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的电影

星期五言：此前对韩国导演洪常秀和他的电影一无所知，更别说他那些移情别恋史与花边新闻了。这样也好，至少在看片时能没有太多先入为主的意识干扰。加之近来不止一两个人推荐这部《小说家的电影》，于是便找来一看。

总的来说，以本人浅薄的电影素养和愚钝的思想感悟力实在看不出这部电影的过人之处。倒是对电影里人物那尴尬的对话、狭隘的视野以及封闭的朋友圈记忆犹新。

而在我看来，片子境界高低便取决于导演是要主动表现出这些尴尬、狭隘与封闭从而达到一种批判讽刺效果，还是完全无意识的反应。

（注：本文纯属作者个人观点阐述，只做借鉴参考，尊重异议）

文：太虚宫 编辑：Mr.Friday 图片：网络

一、 尴尬对话的根源

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感觉到了片中人物对话的生硬与尴尬。当然，你可以说小说家偶遇“导演夫妇”那场戏的尴尬是电影导演有意为之，毕竟角色双方之前有些矛盾。但其它部分就说不准了——比如开端小说家跟店员学手语，老板娘在一边尴尬地跟着比划；比如小花园里碰上女演员后几个人站在那里半天的互赞；再比如说小说家给俩人讲了半天连对方都没听懂要干什么的电影构思……

大家看出来这尴尬的根源了吗——这群作家、导演、诗人、演员凑在一起，基本上全在说“客套话”，打“龙门阵”，唯独就没聊电影、艺术、文学本身。换句话说，他们聊天没有主题，更别说还有什么实质性的矛盾张力与观点思考了。

（唯独那次在小花园，小说家对导演奉承女演员怀才不遇的一顿痛斥……可大家设身处地想想：几个人都不是太熟，多年没见，况且是在户外公共场合，难道导演说几句客套话有错吗，好家伙，小说家冷不丁劈头盖脸一顿骂，还当着人家老婆的面。

就这样，人家导演还是和和气气地回敬。

至于小说家你说她有个性吗，不然——导演夫妇走后，她不还是对着女演员一通“我很欣赏你”、“你是我所喜欢的演员”之类奉承客套话！）

而就数量而言，这绝对是一部“语言类”电影了——聊天对话占了电影的绝大部分时长。试想：90分钟内人物一直在互相说着“我欣赏你呀”、“我读过你所有作品呀”、“我是你的粉丝呀”之类客套话，角色能不尴尬吗！演员能不尴尬吗！观众能不尴尬吗！

你当然可以解读成：人家这个圈子就是这么说话的，人家都是素质很高的文化人！总不能都学那种欧美电影里小痞子的说话方式吧！

对此“星期五文艺”曾做了篇“语言类电影”的推荐文章，大家可找来其中的电影对照鉴赏——可以说那些电影基本上也是对话占主导，但对话内容主题观点与矛盾冲突很清晰（昆汀式对话例外），最多客套话也就起个转场过渡作用。

回头再来看此片——如果说电影有一条逻辑故事线，那自然是小说家到访小城后的经历了，说白就是她碰上的那一系列人串成的情节线。而正是这些人的身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暴露出了小说家的“视野”和圈子。

二、 小说家碰到的人决定了其视野

小说家的视野是个什么东西，以及它说明了什么问题？在此我们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就是：

电影中，主观视角下，小说家的世界里只有那些作家、诗人、导演、明星演员，最多再加上个书吧里的打工文艺青年。

反过来讲作家看不到其他人，比如说工人、农民、混混、盲流等人士，她只能看到自己圈子里这些人。

有人会质疑：你这是强词夺理。人家导演这是极简主义，象征手法。

极简和象征这两点我完全同意——删选人物本身就是一种极简做法，而导演在片中反复强调的人物身份（作家、艺术家、演员等等）也是象征的体现。但请大家注意：

美国导演贾木许的电影也是人物极简，但其所选取的人物身份绝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式的多元阶层；（贾木许电影同样以主观视角展示情节，以主角+经历的每个人为节奏与轴线。参考《低成本大导演典范:谈贾木许电影的极简主义与极不简单创意》）

中国作家鲁迅的几乎每篇小说都是象征性的人物选取（而非个体写实），但要知道这些笔下人物均是放在一个批判讽刺的位置上。

那么，这个《小说家的电影》导演用意何为呢？导演把小说家乃至他那个圈子放在一个肯定还是否定的位置上呢？

说实话，赞美、树立、标榜迹象犹在，但讽刺与批判，本人看不太出来。

又有人会质疑：你说小说家视野就局限在作家、诗人、导演、明星演员那些个人里。不对！片中还有个在窗外看眼的小女孩儿呢！她可能没有身份吧！

的确这个角色更为抽象，但导演意图不难看出——他借演员表情台词表达了出来——纯洁、可爱。

要知道，这个纯洁可爱可是跟女演员捆绑在一起的额！加上之前导演夫妇的反面色彩树立，综合看来，导演赞美这个群体圈子的可能性更大一点。

或者说：电影中小说家的狭隘视野是导演无意识暴露出来的可能性更大。

三、 人物的职业标签与话术之于现实

退一步来说，即便人物视野是片长和其它元素所限，导演无法在90分钟内把文学、电影乃至艺术本身说详说透，但人物自身的矛盾与虚伪性仍显露无疑，比如说片中那个学电影的男青年和女演员，前脚还在对小说家的电影构思表达出兴趣和认同，后脚却处处表现出了没明白小说家想要拍什么；小说家自己前脚说自己会有个基本的故事框架（声称那不是纪录片），可后脚却说自己还没想好故事是什么；女演员前脚说戒酒了，后脚就喝醉了……

