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王

影片中男主人公的形象挺有意思，他的发型咋一看真像个搞摇滚的，头上一丝丝怒发冲冠，若是配上一把电吉他，拿上个麦克风，那是个不折不扣的朋克头。可这其实是中国早年不修边幅的知青常有的邋遢形象。导演这个无意间的造型激发了我的疑虑，莫非陈导想通过这个头说明点什么？男主人公的头发跟他破旧的衣服胡子拉杂的形象配合得天衣无缝，难道说陈导想要告诉我们，在最质朴的外表下，往往隐藏着最不安分的灵魂？或者干脆说，男主人公就是个“最质朴的反骨仔”。可惜这只是我的臆断，也许只是在我看完电影后才强加给导演的内容，尽管男主角确实公很质朴，也很反骨。 男主人公的小反骨比起朋克的反社会反人类来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他仅仅是想凭着自己的良心教会学生认字而已。原因是，山村小学用的教材没有用，学生读了很多年书，还是文盲。可是在那个年代这样微不足道的想法居然也沦落为奢侈的愿望。就在男主角获得所有学生认可的时候，终于难逃被革职的命运。影片最后他教学生唱的那首炊事员阿姨写的歌，简直就是为一个如尘土般渺小的而又正直善良的老师唱响的赞美与送别之歌。这简单的旋律此刻响起，有如天籁。 影片另一处让我心动的是导演对小学教室的刻画。简陋的草房，房顶的茅草低低垂下，廊柱上课桌上讲台上满布学生信手涂的画。这些涂鸦作品在告诉我们山村小学环境的恶劣与疏于管理的同时，把学生的顽皮捣蛋，天真质朴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对于学生群体的印象跟看法是天下大同的，可是陈凯歌的这一举动避免了对学生群体性格进行冗长的刻画的俗套，涂鸦镜头犹如神来之笔，简洁有力。 其实这部电影让我动心的地方还有很多，若是一一列举，恐怕三天三夜也难尽兴。《孩子王》确实是部值得反复咀嚼再三回味，也经得起岁月的考验的好电影。

第五代的叙事者逃不掉“启蒙”的包袱，是责任也是痛点。

从小处看，阿城评价电影改编对小说对话的承袭一样，小说用“文”，电影则当用“白话”，才能还原口语背后的生动气息，不然就显得“文艺腔”。何为“文艺腔”呢？我的理解，一是体现在文辞句法上讲究但无非是镜花水月，另一个呢，则体现在精神和心性上，眼里有我无他，一以概论，以我为贵且自以为独醒的姿态。《孩子王》这电影多少是有点这些问题，但它有时候却不似这般“文艺腔”的做作，而增了许多可悲可悯的地方。

故事并不玄妙，说是知青的故事，其实大抵就是启蒙或受难者，他的命运像谢园那张脸一般忧郁与不甘。这个知青，不知为何被调离到山区学校里任职老师，原因是不确切的，或者并不需要原因。现代主义叙事的手法，人物被抽离到寓言性质的关系里，造就了第五代叙事的实验性质，如同卡夫卡笔下的K去往城堡，出发的理由重要吗？不可抵达的终点才是叙事者的永恒渴望与焦虑。

宿命感，这样解释老杆，这样来理解第五代。因时代政治的原因，知青们流落乡间，赶鸭子上架。而如同他们的责任来得如此突然，那般沉重，他们的命运注定浪漫化地颠沛流离。而他们面临的是，可能会永远待在云南的荒林之间，伙同大地，化身农民，反过来看，他们自然也有可能回到城市喟叹时间之不复还。陈凯歌替他们——至少是一部分——做了选择。

电影里的青年人大多乐观积极，这里山岚久久不散，离政治中心足够遥远。我们看不到知青的劳作，而他们消瘦黝黑的身子里浸润着城里人戏谑的情感表达方式，相较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乡里人的不善言辞，他们更轻浮也更生动。说来惟有来娣真正打动我，她的嗓门肆意宣扬着她的意志，她要绽放，她要燃烧，化为烧饭的柴火不足惜，噼啪噼啪也要奏一曲歌。说来很多时候都大同小异，女性承载着无与伦比的能量。只消看见她浑圆的肩背，仍感到是有希望的，有盼头的。她又是痛苦的，只能做一碗饭便走了。

而老杆是一个错位者中的错位者，他的错愕，他与朋友之间的哑然失语，他们的哄堂大笑，他们的“山里有座庙”的袒露心迹，但他无法言说，言说心中的爱恨，他通过眼睛流泪，通过嘴巴大笑，灵魂却不大声控诉。他脆弱彷徨却要重整山河。这宇宙和他身边的一切，尚不是诗，还不过是抄来抄去的假文章，他却先失去力量，只留下一行字，“不要抄”，那你缘何要走？他是放牛的怨妇，是撒尿的顽童，是一半一半的觉醒者。

来时山林间的路，弥漫着些微薄雾，看不真切。它既是前途，又是归途，既可以做来路，又可以是退路。山洞里的那些人尚在等待，去往光明的路又堕入黑暗，一去渺无音信。自比启蒙者，却只能意兴阑珊，燃尽一切，呜呼哀哉。

