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后黑手

Why should a financial engineer be paid four times to 100 times more than a real engineer? A real engineer build bridges. A financial engineer build -- dreams.

And, you know, when those dreams turn out to be nightmares -- other people pay for it.

For decades, the American financial system was stable and safe. But then something changed. The financial industry turned its back on society, corrupted our political system, and plunged the world economy into crisis. At enormous cost, we've avoided disaster and are recovering. But the men and institutions that caused the crisis are still in power, and that needs to change. They will tell us that we need them, and that what they do is too complicated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y will tell us it won't happen again. They will spend billions fighting reform. It won't be easy.

But some things are worth fighting for.

—— The movie "Inside Job"

金融危机全过程中，资本贪婪的天性暴露无遗。华尔街金融衍生品创新并没有降低次贷的风险。它只是把风险转移和分散给了更多的人。而恰恰由于风险从金融机构中转移了出去，金融机构得以更放心的吸纳更多利率更高的次贷。其结果是，社会整体承担了更高的风险，而集中在少数人身上的金融资本赚的盘满钵满。

这个冗长的金融链条中，每一环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但最终没有带来链条整体的效率最高。所以可以说，自由市场在这里肯定是失灵的。

最可怕的事情，不是财富的损失，而是人性的迷失——在资本和利益的压力下，到底谁是可以相信的？当看到Glenn Hubbard面对采访时那些拙劣的态度，我很难很难相信这是我读过的经济学教材的作者，一个经济学家，教授，学者。更不用提Greenspan和Bernanke两位美联储主席。拒绝采访无疑等于释放一个信号：我有罪。这就是我心目中那种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能预测未来，承担一国之责任的央行行长？

当你已经开始接受利益，你就不可能摆脱干系，做独立的学者或者廉洁的智囊。想起《吴敬琏传》引用吴老的话：“作为经济学家首要的职责是研究科学，发现真理，做一个有独立立场的观察者。”现在终于知道违背这个话会有什么后果了。所以还是那个简单的道理，判断一个人或组织可信任与否，先看看有没有利益冲突；而想要获得别人的信任，同样要好好选择一下接受什么利益。

每次我和洋人谈政治制度，我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你们的中央银行为什么不受政府控制？“ 在经济已经出现过热，金融产品泡沫膨胀的时候，美联储的利率还是压得几乎没有利息——格力斯潘自己举起个牌子说，”各大银行快来抢纳税人的钱吧！“一个号称自己是民主的国家，号称一切都能受议会控制的国家，连老百姓的经济生活都不能通过政府的调控干预，来实现稳定。

Inside Job 是一部非常有同情心和责任心的电影，他没有像michael Moore 一样把美国的大门用美国文化关起来，而是放眼全球经济，冰岛，中国，新加坡——全球金融系统食物链上的各个团体，同情经济危机的受害者（冰岛整个国家，还有中国民工队伍）的同时，毫不留情的揭批华尔街中饱私囊的奸商，另外，在华盛顿和哈佛那些为华尔街瞠目的走狗，也没有逃过影片作者的批评。

看完电影以后，我才明白我一只以来的问题有多幼稚。从里根政府以来，美国的政府根本和华尔街是一家人，如同美国政府和大医药，大能源，大食品公司是一家人一样。

美国政府从财政部到美联储，收了人家钱财，放手让华尔街不断做大做空，凭借无数”金融工程师“制作出” 大规模杀伤性金融武器“ ——CDO, Insurance Swap, 然后一小部分人坐收泡沫顶端的那几亿红利。

与此同时三千亿的财富在金融危机中消失了，全球五千万人没有了工作。这里欠下的账单，却由全球的纳税人来承担。请全球人民记住——美国的银行是烂账不还的公司，美国的政府一个支持烂账的政府。

影片非常详细的分析了整个过程中，美国政府有预谋的进行了长达三十年的经济政策松动，把应有的规章制度一点点完全去除；美国政府人头变换，但是经济面孔永远是”华尔街“。

但是拍摄影片的最终目的是警告当前形势的危机：

——因为几大金融巨头的并购和收购，华尔街当前的巨头更精简，更强大了；
——obama政府依然在这些银行巨头的掌控之下(美国的财长一直是规章制度的反对者）
——一波波华尔街的赞助继续收买美国的经济学界和学术界，出文章支持华尔街的小算盘。

