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

作为直男看完《82年的金智英》，深知女生，尤其是当了妈妈的女生之不易，但是从实际出发，金智英的处境相比中国的女性处境实在是好太多了，尤其是他有个这么帅气温暖的老公，在中国，你可能要吃数倍于金智英的苦，还可能有个直男癌的老公。

我们父母一辈更加不易，他们要养几个小孩，还要夫妻双双出去干活或工作。我妈便是把我背在背上干农活，实在背不动了就把我放田埂上玩泥巴，有时候不注意看，我就把泥巴往嘴里塞了。

我妈先生的我姐姐，在一个重男轻女的社会，我奶奶没给她好脸色，甚至准备好的营养食物没给我妈直接收起来了，我妈生下我姐后三天就下床去干农活了，直到生下我以后，在家里的地位才有所改善。

我们村甚至有婆婆扬言说，如果媳妇生的是女儿，一定把她塞回去。

我高中时去过一个孤儿院慰问孤儿，发现孤儿院全是小女孩，他们渴望拥抱，一阵往我身上爬并叫我爸爸，当天下午，我尽量多抱几个小女孩，两只手快脱臼了，酸痛了一个星期。

我们村里捡到的小孩也多是女婴，当然，还有我们没看到的杀婴和溺婴，也多是女婴。

也就是说，在东亚父权文化下，女生从出生那一刻起就面临着更艰难的人生与命运，因此，相比电影里重男轻女的情况在中国农村那是司空见惯。

说来吊诡，真正提升这一代女生地位却是计划生育，虽然，在计划生育下，很多女生还没来得及出生便“被消失”了。

我不想过多谈论电影的内容，我更想讨论，东亚的金智英们命运是怎么造成的，以及出路何在？

东亚父权文化的形成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我个人认为是政治体制与父权文化的同构性，这点不敢多说，秦始皇创建的中央集权制度本身就是父权文化扩大和升级，加上汉朝独尊儒术进一步在意识形态上进行强化，宋代理学尤其之后被扭曲形成对女生的日常生活的全面压制，贞洁烈女、男女之防等等。

今天，中国女生的社会地位，相比日韩，还是要好一些。这原因主要是，解放后发，中国实行了政治动员式的自上而下的女性解放。

但是这种解放也留下了很严重的后遗症，一个是去女性化气质，也就是虽然解放女性，但是并不是尊重女性本身气质（所以那时女生不能追求漂亮），而是要把他们当成男性，作为社会的生产力，结果造成了中国女性，既要参与社会劳动，又主责家庭的双重任务，日韩地区，至今还流行，女生结婚后退出工作领域，就连日本的皇太子妃也不例外。

另一个后遗症是，这种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式的女性解放，与国外相比，不是因为女性自我意识觉醒而争取来的，而是父权体制出于对劳动力的需要而格外开恩。

因此，这种女性解放，给中国今天的女性解放造成了新的困境，一方面，女性缺乏自我意识的觉醒，使得中国女性解放缺乏团结的内驱力。另一方，体制的恩赐，给予一种女性解放的表象和话语，使得真正的女性解放变得更难推进。

因为缺乏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使得父权改变策略，从压迫变成消费主义的收编，使得女性离真正解放越来越远了。

父权对女性的收编，一方面表现在让女性沉迷物质消费及其攀比炫耀，买买买如今已经成为女生的主要生活之一，对女性的统治已经从奥威尔式的压制变成美丽新世界式的快乐天鹅绒监狱。

女性被消费主义收编的主要特征在于，把自己物化，把男性的审美要求内化成自我改造和自我塑造的准则，所以她们化妆、美颜、健身、减肥甚至是整容，其实这在古代父权社会也很常见，裹小脚、束胸到晕死、脸上涂有毒的铅粉等。

有时候，对外表的过分注重，恰好是内在自我缺失的体现，比如美国人出了名的不注意外在形象，恰恰和其个人主义盛行有关，因为他们的价值不依靠外在评价，而是来自内在满足。

其实潮汕富豪有点这个意思，他们外表朴素，我做商业地产的同学说奢侈品品牌都不愿意去潮汕，相反，我们看看经济衰落严重的东北，女的穿貂，男的大金链子小金表。

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上，让女性把爱情和家庭（包括生娃）当作人生意义的来源。

在父权的压制下，你想通过职场自我奋斗获得独立，和金智英的处境一样太难了，但是你看看身边，只要嫁对人，有车有房的生活轻轻松松，形成一种不鼓励女性奋斗，鼓励女性嫁人甚至是靠男人的现实境况。

导致的结果，是一部分女性成为这种男权文化的既得利益者，她们享受着男性的物质或情感（包括家庭）好处，有时她们反而比男性还反感女性主义。

但是，现实生活中，参加工作的女性还是很多，这和中国的社会流动和高房价分不开，客观上，高房价，使得女生也必须工作以分担家庭压力（有时候还要把父母也拉进来）。

但是更吊诡的是，调查显示70%的中国女性要求择偶要求男性有房，导致男性成为主要购房者，这些年房价的暴涨反而远远拉大男性与女性的经济差距，强化了男性对女性的统治。《长乐路》里被家暴不肯离婚的女人只因为她老公有几套房，离了什么都没了。在我身边也有这样的例子，这也是消费主义强化对女性统治最典型的例子。

