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去出差

之前看《钢的琴》时据说是在向此片致敬，最明显的就是那重复响起的手风琴声。但前者造了一个梦，哪怕这个梦在一个变革的年代里不合时宜，但还是美好的，而其中的伤害和背叛似乎就没有那么举足轻重了。而后者更多是压抑的，即使有温馨，但调子也是昏暗并不热烈。

男主角不得我心，好色轻浮，虽然他同样展现了温情的父爱。在高压的日子里，成人们的情绪扭曲甚至而变态。在做矿工的日子里，仍然不忘寻欢，而且还拉着小儿子当挡箭牌，被妻子骂便恼羞成怒打她。孩子们战战兢兢，在如此激烈的气氛中两夫妻又抱头大哭起来，发泄绝望。

在朝鲜局势受到关注的这个时候，片子的政治讽刺意味更加引入注目。男主角在经历了“改造”之后无奈地承认“党告诉我们，提托就是党，党就是提托。”但南斯拉夫已经颠覆。无法预言接踵而至的国家会多快面临相同的命运。

”在那个年代，亲兄弟也会反目“，没有家庭能够幸福。无论你是告密者还是乱言者，背叛换来的荣誉和安全，终究无法抵抗亲人的疏远和不原谅。舅舅在婚礼上抱着白兰地醉生梦死，体育老师把自己脖子挂上了绳子，一边庆幸脚仍然能着地，一边只得无奈的压抑哭泣。

只是还好，两个儿子非常可爱。大儿子在生活的变故中开始明白世故而且变得懂事，默默地支持着艰难的母亲。小儿子，马尔克，很萌的正太啊，犹记得他鼓鼓的小肚子，他梦游时半握置前的双手，他在父母亲热时调皮地拉铃，他钻入桌子下点燃“淑女”的裙子，他在向市长献礼时说错话之后沮丧的哭泣，还有他在小女孩病重时流着泪说，“这世上我最爱的就是你，胜过爱我自己“。虽然他们都年幼，但恐怕是最动人的爱语。

库斯图里卡早期少了几分癫狂感，比较低调但独到的趣味还是有其天马行空的成长痕迹，地下里铜管乐队的精神布景溯为哥哥手风琴有源音乐，最后小岛隔离的魔幻处理溯于小男孩最后梦游的登高，可见一斑。全片影调稍阴，以小孩的第一人称叙事，又增些轻喜，斯拉夫人的放荡之外，氛围很温馨，女运动员自杀未遂、小女孩离去等桥段意境很足，可见其表现情绪的天赋，但与画面叙事无甚关系，反倒映出其分镜能力尤其景别一般。
埃米尔在营造政治背景和人文风情上面画了很大功夫，聚焦于特定政治时代下普通家庭中的父子关系，其中这一家人的辛酸，快乐，痛苦都娓娓道来，故事里的悲伤和美好似乎是共产主义背景下的电影所独有，配上那手风琴伴奏，东欧风格尽显。导演在许多本可以煽情的地方点到为止，悲剧色彩下还是可以尝出那份客观和厚重。结尾定格于小男孩梦游的笑脸，是喜是悲个中滋味也只有让观者自己回味！

     人总是自主性地，选择性地遗忘一些事情，比如，从前的柬埔寨有个红色高棉，我记忆中有90多万人口被布尔布特从首都金边赶到生存条件恶劣的边地去生存，只留10万人在金边。不久前，去过柬埔寨的朋友特地把万人窟的照片发给我看，那些被红色高棉政权屠杀的生命，被排成了骷髅墙，让人感到毛骨耸然。比如，从前有个国家叫罗马尼亚，有个人叫齐奥塞斯库，另有一个国家叫南斯拉夫，有个人叫铁托。当然，还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人，叫斯大林，还有一个对他感情很复杂的人，叫高尔基，他曾经去过古拉格，回去后对着斯大林同志说了些言不由衷的话。后来，我们的索尔仁尼琴同志在《古拉格群岛》里将我们从小心目中的伟大作家描写成了人格分裂的伪君子。

    是的，记忆中的铁托还有一个身份，是第三世界不结盟运动领袖，他与斯大林闹翻了。

    而我现在的散漫思绪，完全是因为昨晚又看了一部库斯图里卡的电影《爸爸去出差》。原以为又是一部天马行空的库氏风格强烈的片子，结果竟是那么凝重，那是一部将时间与记忆拉回到前南斯拉夫铁托时代的影像（1948年开始的南斯拉夫）。

