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成本

一，

 
直到如今，还是经常被问“作为一个上海人，为什么去北京念书。”这一个问题有两个预设：1，你是个上海人。2，上海人不喜欢去除上海以外的国内城市。

想过很多种十个字以内的回答方式。

1，分类讨论：“我不是典型的上海人。”可是，什么是典型的上海人呢，没谁规定“上海人”的鉴定条件吧，我干嘛就要自己先走到边缘位置去？遂否决。

2，反诘推论：“谁说上海人不愿出去？”可是，我只能代表自己，又不能代表其他上海人。还是否决。

最终的回答是“出去看看”这般打打太极，然后以“懂得的人自不会问”来对自己的无力回答作为解脱。

显然，在这一点上，我终究是和人们对“上海人”这个物种的主流预设不符了。

身份认同在此时产生裂缝。

 

二，
 

有一个朋友，生于大庆油田，全家老小都认为必然的人生轨迹是承继祖业。在油田人的眼里，给私企、外企干活的，都不算“有正经工作”的。即使是国企，还得打量下是什么性质。朋友从小到大都无法适应家庭环境，对三姑六婆的各种惺惺作态的关心反感至极。即使后来到了太平洋彼岸，仍然时有对华人社会的怨言。

这当然是个例，当个体的特性与环境的预设相违背时，身份认同就会产生割裂感。

妈妈在家中排行第六，是老幺，家中约莫有过些族谱。妈妈的兄弟，名字中都有个“志”字，姐妹的名字则都带个“爱”字。妈妈最小的姐姐，名唤“英”，从小要强，略有些年纪有些主张时，便去派出所把“爱”字改为了“志”。

英姨张扬的性格，不为长辈所喜。上山下乡的年代里，英姨与我妈姐妹两中，有一个留沪名额，老师便留了乖巧的我妈。回沪后，英姨在医院工作，看上药剂房房的男青年，主动追求，得手。随后撺掇姨夫去澳洲打工，自己与儿子留守八年后，赴异国团聚。

小时候，大家都只认为英姨很凶，不如我妈脾气温顺，可是如今，我对英姨未完的一生持高度赞赏态度。然而，这种赞赏并不是普遍的。


相对而言，女人更容易跳出体制独立行事，男人则承担着更多后顾之忧。家中若干有些社会地位的男性长辈，认可英姨的果敢，但不认可她的选择。他们的理由，我懒得重复了，用脚趾甲回放一下好了。比我小四个月，在某国企当小主管的表弟则直言，他一些朋友到了国外，无法适应，还是回国，他本人也满足自己两点一线之外有养鱼遛鸟的业余爱好的安稳“老头子”生活。他说，不愿意放弃已经拥有的东西，去国外从零开始。

我所想总结的是，“落叶归根”是一种先验的自发的情感。体制对文化会产生一些异化的影响，从而对一些个体产生排异反应，但大部分人不会因噎废食。认同和追求三权分立的人，同样可以在儒释道中找到立身准则。反对裹小脚的人也一样可能陶醉于传统戏曲的唱念做打。

理智和情感控制不同的行为，乡愁则掌管着意识形态之外的领域。

英姨的后半生，基本上致力于邀请各种亲戚朋友去澳洲旅行或定居的事业之中。刘瑜说，到了国外，才能深刻地感受到“有多想家”。圣三位一体之一的神导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即使因持不同证件而流亡意大利，也依然时刻被乡愁侵吞着全身心。他不愿走进异族的教堂，而只能手持烛光在废井中独自逡巡。


三，

 

幼时在家乡的晚报“夜光杯”一栏，读到过一句话：“所谓思乡，思的多半是家乡的小菜”，反复品读。以饮食是一种文化来讲，这其实是爱地域文化的表现。

我爱着各种小笼生煎，少年时立志吃遍上海滩的生煎。此时，我深刻地感受到自己确实是个“上海人”。

可是，我也爱大份东北拉皮、甜腻的锅包肉，爱全聚德北京烤鸭、海碗居的麻豆腐，爱山西的刀削面、陕西的泡馍、广州的肠粉、煲汤……这也说的过去，因为我是中国人。爱国就等于爱舌尖嘛。

再可是可是，我也爱麦记和肯记，爱东南亚的咖喱，爱韩式烧烤和日料，又怎么解？哦，我是地球人，我爱全世界啊~这样继续下去，就没有边际了。

于是想到的问题是，什么又是爱国呢？什么是“国”？

狭义的“国家”是一个政治生活共同体，有界限。古代外蒙古也属于中国，你说爱国，就也爱着外蒙古，如今就不用了，可以省下200万平方公里的感情。

广义的“国家”是指拥有共同的语言、文化、种族或者历史的社会群体，在这个定义中，一个国家没有具体的边界。也就是说，你可以爱全国22个省唯独不爱河南人，也不影响自称“爱国”。

这在逻辑上有些不好理解。如果说爱的对象没有边界，那么爱的到底是什么？

在我看来，爱是一种甘愿付出去维护对方的情感。这种情感，出于责任。而责任，又出于身份认知。比如，爱亲人、爱朋友，是因为所担任的社会角色，需要承担这个责任。《银魂》中的坂田银时，放弃为家国大义而战，而选择保护最身边的人。因为家国大义，事实上没有边界，而至亲好友，却是可以确定的对象。

一个人，首先是父母的儿女，是朋友的朋友，然后是某个圈子的一员，是民族的一份血液，继而是一个行政生活共同体中的一个个体，最后是一个人类。人对自我的身份认同，不是绝对的，但多半有这样一个由强而弱的梯度。有了自己“是”什么，才能说“爱”什么。


王怡在《做个中国人有什么意思》中写道——现在民族主义的名声不好听。因为和意识形态捆绑销售的时间太长，“爱国者”和爱国贼也不好辨识。但波兰思想家米奇尼克，讲自己怎样成为一个爱国者和民族主义者。对我很有启发。他说。1968年8月21日这天，包括波兰在内有5个共产党国家的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摧毁“布拉格之春”。他就在那天，醍醐灌顶的成了一个波兰民族主义者。在1968年的波兰，什么人才配叫做波兰人？一个公共生活中的无权势者和失败者，他对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会从哪里来？米奇尼克给了一个迄今为止最打动我的理由，他说“为波兰的罪过感到羞耻的人，就是波兰人”。

