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存者2021

詹姆斯·卡梅隆的《泰坦尼克号》打破了当年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票房纪录，在中国市场的表现更是万人空巷般 ‘ 好的出奇 ’。

大多数人不知道事情是，影片中女主角Rose在一块漂浮木板上被救起，男主角Jack与Rose在漂浮木板上永别的经典桥段，其实本该是泰坦尼克号沉没前的真实场景 —— 最后一个在海面漂浮木板上被救起的 ‘ 中国人 ’ 的故事。

因为和主线剧情重叠，这一幕在原片中被删减。

泰坦尼克号沉没后的第109年，‘ 中国人 ’ 却成为了这艘船上最特殊的标签。

根据登船名单，泰坦尼克号上共有八个中国人作为锅炉工人登船，其中六个人活了下来。‘ 中国人 ’的幸存率在所有人种中最高。 当其他七百零五名幸存者到纽约港口，被送往医院救治或送去酒店安置的同时，死里逃生的六名‘ 中国人 ’却因为美国当时的《排华法案》被永久禁止踏入美国国土。 当七百零五名幸存者都有后代很骄傲地讲述他们的故事，许多人想借这场灾难获得名利费力地去和它扯上各样的关系，唯独这六个‘ 中国人 ’，没有后代提起过他们。

英国导演罗飞与历史学者施万克耗时6年，带领一个20余人的团队，开始了一场广泛的搜寻。 到访了世界上二十多个城市，采访了一百多人，阅读了一千多份历史档案。循着历史遗留的仅有线索，寻遍了中国、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努力找寻这六名幸存中国人的后代以求还原真相。 历史在2021年04月15日得以重现。 这是泰坦尼克号沉没109年纪念日，也是纪录片《六人：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在中国上映的日子。

109年的时间

六位幸存者命运的去向

终于激起了一朵小小的浪花

英国当地时间1912年4月10日，八名中国人作为英国唐纳德轮船公司的雇佣海员，拿着雇主购买的船票，一同进入了泰坦尼克号的三等舱。

名单分别是：

LeeLing（林一）（28岁）｜ FangLang（方荣山）（26岁）｜ LenLam（林才）（23岁）｜ AliLam（亚林）（37岁）｜ LingHee（严喜）（24岁）｜ ChoongFoo（胡中）（32岁）｜ ChangChip（鈡捷）（32岁）｜ LeeBing（李炳）（32岁）

4月14日晚11点40分，泰坦尼克号的瞭望员没有及时看见北极冰山，看到的时候为时已晚，已经没有时间避开。两小时四十分钟后，4月15日凌晨2点20分泰坦尼克号开始沉没，由于缺少足够的救生艇，1500人葬生海底。

其中，登船的中国人Lee Bing（李炳）、 Chang Chip（钟捷）、Ling Hee（严喜）、Ali Lam（亚林）、Choong Foo（胡中）在事故发生的关键时刻 —— 当所有人都往船尾跑时，他们的水手经验帮助他们及时作出了正确选择，沿着船右舷往船头跑，四人在最后一刻搭上了并未坐满的C号折叠救生艇，一人落水后上船。Fang Lang（方荣山）落水后通过浮木自救，最后得以幸存。Lee Ling（林一）和Len Lam（林才）二人遇难。

幸存的六个中国人去了哪里？

施万克一行最后在英国的一艘商船“安妮塔号“劳工名单中找到了他们的名字。

从泰坦尼克救援船上下来到达纽约之后，因为不会说英文和没有任何身份证明文件，六人被怀疑成偷渡客，被移民官员拒绝入境美国。

精疲力尽的六人被扣押送上一艘前往古巴的水果商船。

后来这六位幸存者辗转多艘英国商船卖力，成为“一战”时期为英国商船效力的15000名水手苦力的成员。

时代洪流下，作为西方国家最底层的有色人种，他们经历着整个种族歧视主流话语中最重的冲击。

泰坦尼克号的老板 —— 英国白星航运公司的主席J·布鲁斯·伊斯梅与C号救生艇上的中国人同船，他说自己在下船时，发现有四个黄皮肤的亚洲人躲在座位下。

“中国男人利用他们的辫子，裹上女人的衣服，假扮女人逃进救生艇，挤占女性与孩子的逃生舱位。”

“这就是黄种人的卑劣性。”

《纽约时报》、《申报》称他们“偷偷躲在救生艇底”，甚至因叠坐在其他人身上，致人死亡。

因为这几句话，“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背负了百年骂名。世界以最大的恶意揣测、污蔑他们，有国人甚至以此为耻。

