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梦

全篇以从河南去到武汉生存的王天成王爹爹一家在武汉摆摊生活的转变态度为线索进行叙事，讲述摆摊的贫困群众与城管两方的持续斗争。武汉为创建文明城市，要对街道两边的无证经营摊位进行整改和拆除，占领报亭的王爹爹一家的两个摊位成为一条道路上的钉子户，让城管费劲脑力整治。 起初是站在王爹爹的视角，向观众展示受害者的情况：家庭贫困、几位成员都患有程度不一的疾病，有癌症与残疾、其孙女正在读初中二年级。转换至城管视角，展现出城管为整治该钉子户做出的工作与努力，与王爹爹一家斗智斗勇，各种手段都用尽。随着讲述视角的多元展现能发现王爹爹有些蛮不讲理，懂法但是不遵守法，可能是有镜头的跟踪拍摄，王爹爹几乎全程表现得都比较激动，尤其是与几位城管支队负责人的交涉中。王爹爹的儿子也有一定的知识储备，不仅仅是单纯外出打工的农民，性格上与父亲有所不同，不偏执肯听劝。王爹爹的妻子与儿媳都比较通情理，最终他们一家与城管和解完成摊位的转变与两位女性有很大的关系。其中的几位城管也都尽心尽力在帮王爹爹一家解决问题，不断的谈话交流，市长也出动与他们交涉，最终帮助他们一家寻求到合适的摊位，帮助他们在武汉继续生活。 城管有这样一句表达：“他们是生活的弱者，我们是工作的弱者”，一边是生活巨大开支的需要，一边是城市改造的急迫，在这个避免不了的矛盾与冲突中让我们感受到双方的不易。这个故事的最后是圆满的结局，希望曾经所有满足我们蓬勃的“城市梦”而被迫改变地摊生计方向的人们也都有他们自己的happy ending。

今天我们要谈论的作品很特殊。它是一部曾经上过院线的“小片”，小到人们在那个被《八佰》《信条》《花木兰》等“大片”刷屏的九月份轻而易举地忽视了它，就像一块石子投入大海，没有泛起任何水花。

《八佰》《信条》《花木兰》海报

但它又是一部沉重的影片，以渺小的身躯承载着生死的交汇，串联起人们对于2020年、以及整个后千禧年时代的“灾难记忆”。

在“打工人”概念兴起的当下，我想大家可以看看这部影片，从一个并不那么直接的角度了解一种“另类”“打工人”的生活。

这部作品就是《城市梦》，一部讲述小贩与城管的冲突的纪录电影。

《城市梦》海报

《城市梦》拍摄于2014年，拍摄周期前前后后长达一年，积累了600小时的素材，剪辑两年，

又（因为我们能猜到的一些原因）历经数年才拿到龙标，等到它终于登上内地的大银幕时，已然是2020年的暑期，距离开拍已经六年。

《城市梦》的导演，内地著名纪录片导演陈为军，他于2016年的聚焦女性生育问题的作品《生门》，曾引起影迷群体的广泛关注。

导演陈为军

然而《生门》中女性面临的“生死劫”也同样降临在了陈为军的头顶：他被查出肝癌晚期，二十年的创作之路亦将随之结束。

于是，《城市梦》成为了陈为军的“告别之作”，这为这部经历坎坷的电影更添一份沉重。

更为沉重的是，《城市梦》中的“城市”指的不是别处，正是今年笼罩在瘟疫阴影中的武汉市，这使得此片的成功上映有了别样的意义。

纪录片《城市梦》

当然，《城市梦》的内容与疫情无关。它并不指向一次突如其来的、人人自危的灾难，而是朴实地复现了一个日常的生活情境，但这一情境所蕴涵的危机却同样是灾难性的。

故事相当简单：七十多岁的老人王天成与儿子王兆阳一家人在路边违规摆摊以维持生计，武汉市城管为了推进城市开发而欲将其取缔，针对这一矛盾，双方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城管与小贩之间的斗智斗勇，似乎是再普遍不过的城市生活图景，“城管暴力执法”也不止一次引起年度话题，成为根深蒂固的职业刻板印象。

