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寻子路

一位父亲的寻子之路，折射出来的其实是这个社会的弊病。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贫穷。见过了大城市的繁华，真的想象不出来都21世纪了，还有人没见过电脑，还有人一年可以花费不到一千，还有人吃不起饭......

有时候我很想看这些聚焦于底层人民的电影，因为我觉得某种程度上这是作为一个青年应该关注的，但我又不想看，因为当影片把这些血淋淋的现实摆在我的面前，我会意识到这个社会太不公了。贫穷真的是原罪。成年人的崩溃可能真的就是一瞬间。 之前见过在网上买散装卫生巾的女孩，感觉还挺痛心的，明知道对身体不好，但却因为贫穷不得不买这些没有卫生许可的必需品，而我们可能还在纠结哪种用着舒服，哪种更好。 这就是生活，我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心酸，我也没有资格去评价。

影片中的社会意义远大于影片自身。政府的“官僚主义”、官员的“不干实事”......福利中心因为尼古拉家不具备孩子成长的条件就将孩子寄养，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合理的，父母把孩子生了下来，不仅仅是要给他们爱，还要有最基本的物质保障。但不可否认，国内的这些政策并不完善。就底层人民来说，小小年纪孩子就成了留守儿童，可能早早的就步入社会开始打工。

所以摒弃所谓的“视网膜效应”，去了解我们不知道的角落，也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深刻的体会人间百态。

这几天刚看见一句话是“见识不光是往上走的，也应该往下走”，当我们抬头看月亮时，不要忘了地上的六便士。当我们拥有了美好生活时，也不要忘记关注社会底层，不要丧失了对这些人的共情能力。

几千年发展，近代文明社会逐渐形成两种模式。一种小政府大社会，人们接受各种各样的信息、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发表各种各样的言论，不太好管理，靠法制维持社会次序。一种大政府小社会，公开场合只有一种思想一个声音被允许，各种内外部力量的较力决定着社会发展方向、人们生活的难易程度……隐去国别语言肤色，这样的故事放在很多国家，也一样成立…… 只是，这里的父亲更执着，对家庭更有责任和担当。从上访路上翻高山硬着头皮闯过挡路的几匹狼可以看出父亲的决心与勇气…… 进入2020年，很多认识被颠覆，大政府强权社会，对突入其来的瘟疫，更有社会抵抗力……人类历史长河，瘟疫期不过沧海一粟，但是是时不时就会来一次的一粟。科技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人们也远没找到最优社会模式……正如电影的开放式结局，不知发展的方向…… 除了这个宏大课题，影片还反思了贫穷与育儿，养老等家庭伦理，虽然浅尝辄止，但毕竟影片容量有限。

演员表演很到位，细节把控很好。

观影的过程中，总觉得还是有一点出戏。半路葬狗的剧情和黛玉葬花情调是一致的，属于精神的奢侈品，黛玉多愁善感离不开物质的富足和时间上的闲暇，而尼古拉没有条件。相比于生活，电影太过温柔。电影会感动我，但很难使我感同身受。很多电影包括之前的《隐入烟尘》忽略一个事实，最大贫穷不是物质上的。

电影里剥夺了穷人的众多财富，但却留下最宝贵的东西——爱和勇气。鲁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展现的才是真正意义的穷人。不幸是经济上的贫困，不争是精神上的匮乏。要知道一个真正的贫困户不是缺钱，而是失去了爱的能力，穷人因生活的艰辛，爱会被消耗殆尽。

尼古拉算不上贫困户，她的妻子也不是，他们有爱，有执着，有反抗。真正的穷人，可能连一句完整的话都难以表达清楚，不明白“上诉”的含义，不知道贝尔格莱德的方向。他们自私、狭隘，可怜又可恨，甚至让人觉得罪有应得，这才是贫困的可怕的地方，他们穷到使人憎恨。就像抢走尼古拉家具的的邻居，观众可怜尼古拉，却讨厌后者，而他的邻居才是生活中穷人的样子。

电影结尾很棒，更为真实。我国电影缺的是对坏人能力的肯定，满足于善恶到头终有报的安慰。国产电影，其实是制度性贫困。

极简的事件动作与漫长的日常展现，无配乐与突出的画外音效设计，主人公只身穿越高速公路与默默倾听或注视途中遇到角色的遭遇，诸如此类的叙事选择都不禁令人想起《罗塞塔》。