“米奇尼克给出了另一种情感的养成方向。不是分享荣耀，而是分担耻辱。”民族主义或集体主义，并不为我辈提倡，而所想表明的，是血缘和情感的纽带是天然的，为其承担责任，也是天然的。


如果要翻译成人话，也可以这样说：“即使我自己不停地腹诽着魔都的浮华、拜金、冷漠和小市民习气，却又心胸狭窄地不愿听别人的非议。18岁带着对家庭的怨气北上，如今却学着自己消化掉生存的压力，守在脚步日渐不稳的父母身边。”

从“身份梯度认同”的角度来看，也就可以理解钱理群口中的“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吴思说过，中国人公共意识差，是因为“官与民”，“朝廷与百姓”二元格局过于对立化，当国不为民，那么民也自然不愿意属国。所以，中国人有“抱团”“拉帮结派”的社会行为习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把“自己人”和“外人”分的很清楚。他们对认作兄弟的人掏心掏肺，对“圈外人”只作表面交往，对“先天下之忧而忧”则多半不以为然。

有时候，也会出现反梯度身份认同的情况。《左传》中记载了春秋时卫国大夫石碏设计除掉自己儿子石厚的故事，并流传为“大义灭亲”的成语。这便是个体对作为人臣的身份认同超过了对为人父的身份认同。另一个春秋名人管仲，在战场上后退的行为，则被鲍叔牙解读为对为人子的身份认同高过对为人臣的身份认同。

在2012年的我国第二次刑诉法修改中规定，一般案件中近亲属有拒绝作证的权利。这也就是否定了之前长期提倡的“大义灭亲”司法政策。

可见，由身边的至亲，到地球另一端的陌生人，身份认同基本呈递减的梯度状，时而会因外部因素有一些断裂，但不影响整体平均走势。

 

四，


所以也就可以理解《赛德克巴莱》对祖灵的守护，以及为什么用这样极端的方式。

作为习惯全球一体化的现代人，为什么被赛德克人那么原始的情感所打动？作为早已习惯优胜劣汰的达尔文主义的现代人，为什么认同一种落后的野蛮人生活方式对现代文明的拒绝？为什么习惯了协商共赢，用控制取代抗争的现代人，却被这么天真的自我毁灭式的反抗所感动？为什么早已能够接纳地球人、天人和攘夷志士拥挤在同一所城市的现代人，却能认可守卫祖灵不让外族入侵的愚忠？

任何一个地域，任何一种文化，都是有排异性的。

而某些城市因为地位特殊，所以混杂了多一些的黑点。但从“排外”这个现象本身来说，矛盾更多源于文化冲突。有些地域贴的最初，只是在讨论豆浆的甜咸。

我相信人们被《赛德克巴莱》感动的原因，不会是对抗日题材的共鸣，而是认同一个民族对守护祖灵的决心，是认同为坚守信仰而牺牲的抉择。

如果可以认同广州人对粤语的捍卫，那么理应也能认同上海人对沪语的捍卫。

好比如果一个人想固守乘146公交车环游卢湾区，在打浦桥挫麻，在雁荡路逛音像店，然后去复兴公园跳交谊舞的生活方式，并对会改变这种方式的外来入侵感到天然的排斥，我认为这本身是没什么可以指责的。只不过如果这个人学会接受改变，他自己会心情更舒服而已。


五，

 
说起来，上海文化本来就是杂交的孩子。所谓的海派，是糅合西方和东方风格的不同特色。作为开放的都市，受到外域文化冲击，是不可抗的。

好比北京文化，京片子的皇城根儿文化和北漂文化早已是各占半边了。人有自由迁徙权，也有保护本土文化的权利。迫于生存资源，与总体政策的导向，两种人还将共同生活很长时间，磨合过程中，有矛盾是难免的，在“指腹为婚”的谕旨下，能做的也就只有想办法好好相处了。白人社会经过多年的洗礼，也能够接受黑人奥巴马总统了。

文化的融合，是辛苦的，但并非不可行。两种文化，并不是非此即彼才能生存。

悲观的说法来自刘慈欣：“宇宙图景犹如一片黑暗森林，每一个文明都是准备好捕杀他人的猎手。”

黑暗森林的遵循的公理前提是：1、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2、文明不断增长和扩张，但宇宙中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

其中，第二个公理在现实世界中已经不怎么成立了，很多区域的人口现在是负增长的，固然有环境制约有政策的因素，但以欧洲女性为例，其生育意愿也持续低迷。在可以自由选择如何生育的情况下，一些人生了3、4个，也有一些人选择不生。而当现在大多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技术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产业，确实不需要那么多人口了。所以文明未必是不断增长和扩张的。

由于《赛德克巴莱》是根据史实改变，马赫坡社一族在雾社事件中几乎灭族，从战士到妇孺，都选择了自杀。所以黑暗森林的第一条公理其实也被推翻了。生存是不是文明的第一需要，每一个文明可以自己选择。

既然两条公理都推翻了，宇宙图景原非黑暗森林，那么文明就不需要再作一名闪躲的猎手。

同样的，地球人和天人，硬盘与土著也都无需如此对立。

生存资源的有限，并非真相，而是人为的驱使。

当我们看到一线城市地价和房价高企、环人民广场商圈基本难以打到出租车、城市像摊大饼一样外扩、陆家嘴密集建设写字楼、上海人口在生育率降低的情况下不断增长并突破2300万时，都并不能说明这个城市是在进步的，也没什么值得喜悦。因为同一时间，乡村的留守儿童问题已经很严重了。

经济观察报的侯思铭在《一个小城市的生与死》中说，城市在向外一步步扩张，同时又从内部以更快的速度逐渐被遗忘。

前不久，报社一些同事去了大别山做公益活动，其中一位回来后情绪颇有些激动地转述：“那边的小城镇根本就不穷，校长什么全是官僚风气非常严重。镇上的青壮年100%全外出打工，学校里的孩子全是留守儿童，要么单亲在外，要么双亲全在外，一年回来一次，根本没人关心。一个家庭如果靠种地，一年的收入是3000块钱。镇上的三四层小洋房全是青壮年打工回来盖的。”

古老的手艺逐渐消失，人们的生活方式趋同。“工人在播种之时，便预先接受了放弃，人类或许终将会成为完全生活在城市的物种，假如小城市会消亡，那么杀死它的必定不是城市化，更不是财富，而是它失去了自己应有的生机。”侯思铭这样写道。