纪录片《城市梦》

事实上，《城市梦》的创作正起源于这样的刻板印象——2014年，《城市梦》获武汉市城管局的拍摄许可的那一年，正是大量有关城管的负面风波席卷的一年。

这正是《城市梦》的特殊之处。它既然在武汉市城管局的批准之下完成创作，那么必然会避免描绘城管的负面形象。

自然，《城市梦》不可能坚定地站在小贩的利益一边，进行达内、肯·洛奇式的现实主义底层控诉，因为任何“攻击”的苗头都是必须被掐灭的。

纪录片《城市梦》

这与多数观众的预期相违背，于是，《城市梦》也被一些人指责为“城管宣传片”。

对于这一点，制片人戴年文回应称，这是一部标准的纪录片，在一年的拍摄阶段，与城管局签好了互不干涉的协议，最终呈现出的影像也是客观真实的。

或许正因如此，至少在笔者看来，《城市梦》并没有沦为一个审查制度下的牺牲品，充斥着虚张声势的美化和作秀。

纪录片《城市梦》

从各种意义上而言，《城市梦》履行了其作为纪录片的责任与使命，制片团队尽最大可能不偏不倚地叙述了小贩与城管从冲突至和解的全部过程。

摄影机时而跟随城管们走入城管局的办公室，时而深入王天成、王兆阳的家庭生活，不加评判地模拟出两方阵营的视角，为各自的立场留下存在的空间。

从这一角度而言，《城市梦》很好地在审查大方向的限制之下做到了客观、公正、冷静与真实。

对于这样的特点，一些观众并不领情，而是倾向于指责此片的客观性实际上是“立场模糊”、“挖掘不深”的体现，这在笔者看来有一定道理，但不必过度计较。

纪录片《城市梦》

的确，无论从何种角度去看《城市梦》，其主题都仅限于反映小民疾苦和基层公务员的辛劳；

当公民利益与法律规范、个人诉求与集体进步产生冲突时，电影只是以一个失真的美好大团圆掩盖了一切。

对于问题的症结，电影不想、亦不敢触碰，更遑论提出任何解决方案。

这是中国当下纪录片创作环境中迈不过的坎，是观众和电影人都必须做的妥协。

纪录片《城市梦》

但《城市梦》另辟蹊径，将它的看点转移至别的方向。

小贩与城管的对抗阵营，虽然是真实生活的记录，但若考察这一阵营设置在影片中的功能，则可以实际将其视为一个预先设定的、概念化的情境，从此，电影展开了一系列的群像塑造和双线叙事。

这其实是剧情片中常用的手段，因此《城市梦》中的人物们更像是剧情片的剧本中激发戏剧张力的一组组道具，而不是镜头下的某种研究对象，“纪录性”被“戏剧性”所取代，成为电影的主要动力。

纪录片《城市梦》

这样的本末置换是好是坏，尚无法评说，但它却给《城市梦》带来了一般的剧情片都无法企及的精彩程度，许多观众看完后大呼“剧情片都弱爆了！”

由此看来，《城市梦》的内容素材之所以有着天然的吸引力，是因为它们本身包含着一套剧情片的运作机制。

但即便如此，《城市梦》也不可能被归类为剧情片，它仍然保持着纪录片的本质。

纪录片《城市梦》

换言之，摄影机对准的人物，都是真实生活中的血肉之躯，而非由演员表演和角色设定组合而成的“人物”，也绝不是创作者可以随意调用的提线木偶。

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

其一，纪录片是否道德？

众所周知，因为纪录片的内容理论上不包含任何扮演，因此任何过分的描绘都会加强它的剥削属性。《城市梦》中不可避免地存在此类争议。

如，王兆阳在二十出头风华正茂时因为一次工厂事故而失去了一只手。

纪录片《城市梦》

在影片中，镜头多次对准王兆阳残疾的手，试图通过凝视手上的伤疤来展示苦难、以获取观众的同情。

这其实一种非常剥削的做法，它是有效的，却是廉价的、毫无尊重的，应当予以避免。

除了这些比较明显的剥削内容，《城市梦》中也存在另一些有刻意煽情嫌疑的段落，以及一些说教的台词。

纪录片《城市梦》

其二，纪录片是否真实？

我们在《城市梦》中看到的高强度的戏剧张力，是否完全是真实的生活？

即使创作者本身并无欺骗观众之意，但“纪录片”本身的属性还是可能导致“非真”的产生。众所周知，不同于剧情片，对于纪录片中的人物而言，摄影机是时时刻刻在场的、可以被看见、感知的。

摄影机必然会参与它所记录的事件，影响和干扰事件的发生，因此完全客观的记录是绝无可能的。

纪录片《城市梦》

如，许多人在镜头面前会萌生出本能的表演欲，在《城市梦》中，王天成就是这么一个人，他丰富而夸张的肢体动作、语言和表情为电影增添了许多活力和幽默感，

但这些是原始的反应、还是面对观众的表演呢？影片中展现出的城管的耐心和优良作风，是否也有故意而为的成分呢？

继续往下深究，观众所面临的必然是无尽的猜疑链。我们绝无可能得知事件的本貌，我们所看到的只是经过摄影机和剪辑的权力赋予了意义之后的影像。

纪录片《城市梦》

与其试图追根溯源，不如来重新审视一下创作者想要赋予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难道只是市民城管一家亲的核心价值观吗？让我们回到文章的开头所说的，这是一部“沉重”的影片。