16mm胶片拍摄的影片被投影到标准画幅比例的银幕上时，看惯数码无瑕影像的观众甚至会对这满屏的噪点产生不适感。媒介传播的落差主动或被动地参与表达了其内容之隔绝——在这里我们看不到自己的苦酒，如今放映这部影片时寥寥几人的影厅何尝不是侧证我们也忘却了胸中有块垒，就像院线片观众不会知晓在无瑕的数码影像之外的电影的可能性。

而画外的音效设计既不能称得上新鲜，也没有比粗粝的画面精良几分，但它仍然用力所能及的放大音量以构建完整的表达。主人公在高速公路上行走时擦身呼啸而过的车辆，他耳边听到的引擎轰鸣声就是我们听到的，同时用声音做到无时不刻点明权力背后的力量，即通过对油力电力的充分榨取培育血盆大口之怪物。

另一边厢，是无任何油电支援的主人公，只有随处可接的浊水供他继续漂流到首都；而到事件发展最低落的时分他甚至要同时被电力通信公司抛弃，失去了联络医院知悉妻子病况的权利。它聚焦的不单单是一个穷人，是油电暴政下一丁点资源都没有留住的人。

经济来源被阻断时，他只剩肉身可以蜷曲；自焚未遂的妻子与即将骨肉分离的子女，令他只能站出来抵抗，此刻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赤裸裸的人，而非虚伪的家庭英雄叙事。一个人也有朴素而长久的动力，以肉身为阶梯诉求道义公正。

因此他只能看着和他一样的生命被子女抛弃在在医院，或被加油站的顾客羞辱，或被碾死路边发不出一声呻吟……当人失去油电象征之现代资源的庇佑，可怜程度无异于随时可能倒下然后血液浸入柏油路面的狗。

既然以肉身为阶梯诉求道义公正都是奢望，无幻想之幻想的破灭了，转身也要以躯体为藩篱蔽我寒舍。结尾言简意赅，但又是此前行走这一动作的延续，去贝尔格莱德社会部上诉公权和私力拿回属于自己的一桌一椅都成为了动作的补语，是那点可怜巴巴的目的限定。

从不同邻居家搬回餐桌将本聚焦于主人公的镜头横移到他周遭的家庭，每当他拿回属于自己的一部分，其它家庭又有一部分幻明幻灭了，在资源垄断下底层侵犯同阶层的她人物权甚至显得滑稽，但影片不打算透过这一静默的攻守暗示什么行动的可能。或许末了不得不再次提及《罗塞塔》，结尾拧开煤气决定与母亲同归于尽的罗塞塔发觉煤气用完，才起身拎出去换。不过是同样悲惨的荒诞现实搬演到塞尔维亚，只有一个人怎么在浊水中一遍一遍地漂流，一遍一遍地试图以身躯扎下藩篱。

作者：王霞

来源：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

塞尔维亚导演斯尔丹·戈卢博维奇的第四部电影《父亲》（中文名《漫漫寻子路》）去年在柏林电影节全景单元获得了观众奖和陪审团奖，被认为是戈卢博维奇目前为止最好的、最复杂的同时也是极简的电影。

年底露面海南电影节时，此片更是备受内地学者和影迷关注。值得庆幸的，这部胶片电影已通过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正式登上中国大银幕。

后南斯拉夫时期的塞尔维亚电影经历了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去巴尔干化”，也即试图摆脱库斯图里卡和德拉戈耶维奇等大导演在上个世纪90年代确立的一套享誉世界的电影语法——

将政治动荡与种族冲突置于日常生活的野性与暴力中，以夸张、怪诞的形式自我异域化，以传达一种没有出口的历史宿命感。

2000年后涌现的如戈卢博维奇等一批巴尔干半岛上的年轻导演们则致力于进入战后现实，并且有意引入好莱坞的类型片模式和戏剧性情节，以置疑遗留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等级制度。

