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控诉2019

波兰斯基是缺乏安全感的，他的电影也处处透露着危险的气息。

这句话不适用于《我控诉》。

poster by 铅纸鹤

《我控诉》改编自罗伯特·哈里斯2013年的小说《军官与间谍》，小说原型为法国著名冤案“德雷福斯事件”。哈里斯也是波兰斯基前作《影子写手》的编剧。

在去年威尼斯电影节上，本片得到场刊最高分，拿下评审团大奖，但并未斩获金狮。否则波兰斯基将成为继亨利-乔治·克鲁佐，安东尼奥尼和罗伯特·奥尔特曼之后第四位囊括欧洲三大最高奖的导演（《荒岛惊魂》金熊《钢琴家》金棕榈）。

这部讲述法国窦娥的电影没有惊心动魄的智商博弈，更没有六月飞雪的奇观展示（本来也不会有）。要不是导演自己说“我想拍一部间谍电影”，估计也鲜有人会把它当做一部间谍片。平稳，克制是对本片最普遍的评价。平稳在叙事，克制在情绪。我感受不到波兰斯基熟悉的危险性，亦感受不到什么戏剧张力，趣味性被极大地削弱，虽难掩其水准，但让包括导演影迷在内的众多观众感到无所适从。

古典主义，本就是主流中的稀缺品。

尽管我认为影片前半段明度过低，但光影的运用仍很值得称道。

让光渗入黑暗，就是这部影片做的事。

从第一个镜头开始，阴云密布，冷色成了主导。之后主角皮卡尔上校进入情报处，氛围依旧没变，他所在的大楼矗立在阴云之下，楼内则更加昏暗，体制的压迫感呼之欲出。这种外化的压迫感持续了半部电影（也劝退了大量观众）。

这种状态下，作为光的通道，窗成了不时出现的一个意象。

窗是德雷福斯唯一的情感出口

15分钟和42分钟处，皮卡尔上校两次想要开窗，可是都没有成功

打不开的窗

于是这里成为了波兰斯基电影中常见的密闭空间，加重了压迫感。

入狱后才有了靠窗的位置

再比如，当主角发现端倪，去对比字迹的时候，其他人从上至下，步入黑暗，而后他上楼梯，从暗处去明处。

相反的方向

类似的光影运用不胜枚举。

导演擅长处理密闭空间戏份，但是本片没有一个绝对的密闭空间。我们把情报处大楼当做一个具有压迫感的大空间，将办公室看做一个小的空间，而门作为各房间的连通，其作用得到了发挥。影片前半段随处可见以门作为一个镜头的开始或是结束。

如果说空间上的切换交给了门，那么时间上的切换就交给了信。

不难发现，前半段频繁利用二者进行转场。回忆的段落多从纸上切入切出。

电影过去一个多小时，主角被撤职，离开了体制，画面变得明亮了一些，可体制对他的迫害远未结束。之后主角被捕，但此时视角已经放开，我们发现他的单打独斗引发燎原之火，其中就有文豪左拉。

我印象最深的一段就是左拉的“我控诉…”，随着激昂文字，镜头像一把枪，依次指向那些被控诉者。这是全片最有力的一场裁决。

但其实控诉的话语其实早已借德雷福斯之口说了出来

不道德的审判

不好意思放错图了

可惜控诉的作用最终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多年后的无罪释放用字幕带过后，二人回到体制，受害者依旧是受害者，只不过在这种讲述下，角色身上的无力感与本片风格相得益彰，平静得像是吹动了历史的浮尘。

至此，两名主要人物进入了相对明亮的大厅，可面对的依旧是本质上差不多的问题。这结尾或许是本片最具作者性的地方了。

导演近作《穿裘皮的维纳斯》和《真事改编》都可以概括为“创作者”和“入侵者”之间的斗争，又可以指向同一个结论“创作者是脆弱的”，而《我控诉》没有了这样的关系，只有“讲述者”波兰斯基，如果“我控诉”是他的心声，那讽刺的是，当今社会回了他一句“me too”。法国街头举着“我控诉”牌子的群众和片中的同持着“我控诉”的报童形成了巧妙的互文。发问者成了被问者。

作为去年最受关注的两部法国电影，几乎站在了对立面的《我控诉》和《燃烧女子的肖像》，二者的基调截然不同。前者是阴冷的历史讲述，后者是明亮的神话新编，最直观的感受是，前者用的光够拍好几部《我控诉》了。现实中《我控诉》得到了《燃烧女子的肖像》的控诉。有趣的是，两部影片中都有弹钢琴段落，《燃烧女子的肖像》中的四季和《我控诉》中的天鹅，可怎么想这两首曲子都该反过来。 更有趣的是，之前《燃烧女子的肖像》那期有五十多人参与，这期才有14人，平均分7.39……

本片在观影团内部没有什么争议，大家态度大致相同。 这是一部教科书式的电影，它有着教科书一样的纯熟，也有着教科书一样的无趣。 并且短评区伊斯特伍德老爷子得到了不少夸赞（波兰斯基：？？？）。

让我们康康大家是怎么看的：

@cinedreamer_ 8 就题材而言，的确可以和<Jewell>对标来看，但两部所走的路线却又有所差异——同样是对真实事件的还原，在保持沉稳叙事的前提下，东木更偏重于输出情感、自然更容易打动人，而波兰斯基则延续了他以往的残忍冷峻。相比之前看过的一部分波兰斯基的作品，这部的风格显然有所淡化，很多细节一时也无法参透。但于我而言比较难得的一点是，即便从未听说过这段历史，却也能从一开始就被吸入剧情。前半冷静后半冲突逐渐增多，节奏始终把控的很好，此外阴暗色调、几次闪回的镜头衔接、众人轮流阅读“我控诉”段落、以及刻意省略最关键的一场翻案法庭戏，也都值得一提。

