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赣被认为是年轻导演中最有希望成功晋升中国最好的艺术片导演的人选,这与他拥有自成体系的审美逻辑分不开,在他的审美逻辑内,光影呈现近乎无可挑剔。此次他的灵感来源于夏加尔的画作、莫迪亚诺的小说和保罗·策兰的诗句。深红与墨绿形成了本片的主色调,既拥有强烈的冲突,又充满超现实感。” ——摘自《地球最后的夜晚》影评,作者秦婉
编辑这篇访谈的时候,即将在跨年夜上映的《地球最后的夜晚》预售票房已经过亿。
当大家都在关注导演毕赣的时候,我们和电影的调色师唐强聊了聊。
唐强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1990年生。他也是毕赣成名作《路边野餐》的调色师。
就在这几天,我们合作了一款“墨绿的夜”电影同款滤镜,你可以在图虫app看到并使用它。
采访 / 杜扬、金慧玲
编辑 / 杜扬
Q:为什么这个滤镜叫“墨绿的夜?”
A:《地球最后的夜晚》里有一个类似大篷车那样的演出,他们的表演里就有这首歌,《墨绿的夜》。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被这首歌打动了。
Q:和汤唯的绿裙子有关系吗?
A:也有一点点关系,绿色在这个片子里是比较有象征性的颜色。
Q:所以这个滤镜里高光是青绿色的。
A:对,不过实际上电影里面没有调成这样。电影里面的颜色其实会自然一点,滤镜里会比较极端。
Q:因为是针对平面的照片,所以会做得更浓烈一点是吧?
A:是,电影里面调得太过的话,会有点干扰,抢戏。《地球》里面有一些闪回的段落是用跟这个滤镜类似的方法调的。它的暖色会偏暗红色,特别酱的那种红色;冷色则会往青走。比如闪回的段落里面,小姑爹唱歌的那一段,那段现场的光线本来非常的黄,就是用类似的方法把它往红的方向偏。
Q:这么调的思路是什么?
A:这种色调会显得比较焦虑。
Q:焦虑?是要体现焦虑的情绪是吗?
A:对我来说是的,但我其实不知道导演是怎么理解的,反正他也很认可这个色调。
Q:你和导演的合作方式是怎样的呢?
A:一般是我会看片子,然后根据自己的理解调一些不同的色调,然后给他看觉得是否合适,给一些意见,再继续推进。
Q:就是你会给他一些选择,然后他去选一个更符合他想象的方向。
A:对。
Q:那在你在做出这几个方案的时候,一般来说工作方式是怎样的?你会先去揣摩电影里面的情绪吗?有什么规律吗?
A:首先有一个硬性要求,电影画面的影调或者颜色要能体现它的时空。比如它是早上还是傍晚,是现在还是过去,这是调色的时候必须完成的功能。所以我当时第一遍看完电影,我就大概先把它分成几块:有过去的、有现在的、有梦境的,这几个肯定是要做区分的。开始调色的时候,对电影还不熟悉,你只能从画面的层面去调,泛泛地去试。在满足功能性的前提下,试验这个画面调成什么样好看。但是后面可能看的次数多了之后就会发现,里面有一些可能好看的调色方式,但在情绪上不太符合这场戏,我就会把那些都排除掉,留下我认为贴切的。在这个过程中,导演也会不断地提供一些他的反馈。以及他会提到哪场戏他觉得(前期)拍得特别不好看,他会告诉我他不喜欢什么东西。
Q:所以他觉得前期拍的不好的地方,希望你后期能帮他去平衡一下是吗?
A:对,他会觉得有一些东西是不对的。
Q:明白,所以他希望你在处理氛围或者色调的时候,去帮他接近他想要的那个结果。
A:对。
Q:确定调色方向的时候,有根据类似的电影去做参考吗?
A:没有。从工作方法上,一般的电影调色过程中,摄影师跟调色师沟通,经常会借助一些影像,或者电影的截图来作为参考。但是《地球》就没有参考任何东西,就是我们对着画面看想要弄成什么样。
Q:明白了,所以还是凭着直觉的工作会更多一点?
A:对。
Q:你跟毕赣导演是第二次合作了吧?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呢?
A:对,第二次。最早就是调《路边野餐》认识的,他们当时有一个制片人自己调了一版,但是导演不是很满意,坚持要找一个专业的调色公司。于是找到一个比较小的调色公司,没做过太多电影的。我有个朋友刚好和那个公司老板比较熟,就介绍了我。当时他们刚好接了很多广告,宣传片,人手有点不够,腾不出时间来做这种文艺片。我看完小样觉得很震撼,从来没看过这样的电影,就一拍即合了。我觉得他们要是知道这个电影能拿奖,估计就不会交给我来做了。
Q:《路边野餐》得奖给你带来了什么改变吗,身价暴涨什么的?
A:并没有,我觉得调色师也是会被贴标签的。人家一听你是《路边野餐》的调色师,就会觉得是“调文艺片的”,扭头就走。之前本来有机会接一个香港导演的动作片,那个片子估计后期没什么钱了,于是到处找人推荐我这种独立的调色师。于是找到了我,加我微信问我调过什么,我说《路边野餐》,对方就不回复了。
Q:你在电影学院的时候学的专业叫多媒体影像创作方向,你在校期间接受了哪些课程的学习呢?
A:我们那个专业是个非常开放的专业。我们一年级的时候主要就是跟电影摄影专业的同学一起拍照片,剪辑、PS,当时都学了。拍照片就成了我的爱好之一,虽然近几年我越来越少拍照片了,但我觉得拍照片是一个很好的基本功。后来又学电影摄影,也会接触后期特效、三维、合成、调色这些。大三、大四的时候实习,给一些老师的电影去做后期统筹,见识到电影整个后期的流程,从那时候开始感觉到调色是比较适合我的。因为它不需要很多人,一个人就可以做,它又能把你学的一些摄影的东西用上,然后还可以玩电脑。
Q:你觉得平面摄影的调色和电影调色的区别主要在哪里?
A:图片和电影调色的区别,硬要说的话我感觉对图片来说调色的重要性可能会更大一些,电影的话我觉得调色其实并不重要,比如某些国产片……算了,我不能这么说。
Q:你在否定你的工作,你说调色并不重要。
A:不是,我是说很多电影的颜色好坏,也并不会对它的票房,或者对观众的观影造成影响。调色的好坏其实决定不了你电影的好坏,它的影响其实没有那么大。
Q:照片也是,如果照片本身很差的话,你再调得好,也是没用的。
A:是,你这么说也是。
Q:调色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它会影响片子的氛围,有时候哪怕前期不那么好,也会因为增加了氛围而好一点。
A:不过调色的好坏永远是需要对比才能知道的,你得看过一个糟糕的,和一个好的之后,你才会觉得调色这个东西有用。但是如果冷不丁给你看一个电影,这个电影的故事只要足够好,或者他的情感足够真,其实调色的好坏很容易被忽略掉,该被打动的一样会被打动。90%的观众其实都是对调色没有概念,也没有需求的。
Q:但是有一些电影的摄影特别好的话,它的调色也会显得非常重要。
A:对,如果一个电影的摄影要显好,99%需要好的调色。一个坏的调色就相当于一个很糟糕的滤镜,它会把你的很多好的东西都给过滤掉。
Q:我们经常看到一些颜色特别重的那种调色,你觉得它是好的还是坏的?还是说不能这么去区分?
A:不能这么去分,其实对于故事片来说,调色很多时候是在去引导别人的注意力,就是我想让观众看画面的哪个地方,不想让他看哪个地方,这是功能性的部分。其次,可能你要影响画面的色彩构成,或者你要构建一个特别的影调,来渲染一种气氛,这又是另一件独立的事情。你可以选择非常刻意,非常重的颜色,只要对你的故事是符合的就行。
Q:刚刚说到电影和平面的区别,我还想了解一下所谓文艺片跟商业片的区别。你为什么调过了文艺片,商业片就不敢来找你?这两者在调色上是有很大的差别吗?
A:调色上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差别,我工作的方法还是一样的,只是他们有这样的成见。所有的媒体提到《路边野餐》都会说这是一个非常粗糙的电影,但其实这也是一种成见。《路边野餐》是近五年来我看到的中国电影里面最精致的电影之一,它是一个精心构建的世界,里面的东西简陋,不代表他不精致。
Q:他们说的可能是造景不那么精致。
A:对,他们说的是好像是它里面没有什么bling bling的东西。
Q:没有那种大片式的视觉效果。
A:我觉得它里面的情感就做得非常精致。你可能是一个城市里的人,那你看这种农村、乡下的人,你还能被他们的情感触动。而且里面甚至没有戏剧化的故事,比如说长镜头里面,女孩坐船,男孩骑着摩托在岸上跟着,两个人在对一个导游词。它的精致在于它把这种东西变得非常有气氛。我觉得电影最重要的还是里面的情感。
Q:最后一个问题,你觉得在调色上做得比较优秀的电影有哪些,在内行的角度看来?
