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鸟

*原载于公众号 深焦DeepFocus

1994年10月21日，首尔圣水大桥垮塌。

导演金宝拉略带自传性的《蜂鸟》，一开始便是以她年少时目睹的这一真实事件为起点发展而来的，当影片临近结尾少女恩熙来到汉江边远望这座破裂的建筑，它凝固成了本片最有标志性的姿态，一道裂痕与伤口。

可这个围绕少女恩熙心事展开的故事绝对不是疼痛青春，相反，它时时将我们浸入一种温柔中，但又不是小清新明快飘忽的不痛不痒。这温柔是一种酥痒的麻痹感：昏黄的房间，苍白的课室，女孩男孩并肩走过的林荫路，暗淡无光的初吻楼道等等，视觉上的低反差和偏灰棕的色调使影片在质感上都呈一种混沌。氛围音乐好像滋滋电流白噪音，交代出的情绪也像是黄昏一个人回家时候的那种恍惚感。

镜头由始至终同步恩熙的感受，即使凝视她，也呈现她的情绪，弥漫于全片的是人处于年少时，无力却又试图自我保护而生出的那种钝感。

时间感也是模糊的，事件大致以时序发生，从夏天到秋天，但剪辑不动声色，常常不能让人明确感到其中究竟间隔多远，因此有的情绪持续而深刻，经过发酵、压抑直至爆发，有的转瞬即逝。

譬如恩熙画着珊瑚色眼影唇膏去地下舞厅，遇到表现好意的女孩子，眼里的那些肆无忌惮。这样一面的她在片中极少出现，仿佛仲夏之梦，但又理所应当——因为在全片如同水雾一般的绵软气氛中，时时都有这样的尖锐包裹其中。

看《蜂鸟》时很容易会想到黄骥的《笨鸟》，同为深刻描绘少女与外部环境的关系，黄骥将电影设置在当代，比金宝拉稍多的是对于少女生活周遭环境隐晦而独到犀利的社会批判，而《蜂鸟》虽然设置在1994年韩国经济腾飞的大环境中，又有多处直接插入现实事件中的重大事件以及流行元素，但这样一个充满时代感的背景却显得更加抽象，虚焦在人物后面，最终《蜂鸟》更概括地去描绘了一些情感状态，普遍社会环境下人与人的连结如何形成、断裂、重新发现、加固或不朽。

巧合的也是和当年《笨鸟》一样，《蜂鸟》也得以入选本年度柏林电影节新生代单元，给柏林观众呈现又一个独特的东亚女性视角。而又与安德里亚·阿诺德《鱼缸》、《美国甜心》惯于描绘的欧美少女的横冲直撞与脆弱不同，Kim Bora与黄骥的女主角身上都有一种被动与静止，大多数时候她们承受着许多，在孤独与压抑中茫然打转，小心翼翼的观察，往往又突然地奋起，为反击或为追求孤注一掷。

蜂鸟，渺小辛劳，终其一生碌碌寻觅蜜糖，正是不受父母重视前途未卜的女孩。无论是流连舞池，拥吻男孩女孩，还是将感情寄托在毫不了解却全然信任的女教师身上，寻找的不过是一些零碎的快乐与温暖，一种求得安慰与解惑的可能。然而影片中最为平静温暖，最让她得到关注的那一段时光，又似乎是以病症和伤疤换来的。

同时，《蜂鸟》又并非如此专注深切地只聚焦恩熙一人，常常寥寥几镜轻松地将她周围的女性（母亲、姐姐、朋友、爱慕者、女教师）都凸现出来，而在她们之间有着沉默的理解与怜惜，莫名的疏远与吸引，言传身教，当然还有反复无常。有了这么精妙的女性关系的表现，那么就不难理解《蜂鸟》中毫不犹豫毫无保留并且不加讨论地去展现女孩的双性恋倾向，将这当成完全自然的事实，没有任何多余的戏剧化。

恩熙与女教师之间的感情的确是影片最柔软的部分，虽然整个发展过程看似平淡无波甚至几乎落入窠臼，但这据说部分来自导演真实经历的故事极其细腻真诚，其中有些过于直白的关于反抗与判断的说教也被细腻的情感打磨得光滑了一些。

她们之间的互动更像自我对话，女教师看似过来人，可其实不过是二十出头的大学生，郁郁地在楼道抽烟，平时沉默寡言，常常不辞而别，在语言学校校长眼里大概也像个问题青年，和恩熙一样抱着一堆困惑，因此面对她没有什么居高临下，更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理解与陪伴。

所以当恩熙给她写信，犹豫地落笔问，“Will I shine？”，注定是得不到答案的。片尾的留言缓缓念出，也并不像寄语，更像未求得论证的自问，“什么才是活下去的正确的方式？有时候我以为我知道，但我其实并不知道……”，最后却只有“世界神秘而又美丽”这样草草的结论。她们因为这样对答案求而不得的姿态而连在一起，这不只是一段仓促而不知所终的感情，更是这一代韩国青年面对一个开始腾飞喧嚣不断风波不断的大时代的不知所措。

另一个层面，金宝拉在这部影片里，缓慢隐秘，却是在用一种非常新颖的方式去描绘家庭关系，这样的东方家庭画像在许多以家庭题材见长的男性导演镜头下也是难见的。影片开始给了大家一幅假象 ，似乎是另一部控诉韩国男权社会、男性家庭暴力与不作为的女权政治影片：