@野凡 8 沉稳、内敛、克制，举重若轻，暗涌浮动。于卢女权手中拿下评委会大奖。

@NanSLi 8 视角里或多或少都有点无法言喻的压迫感，即使将事件本身归置于淡然冷清的“语境”。丝毫没有故作矫情的叙事“构建”，却从受限的段落中得到这份凝重却慰藉的“感知”。在空间情境的极度闭塞下，不由得触摸那些人物间的错乱层次递进的话语态度，无关情绪的共鸣，无关质问的挤兑。只是在一点点在汲取着在历史与虚假中的细微哀愁，可惜我们被给予的也只有无尽疏离的回顾了，任何试图从光影模拟的暂存记忆，都将成为可笑又可悲的虚妄罢了...

@顗礼 8 聚焦点瞄准了为正义而战的翻案者Picquart，整个前半段关于Dreyfus被蒙冤全过程的叙事都巧妙的借由他的脑内剧场完成，观者的共情点被压在了他的身上，中后段的法庭对峙与剑术决斗是一种悲凉情绪的爆发，但这种爆发又是与全片整体气质相符的、是极为克制的；相反，对于蒙冤者本人以及相关犹太人的刻画不仅稀少且并不具有任何刻意附加的正向描写，一切都是那么的沉着古典而无招胜有招 。

@Polaris.J 8 （这个小姐姐无情地鸽掉了短评）

@鹳鸟踟蹰 7.8 古典沉郁的控诉，抽丝剥茧般的沉稳。报纸，火光，佩剑和法庭，控诉和发声，结尾的光芒却始终没有光明地照耀，混杂着种族，声誉，国家的证词，悲戚又无力。影片这样沉着，这样隐忍，却使中段失去了魅力。

@mdr skywalker 7.5 其实从事件上看，很容易联想到《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与东木擅长调度观众的情绪不同，波兰斯基只是冷静克制地还原整个冤案的事实，四平八稳地完成了叙事。古典风格和镜头语言依然非常的出彩，前半段的平静与后半段法庭戏的小高潮也形成了一定反差，但是过慢的节奏也少了不少观影过程中应有的情绪推动力，很难共情，对体制罪恶的揭露也是仅仅点到为止。相比来说还是更喜欢东木

@臻圣 7.2 观影之前一定要提前了解历史真实事件——“德雷弗斯案”，这个议题放在当代也值得讨论。波兰斯基用一种类“原教旨主义”的形式去还原当时巴黎的国内舆论环境，落点的格局很大，叙事工整、沉稳。

@peppersoul 7 后半段渐入佳境，才发现精巧打造出的19世纪法国氛围已包绕且统治了整部影片。平静克制，故意掐断了观众的情感宣泄口，沉淀下来后多了几分厚重。

@奔兔吉尔 7 可供自行对比的对象应当是同样古典的《苔丝》。剧作彻底反高潮，戏份处理比好莱坞做的更绝，重心基本不在被告人身上，反而不断去拿捏辩护人的心理转变，对其如何坚守真相挑战权威进行精心刻画。由此本该为事件中心人物的反而被架空，在审判中似幽魂般身不在场，造就内外一致的「歧视」（即便他最后无罪释放，也被剥夺了存在的价值，因为探索真相的过程根本与之无关）。这次波兰斯基不断收敛，最典型的是被放冷枪的那场戏，对比《影子写手》中暗杀的突如其来，它这次甚至让杀手早早出现于后景，事先张扬。

@董小 7 叙事扎实，布景精致，但感触不是很大。为良心和正义对抗不可对抗之体制，需要付出多少？剧情上最有趣的地方在于刻意隐去真正翻案的一场审判，留下的是不计后果的以卵击石，可能只有波兰斯基能这么拍这个故事吧，因为他自己可能也在期待那天。讽刺的是不管之前如何，最后还是要站在体制这边。

@叶底藏花 7 没有意向中的畅快淋漓反倒风格上冷静克制，当然集中展现报纸上的“我控诉”的声音倒是振聋发聩。看的时候确实会想起年初东木朱维尔的哀歌，不同的是东木以当事人的遭遇表达情感而波兰斯基则更多是以旁观者的视角逐渐拨开云雾为我们反映事件真相和当时的各种声音，也因为这个整部作品显得不那么“有趣”但却力量十足：我要为不公发声，控诉那些违背良心之人。整体特别稳，波兰斯基的风格并不明显但他的功力是体现在视听语言里。

@素素素素素、 7 （短评失踪）

@Supremacyacron 6 这感觉算是波兰斯基比较中庸之作，相比之下跟他年纪相仿的老东木在朱维尔哀歌中所表达出来的效果还是要比这部作品更加掷地有声。虽然外部言论上面全是波兰斯基借本片之名来抒发自己内心情感的诉苦之情，期待着自己有朝一日沉冤昭雪，但话说回来，他自身的经历恐怕都得让这上校都觉得相形见绌吧。

最后说点题外话。我最初知道波兰斯基导演是因为那部“世界十大禁片之一”的《罗斯玛丽的婴儿》。这位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名声大噪的导演在半个多世纪后仍有优秀作品问世，放眼全球，同类者寥寥无几。那些属于法律的，就交给法官，交给警方。我通篇未涉及相关方面，也是希望让电影回归电影，希望舆论刀下留人。电影奖项捍卫的是电影艺术，斑驳的影像会成为历史最好的注解。