喜欢”阴谋理论“的人，一定会说，我早想到了，美国一直以来都是这些精英在奴役人民。 如果这个真的成为美国人民的共识，那么马克思预言的暴力革命可能真的会在美国发生。

很遗憾，大多数在民主制度，民主洗脑下成站起来的西方人都相信议会，法院和政府选举。 所以为什么这部片子，比10部"时代精神"都更有实际意义。

如果有人想知道下一次经济危机是什么时候，那么请关注 IMF 首席经济学家，
—— Raghuram G. Rajan

他在2005年的报告中就已经看到了经济危机的爆发。


后记后记后记后记后记后记后记后记后记后记后记后记后记后记后记后记后记后记后记后记后记后记后记后记后记后记后记后记后记后记后记后记后记

片子看过半年以后，我对自由经济制度的讨论兴趣有增无减。在今天的媒体环境下，无论是集权国家的封锁，还是民主国家的商业洗脑，选择愚昧的人总比选择求知的人多。

比如：
2011-03-05 03:01:52 phoenie
　　姑且不论影片的内容是否真实，光凭楼主看什么信什么这点就让我对你的未来感到担忧。。


选择愚昧的最简单方式就是热情的相信“不可知”的永恒存在。别人无论什么观点，你就否定，因为尽管你不知道真理，也可以随意否定别人对真理的追求。

从媒体上灌输给你的信息其实有三种——政治评判的宣传，信息娱乐交易，商业推广。 要想找到真理还真挺难。

一部电影，如果只是为了票房活着，那就是信息娱乐交易。一手出钱买票，一手给你两个小时电影看。看得不满意，不够娱乐，或者没有真理，买票的人一旦没有收益，就用SNS警告其他人不要去看，造成电影的经济损失。

一旦电影里面有像《变形记刚》GM车的宣传，电影会从GM里收商业推广的钱。电视剧虽然是纯娱乐，但是电视剧制作的费用是由插播广告的收益人那里支付的。所以还是商业推广的信息。大多数美国电视都是这样。他们不在乎你的看片感受和收益与否，国内电视剧就是典型。

有个特例： 除了BBC，ZDF, ARTE 这些欧洲的公共频道——由公民出钱订，另一部分钱来自国家的税款。国家税款当然代表政治评判的立场，所以美国人说bbc这种地方是政府洗脑，也似乎有些道理。

但是，如果政府是民选的，代表人民意志，那么BBC 这些台也就是一种纯粹的人民出钱，电视台给你信息和娱乐的简单交易——没有大金融，大食品，大药品企业赞助的广告和含蓄的商业推广信息。

很遗憾，并不是所有的信息渠道没有商业推广信息，在这样的媒体环境下获得真知，肯定是靠阅读帮忙。

看什么呢？ 《经济学人》在全世界，尤其是中国的“学术界”口碑蛮好，但是里面的东西怎么样呢？
2011年 1月22日起名为《少数人》的一篇关于“全球上层人士”的特别报道讨论了世界1%的上层人口掌握着世界43%的财产、10%的上层人口掌握了83%、而下层的50%人口只拥有全球财产的2%的经济不平等现实；各行各业为上层人士服务的知识阶层也随之大幅度的改善自己经济地位等等故事之后，留给读者一大批充满希望的评语，诸如：“能改变世界的不是血统或者财富，而是想法”；“在民主系统里，精英会为大众服务” “巨富的慈善家会主动缓和社会矛盾和不平等” 等等。

但是吸引我的是在第12页的关于”Bilderberg Group" 的一段话，网上很多关于这个组织的阴谋论盛行很久。 而《经济学人》解释说，这个组织内部的全球精英举足轻重，保证他们的对话不公布，才能让成员们开诚布公的谈问题。去年的 Bilderberg Group 美国前财长，哈弗校长larry summers，德意志银行行长，壳牌总裁，西班牙总理，联合国世界食品计划负责人， 比尔盖茨等人一起讨论包括欧元能否存活下来等各类国际问题。《经济学人》的两个编辑也应邀参加，但是不能报道任何东西。

这就有点让人不爽了。 没有什么比”秘密“更能树立不平等观念的了。所谓的民主，是建立在公开讨论的基础上。 网上的阴谋理论也针锋相对的指责这小挫”国际精英“的不可一世，认为自己的想法可以掌控世界前途。 从这点看，《经济学人》是一种精英读物——认为自己身处人类的社会地位阶梯上层，可以影响世界未来的，不必向“非精英”解释，世界为什么被我们设计成这样。