    孩子。特殊时代里的孩子。《铁皮鼓》里三岁就停止长大的奥斯卡眼睛里，纳粹时期的德国是成人世界的荒诞与丑恶，而母亲与某叔叔在桌子底下的苟且更将这荒诞推到极至，成人世界的一切都不可理喻了，于是奥斯卡不再长大。《爸爸去出差》里的7岁男孩是压抑的成人世界外存在的真爱与自由，父亲对情人半真半假地说“这年头谁还能真的爱别人”，但父亲是真的爱儿子的，母亲也是爱他的，得了绝症的小女孩玛莎也是爱他的。小女孩被送上救护车后问小男孩，你爱我吗？小男孩像个男人那样回答，你是我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人，我爱你，超过我爱我自己。

    梦游。库斯图里卡几乎在他的每一部电影里都有一个关于超越本我的隐喻。有时是人的飞翔状态，在这里，是小男孩经常性的梦游。小男孩的梦游让观者纠紧了心，又带着好奇之心去和他一起探索梦游时未知的世界。灵魂半出窍，半迷离，似乎与白天成人世界三缄其口的高压状态形成对比。梦游是孩子的自由，而在极权社会里，大人们，或像男孩的舅舅，因过度精神紧张与内心煎熬夜夜失眠，或像片中的“爸爸”，因一句带有知识分子色彩的对报纸漫画的评论而获罪，被安排去“出差”，事实上，是成了政治犯。

    电影中最美好的一幕，小男孩在一次梦游中跟着一只狗去了小女孩家。小女孩的父亲苏联医生爱怜地将他放在女儿的床上，让这一对纯真相爱的小伙伴相拥而眠。次日早晨，这一对孩子一同在浴缸里洗澡，第一次彼此见证了男孩和女孩身体的不同。充满温馨童真的一幕背后，是另一个苏联流亡者的故事。小女孩的父亲苏联医生身上，承载着另一个极权国家和他个人命运的悲剧故事，只是，在这里，导演并没有将另一个故事打开，只是从小男孩爸爸对医生的同情中看出，这小女孩，已经是他唯一的爱。不能再剥夺他的孩子了。但小女孩最终还是死了。

   大人们。这里的男人主要是“爸爸”和“舅舅”。“爸爸”有妻子和两个儿子，家庭幸福，本人也是个比较有魅力的男人，他还有一个好了两年的情人，催着他和妻子离婚，他当然不愿意，事实上，他和妻子感情好得很。他成为政治犯的过程是这样的，在与情人同一列火车上时，看一张报纸，对着报纸上的一张夸张的政治漫画发了句牢骚，“这实在太过份了”。他情人气恼地说，政治和离婚有什么关系，为此他们吵了一架。后来，得不到他婚姻承诺的情人成了告密者，将他的这句政治牢骚报告了他妻子的哥哥，妻子的哥哥，也就是两个男孩的舅舅将他抓了起来，在他的小儿子进行了割礼之后，他告诉两个儿子，爸爸要去很远的地方“出差”。

    他因言获罪，也因言重获自由，回到了萨拉热窝。他在改造地给戴着红领巾的小儿子向市长大人宣誓时写的讲演稿戏剧性地结束了蒙难的一切。因为他说了一句“铁托即党，党即铁托”，这句话，当然说对了。于是他的政治蒙难，就这么结束了。

    回到了萨拉热窝，库斯图里卡将男人们解决问题的关键安排在他妻弟的婚礼上。当年关押他的妻兄也被邀请，于是，两个男人坐到了一起，像成年人那样地交谈。另一个男人的良心也有些受到谴责，他问妹夫，你邀请我来赴宴，是你原谅我了吗？妹夫说，我想忘记，但不能原谅。不过，他们还是像男人那样碰了杯。这里还没到达高潮。男人之间，似乎有些东西也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因为他们都知道自己不过是政治的玩偶，大义灭亲之类，更多是身不由己。

    男人要自己的妻子与哥哥和解，坐到他旁边，与他说说话。妻子恨恨地告诉丈夫，她宁愿死也不。但镜头一转，婚礼上，已再一次挺起大肚子的妻子冷静地坐到了哥哥的身边。哥哥在妹妹面前，现在完全成为一个受折磨的忏悔者。她说，哥哥，你睡得着吗？他说，妹妹，我睡不着。他将头无助地靠在妹妹身上。但妹妹未被融化。她又说，哥哥，你睡不着，试过白兰地吗？他又说，妹妹，白兰地也没有用。

     这个痛苦的男人，他灵魂深处的纠结彻底打动了我。他为什么睡不着？不言而喻。他是她的哥哥，他是共产党员，他妹夫的情人是他喜欢的女人，后来，那个女人嫁给了他。但他的日子，每一天都过得很痛苦，他的快乐，早已被剥夺。

