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雾之间

         人类的历史到了今天，在短短的时间里制造了滔天的屠杀，战争，宗教迫害。每一页都用无知与偏见蘸着鲜血写成。因为信仰而造成的屠杀尤为触目惊心。仅仅因为观点的不同，就可以夺取别人的生命，在现在看来，应该是不可想象的。不过我的确能体会到一些，我有一些朋友就是教徒，与他们在一起，我从来不去评论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神，当然我也有自己的想法，就算他们传福音，我只是耐心的听，而不去反驳，毕竟在我看来信仰的分歧是小，朋友的情谊是大。
     宗教屠杀，可以算是历史上最为卑劣的行径了，在三大宗教当中，基督教应该是屠杀最多的了，以宗教的名义发动战争，十字军的东征，对美洲土著的屠杀，异教徒，因为他们是异教徒，所以应该下地狱，那就由我们来执行。可笑的是尽管犹太教，基督教厌恶其余的人，但是他们自己也模仿阿拉伯人和埃及人的割礼，跟阿拉伯人和埃及人一样重视区分不同的肉类，采用他们的净礼、列队仪式、祝圣舞、替罪羊、红母牛。亚伯拉罕之孙雅各若无其事地娶了两姐妹为妻，她俩都是所谓的偶像崇拜者，异教徒。律法的先知摩西自己也取了一个崇拜偶像的祭司之女。更可笑的是根据《利未记》27章所说“凡人中当灭的，都不可赎，必被治死”这个摩西在米甸找到了32000个处女，下令把所有的男子、妇女、儿童全部杀死。在这对上帝无限忠诚的行动中，摩西可曾忘记，他是米甸大祭司叶忒罗的女婿。还是这个摩西，借口犹太人跟米甸女人睡觉，就把她那一族的24000人啥了祭神（民数记25章），嫩之子约书亚杀死了艾城的12000名居民，用当地的31个国王祭司天主。
      现在我们来看看犹太人在沙漠流浪直到抽签选出国王这段时间里，有多少人因为上帝的命令被消灭了：
      利未人膜拜摩西兄弟所铸金牛之后被杀死的犹太人——23000
          犹太人因可拉事件被烧死——250
          因同一事件被杀死——14700人
      因与米甸女生发生关系而死——24000
          在约旦徒涉处，因不会说“示播列”一词而被杀死——42000
          因进攻便雅悯人被杀——40000
         被其他部落杀死的便雅悯人——45000
          耶和华的圣约柜被非利士人抢走，为惩罚非利士人，使生痔疮，于是他们把约柜送回伯士麦，并向天主献5个金肛门，5只金老鼠，这时伯士麦人因偷看约柜而被处死——50070
          一共239020人很客观的数字，而且这是他们自己的圣经上所载的。这只是沙漠流浪到扫罗之前的一段时间。
      十字军东征，异端裁判所，清除女巫运动和清教徒在美洲对土著的屠杀就不计了，因为很难统计，这里并非针对基督教，我只是对宗教狂热十分反感，正如伏尔泰所说“人类的大部分过去是、而且将来很长时间也仍将是荒谬而愚蠢的：而最荒谬的人可能就是那些企图在这些荒诞不经的神话中找出某种意义并在宗教狂热中掺进一点理性的人”
      房龙在《宽容》的序里面号召人们对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保持应有的尊重，说得很对，无奈人的愚昧于偏见是何其的大，甚至到了性命相搏的地步，我只希望不同信仰的人能有一种出于对生命的基本尊重，基督徒不要称呼我们为偶像崇拜者，不要成为穆斯林和佛教徒为异教徒，无神论者也不要指责教徒是愚昧无知。
      无论你信与不信，信什么教派。人类的屠杀不是归咎于某一个宗教，宗教本身不是原因，人的狂热才是罪恶的根源，宗教无法粉饰人性的恶，他们所犯下的杀戮，都是我们所有人的罪恶，在这里我们都只有一个名字——人，英国十七世纪玄学派诗人约翰·多恩的《For Whom the Bell Tolls 》里面写道“任何人的死都使我缩减， 因为我参与人类之中，因此我从不问丧钟为谁而鸣，它为我，也为你”

