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

对于这种切入视角充满人文关怀、勇敢站出来发声为历史正名的片子，我始终充满着敬畏之心。世界知名的泰坦尼克号船难的故事，并不是唯属于一等舱富人的故事。片子跳出了讨论唯美爱情的主流，深入挖掘和模拟了泰坦尼克船难后幸存的六名中国人颠沛流离的一生。他们的不凡，远远不止于经历过泰坦尼克船难这么简单。

1. 苛政猛于虎：人类史上最大的船难，只是他们人生中的一个小困难。美国排华法案和英国战后对中国水手的强行遣返，让这六名幸存者继被劳动榨干后驱逐出英美境外，这些都无疑是英美的另一场暴行。至今，英国仍未就两次战后秘密遣送中国水手的事件道歉。以史为鉴。

2. 一根棍子救生我：天高海阔浪波波，一根棍子救生我。兄弟一起有几个，抹干眼泪笑呵呵。给家人寄来这首诗的Fang Lang/方荣山，是幸存者当中最令我敬畏的一名在困境中求生的强者。一个人需要有多大程度的坚毅和勇敢，才能趴在漂浮的门板上坚持等到唯一一艘折返的救生艇？又是需要有多强大的内心，能够在一个不欢迎他们且没有合法身份的地方隐忍前行，不断改变着自己的姓名身份度过一生？据他的后代回忆，他无论在任何场合都会身穿西服领带，俨然一名商人，因为这是他和船难丧生的两名朋友最初的梦想。在经历过诸多苦难以后，他在这首诗里又把这些苦难拉的很平很平，甚至从未对自己的妻子儿女讲述泰坦尼克的经历。我能够理解方荣山保持神秘的原因，也很能理解方荣山儿子对于父亲秘密的遗憾。

3. 给历史一个真相：除了穷尽网络资源和各地历史资料，最令我震惊的是研究团队对于冰水和C号救生艇的模拟，为“装成女人蹲在船尾的四名中国人”正名。 在生命和真相面前，无分国籍。

这是一段我不了解的历史，之前在温哥华电影节北美首映。

其实就是全世界最著名的沉船，泰坦尼克，唯一的几个亚裔，除了一个生还的日本人，还有八个中国人。

最熟知的爱情电影泰坦尼克里，杰克扶着罗斯蹲的门板去世，罗斯最终被折返的14号救生艇搭救的情节，詹姆斯卡梅隆提及来源一个真实案例。这个案例，就是“方森”“方容山”( Fang Lang）的故事。

当时八个人里，有三个落水，Lee Ling，Len Lam，死于水中，其中一位，埋在在加拿大东部哈利法克斯的墓园里，编号233，档案资料描述是像“日本人”的“黝黑皮肤亚洲人“。

还有一位，就是本片人物故事最饱满的方先生Fong Sun/Fong Wing Sun。搭着浮木获救后，在美国生活，资助了自己在家乡的前妻和孩子来美，还资助了自己堂兄弟的赵家来美。在美国出生的小儿子（大概是六十岁左右出生的），在美国开了餐馆。

小儿子说，“他总是穿的很正式”（他的小儿子说）。在看到索赔物品时，记录着中国水手带着西装和领带上船。“难道穿成这样去水果船工作吗”“不，他们是去做生意的”。（只是后来兄弟遇难，才不得不另谋打算）。看得出，那个年代的华人在自身阶级族裔之间，想要积极融入另一个社会和阶层的谦卑态度。

很喜欢小儿子说，当他遇到被人歧视，“一拳打了那个人脸”。这位先生的诸多故事，因为有后代描述，变得格外生动。

因为不被允许留在美国，几位随船去了古巴又去了英国。一位Chang Chip钟捷，在1914因为肺炎去世，葬在东伦敦的墓地；一位Lam Choi/Ah Lam，1920年被遣返香港；一位左脸颊有疤的严叔Yum Hee/ Ling Hee严喜，多方漂泊，最后有记可循的在1920年船到了印度加尔各答时下船了，后推测是回了家乡。

一位Lee Bing李炳(1879-1943)，在加拿大安省的小城剑桥，开了一个白玫瑰咖啡馆。可是名字对上的是一个年轻人，年纪对上的是Lee家叔叔，Coon Lee。1943年白玫瑰歇业，叔叔Coon去世，Bing离开餐厅，去了多伦多著名中餐馆工作。