所以要结束金智英式的悲剧，首先不是去找个如她老公那样的暖男老公，而是没有经济基础的去工作，有经济基础的去追求自我实现。

这部片和它的原著，听说了很久，然后，终于找来看了。

作为电影，它不算十分高明。或者说，它的意义主要在于“启动议题、引起思考”，附加价值远大于艺术成就本身。

可转念觉得，这样也挺好：朴素、通俗、简单易懂、门槛低廉，反而能完成更大范围的共情，实现近在咫尺的切肤之痛。

毕竟，性别平权任重道远，而那些触目惊心的鸿沟与天堑，往往就埋伏于无数个平庸到足以让你置若罔闻的生活瞬间。

饶是韩国人如此擅长用类型片来触发现实反思与改革，可性别歧视依然是社会性盲区，此书此片一出，众多男网民甚至发起《90年生的金智勋》的众筹小说项目，要以此来揭示“男性才活得更加不易”之结论，有人在电影上映前就跑去门户网站刷0分，与本作相关的几位艺人，也持续遭受着恶评暴力。

我不是女性，可我在观影过程里，依然有某种强烈的“被代入”的痛苦感。那大概是一种被生活摧折之后、熟悉的无从言说。

也许很少有谁真正能意识到，东亚文化里最符合主流价值和集体审美的东西：其乐融融的阖家团圆、父慈子孝、妻贤夫旺氛围，常常建立在对个体生活追求最大程度的剥夺与侵蚀之上，以对个体生活选择的驯化、遮蔽与无视，为其最大前提。

他人即地狱，偏偏有一种他人叫做亲人、家人、自己人、你理应为其无条件牺牲和付出的人。

于是，你明明已经失去了整个自我，却依然不被允许拥有控诉的可能，一句“谁不是这样在过日子”，再加一句“你知不知道你有多幸福、多少人羡慕你”，直接能让你失语一生。

这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是什么？是被永恒地囚禁？不，是被那种人人公认的幸福，所永恒地囚禁。

说回两性话题，必须承认，在这种剥夺里，女性所遭遇的，自然更多、更深、更强烈、更直接、也更无处遁逃：

生而为母亲（妻子、女儿），这就是你原该承受的重量，你要相信，这重量，恰恰是你的荣光。

这样的逻辑，就像“没有生儿育女过的女人生命都不完整”&“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另一半的军功章”一样，无趣、无聊、无耻、无稽。

电影基本是一种元素整合式的写法，把一个女孩（女生、女人）一生可能遭遇的，尽数列出。

职场的惯性歧视与想当然不信任，婆家庞杂而事无巨细的劳动，舆论的裹挟和道德绑架，妈妈群体里乐此不疲的攀比压力，童年“女孩子要文静一点”的叮咛和“赶紧来帮忙做饭”的提点催促，产后抑郁，熊孩子公共场合里的失态，公交车上的猥琐男，洗手间里的摄像头，遭遇了尾行与骚扰后得到的，也无非是“穿衣服要得体一点”的友情提醒。

总有人认为你们不能达到一般工作的标准，总有人在你做得很好时评论你不像个女人。总有人在对一半人类的力量进行否认、畏惧和阉割，然后这种否认还是社会支柱之一。

一个晴朗午后看着太阳落下时独自忧伤的权力，都会随时被自家娃一声带着哭腔的妈妈猝然打断，你若有所失地回头，来不及多想，就要凭本能挤出一个符合好母亲标准的慈祥假笑。

确信自己生病的那一刻，你问出的第一个担忧却是“所幸雅英现在还小，她如果懂事了，一定会觉得我奇怪“。

那个泼辣的不婚主义姐姐，那个干练的女强人上司，那个处处维护你的支柱般的母亲，其实，也都有着不比你好多少的处境——“早饭吃了吗”“喂雅英的时候一起吃的，妈你呢”“你爸的早饭都是按时按点吃的，我当然也会顾着吃了”——你们的日程都附着在别人的日程里 。

点点滴滴的日常性内部，温水煮蛙、钝刀割肉。

特别欣慰的是，本片并没有太刻意地去塑造一种道德上的对立面作为狗血情节来源——渣男丈夫、极品婆婆、吸血鬼娘家人、心机婊闺蜜、老色棍上司，等等等等，他们都没出现。

相反，对女主身边的大部分角色，作者与导演都做了相对柔化的处理，在直击其潜意识乃至无意识里的自私之余，也并没有完全避过其应有的善意：

弟弟的霸道傲娇里也偶然心细，爸爸的重男轻女里也不乏自省，母亲和姐姐更是保护伞型的助力，婆婆虽然让人厌恶，可言行也还没过度逾矩（既没住进儿子家、也没逼着生孙子）。

尤其是丈夫，许多时候，他还显得孱弱、克己、颇为通情达理。

所以，这就在更高的维度上，深化和升华了主题。

因为这不再是一个遇人不淑、私德有亏而引发的具体悲剧，这是一整个观念系统和一整个文化样式的扭曲，是一整个民族性和一整个世界性的失衡。

“别再说什么为我着想了，你和婆婆，还有我家里人都一样！”

这句忍无可忍的控诉没有错，可这些人并没有比其它另一些人更坏，他们只是在早就失去公平的压迫系统和伦理偏见系统里，扮演了顺理成章的属于他们的位置。

没有具体对象可归因可指责的困境，才是真正的绝境。

因为没有人能对抗无物之阵，对抗“约定俗成”。

比渣男更可怕的，是丢给你一个“这就是幸福生活”的默认，然后让你按部就班去完成。

为了维系男性集团的主体性与优越性，需要将女性客体化、他者化、视作欲望的潜在对象加以警惕和鄙夷，用性别权力宰制来确证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宰制，用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宰制来换取性别权力宰制，二者就成了一种鸡生蛋蛋生鸡的因果无限循环率，这才是社会性别秩序生生不息的核心逻辑。

