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糟糕的人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和女性意识的觉醒，生育问题日益成为全球性的社会热点。光是为人母的社会-自我期待与鬼门关走一遭的风险间的残酷冲突，国内（《生门》、《人间世》这样的纪录片）国外（如《女人的碎片》）的影视作品均有关注并引发热烈讨论。在社会福利和平权建设方面一向走在世界前列的北欧国家在这一题材近年来更佳作频出，如丹麦电影《爱在你手心》、《第二次机会》和瑞典电影《宾馆》（“机械姬”艾丽西亚·维坎德饰演一位因提前分娩未能按预期时间剖腹产而抑郁的新手母亲）。

而今年入围戛纳电影节的挪威电影《世界上最糟糕的人》则将生育问题温柔地融合到“生”、“死”、“爱”的永恒讨论之中。作为一部绝对的女性电影，《世界上最糟糕的人》不仅斩获戛纳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还是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有力竞争者。

《世界上最糟糕的人》的女主角朱莉（Julie）是一位典型的北欧女性：在高等教育和社会福利都唾手可得的背景下，她完全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专业、事业、伴侣和人生轨迹。自由是她的首要价值，而这份自由却又带来些许迷茫。随性的她最初学习医学，却因为对人类精神的兴趣远多于对人类躯体的兴趣而半途而废。兜兜转转到30岁时，她在一家书店做店员，业余爱好是摄影。她也尝试写作。她的男友阿克塞尔（Aksel）是一位颇有名气的画家，已经40多岁的他期待着一个孩子。而这成为了两人矛盾的焦点——

阿克塞尔说不清为何想要孩子，大概是因为他的朋友们都有孩子，而年长朱莉十几岁的他的人生也趋于稳定。而朱莉恰恰相反。朱莉说不清为何不想要孩子，大概是直觉孩子将会阻碍她的自由。朱莉也隐隐感到自己无法自得地融进阿克塞尔的家庭和事业。在阿克塞尔享受鲜花和掌声时，她若无其事地离开，溜进一个婚礼party拿酒喝，假装自己是医生跟年长的阿姨们说母乳哺育会养出精神病的孩子……

也在这个party上，朱莉和素昧平生的男二号艾文德（Eivind）玩了一场假装出轨的游戏：一对分别有爱人的男女在亲密关系的边缘疯狂试探——饮同一杯酒，互相讲出隐藏最深的秘密，互相观察对方小便……并嬉笑着判断“这算/不算出轨”。

艾文德关心气候、环境和生态问题，对人类的存在感到羞耻（这样的关怀和羞耻感在当今北欧年轻人中极为普遍），因而也不想要孩子。终于某天，朱莉离开了阿克塞尔，奔向了艾文德。但新的隔阂也在浮现……

对中国观众而言，北欧女性朱莉提供了一种极具诱惑力的投射，又提出了我们未来或许将面临的问题。如果说东亚女性在层层期（束）待（缚）中的状态是消极、倦怠而无从逃离的话，那么已高度平权的北欧社会里，女性面临的问题是：在对抗性关系隐去后，如何在“我孑然一身存在于世间”这一处境中锚定自己，进而发展出方向、道路和力量。

在《世界上最糟糕的人》里，这个动力性问题集中表现为：当一位女性不再受到来自宗教或礼教传统的显性束缚，也不受到与权力关系相伴的隐性束缚，当她在身体、性、亲密关系和婚姻上都具有绝对自主时，她为何仍怅然若失，时时需要从一个人身边逃到另一个人身边？

这种飘零的、无依无靠的感觉，正是现代社会人类精神世界的写照：人与人的关系可以随时开始，也可以轻易结束。曾经人们以为神圣和庄严的纽带，现在都瓦解了。失去了这些坐标的女性，该如何定义她自己呢？正像影片中最精彩的迷幻蘑菇一节，朱莉感到脚下的土地慢慢坍塌下陷，她终于无立足之地而飘荡。在幻觉中，朱莉看到了自己垂垂老矣的样子：经过哺乳的乳房严重下垂，四肢骨节突出，小腹和臀部的皱纹一层层耷拉成一片片臃肿。