A:这个我得想一想。
Q:或者说在你的成长经历中,对你影响比较大的电影调色是怎样的?
A:我怕说了之后有些导演就不找我干活了,但是无所谓。
Q:我们的读者应该大部分都不是导演,哈哈。
A:我特别喜欢《醉乡民谣》,还有《天使爱美丽》的调色,他们好像是同一个摄影,也是同一个调色。《醉乡民谣》特别好,它的调色其实你可以说是它是很重,就是它真的很重。
Q:《天使爱美丽》也蛮重的。
A:对,但是它就是非常的对。
Q:《醉乡民谣》的截图我看了一下,它的氛围是很东欧的感觉,就是那种冷冷的调子,它是不是加了柔光?
A:对,它后期加了一个很重的柔光。
Q:很像欧洲摄影的感觉。
A:摄影师是一个法国人。它的整个质感非常独特,但是它这种色调,影片里的情感必须足够强烈,不然的话你会觉得套了一个很重的滤镜。
Q:就会显得很做作是吗?如果说他的故事讲得不好的话。
A:对,它是讲鲍勃迪伦的那个年代,一个没有成为鲍勃迪伦的人,所以这个色调就很贴切。而且因为它是一个年代戏,所以这种怀旧的质感也是符合的。
Q: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
买了昨晚21:40分的《地球最后的夜晚》,虽然最后没有一吻跨年,但2018年最后这个夜晚过的非常难忘。
看毕赣这样的新导演,有机会花六千万人民币拍一部作者化风格强烈的艺术电影,这么奢侈的一个事情,下一次赶上还不知道是猴年马月。
这部电影就像一个奢侈品,看完了,就像自己拥有它了一样。上次有这样的满足感,是看完丹尼斯·维伦纽瓦导演的《银翼杀手2049》。
我非常喜欢《银翼杀手2049》,同样也很喜欢《地球最后的夜晚》,觉得这部电影太短了,就像片中黄觉觉得梦境中的那个夜晚太短暂一样,美得像烟火一样易逝。
从导演创作的角度讲,《地球》和《路边野餐》确实很像,就像是导演把前作的优点再次原样复制了一遍,只是这一次做了工业化含金量上的全面升级。
让人误以为毕赣在这部电影中并没有给出新东西,还是在他的创作舒适区内活动,就算真的是这样,也不代表《地球》就不好。
如果说《路边野餐》是纯粹的毕赣,他有百分之百的创作自由,剪辑权在他手里,他可以决定成片的一切细节。如果你喜欢这点的话,可能会觉得《地球》的剪辑太类型化,剪辑害怕普通观众看不懂,在剪辑上已经给足了信息量。
《地球》也正是因为这种过于照顾观众的类型化剪辑技巧,让他不能像《路边野餐》一样生猛。我能理解《地球》为什么会像现在这么剪,但片子已经剪成现在这样了,还是有那么多普通观众看不懂,而且在资深影迷的眼里,也造成了它整体上不如前作的感觉。
对于这种投资规模的电影来说,剪成现在的样子,也没什么意外,反正这部电影还有很多其他的优点,有太多值得夸的地方。
在普通观众,资深影迷(或者说影评人),还有电影人眼里,看一部电影的时候,关注点和欣赏的地方是不一样的。别说普通观众了,影评人和电影人都不一样。
比如说我,我不在乎故事,故事讲的再好都没用,我更在乎它的视听语言技巧,这关乎到它是不是电影,并不是所有剪辑到90分钟的视频都叫电影,你可以想想郭敬明导演拍的那些貌似是电影的视频。
再就是导演的电影意识和创作意识,如何去调动一切视听技巧来完全他的表达,而不是讲他的故事。故事不重要,故事只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同一个故事到了一千个导演手里,会是一千部不一样的电影。
就算是同一个故事,有的电影会好,有的电影会烂,这就要看导演如何展开故事,他感兴趣的点是什么,他选择什么样的角度来讲,是找到一个非常独特的叙事切入点,是反类型反价值观,是营造氛围,是捕捉情绪还原感觉,还是重塑叙事节奏,还是别的更高的个人追求。
老老实实讲故事,那是商业类型片和美剧会干的事情,我并不是说讲故事不好,但对电影这种艺术形式来说,它不应该只是局限在讲故事。《绝命毒师》的故事讲的很好很绝,但我绝对不会重刷。
比如说,我不常看那种叙事机器型的美剧,明知道这年头的好故事都在美剧,美剧拍的越来越像电影,为什么只是“像电影”呢,美剧的技术上已经完全是电影的规模,但在导演的表达上,没有几部美剧可以说大卫·林奇的《双峰》,就是这个意思。
《双峰》是18集美剧,你可以说它是美剧的形式,但在我眼里,它本质上其实是一个18小时的电影。
对于讲故事的类型技巧,创作者不应该完全的瞧不上,你只有先证明自己熟练的掌握了它,才可以忘掉它,去选择别的方式,创作更多的可能性。
电影才不是茶余饭后供人放松打发时间的东西,如果电影只是这么简单,广电总局的审查何必那么严格?
那些看不懂《地球》的观众,其实也并不是他们的错,可能只是他们对于电影的理解还停留在电影要好好讲故事的阶段。谁让国内电影院里平时放映的都是好莱坞类型片套路的电影呢,大家是没有多少机会选择《地球》这类艺术电影。
更重要的一点是,也并不是所有的艺术电影都是《地球》,很多文艺片也不够电影化,不够高级。所以,我们更应该珍惜有《地球》这样的东西走入大众视野。
阿方索·卡隆的《罗马》是影评人和电影人眼中公认的好电影吧?如果《罗马》在国内电影院里上映的话,普通观众的反应估计和看完《地球》没什么区别,大家也会睡成一片,觉得沉闷,不讲故事,看不懂,也会想骂街。听说《罗马》已经被国内的片方买了版权,据说2019年2月份会在国内上映,大家可以坐等。
当年看完《路边野餐》的时候,大家觉得毕赣是阿彼察邦式的东南亚神秘风,加上老塔的诗意和侯孝贤的风格。
到了这部《地球》,你会发现,几乎看不到侯孝贤了,也不那么阿彼察邦了,只剩下了满眼的塔可夫斯基,还有那么一点王家卫,而那种阴雨连绵湿漉漉的风格已经是毕赣个人的风格了,那是毕赣的凯里宇宙,包括对白的语言风格,只是这一次没用多少他标志性的诗。
但我还是很喜欢毕赣处理这个故事的方式,《地球》的叙事是碎片式的,理工科的感觉,充斥着各种符号,而且前半部分里符号关联的情节都无法串联起来,没有一个清晰的故事脉络。
在电影的前半部分,导演用侦探电影的方式在铺展这些叙事相关的符号,就像片中那本只有一半的绿皮书。
到了电影的后半部分,电影进入那个3D长镜头梦境之后,导演把前半部分的各种符号重新编排了一遍,用黄觉的梦境把前面碎片式的情节串联了起来。
这个故事最耐看,最让我兴奋的点就是,你需要记住这些符号,把前后互文的两部分中符号相关的情节放在一起重新编排,信息量会在叠加中变得完整,才可以把这些碎片拼成完整的故事,就像在大脑内玩拼图,理解黄觉饰演的这个男人。
在2D部分的现实生活中,也就是电影的前半部分里,他小时候被亲生母亲抛弃了一次;12年前又被一个叫万绮雯的神秘前女友抛弃了一次,这个可怜的男人被生命中最爱的两个女人分别抛弃。
他始终找不到一个理由,让自己从这两次的心结中走出来,所以他要寻找失踪的女人们。
前半部分中出现了很多符号,12年前,万绮雯跟罗紘武说她怀孕了,他说,他以后可以教孩子打乒乓球,她却说,她已经把孩子打掉了。
罗紘武去监狱里找到一个女囚犯,女人说她当年和万绮雯去两个人家里偷东西,有金子,有钱,但房子的主人回来了,她俩逃跑了,而万绮雯只拿走了一本绿皮书,书里讲了一个特别美的故事,她们都很喜欢。她们相信,只要念起绿皮书扉页上的咒语,房子就会旋转起来。