一位Cheong Foo，因为太多重名，追查不到线索。

那个年代改名，甚至改姓氏(paper son)，真是家常便饭啊。（“对于身份改变，他已习以为常“）因此也发现了旧金山也有一个林西河堂，随手查了下多伦多也有一个，温哥华Carrall也有一个，林氏宗亲遍布全北美！

“你看得出那个年代的中国人轨迹，从小镇开始，后来大城市生活”，其实这个轨迹，到了我们上一代人，还是一样的。听过无数人，从中国移民加拿大，从东部或者中部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开餐馆开始，后来退休，跟许多人一样，迁居温哥华，多伦多，蒙特利尔等城市，这也是许多新一代华裔出生的地方。大部分原因，除了能跟朋友们家人们聚在一起，还有为了子女教育。

前途飘渺，依旧隐忍前行。这句话想到了之前在唐人街的老人院，问奶奶们有什么想对后代说的话“be humble"。

最后用方容山给他台山的后代侄子写的一首诗结尾：

天高海阔浪波波，

一根棍子救生我，

兄弟一起有几个，

抹干眼泪笑呵呵。

记得早于泰坦尼克上映前两年，我就在课堂上听过老师讲过这次大西洋上巨轮首航撞冰山的事件，直到前几年看到了一篇有关几位华人经历了这次海难的文章，内容涉及为被污名化的华人乘客正名，感谢良知和正义没有忘记他们。导演卡梅隆在拍摄泰坦尼克号之前就了解了这段历史并拍在电影之中，罗丝靠一块门板最终获救的拍摄灵感，也是来自最后一个获救的中国人（删减片段会在新片中呈现），时隔一个多世纪，当年的见证者早已往生，想要还原被欧美社会刻意歪曲的历史，导演与他的创作团队要做出多少大的努力才能如愿。泰坦尼克号救援结束后，这六位幸存的华人因为排华法案的存在，并没有被允许进入美国，甚至没有得到应有的医疗援助，而是在24小时内就被遣送上了去古巴运送水果的货船，带着失去2名同胞的悲痛从此销声匿迹。这6位华人同胞未必有多么高尚的品德，他们只是做了所有乘客都有权利做的事，但当权者对他们的侮辱、歧视、丑化着实让正义人士感到愤怒，他们的故事理应被客观对待。这一切都是因为英国导演罗飞热爱中国，并为之付出不小，他们不仅翻阅了众多的历史资料，寻找众多的专家，还上线寻找线索的网站。踏遍中、英、美、加等多个国家，寻找幸存者的后代，只为还历史一个真相。施万克为求真像身体力行浸入模拟的冰水测试人体在极寒条件下的应变能力；京西学校的老师为了证明折叠式备用救生艇根本不可能躲人，复原了一艘完全相同的模型；携手二代华人远赴威尔士探访坦泰尼克五副的后人；深入广东侨乡台山古村遍访村中族人长者；时隔多年后逐一联系电影原片中每一个演员为取得他们的授权，以上种种良苦用心努力，只为对历史认真负责。这样一部揭露欧美世纪谎言的佳作来的正逢其时。这么多年来，我们看了太多外媒的选择性，甚至是凭空捏造充满傲慢与偏见的报道，这些报道用来去蒙蔽本国民众，去诋毁中国形象，比如BBC中英文报道故意使用不同的滤镜，特别是前几天的新疆棉花和强迫劳动的不实报道，让人义愤填膺。西方媒体和百年前一样，用谎言抹黑中国，选择用话语权篡改历史，这部片子就像一剂良针，提醒欧美民众该擦亮眼了，激励中华民族要捍卫民族尊严。因为它不仅忠实记录了泰坦尼克号幸存者们是如何被污名化，以及之后的人生轨迹。还公正客观的记录了中国人在欧美社会一个多世纪以来所遭受的委屈和不公，他们的故事展现的其实是勇气与机智，而不是懦夫行为。其实根据后来幸存者的证词，踩伤女乘客的是美国富翁斯腾格尔和所罗门；当年船上被传假扮女人换取生机的人是日本人；至于偷渡客也是欲加之罪，这几个中国人都是拿着正经船票去新的工作地的劳工。当今的中国国情已不再积贫积弱，但华人乃至所有亚裔人群依然在受着傲慢的歧视和无端的攻击，想要有话语权唯有全民族自强自立，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正义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事实会被混淆，但真相不会永远尘封。

看之前我没有想到当这些研究人员开始想要寻找泰坦尼克号上的八位中国乘客的下落开始。他们一手的资料只有两份名单，能知道的信息也只有八个人模糊的年纪和名字，还有他们共同的身份：seaman.