有人说，金智英其实也不是最惨的。

那是自然，一个丈夫也愿意疼你、母亲也能够护你、上司也曾经提携你、读了大学受了高等教育、头脑和知识水平够用、经济上没有危机的女性尚且如此，那么，其它起点更低、资源更少、能力更短缺、性格更懦弱的人又该如何？

略感遗憾的，是“女主角的精神疾患与臆想症”这个设定，它多多少少地回避了矛盾、弱化了主题。

仿佛是她而不是世界患上了难言的恶疾，仿佛她需要的仅仅是作为一个患者去“被治愈”，仿佛该调适的仅仅是自己看待生活的方式和角度、是恢复健康后努力振作重新走到阳光下，仿佛之前所有的痛苦，都来自不能正视自己的精神隐秘，外加没有“不忘初心”、把写作梦这个“出口”重新捡起。

于是结尾的和解，也确实轻省、突兀、粉饰太平、鸡汤并且犬儒。

最后，也许很多人会问，你作为男性，有什么资格写这样的文章，或者，以什么样的立场写这样的文章。

其实我想说的是，在庞大的歧视结构里，男性（尤其是相对善良和体贴的那些），往往既是受害者，也是施害者，看看《82年生的金智英》里进退两难的丈夫郑大贤，多少就会明白。

“男人没一个好东西”这样的话，是挺解气的，连我都常拿它来自嘲，可是，起不到啥实质作用。

所以，女权运动的本质，肯定不是女性揭竿而起消灭男性，而是女性和男性一起作为盟友，去对抗一个困扰我们所有人的不平等。

作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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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秋天，一本名为《82年生的金智英》的小说在韩国出版。

随即在2017年收获书店评选文学小说类年度最佳书籍，新书畅销榜Top1，实体、网络书店小说类Top1等不胜枚举的奖项与记录。

与此同时，此书被广大韩国男性定义为“女性主义”，铺天盖地的恶意评价也席卷韩国各大网站。

更不幸的是，有韩国女星在网络上公开表达对此书的喜爱，却遭来绝大多数男粉丝的强烈谴责与脱粉。

一时之间，网络上对此书展开了漫长且沸沸扬扬的探讨。

2019年10月23日，与小说同名的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在韩上映。

在网络反响上，电影上映与小说出版的结果无异。

发行前，对电影仍是恶评如潮。上映前，在韩国网站Naver上，想看与不想看人数达到了罕见的3:5。

上映首天，电影更是遭遇恶意打分的“恐怖袭击”。

以Naver网站电影页面10月23日（上映首日）下午3点为基准，电影评分的几项数据出炉。

10分制的评分计算规则，观众评分约为9.7分，影评人评分为7分，网民评分（谁都可以给）只有4.45分，而且性别差异尤为明显。

男性网友评分为1.45分，女性网友评分为9.19分。

从领略原创小说的真实和感受同名电影的温和之外，我们也不难窥见一个社会男尊女卑的严重性。

今天要分享的这部电影，就是目前豆瓣评分高达8.7分的韩国新片——《82年生的金智英》。

金智英于1982年出生在韩国，同是生活在东亚文化圈的大染缸，有些东西自然而然被当作是“传统”。

由于年代不同，男尊女卑的程度有大有小，但这种现象依旧如梦魇一般从未消逝。

从家庭戏剧的角度来看，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讲述了一个经历育儿、家务和职业中断的金智英（郑有美 饰）突然有一天有了精神问题，说出了一些令家庭成员惊愕的话语…

不知不觉地，丈夫郑代贤（孔侑 饰）和整个家庭试图解决这一问题的故事。

影片开始，镜头在家庭聚会其乐融融的场景和金智英做家务之间切换。

直到金智英以自己母亲的口吻和婆婆对话时，空气仿佛凝结成冰，每个人都屏住了呼吸。

金智英开始称呼婆婆为“亲家母”，丈夫为“小郑”，公公为“亲家公”，而这种人物代入让她完全迷失自我。

场面近乎不可控时，郑代贤（孔侑 饰）连忙将妻子带离现场。

“爸，妈，秀玄（郑代贤妹妹），智英她有点不舒服，真的，她最近有点生病了，我之后再仔细向你们一一说明。”

无数次，化作自己母亲的金智英都在想：

“只有你们家人团聚很重要吗？既然你们的女儿可以回娘家，那也应该让我们的女儿回来才对吧！”

每次金智英陷入精神异常时，她的脑海浮现的全是童年的回忆。

镜头闪回到从前，那个对女性恶意达到最大化的从前，小时候父亲重男轻女。

初中时公交被男同学尾随和威胁，叫父亲来接后将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父亲，迎来的却是父亲的严词指责。

为了工作，对男同事的恶意玩笑她可以忍气吞声；为了育儿，放弃工作她可以忍气吞声。

但好不容易出门买杯1500元（约合人民币9元）的咖啡喝，竟被陌生男子说是妈虫（网络流行语，暗讽有小孩的母亲整日无所事事，过着靠老公养的生活），她愤怒的情绪终于迸发。

