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南旧事

《城南旧事》是台湾著名作家林海音1960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讲述的是上个世纪20年代小女孩英子随父母从台湾来到北京，在南城胡同度过一段童年时光的经历。小说通过小姑娘林英子的视角讲述了三个故事：疯子秀贞思女心切，却不料在找到妞儿后惨死于铁轨之下：哥哥为了弟弟的前途铤而走险做了小偷，结果非但没能帮上弟弟，自己最终也免不了被捕的厄运；宋妈为了儿女的生计来到林家作奶妈，却由于丈夫的无能落得个女散子亡的悲惨结局……小说在揭示了三个大人悲惨命运同时，也渲染了他们身上所透出的中国人固有的善良品质、隐忍的性格和吃苦耐劳的精神。

小说《城南旧事》在台湾发表后，立即在社会上，尤其是在大陆去台同胞中掀起了一股强烈的思乡浪潮。而上个世纪80年代初，随着大陆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也开始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台湾作家的文学作品，《城南旧事》便是其中的一部。北京电影制片厂老编剧伊明读了这部在当时还不能公开发表的作品后，觉得是个“拍电影的料”，便立即着手将其改编成了电影文学剧本。当时主管电影的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看了伊明写的本子后很是欣赏，当即指示北影厂将这部作品搬上银幕。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北影厂拍电影的事一直未能有个着落。陈荒煤这下坐不住了，北影厂不拍，他又将剧本推荐给上海电影制片厂。上影厂领导经过研究，决定由导演吴贻弓来执导这部影片，因为吴贻弓的导演风格与这部作品比较吻合。

吴贻弓看了伊明写的本子后，感到统战意识太强，猜想改编者一定是出于当时政治环境考虑才这么做的。他于是向厂领导提出希望能看看《城南旧事》的原作。果然，当吴贻弓读了厂长帮他弄来的小说原著复印本后，觉得原小说较剧本更为打动人心。小说笔调虽然是淡淡的，但其中流露出对故乡那种难舍的情结却是浓浓的。他对厂领导说：“伊明搞的剧本统战意识太浓了，这么好的小说，只要老老实实拍出来就行了。而且故事本身就是爱国主义的，根本用不着加什么，我再写一个导演台本吧。”

在征得厂领导同意后，吴贻弓花了半个月时间写出了一个新的剧本。如同小说的散文式的独特叙述风格一样，吴贻弓在写作导演本时也没有刻意去寻求小说外的东西，他只是凭着自己的感觉和理解把它演绎出来。他说：“小说中北京的冬阳、骆驼队的铃铛、《我们看海去》的课文以及井边的小伴侣、胡同里的疯女人、藏在草丛里的小偷、骑着毛驴回老家的宋妈和长眠地下的父亲等等，这种来自海峡彼岸的感情很朴素地打动了我。我用‘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十个字作为影片的总基调，那里面有一种抽象又具体的‘乡愁’。”吴贻弓撰写的《城南旧事》导演分镜头剧本无形中使这部影片成为新中国散文式电影的“开山之作”，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伊明看了吴贻弓写的本子后说：“小吴，你胆子蛮大的嘛，里面怎么一点政治都没有?”吴贻弓说：“这个本子本身就是最大的政治，我们只要拍出来，统战部肯定欢迎。”
以假乱真的“老北京”与“捡来”的“小英子”