这可跟现实中的那些“艺术家”、“文艺青年”太像了——他们对作品说不出哪好，没有什么观点，就是喜欢；在生活上总是把事情挂在嘴上，比如说我要戒烟戒酒，我要怎样怎样，以此增强仪式感；

就连话术都一模一样——“我是你的铁粉”、“我看过你所有作品”、“见到你太荣幸了”、“你的作品对我影响很大”……说来说去就是不说为什么喜欢，影响在哪，没有异议，没有理性与专业批判。

那么为什么都是这些客套话呢？最大的可能是：他们是一个圈子里的互益者。圈子里的互赞能强化他们的身份与存在感。

四、 互相点赞与朋友圈背后体现出来的封闭

但凡提到圈子，那就是一种封闭空间，这个封闭空间能起到扬长避短、互帮互利以及遮丑的功效。一旦开放式，比如说索伦蒂诺《绝美之城》里男主对行为艺术家创作动机的刨根问底；比如费里尼在《甜蜜的生活》里让男主去妓女贫民窟里过一夜；再比如安东尼奥尼在《夜》里让男主一夜沙龙聚会后坐在户外长椅上哭泣，那些作家、艺术家、中产精英的华丽文艺表象就会成为一种讽刺，成为导演视角下的批判与反思。

如此，这部《小说家的电影》从某种程度倒是演绎出了朋友圈的实质。

五、 日韩文艺片

纵观近些年来国际上拿大奖的那些日韩文艺片，我认为其中很多都多多少少流露出了一种小资、精英、文艺式的自命不凡（或者说无病呻吟）意识与狭隘视野，包括前些年获奖的《寄生虫》，包括今年的《驾驶我的车》（即便角色被贴上了“底层”、“工薪”、“屌丝”的标签，但他们的思维却是小资、精英、文艺式的）。

至于这些流露出来的感觉是导演有意还是无意的，是标榜还是自嘲，不得而知。

都说洪常秀一直在自己的电影里借其他角色之口赞美金敏喜，寻找这些小细节逐渐成了洪常秀电影观众的乐趣，每每出现诸如“您好美啊”的对话都会引起观众的莞尔一笑。

观看《小说家的电影》从一开始就成了观看洪常秀记录自己创作这部电影的过程。“我想拍的并不是纪录片”，因此本片并不是对他创作过程的记录，但却是他借这部电影回答了很多现实中的问题。正如小说家所说，这部电影里的情节是虚构的，但是现实中却真实发生了一些事情，比如洪导自己和他的女主角金敏喜。

这大概是本片的主旨吧

在公园的四人对话，也是洪在向大众替金敏喜发出宣言。由于金现在鲜有作品，多数观众觉得她很有才华应该多出来演戏，也有些观众会认为是她的个人缘故没有戏找她拍。对于对方的询问，电影里的金敏喜只是笑而不语，却引起了小说家的不满。她极力反驳了那个爹味儿十足所谓“浪费”的说法，认为“每个人都可以选择他想要的生活”，“我们应该尊重她”。这完全就是洪在为金敏喜作答。而更有趣的是，洪常秀还把自己和金敏喜的关系指代到了那对导演夫妇身上。一开始女方并没有明说两人关系只是说住在一起有些时间了，反而是男导演大方说两人已经结婚，加上恋爱的时间有三十年。这种长年相处的亲密关系其实已经超越婚姻，至于暗指了什么多数洪和金的影迷也能理解。

在酒桌上小说家说起了自己的电影，是一个毫无情节可言的故事，被诗人提醒说需要有引人入胜的情节时她却并不在意，而金敏喜插话说小说家说的真的在自己身上发生过。也正因为如此，在片尾观众看到电影片段也让人有理由相信，是金敏喜所说的真的在自己身上发生过的。也对应了小说家拍电影的初衷，不是纪录片但是并没有阻碍真实事件在这个情境里发生。

仍然在借其他角色之口夸金敏喜“作为演员她似乎心地非常纯洁”

当影像突然从过曝的黑白中来到高饱和度的彩色里，一切就变得清晰了。《小说家的电影》就是洪常秀为金敏喜拍摄的电影，黑白影像只是用来区隔他构建的情景，而透过这个黑白的情境便是现实中相互示爱的两个人。而我突然发现我原来一直脱离电影故事本身，直接在观看洪常秀镜头下的金敏喜。原来人戏不分的是我。

其实看到的不是观众而是导演啊

洪尚秀的电影以前从来没看过，果然比想象中文艺多了。

金敏喜就算是素颜出镜，照样扛得住镜头的大特写。

不是文艺青年的我，说不上有多喜欢这部电影。

不过，这部电影看着不闷也不累倒是很难得。

虽然没讲什么故事但是一直吸引人看到最后，甚至还有些意犹未尽也是难得。

说起来就是作家俊熙（李慧英 饰）在一天之内，见到了几个交情不浅的朋友。

和这几个人交谈之中，拼凑出了作家过往的一生。

这是简单又不潦草的一生。

也许，在见面之前她失去了生活的热情和勇气。

但是，见面之后她有了拍电影的冲动。

这是多么平凡又神奇的一天。

01.

作家突然来见老朋友，那是因为自己决定不再写作了。

书店的老板算是有过相似的经历，自然没有多余的劝说。

徐永华饰演的书店老板是作家关系不错的前同事，离开首尔之后就没再见过。

书店老板也再也不写小说了，作家大概是来找点安慰。

碰到书店的店员会说手语，作家认真的学了起来。

作家专门学了几句手语，一定是想说给重要的人或者是做想做的事情。

在这部电影里，作家就是在和人一起散步——

天色尚早，但很快就会暗下来，趁着白日漫漫，我们一起去散步吧。

春天还没来，天气已经变得暖和起来，路上散步的人也变多了。

没遇到人的时候，作家就是和自己在散步。

去一个新地方，导演想的是说不定哪天会出现在电影里；作家想的是说不定哪天会出现在小说里。

天文博物馆遇见认识的导演，互相恭维反倒令人不适。

原来导演一开始躲着不敢见，是因为之前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看的出来之前是不欢而散，导演才会一直用力着补。

导演说他以前自己太偏执，生活过得一团糟，才会在电影里拼命修补。

后来才慢慢明白，修补生活才会让自己的风格。

聊起他最新拍的电影，有人说变得更加清晰。这个评价真的很模糊。

但是，作家并没有听进去。

错过作家的小说没有拍成电影，是因为导演急着赚大钱出大名。

作家明显和导演不是一路人，所以总是在冲撞对方。

02.