城市广场，是古希腊社会生活的重要场景，辩论和演讲咸集于此，论坛及民主观念，就是发端于城市广场。

导演阿曼巴在一个并不合适的历史场景里，以《城市广场》为名，来描写埃及女性科学家Hypatia的故事。观影过程是纠结和困惑的，令我不得不写点文字。

背景：先讲讲塞拉皮斯神庙，塞拉皮斯本来既不是希腊神话中的神，也不是埃及本土的神，而是本都海岸锡诺普居民崇拜的神灵，埃及国王托勒密被托梦之后，把他请回了埃及，本来埃及人民是拒绝它的，托勒密家的找祭祀走后门给塞拉皮斯编了一堆本土化的故事，这才被埃及人接受，后来更在亚历山大城的高处修建了宏伟的神庙，并发展成一体的图书馆，在埃及的希腊化时期，学者们用古代的众多典籍充实了这座图书馆，它因此名声显赫。

电影涉及的故事，时间跨度为公元391年-415年。381年，君士坦丁堡宗教大会，三位一体的神学体系圆满完成，随后的十几年间，罗马皇帝提奥多西二世（也就是电影中提督前来颁布诏书的那位皇帝）颁布一系列反对异端的禁令。

在这一时期，亚历山大城的信仰状态是混乱的，但是，基督徒是绝对的主流，所以，不存在电影中异教徒惊讶的问：为什么那么多基督徒这种情况。本来，基督徒对于异教徒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部分原因是因为埃及基督徒对保佑农业的异教神也心存畏惧），但是，时任亚利山大城主教的提阿非罗（Theophilus，也就是电影中骑马的白胡子主教）乃是一个强硬的宗教头领，在面对小股拿武器保护神庙的异教徒激怒之下，毁坏神庙及图书馆的行为就在提阿非罗的领导下发生了。

而cyril（也就是电影中大反派）在历史上，是提阿非罗的侄子，乃是著名的神学家，反对聂斯托利派异端的主力，在这个电影里被描述成如此小流氓式的坏蛋，是比较令人诧异的事。

后半截所说的故事，具体事件大致如此，只不过Hypatia的死只是被猜测与cyril有关，基督教史一方面为此诟病cyril，另一方面对Hypatia的学识风度也是充满崇敬。

电影故事本身没有大的毛病，诚如导演所言，历史资料的匮乏恰好给了他大胆创作的空间。但是，历史故事总是涉及到对历史状态的表现，这一点上，导演明显缺乏整体的历史认知，因此，这个故事在不明真相的观众看来，基督教是阴险的文明杀手，而Hypatia则是古典文明的捍卫者，善恶分明，铁证如山。

事实上，基督教在早期，是非常复杂的状态，一方面，长期罗马官方的屠杀和迫害，使信徒变得顽强和坚韧，在不断壮大之后，这种顽强和坚韧在和别种信徒的交锋中就成了强大的优势——吉本写道：“如果异教徒也具有原始基督徒所具有的那种无所畏惧的精神，那基督教的胜利便必将沾满了鲜血。”——吉本说“如果”，也就是说，事实并非如此，多神教的散漫、松懈被基督教皇帝们的禁令轻松地瓦解。

问题就在于，《城市广场》把吉本所说的“如果”，演绎成了血淋淋的事实，从创作上来讲，这一切是为了烘托视死如归的Hypatia的英勇形象，但是，如此诠释当时不同信仰之间的矛盾，过于戏说——一位大主教亲自拿着石头率众伏击犹太教徒，未免有点游击队的味道了。