清醒后，恐惧的朱莉披着被子在艾文德的怀抱里寻求慰藉。而这样的慰藉当然也是暂时的——朱莉随后就会发现艾文德完全不像阿克塞尔那般能欣赏她的作品。但显然阿克塞尔也不是一处可以永久停驻的港湾，因为向往自由的朱莉根本不愿停驻于任何一处港湾。

如果不是女主角（现在是戛纳影后了）的表演以一种惊人的天真和坦诚（如她笑着承认自己需要确认自己的性吸引力）感染了观众，这样一个角色恐怕很容易被骂“矫情”和“作”。尽管如此，豆瓣评论区亦有不少人批评其为虚弱的“田园女权”，批评其恃靓行凶，心智停留在儿童水平云云，甚至连女主最终成为摄影师也解读为给画家前男友拍照而“依附”了男权的力量。

这样的争鸣比电影本身还要有趣。因为它反映出的与其说是某种原教旨的文化差异，不如说是与性别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关的差异：在这个地球上，当一些女性在争取被动的自由时，一些女性已在探索主动的自由。后者可能因为对我们过于陌生而显得荒谬。而这样的探索哪怕看起来矫情、虚弱，如无头苍蝇般无处着力，也依然是珍贵而有其启迪意义的。

何况这样的探索明明是有现实根基的。在社交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远方早已不是远方，他人的生活同样能在本土激发新的震荡。正如笔者本人的遭遇：

笔者在丹麦居住时的房东是哥本哈根市政府的一位官员。在那年的圣诞节他告诉笔者，年轻时他曾订婚，却终于因为恐惧失去自由而逃婚。彼时彼刻，他的朋友们都和家人庆祝圣诞，他只能和年迈的母亲形影相吊。他由是叹息自己必须为年轻时的选择承担今日的孤独。他又告诉笔者，他的部门有多位专注事业的女下属在步入四十岁后，突然由不婚不育主义开始疯狂想要结婚生子。但结婚生子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在听到这两件事的那一刻，笔者确实震惊了——在高度平权的北欧社会，女性面临的生育选择竟然有这样一个向度。这是二十多岁的笔者不可能想到的。

在那里，生育问题或许不再受经济因素和权力关系的宰制，但生育问题仍和对衰老、死亡、孤独相连，和时间的不可逆转相连——在我们那单行线的生命面前，我们到底有多大程度的自由？而那些自相矛盾、左右横跳、甚至自己打脸的尴尬窘迫，也正是生命的真实样子。

于是，导演约阿希姆·提尔在《奥斯陆，8月31日》和《盲视》后，成功地挖掘出生育问题背后的死亡焦虑。而死亡焦虑也是他作品序列的一贯主题——时光流逝，墨水会流干，画纸会烂，人的肌体会形销骨立（如阿克塞尔患癌症后的样子），艺术家的创造力会干涸。在这个意义上，一切艺术都承载着某种朝向永恒性的寄托（如中国古人所说的“立言”），而这样朝向永恒地凝视反而确证了生命的有限——永恒的不可能性。

于是艺术的尽头也都是不得其解，杳杳指向只能嘶吼着我要活着那一天，正如影片结尾处，阿克塞尔坐在车上向朱莉痛苦诉说，我真的不想流露出脆弱，但我真的痛得无能为力；我不想在作品中被人铭记，不想作为记忆被你铭记，我想活着，我想和你一起生活，happy after。

而朱莉竟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死生亦大矣。在死亡面前，生的力量就算不是不存在，也是微乎其微。朱莉拼命从阿克塞尔那儿寻求确认（“你将是一个好妈妈”），似乎期待着一个婴儿的降生来挥散死亡的阴影，却在阿克塞尔去世后流产。——文学和影视作品中那种“死亡之后亦有新生”的流行叙事，被本片无情打断。（而可资对比的一个有趣例子是，在《红楼梦》前八十回里，浓墨重彩刻画或轻描淡写带过的死亡远远多于新生，甚至没有新生。）

