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第二故乡

影片讲述了《托付》《守桥》《小目标》《传承》《姐妹》《绽放》《云》7个小故事，分别对应了中国人寿、兴业银行、中国邮政、招商银行、工商银行、平安产险、建设银行七家企业的扶贫故事。片中通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或事迹，如中国人寿的“扶贫保“工程、中固邮政的“电商扶贫”政策、工商银行的“就业扶贫”等等，从企业的角度展现了我国脱贫攻坚中的国企担当，并普及了“教育扶贫、就业扶贫、消费扶贫、金融扶贫”等我国在脱贫攻坚中一系列的政策，在扶贫题材网络电影中角度比较新颖。片中《托付》《守桥》《姐妹》等几个小故事剧情生动感人，《绽放》相对表达不够清晰。每集小故事最后均配了一点点纪实，也更方便观众对影片的理解。

自院线电影《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采用这种分集小故事的形式并取得良好传播效果后，网络电影也积极借鉴这种形式，去年的《十四天》（抗疫题材）《守望初春》（抗疫题材）以及这部《我的第二故乡》均采用了这种分集的形式。这种形式的优点一是多样化表达，二是不同的故事不易产生审美疲劳，三是由于每个故事比较简短，因此在有限的时间内片子需要较快推动剧情走向高潮从而使影片观看起来会“较爽”。但缺点也一样明显，由于时间有限，因此十分考验导演的功力，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不仅要将故事讲完整，还要把故事讲出彩。而如果导演的功力不够的话，则比较容易造成小故事主题不够明确，表达不够清晰。而网络电影中可能由于导演能力无法媲美院线大片导演，因此目前这几部网络电影并非每个小故事都很棒。总得来说，《我的第二故乡》剧情不错，感人有泪点，走心，虽然也有美中不足（比如个别小故事不够扣题，主旨不明）。人员演技都不错，特别是一些人员的本色出演，真实饱满。可惜的是可能宣发没做好或力度不够，影响力比较低。

下面附上每个故事的背景： 改编自扶贫一线7个真实故事

一《托付》：中国人寿扶贫干部——杨华峰 中国人寿新疆自治区分公司杨华峰主动请缨到深度贫困村苏努鲁克村担任扶贫第一书记。2018年12月14日，由于长时间超强度、超负荷工作，突发脑部出血，倒在了深度扶贫工作岗位上。 从扶贫保产品到中国人寿集团公司“扶贫保”工程，从一个主体、两大力量、六大支柱入手，全面实施中国人寿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工作。2015年至2016年6月底，公司商业扶贫保险承保风险保额11.8万亿，承保建档立卡人群8716万人次，累计赔付件数299万件，赔付金额39亿元，覆盖超过三分之一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为继续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顺利衔接提供国寿方案。

二《守桥》：故事改编自兴业银行绿色金融扶贫事迹，除水患方能拔穷根。贵州天柱县，曾因河道堵塞，水质污染，驳岸损毁，导致一到雨季，赖以生存的鉴江就变成了当地群众眼里的“洪水猛兽”。2018年，兴业银行以绿色金融助力精准扶贫，为天柱县鉴江小流域综合治理项目提供了11.7亿元的PPP项目贷款支持。该项目的推进，一方面为生活于鉴江流域的百姓解决了水患，另一方面环境治理工程的启动，也为当地创造了更多就业和发展的机会。截至2020年末，兴业银行累计为支持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投放绿色融资达126.9亿元，累计为29829家企业提供绿色融资28598亿元，融资余额11558亿元，成为我国绿色金融领域的一面旗帜。

三《小目标》：邮政扶贫干部——何元亮 近年来，中国邮政认真落实中央关于“电商精准扶贫”的工作要求，积极推动“工业品下乡”与“农产品进城”双向流通渠道建设。提供线上线下“一条龙”服务，带动贫困人口脱贫致富，被誉为“农村电商的国家队”，“精准扶贫的生力军”。 乡村电商服务店打通农村电商服务最后一公里。

