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

以一个“能够知道过去未来的灵魂”来讲述事件的来龙去脉，揭露真相，角度是新了，但因为不合理而反而显得失真，让人出戏。假如用秘书的遗孀来讲述显然更适合。然后这个片子还跳出来用一个后人女孩来讲述，来了段“讲述中的讲述”，实在是多此一举。

以“真人演绎”还原历史真相，比之只有相关的文字、图片等资料的记录整理好看很多。《玄奘大师》等都是这样做的。

当年历史书没有提及重光葵因为亲华而被日本鹰派找汉奸常玉清执行刺杀。两股杀手针对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的不同目标，这个设定很有意思，最近的国产片《最长一枪》很明显就参考借用了这个案例。

庐山暗杀老蒋，因为胡乱丢弃的火腿失败，如果成功了，中国的历史将会怎样？

前一天晚上三点半看完巴西对阵瑞士，只睡了几个小时，凭残存的意志爬去的影院。脑子还没缓过来，看什么都觉得是在看世界杯……用我自创的球场思路看了这部电影，感觉打开了一个新世界。

对民国历史一点不通，但是不论是黑帮、日本还是国民党，政治场上怎么乱，无非就是势力对决，并且有输有赢。对于这场刺杀案来说，比赛打了平局——斧头帮踢出了“刺宋”这个乌龙球，黄道会被亮红牌，宋子文重光葵传球成功，日本队换人失败，而小将唐腴胪，获得一次“伤停补时”。

不明白伤停补时的可以补一下

笕昌也有部电影就叫《人生伤停补时》，讲主角在人生最后时刻，得到司命裁判官给出的“伤停补时”资格，利用临终前几小时时间改变命运的故事。《刺杀宋子文》也类似于这种叙事，“明知会死也要拼一拼”，只不过它是一部纪录片，没那么多夸张的编剧，还比较遵循史实。

片子可以说就是一场历史的“伤停补时赛”，唐腴胪不断的返回命案当天，各种势力的摄入让他一次次燃起希望，最后还是不敌命运之手。看完之后心情有点down，倒不是因为主角死了，而是想到像我们这种人如果放在民国，不是黑帮大佬、不是政坛大亨，比起宋家公子宋子文，我们就是名不见经传的平民唐腴胪，生没做人杰，死也不算鬼雄，但是凭良心港，如果不是他，抗日战争可能要多打57天了。

好的片子讲来讲去其实都是讲人生，《刺杀宋子文》讲民国刺杀案可能只是一个幌子，在我看来，这部电影其实是一场普通人的“人生补时赛”，最后彩蛋出现，还是有点唏嘘的。

它是一部纪录片，它又是一部故事片，这是电影《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首先给人的强烈印象。

乍一看，这是一个上百度就能查明来龙去脉的旧案：1931年7月23日，以孙中山的长子孙科为首的“反蒋派”，委托“斧头帮”帮主、人称“民国第一杀手”的王亚樵，在上海火车站北站刺杀蒋介石的大舅子、民国财政部长宋子文。案发后，大人物毫发无伤，无名小卒做了枪下冤魂。

但继续往下看，就会惊讶地发现，世人皆知的“刺宋案”底下，居然还隐藏着另一个诡谲莫测的凶案——刺公使案：日本特务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行刺日本驻华公使，并嫁祸“斧头帮”，以挑起事端，借机发动侵华战争。发生于上海地界的一起局部事件，竟差点引爆两国战争，这就是“案中案”所蕴含的巨大能量。

那么，如此富于戏剧性的故事，是真的吗？

接近真实，却无法抵达真实

真实，其实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历史真实、逻辑真实、事实真实、艺术真实，哪个才是真正的真实？

拍摄历史纪录片，无非有以下三种“必杀技”。第一技，档案资料，包括文字、照片、影像。影像当然是最好的，但即便是影像资料，也不能保证一定就是完全真实的。

第二技，口述历史，包括当事人采访、亲历者采访、见证者采访、专家采访。但是口述历史就一定很准确吗？不一定。对于年龄较大的亲历者而言，有些可能因为记忆遗忘，有些则可能因为选择性遗忘，比如出于某种政治原因或出于对自己有利，口述内容往往与真实存在着距离。