    电影的高潮在于最后的清算。这个痛苦的男人在与妹妹的对话交锋之后，悔恨交加，长歌当哭，他企图自杀，砸破了的酒瓶让男人的额头鲜花直流。他被拉进室内，他的妹妹这时来到他的身边，无声地给他拿去布巾擦血。也许，这最后的自杀之举，使妹妹终于原谅了哥哥？

     另一场秋后算帐在那一对昔日的情人之间。他用性清算她，像是粗野的侵犯，又像是一场爱恨交加的做爱。这个男人这时仍然是矛盾的，他盯着她饱满的身体，恨似乎就在这欲望的身体面前消解，他对告密的情人有多少恨，还是爱恨交缠？他和她之后还将纠缠下去吗？

    我能从这个电影里读出的，这一对男女之间是很少的爱，及说不清的欲。男人爱谁？他真正爱的是与他患难与共的妻子，但他同时拒绝不了新鲜的情欲（他的政治与性都有点像在布拉格的汤马斯医生）。女人也许是出于得不到他的恨才出卖他，但她哭着说，她没想到他的妻兄真的会把他抓进去，她说，她想念他。他清算完情人后走了，留下一个周身感到耻辱的女人，她企图上吊，但没有成功，她能做的，也只能是痛哭流涕。这样的姑娘，在我们国家的某个时间段不知产生过多少。

    每一个都不是坏人，是人错了，还是时代错了？

    在整个电影里，泪流的最多的男孩的妈妈。她爱父亲，爱丈夫，爱孩子，也爱哥哥和弟弟，她承受她不该承受的一切。她得到男人的爱也同时承受背叛，哥哥的背叛，以及丈夫的不忠诚。但是，她扛下了一切，一个新生命又在女人的腹中孕育。

    最近因同事借我库斯图里卡的套装，我几乎看完了老库的所有电影。看得有些麻木，审美疲劳是难免的，已经没有言说的欲望，但《爸爸去出差》却看得我唏嘘不已，唏嘘之下，又开始泛滥了。

  卡斯图里卡从来不喜欢一本正经的板起脸来说故事，纵然他所说的故事让曾经或多或少作为当事人的自己痛入骨髓。
  妈妈为了多拿一点津贴，捏造了儿子的出生日期。老叔酗酒成性，只因为他觉得“自己喝醉了，就不会说，不该说的话了。”老叔只唱墨西哥情歌，不是情之所至，而是因为“现在唱墨西哥歌曲最安全。”……
   甚至电影的主线故事也带着某种“荒诞的幽默感“，在安全局工作的小舅子因为自己的小叔搞了自己老婆，便告发对方有“反党行为”，将对方投入“劳改营”。
  但疯狂的日子最终还是过去了，“红色恐怖”的日子结束了，小叔子回家了。所有人似乎全都完全恢复了理智，小舅子祈求小叔子与妹妹的原谅，但是却被对方断然拒绝。
  因为伤痛早已铸成，伤口永不会愈合……

库斯图里卡拍摄这部电影的那一年我刚出生，只是在小的时候看见《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之类的南斯拉夫电影，在小学的音乐课上有《啊，朋友再见》那首歌，后来才知道，现在已经没有以前的那个南斯拉夫国家了。东欧一直都是复杂多变的，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大概是对自己的国家有着复杂的情感，他们当然爱自己的国家，但却又不得不小心翼翼。米兰·昆德拉肯定是爱着捷克的，但是捷克不爱他，于是他只好去了法国，他为自己国家人民写的书自己爱的人民却读不到。曼彻夫斯基也一定爱着马其顿的，但是教派之争的战火蔓延了许久，令他的作品满眼悲伤。库斯图里卡也是爱着南斯拉夫的，只是他对铁托政权及尽全力的讽刺让他只能漂流在外。这部电影不太像库斯图里卡的标准风格——荒诞、狂躁、热闹，故事奇特却又寓意深刻，《爸爸出差时》出乎意料的写实，片中的男孩马利克打量着这个他不懂的成人世界，最后发现自己似乎在梦游的时候更开心。

 

孩子在看着我们

《爸爸出差时》讲述的是男孩马力克的成长，从44年到影片结束的56年。以孩子的视野来讲述成长绝非儿童片那样简单，甚至连成人童话也不是，更多的是在孩子的眼中反射出与他们的世界相异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可是那些孩子却又在不知不觉当中重新踏上父辈们的路，做父辈们曾做过的事，成为父辈那样的人。