沉重在它上映之路的艰巨，沉重在它是陈为军的“告别之作”，但更沉重在它讲述的不只是普遍意义上的百姓苦难，而是有特定地域限制的——

纪录片《城市梦》

这一限制就写在《城市梦》的标题中：

“城市”。

城市对于一些常住民而言，不过是日常生活的空间；但对于王天成和王兆阳这样举家迁徙的乡民而言，是一个梦想实现的地方。

因为城市，他们获得了生存的机会、权利和尊严。王天成虽然是个老顽固，但他的思想却很“先进”。

纪录片《城市梦》

“落叶归根”的传统伦理在他眼中抵不过他“在武汉十四年”的感情，他和王兆阳在电影中都明确表示“绝对不会回家”。

因此，他们宁肯触犯法律，与城管局不断纠纷，也不愿放弃赖以生计的摆摊，因为摆摊使他们成为武汉市的一部分。他们不能离开这个城市。

虽然电影给出了美好的结局，但事实却是沉重的。或许真的只有在摄影机严密的监督之下，城管局的领导们才能为王天成一家提供如此大的帮助，而现实生活中，在观众视线之外的地方，仍然存在着太多因为城市建设而的底层人民们。

纪录片《城市梦》

王天成一家要生存的权利，武汉市要发展的权利，二者的矛盾并不可能像电影那样被轻易调和，它的解决常常伴随着弱势一方的被驱逐。

这就是集体与个人的终极矛盾，它存在于每个意识形态统治的国度之中，面临这样的矛盾时，我们应该如何权衡？

对于《城市梦》，每个人都会轻而易举地站在王天成这一边，这是电影的感染力；但在现实生活中呢？

纪录片《城市梦》

“他们是生活的弱者，我们是工作的弱者。”

这是《城市梦》中一位城管所说的一句话，想必已然深深刻在了许多观众的心中。

面对庞杂的、瞬息万变的社会机器，每个人都是弱者，而本应来帮助我们的各种政策，却又常常像影片中的“背诵二十四字核心价值观”那样充满形式主义，甚至反过来成为百姓头上的大山。

纪录片《城市梦》

《城市梦》并不是一次正能量的输出，也不是一次梦的承诺，观众需要透过表面的光明看清背后的黑暗。

毕竟，大多数观众和读者，一生都无法与《城市梦》的主角们“割席”，不论是小贩，还是城管——都是“打工人”，他们的命运，也是我们的。

一部写实的，具有现实意义法制教育纪录片，也是第一步展现城管执法与在大城市艰难生活的弱势群体的纪录片。 这部纪录片拍摄好的地方在于，它并没有站在水果小贩或者是执法者的视角去看问题，而是站在了第三视角，以一个公正客观又有怜悯同情的双重视角去看待的。相信每一位看过纪录片的人都会有所反思。 首先站在城市规范治理的角度看，为了市容市貌，让整个城市变得更加和谐有序，他们所做的工作就是根据城市管理的法制法规去对小商贩的不合理行为做出约束，这是他们的使命，也是他们的工作。肯定了他们工作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我想谈的是在执法的过程中，我们执法人员应该如何处理好与商贩的关系，这个可能是每个城管人最应该注重的问题。法制虽然是坚硬的，但是执法的对象确是活生生的人，就像执法人员在纪录片中反复强调的一点是，一定要讲究策略，要处理好问题。简单的暴力执法同样也能快准狠的解决，但是这样的执法会让群众信服嘛，造成的社会舆论会怎么评价城管群体呢？法律还具备公信力吗？破解这些问题，我们就不能一刀切，以解决好问题为导向，而不是生搬法律法规，仅仅以处理问题为目标。

...待续

《城市梦》讲述的是关于占路摆摊的王爹爹一家的武汉梦。

他们从河南农村出来。十四年来在武汉街头摆摊做生意，可城管面临创建文明城市的压力，不得不要把他们的清理出去。导演把王爹爹和城管互相斗智斗勇的过程全程记录了下来，即有摆摊摊主的生活不易，也有城管队员的工作压力，让我作为吃瓜群众，似乎也无法用绝对的对与错去评判任何一方。

如今这个时间再来看关于武汉的故事，作为观众，心中也多了一丝情绪。度过了如此特别的时期，当下的我们再一次坐在电影院里，往日的生活看似恢复如常，只是一切都回不去了，周围的一切都变得不再一样了。

关于城市梦，王爹爹一家五口人，各自都有各自的理解。

王爹爹，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看似身体很硬朗，每天摆摊卖各种日用杂货和衣服，实则也是重病缠身，不仅每天自己要吃药，还要给老伴熬中药。王爹爹算的上是城管眼里这个“钉子户”的大boss，最难劝说，甚至他一到城管队的办公室，里面的工作人员也是能躲就躲。每次城管试图沟通，王爹爹的拗劲就上来，撒泼，骂人，甚至和城管动手，在马路上引得众人围观，自己一条命随时能豁得出去。

有时看上去蛮不讲理，但是似乎又像是他自己世界观里自成逻辑的体系。在和儿子聊天时，他还会很认真的谈起生意经——熟客至少要一年才会养熟。这也是为什么他拒绝城管帮他换一个地点摆摊。