《申报》

后来施万克团队在研究过程中复制出了一模一样的救援船进行实验，当记录上所有人数上船之后，从各个角度观察，发现根本不可能存在“藏了四人且没被发现”的情况。

也就是说他们根本没有去妇女儿童的左舷艇，更没有抢占妇女儿童的座位。

最终证明了当年那些报道全都是胡编乱造，甚至还推翻了某研究组织里的权威资料。八个锅炉工人，56英镑9先令11便士，买过的集体船票也被找到。不存在任何偷渡的嫌疑。

“灾难面前伪装的东亚懦夫”一瞬间变成了“在生死关头用智慧抓住了近乎为零生存机会的勇士”。

六人的命运的结局，在109年之后的今天，终于引起了世人的关注，激起了一朵小小的浪花。

胡中因为重名太多，至今不能确认他的身份。亚林最终被遣送到上海或者香港，下落不明。严喜一直在海上当船员，最后去了印度，下落不明。李炳几经辗转抵达了加拿大，在当地开了一家咖啡馆，后人下落不明。钟捷和林才于因肺炎死在了英国商船上。

只有方荣山，给世人留下了足够多可以考证的信息。

方荣山夫妻

天高海阔浪波波，一条棍子救生我

兄弟一起有几个，抹干眼泪笑呵呵

跟随施万克团队调查的脚步，在美国唐人街，他们找到了方荣山的儿子汤姆。在广东台山，他们找到了方荣山的侄孙。

方荣山（曾用名方森、方朗），是台山市川岛镇水平村委会水洋村人。

在上世纪10年代，被卖猪仔到了南洋的马来西亚从事水手劳动工作，后跟随海船到了英国，谋到了一份差使，从事搬运等工作。

因吃苦耐劳，被一客运轮船号（泰坦尼克号）看中，派去从事烧锅炉的差使。

每到人生的重要关头，方荣山总会寄回台山一些照片和书信，透露着他的人生进程。

方荣山照片

在商船上九死一生的方荣山原本打算等战争结束，和钟捷和林才下船后一起闯荡美国做生意。不料钟捷和林才得了肺炎，只留下方荣山一人，他被迫继续留在船上，一干就是八年。

直到1920年，方荣山才有机会又一次踏上了美国的国土。

来到美国的35年里，因为没有身份证明，方荣山在芝加哥经营过很多小生意都屡屡碰壁。

每一次生意失败后，他就回去继续做餐厅服务员。当时很多中国人和他的遭遇一样，他们不得不使用各种各样虚假的身份证明为自己寻找工作。给餐厅打工的微薄薪资成了方荣山唯一稳定的收入。

1955年，拿到身份证明的方荣山已经六十多岁，那时他才正式拥有了“方荣山”这个名字。

汤姆说方荣山晚年过得并不如意，他离过几次婚，最后单身一人。靠在一家中餐馆当清洁工维持生计。

即便如此，他寄给老家亲人的钱始终没有断过。

他仍会穿着西装，像个体面的绅士一样出门。

在美国租房时，当对方出言不逊道“绝不会将房子租给卑鄙的黄种狗”后，他一拳打在对方脸上。

对于方荣山这样一个人来说，尊严才是第一位的。

以至于泰坦尼克号上的这段经历，方荣山对家人只字未提。在他看来，这只是他人生中的冰山一角，茶余饭后上的谈资。

方荣山寄回台山的信件

“天高海阔浪波波，一条棍子救生我，兄弟一起有几个，抹干眼泪笑呵呵。”

这首打油诗，是方荣山寄回老家的信件中，唯一被他本人亲口证明过有过这段经历的证据。

当侄孙背出方荣山写给他的诗时，一个世纪的答案揭晓，也验证了施万克团队凭借坚定的信念与毅力苦苦寻找的结果。

只言片语，一首诗，轻描淡写地道出他是如何面对那个倒向一边的世界的。 1840年到1940年，大约有2千多万中国人告别家园，去往他国，或短期居住，或长期定居，他们构成了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在故乡永远无法超越自己的几个台山人，要到美国试试。 他们看到自己一路向西，到美国，追逐财富和自由。那里正在淘金，可以呼吸自由空气，可以自由自在，是最理想的乌托邦。 在那个时代最豪华的邮轮最引人注目的一次出海，泰坦尼克号上名流云集，富豪满座。方荣山和几个台山人在船上却作为最低等的工种，每天工作达到十四五个小时，但工资却只有白人船员的五分之一。 但他们的行李中是西装领带衬衫。他们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劳工，他们可能即将成为一个商人，有着无限可能的人生。 当轮船撞上冰山，一切的“美国梦”都破碎了。没有什么比生存更重要，从此他们的命运注定要和“抗争”紧密相连。 在周围都是惊慌的尖叫声中，在万分危难的紧急关头，方荣山急中生智，把自己和浮尸捆在一起，依靠门板等到救生艇。 根据14号救生艇上多位幸存者的叙述，方荣山被发现时，已经趴在门板上快要冻僵了。 他曾试图与船上的人沟通，发现他们听不懂后，就主动推开一个吃力划桨的水手，拿起桨划了起来。

...