在此，我不得不又一次引用刘小枫那个关于叙事家分类的著名说法，他认为最高级的一类是叙事思想家，他们不仅在生活的隐喻层面感受生活，并在其中思想。刘小枫认为基耶斯诺夫斯基属于这一类，我认为除了基氏外还有其他的一些电影大师在这个范围中。从拍摄孩子来看，叙事思想家绝不会仅仅是单纯的拍摄孩子们学到的，恰恰是大人们应该学到的，是大人们看了之后应该感到害怕的。讲孩子其实只是前景，讲大人才是真正目的。比如杨德昌的《一一》，洋洋在镜头里拍下一个又一个的后脑勺，是因为人们看不见它们，所以他拍下来给别人看。比如塔可夫斯基的《伊万的童年》，本应该拿着玩具的伊万却拿着枪支，本应有布谷鸟的树林却布满了铁丝，而其实孩子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战争。又比如安哲罗普洛斯的《雾中风景》，亚历山大比成年人更懂得尊重与悲悯，他们的漫漫寻父之路已经被成年人遗忘。还有库斯图里卡的这部《爸爸出差时》。

影片开头，向我们描绘了马力克的生活：慈爱的母亲与宠爱他的父亲，有个喜欢电影胶片和手风琴的哥哥，有个胖胖的朋友，他与哥哥快要行割礼了，与周围的孩子无异。马力克甚至可能比其他孩子还要幸运些，因为自己的爸爸是党员骨干，经常出差，会给他带回小礼物，还能带他去看女飞行员的飞行表演。然而这样的生活很快结束，在他行割礼的那天，爸爸因为政治问题被舅舅带走。马力克以为爸爸只是又出差去了，可是我们知道出差的原因，以前是去见自己的情妇，这一次则是因为对一幅漫画无意的评论。孩子的思维是直线的，也正因为这种简单，被掩盖在背后的真相才让我们唏嘘。马力克想要的足球，舅舅可以给他，但舅舅是让爸爸“出差”的人，所以妈妈拒绝了那个足球。跟妈妈一起去看爸爸，他像以前一样骑在他脖子上对他说：“原来你没变高也没变胖啊？”。爸爸带着马力克出门，却依然跑去鬼混，马力克在桌下看见爸爸的脚攀上对面女学生的裙，他用火点燃了那条裙子。看见爸爸与妈妈厮打在一起，他跑过去紧紧抱住妈妈。谁说孩子们什么都不知道？马力克的哥哥更是有着与年龄不符的成熟，这个戴着厚厚眼镜的男孩总是寡言的咧着嘴笑，他像个艺术家似的收集胶片，他喜欢看电影，还喜欢用手风琴拉那首《多瑙河之波》。对于弟弟的梦游，他拿出铃系在弟弟脚上；为了让马力克拿出本打算买足球的钱交给妈妈，他竟然与弟弟扭打在一起，妈妈看见雨中两个狼狈的孩子，他却只是一脸坚定；在看见妈妈因为爸爸的偷腥与他厮打时，他也只是在一旁拉着风琴静静看。有同学说，这男孩长大了不是大善人便是大恶人。我倒觉得他的冷静并非因为麻木或是其他，两个都是他最爱的人，他能怎么办呢？有些藏于心底的情感或许更汹涌，不知道如何可以表达，所以我们选择笑着沉默。马力克是天真不谙世事的，而哥哥则在爸爸“出差”后自觉的帮妈妈分担，那个一直拉着的《多瑙河之波》或许是希望家人在已经改变的生活中仍然能够平静。

割礼意味着某种意义上的成人，然而在马利克和哥哥行割礼的那天，本应有着成长路上指航人意义的父亲却被带走。突然成长带来的空洞让马力克开始梦游，在梦中他走过深夜寂静的街巷，爬上高高山顶，甚至来到他喜欢的女孩的身边。在梦里他是自由快乐的，然而在现实中，他却不得不目睹风流成性的父亲与母亲曾发疯般打的女人动物般的交合。