四、《传承》（教育扶贫，云南永仁）：1999年4月，臧金贵代表招商银行赴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永仁县开展定点扶贫工作，挂职担任副县长，期间收养贫困学生山吉文为义子。后因工作劳累突发急性脑溢血，49岁的臧金贵倒在了永仁县的土地上。2015年，山吉文集成义父臧金贵的遗志，回到永仁县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开展扶贫工作直到现在。招商银行坚持“扶贫先扶志”，教育先行的扶贫理念，累积建设了30所招银希望小学，资助超过2万多人（次）贫困学生。二十年来，招商银行累计向定点扶贫县——武定、永仁两县派驻扶贫干部76人。2019年4月30日，招商银行成功帮助永仁县脱贫摘帽；2020年5月16日，招商银行成功帮助武定县脱贫摘帽。

五、《姐妹》（就业扶贫，四川金阳）：2016年10月17日“扶贫日”当天，工行正式实施贫困大学生专项招聘计划，截至目前已招聘2500多名贫困学生。 这些让贫困大学生回到家乡的工行就业，不仅改变了自己喝家庭命运，也成为了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金种子”。真正实现一人就业，全家脱贫，斩除穷根，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六、《绽放》（消费扶贫，甘肃临洮），改编自中国平安产险产业扶贫事迹，2017年7月，平安产险发挥“保险+科技”双重优势，率先推出以保险创新撬动贫困地区产业发展，精准链接贫困户的扶贫模式——“平安扶贫保”。截止目前，已覆盖17个省（自治区），落地139个产业扶贫项目，累计提供产业扶贫贷款12.73亿元，联结建档立卡贫困户10万人次，在“三区三州”地区落地8个产业扶贫项目，惠及建档立卡贫困户超2782人次，预计年户均增收约2500元。此外，平安产险充分依托旗下平安好车主等App电商渠道，构建“金融流量转换成农产品销量“的消费扶贫场景。通过上线“云农场”养成游戏、系列主题直播带货等公益活动，帮助贫困地区企业提高品牌知名度及销售量，为农户打通脱贫“最后一公里”。截至目前，累计超400万人参与消费扶贫活动，推动超30款农产品参与协销，销售额超千万元。

七、《云》（金融扶贫，陕西安康）建设银行驻安康市财梁社区第一书记，范书记。建设银行在安康创新开展“云生产”扶贫，将部分银行运营后台的标准化信息录入工作释放到“云端”，由当地贫困群众通过互联网录入信息，获得相应报酬。2020年2月，安康地区脱贫摘帽。

那些我们所见的阳光明媚和进步，背后都有人在负重前行。

以往的观影经验告诉大家，似乎只要遇见主旋律电影，失望之情总是不可避免的。现在的观众早已经不满足主旋律电影的“英雄人物＋家国情怀”固有套路了。伟光正的英雄离他们太遥远，相比之下，大家更喜欢发生在小人物身上的一些故事，那些默默无闻却占据历史主导地位的人民，才能真正走近观众的内心。

所以当《我和我的第二故乡》的项目策划书摆在创作团队面前时，大家都犯难了。这个电影似乎集齐了影片所有“不好看”的因素：主旋律、扶贫、农村、真实案例、贫苦……

这部2020年脱贫攻坚决胜年背景下的电影，要怎么拍才好看？

真实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和我的第二故乡》主编剧欧阳十三带着团队讨论了很久。当时参与创作的人员基本上都是以90后为主，有人在翻看资料的时候提出疑问“中国真的还有农村没通电吗？”

这个问题促使我们反思，真正的底层人民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

这些年一说到扶贫，大家的焦点都会放在日新月异的新中国面貌和变化上，贫困地区人民的生活跟情感诉求反而被忽视了。从不同维度去记录和讲述他们的真实故事，成了主创团队的共识。

有了这个前提后，我们开始采访大量扶贫干部、翻阅了厚厚的扶贫工作档案资料，最终选取了七个故事作为影片的主要内容，它们是各种各样情感的记录：有远赴新疆为孩子实现梦想奔走的师生情、收养倔强孤儿“互不对付”的父子情、守着老桥不愿拆迁的思亲情、为妹妹放弃学业的姐妹情、城市孤岛女孩异乡遇知己的朋友情，还有留守儿童渴盼家人的父母情。