见了作家，导演躲着不敢见，见了演员，导演第一个跑过去打招呼。

碰到隐退的演员，对方是作家的粉丝，自然而然就和导演站在了对立面。

导演走后，演员才彻底放下了戒备心，跟作家两个人话家常。

因为出了汗，让作家来闻她身上的味道，可见对作家真的不设防。

作家也丝毫不掩饰自己对演员的喜爱，直白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演员的侄子正在学电影，不如就这样拍摄一部短片。

就这样圆了作家的一个人生理想。

写小说的作家，总想拍一部自己喜欢的电影。

遇到合适的演员，才能写出优秀的故事。

两个人走在路上，看到有人在吃饭就跟着饿了。

看到这条路不错，就决定在这里拍电影。

人生没有那么多预设和计划，多的是偶然和巧合。

侄子迟到了，才会开车来。

他开了车，顺便送两位长辈去吃饭。

即使两个人相聊甚欢，也不一定必须要吃一样的食物。

演员吃的就是石锅拌饭，作家吃的是拉面。

在韩国，任何时候想起拉面都想来一碗。

但是，中途还偷吃了一口石锅拌饭。

毕竟，饭总是别人碗里的好吃。

成年人，都能独立思考做决定。

坐下来之后，作家开始聊自己不写作的原因。

搞艺术的创作者，见不得虚伪的东西。

不写作的原因不是因为失去了动力，而是觉得表达变成了一种炫耀，写作就成了负担。

离开了小说，作家产生了自我怀疑，才会不断否定别人对她的肯定。

03.

交谈之中，演员接了一个电话。

仔细听声音，很像是书店老板。

一个电话打来，两个人又回到书店。

没想到，这位诗人还是熟悉的老朋友。

诗人说话的时候一直说攻击方，作家一直在防守方。

诗人又在一遍又一遍地说作家是个有才华的人。

作家听多了，内心反而觉得是一种讽刺。

认识演员，作家又有了写作的冲动。

诗人也附和着说自己想到了一个故事，作家立马让他闭嘴。

做人不剧透，日后好相见。

这个故事就是为演员量身而写。

王家卫拍电影一向主张，故事情节都是从人物身上发展出来的。

故事不重要，人物才重要。这是一种“现象学推力”。

有人格魅力的人做什么都会吸引人。

交谈的过程中，另一位作家一直在旁听，几乎没有插嘴。

所以，她很快发现这两人关系比她想得亲密。

回到之前的那条小路，拍了电影。

电影里，老公并没有出现，一起来演的是书店老板。

手捧一束花，唱着结婚进行曲。

在电影短片中出现了几分钟的彩色镜头，花更好看了但是人没变。

只存在于电影短片里的美好，看得见抓不住。

因为作家设置了提醒，在电影结束前五分钟会回来等演员。

当然，也期待着她的评价。

但是作家没出现，要么是电影没播完要么是作家不想下来。

如果是没看完短片演员就冲出了播放厅，看起来神色凝重但是转头又恢复了平静。

这种反应应该不是对电影的喜爱有加，但是不一定是负面评价。

如果是作家没有按时回来，那看来是她不急于得到演员的评价。

作家上个天台，思想觉悟都上升了，任何评价都不重要了。

有道是只有不创作的人，才不会创作糟糕的作品。

作为导演的侄子，只是说了这个电影短片有点不寻常。

这似乎不是一个烂片该有的评价。

PS：看的时候忍不住想起了伍迪·艾伦的《纽约的一个下雨天》，这一天发生的事儿可真多。

年初，洪常秀导演带着他最新的“秀恩爱”之作——《小说家的电影》来到了柏林电影节，并一举拿下了评审团大奖。

这也是洪常秀在《逃走的女人》（获第70届“最佳导演”奖）和《引见》（获第71届“最佳剧本”奖）后，连续第三年斩获柏林主竞赛单元重要奖项。

作为一位高产的、具有作者性的导演，洪常秀从《猪堕井的那天》（1996）至今共拍了28部故事长片，且多数在讨论文艺男女与性及酒的关系。

借助极简的镜头语言、巧妙的叙事结构和蕴含哲思的对话，洪常秀在重复与差异中不厌其烦地展现日常的苦闷与欢喜。

喜欢他的人觉得，他呈现简单、松散的画面，却又能在其中把握生活的妙意；不喜欢他的人觉得，他呈现简单、松散的画面，只是偶尔有些小聪明而已。

文：张骏马

责编：骑桶飞翔 策划：抛开书本编辑部

未经许可，禁止转载 一、洪氏“尴尬”法则 《小说家的电影》在影片设置上，延续了洪常秀一贯的极简风格。

除却黑白以及背景过曝的画面，主线故事仅仅经过了书店-塔-公园-餐馆-书店-电影院这几处有限的场所转换。

出场人物也屈指可数——女主人公俊熙（李慧英 饰）、俊熙的后辈朋友（徐永嬅饰）、书店女店员、导演夫妇、女演员（金敏喜 饰）及其丈夫的侄子、小女孩、诗人以及影院工作人员等。

