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行零分

摘 要：让·维果（Jean Vigo，1905.04.28—1934.04.25），法国著名的电影大师，欧洲先锋电影运动和法国诗意现实主义电影过渡期的杰出代表，他短暂的生命中共创作了四部作品（一部长片《驳船亚特兰特号》，三部短片《尼斯的景象》《操行零分》《法国游泳冠军塔里斯》），尽管总长度不超过200分钟，但他的作品饱含开创性的真实记录和诗意现实，以独特而尖锐的思想性和精致而高超的艺术性，对后来的电影艺术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诗意现实 作者研究 操行零分 让·维果

让·维果这位英年早逝的天才在短暂的创作生涯中完成了四部作品。他在世时，这些作品带给他的只有债务和磨难，他至死都被资产阶级视为异端分子，但历史是公正的。他去世后不久，作品就受到世界广大电影家的注意，赢得了法国人民和电影家的高度赞扬，人们称他是法国社会题材电影的开拓者，就他的充满激情的电影语言而论，他的才情堪与法国天才诗人亚瑟·兰波相媲美。1935年，法国政府设立让·维果奖，以此表彰“勇敢的有棱角的作品”。

让·维果的父亲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他的父亲积极参与反战运动和一系列社会活动，最终被捕，绞死狱中。让·维果父亲的遭遇给他心中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这也使得维果创作的所有作品都不可避免地多少涉及对资产阶级的讽刺与对社会现实的批判。

一、社会生活的写照：社会问题的真实记录

让·维果的作品中有着大量的社会实拍，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内容和鲜明的道德立场。其中最为代表的是维果走遍尼斯大街小巷拍摄出的处女作《尼斯的景象》。维果将《尼斯的景象》称为“纪录的观点”，而不是纪录片。受苏联蒙太奇电影导演维尔托夫理论的影响，这部影片对有幸来尼斯的避暑者们采取了讽刺的关注态度。尼斯是濒临法国南部海岸的一座以赌博为生的城市，和煦的阳光，四季如春的气候，地中海的风光吸引了无数游客，这是有钱的资产阶级骄奢淫逸的安乐窝，豪华的饭店、阔绰的游客、一掷千金的轮盘赌赌客、悠闲的英国绅士、海滩上懒洋洋地晒太阳的贵妇人。然而这里也是有穷人的尼斯：旧城的贫民窟、患病孩子畸形的手、污水沟、垃圾、报贩、乞丐、墓地……影片是对阶级对立、贫富悬殊的尼斯的真实记录，让·维果采用了对比的表现手段，极端的美与丑、富与贫突出社会不平等的主题，呈现出鲜明的社会倾向。这影片不仅仅是单纯的记录现实，更饱含愤世嫉俗的激情，充满论战色彩，凝结着深沉的幽默和辛辣的讽刺。让·维果把镜头对准狂欢节上一位往脚上擦鞋油的狂舞的女人；利用叠化和跳切剪辑，使一个穿着富贵、坐在椅子上的妇人下一个镜头瞬间变成赤身裸体的女人；利用突然定帧的手法表现游客们“僵立不动”的窘态；赌徒们焦急不安的面部特写；画面中狂舞的人们一直跳到一座墓地中的情景……萨杜尔称赞这部影片是“先锋派末期一部强有力的作品，是法国第一部具有社会意义的纪录片”。萨杜尔的这段话也是一个启发：先锋派的革新不仅限于形式，也应当包括内容。内容上对社会生活的写照，对社会问题的真实记录也算是开创者了。除此之外，让·维果在《驳船亚特兰特号》中，除了有脚本的影像叙事，还采用了纪录片手法，坚持拍摄了一系列反映其社会观点的街头镜头，表现了失业、犯罪和社会动荡的真实时代风貌，使这部30年代的爱情片的主题得以深化。让·维果作品本身从充满活力的乐观到抒情的哀伤和纪实的冷峻，其调子变化本身也反映了法国形势和社会心理的客观变化。