是不是也就是说，在他们寻找这段历史之前，几乎没有人去认真了解过船上中国人背后的故事。

因为他们曾经是异类，是负面的，就算今天的世界不会再为他们捏造是非，但他们已经被遗忘在了那段历史隐秘的角落里。也不会再被多数人期待着为他们去幸苦地正名了。

像那位中国研究员说的，如果知道泰坦尼克号上面还有八位中国乘客，像是知道了一个秘密。

许多人想借这场灾难获得名利，费力地去和它扯上各样的关系，而亲历的人却选择刻意地回避与遗忘，哪怕是对日日生活在一起的家人，也选择缄口不言。

但是在给家乡人写的信里，他还是留下了只言片语，一首诗，两句模糊地描写出了自己在那场船难中死里逃生的故事，另外两句轻飘飘地写出之后是如何面对那个倒向一边的世界。

八个人的身份和今后的遭遇随着研究员前往不同城市的脚步一点点被揭开，看到片子的后半段，我开始止不住的流泪。

Fang Lang作为唯一一个能联系到家人的幸存者，他的故事在整部片子里占了非常大的比重，那些细碎的回忆里藏着的细节让我忍不住去想象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感觉和大多数中国人都一样：会为来美国讨生活的亲戚作担保，穿郑重的衣服设宴招待远道而来的家人；会和第一次见面的小孩说“好大船”；晚年生活清贫可还是会给家里寄钱写信；性格看上去儒雅随和但仍然会毫不犹豫地给歧视他的人重重一拳；他时刻保持着西装革履，不知是不是因为心里藏着那个想要做商人的梦想。

但好像又有什么不一样，那首不像天使岛的诗，让我惊觉他的伟大：He is not only a survivor of the biggest shipwreck in history but also a survivor of that lopsided world.

他的故事值得再单独拍一部电影。

他的经历还让我想起前不久寒假在家的时候和奶奶一起看的《觉醒年代》里，辜鸿铭给北大学生开讲座那场戏，大概记得里面有这么一些话：他说中国人淳朴、深沉、博大、温良，但不是温顺，和懦弱，而是一种同情的力量；中国人过的是一种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心灵生活；中国人会用同情心、心灵来纪事情，会真的做到将心比心、以及几人。

他们不停地改变着自己的名字，好像已经不在乎人生的落脚点在何处。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觉得那场船难在他波折的生命里根本不值一提，还是面对后代，想要藏起这本不堪的历史书。

我不知道在那样交通不便的年代，比起今天我们走出家门，到底需要怎么样的的勇气。离开家好像真的就意味着他踏上一条one-way trip，从此失去合法的身份，只剩一张简陋的shipcard如身份证般存在。

在了解了故事背后的历史之后，冥冥中我会觉得这些中国船员在泰坦尼克号上的出现和幸存好像都是一种必然。

当看到台山那些镜头的时侯，觉得画面突然变得很温柔：山和水都是绿绿的，大家的生活好像也不紧不慢，石咀码头那几个远景是整个片子里最美的几幕了。

静静看完你可能会感觉片子很寡淡，叙事有些过于平缓，但是无法否定它的视角又是如此的真诚而温情。

谢谢始终关心着这个隐秘一角的人们，我们才能知道那段小小的delete scen后面居然藏着这么多的故事，了解一段离我们越来越远的历史。

（看完第一遍之后出来又回去看了一场 第二次看的时候没有忍住拍下了这一幕）

看到讨论回来补一点 回想起来 施万克的一些细节也很让人感动 他一开始去做那个木船实验的时候 好像就带入了一种 “中国人不会藏在船底”的肯定心态 他也不像很多对中国历史轶事有着强烈猎奇心的研究员 感觉更像是带着一种最简单的人与人之间关怀去寻找这些故事 为什么因为是外国人拍的就一定要带着政治立场去考虑它的目的 同理心也是一种很好的品质啊