关于王爹爹的过去，他很少讲起，他的无理取闹也好，他的故步自封也好，一定与他曾在武汉这个大城市里经历过的风雨有关。儿子断手残疾，妻子癌症余生不多，一个人作为家长，不得不为众人遮风挡雨。故事的最后，他答应城管的条件，但坚持说，我是强者不是失败者。

王爹爹的妻子，在片中关于她单独的介绍不多。从王爹爹的口中，她患有癌症，医生说她只有三年的余生，已经活了五年。她与王爹爹的性格十分相反，很少会大喊大叫，情绪平和，她只期待一家人好好生活。想来和王爹爹，已经是经历过大半生的老夫老妻。皮肤晒的黑黑的，步履蹒跚的背影，写尽过往平凡却不普通的故事。

而王爹爹的儿子王兆阳，二十岁出头的时候，在工厂做工右手被压碎，就此成为残疾，甚至连正经的赔偿都要不到。

他的性格与父亲不同，带着三分倔强，但也有七分通情达理，因为女孩读书的事受到城管队的照顾，甚是感激，也愿意接受城管帮助的安排，但是在父亲面前，他又没有什么勇气开口。

他每天睡在自己摆水果摊的车子里，赚钱是为了给女儿更好的受教育的机会，他在父亲的面前是儿子，但在自己女儿的面前，也要做个能遮风挡雨的父亲。就算只有一只手，吃饭写字甚至打电话都很是熟练，日常生活基本不会打扰别人，他对于受伤的过程轻描淡写，但是身处壮年，天降横祸，他也曾怨过生活的不公平吧。

他的妻子是在他受伤之后与他结婚的，婚前的天降横祸，没有让妻子对二人的感情选择退缩，夸赞自己丈夫待自己很好，也不图他什么，对自己好就够了。十几年前从河南带着孩子一起到武汉打拼，一家人一日三餐四季的幸福就已经足够。她说不想回到农村，哪怕重新出去打工求职也要在城市里留下来。

王爹爹的孙女，几个月大的时候，就被父母从河南农村抱着去到了武汉。从小在武汉读幼儿园，小学，初中，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但他的父亲，言语间常说学校里外地小孩和本地小孩的差别待遇，口气很是不爽。小姑娘与许多青春期的女孩并无不同，想要爸爸买手机给她，因为别人都有。也不愿意妈妈总拿自己的成绩和别人比较，但是当妈妈问起她回老家读书的时候，她的态度却坚决起来，哪怕自己一个人留在武汉，她也不要回去。

一家三代，背井离乡，吃了许多的苦，遭遇排挤遭遇驱赶，但是唯一的坚持，就是不要回去，要在这里留下来。

回到乡下，破败的旧屋会漏水，想要生活下去只能种地，看天吃饭。似乎一切的人生都从古至今有了固定的计划，一日日一年年，都少了些搏一搏单车换摩托的机会。

而繁华都市，似乎每一个转角都有希望，只要捕捉住那一点点希望的星光，从此以后一切都不一样了。

我们在北上广生活的人，尽管出入写字楼，穿着体面甚至待在空调房里享受每天有咖啡喝的日子，下班回到租下的小房间里疲惫不已。但是在和父母打电话的时候，也都曾说过一样的话，不会回去，回去又能做什么。

城市的魅力，不是四通八达的公交线路和三十多层的写字楼，不是24小时随处可以吃到食物的店铺，而是在这里所做的每一个选择，都代表着自己对于人生的主导权，带着一种努力下去，就可以走进自己希望的世界里的通道。

也许所谓城市梦，就是我们想要在自己喜欢的地方，不顾一切的活下去。

武汉人陈为军拍摄了一部武汉街头的故事。2014年拍的，现在上映已经2020年了。

6年里，故事中人经历生老病死，陈为军也被查出肝癌晚期。一部纪录片历经艰辛终于要和观众见面，他却在视频里说：“我们就在此别过，再见了，观众朋友。”

还没怎么了解这位导演，就要抱着看一部告别作的心态，不管怎样都十分沉重。比陈为军创作生命更沉重的，还有故事发生的城市——武汉，6年后何止一点街头的变化与热闹。千千万万的生关死劫，都汇聚在2020年。

不过，《城市梦》并没有如它的题材、它的背景发生地、它现在上映的年份这样灾难深重。当我们以为城管执法治理流动摊贩就是像社会新闻那样的黑色故事时，陈为军却别出心裁的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它甚至有点幽默，有点调皮，有点可爱。一个十分drama的主角老头串起了整个故事，如果你想轻松看完这个故事，大可一笑了之，因为以它的结局来看，是个出乎意料的喜剧；然而如果你愿意再多回味一点，重新看一看预告片和导演说的话，那些让你笑的地方，最后都会让你流泪。

