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法则

自始至终，人物的命运都让人感到压抑，沉闷，无奈，无助；但主人公以一种隐忍，坚强的态度来面对不堪的生活。当以前被辞退公司的同事鼓动他一起投入起诉公司的行动时，他一再强调不想陷在看不到希望的维权里，重要的是要向前看！他努力培训，努力寻找工作。他的工作是每一天在超市监督他的同事、超市的顾客是否有偷窃或贪图小利的，而当他发现那些有不良行为的人同他一样是一群挣扎在生活底层的人时，先前那种向前看的信心一定收到了很大的打击！家有家规，行有行规，国有国法，守则守法是每个公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也不应该因为你是穷人还是富人而有所区别！弱势群体更需要良好的社会秩序才能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影片的启发意义应该是更多去思考：每一个人，每一个集体，每一个国家去探索更多的途径来改善贫困人口的生存问题以及他们应该享有的尊严！

开场4分钟的对话展示了一个认为自己被骗实习的中年男子蒂埃里与组织实习培训的机构工作人员争论扯皮的过程。

- “我实习期结束了，却没得到工作。”

叙事效率很高，只用了一句话。但是男子从镜头中亮相的第一秒钟就讲清楚的事，为什么花费了4分钟的对话呢？

从对话中观众了解到，争论的核心是男子蒂埃里实习了四个月却没有得到工作，因为企业要求应聘者要具有相应的工地工作经验，而蒂埃里及与其一同实习的共15个人中有13个都不符合这个条件，他们都——以在中国比较通用的说法——被骗实习了。他们并不是实习期不认真工作，而是因为他们不符合企业某个没有预先说明的条件，才没能得到工作的。

镜头反复地在蒂埃里和机构员工之间摇移、切换，反反复复地确认着一方希望得到补偿、另一方表示无能为力这件事。在机构员工的眼里，他确实无能为力：现代社会的分工细致到某个地步，每个人都只能对自己手里的那点权力负责，在这个例子里，他的权力是安排实习，不是安排工作。于是在蒂埃里不断强调“我不是第一个被耍的！”的重复中，开场结束。

然后亮出了片名：市场法律 La loi du marché

片名过后第一个场景，是蒂埃里一家三口的围餐，前景背对着镜头的年轻人从出场的第一秒钟就让观众捕捉到了异常，随后观众逐渐认识到这是蒂埃里罹患小儿麻痹症的儿子，尽管“老弱病残孕”五大正确已经占了两样，对话并没有走向卖惨。儿子给爸妈说了一个脑筋急转弯，“一个空杯子可以往里面加多少滴水？”观众意识到这个家庭尽管有些悲惨，还是比较幸福的。

下一个场景是一群人在讨论维权，蒂埃里也在其中，两旁的人说着“抗议”、“证据”、“报告”之类的词。正当观众以为影片要开始讲述维权故事的时候，蒂埃里的插话泼了一盆冷水：“咱们还是去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吧。”他指的是赶紧开始找新的工作。人群没有采纳他的建议，继续说着“战斗”、“惩罚”。

决心“做正事”的蒂埃里开始了视频面试，只闻其声的面试官询问他是否会使用某种机床的第8代产品，蒂埃里不得不解释自己之前任职的工厂只有第7代机床，没有机会接触到第8代。对方又非常婉转地批评了他的简历。在降薪和灵活工作时间等要求通通答应之后，面试官仍然表示这个工作机会渺茫。而且面试结果“只会通过邮件发送”。联系次年获得金棕榈的《我是布莱克》中饱受“便捷的网络”折磨的丹尼尔布莱克，不难发现史蒂芬布塞与肯洛奇在考察所谓现代科技对人的影响时使用的一致的视角。屏幕本身就好像一堵墙，将需要帮助的人和他们的援手隔断。如果说《市场法律》里的Skype视频面试还有一点点human touch,那“面试结果仅以邮件传达”和丹尼尔布莱克屡屡不能填好的网络表格就彻底将他们关在了现代科技的牢笼之中。

无所事事的蒂埃里在家里清洗厨房壁橱柜顶。这个场景让我感到亲切又难堪，我没有上学又没有工作的时候，在家经常进行这样的清洁，刷厕所、擦冰箱背面的灰、在屋子各个角落用吸尘器除尘……因为这样做可以让自己感到确实有在做点儿什么事情，不至于产生太强的愧疚感。劳动是人的权利，不能再真切。