与此同时，导演对本片的文本结构设计较少。故事总体上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进行，但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因果逻辑不甚严谨，更多是通过一些巧合和偶遇串联起来。这种串联与其说是巧妙，不如说有些僵硬。

当然，洪常秀向来是不追求连贯的，在他看来，一个人永远无法描述所谓客观的一个现实，个体经验才是我们理解世界的出发点。

与之相呼应的是，“尴尬”情绪一直贯穿电影始终。

本片每一个场景都不约而同地发生了令人脚趾扣地的尴尬事件，这种尴尬大体来源于个体在不恰当的时间或地点和不恰当的人说了不恰当的话，即个人在社交行为中的失当。

以女主角俊熙为例，她和后辈朋友、导演以及诗人的尴尬首先来自于她们微妙的人物关系，一个是主动断绝联系的旧时好友；一个是为了利益而放弃改编自己作品的导演；一个是醉酒之后意外发生性关系的感性诗人。

其次，这种尴尬因为主角直率的人设而更显残酷。作为一个理性的成年人，俊熙大可以戴上社交面具，将自己的不满或不安情绪隐藏起来，但她选择了直接表达，选择直言不讳地说出“打电话给我很难吗”、“那你就应该拍出来”这样的话。

如此率直的性格叫人难以拒绝，却也会令人难堪。

再次，影片中的空间既简单又暧昧。无论是在公共空间谈论私人话题，还是在陌生环境中假装熟络，都使得人物身上产生一种疏离感。

前者如俊熙和女演员及其丈夫的侄子在公共卫生间前面的商议，后者如俊熙、女演员和诗人等五人在书店室内的相互吹捧。这些人彼此之间好似在真心交流，但事实上难以把握对方的准确意思。

洪常秀曾经在一次讲座中说：“我从小就不太合群，因为经常能感受到人的卑琐可鄙，比如党同伐异、盲目自大等，并因此无法与人亲近和交流。”

与此同时，作为韩国第一代留学海外的导演，洪常秀在美国求学期间深受西方文化尤其是欧洲文化的影响，自由或束缚、开放或内敛、直率或伪装……可以说，电影中的这种尴尬反映了一种文化上的批判性和矛盾性。

二、小说家的电影VS电影人的情诗

除却文本结构和情绪互动之间的设计，影片主题的侧重点更多地从男女关系转移到了艺术创作上面，且具有元电影和媒介反思的属性。

俊熙是一位全国闻名的小说家，但是此时，她正遭遇严重的创作困境。当她和女演员在餐馆共进午餐时，她坦诚自己已丧失写作的动力：“以前写作是很有趣的，但现在我能明显感受到自己在夸大其词”。

作为一名不重叙事的写作者，敏锐的感知力曾是俊熙引以为傲的资本。通过对生活细节的记叙和描写，她能让读者感受到文字和小说的魅力。可是如今，她感觉自己是在把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夸大成很有意义的事情，从而加重了身上的负担和压力。 于此，影片中的几位人物都为俊熙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女演员的方式是“暂停”，诗人的方式依靠“酒精”，书店店员和电影导演所指出的关键词则分别是“手语”/“形象”和“修补生活”。

在塔中，导演主动向俊熙分享起自己的创作感悟：拍电影不是逃避生活的方式，要先提高自己对生活的满意度，才能更好地支持自己的创作。从展览馆出来后，经过导演的介绍，俊熙和女演员相互认识并表达了对对方的欣赏和倾慕，继而在其后的交谈中迅速产生共拍一部短片的想法。

此时，俊熙仿佛是洪常秀本人的化身，金敏喜同时成为他们二人的缪斯女神。

这不全然是一种戏称，因为在俊熙对于自己创作方式进行讲解的过程中，她确实和洪常秀恍若一人。

对于拍摄，他们会设计虚构的元素，但不阻碍真实事件从预设情境中生成；他们想要毫无顾忌地去观察和感受，但整个文本内含收拢的元素，而非松散地纪录。

诚然，洪常秀在此前的创作中注重结构的设计，通过对比、重复以及戏中戏等方式精心编织生活中的碎片素材，让事件在拼凑中诞生意义。

但从《独自在海边的夜晚》（2017）开始，新生的爱情让他的创作更加随心所欲。

透过近三年的几部作品来看，他本能地想要捕捉人物和地点所带给他的灵感，结构已渐渐退居次要地位，而这部《小说家的电影》，未尝不是洪常秀对自己的创作总结与自白。

在此意义上，洪常秀的风格亦是没有风格，他的风格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存在于角色和人物本身。

当他随意地记录着金敏喜微风中的凌乱头发和阳光下的明媚笑容时，没有技巧，全是感情。

在情不自禁的记录和选择的表现之间，他的风格来自于他的坦诚，来自于他与世界即兴相处，其创作源泉即是对生活的热爱与探索。

所以，他可能真的没有创作瓶颈，如果有，那也可以成为他的创作素材。

洪常秀画外音对金敏喜的表白

影片结尾黑白转彩色部分，金敏喜美呆了

这是一部关于创作的电影，关于创作者的电影。一个去找寻的过程。再记忆的回环中，一开始是听觉，到视觉，到嗅觉，再到味觉。电影的女主人公，小说家，最终在金敏喜的脸上，在纯粹现象学意义的脸上获取了她对生活的全部感知，全新的创作灵感。

洪用黑白电影的形式，去表现了一开始小说家内心的，内在的空洞。也是小说家生活最直观的展示，人与人都如此的贫乏、空洞。人与人之间充斥着虚伪的客套，伪善的言辞。在影片的最后，彩色才显现出来，伴随着的是金敏喜纯真而又富有灵气的脸，就是在这张脸上，小说家获知了关于生活的色彩，洪也获知了关于自己的色彩。