大城市的资本密集，以小村镇的消亡为代价。

这根本是天平没摆稳。如果村庄是美丽的、自足的，自由迁徙权会成为城市人口的压力吗？

所以，重要的是如何打破黑暗森林。一旦黑暗森林被打破，血祭祖灵、地域主义、自由迁徙权都不再会是互相损害的必然理由。文明的扩张最后会得到一种制约力量。而像赛德克族人那样，葆有先祖赋予的生活方式，同样应该是一种权利。

——断桥
也许在你的生命里我微不足道，不可理喻：但在我的种族里却惊天动地，事关存亡喧寂……
第一次注意到《赛德克•巴莱》是因为导演魏德圣的坚持：12年艰辛筹款路，7亿新台币的奢华，筚路蓝缕，把整个身家性命都压在了这部影片之上。我就在想，这会是一部怎样的影片，值得导演那么执着，那么不顾一切？后来听说是部反映了台湾原住民在“日治时代”的抗日事件——“雾社事件”的电影。但随即又传闻这是魏德圣继《海角七号》后又一部媚日“台独”宣传片。然而后来看很多影评和导演自述，又被告知这是一部描绘台湾原住民的影片，一部叩问文化归属感的影片……如是如是，不一而足。一部影片，风传殊异如此，除了能看出媒体及社会对影片的消化不良，更能看出这不是一个有明确目标或答案的影片，没有人知道它最终的目的和答案——包括导演本人。
1895年，大清光绪21年，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割台湾及澎湖列岛给日本，从此，台湾便迎来了整整五十年的“日治时代”。台湾原住民对“日治时代”的感情是复杂的，一方面，日本人的到来正如我们中学历史教科书所言给台湾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但另一方面，日本人却在五十年中将蛮荒的台湾拉进了文明（至少现在我们认为它是文明的）的路程。无论是出于对台湾资源的掠夺，还是为了扩大帝国版图，日本在台湾兴建铁路，学校，新城，让台湾人民接受“皇化”教育。这些都在客观上将台湾带进了现代化，领先了那些年苦难战火的大陆许多许多……这便给原住民带来了一个不得不面对或者被迫接受的问题：是奴颜婢膝屈服你的文明，还是用巴莱（英雄）的骄傲和野蛮来对抗你强加的统治？
赛德克族也遇到这样的难题：当一个信仰彩虹的种族与一个信仰太阳的强大民族相遇，当面对反抗就会灭族，屈服却要放弃自身的信仰和骄傲时，没有人能完全确定应该怎么办？正如马赫坡社的头目莫那鲁道，当二十年前的第一次抗争以失败而告终后，失去了的不仅是族人骄傲的猎场，还有他们神圣的生活方式——作为一个彩虹桥勇敢的勇士和善于编制的女人。其实被日本人统治有什么不好呢？被日本人统治，他们不会再野蛮地“出草”（以祭祀祖灵为名的割头），不会蒙昧无知，可以过上安定的文明的生活——正如被日化的两个赛德克族的年轻兄弟花冈一郎和花冈二郎所希望的那样。
但是，将一种习俗或者文化如此陡峭地转身难道就这么容易吗？赛德克族最终选择了光荣地“输掉身体，赢得灵魂”的战斗——或者说是莫那鲁道头目挣扎了二十年的最终选择。赛德克族明知反抗就有灭族的危险，但二十年后再一次选择了反抗，难道仅仅是因为和那几个山地警察的冲突吗？表面上看正是这种冲突直接导致他们的反抗，但是这并不是真正的原因。那会不会是因为失去猎场呢？还记得吗，二十年前，莫那还是老头目年轻英勇的儿子时，他们战败投降，他说的是：
“我们祖先再怎样也没失去过猎场，而我们竟然让异族人在这里称王！我不甘心，我不甘心……”
显然，年轻的他当时对自己或者说自己种族的生活方式没有任何的怀疑，对日本人充满的只是反感——一种对侵略者的厌恶和反感。日本人到来第一件事给他们登记，然后禁止他们“出草”，并把他们出草获得的头颅全部集中埋葬——这对日本人来说应该是一种善举，一种帮赛德克族脱离野蛮甚至扭曲的善举。可是当莫那拎着他的两麻袋头颅出来时，却和日军揪打在一起，唯一的一句就是“我不甘心！”我不甘心什么呢？我不甘心就这么战败，我不甘心失去祖先的猎场，我不甘心荣耀的勇士沦为俘虏，我不甘心听从异族人的安排——无论好坏。
而相对于赛德克族，日本人一开始就是怀着一种教化低等生番的心态来到这片“帝国的新版图”的。他们的残忍扫荡更多的是针对汉人——针对那些知道自己是大清臣民的人，而不是这群生番。并且在这里有无尽的木材矿藏，他们还需要这些生番的劳力，所以我们所见到的并不是台湾北部屠城的残忍和血腥，而是一种武力威慑后的 “怀柔”。
然而这种怀柔只能缓解一时的矛盾，并不能让彩虹的子孙完全臣服于“太阳帝国”的统治。二十年后的1930年，在这片曾经血腥杀戮的“黑暗地带”，所见到的是教育所，医疗所，杂货店，邮局，旅馆，宿舍，以及来往的扛着木材的生番和衣着考究的日本人。在表面上“整个雾社的番族都被我们文明化了。”但是这样吗？接下来的一个细节就完全证明这一切不仅不是一种文明化的进步，更是一种危机毒瘤的源泉。
几个赛德克族人蹲在一个汉人小店门口，店老板卖给他们酒，这时作为巡警的花冈二郎看到他们说：
“天都快下雨了还不回去，还在那喝酒……才赚那么点钱，还买酒！”
“这些钱除了买酒还能做什么？”一个人回答他说，随即便有人附和挖苦花冈。
“这些钱除了买酒还能做什么”，是啊，给我们钱我们除了买酒还能做什么呢？我们的生活不需要货币，我们的习俗不需要异族的约束。然而日本人来了，无论你的文明正确与否，和我都没有关系，你们强迫我们给你们扛树木，砍去祖先猎场里的参天大树，然后给我们几个可怜的钱。有了钱，却无处用，也只能买酒了。而更重要的是“这些钱除了买酒还能做什么”还有另一层危险的意思：那就是有了钱，便有了贫富的差距；有了钱，便瞬间使所有的赛德克族人变得“穷的连狗的瞧不起！”钱在满足欲望的同时，也让赛德克族人羞赧地将自己的贫穷暴露于日本人的面前。就好像一个衣食无忧的农村人，他凭借自己的土地和固有的生活方式可以过得逍遥安逸。如果哪一天，大都市里的高级白领来到这里，或许还会羡慕他的生活。然而一旦农村人背起行囊来到高楼林立，纸醉金迷的大都市时，这一切的安逸与富足就顿时没有了，随之而来的是一种自卑和恐惧：那些维系他安逸与富足的物质在纯货币化的都市里几乎一文不值！他的恐惧不是来自于不能果腹的忧虑，而是都市强迫将他本不应有的贫穷活生生地展示给别人看，是都市让他们发现自己的贫穷和自卑——这难道不是一种残忍吗？
就如花冈一郎以一个日本人的思维——或者说一个“文明人”的思维劝莫那头目不要反抗：
