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女孩

这是导演阮凤仪的一个私人故事，而观众呢，一边以局外人的身份观赏影片一边想着自己的事，自己的家庭，还有自己的青春。

吸引我的是那些似乎完全无足轻重的镜头——

一是妈妈晒着晒着床单，突然蹲下身子恸哭起来……那是心里的悲和苦积聚到一定程度，满出来了，眼泪就那么满出来了…..四处的路似乎都被堵住了，不知该往哪里去，只能被时间推着，麻木的行走，自己也不知道方向……好想拽着床单，可是床单不是一拽就下来了吗？

另一则是妈妈和妹妹（芳安）一起给祖宗烧纸。妈妈教妹妹将纸对折，那样外公外婆才能拿到钱，妹妹问“这些够买新房子吗？“妈妈说够，可是”受洗后妈妈就不能给外公外婆烧纸钱了“，妹妹的反应是”那样外公外婆不是会很穷吗？“妹妹还很小，不谙世事，她依赖妈妈，她那个年纪的孩子还很可爱，可是进入青春期的姐姐（芳仪）失去了这份纯真，她挣扎，她对抗，她痛苦，他周围的人也同样痛苦。妈妈想抱一抱妹妹，唯有妹妹的童言童语能让妈妈疲惫的心暂时缓一缓。

扮演妈妈的演员第一眼就觉得相当熟识，可是一直等看完了才想起那是林嘉欣。她也从《男人四十》中灵动的少女变成了中年妇女，双颊微鼓起的baby fat不见了，但下颚线还是很优越，依稀还觉得是个美人。

妈妈得了重症，也许某一天就会离开，她放不下，她想交代些事。可是每次一开口，就被爸爸被大女儿打断……女儿也许是不懂事，爸爸呢？他在逃避，逃到阳台吸烟。逃避，不是男人最擅长的吗？他们还会找各种客观理由来为自己的逃避开脱。

妻女回来后，虽然他和老婆、女儿和妈妈常有口角。送女儿去学校的车里，他拿出口罩，还是会对女儿说“这是妈妈准备的口罩，用钱也买不到。”

小女儿在医院封闭一周可以回家后，他拿了车钥匙就冲出去要接女儿回家，楼梯上他忍不住抚面痛哭——小女儿没事了！

再加上他虽然没有跟着妻女去美国生活，在台湾也是努力工作，为了让她们没有物质上的后顾之忧。这算是个非常负责任的爸爸了～“如果有下一辈子，一定要做男人！”这个想法，我们不谋而合了。

女教师说“爱与恨是一体两面”，一体两面这个词语台湾人很喜欢用哦。女教师说的一体两面是芳仪对妈妈的有多怨恨，就是心里有多爱妈妈。

影片的结尾所有的矛盾都和解了，生活要是像电影那么简单就好了，据说导演直到现如今和她的妈妈还是“纠葛如昔”。

1990年出生的阮凤仪，以长片处女作《美国女孩》拿了很多奖，被诸多影评人视为年度最佳。

影片备受瞩目，除了这位海归学院派女导演所带来的细腻影像感之外，更重要的是所切合的社会议题。一方面，2003年的非典与今日的疫情环境实现了某种时间和记忆的交织；另一方面，片中主角从美国返回台湾的过程呈现了人们熟悉的文化冲突。除此之外，围绕“乳腺癌”这一疾病隐喻（甚至不仅是隐喻）所展开的潜在话题或许更具普遍性。

按理说，以海归学院派的背景、女导演自身的细腻程度、林嘉欣的加盟、林书宇的监制，再加上三重议题的叠合，《美国女孩》本应是个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立足不败之地的项目。但影片给观众的实际感受，却是聚焦凌乱、完全摸不到主旨，除了跟着导演的情感线路前行，别无他法。

将一手好牌打坏的原因，或许是阮凤仪忽略了一个核心的机制：图形与背景之间的互动关系。具体来说，影片的几重议题皆是“背景”，而中间的人物则是“图形”，电影的核心应该是以图形（人物）为媒介不断深入并显现更深度的社会文化背景，为此甚至需要将人物“隐没”。

图形/背景原则适合过往的任何移民题材（无论《喜宴》《面子》或《别告诉她》），并且都是这类题材的成败关键；同样，这也适用于任何疾病、社会事件的议题。除此之外，图形/背景还是世纪之交台湾电影最宝贵的遗产，这在杨德昌、侯孝贤、蔡明亮的电影中呈现的格外明显，这几位导演关注的不是人物本身，而是人物身后的更深度的背景。

