抹黑的医疗口，我只想打两颗星。

电影看完感觉很丧，非常丧，丧的不想说话。感觉丧并不是因为泪点，实话说电影全程我虽然有几次感动，但并没有哭。可是最丧的就是那种深深的无力感，无力改变我们医药上全盘被西方压制的处境，也无力改变人们对医疗体系的偏见。

不剧透，单纯就格列卫说一说，印度是因为他们是在瑞士研发成功后无视专利保护仿制的，研发费用低所以便宜。瑞士是私人公司研究的，自然考虑的是盈利的问题。我个人就是医疗口搞科研的，我们科室每年科研经费也有几百上千万，这还是小实验组，这种重大研发必然经费更高，我去查了查资料说足有十几亿美金。所以就瑞士的公司来说他们的定价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我们生在没有帝国主义扶持并且还在努力崛起中的tc。

是的，同样是发展中国家，印度无视专利保护都可以被wto允许，而我们的中兴只是倒卖就被几十亿美元制裁。国内愿意药这么贵，愿意治疗的时候把大把的外汇送出去吗？然而有办法吗？科研口看似经费投入越来越高，sci越发越多，可是我们用的以微升论价格成千上万的试剂，我们用的几十上百万的仪器，全部是进口的。甚至同样的实验结果，因为你是国内的实验室，你就需要比国外实验室更多更完整详实的实验结果才能发表同样分数的文章，为什么，因为杂志是人家国外的。我们赶上了第四次科技革命，在工业上，在网络化上确实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而对于积弱几百年的以西医为主导的现代医学领域，我们还差的很远很远。

然而在电影里我看到的并不是这种反思，导演单纯的把炮口对准了医患关系，对准了按照法律要求执法的pc，把他们塑造成了瑞士医药代表的帮凶，刽子手，反派，连唯一看似有良心的pc也是违背了自己的职业道德之后才成为电影中的正面形象，似乎干掉了这些人，患者就能迎来自己的春天。医院不希望自己的病人活下去吗？事实上现实中的医生会主动向你介绍使用可以纳入医保的药品，会暗示你去买印度仿版并且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允许你使用，远不会像电影里的医生形象那样冷冰冰的让你去等死。真正解决困境的途径是我们自己国家的真正全方位崛起，我们科研实力得到根本性的提高，这样我们才能自主研发出这种革命性的“救命药”。

是的，我相信我们自己研发出来的药物绝对不会卖那么贵，因为国内的研究经费来源基本全是非盈利性的国家财政拨款支持，而非资本主义国家的私人研发实验室的个体投资，也就是高昂研发成本是国家担的，患者只需要负担药品本身的价格。只有这样，患者才真的可以迎来自己生命的希望，而非靠几个药贩子或者pc的大发善心。

所以我说，这部电影完全偏了，你凭什么让人丧？你凭什么把矛头对准无辜的群体？你难道不该激励人们，为积弱而努力？为不足而奋发？

还有那句曾经觉得又土又空，此时却不吐不快的口号，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打完影评，明天继续做一个努力的科研狗，希望粉丝们骂我的时候想想你们曾经说过的要提高科学家待遇，口下留情，拜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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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很多评论无意反驳，网络上确实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对别有目的的人与之争论毫无意义。刻意歪曲我的意思的，莫名辱骂的，反正都摆在这里我也没删，明眼人自有判断。最近几天出现了好多跟我意见相同认为电影片面化脸谱化的影评，我还是比较高兴的。总而言之，正常的善良的人应该同样都是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变得越来越好，然而对这样一部为了迎合观众心理与社会矛盾热点刻意扁平化脸谱化所谓“反派”形象的电影，指望其成为改变社会的突破口简直滑稽。不能反应真实的电影，它能改变的只是出品人的腰包而已。

《我不是药神》并不是一部现实主义电影，它是一部基于现实题材且兼顾商业化和叙事性的通俗剧情片。创作者很了解国内广大观众的普遍喜好，创作依循的法则还是往通俗娱乐靠拢的，有喜有悲，以小见大。若熟悉当年“陆勇案”的原型故事，就知道剧本改编上的取舍与权衡。原型陆勇也是一名慢粒白血病患者，为病友到印度考察并购买仿制药。电影为了增添戏剧性，将他的身份被换成药贩子程勇，病人的身份分给了吕受益，有时你会觉得这两个角色是具有互补性质的，无论身份或性格。