王天成显然是这部片子的主角。

说是一部纪录片，可这位70多岁的河南老头简直具备演员的天赋，有时你甚至难辨真假——这到底是演的，还是真的？

就连他的儿子王兆阳偶尔也不无讽刺的说：“你这是演给谁看？”既觉得老头耍无赖博同情的技能已经过火了，又无奈的理解他，不这样他们一家就无法活下去。

这一家人，老弱病残，在王天成的带领下，从河南农村来到武汉，已打拼14年。他们以鲁磨路的一个报刊亭为据点，从卖报纸发展出卖皮带、卖衣服、卖杂货、卖水果种种，有自己多年的老主顾，也有周围眼馋的竞争者，但最让管理部门头疼的是，他们无证经营并占据公共道路太多面积，让入室经营的其他商户感到不公，也成了城管眼中的顽疾。

然而王天成自有生存之道。他有点像《西游记》里的孙悟空，搞得定徒子徒孙，也拿得了定海神针。没人来打扰时，他就是花果山乐得逍遥的山大王。

他会做生意讨生活，是一个聪明又和气的杂货摊主。他会毫不吝啬的夸客人穿上衣服有多漂亮，用夸张的方法展示他的皮带有多好，还时不时给人实惠，对着路人、镜头毫不怯场表达自己的演说才能。他满头银发，叼着烟斗，随意调侃一句“斯大林也这样”，还有几分幽默。

正如孙悟空好玩在“大闹天宫”，王天成也好玩在大闹鲁磨路。每每我们觉得战斗的气息浓了，可怕的事情要发生了——城管要来执法时，王天成就像一只所有体毛都竖起来的公鸡。他身上每一个细胞都变成武器，怒发冲冠，怒目圆瞪，赤膊上阵。他可以不管不顾拍城管的脸，可以把西瓜摔得稀巴烂，可以追着城管跑上百米远，还可以把口水啐人一脸，随时往地上躺平。

他超强的表演欲给这个故事竖起了一个绝对“男主角”——只要镜头来了，他就有办法给自己加戏。鲁磨路没有这个银发战神，故事就不会那么好看。

不过就像所有精彩的英雄片，英雄如果没有软肋，自然失去魅力。如果孙悟空不被压在五指山下，不被套上紧箍咒，纵有天大的本领人们也不一定和他站在一边。观众把挑战权威的希望寄托在这位七旬老头身上，又在他战斗完的疲惫里看到他平凡普通的那一面，这位主角因此才具有魅力，而不仅仅是一个无赖摊贩，狡猾的生意主，更不是一个完美战神。

当夜幕降临时，老头卸下一身盔甲。他为身患癌症的老伴煎药，他安抚好小狗说“我儿子没伴，你去陪他”，他骄傲的谈起孙女的成绩，为她打算将来……你又感到他是那样一个温柔的人，身上除了铁骨铮铮，还有满身伤痕。

某时某刻他的倒地，像是装的，又像是自然流露的软弱。实际上我们快忘了他确实是一个老了的、病了的、艰难活着的穷人，他只是比一般人有更多斗志。

在无数路人眼里，老头也许只是一个狡黠与刁蛮并存的战斗者。儿子王兆阳却说，“老头就像老母鸡，我们就是小鸡，在他的羽翼下生活。”这简简单单一句话，充满了全部的理解与原谅。

如果说王老爹挑起了战斗主角的职责，让人看不到他的软弱；那么他的儿子，就是那个默默讲述苦难的人。他23岁就意外工伤失去右手，在这部纪录片里却很少流露怨天尤人的情绪，更多时候他保持微笑，细声慢气的和女儿聊着天，和老婆共同面对。

在王老爹身上，镜头表现的故事总是剑拔弩张的；但在他儿子王兆阳身上，镜头则像空气慢慢浸入他们的生活，让我们一点一点看到城市外来者真实的生存面貌。

在昏暗脏乱的家里，王兆阳没有表现出太多卑微怯懦。他们的贫穷困苦是显而易见的，上初中的女儿想吃一顿有肉的饭都难。可这个父亲并不那么经常说自己有多辛苦，有时还会和闺女轻松调侃几句，有时也颇为自豪的说，女儿从不让他们操心学习，话语中更多是在城市不输别人的骄傲。

让我触动落泪的几处，都来自王兆阳。他回乡和十几年没见的乡亲聊天，谈起自己右手残疾的遭遇，他没有仇恨，反而面带微笑，“那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

他回到老宅，年久失修，房子已经不能住人了，他们也回不去了，王兆阳也笑着对镜头说，“这就是电影里的那种鬼屋。”

他也有丧气得说不出一句话的时候，躺在床上，以为困难再也顶不过去了，他的老婆却和他一样乐观坚强，耐心的劝慰他，回忆最早打拼的日子，“那天刮了多大的风，卖了300块钱在手上，咱俩回去高兴坏了。”

