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悲惨世界》(2019)告诉我们,法国好不了,会被移民玩完。要得出这个结论,我们只需关注影片中的几个细节足矣。
影片情节的起因是吉普赛人的马戏团有一只幼狮被窃,目击证人说是一位非裔少年所为。于是,吉普赛人兴师动众地来到非裔社区,向“市长”(当地的黑帮领袖)讨说法。
幼狮被窃,只是一般性的治安案件,按照天朝人民的想法,有困难,找警察。但是,吉普赛人闯荡过江湖,世事洞明,知道报警有一套流程,人家愿不愿立案难以预料,立了案什么愿不愿投入警力也不明确,投入警力能不能破案更是不可指望。于是,吉普赛人选择了最民间,也最高效的方式:开车在非裔社区巡游,通过高音喇叭,对偷走“强尼”的人进行恐吓和诅咒。
当然,吉普赛人在广播时犯了一个错误,对于信息的披露不够完整,且有先入为主的片面性。高音喇叭里不断强调“强尼”对他们的重要性,以及偷走“强尼”的可怕后果,却一直未说明“强尼”是一只幼狮,而是默认全世界都知道“强尼”的真实身份。
进行了宣传造势之后,等于广而告之,“我”丢了“强尼”,“我”很愤怒,后果很严重,这就占领了道义的高地,可以文攻武卫。于是,吉普赛人拿着棍棒,光着膀子,露出凶猛的纹身,逼迫“市长”交出“强尼”。“市长”作为民间推选,且得到了警察认可的话事人,有一定的江湖地位,面对对方的嚣张气焰虽然内心有点慌,但考虑自己的身份,尤其楼上有老人在观看,认怂是不可能的。
在这种背景下,双方肯定不会有民主融洽的交流氛围。甚至,“市长”花了很长时间才知道,“强尼”是一只幼狮。可见,吉普赛人虽然才艺出众,武力值爆表,但毕竟没有受过礼仪方面的培训,与人交涉时缺乏基本的外交素养。
一场群殴事件一触即发,三位警察及时赶到才平息双方怒火。“市长”虽然看在警察的面子上答应找“强尼”,心里是不以为然的。他一直牵挂的,是他的父母在楼上可能目睹了这场争吵,也不知他的形象会不会受损。
三位警察也看出来了,“市长”对于找幼狮这样的小事不太上心,于是派鲁兹向萨拉赫打探消息。萨拉赫是前圣战分子,也就是世俗意义上的“恐怖分子”。当然,萨拉赫现在已经从良了,开了一家餐馆,平时以精神导师和良心厨师的形象出现。他店里常驻几位大汉,乃穆斯林兄弟会成员。这个兄弟会是民间的“反犯罪大队”,专门负责调解纠纷,处理违法事件,当然也包括对少年进行宗教洗脑,以及开展春风化雨般的说服教育。
鲁兹说明来意之后,萨拉赫态度轻慢,神情漠然,这倒让鲁兹局促不安,这就是气场上的差异。萨拉赫是见过世面的人,也做过大事,不可能像猎狗一样去关心一只幼狮的下落。而且,萨拉赫认为,狮子乃草原之王,自由高贵,充满智慧和力量,居然成了吉普赛人的宠物,这是对狮子的侮辱,也是对他们教义的亵渎。
总之一句话,萨拉赫不愿帮忙。
影片在情节设置上的高明之处在于,为了揭开一个社区的堕落与混乱,根本不需要引入重大的恶性事件,而是可以四两拨千斤,用一个平常的治安案件,带领观众去探询这里的社会生态以及社会治理。围绕这只幼狮,当地社区的几派力量悉数出场:非裔社区的民间管理者“市长”及其手下,前圣战分子萨拉赫及其领导的穆斯林兄弟会,以三位警察为代表的巴黎反犯罪机动警察部队。
由于语言、文化、宗教、肤色的标识极其明显,这个非裔社区自成体系,自我封闭,外人只能敬而远之。因远离世俗生活和现代文明、法制,这个社区注定会深陷贫困。这样的环境,就特别适合孕育犯罪的种子。更重要的是,这个社区强大的凝聚力使警察的执法行动举步维艰。这就不难理解,这个非裔社区虽然在阳光照耀下显得生机勃勃,风平浪静,但实则暗潮涌动,各种力量撕扯角力,处于一种脆弱的平衡状态。这种平衡与平静,甚至容不下一只幼狮的搅动。
如果在一个正常的社区里,通过社区民警,这种“赃物”独特的失窃案很快就可以调查清楚,并物归原主。但是,在非裔社区,这种平和的处理方式却不可得。因为,这个社区的真正管理者是“市长”,吉普赛人要“市长”平心静气地听他们说话,必须展示出足够的战斗力。但吉普赛人在“市长”面前炫耀武力,又会冒犯“市长”在众人面前的权威。另一方面,吉普赛人率领这么多大汉高调出场,却未能讨得一个说法,对于江湖形象也伤害极大。于是,小小的矛盾因交织着尊严、江湖形象、种族荣誉、宗教教义而变得不可调和。
三位警察去足球场带走偷幼狮的伊萨时,被一群孩子围攻。在这群孩子眼里,伊萨什么也没干就被抓走了,这肯定是种族歧视,冤枉好人。这群孩子顽强的斗志令警察招架不住,伊萨伺机想逃脱,格瓦达开枪打伤了伊萨。这一幕又被无人机拍下来了。围绕这段视频,三名警察又要寻求当地一个贩毒团伙的帮助,真的是身心疲惫,如履薄冰。最后,幼狮事件虽然得到了解决,但伊萨心中的憋屈感难以平息,于是组织了一场对三名警察的围猎行动,三名警察在伊萨的汽油瓶面前,命悬一线。
一起普通的治安案件,当地非裔社区的实际管理者因为无利可图,加上自尊心受到触犯,不愿处理;当地的宗教团体,教义坚挺,本就不赞成圈养幼狮,不想施以援手;警察在非裔社区的超强凝聚力和战斗力面前,加上全媒体时代的舆论压力,难有作为,甚至自身难保。进一步说,在这个非裔社区,社区首领只在乎利益,不在乎公理;宗教团体只关心推广教义,吸收教徒,行事理念中没有“法律”的框架;警察受制于各方势力的牵制,只能充当和事佬。因此,这个非裔社区实际上处于无序状态,但又时刻处于爆炸的临界点,任何一点火星都会燃起熊熊大火。大火过处,秩序不存,法律退位,鸿沟拓宽,生活日益困苦,唯有犯罪才能勉强度日,暴力机关一旦惩治犯罪,又会激发同一种族和同一宗教的同仇敌忾,一场骚乱又将引发大火……
《悲惨世界》的开头,伊萨像一位良家少年,身披法国国旗,脸上涂着红、蓝、白(法国国旗颜色)的油彩,
与众多小伙伴逃票去巴黎市区,聚集在凯旋门前,庆祝法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夺得2018年世界杯冠军。在这片欢乐的海洋里,种族、肤色、宗教信仰的差异被消弭,众生平等,团结在同一个法国的荣光之下。但是,只要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在这普天同庆的时刻,种族和宗教的差异仍然存在,伊萨等人谈论的是非裔球员,欢呼的人群中,有人披的是阿尔及利亚(法国的前殖民地)的国旗。
影片结尾,伊萨变身为暴徒,手持燃烧的汽油瓶,准备置三名警察于死地,鲁兹握枪紧张地与伊萨对峙。从片头的大融合,到片尾的生死对决,时间不过两天,起因不过一只幼狮被窃。将此放大到法国,联想到法国社会风起云涌的群众运动和种族骚乱,我们可以猜想,这些社会矛盾与种族冲突在法国是无解的存在。
(来自我的公众号:影像之魅)
Q:您在蒙费梅伊(Montfermeil)长大,曾多次拍过关于蒙费梅伊的纪录片,以及一部名为《悲惨世界》的短片,这可以说是同名长篇的序曲:您拍摄这座城市的方式有什么变化?把它拍成一部故事片的这个想法是怎么产生的?