由罗飞执导，詹姆斯·卡梅隆监制的纪录片《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将于4月16日上映。该片曾在2015年入围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中国故事”国际提案大会终评。

1912年4月14日，泰坦尼克号在北大西洋与冰山擦撞，船体破裂、倾斜，最终断成两截。这艘“永不沉没的巨轮”，永远沉没于大西洋。

在2000多名乘客及船员中，仅有700余人生还。大部分幸存者在抵达美国纽约时，受到英雄凯旋般的礼遇。他们九死一生的经历被各大媒体竞相报道，被塑造成传奇故事。

1997年12月19日，詹姆斯·卡梅隆执导的电影《泰坦尼克号》在美国上映，Jack和Rose的凄美爱情让人们感动流泪，成为影坛经典。

这往往就是人们如何谈论“泰坦尼克号”：或是浪漫而悲伤的爱情故事，或是灾难面前的人性缩影。人们称道那些在紧要关头仍然恪守“妇孺优先”原则的绅士们，痛批那些乔装成女性强行抢占的外国人——“人们谈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但很少人知道，泰坦尼克号上有八名中国乘客，其中六人幸存。

在电影《泰坦尼克号》中，只有一个扎着辫子、戴着眼镜的中国人形象，充当主角的人肉背景。在历史资料里，八个中国人的名字以潦草英文记录在册。而六名幸存者在抵达纽约后因《排华法案》被拘留，遭到种族歧视和污蔑，之后被驱逐出境。

此后，很少人谈论他们在这段航程中的遭遇，他们的死里逃生和他们的人生轨迹。泰坦尼克号沉没于大西洋底，而中国幸存者的声音在历史中沉默。

直到2013年，纪录片导演罗飞（Arthur Jones）在与历史学家施万克（Steven Schwankert）的一次偶然交谈中得知泰坦尼克号上有中国幸存者，开始追溯这个连中国人都不知道的“中国故事”。

他们是男性、黄种人、三等舱乘客、中国劳工，在种族歧视和谣言的想象中被指斥为“缺乏绅士风度”“灾难面前逃跑的懦夫”。

他们是普通人，在生死关头迸发出强烈的求生欲和勇气，在冰冷的大西洋中抓住了近乎为零的生存机会。他们从中国出发，流散于世界各地。

“这不仅是中国人的故事，也是全人类的故事。”

2015年，罗飞和施万克带着《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参加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中国故事”国际提案大会，把这个故事带到大家的面前。时过6年，影片终于将在4月16日登陆中国大陆院线，与大家见面。

上映在即，我们联系到导演罗飞进行电话专访，请他分享关于这部作品的点点滴滴。以下是专访原文。

罗飞、施万克 2015年GZDOC提案大会现场

GZDOC：请问这个项目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什么触发了您拍摄这部作品呢？

罗飞：当时（2013年）我和罗家文化的制片人罗彤、历史学家施万克刚刚做完《海神号事件》，也是海洋历史方面的故事。那时候我考虑不再拍这类题材，但有一次施万克跟我说：“你知道泰坦尼克号上有中国的乘客、中国的幸存者吗？”

在此之前，我不知道船上有中国人。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一艘船发生了海难，但是船上具体有哪些人呢？在电影或者资料里面，大部分都是白人的故事。

所以，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但不确定是否适合拍片子。因为拍独立纪录片是很费时间的。起初有了一个想法或方向，需要很多时间去探索，尤其是历史探秘的题材。

一开始我们也没有抱太大希望。其他的历史学家、泰坦尼克号的研究专家都说，这种信息是挖不出来的，无论是网络上还是档案馆里都找不到。只有乘客名单上八个中国人的名字，也记得乱七八糟，只有英文，而且这种拼音记法现在已经没有了。这样去研究100多年以前的几个中国人，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不过，当我跟一些中国朋友说我在考虑拍关于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乘客的故事，他们都会惊讶地问我：“泰坦尼克号上有中国人吗？”所以我觉得这是大家都会挺好奇的事情，是一个连中国人都不知道、不熟悉的事情，我就有了动力，觉得可以去拍，适合花费时间去拍。我没有想到要用五年的时间，但肯定是一个要努力做才能做完的事情。