二、社会的缩影：感官上和形式上的诗意

随便打开一本电影史著作，大家对于让·维果的评价与定义就是“诗意现实”，在电影史上，20世纪30年代的诗电影现象十分引人注目。一些电影艺术大师基于对电影诗意化的不断探索与执着追求，都不约而同地在某种意义上淡化了“叙述因素”而钟情于“隐喻象征”这种间接表达作者个人思想的艺术形式，如爱森斯坦、普多夫金、库里肖夫、伯格曼等。大多数在电影史上堪称巨匠的导演无一例外地涉足了这一领域并留下了经典的影像。有的导演看重镜头与镜头之间意义的生成和延伸，他们通过上下两个镜头或者接连的两场戏之间在内容的意义、品质等方面的类似，含蓄而形象地表达创作者的某种寓意或对事件的某种情绪色彩。这种类比，不仅可以使不同事物之间具有的某种类似特征突出出来，而且通过观众的联想作用，可以使思想更为深刻、情绪得到升华。像爱森斯坦在《战舰波将金号》中就用沉睡、苏醒、起身站立的石狮子镜头来隐喻俄国人民的苏醒，让·维果也不例外，他在他的影片中表现出了对前辈艺术家的极大尊重，并把尊重内化，建立了自己的隐喻体系。维果用隐喻象征构成的感官和形式上的诗意世界在《尼斯的景象》中最为饱满：赌桌上散落着的牌码、被打扫的垃圾、狭窄的贫民窟、钢厂里熊熊燃烧的炉火都是让·维果充满隐喻和象征的影像符号系统。有些单独的影像，通过蒙太奇处理就可以有深刻的寓意，如《尼斯的景象》中一个男人在赤裸的脚上抹鞋油，寓意着有钱的资产阶级无所事事；一个躺椅上衣着完整的贵妇正在晒太阳，突然变成了裸体，隐喻着对贵妇优雅生活和道德情操的怀疑。有的影像甚至多次出现：“海水海浪不断涌向海岸”“各种各样的动物”“各种神态的雕像”等等，这些意象在维果的作品中反复出现，这是与维果的某种特定的思想感情相关联，成为维果电影中一个固定的表意符号，形成并购 成了维果影片中独特的隐喻与象征世界。这是维果感官上和形式上的诗意。《操行零分》是让·维果最著名的短片作品，是维果按照个人童年生活真实情况倾泻的故事短片，讲述了假期过后，男孩科萨和同学们返校途中遇到总监和新来的学监，孩子们一想到如牢笼般的寄宿学校，就感到压抑，单调无聊且教条的生活令人窒息，孩子们随便干个啥，不是被训斥，就是被关禁闭。学校总监因为几个孩子没听从他的命令，宣布他们操行零分。为了对“不良行为”进行惩罚，总监禁止他们外出，由于过度的压抑和专制统治，孩子们无法忍受，密谋逃脱，但未成功。学校里新来的学监出于善意时不时保护孩子们，使他们免受总监的惩罚，出于童心，他也常常和孩子们一起玩耍，但有天恰巧被总监碰上，受到了处罚，总监再次宣布孩子们操行零分，不得离校！孩子们忍无可忍，他们撕开枕头，鸭绒像雪花一样满屋飘舞，他们高呼“战争开始”、“打倒学监”等口号冲上屋顶，在屋顶上向下抛弃着书本等学习用具，想要挣脱被专制束缚着的这一切。在《操行零分》中，寄宿学校是以让·维果自己童年读书的寄宿学校为模型的。制度森严的寄宿学校犹如牢笼般的束缚着每一个富有青春朝气的学生，让·维果靠着童年的记忆，把现实社会中寄宿学校对儿童童年朝气的摧残用影像语言呈现于观众眼前。导演并没有仅限于对现实的机械呈现，在影片中非常巧妙地加入了富有诗意的段落。如那段以慢动作表现的孩子们在宿舍里打闹的场面历来为人称颂。在宿舍里孩子们用枕头当武器，砸向阻挠他们的舍监，他们撕破枕头和被褥，羽绒和棉花像雪花一样漫天飞舞，吓走了探头来支援的舍监。胜利的孩子们，开始欢呼雀跃，其中一个同学跃上象征着胜利的椅子，同学们抬着他游行，他的神情犹如凯旋的将军镇定自若，队伍伴着凯旋的音乐，在漫天飞舞的刚从枕头中扯开的羽绒和棉花下，如宗教巡游般提着灯笼列队慢慢前行，又如在风雪之中踏上征途的十字军，场面非常壮观，极富诗意。在《操行零分》中，维果为了表达自己少年时代的信念：无权无势的人物只要组织起来就可以击败有权有势的大人物，也使用了大量的隐喻和象征。雕像被学生砸倒隐喻和象征着有权有势的大人物的不堪一击。影片《驳船亚特兰特号》中岸上的世界与驳船亚特兰特号上的世界的对比也成为一个精彩的隐喻。岸上的世界，表面上是光鲜亮丽色彩斑斓，但隐藏在浮华表象之下的却是那赤裸裸的，社会现实生活中人们为了生存苦苦挣扎，狼狈不堪；而亚特兰特号却成了世俗中少部分人的避风港和安乐乡，他们在上面可以自由快乐地生活。维果所建立的这一多样而又多义的充满隐喻和象征的具体世界，不仅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风格，也为我们理解维果的诗意现实打开了方便之门。