并非为亚历山大城图书馆的毁灭翻案，事实上，那是基督徒良莠不齐导致的痛心的历史错误，但是，学习希腊文化，在宗教文化中融入希腊文化，也是早期教会随处可得的场景，这种思想和社会行为的混乱，正是那个时代的特点，真正的基督徒、皈依的带着异教气质的野蛮的皇帝们、各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底层人民，早期基督教处在自我肯定、更新和树立标准的年代——《城市广场》面对这么一个复杂的年代，却如此简单粗暴的将基督徒描述为暴徒和毁灭者，对历史的理解，是片面和苍白的。至于Hypatia被当做女巫处死，是一起罕见的宗教迫害，但是，它并不能被当做基督教反希腊古文明的标志。

电影的曲解，出于作者的刻意或者是无意，在我看来并不重要，但这个曲解，却成了这个故事最重大的看点：热爱文化的人必然对基督徒的野蛮痛心疾首。

与此同时，对于Hypatia的塑造，倒是相当苍白的——史料记载，Hypatia的学识与风度，折服和影响了众多学生，威名也远播，从她的学生辛奈西斯写给她的书信可以洞见，但是电影中鲜见此方面的描写，她的为师，也就是初中教师的状态，学生的仰慕则止于美色，毫无深刻的理解和认同。到了最后，将情节设计为，两个学生聊尽人事的警告Hypatia之后，就目睹她出门赴死，这份猥琐确实反衬了Hypatia的刚烈，但此二弟子的形象，足够遗臭万年了。

电影命名为《城市广场》，从物理位置上说，亚历山大城的广场并没有构成宏大的主要场景；从内涵上说，“广场”似乎意在彰显Hypatia所代表的希腊文化的民主、宣讲，但是在电影中，从女主角的身上，却无法彰显承载这种文明的魅力，Hypatia既无力以理性和辩才制止奥林匹乌斯煽动的冲突（这一情节很是有损她的历史令名，史载她有杰出的口才），面对不同信仰的冲突场景，她也只是苍白辩解和默默退下，此外的活动，无非是传说中思考天文学的问题（这一部分也是出于完全的虚构），从人物性格上来说，苍白是显然的。

对一位原本形象丰满的女科学家的失败描述，辅以看似宏大实则经不起推敲的故事背景，造就了如此奇怪拼凑的一部历史传记电影。导演阿曼巴曾经以《小岛惊魂》直面人性深处的孤独，令人赞叹，面对厚重的历史题材，却露出了底蕴不足的马脚——类型，局限性，永远是有才华的人需要慎重自省的课题。

希帕提娅（Hypatia，公元350年与370年间－415年），西方古代著名的女性哲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活跃于罗马帝国晚期的文化中心亚历山大城。据说拉斐尔名画《雅典学园》中的那位白衣女子便是她。希帕提娅的父亲及导师席昂（Theon），是举世闻名的亚历山大图书馆最后一位名传史册的数学家。大约在公元400年时，希帕提娅凭借卓越的学识成为了亚历山大城柏拉图学派的领袖。她除了进行个人的研究之外，也热心于教学，其声名之大既招来了外国热切求知的学子，也引来了附庸风雅的达官显贵。虽然她本人的著作全都亡佚，但她智慧的形象却得由同时代人的记载而流传千载。与之一同流传的还有关于她美貌的传说，以及悲剧性的死亡。

《城市广场（Agora）》正是一部以希帕提娅为主角并着力刻画其悲剧结局的西班牙电影。Agora是一个希腊词，直译为城市广场。古希腊城邦的城市广场是公民聚集议事之所，因此agora含有公共政治空间的意义。在影片中，正是聚集在城市广场上的狂热群众最终导致了作为希腊文明象征的亚历山大图书馆与希帕提娅的毁灭。影片以Agora为题，其意大概就在于此。