方荣山不会想到，

他那股顽强的求生欲和坚韧的力量，

在109年之后，

会让他成为"泰坦尼克号"这艘船上最崭新的灵魂。

参考资料

《The Six》（纪录片：六人— 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

《The Story of the Titanic As Told by Its Survivors》（幸存者讲述泰坦尼克号的故事）

专访《The Six》主创：揭秘泰坦尼克号 6 名中国幸存者的屈辱生还故事，南都周刊2017年21期

丹尼尔·巴克利的证词//www.titanicinquiry.org/USInq/AmInq13Buckley01.php

由罗飞执导，詹姆斯·卡梅隆监制的纪录片《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将于4月16日上映。该片曾在2015年入围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中国故事”国际提案大会终评。

1912年4月14日，泰坦尼克号在北大西洋与冰山擦撞，船体破裂、倾斜，最终断成两截。这艘“永不沉没的巨轮”，永远沉没于大西洋。

在2000多名乘客及船员中，仅有700余人生还。大部分幸存者在抵达美国纽约时，受到英雄凯旋般的礼遇。他们九死一生的经历被各大媒体竞相报道，被塑造成传奇故事。

1997年12月19日，詹姆斯·卡梅隆执导的电影《泰坦尼克号》在美国上映，Jack和Rose的凄美爱情让人们感动流泪，成为影坛经典。

这往往就是人们如何谈论“泰坦尼克号”：或是浪漫而悲伤的爱情故事，或是灾难面前的人性缩影。人们称道那些在紧要关头仍然恪守“妇孺优先”原则的绅士们，痛批那些乔装成女性强行抢占的外国人——“人们谈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但很少人知道，泰坦尼克号上有八名中国乘客，其中六人幸存。

在电影《泰坦尼克号》中，只有一个扎着辫子、戴着眼镜的中国人形象，充当主角的人肉背景。在历史资料里，八个中国人的名字以潦草英文记录在册。而六名幸存者在抵达纽约后因《排华法案》被拘留，遭到种族歧视和污蔑，之后被驱逐出境。

此后，很少人谈论他们在这段航程中的遭遇，他们的死里逃生和他们的人生轨迹。泰坦尼克号沉没于大西洋底，而中国幸存者的声音在历史中沉默。

直到2013年，纪录片导演罗飞（Arthur Jones）在与历史学家施万克（Steven Schwankert）的一次偶然交谈中得知泰坦尼克号上有中国幸存者，开始追溯这个连中国人都不知道的“中国故事”。

他们是男性、黄种人、三等舱乘客、中国劳工，在种族歧视和谣言的想象中被指斥为“缺乏绅士风度”“灾难面前逃跑的懦夫”。

他们是普通人，在生死关头迸发出强烈的求生欲和勇气，在冰冷的大西洋中抓住了近乎为零的生存机会。他们从中国出发，流散于世界各地。

“这不仅是中国人的故事，也是全人类的故事。”

2015年，罗飞和施万克带着《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参加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中国故事”国际提案大会，把这个故事带到大家的面前。时过6年，影片终于将在4月16日登陆中国大陆院线，与大家见面。

上映在即，我们联系到导演罗飞进行电话专访，请他分享关于这部作品的点点滴滴。以下是专访原文。

罗飞、施万克 2015年GZDOC提案大会现场

GZDOC：请问这个项目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什么触发了您拍摄这部作品呢？

罗飞：当时（2013年）我和罗家文化的制片人罗彤、历史学家施万克刚刚做完《海神号事件》，也是海洋历史方面的故事。那时候我考虑不再拍这类题材，但有一次施万克跟我说：“你知道泰坦尼克号上有中国的乘客、中国的幸存者吗？”

在此之前，我不知道船上有中国人。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一艘船发生了海难，但是船上具体有哪些人呢？在电影或者资料里面，大部分都是白人的故事。

所以，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但不确定是否适合拍片子。因为拍独立纪录片是很费时间的。起初有了一个想法或方向，需要很多时间去探索，尤其是历史探秘的题材。

一开始我们也没有抱太大希望。其他的历史学家、泰坦尼克号的研究专家都说，这种信息是挖不出来的，无论是网络上还是档案馆里都找不到。只有乘客名单上八个中国人的名字，也记得乱七八糟，只有英文，而且这种拼音记法现在已经没有了。这样去研究100多年以前的几个中国人，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不过，当我跟一些中国朋友说我在考虑拍关于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乘客的故事，他们都会惊讶地问我：“泰坦尼克号上有中国人吗？”所以我觉得这是大家都会挺好奇的事情，是一个连中国人都不知道、不熟悉的事情，我就有了动力，觉得可以去拍，适合花费时间去拍。我没有想到要用五年的时间，但肯定是一个要努力做才能做完的事情。