GZDOC：您是怎么发现纪录片的选题的？什么题材能够吸引您？

罗飞：我拍的纪录片有各种各样的类型，包括文化、音乐、社会、经济等等。我拍摄这部纪录片的出发点有两点：

我的每个项目的第一个问题是：我能拍什么呢？虽然是过去100多年发生的事情，但是我现在能拍什么？我一定要通过现在活着的人的故事，去讲过去的故事。我对幸存者特别感兴趣，同时也对研究者很感兴趣。为什么现在的人对过去那么感兴趣，为什么他们那么努力、用那么多年去学习过去的历史？我想知道他们的性格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这么努力去做。

第二点是我拍摄的方式，我怎么拍呢？我们拍的虽然是历史，但是我们不是完全用传统历史纪录片的那种方式，而是通过研究团队的视角去拍的。不是通过100%的历史素材去表现，而是通过现代人的研究方式和过程来拍摄。我们看他们去到一些不同的国家，到不同的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去研究。我们跟拍他们，当然会有一些很精彩的、大家都没有看过的历史素材和资料，同时这也是一个现代的、关于历史学家和研究者的故事。

所以我的问题不只是关于过去的事情，也是关于现在的人和事情。我就是一个很好奇的人，我就是对人类很感兴趣。

GZDOC：作为一个英国人，您为什么这么关注中国故事呢？您拍摄纪录片是否融入跨文化或跨地域背景的视角？

罗飞：因为我不是纯粹的英国人，我是一个住在中国二十几年的英国人（笑）。而且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人类的故事”，最重要的不是“我是英国人”，而是“我是纪录片导演”。作为纪录片导演，是在一个很有名的故事里听到一个模糊之处，从来没有人讲出来，是大家都不知道的事情，这是很吸引我们这种人的。

“跨文化”可能是会在这部纪录片里看到的结果，但是应该说这是不影响我们的拍法的。我们确实是一个国际的团队，包括摄影师、剪辑师，都有在中国和国外的经验。我们的故事本来就是一个跨文化的故事，但那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就是发现人类的故事，发现里面有个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我们一定要去寻找这些别人不知道的事情。

GZDOC：卡梅隆导演担任了您这部纪录片的监制。在您找到他之前，卡梅隆了解多少关于中国幸存者的故事，他对这些故事有什么想法？是什么打动了他让他参与到这部影片当中？

罗飞：卡梅隆跟我们这个片子的关系是挺有意思的。说实话，我觉得卡梅隆可能是全世界最了解、最熟悉泰坦尼克号的人之一。你所谈论的关于泰坦尼克号的信息，他基本上都了解。

当时我们的团队讨论过，如果有机会跟卡梅隆联系，我们真的要问他：你当时知道多少关于这些中国人的故事？另外，我们看到那个删减的场景，一直有一个感觉：这很像Rose和Jack的最后一个场景，就是Rose浮在木板上，Jack在旁边。实际上在历史上，除了最后一个获救的中国人Fang Lang，没有其他人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我真的要问卡梅隆，你是不是从这里获得灵感？当你看到Fang Lang的故事，有没有影响你的剧本写作和拍摄？

后来我们知道其实这段就是受到中国人经历的影响（才创作出来），那我觉得也是挺感动的事情。我们以前以为是单纯的浪漫故事，但是后来发现这个故事真的是从现实出来的，真的是中国人的故事。我觉得是特别感动的，我第一次听到我真的有起鸡皮疙瘩，太激动了。

跟卡梅隆联系上之后，他表示特别感兴趣，也很支持我们。他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另外，我们后期上有些困难，泰坦尼克号的场景不可能再拍或者做动画。卡梅隆就说，那你们用我的电影里面的镜头吧。他就帮我们跟福克斯联系，也征求了凯特、小李子以及其他演员的同意。因为版权问题，其他片子里面的很少用到这些素材，卡梅隆帮了我们这个忙。就在最后一年，他参加到我们这个项目中。

GZDOC：在寻访幸存者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生一些印象深刻的事？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罗飞：我们是最后才找到了几个幸存者的后代、亲戚或者其他认识的人。我发现，中国的幸存者和其他幸存者的故事或经历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小时候住在一个小镇上，我们家对面有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我们大家都知道她是泰坦尼克号的幸存者。虽然现在幸存者都去世了，但是在一些周年纪念日，当地媒体会过来采访他们的家人，所以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但是中国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幸存者回来后一点都没有说，没有跟后代说他们经历过这个有名的事件。他们为什么没有说？