电影所展现的是亚历山大城四世纪末五世纪初的社会图景，其中群众的狂热源于迅猛发展的基督教信仰。自草创以来持续几个世纪的迫害并没有瓦解基督教，反而不断刺激了其时而松弛的神经并帮助其克服了内部的分裂。到了四世纪晚期，罗马帝国原来的国家宗教多神教日薄西山奄奄一息，而基督教却如旭日东升大有席卷帝国之势。最后一位信仰多神教的罗马皇帝尤利安于公元363年死于波斯战场，而狄奥多西大帝终于在380年宣布基督教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作为异教象征的亚历山大图书馆以及希帕提娅所教授的哲学，难以见容于宗教激情日渐高涨的基督教信众。尽管希帕提娅的学生中不乏著名的基督徒（比如后来成为托珞麦斯地方主教的辛奈西斯Synesius），但狂热的群众从不愿屈服于逻辑，更何况她对埃及总督欧瑞斯提斯（Orestes）（在影片中他是希帕提娅的学生与爱慕者）的影响已成为主教西里尔（Cyril）扩张自己势力的障碍。于是，亚历山大图书馆终被摧毁，而希帕提娅也难逃暴民的毒手。

影片主线围绕希帕提娅的活动展开，主要包括她的教学研究活动以及对宗教狂热（无论是多神教的，还是基督教的）的抵制。在其中还穿插了她以月经布断然拒绝求爱者的著名传说，在影片中后来成为总督的欧瑞斯提斯充当了这位失败的求爱者。影片的另一线索则围绕虚构人物达乌斯展开。达乌斯是希帕提娅家的奴隶，一直偷偷地崇拜并爱慕着女主人，然而奴隶身份是他难以逾越的鸿沟。与此同时，宣扬兄弟之爱的基督教逐渐吸引了他（这也正是基督教在下层群众中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面对爱情与信仰的冲突，他终于选择了信仰。然而，基督教信仰带给他自由的同时，也将他卷入不断的宗教仇杀。当他对信仰日益困惑之时，他得知下一个谋杀的目标就是希帕提娅。尽管他试图拯救她，但最后还是无能为力。除此之外，达乌斯对希帕提娅的默默爱慕也与欧瑞斯提斯咄咄逼人的求爱形成对比。影片以希帕提娅与达乌斯的两条线索彼此呼应，展现了剧变时代人们所遭遇的心灵冲突与现实困境。

从故事梗概来看，剧情发展理应颇富张力，然而实际观影的感受却并非如此，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影片情节稍显破碎、矛盾冲突缺乏力度。贯穿影片始终的理性与宗教狂热的矛盾本应是影片主线的推动力量，然而电影中描绘希帕提娅探索地心说的部分虽然本身的铺垫及推进都很完整，却游离于主要矛盾的发展之外。于是，电影一进入到希帕提娅进行科学探索的相关段落就好似进入了世外桃源，情节的时钟便静止不动了。至于影片副线，其主要的问题则在于矛盾冲突缺乏力度。影片中，无论是达乌斯的奴隶身份给他带来的痛苦，还是基督教兄弟之爱对他的吸引力，虽然都有所表现，但总是蜻蜓点水浮于表面。而且，希帕提娅对他的关心与欣赏，实际上也在相当程度上消解了影片所给他设置的抉择的困难。这些问题使得影片对他命运的安排显得过于刻意，而且也削弱了他内心冲突本该具有的强度。另外，影片通过他的行为所表现出的他对希帕提娅的爱慕甚至还不如欧瑞提斯，毕竟欧瑞提斯还在西里尔面对面施加的巨大压力之下拒绝背叛希帕提娅，而达乌斯所做的却只是帮助她痛快地死去。

电影着力表现的是基督教信徒的狂热与希帕提娅及其代表的理性的冲突，然而对此矛盾的刻画却未必完全符合历史事实。要知道，希腊哲学并非完全与宗教信仰无涉，亚历山大图书馆本身即承担着多神教的宗教职能而非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影片开始图书馆中举行的祭祀仪式也反映了这一点），而希帕提娅所属的哲学流派也很可能是富于神秘主义色彩的新柏拉图主义。从历史的角度看，希帕提娅所秉持的理性很难说没有摻杂宗教信仰的成分。然而影片在对希帕提娅形象的刻画中回避了她对多神教信仰的态度，特别是后来她对辛奈西斯的表白——“我必须怀疑”——几乎使她成为一个无神论者。当然，电影并非历史著作，简化矛盾有时也有助于突出主题与人物，不过如果充分描绘现实矛盾的复杂性也可能为电影带来更加丰富、深刻的意义。