导演分镜头剧本完成后，吴贻弓便带着一班人马投入了电影拍摄的前期准备工作。《城南旧事》是反映老北京的故事的，因而关于老北京风貌氛围的营造便显得尤为重要。为了找到林海音笔下的“老北京”，吴贻弓手里攥着一张北京地图，带着一班人马整日穿梭于北京的胡同小巷中，从城南走到城北，从城东走到城西。然而一圈走下来，却没有找到一处中意的地方。虽说有几处尚保留着老北京的风貌，只可惜那黑黑的柏油马路、高高的电线杆将老北京那种独有的历史静谧感给破坏了。带着无奈与失望，吴贻弓不得不回到上海“另起炉灶”。没多久，上海郊区一个空旷的机场上便出现了一个被人称为“老北京”的风景点。虽说是老北京，但由于是刚刚搭建的，难免给人以“老的不够”之感。但吴贻弓似乎并不着急，外景搭好后，好长时间也不见他开机起拍。其实，吴贻弓是在耐心地等这个“北京”慢慢变老。果然，两个月过后，当屋檐上的草籽变成了几撮随风摇曳的野草，当落寞院子里的假树桩经风吹雨打后有了旧的模样时，林海音笔下的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北京便生灵活现地呈现在人们眼前，以致很多观众看了电影后还以为这部影片是在北京拍摄的。

一部影片的成功与否与演员的选择是密切相关的。林英子是贯穿故事中零零碎碎人物和事件的核心人物，这个人物的表演如何直接关系到影片的成败。说来影片中小英子的扮演者沈洁还是吴贻弓从其他导演那儿“捡来的”。

在拍摄《城南旧事》前，吴贻弓曾于1979年拍过一部儿童片《我们的小花猫》，对儿童演员的选拔有着较为丰富的经验。在选拔儿童演员时，吴贻弓非常注意眼神的考察。他说儿童和大人们有着截然不同的探询世界的方式，这种方式从他们的眼神就可以观察的到。他要找的小英子就是眼神要特别的纯，而且充满了对成人世界的好奇。当时上影的宋崇为拍一部儿童片《闪光的彩球》也在进行小演员的选拔，吴贻弓便带着助手一起前去“碰运气”。一眼扫下来，吴贻弓就看中了两个小孩子，一个名叫沈洁，另一个名叫袁佳奕。令吴贻弓感到既意外又高兴的是这两个孩子都没有被宋崇“点中”。最后，经过一番考察，吴贻弓选择了沈洁。对于沈洁入选原因，吴贻弓后来回忆称：“沈洁她没有那种非常强烈的表现欲望，有些忧郁。但是我感觉她在心里面探索，她琢磨在这里面谁最大，谁说话最有用，谁是导演。她那种求知的问号式的眼光与我设想的小英子的需求非常吻合。”

吴贻弓选中了沈洁来扮演小英子，小沈洁自然也是兴奋不已，一连几天都没睡好觉，决心要把这个角色演好。她在导演的分镜头剧本上把所有属于自己的355个镜头都打上了记号(这也意味着小英子在影片中出现了355次)，对小英子的每一个镜头都细细琢磨、推敲。然而令小沈洁没有想到的是，尽管事前作了充分准备，开始时却怎么也找不到感觉。吴贻弓见状对她说：“你不用去硬演，你自己就是小英子。”果然，经吴贻弓这么一点拨，小沈洁很快就进入了角色。正如她后来所说：“在真正表演的时候，我并没有感觉自己是在演戏，而是全身心地投入了角色里。那时候我真的把宋妈当作了老妈子。让她给我干这个干那个。”事实上，如果没有她在影片中那自然的一颦一笑，没有她随时流露出真实感情的眼神，影片《城南旧事》中那淡淡哀愁、沉沉相思的情感线索就会显得支离破碎。
看过影片的人对片中郑振瑶扮演的宋妈印象一定也很深刻。其实，吴贻弓选郑振瑶来扮演宋妈这个角色在当初也是颇有争议的。郑振瑶以前在电影中扮演的大多是公主、贵妇或者知识分子，从来没有演过像宋妈这类北方农村出来的佣人，她能担当起这个角色吗?当时许多人都面露疑色。就连郑振瑶自己对演好宋妈也没有信心。她对吴贻弓说：“你要做好准备，这部电影有90％的可能砸在我手里。”然而，吴贻弓却对她很有信心，鼓励她说：“我相信你一定能演好这个角色。”事实证明，大家的担心是多余的。在片中，郑振瑶对宋妈这个角色无论是造型还是内心世界把握得都非常到位。多年后，郑振瑶在回忆当时情形时说：“演宋妈是从外部造型改造开始的。化妆师先拿剃刀把我的脸给开了，也就是剃掉鬓角和额头上的一些头发，把我原先很秀气的脸型变成北方农村妇女的方型脸，然后描粗眉毛、将头发扎成那种撅起来的髻。化好妆之后，我一看镜子就把脸给捂住了：‘真难看!’服装师给我准备了肥肥大大的衣服，连做给我的布鞋都是那种前头尖、后头放开的形状……还有许多细节都是非常讲究的，是它们让我感觉到我就是宋妈。等试拍胶片出来之后，大家才都对我有了信心。当然，在演的过程中还是会碰到很多难题。譬如说最后那个骑毛驴的镜头太长了，而我本来根本不会骑，毛驴也不听话，如果镜头再长一点点，我真的就要摔下来了。”