有一刹那，我试着回忆和想象王福父亲的那张脸，他的笑容似乎在儿子与他的老师和学生很远的地方，这样一种遥远的，从深处走来的悲伤与克制，恰如影片里那些固定的长镜头，未见其人，先听其声。音乐穿过迷雾，拨开轻纱，你可以想象来者的肌肤都蒙上了一层冷冷的露水，歌喉却依旧是热的，声音是悠扬的，绵长的，可悼的。

《孩子王》确实不似《红高粱》般燃尽生命，但却特有些不安与神秘的味道，其中文化意义不必深究，只觉窗外依旧在下雨。

70-80年代的伤痕文学，字里行间夹杂着压抑的隐痛，在《孩子王》的文本中，开头是这样的“一九七六年，我在生产队已经干了七年。砍坝，烧荒，挖穴，挑苗，锄带，翻地，种谷，喂猪，脱坯，割草，都已会做，只是身体弱，样样不能做到人先。自己心下却还坦然，觉得毕竟是自食其力。”小说以“老杆”为第一叙述角度，展开描写了这个激荡年代里“教育伤痕”的痛点。

这一种“教育伤痕”到了《孩子王》的影像里，却比文本有更多的韵味。

潮湿氤氲的感动

“望见学校，心里有些跳，刀就隐在袖管里，叫住人打听教务处在哪儿。”在小说中，阿城没有在起初展开对学校远景的描述。而在影片中，开头便是关于学校昼夜变化的固定镜头。

学校

于云贵山丘上的一方破屋，孑然而立在蜿蜒开去的高处。起初它便像是一个虚幻的存在，不无荒凉。在群山从影之间，地带开阔，只与一旁的枯树相映。远望了无生趣，但这就是故事发生的学校。悲凉的基调，神秘而特别，却也仿佛是苍茫中的一丝希望。

老杆发型

说来，“老杆”其人，发型特别，逆毛立，人给他梳顺了还被厉声拒绝。这是最后的那点“反骨”，不能再没了。老杆心中的反抗与愠怒，在于当下教育现状的失败，也在于他自己的分裂。“孩子王”的头衔之下，“老杆”本身象征着一个群体和一种力量，他们有心去冲破枷锁，而现实的无力和自身与环境对抗时内心的矛盾时时鞭挞脊背，最后，仿佛只有那永远竖起的头发，能苟延残喘地保存着一个期待“火苗”的信号。老杆本身不能说是一个充要的悲剧人物，他的被动与主动，使他看起来更像一个在“被驯服”与“抗拒被驯服”之间来回游走的标记。

陈凯歌是“狠心”的，他尽力地放大残酷，孩子们的学习环境与不堪直视的生活条件让人开始便时时揪心，悲从中来。但留白处，他又在填充脉脉温情：教室破旧不已，而童真常在；孩子们无法习得真知，而欢笑常在；老杆背离指示，而孩子们对其尤为爱戴；人人时时自危，却依然守护住了那份惺惺相惜的理解。潮湿氤氲的云贵山林绿意盎然，未曾预示着政治环境的严酷。寂静山岭、安宁村庄、牧牛孩童……同时在传达着“归根”的情思，他试图渲染的“避世”氛围，巧妙地掩映着平静之下的不安。而在这份不安的焦灼之间，自然万物无知的浪漫带来消融沉重的静默感动。这是《孩子王》空镜头的成功，明明“按兵不动”，却让人情绪丰沛。

无以喘息的沉重

但《孩子王》必然也是沉重的。除了特定背景下“教育缺失”的首要议题，它其中包含了太多关于时代与政治的明暗喻和表征。看着是反思历史也好、强调教育也罢，实际都还不是最核心的“痛点“。最核心的痛点依然回到了个人向内的斗争，要说起这“抄字典”。

王福想要把整本字典抄下来，而老杆在走前给他留言道：

“王福：今后什么都不要抄，字典也不要抄。”

孩子们起初抄的课文是洗脑宣传文，所以“抄”也意味着“被驯服”。尽管王福抄写字典也有着朴实的个人意愿，而在这里，则更多地意指放弃反抗，选择顺从。所以老杆说：“今后什么都不要抄”，那是你不要被“驯服”了，说给王福听，他也在说给自己听。然万般由衷，也依然让人嗅到一丝无力。对老杆来说，即便他也在破碎的镜前看到了矛盾分裂的自己，但在教学任务中，他期望去改变，甚至颠覆。而道阻且长，理念的灌输和侵袭早已阴霾笼罩，老杆最终发现自己无可奈何。与自身心境同步的是，向内，他开始接受这种无可救药的人生，不受控制地面临着一次次地颠覆重建。抗衡时代而冲破牢笼的渴望最终被一点点熄灭，个人的命运也最终还是被裹挟着奔袭在历史的洪流里。

即便历史多么尘嚣甚上或是令人唏嘘，最痛的痛点依然落定到了个体的“意志肢解”，痛于无可奈何，痛于最深刻的挣扎也被消解，痛于到了最后，竟不知是自己放弃了时代，还是时代放弃了自己。

回到今天，某些方面，相似的时代命运仿佛还在轮回发生，然即便如此，每个个体也依然都是在夹缝中寻找的光亮的人。

这也是最后那把火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