这些人的经验跟其他幸存者一定有不同的地方：他们不只是经历过一个海难，同时也碰到了很多偏见。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发现，这个故事不只是关于泰坦尼克号这么一个海难，也跟20世纪中国移民的历史有关，还发现当时很多的偏见和种族主义的问题。

通过探讨，到最后我们就发现，泰坦尼克号的代表性很大，它也是一个时代的比喻和缩影，代表了很多文化和历史上的事情。要么是穷人和有钱人在财富上的区别，要么是男人和女人不同的责任，或者是到了二十一世纪我们发现还有种族主义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泰坦尼克号去谈论很多社会问题。

现在大部分住在国外的华人，包括幸存者的后代，不太会回避这些事情了。但我们也找到几个后代，是不想参加我们的影片的。我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准备好说出他们自己的故事。但我有一个很大的希望，到时候他们也可以去看这个电影，看了之后他们也能知道这段历史是特别重要的，可以通过他们家人的历史让大家都看到当时的偏见和问题。过几个月或者一两年，如果他们已经放心，没有人看不起他们，没有人觉得他们不好，那我真的希望还可以去采访他们，或者帮他们记录他们家人的故事，让大家看到。

GZDOC：透过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人，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种族主义或民族主义的框架。您如何看待这些矛盾因素在这段历史中的角色？通过影片，希望让大家看到什么？

罗飞：从最初探索的时候，我的问题是很简单的，为什么没有人知道有这么六个人呢？后来慢慢去了解，我发现他们真的遇到一些偏见的和种族主义的问题。每次碰到这样的问题，我都会问“为什么”，会去更多了解当时的情况，比如我们去研究了当时的排华法案。

到最后发现，这真的是一个我们现在能谈论的事情。这么多年过去，这不能说是可以解决的问题，这些幸存者都去世了，我没办法帮他们。但是我们可以帮他们的后代，让大家知道这么一段历史，就可以去判断当时的问题在哪里；我们也可以通过泰坦尼克号去探讨，包括现在大家都在谈论的亚裔问题。这些都不是最近才有的，也不只是中国人碰到的问题。

作为一个纪录片导演，我控制不了结果，我只能控制流程。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大家看完这个片子有什么想法，这是我不能控制的。我只能知道从哪里开始，哪里是看不见的、是模糊的，那个是我一定要去抓的事情，我一定要把我的摄像机对着那里，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

像Fang Lang的儿子，他一直跟我们说，我只想知道是什么，你们让我们知道是什么就好了。所以我们的工作和责任就是让大家看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去解决，这是一个社会的问题，大家都可以一起讨论，但不是我的工作。

GZDOC：您曾在2017年发布题为“挑战叙事”（Challenging The Narrative）的导演阐述视频，您说《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不仅是关于航海历史的纪录片，更是一部探讨“历史如何成为故事”（the way in which history becomes story）的电影。您现在的看法是什么？

罗飞：我觉得我现在对我们这个片子，还是有那样的想法。

这不只是一个历史纪录片，我们在里面也有一个理论上的问题：在历史里面，总有某些东西是不管研究多久也看不到真相的。你可以去猜，你可以再去研究，但是你不能百分之百确认，所以你只能通过你自己的原则和想法（做出解释）。

可能别人看的时候觉得这就只是一个历史纪录片，但是我自己心里觉得，我们的影片也是谈论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历史怎么变成故事？有时候历史比故事复杂得多。每一个人，他是哪里人，他有自己的性格、动力、想法，我们可以去谈论，但是过了这么长时间很多事情我们还是没法了解。所以我们一直在想，怎么把那么晦暗模糊的历史，变成一个观众可以去看100分钟的故事；通过这个故事，他可以去理解这些人。

另外，泰坦尼克号为什么碰到这样的问题？大公司有责任，可能意识到安全问题，但还是心存侥幸，没有配备足够的救生船；政府也有问题，法律很松，不像我们现在特别关心安全；船长Smith可能也有一些错误决定；另外当时的经济水平，可能也影响到生产质量。