一曲《送别》愁断肠影片上映获好评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看过城南旧事的人对片中的这首插曲一定是记忆犹新。歌词与旋律中那种“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与影片的主题融为一体，给人以独特的艺术享受。许多人只知道这首歌是林海音在《城南旧事》小说中引用的著名音乐教育家李叔同创作的《骊歌》(又称《送别》)，其实这首歌的曲子并非李叔同所作，而是出自美国人John Pond Ordway之手，歌曲原名为《Dreaming Of Home And Mother》。这首歌传到日本后，日本音乐人犬童球溪对其重新填词，并取名《旅愁》。李叔同先生在留学日本期间听了这首歌，很是喜欢，填了新词，并将歌名由《旅愁》改为《骊歌》(又称《送别》)。由于由李叔同填词的这首歌很符合《城南旧事》主题情调，林海音便在小说中引用了它。吴贻弓对这首歌也是情有独钟，他特地找到音乐作曲家吕其明说：“《送别》这首歌我在学校时就学过，林海音肯定也唱过这首歌，所以在小说里她也写了这首歌。小说《城南旧事》的基调是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影片的音乐也要有这种基调，我打算就用这首歌作为整部电影的音乐。但如何在片中用好这首歌，这就看您的了。”吕其明欣然接受了吴贻弓交给他的这一任务。

电影《城南旧事》很多地方没有台词，这也给音乐留下了非常大的创作空间。然而，如何将这首歌与影片主题巧妙地融为一体，其难度并不亚于创作一首新的电影歌曲。好在吕其明在影片歌曲创作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他为《送别》所配的旋律，尤其是“小和弦”的应用，通过不同场景和心态下的复奏和变奏把片中的那种伤感情绪烘托到了极致。伴随着影片中小英子心境的变化，歌曲《送别》都会有些许不同的味道，而片尾那段近五分钟没有对白只有音乐的画面堪称电影音乐中的经典之作。正如我们在影片中所看到、听到和感受到的那样：在《送别》的背景音乐声中，小英子坐在大车上离开了旧家。一颠一簸中，故居、故人、旧日时光都一步一步的远去了。那颗纯洁无暇的童心，终于在有生以来第一次体会了“告别”的况味。城南的旧事渐渐淡去，淡不去的是对旧时京华的回味，对往日悲欢的留恋……。

影片《城南旧事》拍摄于1982年，在当时政治教化仍被视为电影基本功能的情形下，《城南旧事》独树一帜，它以清新隽永、淡雅质朴的风格，以一种深沉的思念、爱与同情打动了亿万观众，并荣获1983年第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最佳女配角和最佳音乐奖。

电影《城南旧事》上映后不久，林海音的儿子夏祖焯先生来到大陆，由于拍摄这部电影在当时无法征得原作者的同意，作者及其家属对此是否会有什么意见呢?吴贻弓和上影厂领导对此心中都没有底。他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将此事告诉了应邀前来参观的夏祖焯。不曾想，当获知母亲的小说被搬上银幕后，夏祖焯先生非常激动，当即代表母亲象征性地拿了一美元稿酬(当时原作者稿费有800多元)，并风趣地说：“我代表我母亲拿过版税了。”夏祖焯此举使在场的人深受感动。吴贻弓后来感慨地说：“我们没有经过他同意就把她的小说拍成了电影，他们一点都不计较，这本身不就是一种爱国行为吗?”