电影以温吞的方式描摹平凡女性金智英的一生，以穿插回忆的叙事方式将观众带入她的内心世界。

感受她作为平凡女性有苦难言的丝丝苦痛，每一次简单的单人镜头都铿锵有力，每一次的特写则让观众共情满溢。

生活流的影像虽比小说直述一个个刺痛人心的事实要来得温和，但也架不住痛楚的画面反复叠加。

脱胎于小说的真实故事，透过影像的介质，电影的真实蕴含于平静的画面和人人皆知的戏剧冲突中。

它如一面镜子，照到他们，也照到我们自己。

第一眼故事，第二眼生活，第三眼自己。

和约翰·威廉斯的《斯通纳》一样，平静却又如此有力。

时光流逝，一次次的事实成为韩国男性的“男权主义”已然深入骨髓的佐证。

我们期盼他们会反躬自省，他们会将骨子的歧视慢慢淡化，他们会摘下那恶毒的有色眼镜，然而这次期盼再度落空。

关于男尊女卑的问题，韩国存在，我国存在，全世界存在。

而每一次不同形式的发声，都看似微不足道，但都是或大或小的努力。

并不是所有的付出都会有回报，但不尝试就一定没有。

回望韩国电影这么多年，不可否认的是，在创作自由的土壤之上，他们曾经拍出过太多改变社会的电影，如《辩护人》《熔炉》。

所以，偏见也好，歧视也罢，改变根深蒂固的“传统”和社会的劣根性需要一步一个脚印。

诚如鲁迅先生所言：

“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生而为人，由衷期盼每一位女性都可以不被所谓的“性别”所束缚，可以拥抱更远大、更无限的梦想！

PS: 不要求资源哈，韩国才上映呢！嘻

#1 金智英诞生记

8.72与2.89——这并不是韩国男性和女性对该片的评价，而是同为男性的影院观众和普通网民打出的平均分。

对于一部从诞生便充满争议的女权标签作品，男女大众评分两极化似乎早已命中注定。有趣的是，关于《82年生的金智英》的评价在男性群体内部也呈现出强烈反差，一方面是恶评肆虐的键盘论战，本片公开卡司当天，一位男性网民便发起青瓦台请愿要求禁拍该片，称“只会助长韩国社会的性别矛盾”。在两年后的今天，尽管网友们恶评依旧，看过电影的男性观众却与打出9.4均分的女性观众站在了同一阵营。

关于电影的争议，不得不从原著说起。《82年生的金智英》作者赵南柱大概完全没有料到，自己在主妇生活中用两个多月完成的小说，会成为未来韩国女性主义运动的代表作。

赵南柱生于78年，出身梨花女大社会学系，曾在《PD手册》等时事节目任编剧近10年，因生产育儿而离职。变身主妇的她因告别职场倍感失落，决心开始写小说。据赵南柱所说，那个时期她丧失了经济来源，写小说对她来说也并非职业，因为藉此赚来的钱根本不足以维持生计——直到她写出了《82年生的金智英》。①

在电影和小说中，金智英被路人讥讽是“妈虫”（韩国网络语，原指无法管教好小孩的妈妈，后暗讽有小孩的母亲整日无所事事，过着靠老公的生活。），向郑代贤诉苦，“我难道连喝一杯一千五百元（约8.9元人民币）咖啡的资格都没有吗？……我赌上自己的性命把孩子生下来，甚至放弃了自己所有的生活、工作、梦想，只为了带孩子，但我却成了他们口中的一只虫，你说我接下来该怎么办？”

退职成为主妇和妈妈的赵南柱与她笔下的金智英一样，也曾外带一杯美式咖啡、推着婴儿车在公园散步，不料却从午休的会社员口中听到了“妈虫”这一歧视性单词。于是《金智英》便由此诞生，赵南柱将书稿投寄给一家出版社，后顺利出版并跃入畅销榜单。

这部小说讲述了82年生的金智英在成长过程中身为女性受到的种种歧视，赵南柱搜集了韩国女性不平等的新闻和统计数据，将金智英的人生历程和统计资料并行，打破了传统虚构叙事的框架，让人重新思考诸如“户主制”等脱胎于儒教社会形态的积弊，是为一部掷地有声地为女性控诉的作品，也被称为“大韩民国女性的人生现场报告书”。

持批判观点的受众不禁质疑这份编年史略显夸张，“这些事情如何会发生在同一个女人的身上呢？50年代到90年代韩国女性经历的所有一切，都被金智英一个人给经历了。”②

小说本身也许难以跻身上流文学作品，作者努力搜集的资料和证据，以及特征时代情节的拼贴，暴露狂、性骚扰、重男轻女，长女为家庭牺牲等等，不禁让人想起《请回答1988》中的桥段，导致金智英被塑造成了一个经时代辗压的韩国女性模版。然而，真实取材的结果却取得了更多女性读者的认同——“我竟然花不到一天就看完了她的一生，因为那是非常熟悉、几乎和我的人生一模一样的故事。”③

尽管赵南柱希望跳出女性框架，获得更多群体的广泛共鸣，小说的报告书形式和控诉的功能性依然遭到了大部分男性读者的批判。他们认为，金智英的故事将女性完全放在受害者的位置，却忽视了韩国社会中男性所遭受的歧视。

小说以精神科医生的角度开启叙事并收尾，绝大篇幅投入在金智英的人生编年史上。而电影却明显不同于小说，更多地将视角集中在金智英的职场履历断层的困惑上，明朗的新结局也改变了金智英人生的抑郁基调。

#2 被消音的智英们

“因为是女性、年纪小，在现场总是被人无视，说的话也没人听。”两年前，一同听课的制片系韩国女生H曾面带苦涩地向我解释了她不得已剪超短发的原因。在她看来，中性干练的形象与时尚帅气毫无关系，只是为了在职场上获得尊重和话语权。

如果说H是试图通过牺牲头发改变形象获得话语权，那么金智英则是让出自己的躯体，通过“被附身”，以他人的身份和口吻来为自己发声。金智英的附身情节实质上也是对于“消音”的一种反抗。在韩国社会，经常会有难以发声的情况，或碍于礼节情面，或碍于惯俗，对女性而言尤其如此。而“被消音”久了，就会变成主动消音，在某种场合主动放弃话语权。