父亲高声呵斥，闲暇时背着母亲出门，不顾家中事务，女儿稍有状况便只有打骂；兄长享有全部头等优待，稍不如意对妹妹拳脚相加；另一边则常常是母亲的沉默与欲言又止，意味深长的眼光，或者歇斯底里的争吵哭喊，还有姐姐无声而持续的叛逆，与妹妹若有如无的疏远。

一开始看起来一切都没有多么微妙，直到后来才发现，这一幅表象又绝对不是导演要展示的本意。影片过程中好像是冰川消融，流下来的却也不是更加温暖的，而是雪水般绵长复杂又绝不坚硬的情感。这里的家庭关系有时冷冽残酷，有时又温柔包裹，一时嘈杂剧烈，更多时候是无语默然的，看起来乏味无趣，却又深刻亲密。

恩熙生病后本能地并不先告诉父亲，对母亲说，母亲似乎也只是冷淡地让她独自去诊所看病，诊所让她回去拿母亲的家书签名她也十分不愿意。等到必须要转去大医院动手术，她在卧室门口怯生生地对父母说，父亲当即第二天带她去了医院，而听到医生对手术风险描述一番后，父亲在病室门口不禁痛哭流涕。这一系列的发展平静又迅疾，将其中的隔阂与无奈，被迫的懂事，不富裕家庭捉襟见肘的关爱，男性的无力都表达地清清楚楚，并且顺畅无比。

逃课晚归谈恋爱的姐姐犯错，家中父母互相推诿责任吵闹，母亲忍无可忍揭穿父亲的背叛，两人大打出手，举起台灯摔个粉碎，这大概是许多“不会好好说话”的东亚家庭十分常见的场景。

次日，恩熙早饭时父母亲早已和谐地一同在客厅看电视，虽然不言不语，甚至没有眼神交流，却是整部影片最温暖的场景之一。许久之后，恩熙在沙发下找回了台灯的最后一块碎片，仿佛将这样一个场景再拿出来反刍一次。

影片的韩文原名是《蜂鸟》，英文片名则是《蜂鸟之家》（《House of the Hummingbird》）。影片开始后不久，恩熙一家人协力在自家作坊为一个大单子加班赶制年糕，这个忙碌而沉默的真实劳动场景已经昭明题中之义。

《蜂鸟》不仅是少女的碌碌成长，不仅是压抑的青春心事，或是成长的阵痛与惘然，它试图触及的更是社会中下层家庭的忙乱紧张的真实生活琐碎，是普遍的每一个家庭成员都面对的人生难题。当恩熙向母亲问起舅舅的死，镜头凝视着母亲，她露出了一种少女式的迷惑神情；兄长面对失而复得的妹妹，在饭桌上突然哭泣；恩熙找到老师家里，递出那份礼物，给那位母亲带去的冲击……每个人都面对一个庞然大物，不可抵挡无法扭转，它既带来惊惧也带来解脱，或者它太过迅疾带来了什么让人来不及反应，直到我们看到恩熙面对断裂的大桥，脸上不知该释然还是痛哭的表情，这个庞然大物找到了一个具体的形象。

《蜂鸟》近日参加北京国际电影节“注目单元”竞赛，收获好评。

电影讲述八年级少女恩熙的青春故事，时间是1994年。三个重要事件标示出这一特殊年份：1994年的世界杯、金日成的去世、圣水大桥（Seongsu Bridge）的倒塌。

电影呈现出一幅典型的90年代韩国家庭画像：苦闷父权的父亲、柔弱无力的母亲，问题重重的孩子。导演金宝拉以敏锐的女性视角观察社会现实，记录下女性压迫的成长环境。

小女孩恩熙在不确定性中展开她的青春生活：重男轻女的家庭氛围让她喘不气来，男朋友让她体验到爱情滋味，女性友人投来的示好让她受宠若惊，与好友一起逛酒吧、夜店，在超市偷窃遭遇伤心的背叛，围绕在恩熙身上的是青春期少女的普遍经验：对未知世界感到迷茫和无助。

她在新来的中文女教师智英身上找到榜样和依靠，两人建立起不寻常的友谊。智英的率性、洒脱让恩熙在严密的现实环境中找到喘气的缝隙。电影遗憾地结束在智英写给恩熙的信上，再见已成永远，智英在大桥坍塌事件中死去。

恩熙的形象无疑是成功的，第一次触电的朴智厚奉献了几乎完美的演技，将少女敏感细腻、迷然懵懂的状态表现得入木三分。金宝拉通过长镜头和特写镜头带着观众进入恩熙的内心，让观众感同身受。

《蜂鸟》让人想到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两部电影都是青春片，都讲述了青春期孩子在家庭和社会双重压迫下面临的成长困境。电影中有一幕，恩熙的穿着与小四的打扮如出一辙。

某种程度上说，比杨德昌更进一步，《蜂鸟》同样是侯孝贤式的，这说明电影是对东方独特世界观的呈现。电影里的每位家庭成员都遭遇人生困境，如同《一一》；与此同时，家庭成员间不断发生着内部损耗，这是侯孝贤发现的东方式家庭的秘密。