我控诉

感谢你看到这里，

下期敬请期待。

普法战争时，普鲁士军队在俾斯麦的精明部署之下围攻巴黎4个月之久。短命的巴黎公社倒台之后，在当时看似具有巨大不确定性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摇摇晃晃地上台，其共和制统治却出人意料地维持了大半个世纪，直到1940年纳粹德国入侵法国才结束。

19世纪80年代，共和国由中间派勉强统治，国内激增的社会与经济矛盾使得统治变得越来越艰难，正如同一时期的其他欧洲大国，民族主义开始在政治生活中扮演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自称拿破仑三世堂弟的拿破仑·波拿巴亲王得到了保皇派、民族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的狂热追捧，部分是因为普法战争中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损失，这两个区域是共和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同一时期从自由主义左派向右派的过度一度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在乔治·布朗热将军的幻灭之后，政府蓄意的德雷福斯冤案成为了进一步深化政治矛盾的导火索。

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1859-1935）

波兰斯基在18年#MeToo 运动中因其曾经的恋童癖污点备受指责，后来他责备整个运动是一场“歇斯底里”。波兰斯基幼年时从集中营侥幸逃离，因其波兰犹太裔的身份倍受折磨。在亲身经历了反犹太主义热潮之后，他最清楚类似的集体癔症能导致怎样的可怕后果，因此他作出上述指控当然也不足为奇。波兰斯基对于狂热情绪的厌恶在《我控诉》中也能体现，他没有使用煽情的配乐、情节和表演来博得观众对历史或者导演本人的同情，反而用冷静的叙事将历史归于历史。在此不再多谈波兰斯基是否有在本片中影射自身经历或为自己正名的倾向，只谈电影对历史的皈依。

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1889年晋升为上校，1893年成为唯一在法国陆军总参谋部服役的犹太人。按照传统，他是已经归化的犹太人，在心理层面上认为自己是法国公民，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后举家从阿尔萨斯来到巴黎。1894年秋天共和国情报人员发现送往德国驻巴黎大使馆的秘密军事信件，透露了法军的一系列二级机密。尽管证据不足，在草率的秘密审判和指控后，1895年1月5日德雷福斯被不光彩地公开解雇和降级，正如电影开头所显示的一般。在自己的条纹被撕、佩剑被折断后德雷福斯向围观的群众高呼：“士兵们，他们正在侮辱一个无辜的人！法国万岁！军队万岁！” 可这时的法国群众并不买账，在爱德华·德吕蒙的反犹太主义报纸《自由言论报》和右翼反犹组织爱国者联盟的联合煽动下，大多数法国人已经陷入了对共和国内8万犹太人的极端仇恨。德雷福斯被流放到南美洲法属圭亚那海岸附近的恶魔岛。

《自由言论报》

德雷福斯的弟弟马修·德雷福斯从未停止伸冤，新的情报部门负责人乔治·皮夸特也找到了新的证据，将矛头指向了法国少校费迪南德·沃尔辛·埃斯特哈齐(Ferdinand Walsin Esterhazy) 。但上级拒绝重新审判德雷福斯案，并将皮夸特临时发配法兰西被保护国突尼斯。与此同时，参议员奥古斯特·舍勒·凯斯特纳在参议院力争德雷福斯的清白。在各界人士的联络下，经日后的共和国总理乔治·克里蒙梭（此时是社会主义日报《晨报》的专栏作家）和小说家埃米尔·左拉磋商后，左拉1898年1月在日报头版发表题为《我控诉》（“ J'accuse！”）的公开信致信总统菲利克斯·福雷，谴责军方与政府掩盖案情真相。左拉因此遭到军事法庭起诉，随即流亡英国，直到1899年的大赦。

法国政界分为两个阵营：天主教会、军队和右翼组成反德雷福斯派利用反犹主义维持原判；社会主义者、温和派共和党以及激进派组成德雷福斯派，部分势力意欲利用此案改组政府。1898年夏天，军事法庭重申德雷福斯案，公众舆论倒向德雷福斯。9月，军事法庭仍然认为德雷福斯有罪，但”情有可原“。共和国总统埃米尔·卢贝特赦免了德雷福斯，但德雷福斯仍不满足，他说：“共和国政府把我的自由还给了我。没有我的荣誉，这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直到 1906 年 7 月 12 日，军事委员会才正式宣布德雷福斯无罪。他重新入伍，晋升为少校。一周后，他被授予荣誉军团骑士称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重返法国军队服役，并在战争结束时被提升为中校。德雷福斯于 1935 年 7 月 12 日在巴黎去世，享年 75 岁。

德雷福斯案件直接导致了激进派和右翼的矛盾激化，并在大选胜利后颁布了《世俗法》（1905），确立了法国政教分离的原则。该事件也同样震撼了锡安主义的创始人西奥多·赫茨尔，使犹太复国主义提上日程。激进派的当选也决定了法国政府日后的侵略性民族主义路线，德雷福斯事件实在可以算是一场成功的”大众歇斯底里“，正如波兰斯基本人所多次经历的那样。

但不管法国政局如何动荡、条例能不能通过，正义得到了伸张。正如片中皮夸特质问德雷福斯时他本人的回复：“因为这是对的事情。”

