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家伙

作者：Pauline Kael (The New Yorker)

译者：csh

译文首发于《虹膜》

在《好家伙》中，斯科塞斯有了一定的长进。它与《愤怒的公牛》类似，不同之处在于，它没有那么盛气凌人。和《愤怒的公牛》一样，它是在一种欢乐、愉快的思绪中制作的。在这部影片的原作小说《大佬》（尼古拉斯·派勒吉著）中，那些黑手党成员都是道德层面的矮人。但斯科塞斯是一位始终保持着能量的饶舌艺术家，他不会采用那种反讽的、间离式的叙事。他热爱布鲁克林的黑帮环境，因为它会催生一种混合着扭曲、夸张与繁荣的状态。他电影中的那些黑帮成员，喜欢那种口袋里放着一叠现金的感觉。这部影片讲述的是飞黄腾达的故事，这一过程还伴随着飞舞的旗帜和人群的欢呼。

这是一部伟大的电影吗？我不这么认为。但这确实是电影工业成功的产品——通过生动的戏剧化形式呈现的新闻报道。每一帧画面都是如此活泼、生动，你可以感受到导演让这些画面移动起来的时候，心中怀着的那种热情的愉悦。当影片的核心角色亨利·希尔（雷·利奥塔饰）穿过一条长岛的街道，去殴打那个试图和他的女孩调情的男人时，我们看到了盛开的茱萸。在整部影片中，这些黑帮成员所处的那种郊区的、满目葱翠的环境，都处于一个非常显眼的位置。这些恶徒们总是在灌木中或树篱旁进行谈判。他们还会用仪式化的、社交性的方式准备食物——搅拌大桶的调味料，将大蒜切成剃刀般的薄片。我们看到他们出没在酒吧和餐馆中，他们在这里享有优待。他们也会出现在自己嘈杂的家中，我们会看到俗丽的内景空间。他们还会聚集偷来的东西、勒索餐馆老板、劫持、纵火、在机场准备盗窃货物、埋葬被谋杀的受害者。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就如同歌剧的主题一般。

那么，它缺少了什么呢？好吧，我们没有看到伟大的故事。这部由派勒吉和斯科塞斯共同完成的剧本，其实并不是真正戏剧化的。相反，斯科塞斯只是提高了自己的音量，而那些家伙们也只是逐渐地发展自己的事业、拼命努力，然后最终爆发。不过，这也不能算是那种将野蛮当作娱乐的无脑电影，不是那种好人对抗坏人的电影。斯科塞斯只是呈现了野蛮的勒索犯罪行为，并告诉我们，这就是那些男人的全部。斯科塞斯的杰克·拉莫塔只能做一件事：打斗。而这部影片里的这些家伙也只能做一件事：抢劫。

这部影片的原著小说基于真实存在的亨利·希尔的故事。他在加入联邦证人保护计划之后，将自己的故事告诉了派勒吉。而在这段故事中，这部影片选择的时间点是1955年，一个十一岁的、乐于助人的、半爱尔兰半西西里血统的男孩，在布鲁克林街区帮派的出租车停车场里担任跑差，这个团队的头目名为保利（保罗·索维诺饰）。作为帮派的宠儿，亨利获得了他想要的批准和大量的零用钱。当他十四岁的时候，他的名字已经出现在了一家建筑公司的工资名单中，他也已经切身体验过那种花天酒地的生活了。在此后的岁月里，犯罪对他来说就成为了一种游戏。他与老友吉米（罗伯特·德尼罗饰）和汤米（乔·佩西饰）并肩作战，真的通过欺诈勒索赚了一大笔钱。而当他带着自己的犹太女友凯伦（洛南·布雷科饰）来到那些浮华、昂贵的场所时，他会拿出大笔的小费，人们也把他当作是一个名人。（而他不过只有二十一岁。）凯伦并不是那种行为不检点的女人（她有一套自己的价值观），但她喜欢他身上散发出来的这种危险的感觉。他的生活看起来就如同波多黎各日的游行混杂着摇滚音乐会。当她看到他的枪时，她感到很兴奋（他用那把枪猛击他的敌人）。在《愤怒的公牛》中，那个年轻的男人试图在那面砖墙上砸出一条路；而在《好家伙》中，年轻的男人找到了一个热情而温暖的团体，它的成员首先包括保利和他的帮派，接着包括吉米和汤米，最后包括他的妻子——凯伦——和许多孩子，还有一个被安置在公寓中的情妇。

当亨利对汤米和吉米的暴力行为表现出令人困惑的反感时，我们感到这部影片似乎有些脱离正轨。在一场卡牌游戏中，乔·佩西扮演的汤米一边插科打诨，一边开枪击中了一个少年，因为他倒酒的速度太慢了。像这样的事件——它们被设计得极端精密——似乎在挖掘亨利心中那已然觉醒的感性。但这些契机最终并没有造成什么结果，所以它们似乎显得有些敷衍了事，有种落入俗套之感。（德尼罗也有一场让亨利失控的戏，但这最终也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这部影片的一些基础元素，本来是可以联系到一起的：它们表明，那种原始的男性犯罪行为，正在逐渐地从内部摧毁黑手党和其他有组织的犯罪团体。德尼罗扮演的吉米这一生都在策划一场劫案——六百万美元的汉莎航空劫案，在当时是美国历史上金额最高的劫案——但他无法控制自己的团队。他们是如此地没有纪律、如此缺乏大局意识，他们开始进行铺张的消费，而偏执的吉米无论如何都想保住所有的钱，他感到很遗憾，但他觉得自己必须重击他们——也就是把他们干掉。（在抢劫成功之后，至少发生了十起谋杀案。）保利对毒品有严格的规定，因为毒品会把男人变成那种摧毁「家族」的告密者。但是，当问题涉及到被囚成员的妻儿时，这个家族并没有相关的礼节（或者说是深谋远虑）。所以，当亨利入狱之后，凯伦成为了他的搭档，帮他走私毒品，让他得以在内部贩卖——就像是常规的特许经营那样。接着，他就开始吸食可卡因了。当亨利出狱之后，他开始在长岛的家中经营自己的生意。这时候，他已经成了一个狂躁的病人，他准备出卖自己的导师保利和他认识的所有兄弟。而且，他觉得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因为他最亲近的朋友吉米也准备干掉他和他的妻子。