《美国女孩》中的争执中可以隐约觉察到一丝背景的印记，但通常是台词说出来的，比如说庄凯勋扮演的爸爸说“这个景气留在这边是等死”，指向的无疑就是朱天文所说的“世纪末华丽”之后全台湾的普遍精神绝望，对此《一一》《千禧曼波》《不散》都能轻松以影像还原。但《美国女孩》志不在此，2003年的台湾对阮凤仪来说似乎只是一个时空标记，书店与网咖背景中的蔡依林和周杰伦的背景歌曲对挖掘背景本身来说几乎不起作用。

阮凤仪的策略是只重“图形”而不在意“背景”，这直接导致失去了文化冲突这一问题的有效支撑。和之前的短片《姐妹》不同，《姐妹》中的妈妈带一对姐妹移居洛杉矶，陌生的城市和华人教会自然构成了一个“背景”，因此能够产生最现实的“文化冲击”（culture shock）。但《美国女孩》表述的是“逆向文化冲击”（reverse culture shock），这两种冲击虽然都是主观的，但区别在于前者自带显性的背景，后者则需要人为建构背景。

梁芳仪这位姐姐的角色自然是以导演本人为原型，她身上的逆向文化冲击若要体现出来，需要一整套背景建构，除了学校之外还有传统文化、亲戚关系、邻里社群等诸众，以及无言的地域景观。比如说，爸爸的那位隐匿的“大姐”就很有可能成为盘活背景的存在，楼顶的那位喂鸟的邻居也没有得到挖掘，如此，影片得到的就是一个孤零零的“家庭图形”——文化冲突不见了，或者不显灵了，它纯粹沦为主人公内心的独白意识建构，并且进一步展现为纯粹的家庭矛盾。

整个家庭景观由此显得过于自我封闭，呈现为父亲去大陆做生意、母亲患癌受洗、女儿盼望回归美国的纯生活/心理争斗，将一切问题还原为琐碎的争吵：妻子埋怨丈夫只知道飞来飞去，买不起房子；女儿埋怨母亲，这个生病导致全家鸡飞狗跳，并且断送了自己的美国梦；丈夫埋怨生活，自己任劳任怨牺牲自己，但也成不了理想的提款机。

似乎唯有学校，构成了仅有的背景因素，但这种背景过于直白，近乎于对那时台湾古板的教育和校规的痛斥，胖教师的体罚和那篇控诉母亲的演讲稿，构成了全片精神之浓缩，似乎就落了下乘。这自然而然会通向影片最后有点不负责任的解决方式：女儿趴在妈妈腿上，妈妈摸着女儿的头说：“妈妈也很爱你”——这是爱能解决一切的庸俗解围之神的回归。

正因如此，影片中的非典背景和故事没有擦生出如何实际关系，而那位妈妈的乳腺癌问题也仅仅是驱动因子，影片既没有揭示出疫情对人造成了何种影响，也未能面对疾病之于人的绝对影响。关于后一点，造就了《瀑布》中贾静雯融入度极高的表演，但却让演技明显更高一筹的林嘉欣手足无措，这一差别来自于导演对剧作母题的理解，和演员无关。

林嘉欣的劲，显然不知道该往哪使，这一状况让她在影片后半段处在无所适从的状态之中，她与女儿的争吵、打骂似乎是为了制造矛盾升温而制造的矛盾，就如结尾是为了和解而制造的和解。当然，你不能说这其中没有铺垫，但因为导演固着地将图形视为第一要义，背景就无从倚靠也无法发挥作用。

看重图形，一方面体现在技法层面，阮凤仪给人物过多的近景和特写，造成了角色的精神封闭，自然也就隔绝了画面意义上的背景；另一方面，导演将力道过度聚焦在人物尤其是梁方仪身上，以至于背景就在意识中隐没了，在单纯的“图形游戏”中，一切只能展现为“争执”——她与母亲的争执、与父亲的争执、与妹妹的争执，这些都无疑是吵架的重复形式。

就我个人来看，影片当中似乎只有两个段落镜头值得称道：一处是梁方仪出门倒垃圾，小区楼下一群人横向排列，各自双手提着垃圾袋等着垃圾车到来；另一处是母亲和妹妹在阳台上给外公外婆烧纸钱，当妈妈说受洗之后不能烧的时候，小女儿说了一句“那样他们不是会很穷吗？”。这两处，都属于“无意义的镜头”，但从深度上构成了图形/背景的可能或潜在冲突，如果影片能够在剧作主题上深度加工，将类似的情境与相关议题，那么《美国女孩》将会是另一个样子。

这种以“剧情或人物动作的无意义”呈现的段落，恰恰在于让人物隐没并让潜在的背景呈现出来，林嘉欣在晒床单时候突然哭了，也可以视为这一类——这场戏似乎对应着德西卡《风烛泪》中女仆洗着盘子哭泣的一幕。从细微技法上而言，阮凤仪或许能理解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动情细节”，但她没搞懂新现实主义的精髓也是图形/背景的隐现游戏，如果德西卡不够明显，那么罗西里尼的《火山边缘之恋》《游览意大利》则再明确不过了。