GZDOC：您是怎么发现纪录片的选题的？什么题材能够吸引您？

罗飞：我拍的纪录片有各种各样的类型，包括文化、音乐、社会、经济等等。我拍摄这部纪录片的出发点有两点：

我的每个项目的第一个问题是：我能拍什么呢？虽然是过去100多年发生的事情，但是我现在能拍什么？我一定要通过现在活着的人的故事，去讲过去的故事。我对幸存者特别感兴趣，同时也对研究者很感兴趣。为什么现在的人对过去那么感兴趣，为什么他们那么努力、用那么多年去学习过去的历史？我想知道他们的性格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这么努力去做。

第二点是我拍摄的方式，我怎么拍呢？我们拍的虽然是历史，但是我们不是完全用传统历史纪录片的那种方式，而是通过研究团队的视角去拍的。不是通过100%的历史素材去表现，而是通过现代人的研究方式和过程来拍摄。我们看他们去到一些不同的国家，到不同的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去研究。我们跟拍他们，当然会有一些很精彩的、大家都没有看过的历史素材和资料，同时这也是一个现代的、关于历史学家和研究者的故事。

所以我的问题不只是关于过去的事情，也是关于现在的人和事情。我就是一个很好奇的人，我就是对人类很感兴趣。

GZDOC：作为一个英国人，您为什么这么关注中国故事呢？您拍摄纪录片是否融入跨文化或跨地域背景的视角？

罗飞：因为我不是纯粹的英国人，我是一个住在中国二十几年的英国人（笑）。而且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人类的故事”，最重要的不是“我是英国人”，而是“我是纪录片导演”。作为纪录片导演，是在一个很有名的故事里听到一个模糊之处，从来没有人讲出来，是大家都不知道的事情，这是很吸引我们这种人的。

“跨文化”可能是会在这部纪录片里看到的结果，但是应该说这是不影响我们的拍法的。我们确实是一个国际的团队，包括摄影师、剪辑师，都有在中国和国外的经验。我们的故事本来就是一个跨文化的故事，但那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就是发现人类的故事，发现里面有个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我们一定要去寻找这些别人不知道的事情。

GZDOC：卡梅隆导演担任了您这部纪录片的监制。在您找到他之前，卡梅隆了解多少关于中国幸存者的故事，他对这些故事有什么想法？是什么打动了他让他参与到这部影片当中？

罗飞：卡梅隆跟我们这个片子的关系是挺有意思的。说实话，我觉得卡梅隆可能是全世界最了解、最熟悉泰坦尼克号的人之一。你所谈论的关于泰坦尼克号的信息，他基本上都了解。

当时我们的团队讨论过，如果有机会跟卡梅隆联系，我们真的要问他：你当时知道多少关于这些中国人的故事？另外，我们看到那个删减的场景，一直有一个感觉：这很像Rose和Jack的最后一个场景，就是Rose浮在木板上，Jack在旁边。实际上在历史上，除了最后一个获救的中国人Fang Lang，没有其他人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我真的要问卡梅隆，你是不是从这里获得灵感？当你看到Fang Lang的故事，有没有影响你的剧本写作和拍摄？

后来我们知道其实这段就是受到中国人经历的影响（才创作出来），那我觉得也是挺感动的事情。我们以前以为是单纯的浪漫故事，但是后来发现这个故事真的是从现实出来的，真的是中国人的故事。我觉得是特别感动的，我第一次听到我真的有起鸡皮疙瘩，太激动了。

跟卡梅隆联系上之后，他表示特别感兴趣，也很支持我们。他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另外，我们后期上有些困难，泰坦尼克号的场景不可能再拍或者做动画。卡梅隆就说，那你们用我的电影里面的镜头吧。他就帮我们跟福克斯联系，也征求了凯特、小李子以及其他演员的同意。因为版权问题，其他片子里面的很少用到这些素材，卡梅隆帮了我们这个忙。就在最后一年，他参加到我们这个项目中。

GZDOC：在寻访幸存者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生一些印象深刻的事？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罗飞：我们是最后才找到了几个幸存者的后代、亲戚或者其他认识的人。我发现，中国的幸存者和其他幸存者的故事或经历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小时候住在一个小镇上，我们家对面有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我们大家都知道她是泰坦尼克号的幸存者。虽然现在幸存者都去世了，但是在一些周年纪念日，当地媒体会过来采访他们的家人，所以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但是中国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幸存者回来后一点都没有说，没有跟后代说他们经历过这个有名的事件。他们为什么没有说？

这些人的经验跟其他幸存者一定有不同的地方：他们不只是经历过一个海难，同时也碰到了很多偏见。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发现，这个故事不只是关于泰坦尼克号这么一个海难，也跟20世纪中国移民的历史有关，还发现当时很多的偏见和种族主义的问题。