很遗憾，我不相信《经济学人》的未来。我相信这部影片的思路: 每个世界公民对世界经济运作的方式的理解，充分交流才能保证世界稳定，公平，和人道。

这就是对 “经济金融教育宪章化“ 的要求——要民主国家的公民不断学习和交流这方面的信息——而不是对某种经济理论的精通或者对某个操纵股票在行的老头的笃信。

这部影片是能让人明白”阴谋论'式的经济理论为什么不能打动大众，促使他们去暴动，而是应该通过已有的制度工具：法院，议会，选举，宣传正确的思路，逐步的改变大众的认识，改变现实。

我认为这部纪录片是对金融危机最好的解读。

导演兼制作人Charles Ferguson把事件的前前后后都交代的十分清楚。清晰的思路让观众很容易理解有关这个问题的种种：风险积累的原因和过程，全球受金融海啸打击之后的影响和反馈，在美国，学术界，商业界乃至政界，谁在从损失惨重的投资者手中捞钱，而投资者所买的正是他们的产品，谁在纵容其发生，谁在给极其危险的金融产品一个高的评价，事后又只称It's just our opinion，谁又在一直呼吁问题的存在和严重性，但得不到正面的回应。片子甚至提到了，华尔街的分析员和银行家们是红灯区的主要顾客，以及，少数大佬们贪婪的无止境的赚钱时，和他们在酒吧吸某种粉末时，大脑中极度兴奋的区域是一样的。大量的采访和法庭审判录像让人不得不相信导演所讲。

去年，我读了前美财长Henry Paulson的书《On the Brink》，讲其在任期间“拯救”金融海啸的种种措施，说服国会给钱，说服本国或外国商业银行给钱或者收购，从而拯救濒临倒闭的两家房地产抵押公司，两家大投行和最大的保险公司，当时，我觉着这样真make sense，但谁知这无非是在保护食物链顶端的几只猛兽，钱是一环传给一环的，杠杆leverage ratio是一环环放大的，倒了中间的一个环节，以后自己怎么吃肉啊。

我真有点不懂了。

法庭上，拥有5架私人喷气式飞机的雷曼兄弟CEO被法官质问的哑口无言，公司内部发给sales的邮件已经铁证如山，全堂哄笑他之后，他怎么可以事后该怎么逍遥还怎么逍遥。

被纪录片记者问的哑口无言，多次赶记者走的白宫经济事务顾问，怎么还是哥伦比亚商学院院长。

在这样的一个国家，一个导演可以拍纪录片明着暗着批评历任总统和高官，最后还在“美国春晚”奥斯卡得奖，但是，什么事儿该怎么着还是怎么着，你咋地吧。

看来民主和想说啥说啥也不能代表什么，做到了也不见得好。或者说，美国还没真正做到。

临近结尾的一句话，真是点睛之笔：It's a Wall Street government!!!

片子的题目起的真好。

Inside，一切的原因和利益诉求都是由内向外的，华尔街高管和政府经济高官的人员调用都一家亲了，还说什么。

Job，这不是无意的，无法预测的，无法避免的，无法察觉的，发生之后用全力解决的危机，这是他们的工作。

http://movie.douban.com/review/4506888/?start=100#comments

这部电影很牛X。牛X的地方第一点是思路很清晰，虽然各位编导明显是选定了边站定了位，只是“论述自己的观点”的干活，但是人物采访数据分析，从华尔街，到政府，到经济学家，时不时地用胳膊肘捅观众一下，不太明显不是很故意，但效果毕竟是达到了。牛X的第二点是出场人物都很大牌，涉及美国高级行政人员，顶级银行家，金融分析师，大学教授，甚至新加坡，中国，法国的政府官员等等。从记录片，甚至可以说从discovery的角度，这都是一部很好的电影。对于有意研究金融的同学，有意研究危机的同学，有意研究金融危机的同学，甚至只是有意想要投资股市投资房产以抵抗通膨的同学，这都是一部深入浅出，信息丰富，分析明晰，概念清楚的资料/教学片。