开篇第一景位发生在印度神油店，可以看到店内同时供奉着印度的迦梨女神和中国的财神爷，以小见大角色的基本特征。程勇被塑造成了典型的反英雄，反英雄的特征多数是“游离、对抗、自我确认”，这三个阶段可以在三幕式结构中一一找到对应。电影从多个侧面交代了他的缺点和软肋，他的婚姻、事业都不如意，更没有钱为病重的父亲动手术，这为走私印度药提供了理由；他的顽固、傲慢贯穿影片的前半部分，这是服务于后来的人性升华的。

影片的前半部分既充满戏剧性又有喜剧的瞬间，且喜剧的点没有招致反感，因为它不是凭空虚构空中楼阁的喜剧素材，是靠情境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幽默，不过分夸张，也没有消解掉现实的严肃性。

医药问题会让观众有代入感，程勇和吕受益去医院向病人推销印度药，吃了闭门羹。观众如果不了解他们的底细，也会认定他们是骗子。这与后面张院士声势浩大的假药洗脑营销此呼彼应，这些经艺术处理搬上银幕，在潜移默化中与观众产生共鸣，因为这种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有教化、导正的意义。

团队的招募，有点儿“复仇者联盟”组队的意思，他为这起事件增添了群戏的视角，尽管有的角色只是功能性的。他们之中有阶层、老少和地域之分，构成了社会阶层的众生相，其中还有基督教化的力量，信仰可以视为病人的强心剂。而病人团体又是一个大社会的缩影，但凡有病人出现的部分都能体会到人生百态。

当程勇为病重的吕受益再次赴印度拿药时，浓重的杀虫烟雾中出现了两尊真正的神像——湿婆神像和迦梨女神像，缭绕中更添神性色彩。这一幕衔接在吕受益生与死的两场戏之间，是用了心思的。湿婆神具有毁灭与重生的双重性，迦梨女神也有死亡与再生的双重性。“死亡”既是对吕受益的实体而言，也是程勇的灵魂而言，他亲手“埋葬”自己，从而“重生”。之后的程勇因为吕受益的死心存愧疚，走上了“封神”之路。就像在韩片《辩护人》中，也有一个改变主角态度的阻力，就是饭店老板娘的儿子被定罪，公权力捏造了事实。这里也一样，人物升华了，观众也开始忽视他先前的缺点，变得包容他，因为他开始替弱势群体发声了。

追悼会那场戏，程勇在楼梯口见到彭浩，这个人本来话就不多，特别需要靠画面传递情感，他剥橘子吃就是缅怀吕受益的一种方式，他与程勇无话可说。这场戏没用一句台词，却胜过千言万语。考虑到吕受益和彭浩的结局，他们是唯二吃橘子的人，这里还有点儿《教父》系列和《英雄本色2》吃橘子立flag的意思，当然只是纯粹的巧合了。我原本担心接下来的故事会变成狗血的说教片，但剧情上还是有条不紊地拿捏着分寸。

说句题外话：“黄毛”彭浩的外形，前后分别借鉴了黄渤在《疯狂的赛车》和《无人区》里的造型，尤其是《赛车》中的“黄毛”耿浩，那个角色也是靠开车运送水产为生，养活中风的教练，在角色塑造上有共通的地方。

后面的情节扯入各方之间的微妙关系，每个人物都在各司其职，都是无奈之下的举动——瑞士制药公司的维权、警察局长的法理大于情理、小舅子的两难处境、药贩子的救人、病人的自救，哪怕是错了的张院士，也能守住他做人的最后底线。人本就是矛盾的，剧本把这种矛盾如实展示出来，也是利用人类共有的本性去制造更多的矛盾。剧作技巧还是看得见的，丢出的议题延伸，把并没有说出来的受限于体制的问题折射出来，让我们看到了社会民生的痛点。