通过探讨，到最后我们就发现，泰坦尼克号的代表性很大，它也是一个时代的比喻和缩影，代表了很多文化和历史上的事情。要么是穷人和有钱人在财富上的区别，要么是男人和女人不同的责任，或者是到了二十一世纪我们发现还有种族主义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泰坦尼克号去谈论很多社会问题。

现在大部分住在国外的华人，包括幸存者的后代，不太会回避这些事情了。但我们也找到几个后代，是不想参加我们的影片的。我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准备好说出他们自己的故事。但我有一个很大的希望，到时候他们也可以去看这个电影，看了之后他们也能知道这段历史是特别重要的，可以通过他们家人的历史让大家都看到当时的偏见和问题。过几个月或者一两年，如果他们已经放心，没有人看不起他们，没有人觉得他们不好，那我真的希望还可以去采访他们，或者帮他们记录他们家人的故事，让大家看到。

GZDOC：透过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人，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种族主义或民族主义的框架。您如何看待这些矛盾因素在这段历史中的角色？通过影片，希望让大家看到什么？

罗飞：从最初探索的时候，我的问题是很简单的，为什么没有人知道有这么六个人呢？后来慢慢去了解，我发现他们真的遇到一些偏见的和种族主义的问题。每次碰到这样的问题，我都会问“为什么”，会去更多了解当时的情况，比如我们去研究了当时的排华法案。

到最后发现，这真的是一个我们现在能谈论的事情。这么多年过去，这不能说是可以解决的问题，这些幸存者都去世了，我没办法帮他们。但是我们可以帮他们的后代，让大家知道这么一段历史，就可以去判断当时的问题在哪里；我们也可以通过泰坦尼克号去探讨，包括现在大家都在谈论的亚裔问题。这些都不是最近才有的，也不只是中国人碰到的问题。

作为一个纪录片导演，我控制不了结果，我只能控制流程。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大家看完这个片子有什么想法，这是我不能控制的。我只能知道从哪里开始，哪里是看不见的、是模糊的，那个是我一定要去抓的事情，我一定要把我的摄像机对着那里，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

像Fang Lang的儿子，他一直跟我们说，我只想知道是什么，你们让我们知道是什么就好了。所以我们的工作和责任就是让大家看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去解决，这是一个社会的问题，大家都可以一起讨论，但不是我的工作。

GZDOC：您曾在2017年发布题为“挑战叙事”（Challenging The Narrative）的导演阐述视频，您说《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不仅是关于航海历史的纪录片，更是一部探讨“历史如何成为故事”（the way in which history becomes story）的电影。您现在的看法是什么？

罗飞：我觉得我现在对我们这个片子，还是有那样的想法。

这不只是一个历史纪录片，我们在里面也有一个理论上的问题：在历史里面，总有某些东西是不管研究多久也看不到真相的。你可以去猜，你可以再去研究，但是你不能百分之百确认，所以你只能通过你自己的原则和想法（做出解释）。

可能别人看的时候觉得这就只是一个历史纪录片，但是我自己心里觉得，我们的影片也是谈论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历史怎么变成故事？有时候历史比故事复杂得多。每一个人，他是哪里人，他有自己的性格、动力、想法，我们可以去谈论，但是过了这么长时间很多事情我们还是没法了解。所以我们一直在想，怎么把那么晦暗模糊的历史，变成一个观众可以去看100分钟的故事；通过这个故事，他可以去理解这些人。

另外，泰坦尼克号为什么碰到这样的问题？大公司有责任，可能意识到安全问题，但还是心存侥幸，没有配备足够的救生船；政府也有问题，法律很松，不像我们现在特别关心安全；船长Smith可能也有一些错误决定；另外当时的经济水平，可能也影响到生产质量。

有这么多事情，但是这些事情我们基本上都不谈论。我们说到泰坦尼克号，我们谈论什么？我们谈论里面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我觉得这是特别不公平、不对的。

一个人上了泰坦尼克号，你可能带着自己生活的希望和未来的计划，但你碰到了海难。两个小时过去，你越来越知道自己没有生还的希望。到最后几分钟，你知道自己会在水里面死去，但是这时候救生船有这么一个位置。你可能是个男人，是个中国人，你发现没有别人进去，那我进去吧，进去我就有机会活下来，那时候你是救了自己，但是事情过了之后，媒体都在谈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这个话题更受到关注，但我更希望关注那些人自身经历的事情。

另外有一件事情我要说清楚，我觉得并不是大家都在责怪中国人，其实没有那么激烈（极端）。发生了坏事，我们怪谁？在一个文化里面，很自然觉得一些陌生人、外国人、肤色不一样的人，是最容易去责怪的。他们看到一个人，如果是白人但皮肤有点黑，就会说是意大利人；如果稍微有点东方的面孔，就会说是中国人。那个人具体是什么人，他其实不知道，也不管。他们觉得都是陌生人，是外国人。我们现在也还是会有类似的想法，我们还是有这样的问题。