罗紘武去找张艾嘉的角色,张姐说,她只知道万绮雯跟好多个男人有关系,她在染头发,让罗紘武猜是什么颜色。罗紘武说,换成他妈妈的话,会染成红色。
罗紘武看到张艾嘉冲了一杯蜂蜜水,给她讲,小时候她妈妈会去隔壁养蜜蜂的叔叔家给他偷蜂蜜吃。她母亲说,只要拿一个冒烟的火把,蜜蜂就不会蛰她。
他妈说,人在伤心的时候吃苹果,会连果核一起吃掉,所以他以为他妈爱吃苹果。
电影前半段诸如此类碎片式的细节很多,蜜蜂,火把,胎儿,苹果,乒乓球等等都是让观众完成叙事拼图的符号。还包括火灾中烧掉脸的女人照片、野柚子、白猫、老鹰、黑桃A的扑克牌、港台歌星的名字等等,都是串联叙事拼图的符号。
电影后半段,大家跟着黄觉戴上3D眼镜之后,在这个叫罗紘武的男人的梦境中,上面那些符号又出现了。
12岁的男孩要跟他打乒乓,这个孩子就是万绮雯当年打掉的那个孩子。
举着火把的疯女人,烧了一间房子,那是一对爱人的房子,那个房子就是前半段漏雨的破房子。疯女人是红头发,就是罗紘武的母亲在梦中投射出的化身。
这个女人求一个男人带她走,这个男人就是隔壁养蜜蜂的男人,这就是为什么她母亲小时候可以偷蜂蜜给他吃的原因。
当罗紘武问她当年为什么离开,有没有想过她生命中最在乎的人。红发女人说,她在乎的人年龄还小,过不了几年就会把她忘了。
罗紘武给了她一个苹果,他以为女人喜欢苹果,结果他认为的事实是错的。
当罗紘武在这个红发女人嘴里,找到了一个他生母其实心里有他的理由之后,他解开了生母失踪的心结,理解了生母为什么要离开。这个女人要离开的理由,某种程度上跟万绮雯这个前女友为什么要离开凯里这样的地方是一样的,就像《路边野餐》中郭月为什么想离开凯里一样。
在解开心结之后,罗紘武啃着苹果走在街头,那是他最伤心的时候。
他之后又找打了前女友在梦中的化身凯珍,她带她来到了那个被烧毁的房子,罗紘武一生噩梦开始的地方。
他要吻她,她说如果月亮足够亮就可以。但梦中那晚是冬至,一年中夜晚最长的一天,那天月亮不够亮。女人说,房子如果能像传说中那样转起来的话,也可以吻她。
这时候,绿皮书扉页上的咒语突然发挥了超现实的威力。
罗紘武和凯珍最后的这一吻,这个男人的第二个心结也打开了,圆了一个现实生活中的遗憾。
这样的梦境虽然浪漫,但毕竟只是一个梦,但愿现实生活中那部分的罗紘武也能被梦境治愈,否则梦中的浪漫只会让现实变得更加残酷。叙事在前后两部分的互文之后,信息量一叠加,让这个男人的命运变得又多了一层不确定性。这时候,故事线完整了,罗紘武这个人物立体了,人物成长也完成了。
但在这个故事里,导演还拍了很多更含蓄的符号,比如墙上停摆的钟表,表不是的代表永恒吗?为什么要停止?玻璃箱里的眼镜蛇,首尾连成了一个闭合的圈,窗外又见倒退的火车,只是这一次时间没有倒流,反而是主角困死在了一个封闭的时间里,被两个女人轮番伤害,像是某种时间的闭环。火车经过,装着水的玻璃杯在桌面上震动,震动不停,梦境就不会醒?这类的符号,就属于叙事拼图之外,更高级的隐喻符号了。
就像那本只有一半的绿皮书,代表现实的前半部分是沉重的,是2D的,是灰暗的。
到了绿皮书不存在的那一半,代表梦境的那部分,电影中段变成了3D,更立体,更轻盈。
依靠梦境在潜意识里治愈一个人,是一个浪漫至死的概念,有点诺兰的《盗梦空间》的意思。
这里的3D概念,不是《地心引力》里那种3D,它是还原梦境中那种轻盈的感觉,一个人可以摆脱重力和现实逻辑,视角可以在连续的梦境时间中无所不能,这是电影一开始说的第一段台词。
毕赣在这里用3D技术还原梦境的感觉,就跟阿方索·卡隆在《罗马》中用黑白画面和长镜头摄影还原儿时记忆中的感觉是一个概念。
《地球》的故事是什么?如果你一定要总结点具体的事情的话,那就是一个被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伤害过的男人,最后在梦境中靠着潜意识自我治愈了。
当我走出电影院之后,我的脑子里不是塔可夫斯基,也不是王家卫,奇怪的是,我反而觉得毕赣处理这个故事的方式是师承希区柯克的《迷魂记》,并不是片中用电影里的枪声致敬一下希区柯克那么简单。
在《地球》中,几个女人感觉其实都是同一个女人,罗紘武生命中的每一个女人都不是省油的灯。
看《地球》这种需要观众在脑中二次重组才能完成叙事拼图的电影,其实骨子里是一个诺兰式的电影,非常理工科的处理故事的方式。不算高智商,但需要智商。
谁说毕赣这次没有突破来着?一个优秀的电影人不可能在一部新片中一味的自我重复,没有新的追求和尝试,像《地球》这样的电影需要的是时间和耐心的观众慢慢去解读去发现。
我力挺《地球最后的夜晚》这种电影,电影这么拍很艺术,很好,没有任何问题!送毕赣一个字,硬!
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
By艾晨
这不是影评,只是一些碎片想法。
1、电影开场前半小时决定买的票,全场第8个。主要原因是票价比上海便宜一半。看完有点后悔,不是因为电影,是看电影的人的问题,我应该买前一场的,那样就可以包场了。
2、影院环境有点糟糕,检票员不知道去哪了,还是我去找的。电影开始后门也没关,大概在等其他没进场的人。
3、电影开始后其他人才进场,最前排一个男的一直玩手机,屏幕倒是有调暗;后面三四个人,一个男的手机调得贼亮,疑似有拍照,开场不久车里啪啪那里。再后面三男三女较晚进场,用手机当手电筒,观影时间歇性小声聊天。我坐最后一排,后来又来了一个大叔,散场才知道是打扫卫生的。
4、关于电影,前面的氛围我个人觉得挺好的,后来电影越来越迷幻,我就越来越迷糊了。不过很多地方看笑了,觉得导演真幽默。
5、最喜欢的片段是唱伍佰的歌那段。
6、能力有限,没看到长镜头多惊艳,只感觉是几个近乎固定的镜头连续在了一起而已,没有感觉到什么调度。有个疑问就是:这个长镜头的存在对电影来说是不是必要的?非得这么做吗?可能是我看的影院的3D效果不行,没有沉浸式融入。
7、没看《路边野餐》,也对导演说不上喜或恶。同意文艺片也应该做营销,但是觉得这样的营销方式会反伤到文艺片。
8、这可能是我在淘票票看到的最不应该打低分但是最终分数却低到难以置信的电影。
9、这部电影应该比较适合一个人或者几个人,在一个封闭空间里观看,或许能看出不一样的感觉。可是电影院不行,就目前的现实来讲,进电影院的人感觉九成以上真的不是为了电影,更不是为了看懂文艺片。文艺片要走近大众、进行对话当然应该,可是当前的大部分观众并没有进行这种对话的准备和想法,而营销方也没感觉到诚恳对话的意思,所以买票的观众会有被骗的感觉,虽然他们本来就不是为了电影而是为了噱头来的,虽然他们的差评也许确实是在暴露自己的无知,可是给电影买单的是他们,所以这两三天的票房、排片、口碑才会如此崩盘。
10、反伤文艺片的意思是,文艺片和大部分观众事实上是存在一种距离感的,以往文艺片更多是只想给那部分想看愿意看的人,没有太多票房的欲望;不想看的观众会清楚知道,那可能不是他们的菜,然后再选择看或不看。但是这次的营销,让这些观众有了一种错觉:这好像是我的菜?如果这样做真的是为了直接缩短这个距离,就太急于求成了,而且用的是连哄带骗的方式。是,谁信谁活该,自己不了解背景基础什么的就自以为是也确实是观众自己的无知,但,这种想法是不是太自私了?是不是就没有真诚对话的感觉了?