背景设立在是2002年，与原型故事发生的时间相吻合，它指出医改前国人对医药问题的漠视，合理求生欲在法律面前的抗争。当然，它依然隐去了不可触碰的与体制的正面冲突，将瑞士制药厂塑造成外化的对立面，是不得已的做法。其实，制药厂只是尽力收回研发成本，他们做了很多电影没有讲出来的事实，没有他们何谈仿制药。真实世界不总是非黑即白，如果能将瑞士医药代表塑造地不那么脸谱化，让他也有点人情味会更好。现在的反派嘴脸太过明显，这也完全是按照通俗剧情片的样板设计的。

电影并没有说程勇的做法就是唯一正确的，他的所作所为只是为病友争取了一种机会，病人可没有等的时间。张院士说的一席话最能指出问题关键——“这世上只有一种病——穷病，这种病你没法治，治也治不过来。”这正是全片的精髓所在。

当然，影片还是存在不少问题，有些地方还是偏电视剧的视听语言，还有看守所里大妈和警察小舅子的对话就过于直白和造作，把观点和道理都给搬上台面了。观点应该是叙事铺陈，而非借角色之口倾吐。

还有最后一段“十里长街送药神”是后半段经络堵塞之后，最需要气血畅通的一个渠道。不过这个集体煽情的疏通方式还是显得有些刻意营造。这些都是电视剧惯用伎俩，不过创作者还是很懂多数观众的心思，很多笑点、哭点都是掐算好的时间，分毫不差，这点还是佩服的。

在现有的审查环境内，它肯定要弱化之后的诉讼过程，无法继续深挖，只能落脚于伦理与现实的博弈，点到为止。电影做出的妥协我们是心知肚明的，比如有一场吕受益自杀的戏就被删掉了。

不过总的来说，片子还是挺好的，它打破了常规，是一部相对精彩而不做作的电影。它更多地是借鉴韩国商业片和现实题材的模式去拍中国自己的问题，包括有用到《听到传闻》和《99个人》的配乐，也是要把韩片的风格做到极致。之于中国电影的意义还是很大的，在现有条件下，直面现实的影片已属难得，知足吧。

我从没想过，电影的片头曲会是《女友嫁人了，新郎不是我》。这首歌太熟悉了，熟悉到我能跟着调子一边哼唱一边跳舞。导演很聪明，一首歌就交代了故事背景，这首歌大火时，应该是零二年左右。欢快的曲调中程勇出现了，长到耳背的头发，浮肿的脸颊，油腻的夹克衫，烟灰缸里积满烟屁股。每个城市的角落都有这样郁郁不得志的中年男人。过往是一笔烂账，看不见未来的路，身上却负担着老和小，像只蜗牛，动弹不了。

我在程勇身上看到了自己模糊的身影，那个现实摧残下苟且偷生的疲软灵魂。人活在社会上，必须要有个身份。什么是身份？要有钱，有了很多的钱，才会有房子车子，肉身才有稳妥的依仗，才会有尊严。程勇生活魂魄，前妻要带着儿子移民，父亲等着救命钱，除了铤而走险，他无路可走。白血病患者吕受益的出现，使他踏上了冒险之旅，往返于中印之间走私‘假药’。

《神曲》里有句诗：入此门者，当放弃一切希望。这句诗原本是写地狱之门，但是如果把它放在医院门口，也毫不违和。医院里除了产科和儿科有一丝朝气外，其余的地方永远笼罩着死气，再大的太阳也驱散不了病房里的阴霾。只有进了医院，才会知道钱有多不经用，它和纸的差别并没有想象中大。

25岁那年的暮春，父亲出了事故，躺在医院里。和电影里的白血病很像，他得的也是绝症，尿毒症，一场严重车祸彻底摧毁了他靠药物维持的平衡。完全没有希望。可是求生是人的本性，他努力配合着所有治疗，我总是希望能有奇迹降临。ICU里一天的费用是一到两万，每日用钱吊着命，救活的几率不足百分之一。快住满一个月的时候，实在没钱了。我准备去要账，去河南一个偏僻的小镇，要几万块钱的赊账。我买了份地图，准备租赁一辆汽车连夜出发。母亲知道了，抱着我哭，不许我走。她害怕我有去无回。永远不要怀疑一个母亲的直觉，我当初的确是存了荆轲之志的，只想着一定要弄到钱，就算有犯法的勾当也会干，搞不好杀个把人，卖个把肾，都有可能。后来那个商人听说我要找他家里去，就把钱打过来了。父亲在医院拖了一个月，还是去世了。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那段时间是怎么熬过的。事情好像已经过去了，可是愧疚却刻入了骨髓，夜夜让人不得安息。我只能到病人中间去，用那一点点微薄的成就感抚平愧疚。