说起美国这个国家，是个很神奇的国度，被很多人向往着，我则从来觉得“还好”，大约在经济发展之类的问题上我是个很保守又不思进取的人吧。但是常常有同学在我一番保守又不思进取的发言后面评论说“你看看人家美国”，言下之意美国是个绝好的榜样，只要我们在各方面照足美国那样做，十年之后不说赶英超美吧，把美国学到八九成像还是不成问题的。当然在这些同学的美好想像中，一旦我们变成美国的完整山寨版，他们必然不会是那些在底层社区挣扎温饱的 losers，统统都是在高级住宅区里牵着名贵小狗听着ipod享受阳光绿萌新鲜空气的成功人士。

暂且不去讨论谁在这些同学当中的脑海中扮演着那些loser的角色，但是这些同学美好的野望活生生的解释了一句话——greedy is good！当年《华尔街》当中的名台词鼓励无数美国的，中国的，法国的，日本的，天知道还有哪些国家的既不保守又很思进取的青年们学习金融经济最后投身于 “投资”行业，朝着“美国梦”或者“美国那样的梦”一步步迈进着。

我第一次见Luc的时候，他指着我的cv问“你有管理学的文凭为什么最后没有选择经管方面的工作”——这是多么的显而易见啊！我们做it业的民工而已，每天靠着点脑力赚血汗钱，怎么比得上经管行业，左手钱来右手钱去，转眼间兴许就发达了，你看看华尔街那些泡名模开名车住豪宅的。况且我是女生，编程神马的，跟一群穿老头衫夹脚拖鞋的宅男关在一个办公室里，连穿个名牌化个时髦妆容卖弄青春资本的机会都没有，划不来啊很划不来。因为太显而易见了，我都不晓得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once upon a time，我只身去远方旅行，家长拜托当地的友人照顾一下。友人很负责地百忙之中抽空领我四下游玩。当然生意人么，时间就是金钱，所以游玩间隙得到机会还是要百忙一下。于是在经过市中心的时候我们顺便进入当地最大的医院，直接找到该医院最牛X科系的主任。友人与主任一旁切切私语。我虽未成年，却不 innocent，诸如什么美国还没有通过临床检验期的抗xx病特效药，成本价多少，进价多少，开方价多少，给医生的回扣多少，等等等等，即使不是故意偷听也知道一二，自然晓得他们在聊什么。待友人谈毕了事情，主任送我们出来，拍着我的肩说“好好念书，只要你能进医学院，毕业了进xx医院肯定没问题”云云。只见候诊室里坐着千里迢迢不知从哪个乡下赶来看病的黑瘦农民，主楼门外停着医生们闪闪发亮的bmw。

后来我没进医学院，却报名了经管的双学位。我想知道，为什么有些人劳碌一生背朝天脚踏地提供人类最基本最需要的东西，末了搭上一生的积蓄却连一盒药都买不起，而有些人仗着好运或者好命就能在几个小时一桌饭上挥霍掉别人一年的生活费。虽然毕业之后我选择当民工——大部分时间跟代码纠缠是很痛苦的但在某些时候还会觉得“至少我是个创造者，一个小小的程序至少能改变一些人的生活”，不过这段过程还是挺有用的——至少想起来了自己还会记个账，也不至于被什么投资顾问坑骗。知识这个时候不仅是力量，也是金钱，我总觉得金融学之类的课程，在一个真正有道德的国家是应该免费的开放给所有国民，上山下乡，像大选宣传候选人那样硬塞也要塞给每个公民人的。

但是现实世界的国家，全都分成既得利益者和未得利益者。既得利益者制定掌握控制了游戏规则，以防止自己的利益被未得利益者窃取，未得利益者削尖了脑袋钻营这些游戏规则以求谋取别人的利益，而一旦他们得到了利益，他们就变成新的规则守护者。变的只是玩游戏双方的关系，游戏的规则从来未曾改变过。 greedy是人类的天性，人人都以为“只要我这样这样，那样那样，我也就可以变得和xxx一样一样”。于是掌握了规则的人，都不希望别人窥探到规则当中的奥秘，更不希望有人来打破这个规则。直到这个游戏崩坏为止，所以金融学校永远是最贵的学校。

问题是，永远没机会成为得利者的人问——什么会时候崩坏？既得利或者有可能得利者问——如果我们不想它崩坏，想继续这样玩下去，有没有阻止的办法？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几次金融危机好像大震前警告，预示着一场以美国这个掌握了全球最多资源的金融帝国为核心的大灾难的到来，于是所有处在这个金融圈里，利益间有瓜葛的都开始自危，都开始思考。这部电影应该跟Cleveland vs. Wall Street一起看，看两种文化两种经济制度两种社会体系——自我设定角色为“有可能得利者”和“永远没机会得利者”——的思考后结果。