可以想象，这个孩子的逝去也宣告了朱莉和艾文德“新的篇章”的完结。如果多数婚姻是在孩子的润滑作用下维系的话，那么一个人晃晃悠悠也未尝不好？在影片的结尾，成为摄影师的朱莉发现前男友一个去了天堂，一个已和别的女人生育孩子。但她还是那副天真可爱的神态。

影片终结于朱莉的孑然一身。而孑然一身却未必是孤独。它也许是自给自足。谁说女性的自给自足不是一种美丽的状态呢？

被时代裹挟的是标签化的枷锁，耳边聒噪的的尽是上帝视角的审判。看似荒谬可笑，却最真实可怖。我们都在生活的泥泞之中不断挣扎与自反，与其活成按部就班后面目全非的自己，不如随心所欲的做别人眼中的疯子。只要有勇气就可以随时开始新的旅程，干脆利落，魅力尽显，无需在意，更无需定义，人生本就该多元的包容与自由。逃避与谎言无法驱散阴霾，拥抱的新生活也只是一次旧生活的回光返照。茫然无措的在父权的阴影里啜泣，又不得不抉择那些老生常谈的普世困境。唯有经历与感受才能披上盔甲铸就城堡，想象是现实最致命的伪装。

喜欢世界暂停时奏出恋曲的欢悦，也喜欢弥留之际时追悔莫及的回望。看着阿克塞尔人生倒数的流逝，以及那段红了眼眶声嘶力竭的崩溃，我也感受到了那份悲凄的绝望与无奈。

“我受够了假装一切很好。”

“我不想活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活在你终将失去的记忆里，我想活在我的家里，活在和你在一起的家里。”

“我最后悔的是没让你认识到你有多么好。”

透过窗户的是梦想照进现实的色彩，镜头对准的是孤独灵魂的渴望，独属于阿克塞尔的浪漫在缓缓流淌，深意的对话道出时代更迭的追悼。在回忆中死去，也在回忆中重生。在这凋零枯败的景致下，他成了一道划过我心间的流星……

现代性与导演意志

首先是一个悖论。以能让人又哭又笑而闻名的著名脱口秀演员 Daniel Sloss，曾经在柯南秀中做过一番关于他为什么总是调侃男子气概的解释，解释中他说道：他觉得男子气概是世界上最逗逼的事物，因为它既可悲又软弱，而且其逻辑非常的神奇，就比如他和他同样是脱口秀谐星的铁杆好友，在早些时候聚在一起欢乐，只有当他们两个人都喝多时，才能坦露友爱之情，但即便喝多了，表达真情的方式也必须是爷们式的，你必须抓住对方的后脖颈，然后用手指着对方的脸强硬地吼出“I LOVE YOU, MAN! I LOVE YOU ”才能算作男人式的表达，才最具男子气概。但他好友的妻子早已经厌倦了他俩作为谐星或“正常男性”，明明在不喝酒的情况下也可以表达友情，但却偏偏每次都一定要选择这种互吼的方式来表达，于是激将他们说：“你们怎么不直接亲嘴呢？”，而他俩作为谐星和富有男子气概的男人，欣然接受挑战，不过当他们的嘴之间的距离仅剩大概一个手指长的距离时，男子气概的悖论出现了，因为到了这一步，如果你不敢亲下去的话，那你就会被“认为”是GAY，而且丢失了男子气概里最重要的“勇气”，而如果你亲下去了，那你就会真的“成为”GAY，而男子气概里最重要的“勇气”，就被保存了下来”。

然后是一则名言。被尊为天主教会四大圣师之一的“三流”思想家、“二流”神学家、“一流”名言警句家的奥古斯丁曾经在《忏悔录》中留下过这样一则关于时间的名言，奥古斯丁说：“ 时间是什么呢？如果没有人问我，我是明白的；但如果我想给问我的人解释时，那么我就不明白了。 ”