阮凤仪在访谈中谈到她的美学来源是达内兄弟、法哈蒂、小津、是枝裕和、侯孝贤、杨德昌、李安、安德里亚·阿诺德等等，但问题在于她学到的可能是上述人的形式精简风格，但没有领会本质上的图形/背景之整体建构。当然，这一切或许也和影片本身的素材有关——《美国女孩》讲述的是阮凤仪自己13-14岁时候的故事，她呈现了对自己的大胆解剖乃至是忏悔（且看起来并无保留），这赋予了影片明确的“真诚感”，这种真诚除了能在部分时刻抓住观众外，也成全了女主角方郁婷的精彩表演，她的光彩实际上盖过了林嘉欣，出演影片时未满16岁的她甚至可以算是近五年来台湾影坛的最大发现。

但换个角度来说，方郁婷光彩的代价是其他人的黯淡，连林嘉欣都无从幸免，因为图形游戏本身就是一个零和游戏，有赢便有亏。这种单一倾注也指向了导演的“自我”，因为方郁婷扮演的正是她本人，《美国女孩》便是一种主观记忆中的生活事件，缺乏客观视角，自然也缺乏背景。无论是因为源于记忆重现还是着力于忏悔，这部影片都成为一种封闭自我的产物，丧失了背景生产的力量。

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是过多的自我感觉——部分是自恋、部分是自怨自艾、部分是自我忏悔——的综合造物。除了阮凤仪之外，本片监制林书宇也有这个毛病，从《九降风》以来，他的影片陷入一种过度自我感的牢笼，以至于走不出图形游戏的世界，质量每况愈下，甚至连最初的真诚感都沦丧了。

我不希望阮凤仪成为第二个林书宇（当然《美国女孩》似乎也没有达到《九降风》的水准），唯一的忠告是，若不能理解从新现实主义到台湾新电影的“图形/背景”这一剧作整体原则，那么《美国女孩》之后的道路着实堪忧，因为自我的真诚感无法维系一切，更打不过时间。

【虹膜】

很难不把《美国女孩》与《瀑布》比较。相似点不只在于两部电影都将重心放在母女矛盾的刻画上，也勾连起本世纪两次最严重的疫情：前者是2003年的非典肺炎，后者是2020年的新冠肺炎。但与单调得近乎概念化的《瀑布》相比，《美国女孩》要丰富得多。它不仅呈现了台湾家庭典型的母女矛盾，同时将中美两国殊异的文化观念置入其中，极好地探讨了中式教育的问题及台湾社会停滞的状况。

芳仪、芳安是两位随病危母亲回台念书的姐妹，两人在美国接受教育，因此思维方式都是美式的。回到台湾，不同观念间的冲突屡屡触发，使得她们冠得了“美国女孩”的称号。一心向往自由的两人由于在台湾的家庭环境和教育环境下受到太多规训（训责、控制、体罚……），无时无刻不在期待回到美国。但她们又很清楚，母亲因为乳腺癌即将离世，意味着姐妹俩只能留在台湾和父亲一起生活。

《瀑布》里的母女肖像借助母亲的精神疾病得到了犀利的刻画，但这也是它的败笔。任何借力于怪力乱神，都扰乱了电影可能对现实生活提出的问询。贾静雯虽然释放了潜在的演技，但她所饰演的母亲与林嘉欣饰演的母亲相比，仍然逊色一筹。原因正在于精神疾病的设定，让《瀑布》变得奇情而刻意。《美国女孩》虽然也类似在母体中引入癌症，但物理性疾病更像现实一种，有更大的发病概率。由此，显出两者的高下。

当家宅中的女性不再接受或承受不了规训，她们便开始患病了。这是《安然无恙》里的卡罗尔发生身上出现的诡异症状：流鼻血、眩晕、无法呼吸……也是《吞咽》里的亨特经常抑制不住自己吞食异物，并从中得到快感。家宅变成一处精神病院。这可不是揭示什么深层现状，而是现实本身。但问题在于，直接把家庭主妇的病认定为精神疾病，是否过于显意而自我受限了呢？

至于金马为何将最佳影片颁给《瀑布》，而不是《美国女孩》，原因可想而知，毕竟《美国女孩》是一部华裔拍摄的电影，况且导演还这么年轻，对台湾社会又多有批评。不过，任何看过阮凤仪此前短片《姊妹》的观众，都清楚导演调度素人演员的才华。阮凤仪尤其擅长呈现女孩间细腻的感情，足以与《九三年夏天》《蜂鸟》想比拟。这是真正的导演才华才能让不懂表演的孩子达到的状态。《美国女孩》对此作了引申，饰演芳仪、芳安的小演员极好地完成导演交予的任务，让人动容。