A:我一直都在拍摄这片土地,17岁时,我拍了第一部短片,19岁时,我买了第一台摄影机,我现在39岁了,拍来拍去,已经20年有余了。我为什么要开始拍东西呢,很简单,因为它吸引我,然后慢慢的,这个想法就开始成形了。刚开始,我拍的是警察,在美国这种行为被叫作“copwatch”,不过,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个词。我拍他们,是因为我住在一个很复杂的街区,警察们常常滥用职权。我拍了很多视频,然后把它们传到网上,我这才意识到这些视频是有影响力的。我成了警察的眼中钉,他们一来,我就拿出摄像机。他们远远地看到我就喊:“注意,拉吉来了!” 他们讨厌我。
直到2008年的某一天,我拍下他们正在殴打一个铐着手铐的小男孩。第二天,我就被叫去警察局了,被要求交出这个视频。他们看了视频之后,意识到遇到麻烦事了。当时大概有20多个人围着我,然后威胁我… 我对他们说,视频可以留下,我也不会把它传到网上。当然,来之前,我已经把视频拷贝存底了。放我走后,我就去了Kourtrajmé(译者注:是一个关于视听艺术的组织)在蒙特勒伊(Montreuil)的办公室,跟他们解释了我的情况。大家聚起来,开了个会,决定打电话给罗曼·加夫拉斯(Romain Gavras)的父亲科斯塔·加夫拉斯(Costa-Gavras)。他建议我们去找Rue 89 (译者注:法国一个新闻网站)。然后,我们通过Rue 89发布了那个视频。一经发布,便引起公愤,媒体开始关注,检察机关成立调查组,涉事警察被停职。这是第一次有警察因为一个视频而被停职。
这个故事,可以算是《悲惨世界》这部电影的一个起点:我意识到了影像的力量,我的摄影机是一把武器。拿起摄影机的我就是这个街区的眼睛。电影里巴兹(Buzz)这个角色是我的儿子饰演的,也是一个现代化版本的我,用无人机拍下城市的地理风貌、结构类型,以及城市的偏僻程度。所以,大概是从2009年开始,就有拍一个故事片的想法了。在此期间,我仍继续拍摄,比如关于2005年骚乱事件的《在蒙费梅伊的365天》(365 jours à Clichy-Montfermeil,2007);关于非法交易大麻的《Go Fast Connexion》(2008); 为了拍摄《在马里的365天》(365 jours au Mali, 2014)去马里呆了一年,拍下了当地发生的一些冲突;还和斯特凡·代·弗雷塔斯(Stéphane de Freitas)一起拍了《大声说出来》(À voix haute, 2017),是关于辩论比赛的纪录片… 拍这些影片的过程,同时也是我学习的过程,因为我既没去过电影学校,也没有参加过什么专业培训,所以我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另外,我还有一个压力,就是跟我同在Kourtrajmé的朋友,罗曼·加夫拉斯、金·沙比荣 (Kim Chapiron),都已经有自己的长片作品了。我感觉我也得拍一部,拍一部给所有人“开罚单”的电影。
Q:所以您并不急,一直在养精蓄锐?
A:是,也不是。我需要时间来准备,但同时我也很想拍一部作品。要拍一部长片太难了,像在战斗一样,尤其是拍一个这样的题材。然后“蒙费梅伊的拉吉·利想拍一部长片”这件事,也不是任何人都关注的一件事… 还有要拍一个城区,拍这里的警察暴力,以及这里的悲惨,是非常复杂的。即便如此,我们仍在坚持,在斗争。我找了两个制片人,Toufik Ayadi和Christophe Barral,向他们解释了我的计划,并表达了我不想为制片公司拍,而是想拍一部独立电影的想法。他们找到了资金,并且任我自由拍摄。那时候,我已经写好了一个短片的剧本。对我来说,这是迈向长片的准备阶段。然后他们跟我说,先拍成短片吧,看看会收到什么反响。最后的结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我们参加了150多个电影节,获得40个奖,《大声说出来》和这部短片都被提名了当年的凯撒奖。有了短片的成功后,我以为,我们能轻松筹得长片所需要的资金,大概3百万(欧元)。事实上根本就不是这样,进展并不顺利,也没有收到CNC(法国国家电影中心)的资助,最后3百万的成本被缩减到140万。
Q:但我们并没有觉察出来这是一部成本只有1百万的电影。
A:虽然资金不足,但我们还是能找到解决办法。这个街区,是我生活的地方,我认识所有人,可以找他们帮忙,我们动员了大概有200多人。拍摄团队人数不多,我不太想让团队人数超过40人,而且我们也不需要那么多人,一个人就能负责化妆和发型这两项工作,完全足够了。但是,整体都非常有组织,正规,还申请了拍摄许可,等等。我是第一次这样拍电影,之前走的都是野路子。不过,如果在其他地方拍,这预算肯定不够。
Q:为什么CNC(法国国家电影中心)拒绝资助呢?
A:我不知道… 我听说,他们不会资助一部郊区小孩控诉警察的影片(笑)。但,其实,这不是电影想讲的点。
Q:但,还是有人觉得电影的结局会带来一些麻烦。
A:肯定。有人问我:“您不觉得这个结尾有点奇幻吗?” 我跟他们解释,剧本从开始到结尾都取材自真实的故事。最后一幕,我亲眼见过,就在我家楼道发生的事情,和电影里的情况一一模一样。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奇幻故事,是真实的。他们一阵惊慌,但是… 最后我们什么都没有做。
Q:您为什么突然把叙述视角换到警察身上?这跟您之前的作品都有所不同。
A:是的,我通常都把视角放在他们的对立面,我也知道,人们期待我拍出一部反警察的电影。有一次,电影映前点映,观众中有一位是警察,映后交流环节他拿到话筒说,他被电影说服了。他在看预告的时候,也觉得这部电影会是一部反警察的电影,但是看完以后,发现不是他想的那样,觉得既惊讶又感动,同时以他自身经验考量的话,电影里讲的东西很准确。我觉得通过警察们的视角展开情节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新来的警察,对当地的情况一无所知,通过他们的眼睛,观众们也跟他们一起开始探索这个街区。只有生活在郊区的人才知道那里的真实情况,外面的人都一知半解。我想为大家提供一个浸入式的体验。
影片中,大概有四十分钟,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但可看的地方一点也不少:居民、地理环境、城市结构、各方势力… 这么长时间的铺垫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铺垫,情节才能继续往下发展。但也因为非常想保留这个铺垫,开拍前遇到的阻碍也不少:他们对我说,根据剧作法则,五分钟之后就情节就必须开始,否则观众会分心。我才不管什么剧作法,我不能让这些规则束缚住我的手脚。我认为没有生活在这个街区的人需要先观看这些铺垫,因为他们了解郊区的方式不外乎都是通过媒体,政治,或者一些具有陈见的电影。我的电影里,没有任何武器,没有嘻哈音乐,没有毒品,我们尽力在规避这些东西,同样也是因为担心讲这类事件讲得不够准确。我还尽量让对话也符合真实情况。当然,台词是写好的,但演员可以根据这个台词,用自己的话说出来,如果他们觉得那样说更好的话,只要是准确的,哪怕一个镜头要拍上17次都没有问题。
Q:您跟亚历克西斯·曼蒂(Alexis Manenti)和吉奥达诺·戈德里尼(Giordano Gederlini)三个人是如何一起创作剧本的呢?