三、诗意现实主义的先声：从现实到超现实

让·维果的创作期处于20世纪20年代的欧洲先锋运动和法国“诗意现实主义”衔接之处。其影片品格中不可避免地浸透着温暖诗意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以及超现实主义美学形态。这几种美学形态在维果的电影中共存共荣、相得益彰，共同构建了维果影片独特诗意世界和纪实品格，达到了诗意和现实的完美结合。让·维果作品的现实主义从头到尾包裹着批判现实主义和杂糅着超现实主义，他的作品既有社会原貌的客观记录，也拥有着对社会现状强烈批判表达的强烈立场。《驳船亚特兰特号》是一部描写平民的作品。一个水手娶了一个年轻的乡下姑娘，开启了常年漂泊水上，日复一日的生活。当有一天，驳船到达巴黎郊区时，妻子离开了丈夫，她离家出走，想要开开眼，但现实给她的只有当头一棒，她经历了被偷窃、被占便宜后，还是决定回到宁静的岸边，回到亚特兰特号，和水手重新相爱，重新生活。维果把一个非常平庸的剧本改编成了不乏社会批判意识的诚挚的爱情诗篇，这部影片与其他相比，尤为不同的在于，摄影机不仅记录了现实生活的现实景象：驳船生活的现实空间狭窄和脏乱，乡村一片凄凉与萧索，城市大街上遍布饥饿的小偷和失业的人群，还捕获了世俗生活的超现实瞬间。如昏暗中身袭白色婚纱的朱丽叶特小心地行走在布满杂物的驳船上，四周水流汤汤回回；船旁掠过一对雕塑般肃立的母女正在祷告，她们上方的苍穹上云霞弥漫。新娘轻盈的姿态和幻美的环境形成鲜明对照，沉沉的写实中溢出幻美的超现实感。导演对底层生活困境的现实批判与超现实情趣及梦幻般的抒情往往集中在某一些视觉元素上，如那些无所不在的名副其实的超现实主义物品，被切割下来的几只放在短颈大口瓶里的手、一些木头人、一个令新娘惊讶的留声机、朱尔船舱里会动的可怕玩偶、瓶子里朱尔朋友的断臂、小贩的箱子等等。一群无所不在的猫集中混杂了朱丽叶特对驳船生活的各种感受：脏乱、热情、亲密和失望等。猫不仅是构成驳船生活的视觉元素之一，还成为推动叙事进展的动机，它贯穿全片具有复杂的意义反映着驳船上的生活及船上不同人的性格，同时也是维果用于干扰和戏弄正常剧情发展制造笑料的超现实主义道具，更是集维果诗意现实风格于一体的精灵。写实手法与抒情手法和虚幻手法的糅合，使影片《驳船亚特兰特号》呈现出独特的格调，显示出导演独特的诗人气质，也预示着三十年代法国诗意现实主义的勃兴。让·维果的才能在于他能“拿来现实，并将其推至其极致——并随后超越这些极限”。维果的作品经常从日常生活的现实场景，发展到戏剧性场面，最后达到超现实的奇异效果。