赋闲之余蒂埃里还和妻子去学跳舞。在与似乎是银行负责贷款的职员的对话中，观众了解到蒂埃里的财务状况和诉求：他失业后家庭收入减少，开始使用储蓄；他最希望儿子的学业能够保证完成，但是住宿、学费和护工都是压力；他不想卖掉公寓；他也不想买人寿保险。另外，留意到在这个场景的开头镜头里的蒂埃里面朝左边，随后镜头进行了一个越轴跳切，银行职员在画面右侧而蒂埃里在左。我不能特别明确这一越轴的用意，也许是在暗示蒂埃里进行这场谈话之前漫长的心理准备？

尽管不愿意卖掉公寓，蒂埃里在面对经济压力的时候试图卖掉他的移动式房屋，与买家讨价还价，相争不下最后落到6900欧元不愿再降的局面，生气地拒绝了买家6200欧元的出价。并且声称这是因为“我们在电话里说好了”。尽管这只是一个没有达成的交易，在蒂埃里口中则变成了对方没有信守承诺。观众很难分辨到底在这场戏中，蒂埃里究竟是实在无法接受低价交易，还是对对方的口头承诺期望过高，又或者只是在没有工作的困境下试图在讨价还价的情景中扮演强势角色以弥补自己逐渐失去对生活的控制这件事带来的挫败感。

以在家中捣鼓小家电为衔接，在下一场戏中，“强势”的蒂埃里马上变成了被批判的对象。在面试课上，其他学员对蒂埃里的模拟面试录像指指点点，“不是很热情”，“无精打采”，“没有回应‘早上好’”，“没有亲和力”，诸如此类。蒂埃里默默地听着其他跟他别无二致的“失败者”们对他的“指责”，一言不发。可以猜想蒂埃里在此刻的难堪和绝望。

镜头一切，回到家中，蒂埃里做饭，然后穿着正装对着镜子打领带。显然蒂埃里已经找到工作了。

从这一个镜头开始《市场法律》进入了下半场，也就是蒂埃里找到超市保安的工作之后的事。

镜头中心是穿着白衬衣和西服，打了领带的蒂埃里在超市中伫立，梭巡。背景虚焦得连轮廓都看不清，显然导演希望观众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画面中心这个男人身上。从之前的段落知道，蒂埃里失业之前从事的是工厂机床操作员一类的工作，超市保安当然不能与之相比，但好歹是有一份工作了，蒂埃里很珍惜，顺从地接受上司的安排。对讲机传来吩咐指令，他便回应“收到”，匆匆离去。

镜头切到审讯室，一个逼仄的房间中，一个年轻人背靠着墙拒绝承认自己偷了超市的充电器，蒂埃里协同一位女上司逼问他，要求他清空口袋。年轻人承认盗窃但又马上扯谎说被人胁迫，女上司强调你受何等胁迫与超市无关，盗窃就是盗窃。她没有对“受人胁迫”这个明目张胆的谎言进行揭穿，而是一再强调超市处理盗窃的规定，要求出示身份证进行记录。观众如果不去自行了解，无从得知这样的记录具体会被如何使用。但是可以想象这份记录会与公民信用评价系统挂钩等等。女上司让蒂埃里把充电器拿去扫描，计算价钱以让盗窃的年轻人支付，年轻人又要求把包装盒给他留着，“顾客就是上帝”云云。蒂埃里重复着女上司的话说规定如何如何。在这一场戏中，导演给蒂埃里营造了一种维护秩序，正义凛然的感觉，观众也会跟蒂埃里一同进入这种短暂的错觉，即蒂埃里从事着一项谈不上前途光明，至少是于心无愧的工作。然而这个感觉在下一场戏中马上被打破。

即将退休的吉泽尔在簇拥中接受退休聚会的祝歌和超市经理的祝词，一群人拿着打印出来的祝歌歌词，无伴奏地合唱着一首仅仅替换了祝福对象名字的歌。吉泽尔在人堆里尴尬地不知该笑到什么程度不至于显得假，新上任半年的超市经理的祝词除了套话就是对吉泽尔履历的陈述，仿佛在念一段墓志铭。观众和蒂埃里一起，在这幅尴尬的场面里不知所措。

日子继续前进，蒂埃里在家里与妻子、儿子一起跳舞；旧车故障蒂埃里只得乘公交上班。

监控室里的指导让蒂埃里辨认哪些人可能会盗窃，哪些人不会，包包口袋打开放在购物车上的随时可能会将商品放进包里，商品一直拿在手上的可能会偷偷将它藏进大衣中，情侣一般不会盗窃，等等。除了监督顾客，同时也要监督同事们，从收银台上方的监控摄像头观察是不是每一件商品都被扫描了。监控所做的实际上是扮演上帝，一个全知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场戏中指导蒂埃里看守监控的职员说出了一件事，新来的经理想要提高营业额，由于提前退休的职员不多，他可能要解雇一批人。