A:我和亚历克西斯一起写了一部短片,我们有一些点子,可以写对话,但我们觉得还需要一位真正懂得技巧和结构的编剧来帮忙。于是我们联系了吉奥达诺。
Q:在写作时,你们已经想好事件发生的地点了吗?
A:是的,地点的选择很简单:因为一切都是真实的,只要去真实事件发生的那个地点就可以了。最后的一个场景发生在我的楼梯间,所以就在我的楼梯间里拍摄了这个场景。为什么要去别的地方呢?
Q:“市长”(Le Maire)这个角色是真实存在的吗?
A:当然是了。我没有虚构任何东西,无论是事件也好,人物也好。像“市长”这样的人物,在任何地方都有。他在当地保证社会安定,管理着所有人。出现问题的时候,政府会把他叫来,然后他会安抚人们的情绪,同时他还管理着一群小混混。这是一个微妙而复杂的人物。
Q:这是我们对电影的理解:一切都建立在各方力量的平衡之上,但这种平衡很脆弱,有利己主义在里面;主角们之间互相怀疑,拼命让对方身陷困境。结尾处的孩子们反抗的也正是这一点。
A:完全正确。各方力量的顾虑就是不要打破这种平衡,所以人们必须要沟通。这是各种权力之间的关系,要做出很多的妥协,出现问题的时候要互相对话。这并不是说时刻都会出现问题:在电影里是一个案件,发生在一天时间中,但很显然实际情况并非都是如此。这是一些被政府完全放弃的街区,而当人们被抛弃的时候,就要自己找到一种组织的方式。这些人互相交谈,因为他们必须要交谈。这并不代表他们互相喜欢;相反,他们互相厌恶。但他们会交谈,即使跟警察也一样。
Q:孩子们揭露的正是这种普遍存在的伪善,这部电影真正的视角就是孩子们的视角。
A:是的,这首先是一部关于童年的电影,关于在这些街区里长大的一群人。电影从一群孩子们开始,他们手里拿着国旗,要去支持世界杯上的法国队;结束于同一群孩子指责作为法国象征的警察。这些孩子是下一代人,一切都要依靠他们。我的电影是对政治界发出的一声警报,因为他们对此负有最大的责任。我想要保留一个开放式结尾,因为我想问一问,我们现在该怎么做?是坐下来找出一个解决方案,还是任凭情况恶化?对我来说,这个结尾表达的是我们仍然怀有希望。
Q:不过,最后的镜头并不是呼唤对话,您拍的是一场暴动:这些孩子们反抗整个世界。
A:是的,这是一场孩子的反抗。不仅仅是反抗警察,而是反抗一切形式的权威。因为他们处在一种绝望的情境中。我们怎么会不理解他们呢?我让电影结束在一个孩子手里拿着酒瓶火焰弹,但我展现的是酒瓶还没有爆炸,而只要它还没爆炸,就还有一点点希望,还有一扇打开的门。
Q:但孩子们的行为是英勇的:他们就像街垒上的伽弗洛什(雨果《悲惨世界》中的孤儿)。
A:是的,他们就像伽弗洛什,我们可以这么看待他们。
Q:《悲惨世界》与25年前的《Ma 6-T va crack-er》(1997)有些相通之处,导演让-弗朗索瓦·雷切(Jean-Francois Richet)在这部电影里将暴动的激情载入了郊区的历史中……
A:我不知道,我没有看过这部电影。
Q:最终,孩子们反抗所有控制这一街区的力量,然而街区中的重要人物莎拉(Salah),这位昔日的黑帮头目、如今的虔诚教徒却没有出现。为什么?
A:因为莎拉是浪子回头,现在想要做个好人。而孩子们明白这一点。巴兹一开始冲进他家把视频交给他,就是因为信任他,他认为莎拉不像其他人那么坏。
Q:他被塑造得像一位智者。然而他的第一次出场却带有喜剧色彩。
A:对,这个镜头很搞笑。莎拉很清楚这个可怜的警察是被两位同事开了玩笑,所以他嘴角带着一丝笑意,把玩笑继续开了下去。这也让他和膏米(Pento)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
Q:但莎拉究竟是什么身份?一开始警察们提到了“穆斯林兄弟”(Frères muz)。
A:人们一听到“穆斯林兄弟”,就会想到埃及的穆斯林,但二者完全没关系。这只是一种对留着大胡子的穆斯林教徒的称呼。莎拉不仅是一个宗教首领,也是一个开店的商人。媒体中描绘那种会哄骗小孩子去参加伊斯兰圣战的宗教信徒,我并不认识,也从来没有在蒙费梅伊见过。城市里的教徒们,其实是一些扮演社会角色的好人。当年轻人惹出什么问题时,他们就会来说:你们噪音太大了,你们破坏了邻里关系,来清真寺吃点小点心然后接受一点训诫……仅限于此。
人们看到留大胡子的人,会立刻想象这些人想拉年轻人入伙等等。然而这是一些值得信赖的人,他们不会做坏事,因为他们遵守道德,不想作恶。孩子们在结尾针对的是那些恶棍:“市长”、警察还有“钳子”(La pince)的人。与他们相比,教徒们是善良的。这让人很困扰,但这是事实。现实中的莎拉在蒙费梅伊,居民们有问题的时候会来找他,因为他们觉得他比警察更值得信任。
Q:他真的叫莎拉吗?
A:是的,就像“钳子”叫“钳子”,“市长”叫“市长”一样……我改动了几个地方,但不多。“市长”有一件足球球衣,上面印着“93省市长”,而且我在短片中告诉大家,是他扮演了他自己的角色。
Q:那吉普赛人们呢?
A:您可能看过Clash of Gitans的视频,讲的是Lopez家族。我跟他们接触过,曾去他们在尼姆的住所看望过他们,这太疯狂了。我对他们解释说我想要拍一部电影,他们不理解;我又给他们看剧本,但他们不识字,于是我给他们讲了电影情节。我跟他们做了初步尝试,发现效果非常棒。
Q:一切都是真的,但一切都带上了传奇色彩:狮子,吉普赛人们……
A:再次说明,我什么都没有虚构。之前某段时间流传着一个传奇,说树林里的人们有一只狮子,不要回到城市里,人们会被狮子攻击等等。这有一定的真实性,因为这个狮子的故事是真的,您看(他向我们展示了手机上的一张照片),这是18岁的我跟狮子的合影。
Q:是您偷了狮子吗?