正是这些小人物的七情六欲，才构建出一个热气腾腾的真实世界。

以真实案例和人物改编的电影，本身就具有厚重的情感力量，它们是被影像化的真实，观众很容易有代入感。比起被设计的剧情，大家可能更愿意看到真情。

但难度也在这里，真实的情感，需要艺术的讲述手法。

在这些真实案例中，以臧金贵的事迹改编难度最大。他是中国早期扶贫干部中非常杰出的典型，在云南极具声望。臧金贵上任期间收养了十多个孤儿，独力供养他们上学。后来他因操劳过度，脑溢血倒在工作岗位上，他的妻子没有忘记丈夫的遗愿，依旧坚持供养那些孩子求学。十多年后，其中一名叫做山吉文的孩子考上了大学，毕业后成为当地第十八代扶贫干部。

这个故事本身就非常打动人，既有父子深情，又有信念的传承。所以我们一开始打算以《传承》为题，真实还原这对父子的故事。但问题很快就来了，臧金贵的死给故事定了基调，不可避免地走向悲苦。

“一说扶贫两把泪”是我们最不愿意写、也是观众最不愿意看的。为此，我们重新调整思路去设计故事。臧金贵已经被大家固化成了奉献牺牲式的英雄，如果影片还去讲他做了哪些功绩，很容易变成表彰仪式，故事性就会很弱。最终我们决定切换视角，以孩子的角度来讲述一个全新的故事。

“我爸跟我说了，把你们都劝去学校上学了，我就可以不上学！”

故事以一个近乎荒谬的打赌开始，叛逆的山子为了逃避上学，跟父亲约定，只要把其他失学儿童找回学校，他就可以不上学。所有人都质疑这位父亲的做法，但父亲没有解释，他用自己的方式一点点引导山子走进生活的真相。故事结尾才揭示这一对父子真正的关系和隐藏在山子心中的秘密。导演周久钦在拍摄过程中，选取了当地孩子做演员、充分利用了云南明媚的风光特色，极力还原这种真实感，呈现出一个充满童趣、阳光的故事。

同样的问题，我们在其他几个故事的创作中，也进行了反复地调整和修改。主创团队需要透过资料上冰冷的数据、扶贫业绩档案，去挖掘真实的人性。那些将青春和生命永远留在扶贫地区的干部，他们不再是被挂在墙上被悼念的伟人，而是跟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嬉笑怒骂着朝观众走来。

当主旋律人物不再完美时，故事就有了真实的底气。

困难

为了避免因为一位导演的审美框架影响整个电影的呈现，《我和我的第二故乡》最终采用了由姚明等参演，七位导演分别奔赴全国各地拍摄的方式。观众在一部影片中能看到不同导演的风格呈现，每个故事在围绕主题核心的同时，呈现出不一样的新意。

但是执行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因为今年疫情反复的影响，原本预定在八月底开机的档期，不得不一直往后延迟。童辉导演去到甘肃拍摄《绽放》时已经错过了百合的花期，蓝志伟导演执导的《小目标》也没了辣椒挂满枝的画面。

《传承》拍摄期间，周久钦导演去到云南没多久，当地就爆出新的疫情来，整个剧组都险入僵局，同样困境的还有新疆篇的《托付》。很多演员担心拍摄完回京后需要隔离，最终没能参与，剧组只好临时更换角色；

代艺霖导演在拍摄贵州篇《守桥》时遭遇泥石流，剧组的车根本没法进到山区，最后只能调整场景。阎阔导演的团队在拍摄《姐妹》时，被困在大凉山浓雾中一整晚；

胡巴音导演在陕北拍摄《云》时笑称，乡下没有酒店，晚上睡觉时看着天花板一个个往下掉虫子，似乎误入了一个“昆虫王国”……

这期间还有更多的艰辛和困难，但总算克服了。就跟西天取经一样，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爬山涉水、打怪升级，最终终于完成了，它是我们几百上千人的心血，力求在记录小人物命运的影史上，留下真实的一笔。

很多人会问《我和我的第二故乡》跟《我和我的家乡》是什么关系？它们都是扶贫主题下的创作，但显然又是有明显区别的。前者不为展示那些家乡巨变和丰功伟绩，而是落在一个个历史洪流中的小人物身上，去讲述他们的故事和情感。那些我们所见的阳光明媚和进步，背后都有人在负重前行。

《我和我的第二故乡》讲述的，正是这小小的、艰难的，每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