肿瘤科里，最不缺少就是绝望的眼神，每每让我不忍直视。病区的走廊里飘荡着永不停歇的呻吟声。病情轻的病人，晚上回家，隔几个月来住院复查；病情重的病人，只是没日没夜的受折磨。上化疗的病人，统一圆乎乎的脑袋，穿着纯棉家居服，他们喜欢尽可能的和医生护士多聊一会儿天。至于化疗都上不了的，就在在折磨中等死。‘护士，给我打针吗啡吧！我疼的不行了。’上夜班就是穿梭在呻吟声之间，一次次的打开麻醉药品柜，为病人注射各种止痛药剂。

曾经有一位女病人，农村人，病情很重才送过来。身体枯瘦如柴，却挺着一个大肚子，看起来像是怀孕了一样。卵巢癌，肚子里全是腹水。路也走不动了，一天至少抽一次腹水，只能卧床。她前面化疗用了两个疗程，可是排斥反应太大，加上也没钱，就停了。晚上呼吸困难，在床上躺不下去，只能搭着床板坐着睡。人没有希望，钱却不停花出去。那会儿的病区在七楼。有天下午，她让丈夫下去买饭，自己从通风的窗户钻出去，寻了短见。一年之后，在她的忌日，她的丈夫悄悄来了医院，还是在这个病房，趁着没人时从窗户钻出跳了楼。也许死在同一个地点同一天，他们在阴间能够相见。这件事以后，整个医院的窗子都被封了，原来能探出一个头的窗户，变得只能勉强伸出一条胳膊，透气而已。

有天凌晨三点，主任突然打电话，紧急情况，回院加班。大冬天的，套了件大衣，骑自行车赶到医院。原来是有个病人不见了，她得的是白血病，五十多岁。监控看到她趁值班护士在治疗室抽药，溜出病区，走廊之外没有摄像头，就再也看不到了。我们于是到处找，楼道、垃圾间、安全通道、开水房，顺着楼梯一层一层看。警察也来了，大家找完了病区，又去车棚和花园里看，电筒的光柱在冬夜里晃动。最后我们找到了她，在医院后面，供应室和食堂之间的一个小过道。三米宽的小过道，因为供应室和厨房都要用水，所以有一条沟渠，大约四十厘米宽五十厘米高，那个中年女病人，头朝下匍匐在水渠上，窒息而亡。后来我一直在想，她是用了多大的意志力，才以那样一个姿势死去？人的求生欲望最强，她的两手撑在沟渠边的水泥地上，只要手臂稍微撑起，她就能够躲开死神，但是她没有，她用一种最强硬的姿态迎接了死亡。她可能找遍了整个医院，没有找到一根绳子，没有找到一个露台，没有找到一把刀，连死都是如此艰难，最后她只能选择了一条让意人想不到的小水渠。

程勇虽然是以赚钱为目的，但他的药挽救了那些吃不起进口药的平民百姓。这件事，虽然出发点不光彩，过程违法，但的确有意义。在卖药的过程中，他有了朋友，找回了尊严，还疑似遇上了爱情。可惜好景不长，药贩子张长林找到了神油店，要程勇转出代理权。先有利诱，后有警察突击检查，程勇退缩了。他本来是为钱，现在钱已经有了，他更重视自己的小家。曾经的五人组合散伙了。程勇当起了清清白白的生意人。张长林不久被通缉，加价到两万的仿制药也没有途径再能买到。吕受益停药后，病情恶化，他的妻子去找程勇，绝望下跪在了工厂门口。程勇去看老吕，他望着程勇露出一个虚弱笑容，没有丝毫怨恨。这一面就是永别，在没有希望的病痛折磨下，吕受益选择了自杀。我完全理解他的选择，有时候人是没有选择的。