让·维果用影像为我们创造了具有隐喻象征意义的诗意世界；用电影独特的语言为我们建立了唯美的超现实的诗性时空；用“电影眼睛派”的纪实手法为我们记下法国历史的一瞬；用自己敏锐而深邃的观察力，实现了诗意和现实的完美结合。维果的生命虽然短暂，但他留下的电影财富永恒。他的处女作《尼斯的景象》充满神来之笔，他的遗作《驳船亚特兰特号》入选影史十大电影之一（该电影被英国电影杂志《视与听》选为电影史上十大影片之一），《操行零分》是首次表现青春的狂野与反叛的电影，不仅启发了法国新浪潮电影运动的开山之作《胡作非为》和英国自由电影运动后的著名影片《如果》，在美国影片《无因的反叛》和《死亡诗社》中和香港电影《逃学威龙》中也不难找到这部影片的影子。维果在其短暂的人生中虽然仅为我们创作了四部影片，但每部影片都具有独特而尖锐的思想性，又有精致而高超的艺术性，即便是用今天的观众的眼光来看，维果的影片的魅力尤在。2004 年北京国际纪录片展展出《尼斯的景象》，2005 法国电影回顾展展出《操行零分》和《驳船阿塔兰特号》，2006 法国纪录电影展展出《尼斯的景象》。一部真正具有艺术价值的影片必然能经得起电影史的考验，一个艺术电影导演要想名垂影史，其影片就必须经过历史的筛选。维果的影片虽然不多但它经过了电影史的考验和筛选，就是在电影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看来，让·维果电影中的记录性、诗意性和现实性依然还有许多值得我们当代电影研究者认真学习和借鉴的方面。

文/金恒立

公众号：抛开书本

小黛说：9月10日教师节，推荐这部关于学校的电影，或许它会让人想起反叛的青葱时代。

这是法国导演让维果第一部剧情短片，也是他倒数第二部电影。父亲被指控入狱并死在牢房中，他拍出这部电影，首映后就被法国封禁，所以也就成为了法国审查史上第一部被封禁的电影。

特吕弗盛赞它是比《亚特兰大号》更为珍贵的作品。因为它“将我们带回了短裤、学校、黑板、假期与我们生命的初始”。此刻，用法国影史第一部禁片打开今天这个教师节。

声明：特意选在今天发这篇文章，无意对教师这个职业群体进行责难，只是希望用我们对教师身份的认真反思，并向认真负责的老师们表达敬意。

法国的一座寄宿学校的学生们在假期之后陆续返回校园。然而，他们所面对的学校却如同监狱一般欢迎他们。这里的生活单调重复，学生们经常遭到老师的斥责和体罚，稍有反抗就会受到操行零分的严厉处分。教师们如同冷血动物一般，让学生行尸走肉般的生活和学习。他们开始蓄谋一场重大的事件。愤怒的学生们最终占领了这所严酷的寄宿学校。©豆瓣

一战后的法国，在欧洲这栋将倾的大厦中，依然保留着某种歌舞升平的体面。在战后工业化的发展催生出的消费热情的支撑下，巨幕拉开，现代主义运动与装饰艺术呼应着大洋彼岸在爵士乐中迷醉摇曳的新世界，东方革命生机勃勃的理想主义思潮让一代欧洲人相信直接的叛逆可以带来一蹴而就的自由。

二十年代的巴黎是海明威和毕加索的巴黎，同时布努埃尔与达利的合作铸就了先锋派的神话，而阿尔贝·冈斯（Abel Gance）的华丽与勒内·克莱尔（René Clair）的灵巧也使受战争重创的电影工业在创作上迅速恢复着活力。

在当时和很多后世人的眼中，午夜巴黎依然是战前那颗梦幻般的明珠。

但另一方面，近百年之后的回望也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疯狂时代”（Années folles）背后的阴影与不祥。巴黎这颗明珠在欧洲烟云的中心闪烁着光芒，只是在这光芒明灭的某一刹那，我们还是能发现捧着这颗明珠的双手早已失去了血色。