这些话都是笑着说的，却让我泪流不停。一家人简简单单的心愿无非一个，让女孩在武汉上完初中，顺利考上大学，她已经是新武汉人了，要在这里扎根。

如果说王天成在用硬碰硬的方式保护家人，王兆阳就是那个让人温暖舒服的，用软软的羽翼去呵护他们的人。女孩像被保护在安全的壳里，对家里面临的巨大困难似乎完全不知。当她提出想要一个智能手机时，父亲王兆阳也只是委婉的说，“想买一个好的，那要等一等哦。”

我想起生活中可以经常看见的焦虑父母的模样（也包括我自己），当我们不自觉把生活的重担往子女身上压时，以为那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分担。可王兆阳没有那么做。他是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残疾父亲，却已拥有太强能量。生活教会他独自扛下所有遗憾与伤痛，他可以为这个摊头孤独守夜，可以坦然面对自己的残疾，可以鼓起勇气谈判，但他不会怨恨。

当一家人商量好今后打算，他用左手写下工整、流利的申请书——“我代表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家庭”——四个字已是千言万语。我想谈判的另一方，看到这样不卑不亢的文字，心中多少会有震动。

在这个不同寻常的故事里，王兆阳是弱者，但他不轻易示弱。他和老婆都是活得有尊严的人，他们让我充满敬意。

其实《城市梦》拍到这里，已经尽到一个城市记录者的职责了。陈为军把镜头对准我们可能每天都会路过忽略的人，放大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柔软与坚韧，让某些隐藏在生活背后的情绪显现出来，成了城市精神的具体注脚。

然而我佩服陈为军的是，他的镜头不止对准了这一家人，记录他们一家在城市艰辛打拼的同时，他还有另一组镜头，记录城市管理者的日常。在那组素材里，我们才更多的被颠覆了认知，慢慢也能从刻板的嘲讽、挖苦、仇恨中，多生出一点理解与宽容。

关于城管人员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从李队长口中说出的：

“他们是生活的弱者，我们是工作的弱者。”

一句话里，包含了多少同情与无奈。

尽管这点无奈并不会改变王家是弱者的局面，城管终究是拥有权力的强势一方，再不济也可以用最无情的一面去解决问题，忽略每一家人实际面临的困难，只要把占道经营的摊点拆除即可——但当李队长说出自己也是弱者时，这份工作便比无情的法律法规、无情的办法多了一丝人情味。王家人是底层，他们是基层，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不是对立两面，而是都在困境中，都是弱者，需要理解与共同努力。

胖胖的胡队长则是让人眼前一亮的新一代城管。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基层工作者的耐心与沟通能力。片中他和王兆阳的性格有点像，像根柱子时刻保持微笑，任泼辣的王老爹打骂也不还手一下，每次冲突过后，他还能努力的再与王老爹的妻子、儿子沟通，提出新的解决方案。

向领导汇报时，胡队长提到王老爹妻子李书香去看定制棚屋有点感动，他也被那份感动感动，想要说下去，却被领导打断了。领导告诉他工作重心不是让人感动，而是要他们服从管理。

这里多少有些讽刺的意味。不过我们更能看到传统执法者和新一代处事方式的区别。也许在领导看来，任何解决方案不过是谈判策略的一个工具。但我仍抱着最大善意去理解胡队长带王家人去看新地方的初衷——如果不是希望他们一家人能好好在城市生活下去，他也不必费心去做这么多事，只要拆掉报亭，工作任务就算完成了。

最后的温馨结局，恐怕出乎很多人意料。——它完全打破了我们对城管执法故事的认知，也不知道现实中还可以有这样一个相对完满的结局。

有人因此认为它肤浅，连同“伟光正”的名字来理解《城市梦》，说它就是一部城管宣传片。

我却不禁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故事的结局是悲哀的，王家人流落街头，城管暴力执法，我们就能获得更多能量吗？它因此就更加深刻了吗？还是说这个拍摄过程、这件事本身的解决结果、最后这部片子能够上映，将城市管理问题阳光的放到公众眼前，就已经展示了一种能量？

不管“深刻”“肤浅”与否，对我来说都不重要。陈为军的视角让我觉得最为珍贵。我看到一个具有强大悲悯之心的创作者，试图以敏感、包容、善良的心去认真注视在这座城市生活的人。不管这些人，是人们眼中的强者、弱者，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是聪明的人、狡猾的人还是刁蛮的人、自私的人……他都向他们投以平等理解的目光，最终让我们感受到的，不是苦难本身，而是人们面对苦难的坚毅、团结与智慧。这比仅仅只是批判、讽刺更为可贵。

因此在《城市梦》里，外来者王天成的呼声，我们听到了——“我要活！我要生存！我要治病！”本地人胡队长的呼声，我们也听到了——“武汉要发展！武汉要成为大城市！”

宏大的愿望，渺小的愿望，在武汉人陈为军看来，都是希望在这座城市好好活着的愿望。最后这部片子没有定名为《城管》或《我不是钉子户》，即不把他们看成对立两方。“城市梦”暗含对王家人和基层执法者的理解。因为在陈为军的眼中，他们都是武汉人，他们都热爱这座城市。