病人的绝望，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疾病会剥夺人的一切：健康、希望、尊严、金钱、感情，哪怕有家人陪着，也掩饰不了被上天抛弃的事实。连呼吸都是奢望时，你愿意为了生存付出一切，或者，愿意为了逃避痛苦放弃一切。家属，则是长久的煎熬：愁病，愁钱，一天天挨日子。在焦灼之中，也会有愧疚：为什么得病的不是我？当你重视的人受难时，你会为自己的幸运感到罪恶。你必须要做出点什么来‘赎罪’。这是潜意识的驱使，灵魂需要保持一种平衡，才会让裂缝不至于扩大导致坍塌，生活才能继续。

吕受益死后，程勇受到良心的折磨，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他放弃每月盈利几十万的安稳生活，选择重新卖药救人来进行自我救赎。他把儿子送出国，再也不考虑钱，不考虑会不会被抓，从前卖五千的药，现在只卖五百。他的钱来于病人，便又散给病人。在码头，他问黄毛，你是不是特别看不起我？黄毛说，是，但那是以前。两人相视一笑。此时程勇没有想到，就因为这份义，黄毛会决心帮他顶罪，并因此付出了生命。

接连失去两个朋友，程勇更沉默了，但他还在卖药，继续帮助那些素不相识的白血病人。虽然吕受益和黄毛不在了，但每个病人身上都有他们的影子，能帮到他们，是另一种安慰。古诗中有句很美的诗：犹记绿罗裙，处处怜芳草。因为爱上了一个穿绿裙子的女子，所以看到所有的绿草都不忍践踏。因为自己的朋友受过苦，所以不忍心见到同样患病的陌生人受苦，这种移情，正是人性中最伟大的地方。身患绝症的人也需要尊严，也同样渴望生存。蜉蝣只能活一天，乌龟可以活上百岁，但是在上帝的眼中它们同样重要。多活一年的意义不比多活十年少，救一百个人并不比救一个人更伟大，每个生命都值得尊重。

人生，还是需要一点英雄主义。汉语中我喜欢‘匹夫之勇’这个词，它虽然是贬义，在我看来却是褒义的，它包含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如果程勇一直是前半段的程勇，也就不会有这部让我哭到头痛的电影。每个人都会死，这是上天唯一公平的地方。当厄运来临的时候，每个人都是弱者，都无法抵抗。可是，在荒芜的大海中，总是渴望看见几粒不羁的星光，想抓住虚无中的意义，想看到突然爆发的人性光辉，想等到诺亚方舟的出现。

大家最感动的片段是程勇被抓，白血病患者排队送行的画面。我最感动的却是集装箱码头的那段。黄毛跳上车和警察追车，枪鸣响的一瞬间，车悲壮的冲出护栏，得意的嘴角还未扬起，卡车砰地一声撞上来，那一声鸣枪像是在为黄毛的生命致敬。整部电影在此时拉开了它的高潮。

我喜欢小人物的仗义，正因为他们没有退路，所以这股孤勇更撼动人心。程勇在明知脚前无路的时候仍一次次帮病人买药；黄毛在跑过集装箱码头时那一抹坚定的眼神；曹警官拒绝领导时瘦削的孤独身影；假药贩子被抓后在审讯室里的沉默。电影里这些小人物的匹夫之勇，是普通人对命运的抗争，是个人力量在规则下的夜莺之歌。

说起电影《我不是药神》，我也算和它缘分不浅。早在去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时候，我就参加过它的电影发布会。当时它的名字还是《印度药神》，剧情简介不甚明了，大致是个卖药发家致富的故事，纵使有徐峥主演，宁浩监制，但如此剧情、不靠谱的名字以及名不见经传的导演，总让人隐约有些担忧。

发布会上大家客客气气的套路感更是加深这种印象。流水线一般地介绍了几位主演，发布了一张所谓的概念海报，谈了谈拍摄过程中的一些辛酸趣事，大肆夸耀电影素材和最终成片的剪辑比，以及新导演文牧野拍片时所谓的强迫症。总之就像所有的电影宣传一样，充满了自卖自夸感，台下的记者当然也是同样的如坐针毡。