在某种程度上，这不是一部电影，这是一场实验，一场关于感官的实验。电影开头，在那个书店里，小说家请教女店员手语的过程。她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假装聋子，画面突然失去了声音。面对寂静的，同时还有观众。观者也在想象着无声的世界，声音不在，但意义还在，双手不同姿势的变换之中，意义在不断的生成。这是一个关于听觉的实验。我们只能在无声处去觉察声音，去觉察意义。

紧接着，是视觉的实验。小说家对着一台望远镜向外望，一种纯粹的视觉的延伸。同时，视觉的不在此处意味着一种逃离。面对导演夫妇的陈词滥调，虚情假意。小说家借由望远镜，抵达到了别处，企图逃离这个平庸乏味的场域。从而完成了一种在场的不在场。

然后，是嗅觉的，在公园，对着远处在公园饮食的游客。食物的气味激发了拥有敏锐嗅觉的金敏喜，但小说家并没有获取这样的感知。金敏喜敏锐的显然不仅仅是嗅觉，她敏锐的是她的生活。她是一个具有如此生命力的人，对生活充满热爱与感知的人。而小说家所缺乏的，所寻找的正是这种对于生活的敏锐。

最后，是关于味觉的。金敏喜与小说家在餐馆吃饭，金敏喜出去与门外的小女孩对谈，小说家轻轻的用勺子在金敏喜的碗里挖了两口饭，送到自己嘴里，细细品尝起来。去感知一种别样的滋味，一种他人的感受，小说家迫切的想突破自身，去感受他者。

正如前文所说，小说家在金敏喜的脸上找到了她所要寻找到的一切。这可能也是洪所想找寻的和找寻到的。毫无疑问，洪借着这部电影在回应着自己的生活，对金敏喜的爱。

我们在评价洪的电影时，往往会陷入一个陷阱，由洪自己为观者搭建的陷阱。我们评价洪，往往不能在单独的一部中去做评价，我们必须得把作品放入洪一整个作品序列中去估值，而洪自身也在有意识的去构建自己的电影宇宙。在某种程度上，洪的电影只在自己的宇宙中显现价值，而我们去妄想把握他，也只能被他牵着走，进入他所创建的宇宙，受他摆布。

影像在洪那里，作为自由的书写，俨然已经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

作为洪常秀的第27部长片，《小说家的电影》在今年斩获了第72届柏林国际电影节的评审团大奖。这也是2020年以来洪常秀第三次摘得柏林国际电影节的奖项。

片如其名，《小说家的电影》围绕着“小说家”展开：中年女小说家李俊熙在公园散步时偶遇女演员（金敏喜 饰）。后来自认创作陷入瓶颈的她，对于女演员表示了近乎于爱慕的兴趣，并几乎是当即邀请对方和自己共同创作电影短片。

《小说家的电影》国际版海报。

《小说家的电影》最受人关注、也最明显的，无疑是洪常秀对金敏喜的热烈表白。实际上，男导演和女缪斯肯定谈不上是新鲜的话题。性别关系、权力关系，让这种配置尤其在近几年充满危险和争议——前几年两人的关系更腥风血雨，只不过当时的原因更为传统，集中在出轨的不正当性。

在本文作者看来，《小说家的电影》的核心角色比起“爱人”，其实更是“创作者”。更进一步地说，影片探讨的主要话题之一，就是生活与创作的关联。虽然洪常秀的电影往往都围绕着百无一用的知识分子展开，但《小说家的电影》中持有创作者身份的角色的出现密度之高，在其作品序列中仍然可称罕见。而尾声中洪常秀的出场，其主要意义实际是以一种爱的姿态，完满了生活与影像的逻辑勾连。

正如评论家大卫·罗尼所说的，“洪常秀的第27部长片与其说是一个重要的新篇章，倒不如说是给他之前的作品留下一个饶有趣味的脚注”。《小说家的电影》确实谈不上是一部极富创新和自我超越的里程碑作品，但它可以视作洪常秀的创作谈和近期个人生活汇报——而且是自我感觉相当乐观的一版。

撰文丨雁城

小说家的电影？洪常秀的电影！

在和电影相关的众多标签中，《小说家的电影》首先肯定是“洪常秀的电影”。影片的拍摄手法、风格，再到“永恒的缪斯”金敏喜的出镜，都是非常鲜明的作者电影的元素。它们都能让观看这部电影的观众——其中多是洪常秀作品的拥趸——感到足够熟悉。 比如，长镜头。作为著名长镜头爱好者洪常秀，他的《猪堕井的那天》的平均镜头长度为25秒、《江原道之力》（1998）为40.1秒、《处女心经》为52.6秒。这部《小说家的电影》仍然以漫长的镜头构成，在场景和场景之间稳定地切换，同时也稳定地为观众们输出熟悉的催眠效果。 电影《小说家的电影》剧照。 又比如，场面调度。洪常秀以拍“酒桌桥段”出名。而比起用剪辑或动态镜头来表现对话中的群像，他更喜欢借由电影调度，在静止的长镜头中展示细节。在这部电影里，我们就能看见如大卫·波德卫尔在Figures Traced in Light: On Cinematic Staging中观察到的那种经典的“洪氏”手法：

“在洪常秀的酒桌局里，导演用微小的眼神、手势和动作变化赋予静止镜头以戏剧变化。当我们等待角色的反应时，我们能感到悬念；当新的信息点出现在画内时，我们又会被惊喜。同时我们能感受到重点的渐变：一个画面中的次要元素在某些时刻可能会加强或者取代原本的主要的动作。”

在《小说家的电影》中，四人公园对话的末尾，一直未参加对话的导演妻子逐渐表现出不耐烦，突然终结了对话——她瞬间就从次要元素浮升为关键角色。另一个例子是在餐厅，当女演员走出店门和小女孩互动，小说家留在座位上。镜头仍然保持静止，注视着窗里窗外的人，但人物行动增加了纵深、拓展了空间。类似的技法贯穿全片。