洋洋最后对死去的外婆说自己老了，马力克最后也说觉得自己老了，然后用被子蒙住了头。在看见这一切后，马力克选择了梦游，就如同奥斯卡选择了尖叫和击鼓。


父亲形象的破灭

库斯图里卡1954年生于南斯拉夫的萨拉热窝，复杂的出生背景让他的作品无法让人摆脱政治性的解读。库斯图里卡本身在政治上也反对塞尔维亚的极端民族主义运动，曾要求与该运动的领袖公开决斗，但遭到拒绝。他的作品大多热闹非凡，里面有着巴尔干半岛欢快的音乐。婚礼和聚会场面在他的电影中频频出现，气球、鲜花、美食和几近疯狂人们在一起。他喜欢吉普赛文化的自由，在《黑猫白猫》中，更是对这种向往做了淋漓尽致的描绘。这种癫狂的状态也表现了巴尔干地区几十年来政治的混乱，荒诞的生活却也正是高压下人们的另类写照。因为政治原因，库斯图里卡的作品一直得不到东欧评论家的好感，认为他是在丑化自己国家而博取西方观众的宠爱。其实并非如此，就像他的那部著名的《地下》片尾，在疯人院里被关了几十年的伊万跑出来，拦了一辆车，对司机说要去南斯拉夫，司机大笑着回答：“地球上已经没有南斯拉夫了。”在拍到这里的库斯图里卡一定是饱含热泪的，他选择用魔幻现实主义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灾难深重的国家，并非不爱，而恰恰是因为对它寄予的深厚希望。

为什么库斯图里卡在《爸爸出差时》中描写了一个温柔贤惠的母亲却把父亲描写得风流成性，并且在出狱后仍然不悔改？母亲在这部影片中近乎是个完美的人，美丽温柔，勤劳善良，在父亲被带走后她独自支撑这一个家，不仅要照顾两个年龄还小的儿子还要照顾自己的父亲。她因为父亲的事四处托人，在米萨（父亲）出狱后更是毅然带着两个孩子去另一个偏僻的地方与他重新开始。她并非不知道米萨的风流，也知道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种风流将他送进监狱，但她仍然原谅了米萨。在她得知出狱后的米萨又跑出去偷腥时，终于和他打了起来，但最后还是一家四口坐在床上吃葡萄。母亲在这里是无瑕疵的，而作为一个家庭精神核心的父亲却问题重重。他似乎只有在因为政治问题在农场里劳动的时候对家庭才忠贞，即便是在接受考察的时候，他仍然是外出与女学生私会，甚至是当着儿子的面。米萨知道自己入狱是因为在火车上对情妇说的话，虽然他是党员，仍然爱自己的政党。但最后，他仍然与曾经的情妇抱在一起，不是因为怀念，也没有温情脉脉，而是充满着报复与羞辱。有趣的是与父亲的风流相比，作为导演用负面笔触描写的舅舅看起来却十分忠贞，至少在片中看来并无混乱的私生活。米萨一方面对铁托的统治有所怀疑，但经过改造后随即改正了自己的思想。当他得知马力克被选为向主席献火炬的学生时，他不仅亲自写了对主席要讲的话，还一遍遍让马力克练习。我们大概都有这样的经历，广播体操，政治课，迎接领导…其实什么党的方针，什么阶级斗争，什么糖衣炮弹，这些词在当时的年龄又怎能理解？所以在看见马力克因为紧张忘记要说的话时，我们会心一笑并有些尴尬。是米萨（直接作用于马力克的父权）让马力克紧张到忘词，还是主席（在极权社会，作用于所有人的父权）让他紧张？而片中，马力克说是因为衣服上的别针。

马力克看见爸爸与舅妈（爸爸以前的情妇）在地下室交媾的场面显然是失望又愤怒的，不然不会抱着球瞪着父亲而拒绝与他说话。挺着大肚子张罗婚礼的母亲对发生在地下室的一切浑然不觉。父亲的背叛是双重的，既背叛了辛苦养家的母亲，也背叛了马力克心中的那个父亲，他甚至背叛了曾经的情妇，米萨的带着侮辱性质的占有让他的情妇在他走后选择了自杀，却不想袜子正好挂在喷头拉环上，连自杀都变成闹剧，大概是最可悲的事情了。马利克对父亲失望是因为其放纵的情欲，可父亲的风流是否正是他某种失望的极端表现？所以他会当着马力克的面勾搭女学生，会在打了母亲后与她抱在一起，会与“告发”自己的情妇在弟弟婚礼上偷情。人们的行为往往与所处的环境相应，在这部库斯图里卡还算是温和的影片中，只是父亲有着混乱的生活，而《生命是个奇迹》中在塞尔维亚与波斯尼亚边界，人们疯狂的开着派对，那些所谓的爱国者们将可卡因放在链接两国的铁轨上，边走边吸。《黑猫白猫》中，随处可见人们玩着枪支与炸弹。《地下》的最后干脆将狂欢放在了离大陆越飘越远的浮地上。我赞同将米萨与其情妇的关系影射到南斯拉夫与苏联的关系上去的说法，因为库斯图里卡是被南斯拉夫放逐的导演，与塔可夫斯基和基耶斯诺夫斯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