电影里有一处设计是芳仪将以“对我影响最深的人”为题参加演讲比赛。成绩排名倒数的芳仪想借此机会博得母亲关注。当然，芳仪的主题发言只会是对母亲失职的审视与责难。但到电影最后，由于妹妹感染肺炎留院观察，这次本可以作为收尾的演讲比赛失去了踪影。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反常设计，但也正是这个反常，提升了电影的趣味。因为一场激烈暴发的冲突，母女间敌对的关系转向缓和。芳安也被证明仅仅感染普通肺炎，一家人如释重负。什么比活着更重要呢？我想芳仪由此开始懂得了一些人生道理，她切实经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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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高额的医疗开销，身患癌症的妻子被迫带着两个女儿从美国回到台湾治病，在此之前她和丈夫一直保持异国生活。好不容易适应了美国的大女儿，正处在13岁的叛逆成长期，回乡带给她的第一大难题就是怎么面对逆向文化冲击（reverse culture shock）——成绩从全A变成不及格，班上的同学还管她叫“美国女孩”。把背景设置在2003年的《美国女孩》，显然极富话题性：全球语境中的地域流动与文化重塑，母女关系与家庭矛盾，多子女家庭的亲子关系，疾病（乳腺癌、SARS）的隐喻，“台湾”的身份焦虑等等。这个list还可以写很长。

在阮凤仪的长片首作《美国女孩》亮相台湾之前，同时期正好还有另一部电影，主题也是母女关系、疫情和疾病，那就是来自钟孟宏的《瀑布》。新导演PK实力派，影迷们自然喜闻乐见。《瀑布》呈现给我们的还是那个熟悉的钟孟宏，好像手术刀一样面对家庭的创痛，过滤掉冗余的细节只留下病灶，这些压抑的场景就是被围困的生活的隐喻。“瀑布”既指的是母亲的思觉失调发作时脑中出现的声音，也是母女之间情感、矛盾不断涌动转换的象征，影片最后也结束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泄洪中，上流的水冲击而下，宛如瀑布。

两部影片虽然主题相似，处理方法却完全不同。选择思觉失调的《瀑布》侧重挖掘社会情绪的内在家庭表达，影片中思文从精神崩溃到重新振作的过程，正是个体面对社会性压抑的内在修复。而选择乳腺癌的《美国女孩》则更强调家庭的矛盾冲突和女性的直接压力，好比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那个段子——“忍一时卵巢囊肿,退一步乳腺增生”。《美国女孩》的对生活艰辛的还原，收获了台湾观众的口碑。但另一方面，这种琐碎的处理方式也存在争议，无处不在的冲突究竟是对生活的全面展示，还是叙事的凌乱失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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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片之前，阮凤仪的上一部作品是2018年的短片《姊姊》。片中妈妈带着两个女儿刚移民到美国，姐姐开始学着异国少女打扮自己，尝试融入华人小孩群体，什么都不懂的妹妹此时成了需要丢掉的“过去”。姐姐偷拿便利店的发饰，妹妹想分享却被拒绝，姐妹大战爆发。妈妈责怪姐姐没有做好榜样，姐姐怪妈妈偏心，把怒气转向妹妹，问她为什么不去死。故事的结尾，姐姐在浴缸里生闷气，妹妹跑来求和，两姐妹的怨气在浴缸里被温水泡开。姐姐没有说话，只是伸手和妹妹一起捏了一个肥皂泡泡，在肥皂泡的晶莹、透亮和无言中，影片结束。

《姊姊》不仅是《美国女孩》的前传，二者还形成了非常有趣的对位关系。《姊姊》讲的是“去美国”，《美国女孩》讲的是“回台湾”。《姊姊》取巧地截取了一个移民家庭的生活切片，在创投会上成长起来的《美国女孩》则把女儿的故事延展为了家庭、社会、时代的写照。从这个意义上说，长片并不是重写，而是扩写。而扩写面对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到底把边界设在哪里。在复杂的文化冲突中，《姊姊》只截取了其中一面，在为人称道的惊艳结尾里，肥皂泡泡是用语言无法表达的少女心事。相比之下，内容丰富的《美国女孩》似乎有点社会议题“过载”。如果每个人都在战斗，每条线都是一种困境展示，那么该从什么视角来看这个故事就成了一个问题。