11、散场后和那三男三女同电梯出来。一男的说故事真不紧凑,看吃苹果吃了两分钟。一女的说,比《李茶的姑妈》和《芳华》还难看。
12、上一部有类似遭遇的电影好像是《刺客聂隐娘》,但是这次营销动静更大,所以结果也更惨。不过我个人不觉得观众会学乖就是,肯定还会有下一次。
13、票房上,如果想要更多观众心甘情愿为你的电影买单;内容上,如果想要更多观众欣赏你的电影,那应该不要用这样的方式我觉得。
14、这部电影是很迷幻,想让观众觉得像做梦,不过对我个人而言,我做过无数千奇百怪的梦,但没做过这样的。梦里的人说过各种各样的语言,但是好歹说的都是人话。
15、对白感觉太不像正常人说的话了。不管你是梦话、呓语,或者神经病,说的话总该是符合说话人身份的。但是这部电影里的人说的都玄玄乎乎的,全都一个调性,特别作。
16、目前的大部分观众去电影院,说不好听点就跟古代逛窑子一样,主要目的就是爽。这时候如果你对他说,来我们这里,我们这的姑娘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好了,然后他们进来了,听不懂你的高山流水,也看不懂你的霓裳羽衣,你对他说你不应该只沉迷于肉体暂时的欢愉,应该追求更高雅更有益的东西,你猜他会不会骂你神经病?
毕赣可谓是中国电影圈近年来蹿升速度最快的导演。
他几乎是野路子出身,
原本在贵州偏远山区搞婚庆摄像,
26岁时处女作《路边野餐》一鸣惊人,
成为国际影坛上中国青年导演的代言人。
他的第二部长片《地球最后的夜晚》12月31日公映,
投资5000万,票房预售已破亿,
主演是汤唯、黄觉、张艾嘉,
早已是今年戛纳电影节的爆款,
并斩获金马奖多项提名及奖项。
他获得了商人的青睐,
但是并没有被资本俘获,
“我挺害怕别人因为成功学喜欢这部电影”,
他始终对自己的位置有着清醒的认识,
“观众绝非傻瓜,
原因很简单,大家都在拼命的活着。”
撰文 倪蒹葭
2017年,在贵州东南部的深山里,汤唯、黄觉、张艾嘉,以及中国电影行业的其他顶级前辈们跟着一个28岁的青年,不计报酬地游荡。
一晃就是大半年,只为了帮他完成他的第二部长片作品——《地球最后的夜晚》。
这个青年叫做毕赣。他是一个真正野生的导演,山区长大的小孩,大专念了电视编导,电影几乎完全靠自学,没有任何行业资源。26岁拍出了长片处女作《路边野餐》,一下子拿了十几个国际大奖,被西方人看成是中国电影的新希望。
他出生于1989年6月,然而外表老成,一点儿也看不出差点就是个90后。“文艺片女神”汤唯初次见到他,觉得他“笃定得像尊佛”。彼时汤唯刚刚生完孩子,并不想马上拍电影,和毕赣聊了二十分钟以后,她决定加入。
毕赣说,写剧本的时候,写到女主角,想到的就是汤唯。汤唯说,看剧本的那刻就清清楚楚自己是绿叶,来衬毕赣这朵红花,她就是奔着过把瘾来的。
男主角黄觉看《路边野餐》的时候,并不知道它获了很多项大奖,也不知道是谁拍的,但是完全被击中了,几乎痛哭起来。他很想去毕赣电影中一个叫荡麦的地方,后来才知道是毕赣虚构出来的地方。
《地球最后的夜晚》的一部分故事仍旧发生在荡麦。乍一看,有点像一部好莱坞的黑色悬疑片,讲的是一个男人被一个蛇蝎女人吸引,心甘情愿为她奔走,结果还是失去了她,于是开始苦苦寻找。
在即将找到的时候,观众都以为故事要结束了。但其实才刚开始。电影还有后半部分,是一个持续一小时的3D长镜头,可能是这个男人做的一个梦。
“我想营造的东西特别简单,就是我们做梦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毕赣说,“在梦里,那些伤害你、利用你、最后离开你的人,都呈现出纯真的一刻。我希望我的主角们能够有那一刻。”
一种野蛮生长
你数过天上的星星吗?
它们和小鸟一样,
在我的胸口跳伞。
这是《地球最后的夜晚》里的一段咒语,毕赣2016年写的诗。
“我是初中的时候开始写诗吧,那时候叫QQ空间状态,后来别人告诉我那是诗。”
毕赣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他跟着奶奶长大,“其实我从小就很听话。”他的家乡凯里靠山靠水,所有的小伙伴都会游泳,只有他不会,因为奶奶不允许,怕出意外。
青春期,一个正常的男孩都会萌生情愫,但不管发生什么事,他必须晚上十点前赶回家,因为不能惹老人家生气。
所以他的“乖”,慢慢变成了一种阳奉阴违。表面上看起来规规矩矩,但是脑子里却时时云游天外。
“奶奶她有一点是不限制你的思维,只要不违法,你有什么想法,都可以。所以大部分的时间、精力,都放在发展自己的想象力上了。”
这种想象力,塑造了他的电影的梦幻气质。他非常擅长在电影里带领观众做一次白日梦。《路边野餐》里有一个40分钟的长镜头, “梦幻、充满诗意又时时脱轨”,“具有超现实的美感”。
到了《地球最后的夜晚》,这个长镜头变成了一个小时,而且是3D的,在3公里长的一个隧道里完成,“像一层层梦境往下跌落,落到记忆最深处的甜蜜里。”
毕赣曾经半开玩笑地说,是之前搞婚庆摄像的经历让他特别擅长拍长镜头。一个合格的婚庆摄像师的必备素质,就是要扛着一部很落后的摄像机,全程跟住新郎新娘,在酒席间穿梭,拍出最高潮的瞬间。
看起来那么俗气的婚庆,“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糟糕。因为你拍到的,是新郎新娘人生中最好的一刻,如果不离婚的话,那就是两个人人生中最甜蜜的一刻了。我从来不觉得婚庆低级,我觉得婚庆挺高级的。”
有人好奇,为什么他第一次拍电影,对复杂长镜头的调度就那么清晰,原因是他喜欢打游戏。“我爱玩实况足球,初中每天放学出去打实况,打了很多年,它有个很小的地图,都是那么调度的,对我来说很习惯。”
成名以后,他在一次次的采访中反复说,“其实我根本就不会拍电影。” 学生时代的第一部长片《老虎》,他形容是“像钓鱼一样”拍出来的。
《老虎》拍完以后,他才发现一半的素材都没有收上音,好多画面都穿帮,“话筒都穿到正中央来了”。他差点丧失信心,“我可能不是拍电影的这块料。”
他和朋友合开的婚庆摄像公司因为要价太高,生意不好,被迫关门大吉。他拿着《路边野餐》的剧本在北京跑了一圈,找不到任何投资。他回了老家,准备考一个爆破证,去给那种专门给矿山炸山的公司当爆破员。那一年他24岁,打算30岁以后再想拍电影的事。
他大学时代的影视老师、被他称作“师父”的丁建国坐不住了。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这个“才华横溢”的学生的人生就这样被浪费。“他说他愿意自掏腰包让我拍电影”,然后陆续打过来十几万块钱。
《路边野餐》最后花了不到20万,资金都来自毕赣身边的亲朋好友。剧组成员基本都是九零后,大家都拿零片酬。电影的技术瑕疵十分明显,被调侃说拍得像是小镇婚庆纪录片。
谁也没想到,这部片子让毕赣在2015年一炮而红,一下子跃居为国内一线文艺片导演。
2015年最后一天,26岁的毕赣和《路边野餐》的美术指导结婚,婚礼上唱的是《路边野餐》中的歌《小茉莉》。
婚后不久毕赣就成了父亲,他给儿子取名迦诺,据说是来自瑞士洛迦诺电影节,《路边野餐》在这里首映,毕赣也在这里拿了他的第一个国际大奖。
差点是一场巨大的失败
和《路边野餐》的草莽出身不同,《地球最后的夜晚》几乎集结了国内文艺电影最强大的阵容:
摄影指导是《刺客聂隐娘》的摄影师姚弘易,文学顾问是《一代宗师》的编剧顾问张大春,声音指导是《白日焰火》的录音师李丹枫,电影配乐是著名音乐人林强,后来贾樟柯的御用美术指导刘强也加入。
以及对于一部文艺片而言,高达四五千万的投资。
但是影片的拍摄极其不顺利。毕赣不习惯电影工业的基本流程,剧本和置景,一直在打架,剧组不断地停工。两百多人的剧组,耽误一天就是几十万的损失。
“三百万、四百万,我不知道,我没去看那些账,看着心里也怕,所以从来不看。”
后来他摸索出来一个起码能保证完成每天工作量的方法:每天出一页纸,上面写一个主题,比如“世界末日”、“心脏地带”,下面就是一段故事,故事完了以后就是当天的拍摄方法。