“我们现在过着文明的生活，有教育所，有邮局，不必再像从前一样得靠野蛮的猎杀才能生存，被日本人统治不好吗？”
莫那头目随即反问道：“被日本人统治好吗？男人被迫弯腰搬木头，女人被迫跪着帮佣陪酒；该领的钱全部进了日本警察的口袋！我这个当头目的，除了每天醉酒假装看不见听不见，还能怎么样？邮局、商店、学校？什么时候让族人生活的更好？反倒让他们看到自己有多贫穷了！……达奇斯（花冈一郎赛德克原名），喝酒吧！回家以后喝他个醉吧！我们自己酿的酒可以让人无拘无束，让人唱歌跳舞，苦笑随性——大醉一场你就会懂了……”这便是全剧的重点，也解释了莫那头目二十年来的心路历程。二十年来，莫那头目已经由当初怀着勇士荣誉的莽撞青年变成了老成的首领，而他思考了整整二十年的问题也即将峰回路转，答案浮现。虽然他一直沉浸在阻止不了异族的羞愧中，但在不知不觉中，他也即将明白他当初所不甘心的不仅仅是因为失去猎场和本族的生活习俗，以及荣耀的赛德克巴莱不得不受战败的侮辱，更是因为异族强加给他们的自卑，强加给他们尊严的侮辱——更深层地说，是一种先进的文明强加给一种落后文明致命的自卑，继而因为自卑而不得不放弃防御，完全屈服于先进文明，最终导致自我的丧失和同化——就算你抱残守拙，能做的也只能是在无尽的彷徨和犹豫中徘徊于两种文明的鸿沟之间孤独终老——因为你虽然名义上不愿被同化，但是你的内心已经无法说服自己，你已经从潜意识中认同了先进的文明，不然你又何必在彷徨中沉郁呢？
最终，莫那鲁道应是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最后决定反抗，血祭祖灵：
“如果你的文明是叫我们卑躬屈膝，那我就带你们看看我们野蛮的骄傲！……赛德克巴莱可以输掉身体，但是一定要赢得灵魂！”
此时，莫那鲁道已经完全找到了二十年来思索的答案，完成了一次心路历程的飞跃：真正的尊严不一定是盲目地追逐文明，被文明无情地同化；真正的赛德克巴莱需要的是一种对“祖灵”坚定的信仰，就算在别人看来可能是鸵鸟思维，也要发自内心真正地骄傲——面对更强大文明没有丝毫自卑的骄傲。这骄傲不是源自于文明的伟大，也不是源自于祖灵对彩虹勇士的许诺；而仅仅是源自于内心，源自于被他们称为祖灵，而实际上就是内心最纯正最本源的信念。在那最初祭司的祭语中便是答案：
“活在这大地的人呀，神灵为我们编织了有限的生命，可是我们是真正的男人唷，真正的男人死在战场上……当他们走向祖灵之家的时候，会经过一座美丽的彩虹桥唷！守桥的祖灵说：来看看你的手吧！男人摊开手，手上是怎么也揉擦不去的血痕——果然是真正的男人呀！去吧去吧，我的英雄！你的灵魂可以进入祖灵之家，去守卫那永远的荣誉猎场吧！”
我们无法评价一个人面对文明转折时的抉择，毕竟每一种抉择都有无尽的无奈和对错，你永远不能说这就是对，那就是错。如果你认为莫那头目是对的，可他们所谓的血祭祖灵却是在一个文明范畴（请允许我这么说）的地方进行无差别的残忍屠戮，这难道又是我们想见到的？如果你认为他是错的，当你多少年后来到这片曾经属于一个弱势种族的山林里看到另一种文明无处不在的浸润，你是不是会有些许的羞愧和歉意？在那场“出草”中，连赛德克的孩子都变的如魂灵附体，为了血祭祖灵，杀死自己的日本同学老师。在这片血海中，有的不是悲壮，不是抗争，而是深沉抑郁得让人窒息的先知般的低吟：
“……你们摸摸看，你们染血的双手，还能捧住猎场的沙土吗？你们摸摸看，你们悲愤的前额，还能展开一座彩虹桥吗？……你们灵魂里的星星已被点燃，你们的梦广大如一片蓝色海洋，而你们的灵魂里欢乐的泪水却已干涸。我的孩子，你们知道吗？为唱出祖灵的歌需要吞下许多痛苦，为说出自己的话需要吞下许多屈辱，为实现梦想需要吞下许多遗憾。孩子啊，你们怎么了？我的孩子啊，你们到底怎么了？”
是啊，当我们的双手沉浸于荣耀神圣的血印之时，也恰好是我们的灵魂从彩虹桥的七彩里坠落之刻——你，还能经过那梦中的彩虹桥吗？
导演魏德圣应是诗人，诗人擅长于画外音式的诗文抒情，而在这里他又巧妙地借用先知般的曲谣将这种抒情发挥到淋漓尽致。这种与影片音乐情节浑然天成的抒情一瞬间便将人融入剧情，融入一种出于本族的认同。当你离开电影，心灵宁静后再回顾，又会发现原来这些并不一定是你所认同的，甚至会是你觉得可笑的：他们固守着蛮荒，没有任何未来可言！你要是日本人面对这三百人，会不会在深思熟虑后也会有相同的决定呢？但对大陆人来说却不能，即使我们看到影片中除了最后使用野蛮残暴的毒气对付三百赛德克勇士之外，日本人的形象更像是一个受害者——一个手无缚鸡之力，仅仅依靠文明和武器压制蛮族的人。这与我们以往对日本人刻板极端而又拥有武士道坚韧性格的形象简直大相径庭！或许这就是相对的矛盾吧，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国度，即使再沉沦不堪，也应该还能保存那数千年沉淀的文明的底蕴。所以当它遇到一个崛起的太阳帝国时，所得到的认知当然与赛德克族不同了。
这里，请不要误会，我将华夏文明与赛德克族相提并论，并不是承认他们及其所居住的这片台湾的土地不属于中国。请也不要如此类比：既然赛德克族始终没有被文明浸染，那么日本文明和中国文明对他们来说又有什么区别呢？是不是大陆人对他们来说也是入侵者呢？
曾看过一些关于台湾原住民的历史，中国从明朝开始才真正涉足台湾，然而这种涉足更多的是对于澎湖列岛——因为海防考虑，澎湖战略意义重大，驻守澎湖只是为了拱卫大陆——当然，当时没有大陆这个说法，而是一个更令人心寒的说法——拱卫中国大明。至于台湾呢？台湾？台湾离澎湖好远，和我大明有什么关系？当然，还是有关系的，最近荷兰红夷在沿海闹的很凶，还攻占了部分澎湖列岛。大明虽然日暮西山，但却未昏聩不堪，于是大明举兵征伐，艰难勉强战胜红夷；但大明似乎也没有盲目自大，他也看到荷兰已经在南洋盘踞多年，一时并没有如此的财力去与其抗衡。所以，明朝和荷兰约定，澎湖是大明疆土，海防重地，断不可送人，你们需要贸易海港，大可以去远方那个叫台湾的地方。荷兰人同意，但考虑到没有人对台湾宣布主权，担心到台湾会受阻于当地居民，于是再次请求东亚的这个太上皇大明帮他们宣谕台湾放弃抵抗，大明不想多事，说台湾自古远离中国，非我疆土，要是遇到抵抗你们自己解决！