在黑暗与疯狂的时代，“我控诉！”就是最有力的武器。思近日饭局上和一位开封老乡的交谈，此人在北京任职，他说，“写东西，有些事就算不说，也别跪舔！”

沉默也可以是控诉，但麻痹绝不是。

我没有一刻感到绝望，我知道真理会取得胜利。我深信——我重复——我较以前更深信真理正在向前迈进，没有什么事物能阻挡它。这起事件刚刚开始，因为现在的情况如水晶般澄清：一方面犯罪者不想透露真理，而另一方面捍卫正义者将用他们的生命见证正义。我在其他地方说过，现在我在此重复：真理若被埋藏在地下，将会发芽生长；一旦有一天爆发，一切都会被炸开。时间会证明一切，而我们便会知道我们究竟有没有为未来的大祸做好准备。——《我控诉…！》

可能缺少事件背景，也可能是我本来就有点脸盲，所以这部电影对我来说看进去的门槛就变高了很多，感觉整个电影都是非常冷静的，没有煽情或者营造什么气氛，就好像当时情景就是如此 故事的核心其实也是比较常见的冤假错案带来的一系列反应，要不怎么说艺术来源于生活，这样的事情历史上不要太多，每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推出一个替罪羊，反正普通大众最好糊弄，就像作为普通民众的我们如果不是因为某人自己发的微博我们能知道可以开车进故宫？阶级之间就是天堑啊。 但是仍然觉得敬佩，会有这么一些人守护者公平和真相，他们完全可以不管，也会有很好的生活，但他们良心过不去。这就是我始终对人性保持一点点乐观的原因吧，总有一些人用他们的热血和善意，理智和热爱守着社会的底线，不论是那样年代里需要抛头颅洒热血，还是需要为了真相付出生命，又或是在咱们这样的和平年代不受诱惑，不惧艰险。 并不是异类就必须要烧死，权利越大心越黑，多给别人一些宽容和尊重，世界和平有爱多好呀

但电影确实不是我的菜

这大概比同喜欢用广角镜头的法兰西特派更应当称为献给报业的一封情书

正片结束在成为将军的皮埃尔办公室 侧拍左面皮埃尔 右面德雷福斯 同样的侧面始在学校德雷福斯喊住皮埃尔争论分数太低 一个背景梦幻般的光度 一个星星点点忙碌的几人

德雷福斯接受了赦免 是出乎皮埃尔预料的 可他是犹太人 犹太人能屈能伸的传统 早在各大导演手下都表现出来 因而他七年后又提起上诉

且他为分数 为升官 每一点都想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 十分“向上”

而艾斯特哈其又是真的叛国吗 我想不好讲 但可以确定他是切实为利益想爬升者

最后的开头透过望远镜所看的静帧 颜色变暗 明度变低 取景框不断变小 一堆卸下的荣誉 揉碎的尊严 污蔑的判决 终至一切不再存在 波兰斯基透过一个别人之口控诉军队 政府 呈现不公的愚昧的人民 而别人本身只是出于自己的良知 出于对正义与神圣的追求 出于自由意志 影片结束在德雷福斯请求把自己入狱的年月也算作任职期间来升官 面前的“别人”皮埃尔拒绝了 十分呼应前方所讲他对犹太人的态度 所以即使是帮波兰斯基控诉之人 也反是对犹太人有偏见的

皮埃尔两次开窗不成功 让我觉得桑前任上校是担心受到窗外的枪击 后来皮埃尔被撤销指控住到家中 也就是拉伯利受到枪击的早晨 皮埃尔醒来 打开了自己的窗 那刻我觉得他很有可能被枪击 且说到枪击 调查艾斯特哈其时 从舞厅皮埃尔和情报员出来 两人待在巷子讲话 景深解手的人也让我怀疑是枪手

波兰斯基用了几乎是履历中最极暗的照明 连家具都不多做亮丽陈设与布光 有好多处镜头人物的单边或两个人中间的景深都空了很大位置 留有危险屏息凝神般将要出现的空间 波波长这么用 唐人街还是钢琴家还是某部

太冷峻了 所有的感情调和只在莫尼埃对皮埃尔的感情上 而莫尼埃又是塞尼耶演的 她离了婚 又没有选择和皮埃尔结婚 而保有双方自由状态的交往才是最好的的说辞 一切都那么可以咂摸

观感特别苔丝 只是一封是情书 一封是控诉 镜头不带再多情感 不愿任何长久停留

来看波波客串 一瞥而过的人生一般 出场谢幕

摘自2013年《人民法院报》文章：《说不尽的法国德雷福斯案》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张建伟

德雷福斯案件是法国历史上的著名冤案，在法国可谓家喻户晓，其知名的程度与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件在我国的知名程度相当。这两起案件都发生在19世纪：杨乃武案件发生在1873年（同治11年），结案于1875年（光绪元年）；德雷福斯案件发生在1894年，晚于杨乃武案件20余年。同为错案，两者平反的过程都非同凡响、富有戏剧性，德雷福斯案件更为复杂和艰难，激起社会冲突的广度和深度，也非杨乃武案件可比。事实上，德雷福斯案件也是世界上数得着的著名冤案。20世纪初的一段时间内，德雷福斯几乎成为继拿破仑死后最出名的人。

德雷福斯案及其成因

德雷福斯(1859—1935年)出生于法国阿尔萨斯省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1892年从军事学校毕业后，他成为见习上尉军官，到法国陆军参谋部任职。