让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博弈的过程尽管生猛辛辣，像极了武汉人的性格，最后的温情、乐观也有一种热气腾腾，是困难过后的希望与重生，也恰似武汉城市精神的另一面。

还记得王兆阳说的那句朴实得不能再朴实的话吗？

“人家说什么是幸福，跟家里人在一起吃饭就是幸福。”

陈为军把最后一个镜头给了他们一家人吃饭的画面。

是的，他的城市梦，他想说的，都在片子里了。

印象中好像还是第一次在电影院里看纪录片，去之前事先大致了解了题材，本以为会拍的很沉重或沉闷，不想作为一部纪录片，它的节奏却出乎意料的好，全程紧紧吸引着我的注意力，情节推进的严密扎实，轻重缓急都处理的很有功力，甚至超过许多剧情片，看的过程中，几度被逗笑，有时又忍不住心疼的想掉下眼泪。

它更牵动人心，因为这不是表演，不是改编，它就是真实故事本身，拍下来的每一个镜头，都是人实实在在的生活。影片的主角王爹爹一家五口从河南老家来到武汉，挤住在脏破不堪的小屋里，老婆是癌症，自己是脑梗患者，儿子是残疾，早年在工厂上班时被压掉了一只手，儿媳妇也是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农村妇女，这个家庭里，最明媚的角色就是王爹爹的孙女，正在上初中的少女萍萍，她爱笑，朴实可爱，成绩极好，是全家的希望和骄傲。

全家人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他们在街头摆的地摊，王爹爹买衣服鞋垫和一些杂物，儿子卖水果。这个地摊所在的市口，生意很不错，王爹爹在这里做了两年了，这份生意的收入，支撑了他们付房租，吃药看病，孩子上学等所有的开支，但是这份生意即将保不住了，这里被规划，将要成为珠宝一条街，自然是不能再允许王爹爹的地摊存在了，就此，开展了一场王爹爹和城管队斗智斗勇的大战。

全片最吸引人的，莫过于王爹爹，这个七十多岁的倔老头，承担了这部影片中几乎所有的笑点和泪点，若不是他的顽强，大概这出戏不出三个回合就会结束，面对城管，他几乎拿出了挽狂澜于既倒的全部手段，一个人光着膀子就敢对抗一整群带着盾牌头盔的城管队员。他可以前一秒还笑脸相迎，让你放松警惕，后一秒就马上暴跳如雷，大打出手。他有三分无赖，三分狡猾，三分不要命，但他最令人的动容的，是他眼睛里不时闪动着的倔强，是那份对妻子的温柔，对孙女的期望和疼爱。

除了王爹爹以外，另一个最触动我的人，是他的儿子，他看起来也就不过三十多岁，大概是我们的同龄人，但他的面容明显比同龄人衰老和疲倦，他不像如今的70后80后，人到中年很多都开始自我觉醒，开始追寻梦想和思索人生的意义，他完全不可能有这样的妄想，贫困和逼仄的生活，让他每天从早到晚只剩下进货看摊，没有任何个人的追求，大概也完全不敢有。很多个夜色灯火中的镜头里，他的脸其实仔细看去，是英俊的，收拾收拾想必是个好看的男人，但是却常年带着委屈愁闷的表情，只有在和女儿说话的时候，才会露出一线明亮和温柔。

作为一个从小在城里长大的孩子，若不是还有这样的电影存在，我大概很难真正理解这群人的辛酸，虽然他们离我这样近，但对我而言，只是我每日匆匆走过街头遇到的路人甲，我会理所当然的以为，大家住在一个城市里，就理应过着相同的生活，其实他们生活的艰难，是我难以想象的，住在脏的要死的水果车里，从来没去过任何干净整洁的场所消费，为了保住摊位，要在街头撒泼打滚大打出手，躺在马路中间以命相搏，为了生存，他们所付出的隐忍和努力，我从来没尝过，在黑暗的影片里，闪过的每一个记录他们生活的镜头，都在撞击着我，提醒着我，我自以为艰难的生活，其实已经是多么轻易，多么幸运，我的那些烦恼和压力，其实是多么渺小到不值一提。

有人说，城管的形象在这部片子里是颠覆性的存在，他们一改往年我们在各种新闻里看到的蛮狠，几乎是委曲求全的，忍人所不能忍，甚至用出了卧底这样的手段，去和王爹爹一家周旋，让人顿生好感，好到简直不像真的，城管的副队更是说出了“他们是生活的弱者，我们是工作的弱者”这样的话。是的，我也觉得这样的城管可能存在，但大概只是凤毛麟角，也许只是存在于镜头之下，但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可以这样做，至少说明了，每个人都从内心深处知道怎么做才是对的，城管其实也知道，那就是面对弱者时，给予最基本的尊重和保护，这是基本人权，这是任何“顾全大局”之类的冠冕堂皇的词都解释不过去的人心正义。