临别时，上影厂特地委托夏祖焯将《城南旧事》的录像带转给林海音，这也是《城南旧事》在台湾的第一个录像带。由于电影对原小说内容没有加进任何政治的因素，这部影片很快在台湾上映了，并受到了观众的好评。

1991年林海音到大陆访问时，特地来到上影厂与《城南旧事》主创人员会面，这也是这部影片拍摄完成近十年后小说作者和影片创作者的首次见面。当林海音听了吴贻弓对影片创作过程的介绍后，感慨地说：“您幸亏没加进任何政治的因素，否则台湾决不会放这部电影!”他还感谢吴贻弓让自己在内地出了名，并对沈洁在片中的表演赞不绝口。

电影《城南旧事》不仅在大陆和台湾获得轰动效应，同时也在国际上获得好评，1983年，影片《城南旧事》在第二届马尼拉国际电影节上荣获最佳影片奖，这也是中国电影第一次获得国际性电影节的综合性大奖，同时打破了电影节上影片最多放映3场的惯例。在同年举办的南斯拉夫第14届贝尔格莱德国际儿童电影节上，《城南旧事》获最佳影片思想奖。1988年，在厄瓜多尔第10届基多城国际电影节上，《城南旧事》又荣获二等奖——赤道奖。

社会背景下的亲情与分离

                     ——浅析《城南旧事》

影片《城南旧事》是一部流露着亲情与分离的电影，影片并没有让人心魂驰荡的梦幻色彩,但是以一种趣味横生的猎奇性，一种平实而又能抓住人心的镜头，向人们讲述着一段城南旧事。一个神志不清的女人，一个弄得满城风雨的小偷，一个跟随多年的佣人。导演巧妙地用三个不同的人物把影片分成了三个部分。

《城南旧事》用一个小女孩为线索，用它的眼光去看待当时的社会。她是在无法分辨人世间善于恶的情况下对人性的审视。用敏感的心，真诚的眼神为人与人之间搭建了一座心灵的桥梁。影片每一部分既能独立成篇又相互影响和关照，社会背景下人们的遭遇贯穿了整个影片，深深牵动着人们的内心，故事背后不仅流露着亲情，而更多流露着观众对社会的思考。

影片讲述着一段发生在老北京成立的故事，小女孩英子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与神志不清的女人建立了深深的友情，牵引出了女人神志不清的原因和她丈夫的死因还有他的孩子妞。搬家后遇小偷，无意间在别人认为鬼屋的院子里认识了他，再次牵引出了各家被盗的原因，和他偷盗的原因，他并不是好偷而是为了生存，为了弟弟的学费，家中佣人对英子和他弟弟如亲人般的照顾，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佣人儿子的死和女儿送人而生死未卜。雪上加霜的是英子父亲的死，为观众呈现出了一段亲人离别与亲情流露的故事。

社会黑暗带给人们更多的是痛苦，导演巧妙的利用小女孩为线索与生活在社会黑暗中的人做了鲜明的对比。在黑暗中与英子对话的那两场戏中，虽然黑暗中看不清人物，但是在双方的对话中知道,妞经常被父亲打，而且打的是浑身是伤。雨天的夜里受尽家里痛苦的折磨后跑到了英子家，导演正是用英子的家庭生活与妞的痛苦遭遇做对比，来展现社会的黑暗与不公，呈现出了让人们反思的韵味。加上弄得满城风雨的小偷再次呈现出了对当时社会的黑暗，他并不是为了头而去偷，在英子与他在鬼屋第二次对话的那场戏中，让观众明白了他不是好偷而偷，是为了生存，为了他弟弟的学业而去偷，是这个社会让他走上了不归路。