电影中金智英的附身症状令人想起作家韩江的短篇《植物妻子》。婚后居住在上溪洞13层公寓的女人发现自己逐渐变为植物，最后丈夫将她栽种在了阳台的花盆里。类似地，韩江也是通过身体的异化现象描绘出了女性的孤独、受困的心理以及自我表达的断绝。

在阳台上沉默失神的金智英倘若没有附身作为发声途径，她最终会否也将成为一株植物呢？

金智英其人，平凡无奇，她拥有82年韩国最常见的女性名字以及最普遍的姓氏，也过着不好不坏的生活，和丈夫郑代贤住在首尔的全租公寓中，既不算是经济上毫无后顾之虞的上层阶级，亦不至于沦落到为养家糊口而疲于奔命。

出生于80年代初全斗焕政权之下，金智英成长在重男轻女最为严重的90年代。六二五战争后韩国人口激增，政府在推行节育的同时，将流产堕胎合法化，进一步加剧了性别比例的失衡。鉴定胎儿性别后，以“医学上的理由”将孩子打掉的情况数不胜数，原著中金智英的“妹妹”便是因此提前离开了这个世界。

她的少年时代在韩国的金融危机中结束。身为长女的姐姐恩英为支撑家庭而放弃梦想，改考容易就业的师范大学。到了智英毕业的2005年，女性生存并没有变得更容易，据统计，女性的雇佣率甚至不达30%。在这一年，44%的韩国大公司表示同样条件下会优先聘用男性，表示会优先聘用女性的公司比例为0。④

尽管智英的公司存在友好的同期和上司，但性别歧视仍然如空气一样如影随形，当她为生子而放弃事业，成为主妇、辞职育儿，却仍逃不了路人的“妈虫”鄙视。

在这样的环境下，智英学会了噤声。中学时被男生骚扰，爸爸却斥责她裙子短、作为女生不够小心，她渐渐不再反驳。面对婆婆指使的差事，她虽然满身疲惫，却不得不做。当婆婆送她一件艳俗的围裙，用意人尽皆知，她却要面带笑容违心地赞叹，“真漂亮呀！”

金智英在片中三次被附身（郑代贤手机视频片段除外），她变为妈妈对婆婆说话，变为大学同窗对丈夫说话，变为外婆对妈妈说话。当她被附身，成为一个不正常的怪人，周围的人才终于开始反省，为何智英会变成这样？

中庸与从众可以说是韩国社会生存的基础法则，对于所谓出格或不循常规的批判，女性往往比男性更容易成为众矢之的。《金智英》作品本身便是一种例证，女团Red Velvet成员Irene、少女时代秀英因阅读该书遭网友谩骂及焚照威胁，而国民MC刘在石、防弹少年团RM也曾阅读和推荐这本书，却获得了网友的一致好评，甚至被称赞是粉丝的“人生导师”。

“MeToo”运动以来，韩国男女性别矛盾更为激化，在Megalia和WOMAD两处线上社区，聚集了大量极端女权主义者及“厌男主义”者。同时，男性联盟也发起“反女权”运动、“YouToo”运动，而集中在“ILBE”等网站的“厌女主义”极右男性团体仿佛与极端女权形成呼应，他们反女权反少数群体反LGBT，并将韩国女性统称为“泡菜婊”。

在为逆向性别歧视发声的道路上，韩国男性也不甘落后。就《82年生的金智英》一书而言，网络上出现了不少与之对峙的作品模型，主张在韩国社会中，男性也备受性别歧视之害。他们将这些作品命名为《90年生的金智勋》、《79年生的郑代贤》等。在韩国男性的逆向性歧视文学中，女性反而成为了令人艳羡的尽享优越福利的对象。

这些为男性发声的文本中提到，“他”百日照上裸露的性器官会成为女性长辈的谈笑对象，体罚盛行的时代老师对男同学下手更狠，大学校内兼职女生总被安排在空调房而男生却要在烈日下流汗工作，女生在校园尽享青春时男生却在军队服役，考公务员时因为国家取消兵役加分政策而不幸落榜，每次长假前日同社女职员总是“恰好”来例假，“他”做牛做马地工作最后妻子却以“疏忽家庭”为名提出离婚等等。⑤

在韩国男性的心目中，这也许就是被人嫌弃的男版“金智英”的一生。在性别平等指数比印度更糟的韩国社会⑥，究竟谁受害更多，谁受益更多呢？

男版“金智英”《90年生的金智勋》曾发起众筹出版计划，在目录上的最后一节，这样写道，“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应该明白，辛苦的并非某一个特定性别，而是整个（韩国）社会。”⑦

#3 从控诉到治愈

“会想到妈妈”、“并不是女权主义电影啊”⑧。被女性亲友拉进电影院的男观众们似乎对电影《金智英》颇感意外。

电影与原著差异显而易见，它采取了一种妥协的方式来为小说中金智英的抑郁人生圆场。将其整体放在当下语境中进行，成长史作为片段插入。比起小说的控诉，电影试图提供的是性别和代际之间的和解与治愈。

本片是金度英导演的长片处女作，她也坦言，虽然很想拍得锋芒毕露，但这是一部商业电影，最后还是决定在保持一定风度的同时，也放低姿态，希望能有更多观众看到这部片子。⑨

因此，《金智英》选择聪明地避开男女性别矛盾的雷区，将智英的母亲作为沟通媒介，打通了男女受众之间的芥蒂——如果说小说不曾做到这一点的话，脱胎于小说的电影在大众性方面无疑更为成功。她确实做到了赵南柱作家想要做但却顾此失彼的部分——跳脱出单纯女性视角，取得更广泛的共鸣。原著作者赵南柱在看完电影之后，也评价说，“电影比小说要更进一步”。⑩　