似乎是为了提醒观众蒂埃里的“特殊情况”，镜头回到家庭，拍摄他给儿子洗澡的场景。然后是一家人来到学校与老师交流升学事宜。

蒂埃里超市里扮演的不是上帝或他的使徒，而是超市这整个庞大系统的捕虫器。一个穷老头偷了两份牛肉付不起钱，只好报警处理。不论是蒂埃里还是观众都不难发现这个老头跟蒂埃里地位的相近之处，如果蒂埃里不幸失去了超市保安的工作，他跟这个老头的处境恐怕就只有一步之遥了。意识到这一点的蒂埃里兢兢业业地履行他捕虫器的职责。

蒂埃里又来到银行申请贷款购置二手车。

回到审讯室，前几天才在吉泽尔退休聚会上出席领唱的收银员安萨米夫人被发现私藏优惠券，开除。

镜头又切了一次家庭围餐，提醒观众蒂埃里的情况特殊。蒂埃里沉默。

重回超市，蒂埃里重复着监控、站班的工作。随后场景切换到超市一间会议室，一个自称公司人力资源部的高管发言，宣布安萨米夫人被解雇后在超市里自杀，并一再强调让大家不要有愧疚感，安萨米夫人的一生不只有工作也有生活、家庭等等。随后揭露了她家庭的困境：她的儿子染上了毒瘾。对于一个儿子罹患小儿麻痹症的父亲来说，安萨米夫人的境况与蒂埃里何其相似。倘若蒂埃里稍微不小心丢了工作，或是儿子生活上某项费用不能报销了，蒂埃里马上会陷入与她一样的局面。

安萨米夫人的葬礼在教堂中举行，蒂埃里坐在椅子上，没有人跟他坐在一起。牧师让大家起立，镜头非常谨慎地从人缝中捕捉景深处的蒂埃里轻微的晃动。前景右侧虚焦的一截头发和左侧的脑袋在画面构图上与中间的蒂埃里贴得很近，但是由于景深的差别画面上挨得越近，显得他们距离越疏远，加上没有人在蒂埃里身边跟他并排站着，这个镜头成功地将场景的空间感与蒂埃里的心情同步。回味之前人力资源部高管的话，蒂埃里当然可以安慰自己说安萨米夫人的死与他无关，不需要负责。但是了解到涂尔干《自杀论》等社会学作品和学说，自杀与群体的关系绝不是可以轻易割裂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兴起，名义上确实增加了每个人对于自己生活的控制权，但是对于无法有力掌控自己生活的人，比如安萨米夫人来说，归属于某个群体，获得群体的帮助是她更迫切需要的。可以想象在令她失望的儿子那里，她只收获了负担和痛苦，所以她才会积极地组织给吉泽尔的退休聚会。但是私藏优惠券被开除之后，她瞬间彻底失去这个唯一的归属，生活的压力让她的精神一直紧绷着，在被开除后直接崩溃，于是她自杀了。

对于天主教、基督教盛行的欧洲，从前教会是提供归属感的主要来源，现代社会取代教会的是什么？没有人有答案，蒂埃里的选择是家庭，安萨米的选择是超市。超市将她开除，教会只好象征性地充当她灵魂的归属。

最后一场戏，把自己的折扣积分卡违规借给顾客使用的收银员，在审讯室里质问蒂埃里，就是一张会员卡，至于检举我吗。蒂埃里在沉默中推门离去，镜头最后在他开着新购置的二手车远离的场景中结束。

本片的英文片名 The Measure of a Man译为衡量一个人，据说取自柏拉图名言The measure of a man is what he does with power.但我认为影片所指比这更宽泛一些。片中多次出现衡量一个人的场景，开头蒂埃里因为没有在工地上工作的经验，被衡量为没有资格得到工作的人。儿子的考试成绩将要成为衡量他是否能进入科技学院的标准。监控镜头里的人因为他们的行为被衡量为有无偷窃嫌疑的人，超市员工也在其中。如果单从柏拉图的话出发，似乎影片变成了对手握权力监控同侪的蒂埃里的批判，这显然是不准确的。他所做的也不过是遵循了“市场法律”，完成了分内之事。真正的困境在于法律、规则相当完善的市场，在面对个人的难处时同样的无力。

在影片的上半场，蒂埃里面对着摄像头，接受镜头那端的面试官的审讯，殚精竭虑地试图证明自己“够格”。同时还要接受来自认识或不认识的人对他的诘问和指责。

影片的下半场，蒂埃里来到摄像头的另一端，成为审讯扒手、穷人和超市违规职员的人。角色的互换只是给蒂埃里带来更强的疏离感，遵从市场法律的蒂埃里逐渐成为冰冷市场的一颗螺丝钉。