在国外，口述历史更多被用于研究者进行研究。口述者为什么这样讲？为什么说到某个细节时会尴尬？尴尬就是一个表情，虽然在语言上没有表达，但摄像机却能够及时捕捉到，观众也能从中体会到某种意蕴。

第三技，对当时场景的还原，也就是所谓的遗址拍摄。比如四十年前我在这幢楼里上学，现在我来拍这栋楼，这是真实的吗？显然它已经不是四十年前的楼了。因此我认为，采取任何手段试图去恢复历史，都是有缺陷的。我们只能尽最大的努力去接近真实，而永远无法抵达真实。

为了尽可能接近真实，《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不惜采用第四技：找人扮演。不仅如此，还有第五技、第六技，不仅找活人扮演，甚至还有蜡像、亡魂等，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通过这些手段，影片不仅再现了已知，还挖掘了未知：案件背后的复杂性、历史的诡谲，以及灵魂与肉体、生命与死亡、常态与无常之间的微妙关系。而这，正是影片最有意思的地方，它让不同学识、不同阅历的人，体会到不同的含义，是比史实真实更难得的真实，比真实呈现更具难度的呈现。

不仅“主观”，还要大大方方“主观”

体现创作者的主观性，是《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给人的另一个强烈印象。

任何类型的纪录片，哪怕没有解说词，它仍然是具有主观性的，原因就在于筛选和排列重组。选择拍这个或者拍那个，选择拍这一段或者拍那一段，取决于导演的主观意愿。一个故事，无数细节，通过不同的排列组合，表达出对世界的不同认知，这同样取决于导演的主观意愿。

在《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这部影片里，导演韩晶显然对所有能搜集到的细节，进行了精心的排列和重组，就连影片结尾的彩蛋，也无一遗漏地被纳入到重组的序列中。影片大胆地以一位亲历者的第一人称口吻来叙述，甚至导演本人也作为与往事对话的“角色符号”，进入到现实与历史的不同维度，展开饱含“主观意识”的历史叙事，从容，坦荡，又不乏理性与克制。

这样筛选和重组的好处是，使影片具备了环环相扣的悬念和步步惊心的情节，吸引人往下看。同时，影片对事件细枝末节的雕刻，成熟而富有感染力的运镜，既透露出纪录片追求史实真相的执拗，又展现了故事片对声画美学的超凡掌控能力。

细想之下还会发现，影片不仅再现了事件真相，更指出了事件导致历史进程发生改变的种种可能性。虽然大的历史走向无可更改，但如果1931年日本特务机关的阴谋得逞，那么战争则可能提前爆发。而主张对华协调路线、反对武力征服中国的重光葵，用现在的话来说属于当时的日本“鸽派”，一旦他在北站被刺身亡，则当时日本“鹰派”就会更加疯狂，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很可能就会发生变化。

这，恐怕是观众在观影过程中会自动添加的“主观”吧？

18年冬天，在广州的电影院看到了这部电影。

今天在微博上突然看到这部电影今天就要上映的消息，瞬间发觉时间过得真快。

再次看到这部电影，突然间就想说几句关于这部电影。

记得去年看完片子，当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部片子的导演真是个勇敢的人。

勇敢不是说她大胆的创作手法，而是作为一个稍微了解影视行业的人，所发出的一声感慨。

做影视往往需要你做太多的妥协，有关市场，有关资本等等，这些都是。

能在一众爆米花电影中，坚持做这么一部影片，整个团队背后的压力可想而知。

影片时长87分钟，不长不短。片子讲述的是民国四大家族之一的宋家掌权人——宋子文，在1931年7月23日所遭遇的刺杀。这起刺杀案在当时很是轰动。一是因为被刺对象位高权重，身系国家大事；二是整起刺杀的离奇结局，让两个家族决裂。而事后，凶手迟迟未能抓捕归案，又为这起事件加了点神秘色彩以及谈资。

这段历史在民国事件中并不起眼，单单把它拎上大屏幕，其本身十足的戏剧性，也足够满足广大吃瓜群众的好奇心了。

这是一起复杂的刺杀，复杂的不是刺杀手段，复杂的是所有看起来不似巧合的巧合。两起刺杀时间地点的巧合，提前下车的巧合，衣着相同的巧合，车门锁死的巧合，最后只能归结于命运的巧合，这就是一场大戏。