《涟漪效应》剧照

例如戈卢博维奇最初的两部长片《绝对一百》（2001）和《完美设陷》（2007）都是将故事装在了惊悚犯罪片的叙事架构中。

进入第二个十年，戈卢博维奇开始转向，不管是三线时空交叉的《涟漪效应》（2014），还是第一人称叙事的“零度”故事《漫漫寻子路》，创作源起都是发生在塞尔维亚的真实事件。

特别是《漫漫寻子路》，以突出的纪实性与社会性，展现了一个塞尔维亚的肯·洛奇式的故事，讲述了一位父亲的贫穷和坚持。

英国《每日银幕》评论此片是将底层男人卡普拉式的声势置于了达内兄弟的心碎故事中。

以达内兄弟为代表的社会电影，往往提出这样一个叙事核心：如何在社会关系暴力中生存？

影片的原型故事是一个叫乔杰·乔克西莫维奇（Đorđu Joksimoviću）的父亲，面对官僚主义的高墙，决定从克拉古耶瓦茨（Kragujevca）步行几百公里到首都贝尔格莱德，向主管部门投诉当地社会服务机构，为夺回孩子的抚养权而战。

为此导演戈卢博维奇约见了乔克西莫维奇，并花好几天时间与他在一起，对事件和人物加深理解。于是，继《完美设陷》之后，《漫漫寻子路》再次讲述了一个需要帮助的父亲如何付出所能地奋力赎回自己的孩子。

戈卢博维奇说，这部分呈现也是他献给他的父亲普雷德拉格·戈卢博维奇（Predragu Golubovicu）的。

《完美设陷》剧照

父亲的沉默

个人与体制的关系，是世界电影中的一个经典叙事内容。影片里可以明显地看到个人与体制在对峙与冲突中呈现的黑色与荒谬，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最近十来年的罗马尼亚新浪潮电影。

《漫漫寻子路》的引发事件非常爆裂——影片第一个场景用了3分钟时间逼视着一个濒临崩溃的母亲，她的家庭已饥困难继，为讨回工厂拖欠两年的薪水和遣散补偿金，她携子当众自焚。

然而这只是个开始，实际上此后父亲尼古拉所面临的局面，才更加令人绝望。尼古拉的家庭没有因妻子的极端自戕得到政府部门或社会机构的关注与救助，相反，作为丈夫和父亲他被质询，被进一步置于更加无望的深渊里。

当尼古拉从做临时工的林场奋力跑步赶到事发工厂后，却先后迎来了警察、医生与社会福利中心对他进行的卡夫卡式的查问与判定，而尼古拉的原罪就是贫穷。

在这几场室内戏中，父亲与他者的关系，通过镜头俯仰、门框构图、景别大小以及非传统剪辑，清晰地描摹出官僚与腐败下的受害者与这个体制的不平等关系。

片中助理部长坐在贝尔格莱德的政府高楼里轻描淡写地说：贫困是对儿童暴力的一种形式。

这种逻辑实际上是将贫困的责任全部抛给个人，它成为体制进一步剥削弱者的借口。

应该说，贫困是对贫困者暴力的一种形式。而父亲的悲剧，还不仅仅是贫困本身，更在于无法掌握语言来为自己的贫穷辩护。

大多数情况下，尼古拉对别人的问话或者评论，都难以做出反应，看上去木讷沉默。除了来自体制的虚伪冷漠和麻木不仁，还包括试图同情他、帮助他的旧同事、乡亲，甚至陌生人为他的处境开出的各种处方。

言语滔滔的人们前前后后出现在尼古拉的旅程里，但是他们似乎都置于尼古拉的世界之外。

饰演尼古拉的戈兰·波格丹（Goran Bogdan）将人物不必要的细微动作降到最低。与他人共处的时候，尼古拉总是一张绝望、僵硬而又顺从的表情，往往在麻木中间或一轮的眼神，似乎永远丧失了愤怒的能力，罕见的情感闯入，也是为了突然死去的流浪狗以及突然被人像对待流浪狗一样施舍食物而哭泣。

这让他大大不同于肯·洛奇的人物。然而，在尼古拉疲惫的身体语言中却蕴藏着周围那些首鼠两端的灰色人物身上所没有的力量，那就是他朴素地坚信：作为父亲，他有权利和自己的孩子生活在一起。