回到《 世界上最糟糕的人》整部电影，从序言伊始，画外音讲述的北欧女性茱莉娅（Julie）的生活和亲密关系，在不停地转换和否定之间推进，可以首先确定下来的共识是，这大概是一部讲述其人生抉择真正落实的实现电影。不过“抉择的落地”在开篇清晰的画外音“客观”叙述下，呈现出很多模糊的迷雾，就好似你去玩一个在偌大的广场上选位置的游戏时，裁判对你说：“请站到那边一个你觉得自己舒服和合适的位置上去”，但裁判没有划出任何边界，而只是用手指了指，就好像指着那边一个特定的位置一样，当你站到了一个你觉得合适的位置后，裁判却对你说：“我指的可不是这个位置。”那么，在裁判给这个人说明规则之时，她心里就一定得先已产生排除了这个位置的想法吗？

特别是在如此的人生抉择游戏隐喻中，也许裁判和选手就是同一个人时，抉择的选位置游戏就变得格外令人为难和困惑，稍有不慎，就会结果凄惨，正如影片中致幻蘑菇的情节所表现出的女主下场：因为生育和哺育恶心臃肿的肉体，经血涂脸充当战斗图腾，不屑地把用过的姨妈棉条甩向父亲宣誓对男权开战的女性战士，只不过是舞台上供人嘲笑娱乐的悲凉闹剧谈资。

社会成长和追求自由的共识里，避免某种最糟糕情形的出现就非常合情合理了。“我不想成为我最讨厌的那种人”与“我最终还是成为了我最讨厌的那种人”的话语中，“不想成为”某某，并不是一个愿望实现，或者表达意向的意志逻辑，而是一个大大的罪名逻辑；“最终还是成为”则不止表达了无奈和妥协，更是一种身负原罪不得不这么做的现实。绝对的罪名与绝对的现实构成的绝对价值意味着，你无法向痛苦妥协，也不能对痛苦加以修正，社会环境以非常生动的形式表述给每个人这个问题，就是“去发现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之中，你可以尽情地自行其是，所谓“作你自己”保持自由，又同时可以与其他人保持一致，言行统一，好似整体”。

因此，”不想成为“实际是一种责备，而”想成为“则是一种赞扬，呼之欲出的就是前者达成目标的手段是靠否定，比后者靠肯定的准确性差一些，当然问题也就在于我们把什么称作”目标“。如果我给个体的现代人设定一个规划表，比如12岁考上市重点初中，15考上市重点高中，18岁考上名牌大学，19岁进入学生会，20岁拿下XX证，22岁进入独角兽公司，24岁认识异性朋友，26岁结婚，27岁生子等等......那么，这种精确是不是就更好呢？显然很多现代人试着给现代人的人生重新下一个不同于传统的“我想真正成为什么”的定义，是因为之前很少有人成功定义过什么叫做现代人“真正想成为什么”的人生。人生在此时呈现出了某种和奥古斯丁对待时间困惑相同的终极逻辑，这些考虑也带来了这样一个问题：在什么意义上，逻辑是某种崇高的东西？因为逻辑似乎总具有某种特殊的深度-一种普遍的意义。逻辑看起来几乎处于科学、社会学、哲学、世界、宇宙、社会甚至万物的底部，概因逻辑的研究探索一切事物的本性，它的底蕴从不去关心实际发生的究竟是这件事还是那件事，它源自这样一种追求，既要理解一切经验事物的本质或基础。不过，为了这个目的我们似乎并不寻求新的事实，相反，我们进行逻辑研究的本质就在于我们并不通过这一研究而获知任何新的东西，而是，需要了解某种已经一直在我们眼前的东西，因为，这正是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似乎还不理解的事物。