影片有四分之三的时间在交代事件发生的背景，台面上复杂的政治角逐，暗地里腥风血雨的江湖争斗，人命渺小无力。一颗子弹就随意结束一生的时代，混乱又热血，激情却脆弱。

刺杀就在这样一个时代理所当然地发生了。西装革履的精英官员，热血的江湖草莽，甘为走狗的白脸汉奸，暗地窥视的侵略者，一个接一个出场。在付出几条人命的代价后，一切终于落幕。随后历史便张开大口，囫囵吞下整个故事。

电影再次将它翻出来，直到片子四分之三处才揭露真相。在一众巧合的铺垫下，倒地的人是谁，似乎顺理成章。连片中的多次返场，也只是徒劳的挣扎，结局早已注定。而在这起刺宋中，判断谁对谁错，似乎并无立场，刺客与被刺者为了救国救民，如何评判？当然关于同时发生的另一起刺杀，不必多说，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对错。

这或许才是整个故事的精彩之处，这个故事不是阐述正义最终战胜邪恶，这个故事里只有死人和活人，以及那些死去的活着的他们的故事。

还有一点，关于死者的自剖，我内心一直存疑。面对死亡，真的有人可以如此豁达吗？但是，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正如片中所说：在那样一个惊涛骇浪的大时代里，我们只是沙尘，谁生谁死，不是谁能够左右的。

2019年5月24日

导演本人出境，弯腰曲背，把耳朵贴在铁道上“聆听”，这样的镜头，只能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不喜欢，表达方式上有刻意生硬之嫌，与内容也不统一。将其置于全片之中，不明所以，拖沓冗长。

振聋发聩，意思是用语言文字唤醒糊涂麻木的人。日本军部策划刺杀日本驻华大使，而后栽赃嫁祸于中国人，试图以此来激起日本国内民众的反华情绪，这里怎么能用“振聋发聩”这个词呢？基本功太差，啼笑皆非。

不说宋子文了，说说变态的日本法西斯。

日本法西斯和德国、意大利有所不同，并非通过法西斯政党控制国家机器，而是通过其变态的发育方式逐步渗透、改造国家，最终制造了军国日本。

大致可分为几个阶段。明治维新后，近代天皇制度初步创立，军权从政，即军权归属于政府（内阁）。但战争发生时往往由“讨伐总督”负责指挥，可谓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军事机关，可视为日本军政权分离的端倪。而后，直属于天皇的陆军参谋总部（日本陆军最高指挥中心）和海军军令部（日本海军最高指挥中心）先后从政府的陆军省、海军省中独立出来。这一阶段，日本军部取得军令权（独立统帅权），而政府只拥有军政权。据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军令权指直接动用和指挥军队的权力。而军政权指军事行政事务的管理权，包括军队行政管理、部队建设、教育训练、兵役、动员、武器装备和后勤等事务。君主立宪政体下，日本近代天皇制度“廷政分离”，天皇并不亲政，故而由陆军参谋总部、海军军令部等组成的日本军部，名义上直属天皇统辖，实际上自成中心，成为政府（内阁）、帝国议会之外的权力核心（根据性质和实际地位，枢密院不算在内）。

由于独立掌握了实际军权，在天皇的名义下，日本军部很快走上了法西斯主义道路，并将整个国家改造成为了军国日本，所谓“军部的法西斯化”和军部控制下“国家的法西斯化”。日本军部的法西斯化过程中存在不少有趣的现象，例如军部内各派系、形式不同的法西斯团体互相倾轧，以及日本陆军与海军的深刻矛盾等。国家的法西斯化以1936年广田弘毅内阁上台为标志，广田内阁几乎完全服从军部的意志，并以此确立施政方针，改组国家机构。