亲人是人生活的精神支柱，亲人的离别带给人的不仅是悲伤，更多的是心灵上的折磨。导演利用亲人的分离，来解释人性真实的一面。在神志不清的女人秀娟给英子讲他孩子故事还有见到自己亲生骨肉后带孩子找父亲的那两场戏中，秀娟对孩子的思念是导致神志不清原因，指着画上的小孩对英子说是自己的孩子，对英子的疼爱体现了一种失去孩子后的母爱，对英子的嘱托：“见到俺家小贵子别忘了领他回来”，导演用这一句简单而又朴实的话语，体现出了亲人在一个人心中的地位，是她继续生活下去的精神支柱。在家里佣人喂弟弟吃药，病房与爸爸的对话，佣人让英子代替写信，家里佣人孩子死后她两口子在院子对话，还有影片结尾在爸爸墓前与佣人分别的五场戏中，弟弟对佣人的依靠，表现出了亲人之间的难舍难分之情。孩子死后说“不回去了，回去也没什么意思孩子都死了还会去干什么。”充分体现出了亲人是她生活的精神支柱，一个月一个月往家寄钱，让英子写信时，那心疼自己孩子的话语，深深牵引住了观众的心，让观众也能体会到她的那种母爱。在爸爸墓前几个学生的悼念然观众明白了，他的爸爸是个革命人士，为了使这个社会得到光明而一病倒就没在起来。导演利用墓前与佣人分别的镜头来衬托人的心中的那份真情，此处导演用得恰到好处，升华了影片的故事情节使观众引起共鸣。

影片中视听语言的运用，是影片更具活力，提升了影片的档次。小偷被抓走后导演以声音先入的手法把镜头拉到了教师，用镜头语言表达出了英子的伤感的心情。影片中主题曲《离别》的运用，烘托了整个影片的氛围和人物内你情感的真情流露。每次悲伤后，主旋律音乐的响起使观众感同身受，让观众在音乐的背景下体会到故事主人公内心的情感从而吊起了观众的味口。影片结尾两个长镜头的运用加上主旋律音乐充分烘托出了主人公当时的分离情感，点到了影片亲情背后的离别这一主题，并且控制了影片的节奏，导演在此下了大功夫。影片第一部分，四个打水人镜头的运用，在影片中起到的转场作用，为影片的第一部分划分了结构，使第一部分更加条理清晰。街上游街的学生与神志不清女人屋里杂乱的书籍相对照，导演利用这些客观东西来表现故事主人公的家庭背景。

进入{城南旧事}我们看到的是社会的黑暗，亲人之间的真情和分别后的那份惋惜的情感，平实的镜头语言，让观众深深感受到了人物的内心活动。动人的故事情节打动着每个观众的心，影片不仅给观众留下了美好的回忆，还留下了对社会的反思。

《城南旧事》杂感三题

[纪念电影百年·怀念老电影]

范达明


一 美在童心

谢晋从马尼拉电影节归来，谈到《城南旧事》夺得金鹰大奖的成功秘诀时用了一个“美”字。这需要阐释和发挥。在我看来，《城南旧事》之“美”的具体内涵，就在于“童心”。影片以主人公、八岁女学生小英子的主观视角来观察和感受外部世界的人和事，使一个女孩子的童心得以充分显现与表露，竟至于使这部描写旧北京城的旧人旧事的怀旧电影，反而是以旧出新，透射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的光泽。