A:不,是一位朋友……但事情的经过就跟电影里一样:我们把小狮子养了一个星期,吉普赛人们带着枪来了,警察们到处找这头狮子,在《巴黎人报》上还有一篇文章。这在当时我们那里是一件大事。
Q:这部电影真是一本回忆录,所以才如此强烈,因为这是真实经历,很有感染力。
A:这就是我想做的:讲述我所知道的真相,以及这些年来我看到的所有事情。我是拍纪录片出身的,我想把纪录片的这种拍摄方式带到虚构作品中:肩上扛着摄像机,靠近人们拍摄,每时每刻都保持节奏,保持运动。我们用两台摄影机拍摄,因为我们没什么钱,然后我们就把日常生活拍进画面中。如果有人在某个镜头拍摄时下楼梯并进入画面,我们就保留下来。我唯一一次使用相机支架,是为了拍膏米和瓜达(Gwada)在酒吧里面对面交谈那个镜头。把相机放在支架上让我感觉很烦。
Q:不过,警察们的身份信息比较重要,所以也有一些虚构的成分。在创作的时候,您尽力避免过度夸张地表现他们。
A:除了这里之外都没有虚构。我人生中被拘留过二三十次,所以我跟他们一起待过一段时间。我明白那种坐在警车后排听他们讲烂笑话的感觉。在警察局里带着手铐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这给了我观察他们的机会。由于拍摄Copwatch期间大量的接触,我甚至跟扫恶组的一位警察成了朋友,如今他是我的好朋友了。后来我发现,他们当中有好的也有坏的,但即使是坏的也有一部分人性。他们像这个街区的居民们一样,都是贫苦大众的一部分。当我们了解到他们的境况,就会发现他们的生活也不是尽如人意:薪水微薄,住在廉租房,欠债的时候住在郊区的小屋子里。我也想要展现这一点:既然我想要公正,那就应该对所有人都公正,包括警察在内。
Q:Jeanne Balibar的加入是电影里一个真正的惊喜。
她在蒙费梅伊拍摄时(《奇迹蒙费梅伊》Merveilles à Montfermeil,编者注),我帮她改善了拍摄环境。由于我们彼此非常了解,刚好这个角色还没有找到演员,我就提出让她来扮演。有了她的加入,电影就完美了。
Q:在采访的最后,我们想请您谈谈您创建的电影学院。
A:这是一所免费的学校,不需要文凭作为入学条件。它目前在克利希丛林市的美第奇工作室(les Ateliers Medicis),但我们将会在一月搬到蒙费梅伊的新校址。这些日子我忙着面试,因为第二学年从十月底开始。有2000位候选人竞争50个名额,专业包括导演,编剧,制片,后期制作和艺术/摄影。有两位教授,大师课的所有时间都是跟电影界的专业人士一起上。今年,我们扩大了规模,继科特迪瓦、马里、布基纳法索和摩洛哥之后,我们三月份在达喀尔(塞内加尔首都)开设了一所学校。2020年9月我们要在安古兰(法国)开设学校,还要在中国和巴西开设。尽管资金有限,我们的目标仍然是在缺少资助(尤其是缺少没有给我们任何帮助的当地政府的资助)的情况下,跟其他的电影学院竞争。但这正在一步步实现。在戛纳电影节期间,CNC了解了情况,并决定给我们提供帮助。去年,也就是第一年,我们培养了三十位年轻人,制作了五部短片和两部长片。看到这些成果,我们对这个项目更加充满信心。
时光飞逝,转眼间,2020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一。 但疫情依然严峻,接下来的五月,戛纳影展注定缺席。 好在,千呼万唤始出来,去年戛纳主竞赛饱受赞誉的黑马之作现在终于能看了。 熟悉的片名,简直不能更应景——
Les Misérables
导演:拉吉·利 编剧:拉吉·利 / 吉奥达诺·戈德里尼 / 亚历克西斯·曼蒂 主演:达米安·勃纳尔 / 亚历克西斯·曼蒂 / 贾布里勒·宗加 / 伊萨·佩里卡 上映日期:2019-11-20(法国) 片长:104分钟
豆瓣评分8.2,好评率85%,连续三周位列电影口碑榜第二名。
《悲惨世界》是法国新人导演拉吉·利的剧情长片处女作,基于其2017年创作的同名短片扩充而成。 两年前,该短片曾提名“法国奥斯卡”凯撒奖的最佳短片,可惜未能获奖。 两年后,在闹得沸沸扬扬的第45届凯撒奖颁奖典礼上,长片终于力压群雄(《我控诉》《燃烧女子的肖像》等),一举拿下最佳影片的殊荣。
《电影手册》的“年度十佳”榜单中,除了《寄生虫》《爱尔兰人》等大热作品,亦有它的一席之地。 欧洲而外,它还代表法国出征奥斯卡,参与了最佳国际影片的角逐。 短短两年间,《悲惨世界》实现了质的飞跃,不禁让人心生好奇: 首次拍摄长片便空降戛纳主竞赛并斩获评审团奖的拉吉·利,究竟是何许人也?
你别说,拉吉·利的身份还真有点特别。 他生于西非马里、长在法国巴黎,是标准的非裔移民。 众所周知,随着外来移民的大量涌入,法国的种族矛盾愈发尖锐。 对此,置身其间的拉吉·利是再清楚不过的。 所以,早在涉足故事片创作之前,他便拍摄了一部与本片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纪录短片,将镜头对准了巴黎近郊的水深火热。
一直以来,由于就业机会多、福利政策好,以巴黎为首的大城市都备受少数族裔青睐。 渐渐地,定居巴黎郊区的外来人口与日俱增。 位于巴黎北郊、臭名昭著的93省就是典型。
这里恶性事件频发,帮派斗争不断,贩毒屡见不鲜,治安之差、犯罪率之高,令人发指。 可以说,略有耳闻者,无不对其避而远之。
但为了多见儿子几面,离异的应急警察斯蒂凡·鲁兹还是选择搬来93省,加入当地的反犯罪大队。 也是在他悲悯的注视之下,“悲惨世界”的画卷徐徐铺展。 与斯蒂凡共事的警官有两个,克里斯和格瓦达。 白人克里斯是三人中的头头儿,嚣张跋扈,手段强硬,最喜欢滥用职权、横施淫威。
黑人格瓦达虽然极少主动作恶,但对克里斯的暴行永远抱持着听之任之、袖手旁观的态度,也称不上高尚。
正直、稳重的斯蒂凡看不惯他们的做法,有心干预,却奈何初来乍到,插不上嘴,只有在一旁叹气的份儿。
处事原则如此大相径庭的三个人凑在一起,可想而知,迟早要惹出麻烦。 但斯蒂凡一定不曾料到,就任的第一天,他就会碰上能把命赔进去的“大案”。 说来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一切始于一场寻常的纠纷。 马戏团的吉普赛人认定一名黑人小孩偷走了他们的小狮崽,遂跑来向市长带头的非裔帮派讨说法。 一来二去间,两边吵了起来。
及时赶到的斯蒂凡一行人遏制住了双方进一步的肢体冲突,并答应吉普赛人,给他们找回小狮崽。 很快,借助社交网站上的一张照片,他们将嫌疑锁定在了混血少年伊萨的身上。