在一次大战中损失超过任何国家的法兰西在衰弱中加剧了分裂，文化界向左倾，第三共和国则向保守主义乞援。于是在二十年代的法国公立机构中，上层中产阶级的道德教条与民族主义、军国主义一起团结在了国家安全的大旗下，成为官方依赖的意识形态话术。

因为法国公立机构的特点，这一套话术的影响甚至比现代主义运动更为深远，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媒体、学校与监狱。

1917年的战时，一名34岁的报刊主编、无政府主义者米盖尔·阿尔梅里达（Miguel Almereyda）被发现死于弗雷讷监狱（Fresnes Prison）的单人牢房中。阿尔梅里达因为莫须有的“德国间谍”指控被捕入狱后，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人们无法知道他的确切死因。

此后的八年，阿尔梅里达的儿子让·维果（Jean Vigo）不得不以Jean Seals的名字在寄宿学校中度过。

父亲留下的无政府主义遗产与寄宿中学严厉而等级森严的训诫生活在一个少年身上引起的矛盾与不安既是可想而知的，也是难以想象的。

通过中学毕业会考的第二年，维果感染了肺结核。持续的病痛使维果陷入了长时间的忧郁和内省，同时也将他推向了表达。

患病三年后，维果在尼斯结识了苏联电影学者、导演吉加·维尔托夫（Dziga Vertov）的胞弟，摄影师鲍里斯·考夫曼（Boris Kaufman），两人合作拍出了维果的第一部电影短片《尼斯景象》（À propos de Nice）。

这部记录短片用出色的隐喻与象征系统完成了激烈的社会批评，加上其中对阶级关系的讽刺，使维果赢得了电影先锋派艺术家与社会主义者们的赞赏，这为他带来了可以交流的朋友和继续拍电影的信心。

1927年底，27岁的维果在完成了一部游泳运动员的记录短片后，开始与考夫曼合作拍摄一部真正个人化的影片，这就是在三十年后被特吕弗引为新浪潮精神先驱的《操行零分》（Zéro de conduite；Zero for Conduct）。

基于自己的真实经历，维果用44分钟的片长讲述了一群寄宿学校的学生反抗校方的高压权威的故事。“这部影片是我少年生活的写照。我急于把它了结，因为我还要做别的事情。”

从如此的自陈中我们不难看出《操行零分》对维果的意义，以及少年时代的矛盾不安给他的创作生涯留下的影响。

影片开篇，返校列车外遮蔽了一切的浓烟既增加了列车的动感，又完成了全片第一观感上的动荡气氛，入校场景中大面积的背影又使刚刚在列车上参与了男孩间嬉闹的我们一下子陷入了冰冷的隔绝中。

在俯拍角度下，宿舍内景中学监的影子投映在床帐上，被帐内的灯光放大，罚站的男孩们被压低至屏幕的下方，看到这一幕的我们更无可犹疑地确定，之前的情绪反差以及对话戏中摄影机对轴线关系的突破都是出自导演的精心设计，让·维果是有声片童年期的影像天才。

影片的第一个四分之一结束于一个梦游中的男孩脸上诡异的强光，也许对维果来说，少年时代就是一场梦游，而他急于醒来。

穿着整齐深色套装的总监走进宿舍时，刚刚还在床上咒骂粗暴地掀开被子的学监的男孩们立即慌张地爬起来，依次在床上立正。寄宿学校内森严的等级感从镜头深处随总监的步伐与一对对孩子的低头肃立被一步步传递给观众。

喧闹与寂静、慌乱与从容、狼狈与优雅，影片尖锐的社会问题意识在戏剧性的对比中高效地呈现了出来，这种戏剧性足以让人感觉到不安，感觉到某种压抑。

与此同时，男孩们的反抗也开始了。影片第二部分的第一个镜头就是三名男孩在光线明亮的树下策划着一次“叛乱”。但在高效地呈现了学校内的氛围之后，维果并没有事所当然地描述孩子们的具体谋划，而是展开了两个学校内有丰富意涵的成年角色，这一部分在评论中常常被忽视。