而类似奥古斯丁的时间名言，对人生抉择的问题，这一种无人问及时我们知道，而当我们该要给它一种说明是就再也不知道的东西，正是我们需要来提醒自己想起来的东西。时刻的自省也正是主角茱莉娅最常做的一件事，无论是对待亲密关系还是是否生孩子或者和父母相处，在文字叙述上的几件事，其实都可以被她若即若离时刻摇摆的生活选择整合成一件事，此时逻辑的清晰性仿佛再次出现，如同开篇叙述的“男子气概悖论”一样的尴尬，To kiss or not to kiss-不想被定义，但悬而未决依旧是一种定义成为了茱莉娅的生活似乎只能摇摆高低不停的绝佳转喻。

但是，如此水晶般澄澈清晰的透明逻辑性，这种明晰的“不想被定义悬但而未决依旧是一种定义”的现象透视，其实仅仅只是被句子构建出来的“清晰与透明”，应该的应然与实际的实然间巨大的鸿沟组成的休谟之叉，完全让观者对茱莉娅参加第一任男友的一个晚会就怅然若失，溜进别人的聚会结识第二任男友的操作，产生不小的理解鸿沟；也会对第一任男友与友人夸夸其谈精神分析、佛洛依德，既而抱怨成功的事业稍稍受挫就大发牢骚的操作，想起身边人似曾相识的嘴脸，恶感渐起而心有戚戚......不过毕竟句子呈现的悖论就其意思的阐述，在这篇影评中的现状还是“井然有序”的，很多人都会同意语句当然可以保留这样的悬而未决，但尽管如此，其意思仍必须具有一种确定性，这就如同一个不确定的边界根本就不是一个边界，如同一个有洞的围墙如同没有围墙一样，如同一个游戏的规则有些含糊这个游戏就不再是“游戏”一般......但是真是那样吗？

答案更可能是，人们喜欢逻辑中不可能有任何的含糊性，希望理想物“必定”会在现实中被找到，与此同时，人们虽然看不出它怎么会存在于实现中，却可以看到它不再现实中，如同茱莉娅在第一任男友与人畅谈、意气风发之时，她感觉到格格不入之时，会想法设法来确证自己选择生活方式的合理性，确证的方法是去找寻一个处境和自己差不多或更差的环境，来一场让别人感觉糟糕，又纵情欢乐的“实践式”浪漫主义。这种几乎人人都有的对自己选择生活方式的确证，可以是看到他人受苦的同情、他人作恶的鄙视、他国也一般黑的失望，来确证自己和自己国家的正确；可以是明明只是一场场闹剧式令人作呕喷饭的所谓导演综艺、影视综艺，我们却欣然谈笑不断大加挞伐的乐此不疲，来确证自己欣赏水平的在线与智商的正常；还可以是对社会残忍痛苦、报复痛快的渴望，来确证无望未来的有望。或者，答案还可能是，我们想理想物“必定”存在于现实中，因为我们在现实中“确实”已经看到它了，就像茱莉娅决心与第一任男友分手的脑内小剧场一样，温馨、快乐，充满阳光，全世界都停下来不打扰，不打扰这一场“理想式”的浪漫主义。这种同样几乎人人都幻想过的愿景，可以是一次次集体狂欢、逼人道歉、网络暴力，一次次的我们赢、双赢、赢了N次、赢到麻木......

而最终说回来，电影讲述的还是人生抉择在亲密关系上真正要去实现的问题，要实现，就不能忽略其一直被忽略的背景-自由价值与正确规则价值已成背景的平权环境。在其中，现代人精神世界在传统、神圣和庄严都分崩离析后，亲密关系依靠浪漫主义、教条、甚至解决人类不朽问题的孩子都已然不可能的情况下，我们一边与他人团结一致，建立起一定强制力量的社团形式-它与自然状态之中完全自由和孤独大不相同；一边却保持自由，也就是说不必服从上面所说的那些人，这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悖论，所以更远离真正的实现，此时骤然袭来的终极现实的实现-死亡，让一切“作自己”、“要生活”、“随心选”等等语法构建，无比的苍白和无力，但同时也让一次次人生抉择的否定，有了真正其实可以定义人生抉择的属性......