智英用外婆的身份与母亲对话是原著没有的情节，但这一场却成为了许多观众的泪点。三代女性的复杂情感流动在两个人之间，此时不仅是智英替自己发声，希望母亲不要再次牺牲自己的人生；她也借用外婆的身份倾诉心情，实现了母亲和外婆之间的和解。同样的和解也发生在智英三姊妹之间，尽管上个世纪由于时代和家庭关系留下的伤痕记忆，长大的三人呈现出互相理解的面貌，“彼此都是要让步的。”恩英说。

另一方面，小说中不友善的男性群像在电影中隐去或修正了一大半，缩减为几个人物——智英的男性上司、代贤同事、讥讽智英是“妈虫”的上班族。在代贤和同事的闲聊中，分明看得出剧本也在尝试对男性的苦恼给予理解，与金智英的女性困惑相平衡。包括性骚扰教育中提到针对男性的内容，“觉得你像弟弟所以摸腹肌，是性骚扰”，似乎也在努力打破人们的固有偏见。

原著中的不友善男性在电影中却借另一情节得到修正。小说中，平时开张生意不接女客的出租车司机载智英去面试，表示是自己“大发慈悲”才这么做；而电影中，一位大妈问超市老板“我不是第一个顾客吧？”老板却说，“哎哟，最近谁还在意这种事啊。我们店最喜欢第一个顾客是女性了。”

电影在修正了部分的男性群像之后，也更加强调女性之间的联系。母亲对智英的支持、女职员揭露卫生间偷拍、女上司的赏识和激励等，都为金智英们带来了力量。

电影立足当下，借小说作者的经历为金智英的故事改写了一个充满希望的结局。尽管并非人人都是赵作家，也并非每个主妇都有勇气向陌生人的讥讽做出反驳。

小说中始终隐忍无言，只能凭借附身才能为自己说话的金智英，更接近传统韩国女性的形象；而电影中的她，却代表着新生女性力量的觉醒。她开始反驳、据理力争，寻回了自己的话语权。无论是在咖啡馆堂堂正正地质疑，还是借助文字发稿诉诸笔端，电影似乎在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正在改变。

韩国社会确实对女性不够友善，但电影《金智英》并没有控诉，没有将矛头指向某一性别，它更像一份倡导宣言，告诉我们通过男性和女性的共同努力，金智英们可以走出困境，未来的女儿们可以不再畏惧，未来的母亲们可以不再悲伤，未来的男性们，也毋需再抱怨自己因逆向歧视受苦。

Cajamarca, Peru 2019年12月10日夜

参考来源：

① [책 속으로] 지극히 평범한 여성 삶 그렸는데 … 지독히 심한 성차별 보여줬대요, //news.joins.com/article/21876754 ② “‘82년생 김지영’ 본 2030男 “불쌍한 엄마·누나” “과장 심해서…”, http://www.donga.com/news/article/all/20191026/98070649/2 ③ 趙南柱.《82年生金智英》“82.” Apple Books. ④ “‘82년생 김지영’이 말하지 않은 이야기”, //www.huffingtonpost.kr/entry/story_kr_18638264 ⑤ SNU Bamboo Grove, //www.facebook.com/SNUBamboo/posts/1727482740676684/; “남성차별 시대 남성 인권을 위한 책, 90년생 김지훈”, http://archive.is/i7yHD ⑥ //zh.wikipedia.org/wiki/全球性別差距報告 ⑦ “남성차별 시대 남성 인권을 위한 책, 90년생 김지훈”, http://archive.is/i7yHD ⑧ “그 남자들은 왜 ‘82년생 김지영’을 봤을까”, //www.hankookilbo.com/News/Read/201911121552057714 ⑨ “82년생 김지영’이 ‘전래동화’ 같은 얘기가 되는 날이 올까요?”, http://www.hani.co.kr/arti/PRINT/915755.html

（修改版首發於“虹膜”公眾號。未經允許禁止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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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主妇的绝望有几人能体会？我敢说，很少很少。至今仍记得有一期《60分》采访金刚狼休.杰克曼，他说小时候，大概六七岁吧，有一天，没有任何先兆的，他妈妈忽然就收拾东西离家出走了，再也没回来，后来他再也没见过她。受访是他主演《悲惨世界》那一年，快五十岁了，说到这件事他还是在镜头前哭起来，他说他是个小孩子，不能理解，现在长大了，仍然不理解妈妈怎么忍心抛弃他。休.杰克曼一直和太太关系很好，拍戏都会带着她去，他们没有要孩子。

斯皮尔伯格的母亲也做过同样的事。爱上丈夫的好友，和他私奔了，那时斯皮尔伯格尚年幼，在学校面对对犹太人的歧视，家庭也没有了妈妈的温暖，可谓内忧外困。她们的年代，正是西方女权觉醒的年代。男人们对自己另一半内心的波涛汹涌竟然毫不知情。《革命之路》里如此，《时时刻刻》里如此，《克莱默夫妇》里仍然如此。她们探索除了家庭主妇之外，女性究竟可以过什么样的生活，扮演什么角色。

这是西方（白人）女性的故事。东方呢？看一看《82年生的金智英》。

我不知道怎么去理解这部电影，它太真实了。金智英的故事是她的故事，也是中日韩等亚洲女性共同的故事--看完后我甚至想，和中国韩国相比，日本算好了，起码钱是交给老婆而且男社畜做的不好是会自杀的。女性多少还有点儿盼头儿。