跳出电影，银幕或荧幕前的我们观众，也不过是在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影片里出现的每一个人。

嗯！实践着某种类似(非)布列松式的极简的电影语言。这个“极简”可能也太过于平面化，上下、左右的运动可能连45度都没有。但这却蕴含着某种”现实主义”／经验，即，生活中，你的眼睛”转身”极少，你的视线所即，始终是直线与小锐角式的“平面”。这种将“眼睛”置于一个固定位置的“观看”，不由让人想到“偷窥”。这剧里剧外基本一致的、三重偷窥的(监视器、摄影机和观众，此处省略N字)压缩式表达，体现着现实，而压缩之下的心理现实，也在翻滚奔腾。 剧本(中的bug)，则正好体现着市场的语言，市场中的人当然不是“经济人”“理性人”，经济学研究的也不是幽灵般的幻影，新古典主义的完美在现实里是瓦解崩溃的。经济学唯一的“假定”（其实并不是“假定”，暂时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是人的行动，即他不会无动于衷，不会对现实漠不关心，他会采取行动改变现状（即使是不动与放弃，仍然也是“行动”）。于是，电影中，我们“看”到一个个不同的“行动人”在为改变自身际遇，在各种不同的“线”上做着不同的挣扎与徘徊，这“不同”正是来源于夹杂着无数存在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判断”。人的行动学为何是价值中立的？为何不对行动的具体理由、内容与目的做价值判断？一是源于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更是源于价值判断之公婆说理会让“大裁判”“大法官”顺势而生，而他们那大“干预”之手一旦伸出，便会肆无忌惮、难以回头(但这并不意味着亲人朋友不可对具体的当事人进行“干预”！)。当看到一个个悲剧便去呼吁“大裁判”“大法官”为何不去管的“悲天悯人”“菩萨心肠”“正义”，往往会酿成更多的、更大的悲剧！剧里的人在处理问题上本可以更“智慧”，但现实即是，市场中就是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不智慧”(而为何这样，肯定与“人性”基本无关，反而可能是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的独特性未得到发展)，可我们不能否认他们都是为改变现状而做出选择的“行动人”，他们的“美好”目的没有达到，这更不能成为我们批判资本主义、呼吁“干预”之手的理由。 人的行动公理并不源于观察，能被观察到的只是身体动作，正如电影中极简镜头下的侧面与背面一样；也不来源于经验，透过这极简下的背面与侧面，我们感受到了庞大辽阔的心理现实，我们体会到人间的五味杂陈、酸甜苦辣与无可奈何，可必须说，这其中的体验仅仅乃一种价值体验，还不能足以让你悟出行动公理。而源于内省领悟的行动公理，却能让你发现你的观察，你的体验正是行动学的印证：你的身体动作是你行动的直接体现，而你的体验则会是你行动的心理之源。就在此时，你会自己寻求自己，而不是依靠一些不可能的幻想去寻求不是自己的自己。 在对社会现象的呈现方式与呈现上，在拒绝对这现象做评判上，欧洲导演们早已走得太远太远——他们也疑惑，在这部电影以及众多电影里，疑惑到让人觉得他们甚至有点相当得“左”。不过越来越发觉这只是幻象，这种给我们的错觉，与这些从小读哲学的艺术家们的所谓天生敏感、天生爱自由的某种乌托邦理想的真性情相关，许多的重叠与矛盾搅拌在一起，往往会浮现如同卡布奇诺的黄白泡沫，自由与平等，理想与现实，在黄白交织中寻找答案，可是寻不出答案，也给不出、不给出任何解决方式，只能留出一片一片的空白（开放式、敞开式的），促人以“思考”。即使在艺术中，他们也不自觉地实践着“启发”与“启蒙”。。。同样的疑惑也出现在了《百鸟朝凤》中，可那一个艺人手受伤，一个艺人得肺病的蹩脚设置暗指的是什么是如此得不言而喻，导演将其疑惑不自觉地归结到了何处又怎须我道破？我实在不忍心揭露这位乃至众多位以及看这部电影的诸多位悲天悯人的、正义感满满的、世人皆醉吾独醒的文青与知识分子在对这类问题上所表现出的无知...当那位文化局领导出现，似乎让人看到点点希望之火时，我再一次清楚地知道：我们早已陷于一个百转千回、牢不可破的怪圈之中！ 诚然，在一个充斥着价值判断的领域里，欧洲导演们却尽量避免着价值判断，在一种足够的混乱里，他们保持着某种难得的纯洁。在这种特殊的呈现中，隐隐约约误读出了人的行动学，行动学，动学(洞穴)，学（穴），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