本片以社会主义式的经济制度被破坏的结果入手，片中采访的几位国外官员，其中有象征着第三方崛起力量的中国，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而充当欧洲发言人的并非好朋友英国，而是其历任（不包括现任）总统都被美国指为“对美国不友好，喜欢共产党”的法国的财政部长。这三个国家的发展路线，社会制度，司法体系各有不同，透露出本片编导对于国家干预经济，结束美国人向来标榜的“绝对自由市场”，这个路线的倾向性。

而另一厢边，在面对美国的钱力时，法国人恰恰也在想着改变自七八十年代开始搞起来的国家社会主义形式。

在这场追逐钱的游戏中，根据能量守恒，永远只能是一部分人压榨另一部分人的结果，每个个体所在乎的只是自己究竟处在被压榨一方还是压榨者一方。美国的社会结构以中产阶级为中坚力量，银行家和政客们也都不傻，不会太伸手去压榨这个主流社会，而主流社会想的也不过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这些都有保障之余，现行的社会体制还能给他们个“一朝致富爬入上流”的美国梦发发，那些低收入户是死是活有何相干。只要这一部分人的利益没有受到威胁，只要这一部分人还乐于盯着眼前的胡萝卜前进。那么这场游戏必将以现行的规则玩下去，直到崩盘的那一天。温水煮青蛙，向来如此。

电影这个载体，当不是以娱乐的姿态，而是以这种“我要摇醒你们”的形态出现在大众面前时，其威力究竟是否能达到艺术家们所期望的力量，也只能拭目以待了。毕竟greedy is good，如果眼前就有一块肥肉，谁能禁得住诱惑不立刻咬上去呢？我们真心所希望的，也只是——这块肥肉千万不要是从自己身上割出去的才好

PS：通货膨胀，房价飞涨，两极分化，教育昂贵，政经一体，权钱交融……大家觉得此情此景此等描述熟悉吗？

美国次级债危机之通俗演义


2008年02月24日 　 中国青年报


屈直言

 