这张脸对于三人而言并不陌生。 当天早上,他们才在警察局目睹了伊萨被父亲怒斥的画面。 没成想,刚刚偷完人家的鸡,倒霉孩子又对狮子下手了。 话不多说,追辑行动立即展开。
孩子终归是孩子,改不了爱玩的天性。 在足球场,三人一眼就捕捉到了伊萨的身影。 逮捕计划非常简单:铐上手铐就走。 三个人高马大、装备齐全的成年人抓一个小鬼,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可让他们始料未及的是,一起踢球的其他孩子,没有一个是吃素的。
在帮伊萨逃脱了警察的控制后,这帮孩子居然又集体追出去了好几百米远。 克里斯的面目越凶残,孩子们的反击就越厉害。 三人被愤怒的非裔少年团团围攻,毫无招架之力。
情急之下,格瓦达用橡皮子弹枪射中了试图趁乱逃跑的伊萨,后者随即晕倒在地。
孩子们顷刻间散去,两个搭档也目瞪口呆。 可还没等他们回过神来,新的麻烦接踵而至。 原来,三人暴力执法的一幕,恰好被另一个非裔小孩巴滋,拿无人机拍了下来。
这下,警察小分队内部理念的相左显露无遗。 斯蒂凡坚持救人要紧,克里斯却急于追回证据。 而闯了祸的格瓦达,则根本不知应该作何反应。 一边是陷入昏迷、奄奄一息的孩子,一边是会让他们身败名裂的把柄。 关于两者的轻重缓急,三人产生了无法调和的分歧。
与此同时,巴滋向话事的宗教领袖寻求庇护,伊萨的朋友们把实情告诉了本就心术不正的市长。 越来越多看似无关,却又与之微妙相关的人们被牵扯进来。 事态迅速滑向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更可怕的是,在马戏团的狮笼里,受伤的伊萨被迫“觉醒”。 盛大的复仇开始酝酿。
《悲惨世界》无疑是一部相当出色的处女作。 剧作成熟,调度流畅,视点转换不留痕迹。 无人机的设置独具匠心,引领观众俯瞰整条街区,将世间万象尽收眼底。
影片的前30分钟,以松散的笔触描绘巴黎93省混乱、嘈杂的日常图景。 从警察的视角出发叙事,通过其对无辜平民的恶意挑衅、对前科犯的颐指气使和与帮派头目的利益交换,刻画出了街区平和的表象之下摇摇欲坠、危如累卵的真实状态。
后半部分围绕核心冲突,集中发力。 伊萨被捕后,矛盾直线升级,危机持续扩大。 直到最后10分钟,多方势力重新纠结在硝烟弥漫、火光四溅的楼梯间。 曾经咄咄逼人的克里斯和市长,却一个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一个给人一拳打倒,抱头鼠窜。
而昔日抱着小狮崽展露笑颜的男孩也已经彻底变了模样—— 满脸伤疤,神情冷淡,宛如死神,不容忤逆。 无奈,最终是当初悉心照看醒来的伊萨、为伊萨痛骂吉普赛人的斯蒂凡举起手枪,瞄准了孩子的胸膛。
此刻,针锋相对的不单是子弹和火种。 更是成人与孩童、警察与平民、白人与黑人、地道的高卢人与非洲移民的后代,是两个,甚至更多的群体。 如果任由差异层层累加、误解越积越深,那么总有一天,世界会像这样,令所有平等的交流变得不再可能。 难以置信,故事竟设定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决赛后的巴黎。 那个夏天,法国队以非裔超过半数的首发阵容捧得大力神杯,达成了时隔20年的史上第二次。
影片的开头,拉吉·利便以一系列摇晃、多彩且振奋人心的镜头复刻了法国队夺冠后的巴黎。 其时,肤色不同、信仰不同、阶级不同却同样热爱足球运动、支持法国队、崇拜姆巴佩的人们共同走上街头,空前团结地庆祝法兰西的胜利。
彼时尚天真无邪的伊萨也身披三色旗,特地与伙伴们搭乘列车,从郊区奔赴市中心。 他们对着埃菲尔铁塔挥舞手中的旗帜,喜悦无以言表,激动难以言喻。
凯旋门前也挤满了欢呼雀跃的人群。 人群上空,亦有烟雾,有火点,有声嘶力竭的呐喊。 以上种种都和楼梯间的景象构成了某种程度的呼应。 两相对照,更觉讽刺。
狂欢总得结束,人潮终将散尽。 伊萨必须回到充斥着肮脏交易却始终缺乏公平正义的93省。 他掀起一场骚乱,披露了此地每天发生着的现实,不加任何粉饰。 很多人说,看到最后,拉吉·利的《悲惨世界》才终于有了点雨果长篇小说的意思。 要知道,19世纪中叶,雨果正是在这个街区写出了被后世奉为经典的《悲惨世界》。
可悲的是,同一片土地,150余年过去,仍旧满是对立和敌意。 时至今日,如何消弭仇恨已不只是巴黎人亟待解开的难题,更值得全人类深思。 在这个层面上,拉吉·利的《悲惨世界》着实配得上“年度最佳法影”的盛名。 即使不比雨果的著作影响深远,可以确定的是,它至少对我们所处的时代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和价值。
影片的末尾,伊萨举着熊熊燃烧的酒瓶,眼里没有一丝情绪的波动,俨然恶魔降世。 但谁都并非天生恶魔。 伊萨不是,市长不是,克里斯也不是。 摘下面具,卸下防备,他们与常人无异。 他们的血液里,也曾流淌过“善”的因子。
只是,暴力往往催生恨意,恨意常常使人迷失。 当伊萨的面庞溶于黑暗,缓缓浮现的三行字幕精妙地点了题——
我的朋友们,请记住这一点。 世界上没有坏庄稼,也没有坏人。 只有坏的庄稼人。
这段引自雨果原著的醒世箴言,与君共勉。
*本文作者:kiwi
看的时候想起多年前的那部《撞车》,当然那一部更讨喜,站在每个人物的角度去看事情,让观众得出“其实在社会里大家都挺难的。”这种比较舒服的结论(时间太久,印象里差不多是这样)。
在《La Haine》里更多的是展示出cité里年轻人的状态,有种暴力无望的反抗。
但时至今日,《悲惨世界》里的年轻人已经不仅仅是对社会对警察的反抗,而且是对他们小社会本身里“阶级”的反抗。这里我没有看到借口:街区的糟糕环境,被社会所抛弃;警察的糟糕工作环境和微薄的薪水等等,这些都不是借口,我不会因为影片里对这些内容有所展现就得出:因为……所以……的结论。导演只是真实的展示出了这些内容,但这些内容甚至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无序和混乱,在这种混乱里,个体“善意”的力量过于微小。年轻人无法再忍受现在的局面,他们要反抗所有的权威,无论这种权威是来自于“外部”/“敌对方”,还是来自“内部”/“我方”(他们(包括我们)甚至都不知道真正的“敌人”是谁),但是他们反抗的唯一手段,也只有暴力。可以想象,就算他们拆解了现有的权威,也无非是自己变成新的“权威”,然后换汤不换药的改朝换代。
暴力反抗是真实有力的,但是是否“有效”就另说,影片里也提到2005年的暴力事件,结果就是毫无改变,而且秋后算账让社区的生活更糟糕。反抗可能可以让我们争取到一些即时利益,但无非就是以更激烈的手段从“上面”多乞到一些食,对于改变底层阶级的命运没有实质性的帮助。我们玩的还是“人家”的游戏。