有时候没有拍摄方法,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一天要把纸上写的这一个故事、一句话、一个镜头拍完。
事后回顾,毕赣很淡定:“因为没有好好学习过,凭什么你就会拍电影呢?你玩电脑也得花时间学吧?电影就更加复杂得多,所以肯定很懵逼的,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学习怎么拍戏,怎么跟主创沟通。”
拍《路边野餐》的时候,他连现场监视器都没有见过。他甚至不知道怎么使用对讲机。“我在现场总是大喊大叫,然后我的副导演过十分钟后会来提醒我,导演你可以用对讲机。没过十分钟,我的对讲机就又丢了。”
然而,他有他的人格魅力。主演黄觉说:“毕赣是一个很有煽动力的人,我会觉得他就是一个传销组织的头头,我们到贵州就是进了一个传销组织。你会愿意听他说话,或者你会好奇他的内心”。
电影从2017年6月1号开拍,原本定在10月结束,拖延到12月,那个一小时3D长镜头的最终方案还没能确定,但最初的资金早花完了。毕赣心里很清楚长镜头还不能拍,但在劝说之下,还是答应趁演员都在,把最后的长镜头拍了。
拍好那天是毕赣最沮丧的一天。“所有人都知道那个镜头是失败的,因为我没有喊‘过’。我没有喊‘过’大家知道肯定是要重来,但是没有机会,因为我们已经花钱花时间很多了。”
拍完后,毕赣在金马奖上又遇到张艾嘉,后者关心他最后这个镜头怎么处理。“我跟她说我可以改剧本,张姐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你不要这样。”
毕赣发现,当他自己想要妥协的时候,有经验的前辈们反而劝他一定要坚持。“所以我一定不能妥协,咬紧牙关,哪怕所有人都骂我。”
一直等到快过年的时候,投资方终于传来消息,长镜头可以重拍。2018年年三十的前几天,毕贛记得,所有演员的时间就只剩这最后的档期。
剧组排练两天,拍摄两天。第一天废了,第二天的最后两条成功了。这时候,主演们才敢告诉毕赣,其实是有为他多留出档期的。
一个人的电影史
《地球最后的夜晚》一开始是2D,中间进入梦境之后,就变成了3D,观众入场时会被发放一副3D眼镜,但不确定要在什么时候戴上。
毕赣忘不了小时候跟爸爸去看周星驰的《苏乞儿》的经历。“一个轿子里面插满了剑,我很害怕,拿手遮着眼睛,露了一个指缝去看电影,又恐惧,又期待。”
“长大之后,我们看电影看得很熟练了,看任何电影都不会再有这种非常生理的感觉,但能不能再有这样的一刻?在黑黑的电影院,大家面面相觑,不知道要怎么办了,然后一起戴上眼镜,跟着电影中的角色一起进入到下面甜蜜的故事。”
毕赣有一点抵触用自身的经历来诠释电影的诞生。但他的电影里到处是他的记忆的痕迹。
《路边野餐》的男主角叫陈升,和著名歌手陈升同名。《地球最后的夜晚》的两位男主角,一个叫罗紘武,一个叫左宏元,这都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风靡一时的港台音乐人。毕赣觉得给角色取名字是一件特别难的事,索性就放一些自己的童年回忆进去。
汤唯演的女主角叫万绮雯,是一个九十年代大红的香港女演员的名字。“我特别喜欢万绮雯演过的一个电视剧,叫《我和僵尸有个约会》。”
《路边野餐》其实是一篇科幻小说的名字,塔可夫斯基就是根据这篇小说改编成了电影《潜行者》,而《潜行者》正是给予毕赣电影启蒙的一部电影。
片子里总有电灯闪烁的场景。他小时候,父母感情不和,半夜醒过来,他常常会听到父母在争吵,因为潮湿,电路有问题,电灯总是闪烁的,那是不安全感的一种象征。
《地球最后的夜晚》中,毕赣安排张艾嘉饰演的母亲经营一家理发店。“我妈开理发店,我要见妈妈,肯定就是在理发店里,因为她在里面做生意嘛。理发店的味道、吵闹的声音,都是我很熟悉的。”
母亲的部分,甚至被毕赣归结为《地球最后的夜晚》的创作的源头。
“《路边野餐》中原本有一条母亲的线索,那其实是相当动人的一段,后来不得不剪掉了,心中是有些落空的。到这部片子,母亲那条线索的情感浓度是很浓烈的。”
永远在凯里
从《路边野餐》到《地球最后的夜晚》,毕赣的故事永远发生在凯里。《地球最后的夜晚》里的3D长镜头,是在凯里附近的一个矿洞遗址里拍的。
“你问我拍这部片的初衷是什么,我觉得和那个地方有很大的关系。它原本是前苏联来采矿的矿洞,被当地政府用做监狱,后来监狱也全部搬走了,这里就彻底废弃了。我看到这个地方,就很想给它拍一部电影。”
《路边野餐》出名后,毕赣仍旧大部分时间蜗居在凯里。“最影响我的还是地理,是我生存的空间。遗憾的是,大家不了解贵州,可能体会不到我想要传达的感情。我有我自己生活的地方,爱吃的食物,每天过的那种气候,那种东西很难被别人体会和信任。”
为了拍片,黄觉提前两个月住到了毕赣的外婆家,学习凯里方言。他每天用贵州话读一本法国作家莫迪亚诺的小说《八月的星期天》。毕赣把小说中的地名改成了外婆家附近街道的名字,黄觉每天都会去转一转。
“现在大家老看我拍凯里、拍贵州,出了贵州就不会拍电影吗?我觉得很有可能。你让我在天津拍一个电影,我都不知道怎么拍,因为我确实不了解那个地方。”
“我去其他地方拍,也会把那些地方拍成凯里,而且你们去了凯里,就会知道,凯里并不是我电影当中的那个样子。它是被塑造起来的一个精神的地带。”
用所有可能的方法,做想做的事
“我的电影拍给野鬼和风,”2015年,毕赣成为史上最年轻的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发表了他的获奖感言。
不到20万投资的《路边野餐》,上映10天,收获了600多万票房。然后投资纷纷涌向毕赣。
很多人会好奇,这样一个拍艺术片的人,有了这么多钱,会怎么做?
“《地球最后的夜晚》,就是我的答案。”
“《路边野餐》和《地球最后的夜晚》在工艺品质上有很大的不同。其实我深刻理解到一定不是钱让你变得不同、资本让你变得不同。钱的确是重要的,无论是野餐的十多万,还是现在的四五千万。但钱可以让一部电影有更好的想象力吗?不是的。”
带来不同的,还是想象力。
《地球最后的夜晚》里,毕赣切割了一列火车。“其实剧本不是那样写的,谁敢那么写?因为完不成。”
剧本里只有一个火车站,废弃的火车车厢是背景。结果拍摄那天,突然来了一帮外人,带了切割机,要把火车现场报废。
“制片急了,说完了,你要是切掉了,我们怎么拍?我突然觉得,如果在他肢解的时候拍,是不是更好一点?感觉记忆也在被肢解掉。”
毕赣给对方塞了两条烟,请他们等一等,等他把剧本改好回来再拍。最后,毕赣对这一场戏非常满意。
“我觉得所有的记忆,应该都在那个铁皮上。它应该像一幅画一样,如果亮度正常,我们会发现它的纹理,里面藏着许多往事。
“如果有一个20分钟的短片,我愿意从第一帧到最后一帧,镜头全都对着那块铁皮,会非常动人,”他沉浸在回忆中,“当然有影像阅读习惯的人才能体会,但是那块铁皮真的是很不错。”
毕赣对于讲故事有自己的一套。罗紘武和万绮雯私奔,被万绮雯的情人——黑帮大佬左宏元抓住,一般人这时候会直白地拍如何殴打、侮辱他们,但是毕赣没有这么做。他只是让左宏元唱了一首伍佰《坚强的理由》。
“左宏元必须要给他们施加压力、欺辱,也都发生过了,但最有情感的那部分一定是他在唱歌,歌是他的心里话,对于左宏元来说,是一个抒情的、无奈的时刻,有很多复杂的情感在里面”。
如今,《地球最后的夜晚》票房预售已经破亿,但毕赣原本对市场并没有太大信心。他已经在考虑将来降低拍电影的体量。最近他想和《地球最后的夜晚》的摄影指导董劲松合作,用那种刚刚有视频功能的老手机拍一部作品。
“我想要做的事情其实是建立一个自己的地盘,《路边野餐》是个卧室,《地球最后的夜晚》是个客厅,那短片就是一个厨房。”
用所有可能的方法,做自己想要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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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最后的夜晚》在大众层面所引发的喧嚣,令我产生了思考:
作为受众的观众,何以成为电影《地球》的危机?