首款概念海报，当时还是《中国药神》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些后来都成为了这部电影值得被赞善的地方，尤其是发布会上所说的15：1的剪辑比，可能也正是电影迟迟一年之后才上映的原因。

除此之外，几易其名的过程再一次加剧了烂片即视感。据徐峥自己说，电影最初的名字确实是《印度药神》，只不过朋友之间传着传着就变成了“印度神药”，很快又讹传成了“印度神油”，以至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朋友们都在问徐峥：“老徐啊，你那个神油弄完了吗？”

这才导致电影改名为《中国药神》，然后又因为一些原因改为了《我不是药神》。而在此之前，电影甚至还用过更具文艺片气息的《生命之路》以及《印度药商》两个名字。虽然在电影创作的过程中改名是常见的事，但是如此频繁的多次改名，无疑多少传达出创作上的犹豫和不确定性，这让人又平添了几分担忧。

正式海报《我不是药神》

就这样，这部片子在我个人隐约的印象中一直都是：“哦，大概是那种圈钱的国产喜剧院线片吧，最好也就是《泰囧》吧。”但是，当我第一次看完电影之后，所有的质疑都化为烟消云散，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成了，要火！”尤其是在这么长时间的默认烂片之后，突然发现它的好所带来的惊喜是无法估量的。

第一次观看《我不是药神》是在上影节，上海影城的一号厅。因为不对外售票，千人大厅满满当当地坐满了各路电影媒体人、影评人、电影主创以及其他电影创作者等，不客气地说这可能是中国电影观众中最挑剔的一群人了。可就算如此，放映结束依旧看哭了一大片人，映后的掌声经久不绝。

这部片子最终所给我带来的感动和惊喜，就像是多年以前像第一次看到《素媛》《辩护人》一样，久久不能平复。尤其是一想到大家即将能够在国内院线的大银幕上，在这些日常要么是好莱坞大片要么国产小烂片的大银幕上，看到一部如此出色的国产现实主义题材作品，恨不得能够昭告天下，让所有人都来一起看。

很快，《我不是药神》开启了点映，并且毫无畏惧地开启全国范围内中的大面积点映。在电影一片高歌猛进的口碑和社交网络上一片感动之情中，我又默默看了一次。第二次观影，前半段的笑声依旧，后半段的感动依旧，并没有因为熟悉剧情发展而丝毫减退，反而关注到了更多的细节，惊叹导演安排的用心良苦，甚至有些铤而走险。

比如在高价正版药和低价走私药的对比之中，影片并没有明示药价为何如此之高，也没有尝试真正厘清药价高背后的原因，即使现实中的我们都知道药价之高有着其背后必然的原因，比如研究、开发成本。可以说，电影在这里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现实，反而只是不断渲染和重复另一个事实，为后来徐峥饰演的角色得以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孤胆英雄埋下伏笔，博取同情，着实聪明。

还比如王砚辉所饰演的贩售假药的商人，也是本片真正意义上的唯一反派，却最终也在面对警察的拷问而抗下了所有的罪状，颇具江湖侠义的感觉。而他所说的那句“这世上只有一种病，是穷病”无疑也成为整部电影最为振聋发聩的一句台词。

虽然在电影的故事语境中，这句话说起来难免残酷。但仔细思索的话，其实这句话才是真正的真理。换言之，这也正是整个故事所有的症结所在——这个世界所有的问题无非都是钱的问题。

徐峥饰演的药贩子，他面临着病危的父亲，即将被剥夺抚养权的儿子，交不起的房租，他是为了钱才铤而走险贩卖走私药；

王传君饰演的慢粒白血病病人，没有钱吃不起高价药，走投无路状告无门，想吃药想自杀，才剑走偏锋找到了仿制药的路子；

谭卓饰演的慢粒白血病孩子母亲，也正是因为没有钱才无奈地去夜店当脱衣舞女郎，甚至后来也是因为没有钱没有药才委身于当时又有钱又有药的徐峥，虽然良心发现的徐峥并没有接受。

此外，电影中很难忽视的一点是，所有病人所聚居的地方都是同样的脏乱差。垃圾成堆，多人群居，楼道昏暗，甚至恶臭熏天，无比真实，也是国产电影中少见的直面城市居住环境的肮脏。