这种对作者性构成要素的枚举当然可以一直进行下去。然而，比起罗列共性，这样的问题会更引起我的兴趣：《小说家的电影》和以往的洪常秀电影到底有什么不同？除了更加大张旗鼓地“秀恩爱”之外，它仅仅是创作者的自我重复吗？

电影《小说家的电影》剧照。

回答这个问题，要从“小说家”这个角色开始说起。片如其名，《小说家的电影》围绕着“小说家”展开：中年女小说家李俊熙在公园散步时偶遇女演员（金敏喜 饰）。后来自认创作陷入瓶颈的她，对于女演员表示了近乎于爱慕的兴趣，并几乎是当即邀请对方和自己共同创作电影短片。隐没了短片摄制的过程，影片在结尾直接展示了短片的片段，而这也是大多数观众对这部电影印象最深的部分：女演员在公园中手捧一束野花，自称“新娘”，并和镜头外朦胧的男声（应该是女演员在现实中的丈夫）互道“我爱你”。下一帧，画面由黑白转为彩色。镜头赋予了那束野花色彩，也将流转于金敏喜脸上的光彩记录其中。

在很多转述，包括上文的叙述中，我们都会倾向于把“女演员”和“金敏喜”这两个指称混用。因为在这部电影中，金敏喜就无限贴近于她饰演的女演员一角。而上述的彩色镜头里，隐身于画外、声音模糊且身份为“丈夫”的男性形象，无疑和导演洪常秀本人的存在叠映得严丝合缝。

自2015年的《这时对，那时错》开始，两人已在7年间合作8部电影。“婚外情”的传言也早在影迷圈中街知巷闻。基于这人人皆知的“场外因素”，洪常秀以超越常规作者电影中的作者的存在感，存在于《小说家的电影》中。

电影《这时对，那时错》剧照。

在主体性之外，女小说家几乎就直白地以洪常秀的分身而存在。在拉面店里，小说家就直接表白：“因为你很漂亮。”——一如洪的前作《引见》里，也有类似直接的对金敏喜外貌的溢美之词。很多人也都注意到这部平淡如水的电影里特别不寻常的一幕：当女演员暂时离开座位，小说家偷偷吃了一口对方碗里的饭。影片没有为这一越界而奇诡的行为多加解释。观众似乎只能把其解释为一种带有冒犯意味的偏执的爱。

小说家的视角很多时候就直接等同于洪常秀的视角，这不仅表现在结尾短片节选中洪常秀的画外现身，也表现在小说家和女演员相逢之前：高楼上，小说家用望远镜看向公园，似乎有女演员的身影一闪而过。这个长焦推进镜头在本片中首次统一了小说家、导演和观众的凝视，也进一步使小说家成为了洪常秀的“观念的容器”。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小结论：《小说家的电影》的独异性——如果存在的话——并不在于它显而易见地使用了双女主配置。实际上，由于小说家和导演的同位关系，观众很难认为这部电影真的在探讨女性的同性关系，或者female authorship（女性作者身份）。同样，由于片尾展示的短片片段根本就出自“丈夫”洪常秀之手——实际上洪兼任了整部电影的摄影师——“小说家的电影”实际上只是“电影导演的电影”，因此也不大涉及小说与电影的媒介交互性。要发掘这部电影的内核，还得接着往下挖掘，看洪常秀在这观念的容器之内，注入了什么。

电影：生活的寓言与预言

确定了代入和指涉关系，我们能更明确地把《小说家的电影》看成洪常秀的自白。关于什么的自白？最受人关注、也最明显的，无疑是他对金敏喜的热烈表白，但且让我们把这个热门话题往后放一放。在我看来，《小说家的电影》的核心角色比起“爱人”，其实更是“创作者”。更进一步地说，影片探讨的主要话题之一，就是生活与创作的关联。

电影《小说家的电影》剧照。

虽然洪常秀的电影往往都围绕着百无一用的知识分子展开，但《小说家的电影》中持有创作者身份的角色的出现密度之高，在其作品序列中仍然可称罕见。而且，这些创作者几乎都有一种共性，就是陷入了某种创作上的困窘：

小说家坦陈自己有创作瓶颈，女演员则仿佛因为某种难言之隐很久不曾演戏；片头，同为写作者的书店老板称自己放弃了写作：“我不写了，以后也应该不再写了”；书店的员工曾是戏剧演员，现在不再演戏而开始学习手语。巧的是，去年的日影《驾驶我的车》里，也有关于戏剧和手语的探讨。在这个日渐失语、沟通失当的时代，东亚电影人好像不约而同地把手语作为乌托邦的浪漫想象。

电影《小说家的电影》剧照。

说来有趣，这些角色中，只有两个创作者——恰好又都是男性——在现阶段表现出对于创作的相对笃定：男导演表示“以前在创作上很偏执，现在好多了”，同时他的作品被自己的妻子盛赞为“好多了，清晰多了”（“清晰”在这里很难不认为是洪常秀的春秋笔法）；而男诗人把喝酒当作灵感的延迟剂。不过，当他在酒局上两次试图输出自己关于创作的观点时，一次被直接打断（“这是我的电影，不要说出来”），而另一次未获得任何回应：小说家和女演员用不断为其添酒来暗示无声的敷衍。

在这些关于创作的表态与讨论中，有一个关键词挥之不去，就是“生活”。生活被认为是和电影紧密依存的。这种相关性有多个层次。首先，几乎如公认的那样，“艺术来源于生活”。无论是创作者还是旁观者，都会认为现实为虚构提供原始素材和根本驱动力。书店老板送小说家到电视台的时候，就说道：“说不定它能出现在你下一本书里。”——一种和创作者对话时高频出现的陈词滥调。而在阐释自己的创作理念时，小说家也表达了这样的理想：“（影片里）所有东西都得是舒适的，所有东西都得是真实的。”