家庭片不好拍的重要原因也在这里，生活中常常都是些难分是非对错的琐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和立场，需要一条有力的精神线索，才能把散乱的生活收束到具体的影像形态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家庭片其实就是大型情境装置艺术。在这样的情境艺术中，语言很重要，但又未必是最重要的。在《美国女孩》里，矛盾冲突大都依赖人物描述，姐姐内心情绪的外化并不算成功。反而是在十几分钟的短片里，我们看到了很多留白，也恰恰是这些无言的场景把姐姐的羡慕、犹豫、愤怒、释怀表现得淋漓尽致。尽管小演员方郁婷很好地塑造了一个“格格不入”的形象，但在《美国女孩》中少女的视角还是显得有些模糊，也常常让人产生犹疑，影片到底是要从少女的视角审视生活，还是生活在审视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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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我想起了《过春天》（2018），另一部有关地域流动、家庭矛盾和少女成长的影片。如果说前面提到的《瀑布》是叙事层面的集中矛盾，那么《过春天》则是影像层面的集中视角。影片讲述了少女佩佩的双城故事，白天去香港上学，晚上回深圳睡觉。无意之间，双城生活的便利让她成为了“水客”，卷入了一段青春冒险中。这部影片的导演粗剪版本是基于群像的客观视角，但剪辑师推翻了这个方案，最终的修改方向就是后来大家看到的主观视角——所有故事都围绕女主角佩佩展开，所有人物都从佩佩的视角去观察。主观视角镜头和表现情绪的特写镜头增加之后，整部影片的冲击力明显增强。当然，这个联想或许并不恰当，因为《过春天》的剪辑修改明显增加了电影的“商业”气质，和《美国女孩》的诉求完全不同。但这个例子至少可以向我们说明，视角对于理解人物、塑造人物的重要性。

视角模糊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整个故事只能通过冲突堆叠冲突的方式来推进。表面上看，“美国女孩”说的是处在文化漩涡中的姐姐，但实际上也指向曾经怀有美国梦的妈妈，既是美国梦的传承与交接，也是母女关系冲突的核心。但影片最大的遗憾也在这里，对“美国女孩”所承载的文化复杂性没有更深入的刻画，“文化冲突”遮蔽了母女之战的真正内核：为什么你要改写我的人生，却又没有能力一直改写下去？母女之间是有怨恨的，怨恨并不是仇恨，而是爱的另一面，是形塑母女关系的重要力量。这种爱恨之间的微妙情感是母女关系比父女关系、母子关系更难于刻画的重要因素。理解了这一点，就能明白在母女关系的刻画中，激烈的冲突和争执并不必然等于好的对手戏。最后的结尾也是如此，如果爱可以化解一切，那么故事也就不必这样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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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导演的长片首作都是拍少女心事，好像少女敏感多变的内心世界天然就是电影的镜像空间。但这完全是误会，比如很多男导演拍的少女故事都更像是幻想的少女，而不是少女的幻想。女导演在处理这类题材时会更谨慎，有时候还会选择一种有意为之的平视视角。比如在《嘉年华》（2017）中，文晏用冷静、克制地方式来讲述一桩“少女性侵案”；在《笨鸟》（2017）中，黄骥以散点叙事的方式来讲述少女在校园霸凌和母爱缺失中的孤独成长。在这两部电影中，平视是一种冷漠的疏离，这种冷静的处理方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与观众形成了对峙。

有意思的地方也正在这里，《嘉年华》和《笨鸟》的冷静常常让我们感到茫然，《瀑布》中的隐喻也会让我们感到压抑和难懂，而《美国女孩》的“失控”却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因为无处不在的痛苦，岌岌可危的家庭太容易让人如临其境了。但值得反思和追问的，或许正是这种对真实与痛苦的过于具象的表达，因为现实主义的那个“现实”，不是拼贴现实，也不是复制现实，而是追问现实，超越现实。

本文已发表于《北京青年报》，发表时有改动。

一个家庭里的每个人，都希望这个家庭好，也都希望其他人好，可是各自采用的方式，却又多多少少不是他人所希望和接受的，结果造成了每个人都陷入困局，不知该如何发力，进退失据，等忍耐达到极限，爆发就是伤害对方，一体两面，恰是通过这种方式才能进行一些必要的沟通，而这又是平常所欠缺的。家中每个人即使有自己的苦衷，也都希望牺牲自己为他人好，但是又不做到真正的沟通去了解对方需要的是什么，方式方法是不是妥当，往往就是吃力不讨好，还委屈了自己。片中比较西式化的就是大女儿，也是片名所指，她有时能直白的说出所想所需，但有时又回归到东方化的沉默，可是只有她的单向输出并不能算是有效沟通，所以最后困局的看似解开依靠的是不经意间看到对方的哭泣，他人的开导，自我的觉醒之类的，沟通依旧缺席，那么同样的困局还是会重演。最后大女儿让妈妈帮掏耳朵，是东方式的家庭和解，是一种秘而不宣的温柔，很含蓄，让人感到很温暖。

撰文：阮鳳儀

來源：關鍵評論網

節錄自：《美國女孩：電影劇本與幕後創作全書》

美國女孩

8.2

阮鳳儀 / 2021 / 商周

《姊姊》的起心動念

2016年，我在洛杉磯就讀美國電影學院（AFI），即將面臨碩士畢業製作短片提案。該學院的畢業製作出名地昂貴，因為規定必須以工會規格製作，並且要在洛杉磯方圓三十英里範圍以內拍攝。考量到高昂的製作成本，我很清楚這很可能是最後一次拍電影。抱著這個心情，我選擇花一整年回顧九零年代末母親帶著我和妹妹移居美西的經歷。