但是，斯科塞斯并没有对这些事件进行戏剧化的处理，他只是简单地将主题——甚至是故事——呆板地呈现出来。在一个匆忙的、仍未成型的收尾段落中，他将一些脉络串联到一起，然后在最后的字幕中告诉我们某些角色的信息——但却省略了这些信息中的一些极为有趣的部分。希尔是如此坚定地走上了邪恶之路，以至于当他被证人保护计划赋予新的生活时，他仍然利用这个机会继续犯罪，结果他最终被逐出了这个计划。但除此之外，我们就对他知之甚少了。当我们阅读字幕，发现亨利和凯伦在二十五年后分离时，我们会感到非常震惊，因为我们发现自己并不知道，是什么让他们持续了一段这么久的关系。这是一部有广度却没有深度的电影。我们只是从外部观看亨利·希尔的生活，而他看起来似乎与那种暴徒的生活之间保持着某种距离。《好家伙》就像是一部没有疤面人的《疤面人》（霍华德·霍克斯导演）。

斯科塞斯曾凭借《愤怒的公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部影片被国际评论家票选为八十年代的最佳电影——在那部影片里，他将自己的主角呈现为一个「野蛮图腾」。而在《好家伙》中，他似乎想让自己的角色变得非常浅薄。但是，让这部影片显得单调的，并不是他们那种浅薄的反社会者身份。这部作品的单调之处在于，他在呈现这种反社会性的时候，采用了十分浅薄的构思，我们可以常常在B级片中看到这种现象。当亨利·希尔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住在黑手党的那个出租车停车场对面，观察着这些罪犯进出豪华轿车的那种浮华的生活。他想和他们一样干点大事。他观看到的那种生活，和我们这些观众从斯科塞斯的电影银幕上看到的东西是一样的，但这部影片并没有邀请我们去认同他的渴望。

当然，就算一个演员扮演的是一个浅薄的家伙，他也可以让观众们印象深刻，但前提是，我们必须理解这个家伙的动机与情感。但是，这些演员和他们的角色比起来，似乎有些太老了，他们已经给我们留下了一种稳定的印象。在这部影片中，他们只是让我们看到一些孤立的、可怕的场景——佩西扮演的汤米逼问道：「你是什么意思，我很搞笑？」；而当德尼罗扮演的吉米将凯伦引入那潜在的死亡陷阱时，他的脸上带着一种不自然的微笑。

但是，这部影片的技法又是如此精湛，它让你仿佛身处一场真人表演。这是斯科塞斯的秀场。他在七十年代早期称为了一个成熟的导演，在那时，许多电影爱好者仍然坚守着那种六十年代的理念：一部好电影应该归功于它的导演。在这种观点中可能隐藏着某种真相，而斯科塞斯为我们呈现了这种真相。

电影的制作过程变成了影片的主题。你只想谈论那精妙运转的摄影机，还有那些定格画面和跳切手法。这或许是那些年轻的影迷如此喜欢斯科塞斯的原因：他们想要的不仅仅是对他的电影作出回应，他们想要成为他。当奥逊·威尔斯制作《历劫佳人》的时候，电影制作过程几乎接管了一切——那部影片的全部内容，就是一个接一个的华丽技法。但那是一部1958年的电影，在那时，制作一部惊悚片、表达你自己对电影媒介的狂热，可以说是令人兴奋的壮举。而且，威尔斯并没有抽空自己的角色，与之相反，他让他们显得更为复杂，以贴合他那华丽的风格。他为我们呈现了熠熠生辉的影像。而到了1990年，当一部电影处理了三十年的时间跨度、采用了史诗级别的长度时，我们可能会开始想念那些真正深入人心的角色——在斯科塞斯的《生命课》（源于集锦电影《大都会传奇》）中，尼克·诺特所扮演的、狡猾的莱昂内尔·多比，将一切元素都整合到了一起。

斯科塞斯就像是那种兴奋的瘾君子，他会唤起你的欲望，让你想和他一起闲逛、听他讲述一切元素生效的方式。在这方面，他可以算是一个大师。但是，在这部影片的主要元素中，我们看不到那种丰满性和丰富性。没有结构上的变化，也没有高潮。它只是在最后终结而已。这种做法可能有时会生效，但我不认为这部影片做到了。那种电影制作过程中的自娱自乐，如今是否还能让某些观众满意呢？或许吧，毕竟看电影的过程可能也和吸毒一样，是在追求纯粹的感官愉悦。这就是斯科塞斯对于地下生活的观点。这部电影就像是一个年轻的影迷，对某种导演生活的梦想，而在斯科塞斯看来，这种梦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并不是很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