电影《小说家的电影》剧照。

这种和个人生活的紧密关联，把创作工作和其他类型的工作区分开来，也使它充满着个人化的不确定性和危机。男导演表示，之前他多少是为了逃避生活才专注于拍电影，因为“无论如何生活是很难去修补的”，而现在他则觉得，“要先修补好生活”。小说家同样把自己的“江郎才尽”归因于年岁渐长后对自我感知的怀疑：“好像我必须把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夸大为很有意义的事情……而且我要假装成总是能感知到这些事情的人。”鉴于上文所说，小说家一角在本片中时时成为洪常秀的化身，这番剖白多少也可被认作导演本人的心声。

另一方面，创作和酒被暗示有紧密的关联：诗人能继续写诗，原因是他持续酗酒。而女演员不再演戏，同时也不怎么喝酒了。不喝酒的原因，她本人没有明说，却在之后借书店老板之口道出，“因为这对她不好”。利于创作的，也许反而会危害人的生活。这就是灵感、才华、创造力这些光鲜亮丽的词汇背后的危险性。

然而，一如洪常秀的名言“电影是生活的渐近线”，他的作品在艺术和生活的“若即”之外，始终还探索着两者的“若离”。也因此，我们很难把他按安德烈·巴赞的那个著名标准划归阵营：他到底是属于“忠于影像”的导演，还是“忠于现实”的导演（“directors who put their faith in the image” and “directors who put their faith in reality”）？即使酷爱长镜头并青睐非事件性（uneventfulness），洪常秀并不把这些技法和风格仅仅当做还原现实表征的手段。比如他始终否认自己的电影是“纪录片”。与此呼应的是，影片中的小说家说她“从来都不是一个具有强烈叙事性的作家”。即使要邀请女演员和其生活中所熟识的人来拍摄电影，她仍声称：“不管最后拍出来是什么样的，它都不会是一部纪录片。”

电影《小说家的电影》剧照。

拒绝承认影片等同纪录片，本质来源于洪常秀对于“客观真实”这一概念的怀疑。他曾经说过，任何两个人都不会对“真实”这一概念达成共识。而接受《纽约客》采访时，他表示：

“毋庸置疑，如果它被称之为纪录片，那么它以客观事实或是可以有朝一日到达的真理作为前提；我们至今仍未发现，但它就在那里。我不喜欢这种约束。这种导演根本不了解人物，你知道我什么意思吗？但是，在虚构影片中，你不用采用这种立场。虚构像是一种对给定的回应。所以我是自由的。”

于是我们能看到在过往的作品中，洪常秀时常用迭奏、巧合和梦境来创造偏离现实的荒诞感：《北村方向》里的男主角在影片开头和结尾遇见了构成完全一致的两拨人；《这时对，那时错》分为两部分，展示了平行时空中一对男女的不同邂逅；《引见》则用睡眠和发呆暗示着叙事时时会步入现实的另一面——梦境和幻想。甚至我们也能联想到去年滨口龙介的《偶然与想象》。其中，剧情、表演、台词、镜头共同渲染了剥离现实的违和感。也许现实就是超现实本身。

电影《偶然与想象》剧照。

在《小说家的电影》里，现实和虚构的边界则更为消融。明显的结构让位于更加自然的线性时间叙事，也不再有明确的入睡/梦醒镜头作为阈值（threshold）过渡的象征。与生活形成对照的不是幻想、梦境和巧合，而是创作，包括小说和电影。你会发现本片的中英文名都强调女主角是一个小说家/novelist，而不是范围更广的作家。比起其他文体，小说总与叙事的人为色彩和不可靠性相关联。

“若即”和“若离”之间的张力构成了洪常秀式的“真实”。于是和“艺术来源于生活”的单向关系不同，艺术创作很多时候超越了生活。所以小说家说，“我只想原原本本地记录它的样子”，而同时她又说那会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是那个虚构的故事并不会阻碍真实情节从我建立的情境中发生”。

影片中我认为比较动人的一幕，其实并不是片尾的彩色镜头。它第一眼看去极为寻常：那是在酒桌上，小说家讲了她构思的短片剧情。而女演员听完非常笃定地说：“我喜欢这个故事，因为这件事真的在我们之间发生过。”随后她又重复了一遍，排除了她客套的嫌疑：“我喜欢！因为真的发生过。”如果把小说家看作艺术的化身，而女演员是生活的化身，那么这一刻就是生活对艺术的致谢与表白。艺术就是在这一刻超越了纯粹复刻，成为了生活的寓言与预言。

电影《小说家的电影》剧照。

《电影的时间》里，贝尔纳·斯蒂格勒花了很长的篇幅，探讨电影和生活的关系。有些传统观念会认为“生活并非电影……生活是对活生生的当下的感知，它并不是在给我们讲故事”。然而最终，斯蒂格勒还是形成了这样一段动人的剖白：

“假如我们能够说明活生生的现实总是包含想象，它只有被虚构之后才能被感知，也即不可避免地被幻觉所萦绕，那么我们或许就可以说‘感知’和‘想象’之间总是存在着相互性的关系，即任何感知都具有想象的因素，反之亦然。感知是想象得以投映的银幕。因此，我们或许就可以说生活总是电影，而且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会有“如果热爱生活，那么就去电影院”一说。似乎我们去电影院的目的，就是为了找回生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即为了能够复活。”