《蜂鸟》让人诟病的地方是它的年代感，94年的物质生活看起来与当下差别不大，但这并不影响观看。几个重要事件的加入主要为了涂影故事发生的背景，不必做过多政治态度上的引申。

另一个问题在于结尾拉得过长。电影原本可以巧妙地结束在恩熙伴着音乐起舞的那刻，但为了让智英的“死后箴言”更富教育意义，不惜将智英残忍地殒命在圣水事件（太过巧合）。

甚至于，三个孩子共同望向断桥的背影也是极好的收尾，这样就不必用念信的老套方式结束电影。（念信收尾，是《蜂鸟》与《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另一处相似的地方）

电影此前参加釜山电影节，获得KNN观众奖和NETPAC奖(亚洲影评人协会奖），并在第69届柏林国际电影节的新生代青年单元获评审团大奖。

这是韩国女导演金宝拉的第一部长片。金宝拉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导演硕士学位，《蜂鸟》由其之前的短片发展而来。金宝拉之后的电影之路不可限量。

韩国青年女导演金宝拉拍了这部关于青春的电影:蜂鸟。蜂鸟把青春的困境拍的非常有质感，那种青春的迷茫，是有社会和家庭落点的迷茫。相比之下日本的青春片更倾向于把青春置于社会文化和家庭情景之外，提纯个体间的心理历程和精神体验，展示出一种更加虚无感的迷茫。韩国和日本的青春片气质太不一样。 蜂鸟前半段讲初二女生恩熙在面对家庭人和同学时陷入的困境和迷茫；后半段讲她在辅导班遇到一个教中文的名校高材生女老师，在学习之外老师还给了她更多的精神指引，恩熙因此逐渐学会如何面对困境，并自己走出困境和迷茫。 有条件的爱 家庭是有条件的爱，还是无条件的爱?成绩好会有额外的关爱奖励，比如哥哥； 成绩不好会有额外的惩罚，比如姐姐；成绩一般就被忽略，只要有吃住，能看病，活着就行。住院了最脆弱时，最需要爱的时候，恩熙也没有家人的关心慰问和陪护。孤独无助时，她需要的无论是心灵的陪伴，还是身体的陪伴，这种爱都已经超出了有条件的爱，超出了家人能想到的给予。而这时，和她并无直接利益相关的老师和同学，却能给予她没有条件的爱…… 社会的毒打 老师说在遇到不公的时候，不能默默忍受，要反抗。恩熙确实做到了。因为辅导班的主任随口说的错误时间，导致她没能和老师当面告别见最后一面，还被主任说是恩熙自己记错了。她在门口心理建设了一下，估计是想起了老师的话，就再次进门怒怼了主任，指出不是自己的错是她的错。敢挑衅反抗主任?然后她就被开除了! 辅导班通知家里恩熙被开除了，她一回家就被全家人指责围攻，这时她彻底爆发了，歇斯底里的乱跳怒吼道:被开除不是自己的错，这一切都不是自己的错，然后就被她哥一个巴掌呼到耳膜穿孔。 她反抗了，她立即遭到了社会的毒打，学校和家庭，二连暴击! 手指在动 当你盯着自己的手指看的时候，会发现手指在不由自主的活动，这个意象成了电影后半段的母题。 恩熙迷茫的时候找老师，老师陪她坐在路边，恩熙问如何摆脱自我厌弃。老师说她自己在自我否定的时候，会观察自己，才知道原来自己也有这样的情绪。 这段对话其实是老师在告诉恩熙面对自我否定、厌弃和抑郁的时候，需要暂时跳出自我，不能深陷自我意识。把自己抽离出来，把自己的思维当做他人去审视，会看到她原来是这样的，然后才能试着去理解她，去以朋友的角度接受她，而不是厌弃。 然后老师告诉恩熙，在自我否定的时候，她还会观察自己双手的手指，手指在不由自主的动。你的手指属于你，却有它自己的运动。观察他们，就像在审视自己，接受自己。眼睛直接看自己的手指，比从精神上观察自己的情绪更直观，更容易领悟。恩熙在以后会逐渐明白这些深意，并实践老师指引她的方法……

写在文首，我认为《蜂鸟》更像是青春片应有的基调，没有什么跌宕起伏和打打杀杀，也没有多么浓烈的生离死别，全片都以一位初二少女的视角，将她的一段生活平铺直叙、娓娓道来。

故事发生在1994年，韩国圣水桥断裂事件前后，一位怀有心事的女孩与家人、“男友”、好友、“追求者”、女老师的故事由此展开。

关于家人

恩熙有一位早熟叛逆的姐姐，一位爱对她实施暴力的哥哥，一对对她抱以厚望但是却缺乏关心的父母。姐姐常年逃课出去玩耍，半夜也会偷偷带回她的男友；哥哥是父母眼里的优等生，是上名牌大学最大的指望；而恩熙的父母，经营着一家年糕店，父亲的独断，母亲的隐忍，也总是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他们。

影片中有一个令我印象深刻的场景：

姐姐因为逃课被父亲罚跪指责，而优等生哥哥却喝完水起身，剩下了清理桌面的母亲。家庭地位中，男女之别高下立见，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才有了不断隐忍的恩熙与恩熙的姐姐。