尽管希帕提娅的理性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理性，但如果走向另一个极端，将希帕提娅与基督教狂热的对立完全理解为两种不同宗教信仰的冲突恐怕也简化了问题。这种理解等于完全否认了现代理性的历史根源，并且也无法改变对希帕提娅所施加的暴行的恶劣性质。关于希帕提娅的死，历史记载远比电影中的安排更加惨烈残酷。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在他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关于希帕提娅有如下叙述：

“数学家席昂之女希帕提娅，受其父学说启蒙，她以渊博的评注，精准完备地阐释阿波罗尼奥斯与丢番图的理论；她也在雅典与亚历山大城公开讲授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的哲学。这位谦逊的处子颜如春花初绽，却有成熟智慧，她拒绝情人的求爱，全心教导自己的门徒。最荣耀、最显赫的大人物们，个个迫不及待地想要拜访这位女哲人。而西里尔以忌妒之眼，盯视她讲学处门前云集的冠盖车马、随从奴隶。于是在基督徒间谣言悄悄散开，他们说席昂之女是罗马官方与大主教之间握手言和的唯一绊脚石。这块绊脚石很快就被移开了，在一个致命的日子里，在四旬斋的神圣斋期里，希帕提娅被从她的两轮车中扯出，衣物给撕得稀烂，一路拖到教堂，并遭礼拜朗诵士彼得（Peter the reader）、一群蛮人与残忍的狂热分子们，以徒手毫无人性地屠戮致死，尖锐的蚌壳将她的肉从骨上刮下，还在颤抖的断肢则被投入火中。正义的调查与惩罚最后因适时奉上的礼物而作罢，但希帕提娅的谋杀案，已在亚历山大的西里尔的人格与信仰上，印下无法拭除的污点。” （转引自维基百科“希帕提娅”中文词条）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在当时此类谋杀尚被视作可耻的罪行。不幸的是，当基督教最终巩固了自己的支配地位，对异端的残酷暴行也成了值得赞美的举动。事实上，到了公元七世纪，教会人士关于希帕提娅的记载便已然将她描绘成了巫婆样的人物，并将对她的谋杀视为“摧毁了亚历山大城中偶像崇拜最后的余毒”（转引自维基百科“希帕提娅”中文词条）。自然，宗教本身从不能杀人，但狂热的宗教信徒却可以。也不止是狂热的宗教信徒，很多打着“真理”、“科学”旗号的理论的狂热追随者同样在历史上犯下过累累罪行。他们的狂热源自对所信仰对象的轻率肯定，这种轻率因而也轻松的肯定封闭了他们的思想，使得他们乐于接受现成的解释而拒绝怀疑，更甚于此的是，他们不仅自己拒绝怀疑而且敌视一切异议。于是乎，初衷再美好的宗教、理论，也难免种下龙种收获跳蚤。尽管如此，对于背负沉重的现实生活的人们，形形色色真真伪伪的信仰依然以其种种许诺种种诱惑吸引着他们。波兰作家显克维奇的著名小说《你往何处去》描写了在基督教横遭迫害的时代主人公艰难地追寻信仰的故事，其书名正仿佛坚定信仰对迷途羔羊发出的呼唤。可是，迷途羔羊们要小心，当坚定信仰必需血腥来彰显，你也应该问它一句：你往何处去？

  任何一种宗教或者思想或者某个人，当它们试图一统天下时，它将以摧毁另一种思想或宗教或其它的面目出现。焚书坑儒、十字军、屠杀犹太人、亚美尼亚屠杀、文化大革命。当人没有真正去认识一样事物，去理解一种观念时，她/他是愚昧而又无知的。
  基督教在未被确立时，也曾遭受过打压。像每个没被主流文化认同的思想或者群体一样，一旦主流，于是开始打压与其有异的思想、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