自普法战争以来，法国情报部门加强了对德情报工作，法国总参谋部成立了一个反间谍机构，即战略情报部，从属于总参谋部第二处，第二处又从属于国防部。1894年9月，在德国驻巴黎使馆，德国武官施瓦茨·考本将一封匿名信丢到纸篓里，他的这一坏习惯方便了法国情报部门收集情报。为他打扫房间的女佣人巴斯蒂安夫人——一位巴伐利亚妇女——是法国安插在德国使馆中的间谍。她将这封信辗转交到法国陆军总参谋部情报局反间谍处。信的内容是有关法国炮兵及其他情况的秘密军事情报，这些情报显然是从法军参谋部泄露出去的。1894年10月15日，德雷福斯因被怀疑为出卖国家军事机密，而被逮捕。军事法庭在12月才秘密开庭审讯。到场的除法官外，只有被告德雷福斯及其辩护律师，警察署长和陆军部队的观察员皮卡尔少校等四人。在法庭上，德雷福斯提出充分理由为自己辩护，证明他对信上的情报毫不知情，根本没有条件作案。辩护律师也列举大量根据，来证明德雷福斯无罪。法官看到没有什么结果，便宣布休庭，来日再审。１２月，德雷福斯被军事法庭以叛国罪判处终身监禁，流放到法属圭亚那沿岸的“魔鬼岛”上服刑。

这起冤案的成因有如下数端：

一是反犹主义。一百多年过去了，这起案件不断被人提起，如今人们相信，这个案件中弥漫着的反犹主义起到了铸成冤案的作用，保皇主义者、教权主义者以及民族沙文主义者参加的反犹太运动为德雷福斯冤案提供了背景。对于欧洲历史上可耻的反犹主义，高尔基曾经说过：“当然我晓得一切种族的人民都不断地互施以丑恶的手段，发挥他们的才智来展现每一种难以想象的卑劣，但在这类全部的敌意之中，反犹太主义是最令人厌恶的。”他进一步指出：“我曾从头到尾用心地读过许多论证反犹太主义的书籍。读这种书是艰难的，甚至是厌恶的，这种书的写作怀有一种确为丑恶而不道德的计划：污蔑一个国家，一个整个的国家。这的确是一件太难的工作！仔细读那些书，我能发现就只有：一种道德的漠视，一种愤怒的叫啸，一种野兽的吼声，一种怀恨的嫉妒的磨牙切齿。若把这些一起装备起来，也就难免叫人认为，斯拉夫人、芬兰人以及其他各国的人民，都同样是堕落得不可救药了。”

麦可尔·博恩斯著有《法国与德雷福斯事件》一书，经郑约宜翻译后，中译本由江苏教育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这本书探讨的就是德雷福斯案所处的反犹主义背景。当时，连著名作家阿尔方斯·都德的26岁的儿子都是反犹主义者，在最初谈起德雷福斯案件时竟说：“在他那个种族里，人们是不知道什么叫耻辱的……”

法国陆军总参谋部情报局反间谍处处长桑德尔上校早对犹太人德雷福斯有成见，早在德雷福斯刚进总参谋部时，就曾正式表示抗议，认为让一个犹太人进入总参谋部，无疑是在危害国家的安全。现在，果然不出他的所料，于是武断地认为德雷福斯就是泄密之人。很快，桑德尔就把这件事报告给陆军部长。部长正为普法战争中自己惨败而恼火，当即下令，以间谍罪和叛国罪逮捕德雷福斯。当时，德雷福斯是总参谋部唯一一个犹太人，“总参谋部的人都读《自由言论》。在《自由言论》上，每天都有这样一类的话：‘在犹太人当中’，人们知道谁是靠剥削借债的军官发财的高利贷者，谁是从士兵嘴里捞大钱的商人，谁是出卖国防机密的无耻间谍”。整天浸淫在这种反犹主义宣传里的人，骨子里不能不深埋下反犹主义的种子。这就是德雷福斯案件的时代和社会氛围。

二是各派政治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阿尔芒·拉努认为这起案件“是一次综合危机。间谍案只是导火线，多年来各派政治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是它的根本原因；其中有些矛盾已有长达百年的历史了。这里还不包括诸如秩序与自由一类社会内部长期辩论不休的问题。主张维护秩序的人们要求政府宁肯错抓一百个无辜者，也不放过一个罪犯；主张维护自由的人们则希望政府宁肯放走一百个罪犯，也不要去伤害一个无辜者。秩序与自由是矛盾的，在一个社会里，很难找到使这两种势力都满意的均衡点。德雷福斯的悲剧只不过是这些激浪中的一个浪花而已”。

三是嫁祸陷害。出卖军事情报的信转交到桑德尔手里。桑德尔正为最近一段时间内，法国一系列机密文件泄密而焦虑，一见到这封信，他马上命令副官通知两位副处长到他办公室。嫁祸陷害的事情就随后发生了：亨利少校和边帕苇少校先后来到。当亨利接过信一看，认出上面是他的老朋友艾斯特拉齐少校的字迹。艾斯特拉齐是情报局的德语翻译，与亨利私交甚厚，他向施瓦茨·考本泄露的军事秘密，与亨利本人也有关系。亨利担心此人失事牵连自己，不敢说出真相。为了转移视线，亨利故意提出：“这件事有可能是犹太军官德雷福斯上尉干的。”说完，又列举了很多德雷福斯具备提供这份情报的条件。更恶劣的是，亨利为了定德雷福斯的罪名，还伪造信件塞进“密档”，甚至伪造德雷福斯致德皇的信件和德皇致德雷福斯的复信，以此证实德雷福斯就是德国间谍。