而后，恩熙的舅舅来到家里，借着醉意向恩熙的妈妈吐露儿时开始对她抱有的歉意，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学费，想必他的妹妹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过着全然不同于现在的生活。

从这可以了然，原生家庭对于个人成长的影响：我们在年幼时遭遇的不幸或者不甘，在长大后总想避免此类发生在自己的下一代身上，以此来弥补自身的遗憾，这才有了妈妈后来对恩熙的一番吐诉。但她为了孩子或者为了自己，早已在疲惫的生活里失去里反抗或打破重来的力量。

而恩熙父亲是一位独断独行的父亲，饭桌上自己滔滔不绝，却不允许其他的家庭成员表露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对待自己的孩子甚是严苛，自己却会偷偷出轨。在一场争执里，母亲戳穿了父亲出轨的实情，并拿台灯划破了企图施暴的父亲的手臂，母亲迟疑了半晌，便开始手忙脚乱找起了药箱，那一秒钟里，我能看到父亲的眼里也流露出了一丝愧疚。

而第二天一早，父母又重新坐在了一起，看着早间喜剧，嘻嘻哈哈，像昨晚的故事全然没有发生过。恩熙才明白，原来成年人的世界里，修复的速度可以这么快。

而恩熙的哥哥，应该是全片中最有普遍性的存在。他的存在展示了韩国男权父权的缩影，他用他的努力学习为父母营造出好孩子高材生的形象，并且以此当作他施暴的挡箭牌，认为只有优等的身份能够令他何时何地都充满优越感。

哥哥想使唤恩熙，但是恩熙稍稍反抗，他就从书桌前起身，去往妹妹的房间，一个不长的空镜头里，混杂着妹妹房间里传来的摔东西与恩熙因为疼痛传来的咬牙呻吟，构成了一副隐晦的施暴暗喻。

饭桌上，恩熙鼓起勇气告诉父母，“哥哥打我了”的事情，而父母却丝毫没有放在心上，以为只是小孩子的争吵而一笔带过。这是恩熙第一次反抗失败。

在和中文老师约定了，以后一定不要挨打，一定要奋起反抗之后，她又一次反抗失败了。不由得使她陷入思考，到底这样的反抗，有什么意义。可能只是徒增自己的伤口罢了。

受了哥哥一耳光的恩熙最终耳膜受损，医生问她：“需要诊断书吗，因为诊断书可以当作证据。”恩熙只字未提家庭暴力，可是医生却了然于心，似乎这样的情况不在少数。但是恩熙却说，不必了，这是她在第二次反抗之后，最终选择了妥协。

恩熙的姐姐，是一位十足十的叛逆早熟少女，早恋、幽会、逃学，样样都干过，她的行为对恩熙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她们都经历过家暴，在恩熙第二次反抗失败后，她们俩四目相对。

关于“男友”与“追求者”

刚开始，我以为这是个青春期少女春心萌动的故事，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个恋爱、失约、重修旧好、拒绝复合的成长故事。

最初恩熙和“男友”并肩走在林荫小道里，后来她与他在阴暗的楼道里接吻，跃跃欲试，这时关于二人镜头的描述则成为了十指相扣走在小道上。

男生的表情充满惊喜和难以平复的雀跃，而恩熙的表情却若有所思。

我想，这并不是情到深处的一吻，而像是两个人对于未知体验的探索。

后来，像那些不告而别的故事一样，男生莫名失约了，恩熙痛哭流涕，伤心失望之余，默认了一位女生的“追求”。这位女生“追求者”为她买花，陪她消遣，去医院探病，做了一些令她幸福的小事。但是这段感情的存在，仅仅只有一个学期。

这是少年时期感情的真实写照，一段感情常常莫名而起又无疾而终，新鲜的爱意常常还没有过时就已经过期了。所有自以为是的感动到头来会因为短暂的时间、父母的责骂而断然消失。

我们不能否定这些不成熟的感情的存在是毫无意义的，至少在那个青涩的时刻，教会了少年的我们怎么样爱与辨识爱。

关于朋友

在这部影片里，关于友情的定义十分微妙。

恩熙和好朋友一起上中文补习班，一起嘻嘻哈哈消磨时光，一起上课写小纸条，一起分享家庭里那些难以启齿的事件。

她们的友情从中文老师的交友篇开始进入正题，“相识的人有很多，但是知心的人没有几个。”但也是从这里引出了一段恩熙和中文老师的共鸣。

从这之后，她们遇到的偷窃风波，朋友直接向被偷窃店主脱口供出恩熙父母的电话与工作，让这段感情开始破裂，期间很久她们没有往来，中文老师就是在此后进入了恩熙的生活。

后来，她们重新回到补习课堂上，课后恩熙：“我以为我们再也不能和好了。”的确在幼年时期，小孩子眼里很多感情都是难以修复的，但是慢慢长大后会发现，原来不可被原谅的事情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在这个时候，恩熙开始逐渐了解和解的过程。

但是随着年岁见长，这段原本就不怎么坚固的友谊依然会显露一些当初没能修好的痕迹。

关于知音

我并不想把女老师对于恩熙定义为一个模糊暧昧的仰慕者的角色，我更想把女老师定义为恩熙的知音。在影片中老师出镜率其实与其他配角平分秋色，但是实际上，影片里对于女老师的形象塑造却是十分饱满的。