只有革命才能改变已经固化的社会。而革命是需要一个全新的意识形态的支持的。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胜利,除了外部的天时地利,“人和”也是非常重要的。不管现在是怎么样,在当时,他们是完全跳出“换个人当皇帝”这一框架,代表了“人民翻身做主人,没有压迫也没有剥削”这一全新的理念,而这个理念,就是当时人民的希望。“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这一句话现在变成了讽刺,但是在当时是真实的(当然我完全不是说计划经济更好的意思)。
只要生活有希望,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有奔头”,社会就会相对稳定。当人民看不到希望,尤其是不仅仅针对自己,包括自己后代的时候,社会矛盾阶级矛盾自然会激化。希望我们的国家不会掉入这个泥淖——或者掉进去了能及时把脚抽出来。
《悲惨世界》打败呼声甚高的《燃烧女子的肖像》,代表法国角逐奥斯卡最佳国际电影,这件事本身就是对本片质量的一种肯定。本片由导演拉吉利根据同名短片扩展而成,除了入围奥斯卡,还获得了72届戛纳电影节获得评审团奖等多个奖项。
片名很容易让人想起雨果的名著——《悲惨世界》,但是本片并不是这个著名故事的简单现代版本,只是故事的发生地即法国巴黎北郊圣德尼省正是当年雨果写作的地方,当然本片和名著中都有暴力的元素也是二者之间的一种联系。
电影开篇的巴黎人民狂欢是因为法国队世界杯夺冠。2018年法国队在决赛4比2战胜克罗地亚队,时隔20年重夺大力神杯。
其实《悲惨世界》的故事并不复杂,新调任的警察斯蒂芬加入了当地的“反犯罪特别小队”,同组的还有两位经验丰富的警察,三人为了找回吉普赛帮被偷的小狮子,在追捕嫌疑人的时候,不小心用信号枪将其打伤,而这一切均被无人机录了下来。这使得当地人和警察本来就剑拔弩张的关系更加紧张,最后电影在警察被围攻中戛然而止。
这种老油条带新人的戏码,其实很像丹泽尔华盛顿的《训练日》,不过《训练日》更多的是表现警队内部的腐化,而本片则是在探讨警方和当地民众之间愈演愈烈的不信任关系的缘由。
影片前半部分叙事还算舒缓,给人一种菜鸟警察大开眼界加巴黎浮生一日游的即视感,但是影片后半段急转直下,紧张氛围层层加码,直至最后的总爆发。
男主人公斯蒂芬作为一个新人,实际上就代表观众进入这个陌生又犯罪多发的地区。我们一直随着斯蒂芬的视角,逐渐了解这个地区的现状。这里是巴黎北郊一个黑人和吉普赛人聚居的地区,明显犯罪多发,而且从片中镜头可以看出来,多数的孩子和青年只是漫无目的的嬉戏打闹,来自大人的管教几乎没有。
这里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当地的几方势力。
一是“市长”的半黑社会组织,他们提供秩序并收取保护费。二是绿教的宗教势力,他们吸纳年轻人入教,并且反对毒品等犯罪。三是自顾自经营马戏团的吉普赛人。当然最后也是最强大的一股势力是——警察。
当然底层的青少年游离于以上4个势力之外,这也为后面的剧情埋下伏笔。
镜头语言上本片大量使用跟拍的近似白描的写实手法,作为旁观者记录这一切。另一个镜头特点是无人机的运用,无人机不但是引起这个故事的引子,而且无人机的出现还表现了该地区时刻处于监控之下的事实。影片最后在极其闭塞的环境下,摄影机的调度也十分出色,不但表现了现场了混乱,各方人马纷纷登场,手拿燃烧瓶的伊萨向前冲的画面极具冲击力。
其实早在2004年就有一部叫做《暴力街区》的法国电影,反应治安奇差,政府几乎不在管理的街区的故事,电影中法国ZF甚至想要用炸弹将其夷为平地。
整部电影还是要从2005年的巴黎骚乱说起,因为导演拉吉利当时拍了纪录片《克利希-蒙费尔梅伊的365天》,从而受到启发,《悲惨世界》中的很多角色都是导演在拍纪录片过程中遇到过的。
2005年10月27日,巴黎北郊克利希苏布瓦镇两名非洲裔穆斯林少年为躲避警察追捕,慌不择路,跑入一所变电站,触电丧生。引发该镇数百名青少年走上街头抗议,并与警方发生冲突,随后引发骚乱。28日到31日,骚乱持续扩大,多辆汽车被焚毁,多名警察受伤。
10月31日,时任内政部长的萨科齐发表强硬讲话,进一步刺激骚乱的扩大。后于11月8日法国总统宣布全国近入紧急状态,并在多地实施宵禁。
此次骚乱是法国几十年来最为严重的骚乱,而且是长时间种族等矛盾的总爆发,这就要从法国的历史说起。
历史上法国曾经取得包括北非在内的广大非洲殖民地。后来上世纪六十七十年代,法国生育率持续下降,国内劳动力匮乏问题突出,为了解决之一矛盾,法国开放了大量的北非移民来到本土。
这项政策最有视觉冲击力的结果,就是现在法国国家足球队的照片。(看下图)
当然移民增多的结果远不止这些,由于多数来自北非的移民说阿拉伯语,信仰伊斯兰教,与法兰西主体民族差别甚大,造成无法融入法国主流社会。
很多聚居区没有良好的教育和警察系统,失业率居高不下,2019年全法国年轻人失业率高达20%,这还是全国数据,如果只计算非洲裔人口的青年失业率还要更高,这么多年轻人没有没有工作,可想而知各种犯罪必然层出不穷。
无论是真是的骚乱还是电影中的暴力,其实他们的发生都是在警方和当地青年人一轮又一轮的冲突升级中造就的,当你把对方当作罪犯对待,你得到的也只能是罪犯。
片中的很多黑人男孩期初并没有什么过激举动,但是当找狮子的行动逐渐升级,越是重拳高压出击,得到的反抗也越激烈,直至最后难以收场。
这几乎是一个恶性循环,警方和当地人之间越是互不信任,警方就会越加大力度打击,但是只要有一次执法不当,愤怒就会被瞬间点燃,之后的骚乱也会接踵而至。
而且最后青少年们的暴力行为是向所有秩序开战的。诚然他们不满警察的所作所为,但是对于和警察谈判的黑社会代表——“市长”,也是同样的憎恨,因此将其打倒。当然最后只能是秩序荡然无存,只剩下一片狼藉。而且秩序可以轻易打碎,但是却很难短期建立起来。
也许巴黎现在的局面并没有一个简单的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法,但是显然老的方法已经不再奏效。应该要采取新的措施了。
在影片开头的2018年,所有的法国人在世界杯的游行中可以团结一致,在同一面旗帜下欢呼雀跃,所以希望还是有的,即使这是全片唯一的团结时刻。
文|十二辰子
于2019年戛纳电影节期间
首发公众号:深焦Deepfocus(原标题:请把偷来的金棕榈还给我!)