GZDOC：您是如何打造这部有别于其他海洋历史题材的纪录片？

罗飞：我没有看很多海难纪录片，我不想被影响。我受到很多好的纪录片导演，包括一些中国导演的影响。我一直觉得我讲的不是一个海难历史的故事，而是一个人类的故事。我就是一个纪录片导演，不是一个海洋历史纪录片导演，我是通过海洋历史去谈论一些人类的事情。

GZDOC：经历过几次定档和推迟档期，最终定档4月16日上映，确实是不错的选择，您对影片有什么期待？

罗飞：我能做的事情我都做好就好了，我对电影已经基本上满意了。如果没有人感兴趣，那我会很难受。纪录片很少上院线，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个片子很适合上院线，因为这是讲中国的故事，中国人也在这个全世界都知道的故事里存在。我希望是让中国人感兴趣的。

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过去看看，我觉得里面我们提到的一些话题，是大家离开电影院的时候都会有很多讨论的东西，很有意思的事情。

本来以为那个年代的劳工不同于写在历史课本上的那些清朝公派留学生以及民国的各色留洋才子，文化程度应该都很低，仅仅是为了逃避国内的战乱，才只身前往异国，有点像难民一样的印象。

片子中提到有几百首这样的诗句刻在墙上。在那样的排华环境下的异国，写下这样的诗句。无论是刻下的字体本身利落的线条，还是字里行间表达的气魄，结合这个上下文，都让我感到一种非常直观的冲击感。

对于这种切入视角充满人文关怀、勇敢站出来发声为历史正名的片子，我始终充满着敬畏之心。世界知名的泰坦尼克号船难的故事，并不是唯属于一等舱富人的故事。片子跳出了讨论唯美爱情的主流，深入挖掘和模拟了泰坦尼克船难后幸存的六名中国人颠沛流离的一生。他们的不凡，远远不止于经历过泰坦尼克船难这么简单。

1. 苛政猛于虎：人类史上最大的船难，只是他们人生中的一个小困难。美国排华法案和英国战后对中国水手的强行遣返，让这六名幸存者继被劳动榨干后驱逐出英美境外，这些都无疑是英美的另一场暴行。至今，英国仍未就两次战后秘密遣送中国水手的事件道歉。以史为鉴。

2. 一根棍子救生我：天高海阔浪波波，一根棍子救生我。兄弟一起有几个，抹干眼泪笑呵呵。给家人寄来这首诗的Fang Lang/方荣山，是幸存者当中最令我敬畏的一名在困境中求生的强者。一个人需要有多大程度的坚毅和勇敢，才能趴在漂浮的门板上坚持等到唯一一艘折返的救生艇？又是需要有多强大的内心，能够在一个不欢迎他们且没有合法身份的地方隐忍前行，不断改变着自己的姓名身份度过一生？据他的后代回忆，他无论在任何场合都会身穿西服领带，俨然一名商人，因为这是他和船难丧生的两名朋友最初的梦想。在经历过诸多苦难以后，他在这首诗里又把这些苦难拉的很平很平，甚至从未对自己的妻子儿女讲述泰坦尼克的经历。我能够理解方荣山保持神秘的原因，也很能理解方荣山儿子对于父亲秘密的遗憾。

3. 给历史一个真相：除了穷尽网络资源和各地历史资料，最令我震惊的是研究团队对于冰水和C号救生艇的模拟，为“装成女人蹲在船尾的四名中国人”正名。 在生命和真相面前，无分国籍。

南京后窗放映专场。

一开始的时候困惑感是非常明显的。为什么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几个中国幸存者？在2021年回顾1912年的一场灾难究竟是不是一场挂着大IP的炒冷饭？在这样民族情绪高涨的时候去研究几位名不见经传的中国人，是不是一场意图明确的民族主义宣传？这些问题并没有在观影的最开始获得解答，而是在过程中渐渐浮现。

探索“什么是真实？”本身是一场冒险。繁复的工作和研究员大量的研究，构建出来的是一个人真实的一生。一场人类历史上著名的灾难，仅仅是一个人一生中的一次波澜。在那场灾难之后，幸存的中国人经历的是更加无法抵抗的困境。中国人的身份成为了他们最大的障碍，民族和肤色成为了更坚固的冰山，哪怕刚刚经历一场海难，他们依然被送上海面，客死他乡、流亡海外或放弃自己的名字，甚至不敢和亲人吐露真言。几个几乎辨认不出的名字成为了真实的人，具体的人，直到今天才被人看见，被了解。而在这之前，他们又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污名化、他者化，成为卑鄙的偷生者，肮脏的投机者，成为报纸的谈资，白人社会的廉价劳动力，异国他乡的流浪狗。他们被嵌套进各种各样的故事，成为工具和标签，成为各种各样的形象，而不是真实活过的人。