当男孩们兴高采烈地画着“叛乱”的黑旗时，与他们同一班列车到达的新学监于盖尔一面恍惚出神，一面似乎无意地踢了踢孩子们，提醒他们注意到总监可能的目光。

通过“引用”“夏尔洛先生”的经典场景，维果赋予了这个角色与早期卓别林相近的特征：耽于幻想、感性，以温和的嘲讽来面对看起来严整而宏大的东西。

他喜欢与男孩们奔跑玩闹，喜欢在自修课倒立在讲桌上画总监的漫画给学生看，甚至在带孩子们散步时忘乎所以地去追逐年轻的女士，全然不顾身后跟着他跑起来的孩子们把人行道弄得混乱不堪。

或许我们可以合理地猜测，这个在教室中显得无比怪异的青年是维果在试图“了结”自己少年生活的记忆时，深情地创造的某种寄托：一个理想的中学教师，一个如父如兄的伙伴；同时我们也可以去想象或许27岁的让·维果也本该是这样一个青年，愉快、明亮，而又躁动、玩世不恭，厌恶说教与责任感。

影片中另一个有趣的成年角色是以侏儒形象出现的校长。不同的是，在这个角色身上，导演的讽刺意图与尖锐的攻击性是显而易见的。在于盖尔带着孩子们散步，与校长和总监大谈“道德责任”这两场戏之间的平行剪辑清晰地完成了导演关于师生间的隔绝及校长虚伪陈腐、荫位自彰气质的表意。

但这个角色身上最精彩的一幕发生在他与性格优柔、家境优越的学生塔巴尔的谈话中。校长暗示塔巴尔与另一名年长于他的学生有过于亲密的关系。

当“精神病”、“变态”这样的字眼从这名身材矮小、留有长髯的校长口中说出，敏感而惊惶的塔巴尔仿佛看到校长变成了一个张开双臂的，苍白的恶魔。

这只持续了不到三秒的镜头之所以在今天依然能让这个本来充满喜剧感的形象突然间毛骨悚然，是因为在这个镜头中被极端地表现出来的教师对学生的权力关系依然隐藏在迄今一代又一代学生记忆的暗处。

如果我们承认教师个人的爱憎无法避免，无论这种爱憎是基于学生家庭的社会地位如影片中，还是基于对特定学生性格和价值观上的投契，或是仅仅由于相处中偶然的亲疏，那么这种爱憎对十几岁往往是性格敏感的学生来说，将是巨大的压力，即使这种爱憎不像影片中那样发展为偏见。

这种权力关系中，进一步地，心智、人际经验与社会地位上必然的不对等又会因为一些流俗的话术而变成了能使任何沟通的尝试无效化的壁垒。这种话术在一百年前表现为影片中校长一再强调的“教师的道德责任”，而在当下表现为一套通俗化的，成年人自说自话的青春期心理学。

面对着粗暴权威的恐吓，乖巧而不知如何自处的塔巴尔成为了班里最后一个加入“叛乱计划”的孩子。于是影片在校庆日这天进入了高潮。

“叛乱”的开始来自塔巴尔对教师喊出的一句“Je vous dis merde”（I say you s**t）。维果化用了阿尔梅里达曾经的文章题目，在这部个人化的作品中完成了对父亲的致意。

塔巴尔宣读“叛乱”宣言并把孩子们自制的黑旗插上学校的烟囱之后，维果拍出了他著名的，影史上一再被有意识与无意识地引用的经典场景之一：男孩们撕开宿舍里的枕头与棉被，将里面填充的棉絮扬起。密如白云的棉絮纷扬像一场鹅毛大雪，男孩们在“大雪”中的升格镜头下打滚、翻跟头，用自制的十字架戏谑教皇的御座，并组成了一支激昂的游行队伍。