　　在美国，贷款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从房子到汽车，从信用卡到电话账单，贷款无处不在。当地人很少全款买房，通常都是长时间贷款。可是我们也知道，在这里失业和再就业是很常见的现象。这些收入并不稳定甚至根本没有收入的人，他们怎么买房呢？因为信用等级达不到标准，他们就被定义为次级贷款者。 　　大约从10年前开始，那个时候贷款公司漫天的广告就出现在电视上、报纸上、街头，抑或在你的信箱里塞满诱人的传单：
　　“你想过中产阶级的生活吗？买房吧！”
　　“积蓄不够吗？贷款吧！”
　　“没有收入吗？找阿牛贷款公司吧！”
　　“首付也付不起？我们提供零首付！”
　　“担心利息太高？头两年我们提供3%的优惠利率！”
　　“每个月还是付不起？没关系，头24个月你只需要支付利息，贷款的本金可以两年后再付！想想看，两年后你肯定已经找到工作或者被提升为经理了，到时候还怕付不起！”
　　“担心两年后还是还不起？哎呀，你也真是太小心了，看看现在的房子比两年前涨了多少，到时候你转手卖给别人啊，不仅白住两年，还可能赚一笔呢！再说了，又不用你出钱，我都相信你一定行的，难道我敢贷，你还不敢借？”
　　在这样的诱惑下，无数美国市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贷款买房。(你替他们担心两年后的债务？向来自我感觉良好的美国市民会告诉你，演电影的都能当上州长，两年后说不定我还能竞选总统呢。)
　　阿牛贷款公司短短几个月就取得了惊人的业绩，可是钱都贷出去了，能不能收回来呢？公司的董事长——阿牛先生，那也是熟读美国经济史的人物，不可能不知道房地产市场也是有风险的，所以这笔收益看来不能独吞，要找个合伙人分担风险才行。于是阿牛找到美国经济界的带头大哥——投行。这些家伙可都是名字响当当的主儿(美林、高盛、摩根)，他们每天做什么呢？就是吃饱了闲着也是闲着，于是找来诺贝尔经济学家，找来哈佛教授，用上最新的经济数据模型，一番鼓捣之后，弄出几份分析报告，从而评价一下某某股票是否值得买进，某某国家的股市已经有泡沫了，一群在风险评估市场里面骗吃骗喝的主儿，你说他们看到这里面有风险没？用脚都看得到！可是有利润啊，那还犹豫什么，接手搞吧！于是经济学家、大学教授以数据模型、老三样评估之后，重新包装一下，就弄出了新产品——CDO(注： Collateralized DebtObligation，债务抵押债券)，说穿了就是债券，通过发行和销售这个CDO债券，让债券的持有人来分担房屋贷款的风险。
　　光这样卖，风险太高还是没人买啊，假设原来的债券风险等级是6，属于中等偏高。于是投行把它分成高级和普通CDO两个部分，发生债务危机时，高级CDO享有优先赔付的权利。这样两部分的风险等级分别变成了4和8，总风险不变，但是前者就属于中低风险债券了，凭投行三寸不烂“金”舌，当然卖了个满堂彩！可是剩下的风险等级8的高风险债券怎么办呢？
　　于是投行找到了对冲基金，对冲基金又是什么人，那可是在全世界金融界买空卖多、呼风唤雨的角色，过的就是刀口舔血的日子，这点风险小意思！于是凭借着老关系，在世界范围内找利率最低的银行借来钱，然后大举买入这部分普通CDO债券，2006年以前，日本央行贷款利率仅为1．5%；普通CDO利率可能达到12%，所以光靠利息差对冲基金就赚得盆满钵满了。
　　这样一来，奇妙的事情发生了，2001年末，美国的房地产一路飙升，短短几年就翻了一倍多，这样一来就如同阿牛贷款公司开头的广告一样，根本不会出现还不起房款的事情，就算没钱还，把房子一卖还可以赚一笔钱。结果是从贷款买房的人，到阿牛贷款公司，到各大投行，到各个银行，到对冲基金人人都赚钱，但是投行却不太高兴了！当初是觉得普通CDO风险太高，才扔给对冲基金的，没想到这帮家伙比自己赚的还多，净值一个劲地涨，早知道自己留着玩了，于是投行也开始买入对冲基金，打算分一杯羹了。这就好像“老黑”家里有馊了的饭菜，正巧看见隔壁邻居那只讨厌的小花狗，本来打算毒它一把，没想到小花狗吃了不但没事，反而还越长越壮了，“老黑”这下可蒙了，难道馊了的饭菜营养更好，于是自己也开始吃了！
　　这下又把对冲基金乐坏了，他们是什么人，手里有1块钱，就能想办法借10块钱来玩的土匪啊，现在拿着抢手的CDO还能老实？于是他们又把手里的CDO债券抵押给银行，换得10倍的贷款，然后继续追着投行买普通CDO。嘿，当初可是签了协议，这些CDO都归我们的！！！投行心里那个不爽啊，除了继续闷声买对冲基金之外，他们又想出了一个新产品，就叫CDS (注：Credit Default Swap，信用违约交换)好了，华尔街就是这些天才产品的温床：不是都觉得原来的CDO风险高吗，那我投保好了，每年从CDO里面拿出一部分钱作为保金，
白送给保险公司，但是将来出了风险，大家一起承担。

　　保险公司想，不错啊，眼下CDO这么赚钱，1分钱都不用出就分利润，这不是每年白送钱给我们吗？干了！

　　对冲基金想，不错啊，已经赚了几年了，以后风险越来越大，光是分一部分利润出去，就有保险公司承担一半风险，干了！

　　于是再次皆大欢喜，CDS也卖火了！但是事情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因为“聪明”的华尔街人又想出了基于CDS的创新产品！我们假设CDS已经为我们带来了50亿元的收益，现在我新发行一个“三毛”基金，这个基金是专门投资买入CDS的，显然这个建立在之前一系列产品之上的基金的风险是很高的，但是我把之前已经赚的50亿元投入作为保证金，如果这个基金发生亏损，那么先用这50亿元垫付，只有这50亿元亏完了，你投资的本金才会开始亏损，而在这之前你是可以提前赎回的，首发规模500亿元。天哪，还有比这个还爽的基金吗？1元面值买入的基金，亏到0．90元都不会亏自己的钱，赚了却每分钱都是自己的！评级机构看到这个天才设想，简直是毫不犹豫：给予AAA评级！