毫无疑问，这一切的一切终究都是钱的问题。高价正版药当然能够救人，不过它只能救有钱的人，花钱买药，药到病除；至于没钱的人，那就只能吃到砸锅卖铁，家徒四壁，最后家破人亡。这就是残酷的现代社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现代启示录。

电影《我不是药神》非常聪明的是，让反派说出了这句话，并在最后让良心发现的徐峥把故事引向了感动的一面，而不是在此不断深挖，否则整个故事只会更加残酷、绝望。因为我们所有人都知道，这个问题无法解决。

不过两次观看本片之后，我越发肯定这就是那些对中国电影恨铁不成钢的观众所期待的电影，这就是在电影工业下所能拍摄出来的最高水准的商业类型片，这就是在审查的镣铐下所能被创作出的国产电影之光，这就是那种所谓的能够改变现实的电影。

虽然从电影艺术的角度来说，这些商业类型片可能并不算非常合格，甚至会遭到部分深度影迷的唾弃，认为它们仅仅只是在消费“现实”而已。确实，它们在对电影艺术的探索上极其匮乏，远远比不上那些流传影史的大师之作，根本不用提伯格曼、安东尼奥尼、塔可夫斯基，它甚至都比不上毕赣在电影艺术上所做出的尝试。

但是，在影史上这类电影势必也要有一席之地，并且是极为重要的位置。就像韩国的《素媛》，印度的《摔跤吧，爸爸》，日本的《入殓师》，美国的《辛德勒的名单》，这些商业类型片以电影这种最大众、最便捷的艺术形式，把对一系列复杂社会问题的探讨介绍给最广大的观众群体，获得大量关注，引发良性讨论，甚至产生巨大影响。

比如《素媛》对应的是韩国未成年少女性侵问题，《摔跤吧，爸爸》对应的则是印度的性别歧视问题，《入殓师》对应的是日本的老龄化问题，《辛德勒的名单》对应的当然是对二战的反思。

这每一部电影所引发的思考是巨大的，所能够影响到的人群也是无法想象的，它比阅读一本书更容易，也比获取资料更便捷。或许不经意间就影响了一个初入世事的少年，就像多年前第一次看到《辛德勒的名单》的我一样，至今忘不了燃烧尸体之后漫天落下灰尘的那个镜头，也忘不了黑白色调下的那个红衣小女孩，同样至今也不会忘记战争所给人类带来的灾难。

而《我不是药神》就是这样的一部电影。它举重如轻，轻轻地触碰到“医药制度”的法律问题，又在人情冷暖上深深地触动到你；它工整好看，前半段惹得你哈哈大笑，后半段又让你泣不成声；它演技精湛，每一个角色每一个演员都恰到好处地发挥；它还兼具沉甸甸的人文关怀，一面是无法撼动的法律体制，一面是有些过错的个人，夹在两者之间的是无数挣扎在生死一线上的活生生的慢粒白血病病人，这种对生命的珍惜和尊重令人动容。

想起之前我妈突然问我：“电影有什么好看的，跟电视不是一样的吗？”我本想跟她说电影是第七艺术，但一想到她所能接触到的电影，大多跟电视也没什么区别的时候，我觉得无言以对。现在我可以让她去看这部《我不是药神》，告诉她这才是真正的电影，是我在看的电影，是我在为之工作的电影。

为了方便举报傻逼公号抄袭，特意把文章同步到了微信，请抄袭的朋友注意了。

一

和朋友看了电影《我不是药神》，恍然想到了几年前的陆勇案。

因为白血病友代购印度药格列卫，以“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被捕，最终在声援之下，湖南省沅江市检察院认为是病友们自发组织的购买行为而非销售行为，为了买药伪造信用卡的犯罪情节轻微，决定对陆勇不予起诉，在公诉阶段无罪释放，比电影里程勇经审判获刑五年的结局好了很多。

电影剧情本身并不复杂，瑞士公司开发出来的药，在中国的价格远高于印度的仿制品价格，药效相似，于是等死的患者们便将求生的希望寄托在走私并贩卖印度药的男主程勇身上，一个中年危机的底层屌丝一跃成为病友们的救世主。