这也是在《艺术社会史》的最后一章所提出的问题,当年豪泽尔曾提及,电影自诞生以来就面临的危机之一,就是必须要面对“非艺术公众”的受众。身处当下,艺术欣赏早已不是上流阶层才能进入的地界,所有人都可以获得入场券。
16世纪的画家勃鲁盖尔创作起源于宫廷文化的农民画时,他只需要面对身处城市的上流阶层;他们购买与观看村野题材的艺术品,是“贵族们看乡下人的生活获得的快乐”。当时,艺术的欣赏群体固定在一个可以被清晰定义的社会和文化阶层。
而20世纪以来,随着艺术与艺术欣赏的民主化,所谓的“艺术欣赏群体”也随之瓦解。电影院是身处民主化前线的,在这里,每位观众都有各自的社会身份,跨越一切的社会范畴。
如果我们承认《地球》是一部产业化体系下所制作出的电影,那么必然,它的每笔资金最初投入的目标,都是需要每位观众额外劳动付出,才能收回并赚取。那么作为受众同时也作为消费者的观众,他们付钱的条件性,就必然会变成了《地球》的艺术因素之一。
在理清楚这一层面上的《地球》与其受众的关系后,我们才能以一种不抱着偏见与偏激的心态,来讨论这一次《地球》所获得的极端差评的背后,每一位观众所产生分歧的意义所在;并更加清醒地体认到电影的社会功能和电影创作与其所处社会的关系。
就个人而言,始终觉得所谓的豆瓣文青、抖音用户、猫眼淘票票用户,提不上说能够产生多大的分野,我们在本质上的差别没有那么大,充其量是平台发声渠道的差异,令人容易产生不同维度上的认同感。即便是豆瓣上的影迷群体,也不见得工作与生活都围绕着电影转。
这种断然二分的、对立的论调,诸如“影迷与路人观众势不两立”、“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的信仰不同,后者有害”之类,都是站不住脚的、企图引发更深层矛盾并带有恶意的论调。
在网络时代,各平台用户就必能在电影审美上达成的“所谓区分”了吗?这其实多是刻意的错觉——很多人在强调影迷和普通观众的身份与眼界差异,却常常会忘记,我们之间的差别很大却又没那么大。不少人口中所谓的“普通观众”,可能就是你的上司、你的父母、你的男女朋友、你的闺蜜兄弟、或者是前脚还给你送快递送外卖的小哥。
诚然,每个人之间的差异是巨大的,但当组合成一个群体,即便是流动的、模糊的,也会产生一些趋同性。我们不应该凭着自己的想象,就把给出差评的群体,划入到“普通观众”这种刺眼、甚至带有歧视感的抽象标签里,幻想全场都是些门外汉、只有自己是懂电影的。
不过,《地球》引发的冲突和口碑的争议,还是有些太夸张了,也的确打破了一点我的认知。
在联合出品方之一的猫眼平台上,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人的意见——超过73%的人给出了1-2分,这几乎是史无前例的。
我曾说,“上映难产、发行困局、关注稀少”是目前国产艺术/文艺电影面临的“三座大山”(《独立电影的命运困局》)。对这类作品而言,上院线是遥遥无期的一件事,即便最终折腾到上了院线,还是很可能难逃个位数排片、个位数上座的尴尬情形,比如最近的例子《淡蓝琥珀》、《冥王星时刻》,几乎都是“自我放弃”式上映,没有、也不可能形成大的讨论,这很可惜。
但此类老生常谈的话题,其实一个都没有发生在幸运的毕赣身上。从《地球的至暗时刻》,那篇制片人的文章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他在业界算是收到了“穷追猛捧”的运气,很多人愿意给予他和他的团队以信任,即便过程有很多艰难,每个人都很辛苦,最后结果还算是好的。
这部电影从拍摄、制作到戛纳亮相,再到宣发一次次包装后引发的话题度和全民观影,至如今的口碑雪崩,这一整条线的运作都是产业化体系下的“商业艺术电影”操作,是一个极少数的个例。
于是乎,我初步尝试着给出上述问题的答案:
电影营销在本质上不会伤害一部电影,真正伤害《地球》的问题是,它既然选择了产业化的道路,花掉了七千万,就最好不要把自己的定位,放在一部“犹疑与遮掩”的电影上。
是的,《地球》的问题不是看不懂,而是“入口被遮掩”、“表达存在犹疑”。看不懂,从来都不应该成为商业片的差评理由。甚至,可以成为卖座的理由。
如果拿一些今年剧情容量更为复杂的华语电影来作比——《无双》、《血观音》、《暴裂无声》,就会发现:它们同样对观众的逻辑思维有着很高的要求,构建了一个叙事上的时空迷宫。
但是,这些电影笃定而精确,能够主动地给予观众那团阿里阿德涅之线,让观众在看电影时意识到自己身处何处、所为何事。它们的创作者也许在才华上不如毕赣,但他们真的知道自己要什么;也知道如何让绝大部分观众,获得他们付出之后所应当获得的东西。
《地球》的文本在创作的过程中充满了不确定性,即前面所言的“犹疑与遮掩”。这可能才是它的问题所在:我们绝不应该把所有观众都视作智商低下的巨婴,应当相信他们在碎片化时代是能够具备非线性思维的,况且他们都普遍能看懂情节更为复杂的电影。
作为受众的观众,并没有成为《地球》的危机。
《地球》的危机,在于它所想要融入电影产业体系的姿态与观众所产生的隔阂断层。
在电影的前半部,时空线索裂成了两个,这些现实碎片并非全部都在剧作的真实情境中发生,而是虚实相并,把两个相差十二年的不同时空进行表层的逻辑建构。但在建构的过程中,毕赣使用的是过度直白的前后情节符号对应,这些都表现出了毕赣拍摄这部电影时,作者身份与考虑受众接受度、资本问题上的尴尬与不可解。他还未找到一个更好的协调方式,也没找到一个更可行的方式,去完成建构。
相反,被很多人在艺术性上所看不上眼的、文牧野的《我不是药神》,虽然的确存在很多的瑕疵;但一个起步比毕赣低的他,能迅速在产业体系下找准自己的位置,并不断地消解隔阂的尴尬、从而重获自己新的作者身份,就是一个很好的反例。
把噗在他的文章中提到了毕赣的时间意识过强,致使电影体验被损害了。我有着差不多但部分不同的意见。差别的意见是:《地球》把时间物化成了概念,是空间化、舞台化的时间,伴随着创作者的不确定,最终带来了机械感与生硬感,没有融汇进一条时间流里。换言之,时间在毕赣的手上是道具,不是河流;《地球》的创作,在部分段落看来是有“诗性”,但总体上看还是更偏向于按部就班,灵气让位于匠气。
《地球》这部电影,对于观影自觉性高的观众而言,他们可以自己编织阿里阿德涅之线,来获得迷宫的钥匙。部分观众的确可以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进行自我对影像的投射,从而对每个碎片编码、拉成像样的时间线(比如豆瓣上梳理剧情线的很多解谜帖)。在这一系列动作完成后,他们就可以用一种公平的、获得尊严的方式,给出关于《地球》的好评或差评。比如个人就非常喜欢这篇《年轻的焦虑》的差评。
但由于毕赣对自我的不确定性,以及他未完成的自我建构,让《地球》成为了那些无法产生公平对话者的灾难,这也就难怪这么高的差评率。那些在电影院里抓耳挠腮,却还是不知道该如何界定每一场戏时空关系的观众,其实是某种意义上的弱势群体。顾客永远不该遭受刁难和刁难后的诘难,这是老掉牙的道理,倒也没什么错误。如果一部电影无法给大多数人带来共情的能力,它也许仍旧是部好电影,却是一个不适合被过高投资、过度产业化的项目。
当然,就个人而言,我虽然不那么喜欢这部电影,还是下意识、也当属必然地选择支持它,甚至要在各个平台都发声支持,也会在朋友圈为它拉人打高分。
因为就算如我上文所言,《地球》在面对几个情况下的危机之后都接连失败了;但我仍然固执地认为,它的存在会给我们的电影市场带来更进一步的可能性。支持,是我力所能及的一点小事,也符合我对当下“艺术民主性的解放”的认知。
艺术民主性的解放,不意味着艺术家要以受众的全部标准来制作、生产作品,那只会是在表面的和谐下充满了百害,把电影的可能性导向更同质化、甚至更垄断的道路上。
它应该更多地意味着双向对话与提升。这是理想的,但也不是不可能的,需要整个行业共同的努力。