　　结果这个“三毛”可卖疯了，各种养老基金、教育基金、理财产品，甚至其他国家的银行也纷纷买入。虽然首发规模是原定的500亿元，可是后续发行了多少亿，简直已经无法估算了，但是保证金50亿元却没有变。如果现有规模5000亿元，那保证金就只能保证在基金净值不低于0．99元时，你不会亏钱了。

　　当时间走到了2006年年底，风光了整整5年的美国房地产终于从顶峰重重摔了下来，这条食物链也终于开始断裂。因为房价下跌，优惠贷款利率的时限到了之后，先是普通民众无法偿还贷款，然后阿牛贷款公司倒闭，对冲基金大幅亏损，继而连累保险公司和贷款的银行，花旗、摩根相继发布巨额亏损报告，同时投资对冲基金的各大投行也纷纷亏损，然后股市大跌，民众普遍亏钱，无法偿还房贷的民众继续增多……最终，美国次贷危机爆发。

The economist’s reply to the “Inside Job”
October 8, 2010 4:13 pm by FT 14
By Prof Frederic Mishkin

“You ought to be in pictures” is something no one has ever said to me. And as one of a number of economists making uncomfortable cameo appearances in the new Hollywood documentary, “Inside Job,” I now know why.

In July 2009, I agreed to be interviewed on camera for a film that was presented to me as a thoughtful examination of the factors leading up to the 2008 global economic collapse. About five minutes after the microphone was clipped to my lapel, however, it became clear that my role in the film was predetermined – and I would not be wearing a white hat.

Rather than examining the fact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the filmmaker focused on a study I co-authored that was commissioned and published by the Icelandic Chamber of Commerce in May 2006. The report, which I welcome people to read, examined a variety of risks to Iceland’s financial stability about 28 months before its financial crisis hit.

It would be great to be able to say that I predicted the collapse of Iceland’s economy more than two years before it happened, but I didn’t. However, my co-author and I did correctly identify several risks to Iceland, including rapid credit growth, a lack of transparency in the banking system, and the possibility that banks could experience refinancing problems. And many of the excesses of the Icelandic banks that led to their collapse had yet to emerge at the time the report was written. For example:

• The Icelandic banking system was only 40% of the size it reached just before its collapse in October 2008.
• Deposit accounts abroad such as the Icesave accounts (particularly in the U.K. and Holland), which have led to demands for large sums of repayment from foreign government after the crisis, did not yet exist, and were first issued in Autumn of 2006 in the U.K. and summer of 2008 in Holland.
• The investment grade of the Icelandic banks was excellent at the time of publication of the report. In 2007 their investment grades were raised even further. The banks were not downgraded until the summer of 2008.
• Mortgage and other loans denominated in foreign currencies were not prevalent until later.

I would have been pleased to discuss these later developments in Iceland’s economy in more detail with the filmmaker – had he given me a chance. We might have also discussed why the financial crisis occurred, and why policymakers and the economics profession (myself included) did not fully recognize the inadequacies of prudential regulation and supervision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in advanced economies. Instead, the filmmaker made insinuations that I didn’t disclose that I was compensated for the study – even though he learned the precise amount of the fee in a 2006 from a public disclosure that I made. Even odder, a big deal was made of an inconsistency in my curriculum vita, where the title of the Iceland study first appeared in 2006 with the phrase “Financial Instability” and later as “Financial Stability” (the accurate language). I had discovered and corrected this typo long before the interview.

Hopefully, interviews like the one I experienced will not dissuade economists and academics from participating in the important public discourse needed to better understand what went wrong during this crisis, and how to bolster prudential regulation and supervision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to make severe worldwide financial crises less likely.

Academic economists (myself included) did get some things right in the run up to the crisis. Many of us identified 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 as accidents waiting to happen long before they saddled American taxpayers with losses that are now estimated to total between $400bn and $1,000bn. Of course, we in the economics profession need to recognize where our theories and empirical research proved inadequate, and then revise them to provide better analysis to guide economic policy in the future.

This is the sort of work that I’ll be focusing on for now. It’s all too clear I have no future on the silver screen.

Frederic S. Mishkin is a professor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t the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Columbia University and a research associate of th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From September 2006 to August 2008 he was a member (governor) of the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http://blogs.ft.com/economistsforum/2010/10/the-economists-reply-to-the-inside-j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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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viously, he was pa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