所谓日本法西斯的变态发育，以天皇神圣意志和武士道精神，代替集权领袖的个人权威；以军队的严密纪律、等级制度和其在国家政权中的核心地位，代替法西斯政党的组织作用。

拒绝泛化的概念，这是我近期在思考的一个问题。纪录片中，所谓日本军部刺杀“推行积极对华政策”的日本驻华大使重光葵，一来除掉军部推行对外扩张政策之路上的绊脚石，二来借此激起日本民间反华情绪、煽动舆论云云，我认为有失审慎。如果没记错的话，利用废帝溥仪建立伪满洲国的策略，就是这位“推行积极友好对华政策”的日本外交官得意之作吧？重光葵作为法西斯甲级战犯，其所作所为均是为日本法西斯谋取在华利益，他的外交政策再怎么涂脂抹粉，也掩盖不了美化侵略的事实。以其“鸽派”政策为由便要刺杀他，这应是个别狂热激进分子的行为，而不能将之表述为日本军部的意志。

按照豆瓣评分标准，我只能给出这部影片两颗星。一颗基于故事的角度，让历史染上人的温度，将事件穿插人的悲喜，这才是人文历史的角度。另一颗是给所有的创作人员，不论一部片子最终能获得多少人的认可，背后每个人付出的努力是不应该被抹灭遗忘的，这也是人文的温度。 但是不得不说剩下的三颗星实在不想满上。 虽然能够体谅主创人员，选择故事中的一个小人物来讲述历史事件的苦心，但是千不该万不该，不该选择这其中身亡的唐腴庐来叙述这个故事。虽然说其实我们应该去关注唐腴庐的人生，因为他个人的牺牲使得历史有了另一种走向。但我认为创作者的表达有种偏差。大家都认可我们回顾历史是为了创造更好的未来这个想法。这个未来对于在历史中逝去的人物来说，已经没有色彩了。活着的人才更能体会他们牺牲的意义。所以在这个事件中，除了他以外的每一个人都更适合比他去诉说他牺牲的意义。而他，主要负责悲剧。 创作者想用一个逝去的亲历者以小见大诉说历史的风云际会，但借一个逝者的眼睛回望过去叙述未来是不恰当的。这迫使这个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成了牺牲者的人成为了全知全能的叙述者，难道人死后就知晓一切了？这想法恐怕不发恰当吧。 最后对于全片想要传达的意图，我不认同。问答中有人提问为什么选择这一次刺杀进行创作时，韩导回答说因为这次事件的戏剧性极高。存在太多的为什么。为什么正好一起穿了白西装？为什么火车的门锁突然打不开？为什么重光葵会提前下车？为什么？为什么？事实有太多细节，我们追溯再多的文献，采访再多的相关人物也无法还原了。所以，这就是命运？ 不好意思，我不认同。我们记录历史，学习历史，关注历史这么多年，就是为了打破命运这样一种说法。我们去调查历史，研究历史，才会发现历史客观是多么的重要。其实从影片中也能看出来，有无数的细节促成了这个事件最后的走向。那么这个事件的历史结果，也是唐腴庐的个人最终的结果，是多方博弈的一个结果，而并不是所谓的命运。历史文献也好，亲历者采访也好，考古也好，所有的历史考据方式只能尽可能接近历史，而无法百分百还原历史。因为仅仅通过文字、物件我们是记录不了一个眼神，一个微笑，一个动作对于历史事件的影响的。 我们只能尽我们自己所知道的事实来感叹：啊，原来这就是是命运！但是以前人感叹命运，正是因为清楚有背后的许多原因是我们所不知道的。然而在今天这样的历史的认识下，再一次用“命运”二字来感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走向，是一个非常不适宜的。即使我们再同情唐腴庐的遭遇，也不能否认历史就是这样冰冷而又无情。 所以大家都会感到疑惑的是，这到底是一部纪录片还是一部电影？在问答的时候应老先生说纪录片也不能完全的说明真实说明客观，而韩导演的这种方式，是她选择的一种带有人性化的纪录片的方式。韩导演选择的这次刺杀，是因为这次刺杀带有的浓重的戏剧化。虽然生活中确实存在着非常多的戏剧化的巧合场面，但是我从来都不认为这是命运，背后一定有促成这个事件的客观因素，只是我们不清楚而已。因为历史从来不会记下那些影响到事件的蝴蝶的名字，我们哪怕搜集到的资料再多，也无法确定疑问背后真正的原因。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选择一个戏剧化的事件来讲述，想要讲述出这个事件的不可思议的地方，我认为用纪录片的方式来叙述是不合适的。然而想通过电影的方式来表现，又想借纪录片的方式减少艺术创作的色彩，我认为也是一种奢望。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艺术化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