也许市场在经历这一次动荡之后,有一些规则可以发生转变——比如,用更理性的态度去对待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的话题度营造;比如用更大的耐心去对待更多青年导演不够成熟但有其存在意义的电影;比如,更多的艺术电影能采用更为可控的发行和更为合理的制作规划。
最后提一句,这次《地球》面对公众的口碑折戟,在各个方面上都有值得探讨的地方,以上也只是抓了几个我认为重点的方向,而更为具体的理由还有许多许多。欢迎补充交流。
与林奇的相似性可能只是一种偶然。毕赣在追溯自己超现实主义影响的时候,提到的是俄裔法国画家夏加尔(Marc Chagall)和法国诺贝尔奖得主莫迪亚诺(Patrick Modiano),并明确表示想把《地球最后的夜晚》拍出他们作品的感觉。
本文发表于《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22期,总期号989。严禁在任何平台以任何形式转载。图片均注明出处,所有权利归原版权人所有,未经授权转载挪用后果自负。
两年前写的《路边野餐》细读:长镜头内外的诗与佛,但愿两年后还有毕赣可写。无论优劣,坚持创作是最重要的。
年度最令人期待的华语电影——青年导演毕赣的第二部长片《地球最后的夜晚》,终于在5月15日早上于戛纳电影宫德彪西厅举行了世界首映。今年戛纳的东亚电影排片很有意思,前半程贾樟柯《江湖儿女》打头阵,后半程又以一连串东亚片掀起小高潮。毕赣前面一天有主竞赛中的滨口龙介和最终摘得金棕榈的是枝裕和,后一天又是韩国名导李沧东新片首映。对于毕赣所在的“一种关注”单元来说,排在这个时候可以说是“黄金档”:媒体看片正在兴头上,电影市场又还要过两天才结束。于是德彪西厅一开始坐得满满当当,有电影节证级别较低的人都没能进来。放映开始前,大家笑说毕赣从此也成了戛纳的“嫡系”。
对这位几年前还在拍婚礼录像谋生的年轻人来说,这一路走来并不容易。毕赣的处女作《路边野餐》(2015)成本低得惊人,演员大多自费车马,片酬更是想都别想。但片子在洛迦诺电影节“今日影人”单元获奖后,迅速引起国内外评论者和电影人的关注,陆续在法国等欧洲国家院线公映。在国内文艺片生存空间极为有限的情况下,略显晦涩的《路边野餐》于2016年暑期档获得十天的公映机会,创造了艺术电影的市场奇迹。当时就已经对外公布的《地球最后的夜晚》,完成时间却一拖再拖,直到今年二月才杀青,后期加班加点只做了三个月左右。所以他自己也在采访中说,电影节结束后到公映之前还会做进一步调整。
这部新片仍然讲述发生在贵州凯里和虚构小镇荡麦的故事。罗纮武(黄觉饰)在离乡多年后,为处理父亲后事重新回到凯里,在挂钟内发现的一张旧照促使他开始寻找曾经爱过的女子万绮雯(汤唯饰)。当然,与《路边野餐》一样,剧情从来都不是毕赣的强项。他自己也说,影片的故事并没有很大意义,只是一个男人在找一个女人,但重要的是抓住一种情感,营造恰当的氛围。所以在拍摄过程中,剧本会随时发生变动,有时是要抓拍摄场所的氛围和感觉,有时可能只是有了新的主意。
《路边野餐》技术上的缺陷很明显,毕赣也认为这是一个遗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地球最后一个夜晚》是他获得充足资金后的一次再尝试,两部影片形式和内容上也就有很多相似之处。《路边野餐》技惊四座的是一个四十多分钟的长镜头,把主角带到荡麦,并在那里重新见到了自己寻找的侄子和亡妻。《地球最后的夜晚》干脆就把整个后半部分拍成一个近一小时的长镜头,从而形成前实后虚的两段式结构。也是在这个在长镜头中,罗纮武见到了可能是万绮雯的女子和其他故人。它在叙事结构上的地位和功能几乎与《路边野餐》中的长镜头完全一样,在一个类似梦境的氛围中让主人公重温逝去的过往。
对于比较晦涩又以个人风格取胜的艺术家,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是分析他所受的影响,在这些影响的脉络中理解他的作品。包括戛纳电影节总监福茂(Thierry Frémaux)在内,影评人常把毕赣跟侯孝贤、王家卫和大卫·林奇联系起来。
与两位华语大师的对比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侯孝贤对电影时空概念的再造和王家卫擅长的非线性叙事,都可以在毕赣身上找到。东亚观众因为传统上受佛教循环论影响,可能感触不深,但在西方基督教线性时间观念根深蒂固的地方,两位华语导演的时空观念和叙事方式在上世纪末可以说是革命性的。毕赣也是如此。《路边野餐》中反复出现的挂钟和片尾时光倒流的暗示,很明确地告诉我们时空观念是影片的一个重要方面。挂钟的意象在《地球最后的夜晚》中被削弱,但仍是全部叙事的起点。罗纮武在挂钟内部发现照片的时候,观众就应该警觉:这部电影的叙事顺序会非常复杂。
大卫·林奇则代表毕赣作品的另一面,即与日常可感知的“现实”决裂,转而在不可感知的层面寻找另一种真实。然而,与林奇的相似性可能只是一种偶然,毕赣在追溯自己超现实主义影响的时候,提到的是俄裔法国画家夏加尔(Marc Chagall)和法国作家莫迪亚诺(Patrick Modiano),并明确表示想把《地球最后的夜晚》拍出他们作品的感觉。
夏加尔是美术超现实主义的先驱之一,更是“超现实”一词的源头。相传诗人阿波利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认为夏加尔的画作是“超自然的”(surnaturel),后来才基于此发展出“超现实主义”(surréalisme)的说法。如果硬要给毕赣贴标签,“超现实主义”可能是最合适的。他善于表现无形的意识,两部长片作品中的超级长镜头就像布勒东(André Breton)在《超现实主义宣言》(Manifeste du surréalisme)中所说的那样,“把看似矛盾的梦境和现实调和成一种‘绝对现实’或‘超级现实’”。
莫迪亚诺的影响首先在内容上。这位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玩弄“记忆”的高手,利用侦探小说这种类型呈现个人和集体历史中的记忆与遗忘、存在与湮灭。《地球最后的夜晚》最初对外的说法是一部科幻片,后来又有了公路电影等类型片的痕迹。形式上,毕赣的长镜头明显与莫迪亚诺无关,但前半部分对现实和回忆进行碎片式、非线性的处理,显然跟莫氏行文中故意设置的不连贯语言十分相似。黄觉说,片中用他的声音做画外音的地方,其实大多都也拍了画面,所以是毕赣在后期制作的时候舍弃了影像。不难想象莫迪亚诺写作的时候也是这样,第一稿难免是逻辑清晰的叙事,然后再小心翼翼地改成人类在回忆往事时真实的模样:絮絮叨叨、前后矛盾、欲言又止。
毕赣在法国影评人王慕言的采访中还提到另一个名字——保罗·策兰(Paul Celan),并称新片片名最初想用策兰1952年的诗集名《罂粟与记忆》(Mohn und Gedächtnis),第一部分是“记忆”,第二部分长镜头则是“罂粟”。这个说法让我有些惊讶,因为相对于莫迪亚诺,策兰的“记忆”并不碎片化,也不拒绝现代性的宏大叙事。细想一下,策兰对他的影响可能有两个方面:形式上的反复和“黑色电影”的尝试。
策兰最著名的诗应该是《死亡赋格》(Todesfuge),它的最终版本恰好收录在《罂粟与记忆》中。这首诗在形式上的一大特点就是每一部分都会有大量重复,只作一些微调,就像古典音乐中的“赋格”形式,在不同声部上模仿同一个主题。《路边野餐》中有不少策略性重复,但在《地球最后的夜晚》中都消失了。然而在表现同一人物的不同时期、不同身份时采取割裂而非连续的方式,这可能是两部影片真正的“赋格”所在。
更重要的是犹太人策兰作为大屠杀幸存者对死亡的执念。他的大部分作品都写在死亡的阴影里,直到49岁自溺塞纳河。《罂粟与记忆》作为他的第二部诗集,每一个字都透着死亡的气息。就连看似情诗的《夜里……》,实际上都是在描述时间摧毁一切的力量,时间之吻既死亡之吻。这样的沉重,毕赣的电影自然是达不到的,他所汲取的是时间让万物湮灭的惆怅,当然还有黑色电影(film noir)中死亡随时可能发生的压抑感。《地球最后的夜晚》中的事物往往都有一个前史,比如一个曾经奢华而魔幻的大宅子,但它出现在长镜头中时,已经成了时间的废墟。