面对{卢梭悖论}，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给出了{每个人既然是向全体奉献出自己，他就并没有向任何人奉献出自己}的答案，因为孑然一身的自给自足，必然导致这一切建立基础-卢梭的{高贵野蛮人}假设得以留存。诚然，在这个已然是独孤自爱的现代社会里，理想中再平等无误的公平设计，都需要具体的人去去实现，继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不平等的出现，但或许，这更是亲密关系和人与人关系的一种真正现实的面相-非平等。部分扬弃高贵野蛮人的假设，某种程度上可以从小范围打破孤独自爱的所谓自美与实际困境，从实践上，非平等实现绝对自由和正确价值的平衡，实现更好的平等。

如同《明朝那些事儿》一书最后一句话说的那样：“成功只有一种，就是用自己的方式去度过一生！”如果说与 {世界上最糟糕的人} 对立的是 {世界上最成功的人&世界上最美好的人}，那么完全遵从自己内心选择的“成功”是不是就等同于“美好”首先就是个需要语法辨析的问题，而什么是所谓自己的方式，和怎么真正去落实自己的方式，则是更迫切与不得不面对的实现问题。

和前任在将近两年之前电话分手。前任并没有死，回到芬兰读了博，大概半年之前彻底block了这个人。分手之后陷入了自我厌恶的深渊，因为分手分得很绝情，甚至没有给他任何挽留的机会，我甚至解释不了自己为什么想分手。我以为是因为发现了他完全无法代替javi曾经带给我的，以为从来没有爱过这个人，只是想停止骗人骗己。我变得不再相信自己的感情。

看完电影好像疏通了这两年自己的blockage。

从小时候离开家开始我都是没心没肺的活着的，一个人做决定，一个人去寻找想做的事情，从来没有任何co-dependence的准备和期待。21岁遇到了javi，突然allured by the idea of co-dependence，我不再去想自己，也可能是厌倦了一直独立的疲惫，沉迷在爱与被爱的精神世界里。分手后好像co-dependence戒断反应一样，心里生了一个大洞。也曾经想过等他好起来我们也许可以再在一起，可是快一年之后他终于好起来，打了一晚上电话之后坐在阳台上突然意识到，依然还是要异地，他可能还会走得更远，复合了也是一起痛苦下去。从那时候开始吧大概，我对这个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厌恶，为什么让我遇到这个人，为什么不能让我们在一起。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觉得自己不会再爱上任何人了。

那之后不久就遇到了前任，现在回想起来也没有完全在假装爱这个人，也不是一直把他当成替代品。我也曾经觉得这个人比自己更重要，试着去爱去关心，然后在某时某刻，或者说渐渐的，因为一些事情，和女主一样，意识到我不想与他co-dependent了。分手scene除去提到女主父亲那部分，前任几乎说过一摸一样的话（怀疑是不是那一代的北欧白男普遍观点）：

“为什么不能依赖我？”

”为什么不能两个人一起解决你的struggle？“

”你心情不好，you feel stuck，不是真的不爱我了。“

最后扔下来一句：

”说这些都是借口，你就是用了我再把我扔掉。“

想想幸亏是电话分手，没有女主精神那么强大，当面对质我绝对狠不下来心。

去年偶尔和javi聊天，他每次都会跟我说不要担心他，先考虑自己，照顾好自己。这可能是最大的区别吧。但也许就像女主因为第二位男士和漫画家分手一样吧，对方没有办法理解我为什么需要空间自己成长，我也无法verbalize为何觉得受困于这段关系，所以才一直拿着javi当借口给自己一个解释。

电影最后一幕联想到自己再联想到《第二性》，可能大多女孩子都会经历过一段或者多段intense co-dependence之后才会狠下心来独立。不管最后是不是选择独立，又或者要经历多少段感情，希望我们都能不自责不愧疚自由自在的活下去。