对她的初步印象是：她抽烟，表情冷漠，她有着高雅的趣味，她对学生观察入微也体贴入微。

全片看下来，才深觉远非如此。

她问恩熙喜欢什么，恩熙说，我喜欢漫画，老师说，我也是。一语成谶，这是她们成为知音之始。

后来，恩熙因为偷窃风波与朋友断开联系，老师的教室成为了她的避风港，老师为她沏上一壶温暖的茶，告诉老师遭遇家暴的事，老师似乎欲言又止。

再后来，恩熙再次和小男友分手，她再一次找到老师，和她并肩走在一排挂满抗议竖幅的老房屋前：

老师教会了她，要慢慢学会用成年人的眼光看待问题，不要肆意同情他人，看上去这是一个残酷的处世哲学，但是老师的行为却并没有认真贯彻这样的哲学，这是这个明事理的女老师给这个懵懂少女的温柔。

后来恩熙为割肿瘤住院，老师再次告诫她，面对暴力，不要隐忍，要奋起反抗。老师的郑重似乎像在告知给观众她曾经也拥有一段类似的故事。

她们匆匆一别，女老师离开了中文培训学校，她们再也没有见过。

后来圣水桥倒塌，她最担心的姐姐安全回到了家里，她也收到了一份来自老师快递，是一个素描本，她拿起纸笔决定给老师回信并亲自带过去。后来到了女老师家，却被她母亲告知，她因为圣水桥倒塌而遇难了。

这让我想起影片中电视里播放圣水桥事件新闻之前的一个镜头，恩熙走在曾经挂满竖幅的和老师同行的路上，但是竖幅却被撕碎，其中一副被定格在了“我们死也……”，这句话更像是一个不祥的征兆，也像是老师发出的最后的抗议。于是镜头一转，就是电视里播放的圣水桥坍塌事件。

知道老师遇难后的恩熙，央求姐姐与姐姐的男友带她来到圣水桥缅怀，影片亮丽的主色调突然变得阴暗悲伤。

看到这里，才对女老师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知：她抽烟，表情冷漠，她有着高雅的趣味，她对学生观察入微也体贴入微。她也经历过家暴，她也曾是家暴里难以反抗的受害者，她也许也听从母亲的话努力学习，以为考上好学校就可以出人头地扬眉吐气，把从前受过的委屈都昂首挣回来，但是幼年受过的伤害会一支存在，所以她和恩熙拥有共鸣，她才会如此对待恩熙，希望她不要再成为下一个自己。

我想这句话也许就能够得到解释了吧。

恩熙以为她对老师的情愫是喜欢，是钦慕，事实上是因为彼此惺惺相惜。

站在青春里，我想每一位少年都会遇到一些疑问：什么是爱？什么是责任感？什么是归属感？什么是友情？甚至什么是活着的意义？

对于渺小的我们，这些问题也许会一直存在，但是不一定每一个发问都能得到回响，甚至有些答案我们需要一辈子去回答。

原文发表于公众号concert press

蜂鸟 House of Humming bird

是金宝拉的第一部长片，获得69届柏林国际电影节Generation 14plus单元评审团大奖，釜山国际电影节NETPAC奖和KNN观众选择奖。它是一部关于coming of age的电影，背景设定在1990年代经济浪潮期间，讲述了女孩Eun hee由于家庭缺陷，她尝试通过爱，也通过信念去寻找继续生活的理由。

在制作这部电影之前，宝拉拍摄了一部短片《竖笛考试》（The Recorder Exam, 2011）作为她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作品。长片延续了它的设定，构建了初中女孩对于理解家庭与探索爱情的独特视角。

《蜂鸟》是一部非常具有后劲的片子。它很明显来自于一个女性对过往记忆抽丝剥茧的探索，它的切入口虽然小，但它所具备的包容、理解却非常广阔。

片中所呈现的家庭生活，包括家庭关系以一种不动声色的方式编织起来，主角的视角并不具备强烈的评判性，她只是置身其中，观察、接受。到最后，所有成员都认识到，大家共同经历了什么样的痛楚，以及什么样的转变。家庭是这样的一个容器。有时它是一个怪物，却也是一个共同对抗外部世界的纽结。这是这部电影的珍贵之处。片子的原名“蜂鸟之家”也有这样的意味。而我很喜欢里面所表达的友谊，包括同龄人的友谊（有时也是爱情），或者超越年纪的友谊，它们在不同的方向牵引，有这样的朋友，哪怕只是共同走过一段夜路，都是幸运的。（毛）

本文翻译自WOMEN AND HOLLYWOOD在2019年翠贝卡电影节期间的采访

用自己的话描述一下这部电影叭

我想引用一下电影里面的一个角色Youngi来描述它，怎样生活才是对的，有时候我觉得我知道，但我真的不确定，我只知道当坏事发生的时候，好事也在发生。

是什么把你带到了这个故事？

是从一个噩梦开始的。当时我正在纽约念MFA，我第一次住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学习一门新的语言，修读硕士学位。在那个时期，我觉得我的状态非常的不稳定，然后开始做梦，梦到了我再次回到中学。我觉得这完全像一个噩梦，每次我从这个噩梦里醒来，发觉这仅仅是一个梦，才松了一口气。

这种不安使我回到过去的记忆：中学时的创伤——那是我最不稳定的时期。我意识到在那个时期我身上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我开始挖掘记忆。