影片导演吴贻弓说：“导演是第二度创造，影片的成功首先应当归功于作者（原作作者和改编者），原著在台湾受轰动，改编也保存了原著的风格，虽然没有曲折的情节，但写得有意境——淡雅、含蓄、质朴。”（吴贻弓、钱国民《〈城南旧事〉风格漫谈》，见《电影故事》1983年第2期第8页）电影《城南旧事》正是如实地传达了小说原著者、台湾女作家林海音女士在她原著小说中对自己童年往事与旧人深切的眷恋之情。原著作品的诞生不是偶然的。它是大陆与台湾分离30多年造成的，集中地表现了童年在大陆而如今一直定居台湾这跨越了30多年漫长时世、整整一代人的深厚的乡恋与离愁。类似的感情在很多台湾的校园歌曲中也有反映，如我们熟知的那首《外婆的澎湖湾》，其中唱道：

“……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遍遍怀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因此，可以说，《城南旧事》也是这种校园风格作品的典型表现。这并不奇怪。因为人们童年时代的主要生活也就是校园生活。无怪乎《城南旧事》的导演在影片的“下篇”光从一个角度以不同季节来拍摄的校园放学镜头就重复了四次！《城南旧事》不能被视为一部一般的乡恋的离愁的怀旧作品，更在于它还把这重重感情与还童（回眸童年，回归童心）的校园风格结合在一块；它的最深厚的艺术魅力正是深藏在这种还童的校园风格之中；它是一部由我们大陆人拍摄的台湾校园风格的电影，（正如它的原著是由我们台湾人写作的大陆京都风情的小说一样）。如果说，林海音女士主张的“纯文学”主要是指在文学作品中表达作家对自己纯真的童年时代的纯真无邪的感情，那么，应当说，这种“纯文学”无论从创作实践到理论主张都还不能说没有几分道理。纯，就纯在还具有一颗“童心”，一颗真的善的美的“童心”！

关于“童心”，或者说“童心论”，过去一直被人判为非资产阶级莫属的东西。但是，我们知道，成熟的马克思在1857—1858年写的一份经济学手稿中，在评价希腊神话“不朽的魅力”的由来时，就是从“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即从“童心论”这一点为根据的：

“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他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吗？”“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不朽的魅力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62页）

这正是马克思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童心论”或“童心魅力论”。《城南旧事》之“美”的内涵，它艺术的魅力的根源，正在于此。


二 英子童心的情结

在《城南旧事》主人公英子心目中，那些牵住她幼小、天真而至诚心灵的旧人中，有秀贞与小桂子母女、偷儿及其兄弟，还有宋妈那一家人。如果说秀贞作为半疯痴的女人，由于她如此特殊的生理身份并与英子为邻居从而引起她的好奇而开始接近，宋妈则因为是家中保姆与她朝夕相处而感情犹如生母一般，因此，这两个人物与英子建立起感情的联络并不奇怪；那么，英子在荒园中与邂逅的偷儿这个素昧平生的野汉子，何以亦能产生感情呢？

导演吴贻弓在处理这对人物关系时，似乎也是在力图给以科学而顺理成章的说明。例如在一次请有家长参加的毕业授奖校会时，导演始终是让英子作为一个主观视角的旁观者，在留意着那个偷儿的弟弟——从上台领奖到走向礼堂门边的偷儿那儿向哥哥汇报，甚至在散会后来到街头，仍不放过这种注意力。英子似乎是为偷儿对自己弟弟的那种至诚的爱所感动着……然而，这已经是英子交识了偷儿后来的事了。不知为什么，在英子对偷儿的这种无名的感情中，我在一闪念中记起了同样是女作家的张洁在她用一种类似的感情写的一个叫大雁的捡麦穗的小女孩的故事，这个小女孩对一个挑担子卖灶糖的老汉生发有一种童心的朦胧的爱意（见张洁《捡麦穗》，收入《爱，是不能忘记的》，小说散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第166—171页）。我深信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的这两位有魅力的女作家所写的这种感情故事，都是有着充分的生活依据的。而这种感情的理论依据，目前只能假托弗洛伊德研究童心心理的那一著名的“情结”说。这一“情结”说就是：男童天性具有潜意识的“恋母情结”，即“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r）；女童天性具有潜意识的“恋父情结”，即“厄勒克特拉情结”（Electre compler）。对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派及其现代心理学说，这里难以表述；而读李泽厚的《美学的对象与范围》（《美学》第2期，上海文艺出版社）一文，见该文最后倒有“深层心理学恰恰是颠倒过来的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一语，作者对此说法虽未细加诠释，却是有创见的。