“确实，我们那时候学生时代很自由。但现在的年轻人不一样了，压力实在太大了，已经没有时间思考了，总是在看手机。就拿威廉来说，如果我们不限制，他可以一直看手机。” “你确定你现在是清醒的吗？你有没有意识到你在坐什么？你在毁掉什么？” “哎哟，别这样。。。你是有什么烦心事在拿我撒气吗？”

“我想了很久。我受够了，还要我说什么呢？” “我真受不了这种事，难受的要死了。不过好吧！你走吧，如果你想走的话，我趁你打包的时候出去走走。” “我一遍遍地看我喜欢的老电影，林奇的电影，《教父》系列，《热天午后》，很多遍。确实如此。” “我成长的年代，文化通过具体的物件来传承的，这样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可以生活在它们当中，我们可以把它们拿起来，放在手里，互相比较。”

“不管怎样，我还是如此，这就是我所有剩下的东西了，无人在意的关于一些愚蠢和无用的东西的知识和记忆。”

”我开始崇拜过去的事物，而现在，我没有未来，没有别的东西了，我只能往回看，然后，这还算不上是怀旧，这是对死亡的恐惧。因为我害怕。这和艺术没有关系。我只是在试着消化。。。”

“我受够了一直假装没事，这种痛苦的感觉太难受了，太难受了，一切都糟透了。还有，我不想成为你的回忆。我不想成为你脑海里的声音。”

更新：

写的影评现在又翻出来看 其实这篇文章也没想说自由 也没想说理直气壮 也不觉得女主好或不好 也没说应该怎样活着才对 电影给我最大的感触只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当任何你想成为的人 只要可以自己承担后果就好

承担后果的意思就是 你不能把自己的人格缺陷交给别人处理：既然想追随内心就要接受大龄没有积蓄和体面工作/既然想要的太多就意识到不能怪别人给的太少/既然知道自己善妒就要离开时刻让自己妒忌的男友/既然喜欢掌控节奏就要承担别人不接受你的控制欲/既然花心就要接受别人离开你

原文：

年度十佳之二 joachim trier这次从北欧走向了世界 打碎了人性 把行为模式和性格捏扁搓圆 用prolative的人不可信 人没有可预测的恒定人格 行为只和动机有关 甚至动机都是瞬息万变的 展示不了需求 即便人没有恒定的人格 我还是好喜欢aksel 喜欢他说的话 即使那些深情和理解也是徒增女主的自我认同 喜欢他那么罕见：最后的最后 人甚至不和ta的作品在一起 有的是留存的回忆 温情的 痛苦的 悔恨的 梦幻的 轻柔的 甚至不nostalgic 只是一种对特定事物经历和情绪恐惧的投射而已

joachim pivot情节的方式让我时常怀疑他的性向 作为女性配偶 他显然知道什么是好的 是可以理解的 但有那么多瞬间他的幻想停留在一个类乌托邦的国度不乏女性特质却又固定

我能做出这个世界上最浪漫却又残忍的事

我看着枕边人倒咖啡心却飞到心上人那里 毫不顾忌这是否禁忌只去想这让我心动

我可以做这个世界上最肤浅却又最深刻的人 连最繁琐的语言也无法描述我的感觉

吸烟吻 嗅彼此汗的味道 抽出带血的卫生棉条甩到别人脸上 和前任谈论即将出生的孩子实在太亲密太温柔却又狂野 是独属于没有规矩瞬息万变的成年人的伊甸园

看完之后才发觉 不必活得自洽 不必强行让自己不后悔 不必保持开心 我可以负责任 也可以不 可以深情可以薄情 可以做这个也可以不做 但最重要的是 我抵抗本性的时候我可以不judge自己 我顺应本性的时候我也可以不为此感到羞愧 甚至在这些自我洗脑尝试去validate myself的时候我也可以不这么做 看完这部才发觉自己一直为别人而活 如果顺应本性 我大可成为一个众叛亲离 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混蛋 而我毫不掩饰我很期待这么一天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