影片的意识形态并不在于揭露官僚主义明目张胆的腐败，并将父亲看成腐败国家的受害者；

而是要讲述一个在经济衰退、工业化转型失败、农村破产、失业率常年高居不下的现实社会里，还可以有一个奥德赛式的人物，在极端困境中，仍然相信道德的力量，相信付出与牺牲能得到回应。

导演说，这一精神画像得益于沃纳·赫尔措格在《冰雪行》中一段自述的启发。

赫尔措格坚信徒步从慕尼黑到巴黎看望朋友，能让朋友的病好起来。导演认为，一个孤独的旅行者，一定有他自己不可动摇的动机。

父亲的三百公里

如西西弗斯一样，尼古拉这个人物的行动力似乎就在于作为父亲的绝望与决心的相互作用中。

这支撑着他三百公里徒步穿越这个国家，从荒野乡村，到后工业废墟，直到玻璃幕房式耀眼的首都，成就了影片主体的第二幕。

五天五夜的穿行与两天两夜的政府楼前的苦等，尼古拉经历了身体上的筋疲力尽和饥饿的极限，这无疑让他的“父亲之旅”带有几分宗教色彩，尽管他的孩子们无须知道他在为他们而战。

在这个文德斯式的穿越废墟的“公路片”段落中，父亲与空间的关系呈现出与第一个段落全然不同的方式。

尼古拉大多时候被置于近景的景深镜头中，或者位于大全景的纵向或横向的三分画面的正中。

以表现人物接受这个被历史与现实不断抛弃的空间里的全部内容，因为他可以专注于痛苦，耐心向前，绝不放弃。戈卢博维奇说，他想展现在苦难和逆境之后靠自己站起来的尼古拉的样子。

导演的摄影搭档亚历山大·伊利奇（Aleksandra Ilića）在超16毫米胶片上拍摄了此片。视觉上追求数字革命前的电影所具有的结构、对比度和深度，以保持一种无可辩驳地扎根于当下时刻的现实感。

影片在普里博伊、扎耶卡尔、克尼亚泽瓦茨周围等几个地方拍摄，将塞尔维亚境内全然不同质感的空间连接在一起：贫困的乡村社区、废弃而丑陋的后工业巨型建筑、危机四伏的首都郊区、明媚动人的秋日荒原、历史遗存的乡镇集市等。

导演借助于尼古拉对塞尔维亚从南部乡村到首都的一步步丈量，重拾现实主义，并抛弃所有戏剧性方向或者寓言式发展。

尽管一路上，尼古拉的身边出现过几种动物：亲近人的流浪狗、擦身而过的兔子、让路而行的狼群，但它们并没有形成如影片《被涂污的鸟》里那样极端的意识形态隐喻。它们只是作为尼古拉与人的关系的对比。