每个人置身城市之中，都必定心怀自己的城市梦，王爹爹一家有梦，他们想在城里扎根，想活下去，城管们也有梦，想让城市变的更干净，更文明，当每个人的梦都很迫切，都有坚定的意志要执行下去的时候，那么往往被牺牲掉的就是弱者，所以才会有那么多在阴暗角落里被捂住嘴，看不到的眼泪和哭喊。人若只是看到自己的梦，看不到别人的梦，你的梦就会成为他人的地狱。

王爹爹一家和城管的冲突，归根结底是两个梦的冲突，这种冲突通常是残酷的，是你死我活的，但这部电影试图寻找一条路，告诉我们在冲突发生时，并不是注定只能二选一，而是可以寻求共存共生的。

电影之后的讨论会上，监制陈梁说：“每当你去敲击社会绷的最紧的那根弦，就一定会带来震动，听到回响”，其实，谁都知道中国社会最紧绷的弦在哪里，但敢于去敲击的人几乎找不到，所以这样的选材是勇敢和珍贵的，虽然也必定要有取舍和妥协。

有人说，这个电影的立意是对城管的洗白，有主旋律电影的嫌疑，但我却更愿意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待它的作用，那就是让人们去看到一种我们更期待的城市管理的工作方式，这种工作方式，或许不够强硬，不够有效率，不够“秋风扫落叶”，它的成本更高，更强调程序正义的重要，更透明受监督，它更温柔，更懂得尊重，更能站在“弱者”的角度上去着想，能够真正的去尊重和保护这些“低端人口”，而不是强硬的把他们当做垃圾清扫出去，当做蟑螂那样一巴掌拍死。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希望这部电影被更多更多的人看到，尤其是被在一线执法的城管和警察们看到，若你是城管或警察，无论是领导还是一线，若你始终坚持用这样的方式工作，哪怕没法出政绩，我也会深深的尊敬你，若你不是，那么愿你看完此片之后，好好的反省自己，真的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当然，我不会因为这部片就对中国的城管工作过于乐观，不会盲目的认为全世界的小贩都像王爹爹一样难搞，他们大多数都还是畏于权威默默的走开了，而当然也不是全世界的城管都像胡队长一样温柔，他们通常没有这样的耐心，居高临下的姿态是更多的。但我也不赞同有些人认为这部电影是在粉饰太平，故意去丑化小摊贩，或美化城管，客观的来说，它对双方的形象呈现都是比较全面立体的，王爹爹除了蛮不讲理之外，其实对家人也有满满的保护与温情，城管队虽然有脚踏实地，耐心交流的队长，但也存在着不下现场，只顾施压的官僚作风，这些都是没有回避的部分，它让我们看到了事情的复杂性，人的矛盾性，它不是作为一个标签存在的，这样的取材也看出了一个导演本身丰富的人性观。

首映之后，现场有一场热烈的讨论，我在现场也向制片人戴年文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中国的老百姓为何如此热衷于闹呢？能作能闹，是不是会得到更多帮助？会哭的孩子是不是更会有奶吃？为什么当遭遇剥夺或不公时，更多人本能的反应是把希望寄托在躺大街，拼老命这种极端的方式之上，为什么人们宁愿上访而不愿意走正规的法律路线？对比其它默默无闻，被城管一赶就赶走的小贩来说，王爹爹的闹确实换来了更好的结果，他得到了帮助，得到了一个新的更整洁的摊位，而其它人走了就是走了，什么也没了。

这样的例子，是否会成为一种变相的鼓励呢？当老百姓开始迷信极端的上访和闹会有作用，那么就必定带来更强硬的镇压，如此将形成恶性循环，如何终结呢？其实，根源还在于法制建设，给出更多的正规渠道，让这些渠道更容易，不要让老百姓对正规渠道失望甚至绝望，被逼只能用王爹爹的强硬方式来解决，愿法律更仁慈，更能考虑弱者的利益，而不是一味的强调维稳和谐，虚假的和谐之下如果隐藏的只是被捂住的呼喊，被憋回去的眼泪，这样的和谐只会让人感到越发绝望。

看完了这部纪录片之后的好几天，从此我走在路上，看到街边卖水果的大爷，心中都会有一丝温柔的牵动，我想起了王爹爹一家，好像他们再也不是与我无关的人，我很感激也想看到更多这样的电影，虽然它的上映想必是非常不容易。

它提供了一个样本，鼓励大家都向前一步，最终能够伸出双手去合作，而不是发起更多的战争和敌对，尤其是鼓励那些掌握着权力，掌握着资源，受过更多教育，更有全局观的“强者”们能向着“草民”们多迈出几步，不是驱赶他们，不是侮辱或暴力相向，不是去把他们当做麻烦和阻碍，而是更多的付出耐心和同理心，伸手拉他们一把，对“强者”来说，这是举手之劳，对“弱者”来说，这就是全家的命脉，是给了他们活下去的希望，愿这座城市得以守护所有卑微的梦想，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提醒自己，莫以善小而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