1989年,斯派克·李以《为所应为》入围第42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并在30年后的今天确立了其作为黑人电影,种族问题电影的经典地位。2019年,法国黑人导演拉德·利的新片《悲惨世界》无疑又一次在戛纳电影节为这类电影抢占了一个耀眼的位置。
《悲惨世界》作为导演的长片处女作,改编自其2016年获得凯撒奖提名的同名短片。故事讲述从瑟堡新来的Stéphane与两位富有经验的警察在街区调停帮派之间的纷争,却因为在调停过程中一次意外被无人机记录下来的警方暴力行为而引发更加剧烈的冲突。在有机会制作这部长片处女作之前,拉·德利已经是一位极具经验影像制作者,他多部半纪录半虚构的影片已经引起了评论界关注。
电影《悲惨世界》的故事发生在导演从小长大的巴黎郊区93省圣德尼,这里也是巴黎各种种族混杂,最臭名昭著,治安最差的区域;然而,另一方面,这里有建筑史上标志性的圣德尼大教堂,有在电影研究和精神分析领域都极富盛名的巴黎第八大学,也是在这里,维克多·雨果写下了著名的《悲惨世界》。
移民的身份认同
《悲惨世界》所表达的不是种族融合这种过于空洞和理想化的概念,拉德·利也不像是斯派克·李对自己族群展开了批判,而是再一次利用自己擅长的纪录-虚构手法描述了绝大多数法国人甚至欧洲人都无可避免的移民问题(这在其之前的网络作品《go fast connexion》就已经熟悉的手法。)很多人刚到巴黎都会惊讶于街上的有色人种之多进而认为巴黎不再是巴黎。但是真的要对这部电影的种族话题进行讨论,首先就要尝试区别移民心理与社会心理。
在电影开场的第一幕,所有的法国人都涌上街头庆祝世界杯中“蓝衣军团”的胜利。此刻足球让有色人种短暂的聚在了一起,或者只是简单地找到了一个共同话题。但即使是在庆典时刻,不同社群之间几乎是没有联系的,只有来自相同种族的人汇聚在一起。很难想象由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聚集在一起的社群是如何维持运转的。西方对社会运动进行研究的主流观点来源于文化认同。这个强烈有别于民族国家的概念,是现代性层面的文化构建。当然,认同本身就是主观性的,是自我意识的定位。但这种认同真的被传统的欧洲白人所认可吗,或者说移民对自己的身份怀疑就已经暗示了认同的失败。
所以电影巧妙的越过了黑人白人对立这种已经烂俗又不可调节的矛盾,转而讨论社群之间的冲突。之所以用社群而不是种群是因为片中的群像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划分(这点与《为所应为》中对族群的讨论其实是相悖的。)——反犯罪警察三人组、高中生、 黑社会、小孩、穆斯林兄弟……这种划分使得人与人之间认同与归类的边界被取消了,但同时让矛盾变得更加复杂而难以解决。
也许正是因为电影前半程的相安无事才凸显了潜在矛盾在最后的整体爆发。燃点早已匍匐,只是在等待燃爆它的那根引线。而矛盾激化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身份认同在某些特殊时刻被特殊事件强调了出来。
缺乏反思的真实
2015年描述巴黎郊区少数族裔间种族械斗的社会题材电影《流浪的迪潘》拿到了金棕榈,但随后影片就引发《电影手册》杂志猛烈攻击。他们甚至以“空洞法国电影”为主题,发表专刊批评以《流浪的迪潘》为代表的虚假政治社会电影,这类电影假借社会问题来博取电影节政治性关注,但实则只是高高在上的中产阶级对社会底层陈词滥调想象。只是一种对于电影节入围和奖项,投机主义的政治姿态。
这类电影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欠缺真实。因为导演欧迪亚自身包括许多巴黎白人是没有在巴黎郊区生活过的经历的。他所构建的故事全来自于自己的阶级想象。与之而言,第三世界的,移民的故事只是吸引人的外来的——好似电影《同义词》中听男主讲故事的法国bourgeois。 拉德利用自己的回忆和经历反驳欧迪亚,巴黎的郊区不是只有他们老白男想象中的毒品与暴力。
影片为了突出三位警察的立场不同,而特意让其拥有过于脸谱化的形象。首先便是将短片中射伤男孩的警察从新来的Pento改成了黑人警察,这样Pento就变成了呆板的好人。Chris所代表的是有种族歧视的白人至上主义者,Gwada是与说着异国医院的黑人的调停者。影片由三位警察矛盾的爆发作为事件的转折,但这种失衡的让中间显得非常呆板,这场三人回家冷静思考的过渡戏也因为拗而拗而丧失了说服力。
同时,为了保留短改长的基本框架,电影必然保留了短片核心的无人机部分。但问题在于由无人机承担的窥视功能被一群小孩的在场打破了。既然所有人都是目击者, 又何必担心无人机画面的纪实功能被泄露。只能说这个改动促成了无人机男孩成为了事件开端与结局的完整目击者,而两次都是通过其他介质观看这一事件。
一旦接受拉德利的强设定,那么这将是一部很容易进入的影片。并且因为纪录片而特有的说服力很容易将观众带入。纪录片出身的拉德利擅长对环境和突发情况进行捕捉,影片在前半部分用大量的篇幅描写了街区的日常,不同社群间的互动被丰盈起来。但这部电影问题就在于略显刻意的强设定,尤其是从短片改为长片后,为了对元概念进行保留而不得不做出的妥协。
《悲惨世界》的核心是“赎罪”,然而有色裔社群何罪之有呢?片名为“悲惨世界”,但唯一与雨果产生联系是因其就是在这个街区诞生了这部小说。显然,导演的采访与对于雨果原文的引用都证明了其对于族群反思的无兴趣。虽然拥有《为所应为》中暴力冲突的张力和驾驭斗争调度的掌控力,但却因过于描述性的安排而丧失了批判层面的延展。又或许这种对于反思的剥夺也正是对于暴力为何在此频频发生的回答之一。
4.5 各方面都颇见水准的处女作。并没有人出生就是恐怖分子,走到极端的自私和恶意,才会催生暴力之花。令人遗憾的是,从雨果的年代至今,世界还是那个悲惨世界,报复只能以报复回答,暴力的结果只会是更多的暴力。和前一场的《钱》形成完美的主题延续。(《黑色党徒》的结尾也让人有如此唏嘘)
4.5 上次看100分钟的电影感觉只过了半小时的还是《地心引力》,视听和表演都太猛了,可谓惊心动魄。我们虽然身处2019年,但仍要面对着1862年,甚至存在得更早的问题。它们每一桩都是难解的,又都是简单的——“没有坏草,也没有坏人,只有坏的庄稼人”。导演用并不复杂的手法构建出极有概括力的事件,背后是深入的黑人社群观察和政治议题的落地化。即便部分桥段的转折用力地有点“过”,但创作者的位置与视角是绝对妥帖的。
很难想象这只是处女作,现在只有法国敢拍真正揭露现实的种族题材的电影了吧。所有演员表演得浑然天成,真怀疑是不是导演直接去街上找的。不过,住政府廉租房的小孩居然有无人机到底是怎么回事,就算巴黎中产阶级的孩子也很难有吧。
拉吉·利的剧本里有典型的设计痕迹,三个警察主角以经典的本我自我超我模型为蓝本,代表了法律面对“平行社会”的三种处理方法。人物设定和剧情走向里这些范式大多时候是钳制而非规范了富有动力和震撼人心的场面戏,同时也没真正树立起来立体和令人关心的人物,这对于这部颇具警世作用的作品而言是个大缺憾。影片真正的冲突发生在成人与青少年之间。被卷入成人世界纷繁矛盾中的青少年在尾声前没有发言权,显然他们对于任何一个成人势力、任何一种规范或协商式的解决方式都感到失望。直到惊悚的“第二个结尾”时,联合起来的年轻力量才如此富有摧毁性,法国的未来正如最后一镜一样危险而不确定。如此来看,导演最后引用的雨果名言是针对所有成年人的:我们该如何浇灌这些祖国的花朵?