在电影的结尾，他们的后人和故事讲述者在海边点亮一盏盏灯，那些微弱的光亮在海面上浮浮沉沉，映照这逝去的生命真实存在过的光亮。

“我真的存在过吗？”

话语是叙述者的特权。在这个充满话语强权和他者化叙事的世界，真实的历史和真实的人太容易被淹没。无论是研究员还是导演，探索这几位中国人的故事，是可敬的。导演在映后谈中说，在泰坦尼克号沉没之后，1912年，我们谈论什么样的人是好男人，50年代我们谈论马克思主义和阶级问题，而现在我们看到了种族问题。这些问题无关于国家、种族或性别，而是关于人，一直都关于人。

文章转自《真故电影》2017年9月13日

“真实事件，荒诞表现”

1912年的泰坦尼克号。杰克站在船头振臂高呼：“我是世界之王”。

甲板上的乘客兴奋地向岸上的家人朋友挥手告别，能作为世界上最安全最豪华的轮船泰坦尼克号首航的见证者，无疑认为自己是幸运的。

载着欢声笑语，游轮慢慢驶离了港口，消失在人们视野里，接下来发生的，是我们所从未知晓过的秘密。

泰坦尼克号沉没了，船上的2224人，只剩下了710人，生还率仅仅只有31.7％。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作为最能证明韩国政府无能的事件——世越号事件，生还率都有35.9％。这还是韩国政府严重延误拯救时机的结果。甚至在韩国，绝大部分人认为这是被邪教洗脑的朴槿惠设计的一次祭祀。在纪录片《潜水钟》，《黄金救援时间内毫无作为的国家》可见一斑。

左《潜水钟》，右《黄金救援时间内毫无作为的国家》。因《潜水钟》要在釜山电影节上映，朴槿惠封杀了釜山电影节以及近万艺人。

但是泰坦尼克号又不需要做祭祀，救援也没有延误，为何生还率如此之低？

根据数据，首先泰坦尼克号上救生艇并没有配齐，仅有20艘救生艇，只够容纳1300人，这就意味着游轮上将近有一半的人唯有等死。

但接下的数据也不对，能容纳1300人的救生艇，最终救上来的却仅有710人，只有一半多一点。

卡梅隆对电影的细节和历史颇为考究，在拍摄《泰坦尼克号》时，他花费200万美元重新拍摄了餐厅一场戏，只因为当时餐具上没有白星公司的标识。很多细节，我们可以在电影里找到对应的点。

当救生艇被发放后，当时除了两艘救生艇满员以外，其他18艘救生艇都没坐满，甚至有些小艇上只坐了12个人，而这种救生艇是标配是65人，能承载70个成年男性的体重。

不仅如此，在生还者当中还存在宠物狗，无疑是哪位头等舱权贵的宝贝。

当一千多人泡在冰冷的海水里苦苦挣扎时，那些并未满员的救生艇，仅有一艘选择回来拯救落水者，其他的救生艇都远远地旁观。

这当中最可怕的事，是你明明知道海那边挣扎的就是你的家人，但由于整个救生艇上人的反对甚至是威胁，你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向你求救，持续一、两个小时，直到他们活活被冻死。

而你却是被刚刚死去的那群人亲手护送上来的。

在这710人当中，活下来的大多数是什么人？我们来看组数据。

头等舱325人中，存活下来202人，生还率为62.2％；

二等舱285人中，存活下来118人，生还率为41.5％；

三等舱706人中，存活下来178人，生还率为25.2％。

美国的等级制度在这一刻暴露无遗。

当头等舱的人在讨论坐这么多人，救生艇会不会太挤了的时候，三等舱的乘客还被船员们关在甲板下面，找不到一条生路。

那么，被人大肆鼓吹的，船上的富豪名流们把生命的机会留给妇女儿童，平静地接受“与船同亡”的命运。这种绅士风度是否有真的存在呢？

实际上，应该是“存在”。

部分媒体拿泰坦尼克号中男性生还人数338人，女性生还人数316人作为数据，抨击男性活下来的人数比女性还多，绅士风度就是扯淡。这一论证其实是片面的。

泰坦尼克号上的男性远远多于女性，1690名男性最终活下来的只有338名，生还率仅有20％。反观泰坦尼克号上425名女性，活下来了316名，生还率达到75％。

但是这种“Lady First”却是以等级制度为先，三个船舱阶级对峙的结果。即使同为女性，也是头等舱的生还几率要高。而并非宣传中船上的人用性别原则完全取代了等级原则、阶级原则，展现自己高尚的品质，换取妇女儿童的新生。