接下来的历史大家就都知道了：明亡之后，郑成功为了寻找反清复明的基地，又想起了台湾。于是，搬出典籍，历史之上，我们三国时就来过台湾，总结：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于是乎，台湾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郑氏经营台湾，心系大陆，但也给台湾带来了些许的进步。但可惜时间太短，后来清兵攻下台湾，也是为消灭最后反清的势力。攻灭之后，后患已毕，自不必再用心经营。直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清政府才意识到台湾战略位置的重要性，开始用心经营台湾，1884年，台湾脱离福建，成立台湾省，从李鸿章帐下走出的刘铭传任台湾第一巡府。之后台湾北部开始有了些许的痕迹，可是，历史依旧没有给我们时间，仅仅十一年后的1895年，台湾便被割给日本，一割就是五十年。日治五十年，台湾依旧重复着被“利用的”的命运。而抗日胜利后，国民党在49年退到台湾，虽身在台湾，却心系大陆，是不是也是对台湾的一种不公呢？于是这种边缘化的境地和文化影响的混乱也就成就了其自我认知的困惑。就如同香港人到底认为自己是英国人，还是中国人，或者仅仅是香港人？
而至于“外省人”的到来对那些赛德克族来说算不算与日本等同？这个自没必要纠结：历史的可悲之处在于从来没有严格的对与错，而认知的定论也仅仅是对现状的委身低眉，就好像没人会问北美属于美国白人还是印第安人。而历史的可爱之处也在于认知的定论仅仅是对现状的委身低眉，也和没人会问北美属于美国白人还是印第安人一样。所以……所以作为一个大陆人，当台湾现实的主体还是被浸润在华夏的文明之中，你就可以毫无顾忌地说这些都是中国人。
说了这么多，貌似有点跑题，其实不然。因为只有这种狭于民族性和文化性的认识才能帮你理解一个种族归属感的问题。因此，从来也不是先进的文明有意强迫落后的文明屈服于自己；而是落后之文明的自卑使自己放弃了未来文化范畴的话语权，自愿地扼杀了自己，也便无需先进文明的强迫了。
就好像片中的花冈兄弟，他们虽是赛德克族人，却从小接受日本人的教育，在思想上更加认同“文明的”日本，虽然骨子里他们仍忘不掉自己是赛德克族，虽然他们长着一张番族的脸，就算学历高薪水少，还被别人歧视，但是他们却依旧希冀自己的种族能这样“文明地生活”。
“……夹在族人期望和日本人威胁之间，生活是很痛苦的！”花冈一郎说。
“我们两个不也是这样子吗？不想当野蛮人，但不管怎么努力装扮，也改变不了这张不被文明认同的脸。”花冈二郎说。
“已经忍了二十年了，就再忍个二十年吧！等我们的孩子长大，或许就能彻底改变我们野蛮的形象……”花冈一郎如是说。很显然，在理智上，他已经将赛德克族的野蛮看成了一种耻辱，欲尽快脱离这种耻辱，这不正是要尽快扼杀自己的文明吗？
“再二十年就不是赛德克，就没有猎场！孩子全都是日本人了！”莫那头目清楚知道二十年意味着什么，这样大声反驳道。
可问题是……如果是你，你又如何取决呢？一切的关键就在于一个种族未来的不可预知性。显然，赛德克族保持着这种野蛮未来是没有希望的，但赛德克难道就不会有朝一日崛起，靠自己的努力比日本人更优秀吗？——这个假设才是一切问题的关键！花冈兄弟的结论显然是否定的，所以认为全部日化才是赛德克的出路；而莫那头目的答案就是肯定的吗？如果他是肯定的，他也不会用野蛮的骄傲来对付文明的羞辱；如果他的答案是肯定的，他也不会终日郁郁寡欢……显然，他根本不敢确定，甚至也认为那个假设不太可能，所以才会最终决定“出草”——就好像当年晚清和日军侵华时的中国：那里，你根本看不到任何能将这个古老文明从腐化禁锢的深渊里拖出来，并赋予其无尽的青春和热血的可能——就如它两千年前的时候一样蓬勃进取，傲立于世。所以，假如当初我们被欧美瓜分，被日本同化。就算我们不同意，我们也只能弱弱地说当初欧美日瓜分中国是不对的，但是话又说回来，没有他们我们现在还长辫粗袍愚昧无知呢，历史就是这么纠结呀！然而，谁又会想到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个虽然贫穷却从未被征服的民族，这个虽然落后却依旧怀有大国梦的国度，这个五千年积重难返但更因年轮的沉积而拥有强烈自尊甚至自负的中国，胼手胝足，痴、愚、艰、卓，竟也变得如此富有年轻，如此富有希望？
所以有时不是外来文化的过于强势才同化了我们，而是我们的自信不够坚毅才早早地投降，欲从自己的种族中脱之而后快——在一定意义上，脱亚入欧的日本，当今崇洋的中国不也是这样吗？
而当一种文化的认知一旦形成——尤其是在当今时代，便很难改变了。《荀子》有云：“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不是人性难改，而是一种文化，一种意识需要经过一代代的熏陶才能根深蒂固，而一旦根深蒂固便终身难易。而日治的50年恰好是一个社会彻底更新一次的周期，在加上日本的刻意皇化，其对台湾人的影响之深之复杂也就不难理解了。年少时，听说二战时很多台湾青年自愿参加日本敢死队，并要效忠天皇，就觉得不能理解，现在却觉得可以理解了。前几年看过一个日本纪录片，他们从台湾找到很多当年在日本军队服役的老人。老人们用日语唱着军歌，热泪盈眶，激动万分——并借此说明台湾人民对日本的眷顾。其实这大可不必，历史曾在，就算如此也不足为奇，不然各国也不会有那么多爱自己国家的人了，不是吗？
四个多小时的电影，导演给了我们一次回顾历史的机会，也给了我们一次反思的机会。在此之前，我们对雾社事件知道的那么少，毕竟只是300赛德克人的战斗，还在我们“文明生活”的边缘，或许只能作为一些茶余饭后的无聊谈资，甚至是嘲笑对象。可是，你知道吗？对一个种族来说，这却可能关系到它的生死存亡。从那以后，赛德克族再也没能强大起来，直到2008年才从泰雅族中独立出来。如果真有彩虹桥端的祖灵之地，他们又会不会在那里看着我们这些善于忘记的人们呢？
看完电影，不禁觉得自己何其有幸能生活在如此广袤悠久的国度，因为我们生来便能被自己的文化滋养包围；就算世殊时异，中华毕竟是中华，摊开我们的手掌，祖先浓郁的印记怎么也揉擦不掉——只有这时，我们才能顿悟到我是谁……
<完>
——2012年4月27日晚于上海卢湾J.A.T