相比那些剥夺者与围观者，这几只在尼古拉的行程中淡然闪过的动物，更能跟他的内心情感建立关系：共情的、好奇的甚或试探敌意的。

影片结尾突然转向，尼古拉重新回到日常生活空间，却发现乡村社区的邻居们搬空了他房子里的所有东西。

这种巴尔干战争期间就经常发生的极端现实，天然夹带着无可奈何的荒诞感，导演却继续以克制的方式，避开它的喜剧色彩。

在最后十几分钟内影片中的人物全然沉默，父亲走街串巷，挨家挨户地捡回桌子，椅子，盘子，没有表情，也没遇到反抗。

最后他坐在空荡荡的餐桌前，看着凑齐了的四把椅子，开始吃饭。日常的延续，才能保证一个家的信念，父亲尼古拉虽然失去了一切，但仍然坚信寻回一切的可能。

这是戈卢博维奇式的社会电影，不回避现实的绝境，但保留向好的决心。

电影《何以为家》通过一个孩子的遭遇提出一个灵魂拷问-----父母既然没有能力好好的养育孩子，为什么生我？在我看来，电影《一个父亲的寻子之路》似乎从作人父母的视角，提出进一步追问，故事似乎追问一位父亲可以做些什么，如何在有限的能力下去保护爱护自己的孩子。虽然，这个电影故事里并没有给出欢喜的结尾，然而这个追问还是显得很有意义。因为，影片中也喊出了穷人也有生孩子的权利，其实这个问题也面向了很多人----如果家庭经济的贫穷是一种贫困，那么成人教育智慧的不足，在社会中资源环境也处于劣势人群，还包括家长给予孩子的养育陪伴的时间的窘迫，难道不也可以算是一种穷的状态吗？它们都从某种意义上限制了养育孩子的能力。我们又怎样爱护孩子呢？如果说每个人都能力有限，在所谓“拼爹”的时代，中国大多数父亲（家长）的焦虑，与其说是对儿女未来独立生活，女儿把握幸福的运气的焦虑，还不说是因为他们对自己能力的焦虑。

这部电影从一个最基本的维度，让我们可以凝视一名父亲，他只有付出自己，将有限的能力---步行三百公里的诚意，风餐露宿的忍耐，天真的执著使用到最大。尽管这样的能力，还不足改变事情结果成为英雄；这样的能力，还算不上能让他配上“乐观”，“自信”，“勇敢”这些词来形容。但那种能力是发自于爱，存在与至亲连接的自然情感中，也因为渺小的力量的发挥到最大从而伟大。观众可以质疑这种“爱”还不足够让他成为一个强大的父亲，因为他并不能摆脱家庭的贫穷，然而观众却不能怀疑他的爱就是用来承受住这生命之重。当他一言不发，似乎用一种特有的无声的对抗意识，径直走进那些偷拿他家东西的人家，从容的拿走自己家的东西时，他对爱的诠释，从来就是一份为爱付出所有么。这样的人，他可不可以有个孩子，可以接受他的拥抱，对他信赖。

诗人纪伯伦写过：你们是弓，你们的孩子是从弦上发出的生命的箭矢。这句诗的含义说通俗些有些接近中国人常引用的“儿孙自有儿孙福“这句话，似乎不管怎么爱护甚至不“爱“或”不那么“爱”，孩子自有他的命运，命运里自有他的福分。孩子成长了，有了自己的思想，大多数是父母是再也操心不来的，也就是想爱也起不了作用。而且我们也不乏知道好几个名人故事，他们经历家道中落，自幼不幸，但因为磨难受苦反而成就伟大的身名，那么，问题是穷人要提供什么养育孩子，物质，精神上的要求为什么否有标准？事实上，除非尊重孩子的意愿，否则任何他人之爱都可能将其撕裂，这一点就像在电影《帕尔默》指向每个人都拿出善念，而在《一个父亲的寻子之路》就是父亲，母亲和孩子一家人都在遭受恶意和被迫。

估计没有人以为苦难是应该的，特别是看到接受“精英教育”的孩子更大机会进入自然高的阶层，只有爱孩子的父母懂得，所谓舔犊情深就是总是希望孩子一帆风顺。若观众们了解生活的真相，经验或许也告诉我们其实少年人成长在富有安全感的好家庭，教育得当的话，他的未来生活更不容易陷入某一些要命的问题，获得幸福感几率多一些，因为他们更有完整的人格结构。然而，对于所谓“先天条件”不足的家庭及人，应该永远回味《沉思录》中的这句话：记住：好的东西，究其实质，只会在你能控制的事物之中找到。如果你把这一点谨记在心，就不会再有那些虚幻的嫉妒或悲惨的感觉，也不会可怜巴巴地拿自己及自己的成就去和别人比较了。

这位父亲是悲伤压抑的，他的一切话语在周围的世界中那么轻，唯有他的面容凝重和眼神深沉。我看到他只要能倾附自己所能，去寻找自己的孩子，这样的父亲哪怕路上遇见的一只流浪狗都可以分走他那可怜的一顿餐食，只要这样的父亲在，他的爱却并不贫困。这也使作为观众的我忽然明白：一个人承认身处在不完美的世界，与接受这个世界的不完美，应该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若将它们视为一个问题，也许确实会对养育孩子的责任而感到焦虑和恐惧，而事实上无论如何，我们都将能力有限，父亲或者母亲，所能付诸于子女之爱，正是凭借所有的力量，上路，哪怕踽踽前行。按斯多葛哲学教导的，生活中有自己不能掌控的部分，只有忍受和接受，估计也包括了自己的有限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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