法军情报处将德雷福斯逮捕，指控他出卖军事情报。德雷福斯矢口否认犯罪。在军事法庭上，德雷福斯提出充分理由为自己辩护，证明他对信上的情报毫不知情，根本没有条件作案。辩护律师也列举大量证据，来证明德雷福斯无罪。陆军部长派去的观察员皮卡尔上校是个正直的军官，他如实向部长作出汇报，同时也指出，此案很难成立。亨利得知消息后，亲自上法庭以军官的名誉宣誓并提供伪证。陆军部长为维护自己的尊严，故意编造一份“密档”，把过去几起未破获的窃密事件，统统加在德雷福斯头上，还塞进一份篡改编造的“罪证”材料。法国军事法庭在12月22日还是判决德雷福斯终身监禁。1895年1月5日，德雷福斯被除去军职，然后他被流放到自然条件险恶的法属圭亚那沿岸的“魔鬼岛”上去服刑。

四是笔迹鉴定错误。毫无疑问，最简单、快捷地查出“鼹鼠”的方法是核对笔迹。10月，法军情报处请来的笔迹鉴定专家除一人得出否定结论外，都认为信上的笔迹是德雷福斯的。不过，另一种说法是，开庭审判以前，军方特地请几名字迹专家鉴定字迹，但专家们最后的结论认为根据不足，不像是德雷福斯的笔迹。可这时，军方已骑虎难下，由于逮捕决定是陆军部长亲自作出的，为了维护军方的威信，只好将错就错。甚至在认定艾斯特拉齐的笔迹与告密信的字迹完全相同时，鉴定专家拜尔第荣还说：“那么说，犹太人士模仿这种字体而且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喽！”

五是伪证。那就是观察员皮卡尔如实地向部长作出汇报，指出此案很难成立，亨利亲自上法庭指证德雷福斯，并以军官的名誉宣誓作证。陆军部长为维护自己的尊严，也故意编造一份“密档”，把过去几起未破获的窃密事件统统加在德雷福斯头上，并塞进一份篡改编造的“罪证”材料中。

一波三折：德雷福斯案的平反

德雷福斯案的昭雪过程可谓一波三折，充满戏剧的张力。事实上，德雷福斯被流放到“魔鬼岛”以后，为掩盖这一案件的冤情，炮制伪证的事情仍在发生，阻挠行动和阴谋一直伴随着平反过程。对于德雷福斯及其支持者来说，希望与梦魇交织，一会儿此占上风，一会儿彼占上风，如坐过山车般跌宕起伏。

阻挠冤案平反的行动包括如下这些：

调离要求纠正错案的皮卡尔。皮卡尔一再要求纠正错案。因此之故，他于1896年11月被远调到当时法国殖民地突尼斯南部作战。不过，皮卡尔离任前，还是把这件事告诉了一位当律师的朋友。消息掩盖不住，终于传扬出去。为此，皮卡尔被控告将秘密档案中的材料泄露给非军事人员，并被逮捕，关押在瓦雷里昂山监狱。直到德雷福斯案件平反后，皮卡尔中校才有机会晋升为准将，直到后来出任陆军部长。

为了进一步核实事实，皮卡尔决定向法国在德国的双重身份的谍报人员居埃尔斯验证，他派亨利前往瑞士巴勒与居埃尔斯会见。亨利到巴勒后极力阻止居埃尔斯披露德国间谍机关根本不知德雷福斯其人的事实。

为了掩盖谎言，有时需要另外一个谎言。亨利还搞了一份新档案，其中包括伪造的德雷福斯给意大利吉约姆二世的几封信的照片、伪造的德国国王的一封信以及亨利这个魔鬼作了批注的假材料的照片。这种制造伪证陷害无辜的举动是令人十分厌恶的。

1897年10月23日，克朗侯爵充当总参谋部与艾斯特拉齐的中间人，化妆后在蒙苏里公园秘密会见艾斯特拉齐，告诉艾斯特拉齐说总参谋部将保护他，条件是他必须听从调遣，并建议他到国防部长那里喊冤。艾斯特拉齐点头答应并照办了。

1897年12月17日，陆军部长宣布对德雷福斯的判决“公正无误”，内阁总理也同时宣布：“德雷福斯案件没有问题。”1898年1月10日，艾斯特拉齐在军事法庭出庭受审；军方唯恐此事败露，派亨利等人为他代拟了审讯时的辩护词，声称是叛徒模仿了艾斯特拉齐的字体。结果，次日，军事法庭裁决艾斯特拉齐无罪。

作家左拉以极大的影响力介入德雷福斯案件，亨利想要收买左拉使他收声，允诺保证左拉在文学界万事亨通、左右逢源、名利双收。左拉予以严词拒绝。亨利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散布德雷福斯的支持者参加了犹太银行家资助的秘密团体，造谣说左拉被犹太人的金钱收买，具体数额是200万。这种抹黑的做法在政治领域（尤其是在选举中）真是司空见惯，在司法领域似乎并不多见。不仅如此，陆军部长还鼓动反动分子攻击左拉，同时以诽谤罪对左拉进行起诉，并于1898年2月21日，指示法庭判处左拉一年徒刑并罚款3000法郎。