你希望人们在看完电影之后想到什么？

我希望他们能思考自己的过去和现在，并激励他们在当晚写下一些东西，或与朋友进行深入的交谈。或者只是散步，带着他们无法形容的感受。

制作这部电影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获取资金并找到主演。还有，对于无法制作这部电影的担忧和恐惧。但很庆幸我拥有已经经历过这一切的朋友，他们也是电影制作者，他们会告诉你有这样的感觉并不可怕。

你是如何获得电影资金的？请分享一些和制作这部电影有关的理解

《蜂鸟》由韩国电影理事会（Korean Film Council）、首尔电影委员会（Seoul Film Commission）和城南艺术委员会（Seongnam Art Council）资助。这三支基金是韩国最大的独立电影基金，我很幸运得到了他们的全力支持。当电影在柏林影展放映时，韩国电影理事会甚至还付钱给我和主要演员飞往柏林，它以各种方式支持独立电影制作人。

另外，我通过创投得到了首尔国际女性电影节（Seoul International Women’s Film Festival）的一等奖现金支持。能够获得奖金当然很好，但同时也是学习如何创投电影的绝好机会。为了更好地创投，你需要真正弄清楚你的电影是关于什么的，以及如何用自己的创意和具体语言去传达这一概念。我强烈建议电影制作者参加创投项目。

完成拍摄后，我从釜山国际电影节的亚洲电影基金会（Asian Cinema Fund from the Busa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以及圣丹斯学院（Sundance Institute）得到了后期制作的资助。最后，它入选了IFP实验室（IFP lab）的十部叙事电影之一，这帮助我们了解了很多有关后期制作的知识，并让我们认识了很多业内人士。IFP还支持我们在柏林国际电影节的欧洲电影市场放映。

所有这些资金筹措过程都是在2014年到2018年间进行的。当然，我们也遭到了很多拒绝。我学会了坚强。

是什么让你想要拍摄电影？

电影带能我去到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是真实的，真实和热情的。电影院不属于胜利者，而是属于失败者/孤独者的。无忧无虑的失败者。我喜欢那个世界。

你收到的最好和最坏的建议是什么？

最好的建议：“要把事情做好，首先需要爱，然后是技术”，by 安东尼·高迪。

最糟糕的建议：“为什么要把主角设定为初中生？如果拍一个高中女孩你就去能找一个名气更大的女演员了。为什么要是1994年？把背景设定在现在叭，否则以这样的预算拍一部年代片很困难。”

你对其他女性导演有什么建议？

不要看低自己，不要害怕成功。你并不是在害怕失败，而是在害怕成功和你强烈的存在。

谈谈你最喜欢的女性导演的电影，以及为什么

香特尔·阿克曼（Chantal Akerman）导演的《蒙特利旅馆》（Hotel Monterey, 1972）。这部电影透过场景的不同视角展现了温情，仿佛旅馆是活生生的。看完电影后，你会觉得自己理解了这个地方，以及对这个从未去过的地方充满了爱意。

自#MeToo和#TimesUp运动启动以来，你注意到了什么区别？

男性电影制作者正在试图更加了解他们所说的话。我很高兴不用再听到他们的笑话了。更重要的是，很多电影节正在试着去放映更多女性导演的电影，我们能看到这些，这就已经对我们的环境很有帮助了。

©️ 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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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lispector

***请勿转载***

MUBI：《蜂鸟》让我觉得创作、执导一部关于14岁女孩的电影 ，所需经验恰恰必须截然相反，你在创作中掌控一切，与真正成为一个14岁女孩之间是矛盾的，在影片中，这让我一度感到力量的极端丧失，因为恩熙很容易受到周围人的心血来潮的影响，那些人又比她强势。在拍这部片子的最初，你是否想要探索某种特定的核心情感和经验？

金宝拉：我在纽约的时候，重新回溯了自己的青春期。我出生在韩国，来纽约读硕士，在这一期间，我在情绪上很难感到快乐和满足，所以我那时常常做关于青春期的噩梦。那是我电影的起点。我开始做很多关于重返初中的噩梦。在我的梦里，我不得不再去读三年初中，这真是灾难。你知道的，韩国年轻人即便结束了服兵役也还是会做必须再回军队的噩梦，所以我觉得自己也是这样的状态。于是，我问自己：“我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噩梦？回溯一下那个阶段吧，因为其中隐藏了一些什么。”所以，我开始写我当时经历的一些事件、场景和对话，一开始并不像剧本，更像我散乱笔记的集合，2013年，我开始写故事大纲。这花了我很长时间。我开始接受心理治疗和冥想，然后开始写剧本。

MUBI：当你开始写完整的剧本以及选角时，你的情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你的情绪有具体的呈现吗？会指引你执导影片吗？

金宝拉：创作、执导一部关于14岁女孩的电影与真正成为一个14岁女孩之间是矛盾的，这方面你说到点子上了，不过，我意识到即便身体成熟了，我们依然背负着来自那一时期（需要我们重访）的情绪重担。一度，我以为自己是英智这个角色，是成熟的。我以为自己成熟了，但是在创作和选角的过程中，我意识到我心里依然有一部分是恩熙。这对我的创作很有帮助。我也对初中女孩做了调查，我和我的女主演跟很多女孩聊天，聊她们正经历的情绪。我和我的主演工作关系融洽，我们谈天说地，聊了好几天，不仅仅是为了排练。我们试着不要排练太多遍，因我我不想扼杀新鲜感。那些日子，我们聊成长、聊她关心的事。