还原到当时的具体细节，是一位叫做莱托勒的二副举枪镇压了抢船的冲突，提出了让妇女先走这一折中方案。请记住这个名字，一会他还会出现。

海上的人争夺的头破血流，岸上的人也不清闲。政府官员和白星公司面对这样灾难的事件，显得一筹莫展。

政府官员的担忧没什么好解释的，朴槿惠现在被骂得最多的就是世越号这件事。

对于白星公司而言，泰坦尼克号是他们最为之得意的豪华游轮，结果首航就沉眠大西洋了，还死了那么多乘客。这就好比苹果公司马上要推出的苹果8，买到手里第一天全都爆炸了一样，这生意还怎么做？

事实上，还真能做。

英美两国政府和白星公司一拍即合，紧紧扣住“Lady First”这一原则进行了一场堪称教科书般的“公关策划”——有钱有势的社会精英甘愿自我牺牲，来保护锅炉房长大的穷女孩。

在媒体疯狂的虚假宣传下，成功的挽救了当时危在旦夕的保险业、造船业、旅游业，缓解了英美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

矛盾化解了，但责任还是存在的，按照传统，还必须要杀几个临时工来祭天。这时6名中国人走进了大家的视野内。

是的，泰坦尼克号上有中国人。而实际上，在电影《泰坦尼克号》中，也出现了不止一次——一个扎着辫子，戴着眼镜的中国人。

杰克刚上船时与撞冰山逃跑时都有他

根据纪录片《The Six》，当时有8名中国人在泰坦尼克号上，并且有6名存活下来了。75％的生还率，对比男性20％的生还率，这黑锅妥妥扣在你头上。

英美媒体反应神速，这艘开往自由女神的豪华游轮怎么会有中国人？要知道当时的美国已经通过了“排华法案”，这八个人绝对是来自中国的偷渡客啊。

顺着这条逻辑往下掰扯，为什么中国人的生还率会这么高呢？身为偷渡客的八名中国人自然是一上船就躲进了救生艇里面，一出事就直接把救生艇开跑了。更有甚者，说他们利用了中国人后面的辫子来冒充妇女，借此偷生。别笑，是真的。

但实际上，根据纪录片《The Six》中的走访调查，这8名中国人其实是有船票的正常乘客。

《丹佛邮报》——在中国，先救男人，而非女人

他们受雇于白星公司，乘坐泰坦尼克号前往白星公司在美国的另一条轮船上担任司炉工。而所谓的“排华法案”也完全影响不到他们，因为等他们到达位于纽约的外港时，会直接从泰坦尼克号上转到那艘工作的轮船上，并不会入境。因此不受“排华法案”的影响。

而在白星公司的乘客名单中，也可以找到他们的相关信息，因此可以证明，这八位中国同胞并非所谓的“偷渡客”。

泰坦尼克乘客档案中八位同胞的名字纪录

当泰坦尼克号沉没的那一刻，八位中国同胞从三等舱中跑出。但舱门却被水手所堵住，他们与所有三等舱的乘客一样被关在甲板下面，等到他们赶到甲板时，却已经没有多余的救生艇可供使用。

其中五人紧紧抱团，把甲板上一艘破了的小船推了下去，然后跳下海紧抱着小船等到了救生艇的到来。

还有另外一名中国人和电影里的露丝一样，爬在了身边的一块门板上，同样被救生艇所救起。

然而时局如此，英美媒体肆意宣传六名中国同胞的贪生怕死，不顾“Lady First”的原则，强行开走救生艇，以此来衬托英美绅士的高大形象。

六名中国同胞幸存下来后，对面种种污蔑，他们无力为自己发声，因为没有媒体愿意给他们开口的机会。为了保住司炉工这份宝贵工作，他们也不能为自己作任何辩解。

《The Six》采访的六位中国人的后辈

在国外如此，更令人心寒的却是在国内。文人洪浩在林语堂主编的杂志刊物《西风》上发表了文章《铁达尼上的国耻》。文中先是鼓吹一通西方媒体的所渲染的骑士精神，然后又照搬了他们对六位中国人的描述，把板子狠狠地打在了无辜的六位同胞身上，借此来论证自己的“中国劣根性”理论。

可笑又可气，但思来想去，发现在某种程度上，这样一种“正确的政治态度”到现在依然没有改变。

尽管六位饱受污蔑的同胞已经逝去，但迟到的正义却并非没有意义，当年弥漫在大西洋泰坦尼克号上的秘密，已经被解开。

“对不起”

如果你还记得刚刚提及的那位莱托勒二副的话，顺带一说，他当时举起的手枪里没有子弹，坚持殉船以尽责，但侥幸活了下来。并且参与了二战，退休后还划着自己的小船参与了敦刻尔克救援，诺兰的新片《敦刻尔克》中的老绅士原型其实就是他。具体在我公众号有详细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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