有这么多事情，但是这些事情我们基本上都不谈论。我们说到泰坦尼克号，我们谈论什么？我们谈论里面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我觉得这是特别不公平、不对的。

一个人上了泰坦尼克号，你可能带着自己生活的希望和未来的计划，但你碰到了海难。两个小时过去，你越来越知道自己没有生还的希望。到最后几分钟，你知道自己会在水里面死去，但是这时候救生船有这么一个位置。你可能是个男人，是个中国人，你发现没有别人进去，那我进去吧，进去我就有机会活下来，那时候你是救了自己，但是事情过了之后，媒体都在谈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这个话题更受到关注，但我更希望关注那些人自身经历的事情。

另外有一件事情我要说清楚，我觉得并不是大家都在责怪中国人，其实没有那么激烈（极端）。发生了坏事，我们怪谁？在一个文化里面，很自然觉得一些陌生人、外国人、肤色不一样的人，是最容易去责怪的。他们看到一个人，如果是白人但皮肤有点黑，就会说是意大利人；如果稍微有点东方的面孔，就会说是中国人。那个人具体是什么人，他其实不知道，也不管。他们觉得都是陌生人，是外国人。我们现在也还是会有类似的想法，我们还是有这样的问题。

GZDOC：您是如何打造这部有别于其他海洋历史题材的纪录片？

罗飞：我没有看很多海难纪录片，我不想被影响。我受到很多好的纪录片导演，包括一些中国导演的影响。我一直觉得我讲的不是一个海难历史的故事，而是一个人类的故事。我就是一个纪录片导演，不是一个海洋历史纪录片导演，我是通过海洋历史去谈论一些人类的事情。

GZDOC：经历过几次定档和推迟档期，最终定档4月16日上映，确实是不错的选择，您对影片有什么期待？

罗飞：我能做的事情我都做好就好了，我对电影已经基本上满意了。如果没有人感兴趣，那我会很难受。纪录片很少上院线，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个片子很适合上院线，因为这是讲中国的故事，中国人也在这个全世界都知道的故事里存在。我希望是让中国人感兴趣的。

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过去看看，我觉得里面我们提到的一些话题，是大家离开电影院的时候都会有很多讨论的东西，很有意思的事情。

那句台词说的多好啊：“从泰坦尼克号上生还绝不是他们人生中经历的最大磨难。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船难，也只是他们旅途中的小坎坷而已。” 突然就想起之前很火的一组图：英国文学——我愿为荣誉而死；法国文学——我愿为爱情而死；美国文学——我愿为自由而死；俄国文学——我会死！当然这组图的笑点在朴实无华的战斗民族上，直到后来看到有人在评论区说：中国文学——活着。虽然这是一个梗，可总觉得无意中道出了我们这个民族生生不息的意志力，那种被时代一直、被生活反复搓摩、碾压仍不曾放弃生的希望的意志力。那个会为孩子们提供牛奶的却难以维持生咖啡店生意的人；那个踌躇满志和朋友去经商却经历海难与朋友天人两隔靠浮木求生的人；那个得了肺结核被解雇后死在英国的人；那个在加尔各答下船后再无踪迹的人；以及那些失踪只留下模糊的名字至今无人知晓的人……他们就像《活着》里面的福贵，破产也好，被抓去当壮丁也罢这些看起来比天还要大的事情在他的身上也只是人生的一个挫折而已，跨过了，还有无数个坎等着呢……泰坦尼克号的海难就是他们人生路上的一个小波折，冰上撞碎的不仅是一艘巨轮，还有他们对未来的期许。可即使未来在眼前破碎，他们还在努力，努力去改变生活，去为自己的下一代创造一个更好的生存坏境。 他们是乘客不是偷渡者，他们是获救者不是偷生者，他们没有罔顾“ladys first”，他们是新大陆的建设者。被诬陷的中国人需要有人去正名，而历史也需要真相。 还要记得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纳粹为犹太人修建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在遥远的美洲大陆上也有一个为中国人或者说亚洲人建的“奥斯维辛”，它叫——天使岛。 那个全球闻名的伟大爱情故事有一首它的赞歌叫《My Heart Will Go On》，我想如果这群中国人有一首属于他们的赞歌，它的名字大概叫《 Being Al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