MUBI：影片的第一场戏建立了摄影机和恩熙之间亲密的关系，在那里，只有摄影机和恩熙，再无他者，这似乎建构了摄影机在这个影像世界里的存在方式。恩熙经常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被遗弃、误解和无视，但是摄影机从不会忽视她。我很好奇，将摄影机和恩熙置于角落而世界在另一边，就此而言，你在摄影上是否有特定意图。

金宝拉：当然，我的摄影师（Kang Guk-hyun）和我讨论过如何聚焦在恩熙的情绪上。就摄影机运动和景别而言，我们跟拍她的脸、情绪和身体运动。恩熙看待生活的方式是我们的意图，因为这是一部写实的电影，所以我们在镜头语言上尽己所能地诚实，我们不想为了时髦而拉近或推进摄影机。我们想聚焦在情绪上。我们必须就摄影机移动与否做好决定，每个决定都是慎重的，我们的直觉告诉我们何时该移动。我很高兴我和我的摄影指导都有很好的直觉。

MUBI：这似乎也适用于声音设计。这部片子不依赖配乐去达到特定的情绪。成长电影（尤其是美国的）常常很依赖配乐去达到情绪高点，有可能是这部影片不用煽情配乐就不太自信。这部电影的音乐感觉很独特，似乎回应着电影的情绪，而不只是烘托情绪。

金宝拉：我的作曲师（Matija Strniša）跟我讨论过如何进行音乐表达，他真的非常厉害，我有意要他做电子类音乐，也就是有当下气息的氛围类电子乐，因为这是部反映另一时代的作品，所以我希望音乐现代一点——不要赶时髦，而要有点古典。我要他制作古典、灵气的电子乐。

MUBI：说到你为恩熙这个角色选的女演员，我在一篇访谈中读到，恩熙的选角花了你三年时间。这很需要耐心。你有担心过自己可能找不到合适的演员吗？

金宝拉：这是我最大的恐惧，真的。我很感谢恩熙的扮演者智厚。她把这部电影当作自己的初恋。最终能找到她，真的很幸运。这三年，我也不是每天都在选角，但是只要有机会我就会不时地安排试镜。开拍那年，我遇到了这个女孩，她甚至没有经纪人。她是从大邱来首尔的，那里不是乡下，但也不是时髦的大城市。从最开始，她就表现很好。念台词和台词间的潜台词的时候，少年演员常常读不出潜台词，但是她可以，她悟性很高。这是一次极其幸福的相遇。

MUBI：我留意到有两处恩熙拿起小说的细节，先是黑塞《漂泊的灵魂》，后来是司汤达《红与黑》。这部影片关注恩熙内心生活的方式非常小说。你在写剧本的时候有没有参考小说？

金宝拉：有的。

MUBI：哪些小说启发你了？

金宝拉：我很爱读小说，创作这部电影也的确受到小说启发。尤其是黑塞的书，他其他作品要比《漂泊的灵魂》更流行，但是《漂泊的灵魂》的主角跟英智很像，因为克努尔普（《漂泊的灵魂》主角）是一个不遵循社会标准或规则的人物。他没结婚，没有孩子。我喜欢他的一点就是他不遵循社会规则，但是又不会批评那些遵循的人。有时人们会批评过正常生活的人，但我不认同，因为这些人只是不同而已。英智是积极分子、女权主义者，但她不会给跟她不同的人贴上愚蠢或平庸的标签，他们只是不同而已。

至于司汤达，《红与黑》主角于连很像我作品里的初中生。他思考很深，对自己感到羞耻。对我来说，追随他的旅程是很有趣的。回到电影的小说气质这个问题，我在写剧本的时候更有兴致读小说，几乎不看电影。我想从绘画、摄影等其他媒介获取灵感。我写作的时候读了大量小说，我觉得这在我的电影里有所呈现。我更习惯以小说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

MUBI：我想问问关于男人哭泣的情节。这有点让我想起洪尚秀的电影，他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告诉我怎么看——捕捉到了男人如何哭泣。丑陋的哭泣，因为他电影里的男人不常哭，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哭，所以哭哭停停，非常不雅。你电影中也有两处男人哭泣的细节。

金宝拉：（笑）是的。

MUBI：你电影中的情感既因强烈的即刻危险性而不去表达，又因太过琐碎而难以提及。这很矛盾，尤其表现在男性身上。

金宝拉：我从来没想过自己的电影跟洪尚秀电影之间的联系，但也很有道理，因为总的来说，洪尚秀也在他的作品里嘲笑男人，不过我在这方面比他温暖。他更冷。他是位男性，所以我的方式有不同的语境。你是韩裔美国人，所以你知道韩国男性的行事方式。