三 童心，在吴贻弓作品中的地位

虽然，在今天来谈吴贻弓作品题材的一贯倾向或是艺术表现的独特风格，还为时过早——由于十年浩劫造成的岁月蹉跎，吴贻弓这位早在1956年就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并作为新中国为数有限的第一批科班出身的专业电影人才，至今（到《城南旧事》止）所独立导演的电影依然只有三部，甚至苛刻地说只有两部半。但是从这三部或两部半的电影作品中，我们却怎么也难以否认这样一个特征，即在他的影片中，表现童心，揭示童心的纯洁坦白的诗意美，确实占有一种最重要的地位。

吴贻弓在他作为鲁韧的副手于1978年拍完《于无声处》以后，就在上影厂领导的鼓励下跃跃欲试，于1979年与张郁强合作导演了第一部故事片《我们的小花猫》。由于片长只有4本，所以从发行放映的角度上说只算半部，然而这却是“一部喜人的儿童片”，写了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小康康与一个年近花甲的老教授之间“从无到有、从敌视到友爱的”“哀婉动人的关系史”，而两人的这种忘年之交又是建立在各自所钟爱的一种小动物——“小花猫”及其天食的“鱼”的复杂关系之上的。影片的基本结构虽然是以老教授对往事的回忆来展开的，但实质上又是从小康康这个儿童的主观眼光去抒发人物情感的，戏剧冲突的跌宕推进也是借助于小康康童心的“误会”上的（参见拙作《一部喜人的儿童片》，载《大众电影》1981年第2期）。影片把这个关于“四人帮”时期老知识分子惨遭迫害的悲剧性故事所构成的对坏人的揭露统统推到后景，而把对小花猫这只好猫的误会展现在前景，其所基于的情节与人物心理逻辑，正是影片小主人公小康康的“童心”。这也正是影片被认为具有电影诗式的风格的可喜特色。

到1980年底，吴贻弓在吴永刚总导演下执导的《巴山夜雨》，虽然写的是受“四人帮”蒙蔽的一名红卫兵解差与其同船所有船员、乘客及其押解的“囚犯”的冲突，然而，很显然，影片中有一个角色——“囚犯”诗人秋石所生却已难以相识的七岁的小女儿小娟子，由于她在满船地寻找着父亲，她在影片众多的配角中又起着一种贯串全片情节与人物关系的枢纽作用；影片中有不少镜头也正是通过小娟子那双“圆圆的，大大的，闪着一种严厉、冷漠而机警的光”的眼睛（王安忆语）去观察与感受其周围的人与事物的。而伴随她的还有一首影片的主题歌，这是她从妈妈那儿学得并一路唱着、好让听到的爸爸来认她的歌“我是一颗蒲公英的种子”。小娟子这一儿童角色，还有小娟子童声独唱的主题歌，正是影片《巴山夜雨》尽管并非一部儿童片，却仍具有一种童心的诗意美的最好例证。

至于到1982年完成的《城南旧事》，已如前述，这里可以再补充的是，1983年春，原著者林海音女士在台湾《中国时报》著文说，《城南旧事》“是用儿童口吻，写出一个儿童在小学六年成长期间所看见的成人世界的故事”，“我是以愚騃童心的眼光写些记忆深刻的人物和故事”（转引自新华社讯《林海音著文谈〈城南旧事〉》，《光明日报》1983年2月24日第4版）。而影片在吴贻弓的执导下，完全再现了原著小说的基本精神——全片处处闪现着小英子童心的诗意美的光彩！
        