霍乱时期的影像与爱情

拍摄于2021年3月，《小说家的电影》有一些容易让2022年的观众忽略的细节。它们如果落在2019年以前或更久之后的观众眼里，可能会有更强的存在感：女演员步入空荡的电影院时，她周围的座位大多被贴上了封条。而贯穿全片的，大多数角色都曾在一些时刻反复佩戴和调整自己的口罩。毫无疑问，这是瘟疫蔓延时，全球性的时代印记。这样的意象把2022年的观众直接拽入画内，进入同一时空。我们仍共生于一个需要戴口罩的世界，这一事实让临场感如影随形。

电影《小说家的电影》剧照。

除了标示时代与时间，口罩在这部电影中是非常有趣的存在。洪常秀的电影总是专注于人的日常对话，尤其是日常对话中出现的亲密与疏远、力量的推拉和博弈，以及尴尬和表演性。在他的电影中，无论是多么热络的对话，都一定会有填补不上的罅隙。所谓接不上话的瞬间，总是比对话本身暴露更多心理本质。他惯用的推镜也总是在帮助规划空间和凸显对话主角的同时，强调虚伪和尴尬。在《小说家的电影》中，洪常秀则找到了一个更趁手的道具——口罩。在口罩的穿穿脱脱之间，人际关系的微妙、公共和私人空间的划分被更加自然地暗示。

比方说当小说家在电视台偶遇导演的妻子时，最开始两人都戴着口罩，但在客套之间，小说家暴露出自己并没认出对方是谁，导演的妻子随即摘下口罩、试图以完整的脸唤起对方的记忆。随后她出画去寻找导演。但当她和导演再次入画时，那口罩又严严实实地盖在她的脸上了。后来公园散步时偶遇女演员，四人对话时，也只有导演的妻子始终戴着口罩。这种挥之不去的距离感和防卫姿态，也相当巧妙地铺垫了她稍后的直接发作。

电影《小说家的电影》剧照。

另一个有趣的观察对象，是小说家的口罩。在公园的四人对话中，女演员和导演把口罩拉到下巴上戴着，而小说家的口罩彻底不知所终。实际上，在遇见女演员之后，直到影片结束，她就再也没有戴上口罩。在这部电影中，小说家的角色形象也以直率为特征。几乎所有人相遇都会互相恭维，表示看过对方的电影/小说作品并崇拜对方，而只有她面对导演时非常明确地说“不，我还没有看（你的新作）”。三人对话在这句坦白后果然出现了短短几秒尴尬的空白。

在开放和闭锁、表面和内心之间，口罩提供了丰富的潜台词，加强了暗流涌动，也昭示着小说家逐渐笃定和敞开。所以我们终于可以开始聊这部电影最热门的话题：导演和缪斯的爱情。由于女演员在短片里自称“新娘”，豆瓣排在前列的短评就揣测道：“这是婚礼前的筹备吗？”

电影《小说家的电影》剧照。

洪常秀在影片中也借小说家之口平铺直叙地讲述了他的创作和金敏喜的关系：“最重要的是有一位我能毫无顾忌观看的演员。我能观察她，用心去感受。她也处在她最舒适的状态中。而相机将会在那个时候捕捉到任何从她身上生成的东西。”比起作为观察的主客体，洪常秀和金敏喜是“观察”与“生成”的关系。后者因此相较传统而言，似乎拥有了更多主体性。

实际上，男导演和女缪斯肯定谈不上是新鲜的话题。性别关系、权力关系，让这种配置尤其在近几年充满危险和争议——实际上前几年两人的关系更腥风血雨，只不过当时的原因更为传统，集中在出轨的不正当性。我也说不上是两位影人的粉丝，所以当洪常秀在画外音里隐约出现时，并没有什么磕到真cp的狂喜。

在我看来，《小说家的电影》尾声中洪常秀的出场，其主要意义实际是以一种爱的姿态，完满了生活与影像的逻辑勾连。在什么情况下，你会想要把胡塞尔所定义的“第一持存”（对生活的直接经历）以及“第二持存”（印象和记忆）转化成“第三持存”（影像/录音/摄影），甚至更进一步，从私人的持存（一段家庭录像）转化为公共场域的存在（一部电影）？显然，只有对“第一持存”的重视和珍视——换句话说，是爱——才能促使它向影像的转化，以及影像反过来对于生活的持留与拯救。这也是我的人生电影《解构爱情狂》的末尾所揭示的：“我们对生活的毁坏方式，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只有写作以不同的方式，拯救了他的生活。”

电影《解构爱情狂》剧照。

当然，洪常秀没有那么满足于炖一锅圆满的鸡汤。比起高呼霍乱时期的电影万岁或爱情万岁，他的作品还是保留了相当的开放性。当短片放完，出现一段演职人员字幕，形成了一个伪结局。但，电影结束了，生活还没有结束——随后女演员离开了放映厅坐在门外，满脸写着不是感动或激赏，而似乎是不悦和怅然。

她的表情又一次像一扇窗，打开一个充满可能性的幻想世界：是电影拍得背离本心，还是说得过于穿凿？或许，在这场丈夫缺席的首映礼，曾经的甜蜜画面变成刺痛？又或许，在这个日益撕裂、伤痕累累的世界，影像并不能永远带来治愈和拯救的力量？

每个人都会在和生活交手的过程中寻找到自己的答案。但能确定的是，62岁的洪常秀轻装简行，拍片越来越快，活得越来越轻。在采访中，他否认团队是因疫情而缩小，认为精简人员让他喝了更少的酒，保持更清晰的头脑。

从这个角度上，我赞同大卫·罗尼所评论的，“洪常秀的第27部长片与其说是一个重要的新篇章，倒不如说是给他之前的作品留下一个饶有趣味的脚注”。《小说家的电影》确实谈不上是一部极富创新和自我超越的里程碑作品，但它基本可以视作洪常秀的创作谈和近期个人生活汇报——而且是自我感觉相当乐观的一版。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雁城；编辑：青青子；校对：贾宁。题图出自电影《小说家的电影》剧照。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