MUBI：是的。

金宝拉：我的确看到过一些韩国男人突然哭泣，蛮荒诞的。每次看到，我都很惊讶。这很有意思，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情绪，哭的时候就很不明所以，没来由。他们哭的时候会很沉浸，有时很遗憾，他们因为太过关注自己的情绪，甚至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不想在影片中把这些表现得太滑稽或太消极。我想展现的是这些人也是人类，他们是三维立体的。我想表现男人不同的一面，或许是大多数男人的，而不仅是韩国男人。我当时在思考，圣水大桥倒塌之后的晚餐，谁会哭得最厉害？有可能是哥哥，因为他对一切都心怀愧疚。大家可能会觉得他得到了一切，也得到了所有的关注，但其实他没有。他也是受害者，他没有好好地被爱，他被爱的方式是有毒性的。

MUBI：有条件的爱。

金宝拉：有条件的爱，他承受着很大的压力。我对这个家里的男性角色很有感情，因为这个家庭反映出我自己的家（我深爱着的），所以我尽己所能，仁慈地描绘他们。

MUBI：你刚刚谈到圣水大桥倒塌后的晚餐。韩国人极其重视食物，这也占据了电影很大一部分。食物成了情绪能安全改道的方式，在那里，情绪安全着陆。韩国人和食物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金宝拉：你说到点子上了，总的来说，食物对亚洲家庭很重要。我小时候对我妈做的饭很满意。她不知该如何表达情绪，但她能做出很美味的饭。我现在是她养育家庭时的年纪，现在我觉得：哇，她那时太伟大了！她那时很会做饭，我现在就不会做。我想表现这个家很温暖的那一面，即便他们各自混乱，每个家庭成员都在处理自己的问题，这不意味着他们总是不开心。

MUBI：你刚刚提到一个场景：恩熙吃韩式土豆饼，母亲在旁静静看着。作为一个韩裔，我也有那样关于妈妈的回忆。

金宝拉：没人会再那样为你做饭。

MUBI：我猜想，你会被问到或许已经被问到，这部电影是否是你的个人故事抑或个人传记。我对这个问题没兴趣。相反，我好奇的是，你现在与自己的电影之间是否有了不同的关系？这部影片先是在韩国釜山国际电影节首映（被视作“本土电影”），接着去了柏林电影节，现在到了翠贝卡电影节（被视作“外语电影”）。

金宝拉：没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所以我得想一想。最开始，我觉得这部电影就是我。完全就是我。但是，在写剧本的这五年，我必须保持一个健康的距离。现在，翠贝卡电影节首映之后，我真的不觉得这部电影是关于我的，而是关于集体情绪的，关于每个人的情绪和过去。超出了我的经验。鉴于观众的反应真的很情绪化。在釜山，每个人都哭了。在柏林，就很不同，他们很平静。他们的表达反馈的方式是不同的。但是在釜山首映式上，我真的觉得这是关于九十年代集体创伤的，作为欠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曾生活在那一时代的人，作为一个曾生活在男权社会的女人。就男权而言，韩国依然如此。很多观众在电影里发现了自己。所以我不再觉得这部电影是关于我的，它变得更广阔。它的确有关我的过去，但现在不止于此。

MUBI：韩国影评人对电影中同性或双性恋身份呈现的讨论，和柏林或美国有何不同？

金宝拉：稍微有点不一样。韩国观众不太问恩熙的双性倾向。在韩国初高中，女孩常常对彼此心动。这蛮普遍。对于双性恋，她们是流动而开放的，因为她们不会去定义。但是进了大学，就变了。在西方，我经常被问到为什么描写双性恋。我总是会回答：没有原因。双性恋存在，于是我写下。一些人觉得恩熙的双性倾向只是暂时的或者就是尝试。我不觉得是尝试。最终，有新意的原因就是，恩熙既喜欢男孩也喜欢女孩是为了表现她不爱评判的品质。她自由而反叛，就像少年英智。在这个语境中，恩熙的双性倾向非常自然，也符合她的角色设定。

MUBI：如果恩熙真实存在，那她现在应该37还是38岁了？

金宝拉：（笑）37岁。

MUBI：在韩国电影史上，女性电影人没有男性多。但是最近有一些出色的电影出自韩国女性电影人之手，比如全高云《小公女》、李贤珠《恋爱谈》，这些片子似乎能反映韩国年轻女性的现状，三十几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存。这似乎是大家共同关注的焦点。

金宝拉：女性电影人处理过很多此类话题，因为我们自己就财务很不稳定，所以我们会在作品中反映自己。很多影片都是男性主导，女导演的电影很难筹钱。对于女性来说，即便是觉得自己能拍电影，都很困难。但是，韩国电影人（不管男性还是女性）的确通过制作好的电影，掀起了新浪潮。说回资本主义这个话题——韩国女性正处于艰难期。男性也艰难，但是女性尤甚，因为我们依然遭受着IMF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不过，由于性别不平等，女性总是处于双重压力之下。

MUBI：这让我想起李沧东《燃烧》的一个片段，一个角色说“没有一个国家是为女人而建立的”。你在另一个采访里也说道，并没有太多女性电影人可以仰望。哪些电影人给你带来灵感？

金宝拉：我喜欢李沧东。尽管他对女性人物的看法很保守，但我还是很欣赏他的艺术作品。韩国女性导演并不多，但我真的很爱韩国小说家吴贞姬（Oh Jung-hee）。韩国女性的成长是艰难的，但同时也是礼物。如果我是韩国男性或是美国白人男性，那我就拍不出这部电影。需要去体会复杂的人类情感，因为你正经历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