不过，德雷福斯的亲属和朋友们一直没有停止对此案的控诉。他们曾写信给德皇威廉二世，请求他证明德国没有收到德雷福斯提供的任何情报和书信。而德国对法国由于此案闹出的混乱暗自高兴，当然不会为他作证，但事情还是出现了转机。1896年3月初，德雷福斯在魔鬼岛服刑时，法国情报部门从德大使馆收集到的材料中，发现了德国大使给法国军官艾斯特拉齐少校一封信的草稿。继任反间谍处处长的皮卡尔中校着手对艾斯特拉齐的调查。在调查中，他发现艾斯特拉齐的笔迹和那封被认为是德雷福斯写得告密信的字迹完全相同。艾斯特拉齐抛妻弃子，与一个当过妓女的人姘居，他本人好赌贪色，正在情报局工作。皮卡尔将这一重大发现向副总参谋长作了汇报，并请求重新审理此案，但副总参谋长以维护军队荣誉为名，拒不逮捕艾斯特拉齐。

即使法国情报部门没有弄到德国大使给法国军官艾斯特拉齐少校那封信的草稿，艾斯特拉齐也会浮出水面。这是因为出卖情报给德国人的那封信上了报纸，德雷福斯的亲属也复制了大量告密信的照片，四处张贴在街头，指望有人能认出真正的作案者。银行家加思特洛认出这是他的一个主顾艾斯特拉齐的笔迹。加思特洛披露了他的这一发现。

艾斯特拉齐的笔迹被认出后，德雷福斯一家找到这一有力证据，抓住这根稻草向法庭控告艾斯特拉齐。

在军方高级将领操纵下，艾斯特拉齐被军事法庭裁决无罪，正义人士愤慨了。就在艾斯特拉齐被宣告无罪后两天，举世闻名的作家爱米尔·左拉仗义执言，在《震旦报》上发表了致共和国总统费里克斯·佛尔的一封公开信，这封标题为“我控诉！”的公开信，控告陆军最高领导以及总参谋部的主要领导存心不良，有意诬告无辜者，开脱真正的罪犯。

法官贝尔蒂吕得到一个证据，证明亨利出示的伪造材料当中的一件出自妓女巴依之手。贝尔蒂吕通知共和国检察长弗尤雷依，准备签发艾斯特拉齐和巴依逮捕令，弗尤雷依加以反对，但司法部长批准了对艾斯特拉齐的搜查。搜查得到了一份重要证据。在公众舆论的影响下，陆军部只得下令对此案进行进一步审理和核实。

贝尔蒂吕阅读亨利与间谍居埃尔斯会面的材料，发现亨利为了使居埃尔斯不说出德国间谍机关根本不知道德莱福斯这一事实，处心积虑要求去巴勒，并且亨利一开始就熟悉艾斯特拉齐，却一直欺瞒上级并一直利用他。受命重新核实此案的军官基内上尉从未插手此事，他很快便发现了亨利伪造的痕迹：亨利伪造的两封信纸的格线是用两种不同的油墨印制的，亨利把两封信拼凑成伪造的材料时没有注意到这个细微之处。

1898年8月30日，亨利被传唤到国防部，在几位将军面前，亨利无法抵赖，被迫承认伪造证据的事实，当场被捕，被押送到瓦雷利昂山陆军监狱，第二天就用刮脸刀片自杀身亡。艾斯特拉齐闻讯畏罪潜逃，经过布鲁塞尔逃到伦敦避难去了。1898年9月25日，《观察家》发表了艾斯特拉齐的声明，供认他自己才是那份提供给德国人清单的书写者。

形势急转直下，陆军部长狼狈辞职，军事法庭只好于1899年8月重新开庭审理此案。人们普遍认为，这次已真相大白，法庭定会宣布德雷福斯无罪。不料，法庭仍认定德雷福斯有罪，只是改判为10年苦役。

这下引起了全世界的强烈反响和愤慨，并出现了许多起反法游行。以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法国社会党的领导人让·若雷斯为首的，许多著名学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参加的“人权联盟”成立，他们仗义执言，为德雷福斯的平反昭雪进行了积极的斗争。

在声势浩大的minzhu力量面前，新任总理提出一个折中解决办法，在维持判决的原则下，以总统名义宣布特赦德雷福斯。

虽然被释放，但特赦不等于是认为无罪，德雷福斯的冤案一直没有得到彻底昭雪，他仍在为自己的名誉而努力地奋斗。

在此后的7年中，他在各界人士的支持下继续努力。直到1906年6月，一贯坚持重审的激进派领袖克列孟梭出任总理，德雷福斯案件才最终获得解决。这年７月，最高法院宣布德雷福斯无罪，蒙冤受屈达12年之久的德雷福斯终于恢复了名誉。

后来，德雷福斯被恢复军籍，并在军事院校的操场上，授予他荣誉勋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晋升为中校。曾一度受到监禁的皮卡尔中校也晋升为准将，后来出任陆军部长。

1930年，武官施瓦茨·考本的记事手册公布于世，这从另一方面证实德雷福斯的清白。同年6月，施瓦茨·考本的妻子将这本记事手册寄给德雷福斯，并附上她丈夫临死之前用法文写的“德雷福斯无罪”的字样。

五年以后，德雷福斯在巴黎去世。

德雷福斯冤案中的权力因素

国家、zf、军队高层以及与之联系的权力，都可以成为错案的形成因素，这些因素在铸成错案中发挥关键作用也无足为怪。当国家权力或者zf权力有意炮制冤错案件或者刻意掩盖已经铸成的冤错案件的时候，也消除或者削减了自身在社会早已形成虚幻的神圣色彩。