眼下，听说吴贻弓这把曾是吴永刚手下“左右开弓”的两大弓之一，在一箭射下了马尼拉的“金鹰”之后，正准备开拍叶楠编剧的一部新片《姐姐》。我相信，在这部1983年的最新作品中，表现美的童心仍然会在他的影片中有所体现吧。

1983年3月30日写于Y.C. 2005年7月31日录入电脑于杭州梅苑阁
 [“美在童心” 一节原载《摇篮》文学季刊1983年第2期第64页]

[相关链接]
影片信息：
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 宽银幕彩色故事片（10本，1982年）1983年公映
获1983年2月第2届菲律宾马尼拉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金鹰奖
获1983年第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最佳女配角奖

原著：林海音
改编：伊 明
导演：吴贻弓
摄影：曹威业
作曲：吕其明

主演：英子（沈洁）、宋妈（郑振瑶）、秀贞（张闽）、小偷（张丰毅）、英子父（严翔）、妞儿（袁佳奕）、英子母（洪融）、冯大明（徐才根）


影片插曲《送别》歌词（李叔同作，1915年）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海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问君此去几时来，来时莫徘徊。
天之涯，海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难得是欢聚，惟有离别多。

   英子是童真正气的，于是有了她小大人似的对宋妈说着“人家丢了东西你还热闹”；
   英子是纯真真诚的，于是那位“哥哥小偷”把这位素昧平生的小姑娘当好朋友当小妹妹拉家常；
    英子是生动而性灵的，于是她会自己跑去医院看爸爸，也能够体会宋妈对小栓子的思念，也愿意在小栓子来的时候把自己的板凳借她，亦会在得知小栓子爸爸非人的所作所为后对他吐出一句：我恨你；
……

    时隔多年，再看到这些似曾相识的点滴——不过高中看的是书这次是电影。电影的穿透力对我而言更强一些，也许是我道行还不够，书里很多东西没来得及好好品味呢。

    而电影里英子真的十分童真可爱，那个小偷还是张丰毅初入行不久饰演的吧。

    那一小段让我尤其感动，自己没有足够的能力，又要维持一家生活，尤其有一个很乖的小学刚毕业的弟弟，身不由己当起了小偷，碰上了捡球的英子，“你分得清天和海吗？我分不清天和海，也分不清好人和坏人”……

    风声正紧却愿意对一个小女孩到处自己处境，也许是由于心中苦水无处倾倒吧，也许是英子的纯真让人不忍用谎言糊弄，也许……总之他们就这样几次见面，有点老朋友悠悠的恬静。
    高小毕业那天，英子几次碰见那位哥哥和弟弟，无论是装出来的还是真的，那天的哥哥很快乐，看到英子妈妈在旁边掏出钱袋买东西而画面切过的另一边哥哥在给弟弟套小玩意，我突然很感动，也许自己给不小亲爱的人最好的东西，但总会给他们自己力所能及之内的所有，这样的融融亲情便是人间至暖吧，我想。

    可最终小偷还是被抓了，因为英子给无意中给便衣警察的钟件，英子和那位“弟弟的哥哥”的最后一面就像是两个久远的朋友，一切尽在无言中。

   生活总是会有让人无奈的地方。

    宋妈的眼泪
    长期在外帮工，对自己孩子的思念可想而知，夜半哄英子的弟弟睡觉时口口念着“要弟弟不要我家小栓子”……这一切都在宋妈没看见小栓子而后又得知栓子死了，丫头给了人，宋妈的眼泪一下喷涌而出。
    英子对栓子他爹说：恨死你！

     英子是个很聪明很爱问为什么的小女生，灵动精致。可有时候她也会对一些一属于大人的情感与事故有点敏感，也不知这样对一个孩子来说是好还是不好。
    英子和小栓子有截然不同的家庭，最终宋妈还是骑在骆驼背上回到乡下，不知道他们找到丫头了没，或者，很快就能再生出另一对小栓子和小丫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