我不清楚没有婚姻和孩子的观众能了解和感受多少，我一路看一路感到惊心动魄--这几乎就是过去五六年来我和叶卡的人生。想想这些场景：

郑先生早上匆匆的出门上班，有时会转身给忙碌的智英一个拥抱，智英在忙乱中催他快点儿上班别迟到了。他会急匆匆的从公司赶回来只为（可以帮智英）给孩子洗澡。孩子睡了也半夜了，温暖的灯光下智英一件一件的叠衣服，白天推着婴儿车去托儿所后在路边喝杯咖啡，买买日用品就又要接孩子回来，推着回去，喂饭，陪着玩。平时的事情还包括一家的三餐，清洗玩具，清洗浴缸。片中的智英是麻木的，她没有开心也没有不开心，麻木的忙碌着每一天。正如她在片中说：我觉得还挺好的，就是每天下午的时候看着太阳落山，心里会有一点儿空荡荡的感觉。这是她和郑大贤和孩子的小家庭，日复一日。

大家庭里，每年过年都要回去伺候公婆（以及公婆的家庭），面对婆婆的冷嘲热讽，被催着生孩子，再生几个，生个男孩儿。影片一开始郑大贤说：我们不如今年别回去了，去旅游吧，智英叹了口气说：不回去被念的还是我，不会是你。郑大贤到厨房帮她洗菜，婆婆就在客厅大声说，看我儿子多好，多心疼你，你真是有福气啊。这是他们面对大家庭，家族。

终于智英从生活中捞到一根救命稻草--她的前上司自己创业了，希望她可以加入，而体贴的大贤也愿意休一年的育儿假支持她出去工作，她收到婆婆寄来的中药（因为她在公婆家忽然“鬼上身”--其实是精神崩溃，婆婆觉得她有病），欢天喜地的打过去道谢，说会好好工作。当婆婆得知儿子休一年育儿假让她上班后第一反应是：我儿子大好前程，你怎么搞得！你上那个破班赚的钱够付保姆费和托儿费么！这个细节真实到令人发指，我就知道几个活生生的例子，对白几乎一模一样。

最恐怖的就在于她想了一下，的确觉得自己上班挣的钱没有老公多。她想不到更好的理由支持这个家庭决定。于是她放弃了。继续把自己藏起来。

片中智英忽然像鬼上身一样用另一个人的身份说话时非常吓人，但她说的正是自己想说而没能说出的话，例如在婆婆家，忽然用自己妈妈的口吻说：你知道心疼自己的孩子，我也心疼我的智英啊，你让她来我这儿吧。例如，她忽然用姥姥的口吻对妈妈说：美淑，你不要这样，你牺牲太多了，你一个人去制衣厂工作，供弟弟们读书，我看到你的手上被缝衣针划的伤口每次都很难过，但我没有说句道歉也没说句感谢。

三代韩国女人的故事，投射在智英一个人身上。

这片子让人温暖之处在于虽然进步缓慢，但三代女性以来还是能看到一点点的进步：例如男职员去上性骚扰相关课程，例如智英的姐姐独身，是一个很受欢迎的老师，打破了所有韩国传统对女性的束缚和要求，和姨妈姑爹直接争论（例如：你生了那么多儿子，为啥现在儿子都不理你啊，还得靠女儿心疼你）她做这个举动并不奇怪，小时候她和智英在世界地图上画想去哪儿，她一口气划了四个：芬兰，法国，瑞典，丹麦。智英问为什么？她说因为这些地方没有韩国人啊。

小小的进步还包括，智英的爸爸和弟弟的一点转变，心理医生给她的正面提示，以及她的女强人前主管，自己做了公司。做的还不赖。想不到这故事的缘起是因为结尾处一个小风波：智英推着女儿去排队买咖啡，因为女儿拉她，咖啡洒了，被几个办公室男社畜嘟囔“妈虫”（类似放任孩子在公共场合吵闹的极品家长的意思），她停止收拾，站起来对几个人说：你凭什么这么说我，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吗？你知道我经历了什么吗？你为什么要这样伤害一个陌生人。男社畜悻悻离开。她和心理医生说起这个经历，心理医生问：你说了他之后痛快吗？

她说：没有觉得痛快，但也没觉得丢人。

这部电影其实并不是女权主义电影，她只是一个家庭主妇从心理危机里走出来的故事。如果说她和女权主义有一点关联的话，上面这句就是最好的结局。

我觉得这部电影是恐怖片，其一是觉得真实的令人恐惧，其二是很多看了电影和书的人的观感，男性自不必说了，我看到不少女性也觉得金智英已经很幸福了，她的痛苦都是自己作的，想要的太多了。

真的是这样吗？我是男的都没觉得她要的太多，人的价值真的是只有金钱可以衡量吗？《恋爱的犀牛》里有一句对白：钱本没有用处，它能让你快乐才有用处。金智英去上班可能挣的钱没有郑大贤多，但这不是她本该留在家里的理由。我当然深深明白现实的残酷，一个小家庭，上有老下有小，要还房贷要给孩子上兴趣班以及准备将来。但这里的关键不是如何做到家庭收入最大化，而是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选择--我也听说过非常开心的选择做家庭主妇但被自己父母骂“我花那么多钱供你上大学不是让你毕业了做个家庭主妇的！”，很难说哪种更惨，但这悲剧的核心是在东亚社会里，女性没有选择自己角色的机会和权力。整个社会没有这样的氛围。