一部重新让你思考人类社会阶级,权力,合法性的电影。狮子象征权力,人皆纵欲,权力欲是一头需要被控制的恶兽,Issa偷走幼狮,象征的是底层阶级分割统治阶级的权力;Issa在马戏团跟雄狮对峙,同样象征着他得到了权力。
延续短片风格,成片很有力量,街头戏份真实刺激,最后的楼道大战调度惊人。抛出的问题尖锐直指法国乃至欧洲各国现状,无解命题背后是对社会制度的深思。虽然有设计感,但作为导演的长片处女作真的很惊艳。维克多雨果小说[悲惨世界]里的因果报应也在电影里对照上演。
4.5 反复出现的无人机视点,是物理层面的视点,又有引导、暗示整体叙事视点的作用。在呈现双方激烈对峙的过程中,拍摄者即便在高潮段落也竭尽全力做到类似无人机视点下的客观性、多元性,仇恨与善意其实共存。没有比定格于无解的对峙更合适的收尾。年度十佳。
一场暴乱的诞生 不管是剧作还是调度都成熟得不像处女作 / SIFF第13场
结尾字幕恶心到我了,还嫌法国不够完蛋呐?导演非洲裔法兰西人?哦哦那没事了
看完大概能明白,为什么这位从没拍过长片的导演初出手就能杀进戛纳主竞赛。整个电影的观感从“渐入佳境”到“触目惊心”,开头就是一场以凯旋门为背景的庆祝大游行,然后三个便衣警察,漫无目的的街头巡逻,抱团的有色人种,不断触发和升级的暴力冲突,互相以暴制暴的恶性循环……除了真枪以外什么武器都上了,楼内警察跟一群黑人孩子的群殴戏震撼,而这一团乱麻只是因为两个顽皮小男孩而起。结尾在一高一低的对峙时刻戛然而止,留出开放空间。虽然总往雨果和悲惨世界上扣题略显刻意,但影片整体的纪实感、街头感、不着痕迹的调度与表演、对当下现实的反思对于新导演而言都较为出色。法国拍出这样的电影,选进了主竞赛,有的国家却……
《为所应为》应有电影史地位这部应该有;《流浪迪潘》偷走金棕榈,可以考虑分给这部。
这个片子基本反映了二元世界中不可调和的对立和分化,其实和只有立场没有是非的现状很相似。双方都耗尽了耐心不愿再费唇舌,却又不肯卸下傲慢与偏见,这样误解就会一步步加深,事情就会变得越来越麻烦。造成的结果,恶警的今天就是善警的明天,小伊莎就是未来的萨拉赫或狮子王。另一方面,双方都觉得自己很委屈,但在不可调和的现状下又无路可退,就像那个戛然而止的结尾,一个精彩的隐喻:少年不肯扔掉燃烧瓶,警察也不愿放下手枪,于是竟然达成了一种骑虎难下的“和解”,尴尬又不失讽刺。
睁眼看看这个分裂的世界吧,不可调和的矛盾在群体之间一触即发。人物事件双驱动,纪实感是它的外观,也是力量所在。关注快速变焦的时刻——导演希望我们看到什么?马戏团的场景意指特别明显,弱者与更弱者都是笼中困兽。结尾仿佛是《开战》和《何以为家》的叠加,在三方悲剧性的对峙中,生而为人的根基在熊熊燃烧,最后的良知摇摇欲坠,但开放性又带来一线生机。问题被交还给观众:面对复杂的现实,常识失效了吗?他们的愤怒,具有建设性吗?我们的艺术,应该朝向何方?
#72nd Cannes# 评审团奖。比同名短片好太多了,篇幅足够把短片里没有时间说清楚的街区/族群政治讲明白了。这个意义上其实比[训练日]还是要高级和复杂一些。必须参照的还有导演拉德·利2006年的纪录短片《克利希-蒙费尔梅伊的365天》(2005年法国骚乱作为关键情节的背景信息)。开头节奏太慢,结尾先是煽情说教,再者是Issa黑化和复仇得有点战斗力太强,又要硬凑那个结尾。不过这片比《黑色党徒》在社会介入和愤怒表达上还是好很多。
笼中狮因为皮鞭的驯养忘了自己是野兽,执法者因为手握的枪支以为自己是神明。明明都在同一个街区长大,披上制服的警察和肤色不同的市长已经分了阶层。砸碎街边女孩的手机,以为也能砸碎高空无人机的内存卡。能把马戏团的狮子偷走,也能上演一场反抗极权的复仇。没有邪恶的植物和人,只有邪恶的培育者。
“如果愤怒是唯一表达的途径呢?最糟是没人会在意” 事态走向的万劫不复感拍出来了,但缺乏情绪和核心情感,本以为是另一部《狩猎》。狮子笼戏份最有力度…“会叫的狗不咬人” 愤怒无用。
过于工整过于计算,应该是个硬伤,让这部调度出色、叙述扎实的杰出处女作,可以被当作一部时势电影(无法长久)。不知怎的就想起齐德·多尔里的《羞辱》,都是用相同的构架(每个人物都有一个立场),来展现复杂的社会矛盾。社会像个火腿,它只用虚构切一个情绪的横截面,就够身处这个悲惨世界的我们连连叫好了。但智者需要深谋远虑,需要对火腿进行超越情绪的另一种切法。
世界上没有坏种也没有恶人,只有坏的播种人庄稼地。这早已不是雨果的巴黎,海报上的人群也不是抗议,而是在庆祝拥有多半数有色人种的法国国家队夺得世界杯。当年轻的姆巴佩驰骋在绿茵场成为英雄,比他还要小的黑孩子跑在街头白警察仍然追不上他们。应该在非洲大草原自然生长的小狮子不堪呆在鸡窝,被关在马戏团笼子里的大狮子也仅是像会叫的狗一样不咬人。离得那么近为什么会开枪,仇恨的累积无限的报复只会植入到每一个亲历见证者年幼的心里以改变未来不可收拾,高级的暴力那就是革命。生猛成熟的处女作,与同样非常喜欢同获戛纳评审团奖的《巴克劳》都出现了无人机,用俯瞰的视角展现记录着那些不可告人足以抹去的杀戮。#金马56#年度十佳。
是执法还是犯法?当白人警察手握警权的时候,他们大概忘记了原来自己也是要守法的。更何况,他们面对的是这些外来移民,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让他们忘了这些外来者也应当有基本的人权
高贵的雄狮在笼中呆坐,关不住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沉默的眼睛在天空游荡,看不尽痛苦无助的芸芸众生。如果发泄怒火才能换来倾听,那凯旋门前的欢呼是否能驱散仇恨。如果好勇斗狠才能换来尊重,那马戏团里的哭声终究会扼杀笑容。在这看似宁静实则汹涌的悲惨世界,谁来给孩子们的天空画上一道彩虹。首先想起东木《完美的世界》,随后是保罗哈吉斯《撞车》,虽然本片的创作理念上主要突出的是社会意识形态差异所导致的冲突,但最终指向确实落在少年一代,面对那些气势汹汹的大人脸上的暴戾,他们眼中的凶狠,他们传递的恃强凌弱,他们遵循的目无法纪,统统尽收眼底,最后转化为少年手中熊熊燃烧的怒火,狠狠的砸向悲惨世界。相比东木刻画出的温情守望者,这里只有雨果笔下的邪恶庄稼汉。节奏的铺陈与社会视角的描摹精准且老练,完全不像处女作,看好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