天将亮时，熟睡中的学监被孩子们绑在床上，四名“反抗”的主导者在校庆日的清晨爬上学校的屋顶，把各种杂物扔向院子中的校长、总监以及观礼者。院子里的人狼狈地躲避，只有年轻的新学监于盖尔站在原地，向男孩们脱帽致意。

影片在四个孩子走向屋顶更高处天空的景深镜头中结束。八十七年前那场首映到这一幕时，影院内已是嘘声四起。一家法国天主教杂志称这部影片是疯子的作品，甚至有评论指出影片是“反法国的”（antifrancais）。

在首映之后，法国马上封禁了这部电影，据称是因为内政部认为本片会“制造骚乱，妨碍秩序的维护”。但与此同时，在文化界的一定范围内，影片也受到了即时的认可，其中包括来自于之后法国诗意现实主义电影的创作者之一、马塞尔·卡尔内（Marcel Carné）名作《天堂的孩子》（Les Enfants duParadis）的编剧、诗人雅克·普列维（Jacques Prévert）。

成为法国电影审查史上第一部被封禁的影片，与首映后极度两极分化的口碑，这两者都让后来影迷对《操行零分》的观感变得坚硬，它也就自然地被更多评论解读为一部叛逆的电影。

诚然，影片的反叛特征是明显的，维果在表达这种反叛情绪时使用了二十世纪法国先锋派艺术家常用的丰富象征系统，不同的意象以不同的方式交错展现在影片中。

比如校庆日庆典上来宾身后的一排面目僵硬的假人，直斥这些名流背后僵死的保守主义价值；而时间相近的另一场戏，孩子们在宿舍把学监绑在床上，将床竖起来，把游行时用的十字架两端挂上灯笼立在学监胸前，通过戏仿司法女神的天平，讽刺当时昏沉暗昧、浑噩无知的第三帝国公权力。

但冷峻深沉的质疑和解构其实并非本片的本色，也不是维果的所长。这一点在一年后他诗意盎然的遗作《亚特兰大号》（L’Atalante）中更显著与完整地展现了出来。

后者是维果生涯唯一一部长片，浪漫、温柔、缠绵而又清丽，被包括英国《视与听》杂志在内的多方评论为法国诗意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及影史最佳作品之一。

《操行零分》中的复杂性与诗意，相对地，在1945年解禁重新发行之后，虽然零星地被陈述但始终没有被充分关注。特吕弗认为《操行零分》是比《亚特兰大号》更珍贵的作品，因为它“将我们带回了短裤、学校、黑板、假期与我们生命的初始”，联结起了一种“自传式的、个人化甚至私密的审美情绪”。

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描述与特吕弗自己的名作《四百击》的关系。《操行零分》的这种魅力被维果的传记作者保罗·戈麦斯（P.E.S.Gomes）归因于他对“关于成人世界中孩童易受伤害地位的一切事实的极度敏感”，以及“他对儿童及他们的感受的尊重”。

我想这一点是这部摄制于有声片初期，各技术环节都难免粗糙的中长片对当代观影的影迷来说最值得体会与深思的地方。正如之前提及的，“青春期叛逆”的一套未见得有足够坚实度的心理学话术实际上并没有让我们更了解十岁至二十岁之间的青少年，反而建立起了一道将双方相互隔绝的高墙。

因为孩子们的任何不安、惶惑、激愤甚至思索都会被视为无需倾听与交流的“青春期”的“正常”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太需要维果的视角来正视这个年龄的少年们，通过体会少年们在一场乌托邦式的“叛乱”中表现出来的状态，去理解某些被我们忘却的生存状态。

权力关系与种种功利主义的思维方式如果代替了对青少年真实感受的尊重和敏感，师长就会变成影片或张牙舞爪或庸俗不堪的成年人，而我们也会完全失去对近百年国内外各种规模的青少年事件进行反思的可能。

当然，正视同样也意味着摆脱简单的“好孩子与坏孩子”的二元评判。《操行零分》中的青少年形象狡猾、粗野、自我甚至显得残忍。写出《孩子王》的阿城说，青春不是恶（当然也不是纯然的善），而是盲目。也许只有完整呈现出这种盲目生发的各种情绪状态，才有可能与这种盲目相处。