这是一个偏执离奇的世界，他们操着完全陌生的言语，比言语更加陌生的，是他们的行为。观影中无数次的，让人感到不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这有什么意义吗？难道没有更好的方法吗？这一切就这样野蛮的展现在我们眼前，同片中美景一样陌生遥远。

我每天早上起床，洗漱用餐，穿着体面，坐车上班，上下车都说谢谢，到公司热情的和同事打招呼，中午吃烹饪的食物，吃饭时也让着别人，勤勉加班，待人礼貌，回家洗漱入眠，井井有条，上一次骂脏话和上一次发火，我都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

但我内心有多肮脏，自私，懦弱，嗜欲，只有我自己明白。一如人类发明的文明仪式一般，名片递送的礼仪，餐桌觥筹交错的礼仪，会议商谈的礼仪，着装穿衣的礼仪；但当我们真实的面对自己，名片递送的麻烦，觥筹交错的厌恶虚伪，会议商谈的内心敌对不屑，着装穿衣的繁琐复杂，才是真的。

隐藏在所有文明的表象下，是一样的丑陋，这些丑陋还没有以野蛮的形式表达，反而更显的虚假阴险。割下人的头颅野蛮吗？集体自杀野蛮吗？凶狠的推搡野蛮吗？还是车展消费女人光鲜的肉体野蛮？还是成片的推倒房屋野蛮？还是贪婪的鲸吞财产野蛮？

我们建立起文明的社会，用复杂的律法与规则建立条条框框，锁住了手和脚，到底没有锁住我们的心。在莫纳鲁道的世界，丑恶被直白的展现，加上愤怒与残忍，像茅屋一般简单粗糙的爆发出来；而被束缚的我们，带着我们的丑恶，如惊悚小说一般被包装和编织，成为邮局、教育所、发电站、公路，警察局，如此的多样和精彩。我不禁真的在想，什么是文明，什么是野蛮呢？

片中一句话让人动容，“拿生命来换图腾印记。那拿什么来换回这些年经的生命？” “骄傲！”多么空洞的词汇啊，骄傲。我们上一次骄傲是什么时候，在客户面前马屁逢迎之时吗？面对恶行冷漠忍耐之时吗（我忘记了，大多数人其实对于恶行都是参与和麻木了，能忍耐已经不易）？准备一次远行和冒险，却被现实生活坚决阻拦之时吗？亦或是我们真的骄傲过，当我们消费别人无法消费的车、房之时？当我们进入别人无法进入的富丽堂皇之所？当我们接触别人无法接触的权贵？我们真为这样的事情而骄傲过吗？这会是多么悲惨乏味的生命。

我们真的相信什么吗？我们有的人声称自己信仰，佛教、基督教或是一些别的东西。为了这份相信，你是否坚守过你的猎场，野蛮坚定的阻挠那入侵的平淡与庸俗；你是否相信彩虹桥的存在，并为此放弃世人的赞许与认可；你是否相信祖灵的庇佑，并在软弱危机之时因此镇定自若。除了世俗与金钱、享乐，我们真的相信什么吗？

我每天早上起床，机器一般精确的度过一天，合规合理，但我知道这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我知道我身边的一切，这些文明，这些高楼大厦，这些奔跑的机械，这些人际的规则，这些创造的财富，都是虚空，都是捕风。这就是我们的文明，带着这份自豪的文明，我们已经将野蛮与原始赶尽杀绝了，这份文明随着我们的机械与规章占领了这个世界的角角落落，让每个人可以体面的相处，快乐的享乐，张弛有度。

但我真的宁愿回到原始的山林，恣意的跳动，虔诚的敬拜，放肆的发怒，简单的爱恋，最后用鲜血捍卫我的骄傲。

但文明的我，似乎已经回不去了。

删减了一些细节，审核人员请安心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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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前，有友人推荐我“一定要去看《賽德克·巴萊》”，结果我看了预告片，除了总想到阿凡达以外，发现自己对雾社事件一无所知。

即将去看电影了，赶快找了维基百科了解一下，出乎意料，维基上的信息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如果你也打算看此片，但对赛德克与“高山族” 到底啥关系也不懂，或者看完以后还一头雾水，欢迎读下面的文章。

注：内容主要来自维基百科，【】内是我的想法。如果嫌长，直接看【】就可。

1.赛德克族（Seediq），

1.1 赛德克族（Seediq）在2011年还存在7000多人，早在清朝文献中即可见到该族的记载，原本被列为泰雅族的一支，经过多年的正名运动，终于在2008年4月23日成为第14个中华民国政府官方承认的台湾原住民族。