《姊姊》透過一只蝴蝶髮夾所引發的姊妹爭端勾勒在美華人生活下所隱含的張力。《姊姊》的許多元素在《美國女孩》裡都有重現：如剪髮的儀式、身份認同的母題、以及九零年代的流行元素等。同時《美國女孩》也延續《姊姊》的寫實精神及第三人稱親密觀點，期以細密的筆法與人物保持既客觀又親密的關係。

與李冰合作：從母女故事到家庭劇

研究所同窗的李冰在短片《姊姊》即扮演劇本顧問，《美國女孩》是我們首次以共同編劇身份合作。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從回憶的亂絮中爬梳理路，在看似無關的事件中找到因果關係與戲劇伏流，再盡可能不著痕跡地將日常「還原」給觀眾。

《美國女孩》的初稿完全從女兒梁芳儀的觀點出發，從不切換至母親或其他家人的觀點，是完全屬於個人的成長故事。初稿時芳儀的雛形已然完備，然而因故事觀點限於其主觀視角，因此敘事易流於片面。

我跟李冰花最多時間的就是儘可能地為每位家庭成員進行「平衡報導」。前期諸多版本的嘗試大抵都是在拿捏母女兩人能夠相輔相成的絕佳平衡點。扼要地說，劇本從初期的成長故事緩慢地朝向母女故事發展。

青少年成長故事中的角色時常是「被動的」，劇情的推進仰賴他們對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作出反應。例如芳儀是「被」帶回TW、「被」送入女校，大部分發生在她身上的事都是「被迫的」。

芳儀雖然有主動表達想要回美國的心願，但是她的年紀（劇本設定為13歲）限制她能夠積極朝「回美國」這件事情努力的機會。反觀母親莉莉這個角色相當積極主動。當年是她帶姊妹倆去美國，五年後也是她因病帶她們回TW。從戲劇理論的角度來說，主動且有積極目標的角色較容易書寫，而被動角色書寫難度相對較高。在這個階段，我們也曾一度為是否嘗試以母親觀點敘事而反覆拉扯。

母女故事直到第五稿才算初步成形，此時我和李冰發現若要更立體地深化母女衝突，勢必要增加父親以及妹妹在家庭中的份量，從旁烘托莉莉與芳儀的心境。家中每個角色都脫胎自我的家庭成員，其中較大的異動是我和親妹妹只差一歲，但在劇中為清楚區別姊妹視覺年齡差異而改動成差三歲。

第五稿至第八稿，李冰與我將焦點放在完善父親梁宗輝的角色。同時我們也花費許多力氣側寫妹妹梁芳安，斟酌她時而天真、時而超齡的家庭觀察。截至第八稿，故事又悄悄地從母女主線自然地發展為一家四口的家庭劇。

林書宇監製的加入：深化「死亡」命題

2019年11月完成的第八稿是所有版本場景數及人物最多的一稿，也是女主角演員林嘉欣答應出演時所讀的版本。此時場景數高達125場，遠遠超出藝文片平均的95場。監製林書宇加入後，劇本又起了新的變化。

書宇給我的第一個當頭棒喝，就是指出我偏心父親，這讓自以為客觀的我相當訝異。原來是長年在外奔波的父親與我之間保有審美的距離，反觀每日相處的母親太貼近我，難免放大彼此的缺點。一直到書宇提醒，我才發現當母女兩人正面對決之餘，時常被戰火無故波及的父親其實也用自己的方式「逃避」衝突，這點最明顯見於梳妝台搬回家一幕。

在第八稿中，莉莉直到劇末才接受化療。在此之前，我一直都抗拒莉莉接受化療，因為擔憂重心會過份集中在治療的過程，壓縮母女情感主線的敘事空間。然而書宇首次劇本會議就說服我莉莉需要積極接受治療，也鼓勵我深入挖掘自身對死亡恐懼的根源。

「死」是華語文化裡重大的忌諱，也是一次次引發母女衝突的關鍵字。莉莉面對死亡，是被動的。芳儀面對母親，則是積極主動的。兩股勢力糾纏角力、難分難捨。愛恨一體兩面、母女一體兩面、成長與死亡一體兩面。當莉莉的角色深化時，芳儀的角色也出現了新的深度。

演員與主創團隊：即興書寫

截至2020年底，劇本又歷經六次流變，來到拍攝四週前的第十四稿。第十四稿的重要更動是為每個場景附註日期，依據當年SARS的重大紀事重新調度場景次序。增添日期的主要原因最初是為回答嘉欣關於角色心路歷程的提問，同時也讓攝影指導、美術指導與造型指導在前期規劃便能有所依循。