在中国，赚钱的方法都写在了《刑法》上，与瑞士药效相同的印度格列卫，怎么就成了“假药”，禁止销售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生产、进口或者必须检验而未经检验即销售的，按假药处理。

所以，未经批准的印度格列卫，变成了法律意义上的“假药”。

二

作为一名刑辩律师，我决定从专利角度，给诸位讲讲影片中的暗线——假药背后的故事。

现实中，徐峥扮演的程勇，走私的印度药，与正版瑞士药，是两种不同的药。

这个改动很重要，他赋予了男主侵权的正当性，不再只是破坏国家对药物的管理秩序那么简单，隐藏了他在侵犯另一家公司专利权的事实。

毫无疑问，针对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真药，是瑞士诺华制药公司于1998年发明的甲磺酸伊马替尼，在中国也有卖。就是片中4万一盒白血病人吃不起的那种，也就是片中接二连三给警方施压的那位金主爸爸。

同年，印度NATCO公司生产了仿制药VEENAT，NATCO公司旗下有个代理商CYNO公司，又借此仿制了甲磺酸伊马替尼，即片中的印度供药方，价格相对低廉，在中国是卖不了的。

简而言之，现实中的印度药在研发材料和成药技术上上是侵犯了瑞士药的专利权了的，只不过印度药在瑞士药的结晶方法上进行了细微的改良。

当然，印度的专利法留了一个bug，第3节（d）条规定，已知的药物的衍生物不能申请专利，除非它们可以显示出不同的功效。

换句话说，如果一种药物开发后并申请了专利，但随后创造一个新的版本，原专利不适用于新版本。

再换句话说，洗稿不算抄袭。

于是，瑞士诺华打了7年官司，还是在2013年4月1日收到了印度最高院的败诉判决：驳回格列卫药的专利申请，自始至终不存在专利权。

就这样，印度的穷苦人民可以无视瑞士真药方的资本家嘴脸，继续合法地吃着便宜药。

而各国的《专利法》都不同，瑞士诺华的抗癌药，在中国，则成功取得了专利权。

中国的白血病患，只能乖乖的掏天价医疗费来延续自己的生命。

两种不同价格的背后，是三个国家的专利博弈。

三

电影为了过审，不敢直面的问题，其实借被捕的反派张长林之口说了出来：“最难治的，是穷病。”

穷是原罪，听着多么的不政治正确啊，但我们应该直面一个问题：我们该如何为过高的专利费买单？

法律应该保护专利吗？答案是应该。

专业的研发过程，是费力费钱费时的，不保护专利，将不再有药业公司进行研究，这意味着得了病的人都没得救，更多的人会在病痛中死去，上至达官显贵，下至片中挣扎着的舞女小偷牧师。

不保护原创，我们的社会将会止步不前。

而对原创更细致的区别保护，则是国家文明程度的体现，这需要在利益之间做好平衡，需要立法、执法的巧妙拿捏。

有人认为，不再将销售假药的人入罪处理就行，这种思路回避了另一个问题：万一倒贴钱的程勇是将药卖到两万的张长林呢？

在生死这种刚需面前，乞求渠道的垄断者良心发现，贴钱卖药，是一种智识上的偷懒。

事实上，我们的最高检、最高法也是这么做的，2014年11月18日，陆勇案后，出台了《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司法解释》：

第十一条规定，销售少量未经批准进口的国外、境外药品，没有造成他人伤害后果或者延误诊治，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这在司法上是进步的，但实事求是，这种一蹴而就的做法既没有保护好专利权，又没有解决病人们大量的用药需求，还有可能破坏药品管理市场秩序。

其实，我们的《专利法》已经给了完美的解决方案，那就是专利实施的强制许可，让国务院专利部门裁决来这个问题：

《专利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在国家出现紧急状态或者非常情况时，或者为了公共利益的目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可以给予实施发明专利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强制许可。 《专利法》第五十条规定，为了公共健康目的，对取得专利权的药品，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可以给予制造并将其出口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有关国际条约规定的国家或者地区的强制许可。

此外，在药品价格构成方面，也是有空间操作的，譬如和电影结局那样，将代替药物纳入医保体系，或者对特殊药品进行关税减免，让普通人也能吃得起救命药。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英雄主义也不一定要靠阶级斗争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