1.2 赛德克有三个方言群体，电影中涉及的是其中的德固达雅（Seediq Tgdaya）群体。

1.3 赛德克族社会为传统农猎社会型态，赛德克族的社会制度虽属父系社会，但有很多现象显示族内两性比较平等。

在婚姻制度上，赛德克族是坚持一夫一妻制的族律，杜绝同居、婚外情、未婚生子等违犯祖训的男女关系。

2 台湾原住民历史背景

2.1 台湾几十个各自关连却又独立的原住民族群。各族群有时相互通婚，有时互相斗争，彼此纠结缠绕，充满许多族群矛盾和历史仇恨，因此并未为形成坚定的群体意识。

2.2 台湾清治时期长期间实行“画界封山”政策，将不愿承认清帝国统治权之“生番”隔离于界线外【隔离政策】。清治末期实行“开山抚番”政策，除了怀柔手段，有时亦使用武力进行“开山”，征剿不服公家之原住民部落，原住民的传统生活领域开始受到汉人的侵犯。【原住民、汉民开始接触和矛盾】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人为了取得矿藏、木材等中高海拔山地资源，更加深入番界，于是与这些原住民（日人称为高砂族，后继之国民政府则称为山地人）发生了许多战争与交流。【日本人和原住民更多接触和冲突】

2.3 雾社位台湾中部山区，浊水溪上源于此。雾社恰好是中、北、东部原住民传统生活领域分水岭，台湾总督府(日本驻台最高机构）视为山地理蕃的行政中枢。雾社群赛德克族人以数十或数百人形成一个部落，居住在雾社台地。共计有十一个蕃社，其中六个社为雾社事件之起事者。【雾社赛德克族人一半参加了雾社事件】

2.4 日本殖民政府对台湾原住民之政策，初期十余年以军事镇抚为主；之后开始侧重开发与教育。雾社建有媲美日本本土城镇的公共建设与机能的市街，雾社地区诸社的原住民更大多能操日语，与日本警察、教师沟通，(相较之下，同期平地汉人的日语普及率仅达25%)，而派驻蕃地的日本警察亦被要求需通蕃语（原住民语言）。【物质生活改善，双方文化互通】

然而在建设教化的同时，日人对原住民原有的生活也多加限制，不仅出草【类似武装袭击】、纹面、断齿等传统习俗遭到禁止，不得私自持有枪械，狩猎需向日本派出所申请才能领取枪只弹药，甚至连传统的织布原料种植都受到管制。失去传统生计方式的原住民只能转而充当入山日人的劳工与女佣，而派驻“蕃地”的日警多有派驻边疆之感，故利用地位欺凌原住民之事不时发生，从而使原住民处于社会、经济、文化等诸层面中弱势的地位。同时日本政府推动日警与原住民头目之女结婚的政策，但很多联姻都走向悲剧（主要是原住民妇女被抛弃，而日本政府也放任始乱终弃的日警），也进一步引起两性观保守的原住民严重不满（因此在雾社事件后，强迫联姻的对象改为原住民警察与头目之女）。【族人与日本人地位不同，原住民处于明显弱势，同时原住民生活被迫改变，传统文化习俗崩解】

激化：1925年开始，日本政府裁撤台湾地区的驻卫军警人数，伴随而来的是大量经验不足的新任警察的进驻。另一方面，因为林业资源开发木材搬运拖欠原住民薪资问题，矛盾激化。当地拒绝出工人数增加。【矛盾激化，原住民开始罢工】

2.5 一般被视为事件导火线的，是发生在1930年10月7日的“敬酒风波”:根据日本警方纪录，当时马赫坡社正举行婚宴，适逢当地驻警吉村克己巡查与同僚路过，头目莫那鲁道长子塔达欧·莫那想向吉村敬酒，却被吉村把手甩开，并以警棍敲打塔达欧·莫那敬酒的手，因而引发与族内男子的斗殴，吉村也因此负伤。

事后，虽然头目莫那·鲁道亲自率众携酒往吉村处谢罪，但吉村不肯接受道歉，并呈报上级。当时殴警之罪相当之重(讽刺的是，由于吉村在申报书中坚称自己未在纠纷中受伤，郡守与雾社分室的回复公文中仅要求予以口头申诫即可)，族人心怀新仇旧恨外，亦深恐日警报复，终而决定起事。【吉村看来是个高傲又胆小的家伙，矛盾爆发】

2.6 这位谢罪的莫那·鲁道为雾社群赛德克屈指的有力人物，是少数靠能力而非血缘取得头目地位的智勇双全之士，同时拥有当地最多的财产，在当地拥有很高的威望。由于莫那·鲁道曾于1920年与1925年两度参与当地未遂的起义计划，日方亦将之视为危险人物，出于安抚与威吓之双重目的，曾于1920年及1929年要求莫那·鲁道率众参与对其他番社的讨伐行动以示忠顺(即“萨拉矛事件”（1920年，萨拉矛社）与“青山事件”（1929年）[6][7])，但更加深了莫那·鲁道对日方敌意和决心。

2.7 比荷·瓦里斯与比荷·沙波为堂兄弟关系，两人都有家人因与日本警察起冲突而遭到杀害的经历，对日本不满。他们和莫那·鲁道不属于一个社群，而属于荷戈社（Gungu），比荷·沙波似乎充当联络人，游说了其他五社参与。

2.8 各社中人口最多的巴兰社却因为头目的反对而未参与起义，最后仅有少数男子以个人身份加入。另一方面，由于决定起事的过程仓促，除马赫坡社，各社并未作出相应的备战与储粮行为。


3 起事经过

3.1 1930年10月27日凌晨，起义赛德克族自马赫坡社开始行动，明确的以日籍人士为攻击对象，当天共造成共134名官员、家长、学童等日本人死亡、重伤26名[15]，误杀2位著和服的汉人李彩云与刘才良[16][17]，一名著和服的泰雅族女性也遭刺伤（后来死于伤口感染）。起事赛德克族人并从警察分室及驻在所等单位，获得枪支180支和弹药23,037发，同时切断通往外地的电话线与轻型铁路轨道，形成中断对外交通的固守之势。

3.2 当时雾社镇上有两名担任警察兼任当地教师的赛德克族人花冈一郎与花冈二郎，在日方军警进入雾社地区时，却发现两人皆已自杀身亡。花冈两人同时留日文草书之遗书于壁上，说明族人因不堪苦役而起事，两人无能为力，仅能一死。