我和李冰的書寫原則就是劇本盡量只提供「事實性的陳述」，刪去一切非必要的裝飾性形容詞或副詞。這種力求文字素樸與極簡對白原則，都是為掌握戲的精神而非形式，留下最大的發揮空間給主創團隊與演員。

在排演與拍攝過程中我會依照現場狀況不斷修訂劇本，透過適度即興捕捉獨屬於這些演員之間的化學變化。也就是說，在排演與拍攝當下，演員也參與重新書寫劇本的過程。

從劇本到後製階段，剪輯與我進行了最後一次也是對故事最嚴苛的書寫。最後電影刪節拍攝劇本近五分之一。在此特別感謝編輯燕樵讓《美國女孩》以劇本形式與讀者見面，也為李冰與我的編劇過程留下難得的紀錄。

我鍾愛的作家西西與向田邦子，在乳癌手術後雙雙喪失右手的功能。她們沒有因此中斷創作，反而以柔弱勝剛強的信念用左手持續寫作。「無論如何都要寫下去」是她們的信仰，而《美國女孩》也是無論如何我都要述說的故事。

「Flip the page」是我創作《美國女孩》的初衷。我想要翻過這一頁。而這一頁對我來說非常重、非常難，就是要花這樣的力氣、這樣的時間，用這樣的作品跟很多人一起，我才能翻過去，去到生命的下一章。

籌製《美國女孩》這三年來，支撐著我的是「無論如何都會寫下去」的信念、給故事時間自然熟成的耐心，以及對共同創作者的信賴。只要說故事的人願意順應內在初心的引領，找到故事的節奏與平衡之美便只是遲早的事。

——阮鳳儀。11月底，2021年。寫於電影在TW上映前夕。

另 附1：《美國女孩》製片人苗華川為劇本書寫的「跋」

《跋》

（撰文：苗華川 / 節錄自《美國女孩：電影劇本與幕後創作全書》）

記得鳳儀首次跟我提及《美國女孩》，是在公館的一家豆花店裡。她說她想將自己2003年SARS時期的成長經歷寫成小說。之所以是小說而非劇本，是因為她明白電影籌資之困難。開發良久的劇本最終未能在銀幕上與觀眾見面是電影產業的常態。她說如果拍不成電影，那她要轉而實現她兒時的夢想：出版一本書。

《美國女孩》的故事從2018年底開始萌芽，從大綱演進成初稿劇本、到2020年獲選優良劇本獎，到2021年最終變成一部電影。現在，又因以上的各種緣分，繞了個圈集結成書。

一路以來，不論《美國女孩》經過什麼階段、變成什麼面貌，從未改變的是阮鳳儀必須說出這個故事的初心和決心，以及她說故事的真誠。無論劇本經歷多少演變，鳳儀始終以坦然而深掘的勇氣回顧自身成長經歷。恰是這份對自身生命歷程的誠實，使她的個人經歷能夠引起普世共鳴。《美國女孩》不只是千禧時代的故事，也是當下疫情時代的故事。

讀者可能不熟悉鳳儀的中文系背景，但想必讀了劇本後就會明白。鳳儀的文字簡明樸實、饒富韻味，在清楚敘事之餘透露洗練的氣質及人文關懷。特別是梁芳儀做為「第三文化兒童」的身份認同仍為少數人的經驗，要引發普羅觀眾的共鳴實屬不易。

她和共同編劇李冰透過細密的因果關係推動劇情，對角色心理、場景及造型的描述豐富細膩，劇中對白帶有強烈的生活感，在戲劇化之餘仍維持對日常的寫實。《美國女孩》歷經許多版本，然而每次閱讀都是娛樂性十足的體驗。

之後劇本定稿，團隊主創一一進組。我看著年紀相仿的團隊互相合作、交換想法的熱情是非常愉快的。即便我們在新冠疫情期間拍攝時面臨加倍的限制跟壓力，如何安排希臘攝影師來台、如何拍攝管制嚴格的醫院及桃園機場，主創團隊一起做出重大決定、一一解決問題。在選角時，因為疫情我們不能進入校園海選，很多資訊都要靠網路宣傳，造成不少困難。當我們突破難關，找到方郁婷及林品彤時，格外感到振奮。

隨著服裝定案、演員排練、各種場景陳設及施工完畢，我們一步一步地終於走到了拍攝現場。每天看著電影場景猶如拼圖般一塊塊接起來，劇本中的每句話落實成活生生的影像，我實實在在地感到幸福而震撼，其中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一家人幫歸來的爸爸染頭髮的戲。