德雷福斯案件之铸成，本来出于错误的判断，除了有人作伪证而落井下石以外，整个案件成为冤错案件，包括那些负有责任的高级军官在内，并非有人有意为之。诚实承认铸成大错，其罪愆尚可宽恕。在新的证据和事实逐渐显露该案件可能是冤错案件的时候，大权在握的人刻意去隐盖这是一起冤错案件的可怕事实，这就已经不再是可宽恕的了。

事实上，我们可以放下天真，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构成zf、权力上层的人，说穿了也是一样有着七情六欲、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的人。既然如此，就应当像约束凡夫俗子一样去约束他们，那些握有大权的权贵很容易被神化，说穿了，他们与我们一样，都是人而不是神。从德雷福斯之类案件中，我们应当获得的一个基本认识是：国家、zf这些抽象而神圣的名词掩盖了组成国家、zf的那些人是和其他人一样都是普通人而不是天使。

也许，即使从德雷福斯之类案件中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也可能不愿意或者无意识去思考这一问题，进而将这些带有抽象和神圣色彩的概念抹去其虚幻的光环。事实上，将某些抽象而貌似神圣的概念还原为人，就会发现其神圣性实在经不起解剖和推敲。正如托尔斯泰所言：“人们觉得，对他们提出这些要求的不是人，而是某种特殊的生命，他们把它称作上司、zf、国家。不过一旦他们问自己，这个上司、zf、国家是谁，就会明白，这些人不过是像大家一样的普通人而已，那迫使他人执行他们全部命令的不是别人，而正是与身受暴力的那些人同等的人。”

当构成zf的人是一群zf流氓、无赖的时候，当zf权力被恣意滥用的时候，其神圣性就更被黑烟笼罩。

我对法国历史所知甚少，第一次听说“德雷福斯事件”是在观看一个揭露左拉死亡之谜的纪录片时。影片中，探秘者提到，这位伟大的作家因为在《曙光报》上发表了题为《我控诉》的文章而受到当时国家主义和反犹主义情绪高涨的法国民众的抨击。（在文章中，左拉为一个被冤枉成“叛国贼”的犹太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大胆发声，他控诉了当时的政府、军队、司法体系和所谓公正、客观的“科学调查”。）左拉因为站在了大众和权势的对立面招致祸患，他被判处巨额罚款，还被迫跑到英国避难。左拉夫妻于1902 年 9 月 29 日在巴黎死于煤气中毒，根据记录片的猜想，很可能是一个极端的反犹主义者堵住了他家的通风口，实施了这场谋杀。如果事实真的如此，那么仗义执言的代价也太过沉重了！

《历史疑云：左拉是被谋杀的吗？》

我第二次思考“德雷福斯事件”，是在2018年10月份左右法国政府提出对非欧盟学生增加10倍以上的高等教育注册费时。为了反对这种违反大众教育本质和法国“自由、平等、博爱”的立国精神的议案，我也参加了几场抗议游行。其实，游行者不局限于非欧盟学生，更多的是土生土长的法国人。他们认为，政府的不合理政策总是先从外国人开刀，再把对象慢慢延伸到本国人，最后所有处于弱势的人终将被压迫——所以，有必要在最初就对所有不平等说不，即使只是发出微弱之声，即使战火暂时烧不到自己。听到这些声音，我深受感动：作为弱势的外国人能受到本没有被波及的陌生人的支援，感觉是无数个左拉在义愤填膺地为无法发声者呐喊！

《历史疑云：德雷福斯事件秘密档案》

19年11月中，《我控诉》在法国上映。在看到地铁站的海报，我瞬间被吸引。为了防止历史知识匮乏造成观影困难，我专门找了法国新拍的纪录片来看。

纪录片中，事件中最特别的人物乔治·皮卡尔一下子引起了我的兴趣。这名调查德雷福斯事件的军官，本来是负责给所谓的“叛国者”最后的重击，但他在调查中却发现了许多疑点。抽丝剥茧，他最终找出了真正的叛徒——埃斯特哈齐。然而，为了维护军队的“权威”和“尊严”、为了保护自身的地位不受威胁，上位者们拒绝了皮卡尔要为德雷福斯正名的诉求，他们将他送到了北非镇压殖民地起义的战场，期盼可以永久地甩掉这个麻烦。对我而言，皮卡尔明知会危及自身还选择正义的形象非常伟岸。

波兰斯基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个处于“正邪”抉择之间的人物的复杂性，他以后者为核心展开了全片的叙述。不过，不同于我心中英雄式的皮卡尔，导演将他塑造成坚守自己职责和信念的普通人——他有多个面向：认真工作者、通奸者、有反犹主义倾向者，他像你我一样不完美，但他也和你我一样用平凡成就不凡。影片结束时，重回军队的德雷福斯很克制地对为他翻案的“功臣”皮卡尔说了句：“你只是尽了自己的职责。” 是的，对那一代还有信念的人而言，忠于自己的信念不过是最基本的操守。德雷福斯也是这样，即便被隔离关押了四五年、不能与任何人交流，他在重获自由后对国家和军队也毫无怨言，他甚至还去到一战前线，为国奋战。

在宏大叙述显得十分可疑的今天，我们——一个个分散的、碎片化的个体——要坚守什么？作为社会人，个体的共同体想象是什么？反复思索，极端个人主义的我仍然被“德雷福斯事件”牵动，是因为左拉、皮卡尔等个体捍卫在大历史中“无足轻重”的、微小的存在。我想，被人文主义精神熏陶了数年，我选择坚守和捍卫应该和他们一样。正如村上春树的名言所述：“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