这部电影和小说是作者搜集素材之后整理而成的，它用许多具体的事件，表现了许多东亚社会熟视无睹的对女性尤其是已婚已育女性的歧视和无形的压迫，例如婆婆欢天喜地的送金智英一件礼物，重重包裹打开一看：一个土的不能再土的崭新围裙，例如公司里对女性主管的偏见，对性骚扰的处理。因为这样的集中表现，令这部电影多少有点儿用力过猛，一件接一件的事件，一句接一句的刻薄话语排山倒海，有点儿大字报的意思，削弱了它做为电影的艺术性。但仍不失为一部优秀的电影，一部东亚女性非人生活大百科。

《82年生的金智英》改编自韩国同名小说，一经上映就在本土引起了巨大的话题性和争议，在国内流出资源后则又被广泛地称赞为一部具有社会意义的现实主义佳作。不禁想要自问一句：一部作品的“社会意义”要如何去衡量？是根据讨论的热度吗？作者的人文关怀又在哪里能体现？是根据选取的题材吗？我们又该如何判断一个创作者的创作动机是否够真诚？是否含有算计的成分？是根据导演的性别吗？

电影通过闪回结构组合出了一个女性在成长过程中可能遭遇的几乎所有伤害和不公，但无论闪回段落还是编剧设计的主线矛盾都具有过强的独立性和一般性（说不好听就是像段子），而这些内容却又老生常谈、过于浅白，那些情节里的人物可以替换成任何女生，那些冲突在国产电视剧里也屡见不鲜，金智英却在这种功利性的罗列中显得断裂性格缺失，为了使素材延伸出更大的广度而牺牲了人物的深度和作者的观点和立场。所谓“社会意义”的成立在于电影提出了新的问题，或者对已有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提供了新的视角。

创作者真正贴近其想要关注群体的外在呈现一定为表现出其对客体的观察和了解，而非对众人皆知的事实进行堆叠以博取大众的集体认同。足够能证明创作者人文关怀的策略大致有两种，一种是给予人物绝对的尊重并和他保持一定的距离，让他独立于文本、具有性格，从而通过他和外部世界的差异以及自发的冲突凸显出创作者想要警示人们的问题，比如阿涅斯.瓦尔达的一些剧情片（《天涯沦落女》）。另一种是针对特定的事件，集中、细致、完整地表现个体面对情境的行为和反应，还有什么比欧容在《感谢上帝》中不惜放弃节奏去事无巨细地还原性侵受害者步履维艰但义无反顾的维权过程更加令人动容鼓舞的呢？《金智英》追求全面导致的片面，追求中肯导致的二元化，都无法引发大众真正面对结构性根本的自省。所谓“人文关怀”，主体自然应该是“人”而非“事”。“作为群体的代表或者象征”也并不能成为人物符号化、功能化的理由，《爱丽丝最后的逃离》那样一个架空封闭的寓言叙事，夏布洛尔仍然赋予了人物极强的自主性和行动力，都不能成为一个“人”又凭什么“代表”或者“象征”呢？

至于创作者的动机，作为观众我们永远无法也没有必要追求“真相”，因为作品一经完成就会脱离作者，和作者互不代表，自成为一个表达主体。就像谁又知道毕志飞是不是真的怀着一颗赤诚之心拍出了《逐梦演艺圈》呢？

除了结构性的肤浅，还有两处具体的情节设置值得质疑，一处是结尾金智英通过将自身经历写成小说的剧情该如何理解？算是一种改头换面、走向独立，为广大女性发声、传达控诉？还是对女性身份和过往的进一步自我剥削？历史上不乏女性以文学艺术作为个人实现的出口的前人之鉴，这本来无可指摘，但仅就金智英的状况来看，我个人更倾向于后者，首先从画面（和声音）给出的信息量可以大致明确金智英写作的内容几乎就是她自己的亲身经历，其次金智英此前的工作似乎也不具有文字编辑的性质，那她是否具有写作能力？（如果一定要说金智英向来就具有这种天赋，那么影片应该给出铺垫，而不能是观众脑补的结果）。也就是说，一个大概率没有文字功底的女性把自身经历以小说或者自传的形式传播给大众并且获得了极大认可以及某种实现，这算不算自我剥削？我们不能说这在道德上有什么值得指责的，只是跟影片结尾带有正向和解意味的基调不是那么匹配，使表意显得语焉不详，缺乏信服力。高调阳光的结尾甚至会无形中输出这样一种立场：女性在社会竞争中理所应当地无法进入男性为主的职业体系，与他们平等的共享其它社会资源，一定要通过边缘化自我的方式求得夹缝中的生存。

第二点质疑关于金智英的疾病，很容易理解这种设置“表现金智英被压迫之深”的原初用意，是一种单向的反馈，环境压迫作为“因”，病理表现作为“果”，在商业片叙事系统内尤其又是极爱煽动情绪的韩国电影这种策略无可厚非。但从丈夫打算辞掉工作后，这种因果逻辑在无形中被调转了：婆婆打电话向妈妈提出指责和不满，妈妈起先据理力争，直到婆婆指出智英有病，这是妈妈崩溃了。人物情感指向从这里开始偏向了“面对疾病”和“自我治愈”，疾病反成为了传统压迫的话语材料：其实一切矛盾都是因为你有病！就赶紧治病去吧！这种因果概念的倒置之于原初逻辑变得悖论、左右互搏。

金智英生于1982年，而这部电影拍于2019年，女性电影早在60年代伴随着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第二次高潮呈现出形式和内容的多样性并且延续至今，近年更是各种“女性的声音”风生水起，连超英和迪士尼动画电影都要割一把女权的韭菜，这类作品实际上早已成为了对主流的应和讨好。所以这样一部用笨拙的语言重复着大量陈词滥调，如同马后炮一般的“故事会”文本的出现，究竟是社会意识的觉醒？还是影像的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