好的劇本是電影製作賴以依循的骨幹。清晰的敘事目標能讓優秀的團隊發揮最大的潛能，將故事與影像結合。以爸爸染髮戲為例，劇本中「芳儀、芳安嬉鬧地幫宗輝染髮，莉莉在餐桌上收拾吃完的餅乾。全家難得在一個和樂的狀態」

讀來簡單的一句話，我們製片方考量的是：演員真的要吃這麼多餅乾嗎？什麼樣的餅乾？演員穿什麼衣服？如果餅乾或染髮材料把戲服弄髒了，有備用服裝嗎？染髮劑是什麼顏色？他們在家中哪裡染髮？若夜戲需要在場景外打燈，會不會吵到鄰居？這場戲需要軌道嗎？放得下什麼樣的軌道？演員們都是坐著的，還是會移動？

劇本輕巧帶過的每句話要「轉譯」成影像與聲音，仰賴的是幕後工作人員預測問題的經驗與解決難題的創意。在難題一一被破解後，躲在房間角落的我在現場聽到副導喊「action」，彷彿被銀幕中的戲吸了進去。

凱勛現場即興擁抱女兒、品彤戴著盆子在頭上可愛地說出「it’s gross」、郁婷的大笑、嘉欣看到戲中丈夫與女兒互動帶出的複雜情緒―美術、服裝、燈光、鏡位，所有元素都在對的位置。看到這場戲，我跟著角色笑，也跟著他們難過。突然間，我想到自己與家人的片刻。

許多訪談都會問我們希望觀眾從這部電影得到什麼？這是一個很廣泛、很難回答的問題。但如果一定要回答，我希望觀眾能在觀影過程中跟我一樣，想到家人、想到自己（或以前的自己），拾起一些被遺落的情感。

感謝編輯梁燕樵讓觀眾有機會以文字的形式和《美國女孩》見面。這個故事由阮鳳儀開始，也會因為她而繼續往前。無論是在當下疫情的艱難時期或未來，希望這個劇本、這部電影，可以打動到你，提醒我們活在一個有愛的世界裡。

另 附2：《美國女孩》監製林書宇為劇本書寫的「序」

《給家人的情書》

（撰文：林書宇 / 節錄自《美國女孩：電影劇本與幕後創作全書》）

「我真的受寵若驚。謝謝書宇，for everything。」

收到鳳儀傳來的訊息時，我正在會議中，一個故意安排在金馬獎公布入圍名單時的會議。因為很在乎，所以我習慣選擇讓自己忙碌而不去面對，畢竟當下看了也改變不了結果。看到訊息的我趕緊回，「我沒有在看，發生了什麼事？」電話立馬響起，包括最佳劇情片，《美國女孩》入圍七項大獎！我們開心地互相表示驚訝，也恭喜彼此，匆忙掛了電話後，我繼續回到還沒結束的會議。接著，手機傳來一則則的祝賀簡訊，而除了祝賀也開始有更多人好奇問起一個讓我認真思考與回憶的問題，「你怎麼會擔任阮鳳儀導演的監製？」

因為緣份，因為命運，但最初的原因，就是你（讀者）手中的電影劇本。我無法說我第一時間就看出鳳儀的導演才華，或馬上知道我會參與其中，但我知道這個故事深深地觸動了我。有些劇本就是這樣，你看著當中的細節、看著角色的互動，就會知道這不是編造出來的。這些點點滴滴，一定都是作者最真實最赤裸的經歷。而最真實的，往往都是最動人的。

擔任監製之後，在鳳儀的劇本上我跟她來來回回不知多少次，我不停地提出疑問，她不斷地繼續修改。與其說我是監製，我更像是嚴厲的老師，一直打槍學生的作業不讓她過關。其實，鳳儀每次的修改都讓我驚艷。又寫出更棒的戲、又找到更深的連結、又取捨掉一塊（對故事來說多餘的）心頭肉。但因為一次次看到她的潛力，相信她還可以更好，我就貪心地像個無情的編輯，一再地退鳳儀的稿。

有人說，創作個人故事，就是要寫到會讓人害羞分享的內容。這劇本是鳳儀的私人日記，也是她給家人的情書。分享出來有沒有讓她害羞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每一位讀者都會被他們對彼此的愛療癒。如今影片已完成，從文字變成影像的過程，鳳儀完美地平衡著她的理性與感性（面對自己的故事，這是多麼困難的一件事啊），成就一部私密又處處顧及觀眾的動人作品。

過程中，亦師亦友的我們彼此分享許多關於創作，也關於生活。無論私下或公開，鳳儀也時常謝謝我對這部電影的幫助。但都是她在道感謝，我卻好像沒有反過來對鳳儀好好地說聲「謝謝」。我要謝謝鳳儀，讓我參與她人生如此重要的第一部長片。謝謝鳳儀，讓我首次擔任監製的作品就這麼的優秀。參與《美國女孩》，我得到的遠遠比我付出的還要多好多。

謝謝鳳儀，for every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