另一方面，呈现青少年乖戾一面也使《操行零分》的可能表意进一步被拓宽了。

戈麦斯对这一点同样有精到的概括：“校园内成年人与学生之间的分野可以类比于校园外社会的阶级分野：一个强大的少数人阶级将他们的意愿强加到弱小的大多数人身上。”

如果我们再次提及“疯狂年代”与其背后的阴影与不祥，再次考察保守与激进，考察经济上巨大的起伏，真实的道德与社会价值的崩坏与同样真实的人们对新的生活的渴望、失落与疑惧，也许我们可以更清晰地认识到29岁离世的天才导演让·维果与《操守零分》的特异之处，这该是另文讨论的话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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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摄像机的超现实运动与间离

/电影的本性·物质世界的复原_克拉考尔/_P69-70

操行零分

电影使我们千百次地体验到这种类似的感觉。它让我们对习为见的事物感到陌生，从而彻底暴露他们。

例如有这样—个随处可见的电影场面：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在谈话。在他们谈话的中间，仿佛对谈话完全不感兴趣的摄影机便慢慢地摇过整个房间，让我不们以局外人的心情看着听话者的脸和多种家具什物。无论这种场面在特定的场合下可能会有什么含义，它必然将起如下一种作用：

把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情境加以分解，使观众注意到他们原先以为是这一情景的当然元素而未加留意或者故意忽视的各种孤立现象。

当摄影机摇拍时，帘幕也变得富有表情，眼前仿佛别有一番景象。习见的东西中出现了陌生的东西。我们常常看到银幕上出现我们自小就熟悉的街道、建筑和风景；我们当然认得它们。然而它们又份佛是身边左右的元底洞里冒出的新鲜印 象。

《零分的操行»的开端场面表现两个男孩正旅行归来，坐着火车回学校。这只是一次平常的夜间旅行么？维果设法把一个习见的火车车厢变换成一间不可思议的奇怪屋子，让那两个沉醉于吹牛玩乐的孩子飘浮了起来。

这种变换之所以可能，部分要借助于一种兼有照相和电影性质的手法。这种值得注意的手法是：使用不平常的摄影角度。

维果有时从斜角和仰角来拍摄车厢，于是整个车厢仿佛在两个兴高采烈的男孩喷出的雪茄烟里漂浮起来，小气球也在他们灰白的脸孔面前晃动不已。

普罗斯特也谙熟这种手法的* 间离效果：

在说到某些风景市井照片被认为是“美妙的”时，又说，“如果我们要迫究贽美这些照片的人所说的“美妙’是指什么，我们将会发现，那一般是指表现其一习见的东西的不寻常的照片——它跟我们习见的所有不同，虽不寻常但又忠实于自然，所以加倍地引人注意！

这是导演的自传体作品。作品表现的是孩子们在寄宿学校里的一段生活，它甚至不是现实的，但体现了诗意的思想。

表面上看那是一群不好管教的孩子们的胡闹，但其深刻的背景则是寄宿学校对人性的压抑。

这部影片中，以侏儒教务长的象征着那个应该被否定的不合理的不正常的教育制度。

（总是吃豆子，也可以说明那个时候的经济萧条）

影片以经济萧条的生活现实作为动作、情节的基础，使孩子们漠视和嘲笑成年人的耻辱。

抑郁寡欢的孩子们在阴暗的宿舍里怨恨自己的童年，最后他们造反了。他们要去战胜大人——穿着白衬衫的小学生（天使），把枕头抛向空中，羽毛飞舞。

这段淋漓尽致地宣泄，把孩子们内心的积怨释放出来。

这一枕头大战，以高速摄影的绝妙处理，突出了孩子们的心理和强烈的动作，造成了一种罕见的形式美和一种诗意的美，将影片的情绪推向了高潮。

由于这一段落创造出的极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因而使之成为世界电影史上的经典段落。

其他非常喜欢的片段。

这个镜头的恐怖效果太到位了

学生跟着老师一起看美女，哈哈哈哈

老师与骷髅

规训与惩罚

玩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