3.3 除花冈两人之外，当时各驻在所尚配属有总数数十名的原住民与汉人籍警手(下级警察)，不过在袭击过程中均被放过。【有民族针对性的袭击】

3.4 双方开始交战，原住民步步退守，由于起事时秋季农作大多尚未收获，村落也遭日军攻占，起义原住民很快就陷入粮食不继的状态，对日方的反抗活动自11月中旬规模日渐缩小及丧失组织性，许多起事各部落男子之妻小家眷不愿托累战士，于起事及包围期间循传统于巨木下自缢，亦有残存者投降。【至11月下旬，主要打了将近一个月】。

抗日六部落的族人共计1,236名，战死者85名、被飞机轰炸死者137名、炮弹炸死34名、被“味方蕃”袭击队猎首级者87名、自缢身亡者296名、俘虏者265名，另外有约500名原住民投降。

莫那·鲁道自缢，他的长子自缢，次子死于战争，几乎全家死亡。比荷·瓦里斯自缢，比荷·沙波则于12月12日为味方蕃抓获，隔年三月死于日方看守所。

总督府出动约军人1194员，另外还有警察部队1,306员。根据事后日方战报显示，日本平民遭屠杀134人，受伤215人，陆军阵亡22人战伤25人，警察6人阵亡4人战伤，协助日军的原住民兵勇22员阵亡、19员受伤，随军汉人军夫1人死亡7人受伤。

4 味方蕃

4.1 日人利用“以夷制夷”的策略，以提供赏金和枪支弹药为条件，利用周边原本即因争夺猎场、既有纠纷而与起义各社存有嫌隙之道泽等族群，组成“味方蕃”袭击队，协助日人军警部队作战。

4.2 由于过去素有恩怨，味方蕃袭击队又贪图奖赏而对妇孺一律残杀，据说起义赛德克对味方蕃之仇恨更甚于日军。在战斗中，道泽社总头目战死，道泽群死伤人数居于各味方蕃之冠。【原住民内部深仇】

4.3 第一次事件期间投降之赛德克人共514人，之后被集中于邻近原部落的五处“保护蛮收容所”内。

1931年4月25日深夜，道泽群的壮丁200余人组队夜袭赛德克余民，被杀死及自杀者共216人[32]（一说214人[33]或218人[34]）。日方之警卫仅在西巴乌收容所方面进行过名目上之开枪喝止，道泽群则仅有1人死亡，5人重伤，10人轻伤，且多半是赛德克族人以弓、竹枪等武器反击造成。【后证明日本人参与挑拨煽动，这事件被称为第二次雾社事件。】

5 后续事件

5.1 台湾总督府修正了台湾原住民的种族歧视政策，并且加速皇民化教育，对原住民思想改造。并将原住民强制迁移到平地定居，由狩猎改为农耕生活。

5.2 巴兰社群【前面那个没参与的】虽然因为在事件中保持中立并救助日人而未遭受处罚，但在1939年时，仍因日本人兴建万大水库而迁移到北港溪中游台地，取名为中原社。

5.3 而原居于雾社地区的赛德克族人，抗日六社遗族仅剩298名。1931年5月6日，日本官方强制六社全部迁移到北港溪流域与眉原溪交会处之川中岛，以集中监视，并将六社合成一社改名为“川中岛社”[37]（今日的清流部落）不得回原籍，从此雾社地区赛德克族永离祖居。从高山迁至低原区，六社遗族多水土不服，许多人染痢疾、疟疾而死，亦有因忧恨而自杀身亡者......

太平洋战争期间皇民化政策下，诱导青年丁壮参加高砂义勇军，有为日军而阵亡者。最后六社遗族仅剩老弱妇孺200多名（约雾社事件前五分之一）。

5.4 原抗日六社居住地雾社地区，日方则无条件拨给于一、二次雾社事件中协助日方的“味方蕃”，永久居住。

5.5 1931年1月，总督石冢英藏、总务长官人见次郎遭日本内阁撤换，警务局长石井保、台中州知事水越幸一亦去职以示负责。之后，继任的总督太田政弘，于短期间内虽提出善待原住民的政策试图平息风波；但新任总务长官的高桥守雄仍因处理不当，发生二次雾社事件而去职。

6 调查与猜测

6.1 我们看到的事件由各种官方民间调查还原，未必代表真相。

6.2 日本帝国议会的议员河野密，来台湾调查真相，并在1931年三月号的《中央公论》，发表一篇〈调查雾社事件的真相〉。文章说：

（一）原住民因为缺乏手段和方法，所以无法表达真相。

（二）事件的多数当事人，不论原住民或是日方警察，因为在事件中消失，无法判断事件的是非。

（三）事件后，最早进入雾社的记者受到限制，无法报道真相。致雾社事件到现在还是“谜”。


动机：莫那鲁道，受总督府招待观光日本后，曾说过：“日本人比浊水溪的石头还多，他们有专门教杀人的学校（指军校），每日制造机关枪、大炮、炸弹（指兵工厂）……”。莫那鲁道知道抗日没有取胜的机会，分析给他的族人听。他们不愿意永被奴役，选择拚死的决心，表达活就要活得有尊严。

【我的猜测和这个结论近似，雾社事件是一次大规模的自杀性报复袭击。赛德克族人违反以往出草不杀妇孺习俗，在这次事件内针对日本人男女老幼都杀，而且事后中断与外界交通固守，这是次绝望的战斗，玉石俱焚那种。

原住民问题在全世界都是个问题，各国都有过冲突，“文明”族群曾经用过隔离，恩威并施、教化等各种办法，有的民族最后失去自己文化特征，与主流族群无异；有的被当为自己的文化习俗的表演者。

在雾社事件中出现的人的行为值得玩味：

在雾社诊疗所担任医师多年的志柿源次郎之妻则在花冈二郎之妻初子的帮助下逃过一劫。

小岛源治巡察之妻松野与她所保护的十七名儿童获救，与小岛夫人在袭击中失散的三名5岁、3岁与未足岁幼儿则在两名道泽社女佣的保护下于同日在三十公里外的马利巴社获救。

第二次雾社事件（道泽社袭击赛德克遗族）当天与日人较为友好之赛德克人(如花冈二郎之妻初子与阿威赫拔哈)，都曾被日本警察邀请留宿或暗示不要返回收容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