这个长镜头的引入方式十分有趣:影片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主人公走进一家电影院并戴上眼镜。此时观众也需要戴上3D眼镜,因为之后这个长达一小时的长镜头是3D的!毕赣认为3D更能体现梦境,也暗合了布勒东以超现实主义描述“高于现实的现实”:如果2D是可感知的实在,那么3D长镜头营造的氛围和情绪则是一种更高的存在,一种超越现实的现实。它同时也是一段超文本,是毕赣对电影艺术本身的一种看法:它是记录时间空间的载体,人们通过电影让时光倒流。这与《路边野餐》片尾列车车身上画的时钟像电影放映一样连帧倒转来模拟时光倒流是一致的。
这样的形式选择意味着极高的拍摄难度。长镜头先后集中拍了两次,第一次三遍全部报废,第二次过了五遍,能用的也只有最后两个。用主演黄觉的话来说,这个镜头能拍出来就已经是“奇迹”了。《地球最后的夜晚》先后换了三个摄影指导,那个长镜头出自最后一位之手。他是法国摄影师大卫·西扎莱(David Chizallet),代表作有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的《野马》(Mustang,2015)和今年凯撒奖大热门《无巧不成婚》(Le Sens de la fête,2017)。但无论对于谁,毕赣体量的长镜头可能都是一生一次的特殊体验。
可是拍出来还没完,放映仍是个问题。该片并没有全2D的版本,因为3D在毕赣手中不是一个娱乐观众的噱头,而是实打实的艺术语言和表现手法。此外,整个长镜头都是夜景(与片名相呼应),就需要影院把亮度调高,加上复杂的采音混音,国内院线从硬件到软件都很难不出差错。毕赣表示会努力与院线沟通,但这样的沟通往往并不很有效。2016年布里泽(Stéphane Brizé)的《一生》在法国公映时,他的团队就做了很多沟通工作,他本人还发表了给法国各大院线的公开信,恳请他们把音量调高。最后根据法媒的报道,一些院线并没有照做,一部声音细节极为丰富的作品就这样毁在了商业院线的懒惰。
无论是对技术细节的执着还是超现实主义的表达,毕赣的“作者”姿态非常明确。大部分作者电影都是“大导演小演员”,哪怕是国际巨星如汤唯,也要回到演员的“本分”上去,用自己的身体和技艺实现导演的意志。毕赣在拍摄过程中仍在不断调整剧本,对于相对业余一些的演员,比如饰演黑道老大左宏元的陈永忠(毕赣的姑爹,也是《路边野餐》的男主饰演者),拍摄中的朝令夕改影响并不大。但对专业演员来说则是个不小的挑战,特别是语言上。方言对毕赣的诗歌和电影有很重要的意义,除了汤唯的角色因为是外地人所以夹杂普通话,其他人物都要说贵州话(凯里方言)。为适应随时可能变动的剧本,黄觉花了很大精力学凯里话,这可能也是他前后在剧组待了十个月的一个原因。
关于方言的细节看似小事,但对于中国作者电影的发展来说十分重要。此前中国影视作品的做法是让剧情迁就演员,不管哪里的故事,演员都是一口普通话,偶尔有一些北方方言。这与长期以来方言地位和政策导向有关。两年前的《罗曼蒂克消亡史》仍存在着不合理的普通话和沪语混杂,在剧情上根本找不到解释,只能认为是演员的懈怠或是导演要求不高。实际上过去十年多,南方方言开始在大银幕上“复苏”,不管从写实的需求还是作品氛围的营造都是一种积极的改变,其中最有名的应该是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而毕赣的凯里方言要比南京话、上海话使用者少得多,在选角上就没有很大余地,只能靠演员自己去学。
模仿口音和学习语言本是演员的分内事,比如梅丽尔·斯特里普的两个奥斯卡影后角色都在语言上下了很大功夫:她在《苏菲的抉择》(Sophie’s Choice,1982)中扮演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波兰女子,有大量德语和一些波兰语对白,说英语也要带上波兰口音;《铁娘子》(The Iron Lady,2011)中又要全程英国口音。中国电影演员在这方面下的功夫要少很多,甚至还不如一些电视剧和娱乐节目,但愿汤唯、黄觉、张艾嘉和李鸿其的凯里话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台湾演员李鸿其虽然在完成版中没有任何对白,但他也表示剧组每个人都在学贵州方言,自己也不例外。
能够支持毕赣如此疯狂的艺术诉求,这些演员已经无愧于电影艺术,他们参演该片的经过则更有意思。黄觉在看了《路边野餐》后激动万分,想去荡麦这个地方看看。后来发现是个虚构场所后,就寻求与毕赣合作,因为导演是荡麦大门的唯一钥匙,只有拍他的片子才能抵达他的荡麦。李鸿其与毕赣是金马奖“同级生”,毕赣凭《路边野餐》获得最佳新导演奖的时候,他以文艺片《醉·生梦死》获得最佳新演员奖。李坦言有很多人劝他不要接毕赣的片子,但最终还是被导演的才华打动,“毕赣是一个诗人,连讲话都是诗意的”,他说。
如果说演员、摄影等剧组人员对毕赣是全力支持,坊间则有传闻说他在拍摄制作中与资方产生不少摩擦。这首先是产业经验的缺乏,他本人也表示《地球最后的夜晚》是他第一次在电影工业体制下拍片,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同时,他的“作者”意识也与当今中国的电影产业格格不入。作者电影之所以可贵,正在于它不是流水线上的批量产品,不负责讨好、愉悦观众。所以毕赣必须要去欧洲电影节,只有在那里,脆弱而可贵的作者精神才能受到保护。戛纳电影节的使命便是展示和推广“面向大众的作者电影”。作者制度除了是一个创作者中心的经济体制外,其艺术目的是提供一个更为个人化的交流,保留作品的“人性”,不让电影陷入纯商业制作那样匿名的空虚。当我们看一部作者电影的时候,每一个观众都像是在与作者进行一场私人对话,所以对作品的解读才会千差万别。
当观众抱怨“看不懂”毕赣的时候,我们是在期待一个规整的电影工业叙事产品,就好像是逛宜家看到了手工制作、仅此一件的家具,不免有些惊慌。而人在惊慌之中,第一反应就是责怪对方来保护自己。所以欣赏作者电影需要一颗真诚甚至天真的心,需要不带任何预设和期待,把每一个作品和作者看成一个截然不同的个体,看成一次全新的冒险。还有的人会进行比较,他们举出其他作者电影的例子来否定毕赣的价值。这还是没能一对一地看待每一个作者。电影是一门昂贵的艺术,所有艺术片导演都会对产业作出或多或少的让步,但甲的妥协并不能说明乙的不妥协就有问题。反过来,毕赣的执着也不能证明对产业作出了更多让步的导演就没有价值。
如果一定要指摘毕赣,可能是他在第二部长片就进入了一种“暴君”式的创作。这个词被评论者用来形容很多艺术大师,其内涵不尽相同。我在这里要说的是一种与观众交流的欲望,是人为地设置理解障碍,还是出于艺术需要。《路边野餐》不难懂的关键在于对白很少,表面语言信息量小,而且都是在帮助理解剧情。这样观众可以多花点精力在理解视听语言上。片中的人物关系经常会用影像和语言双重解释,还会有莫迪亚诺式的反复。这些艺术手段在不经意间降低了理解难度。《地球最后的夜晚》则完全相反,对白太多信息量太稠密,有的信息一晃而过不再复述。加上毕赣一贯需要你全神贯注的视听语言,这不是一部仔细认真而真诚就能看进去的片子,它对观众的要求过分高了。我在戛纳媒体场的时候,看见外国记者在前一半有很多人退场,虽然留到最后的人都起立鼓掌,但不可否认毕赣设置的理解障碍的确是个问题。
既然是交流,那就是双向的,观众需要克服自己的惰性去欣赏作者电影,导演也需要思考他想传达的情感和营造的氛围是不是会在抵达彼岸之前就搁浅。怎样“拴住”观众不单单是一个商业操作,也是艺术的小游戏,这显然不是毕赣的长处。做不做暴君那是作者自己的选择,别人无权干涉。但任何艺术都是作为社会现象存在的,艺术家的创作不是高于社会的存在。据说《地球最后的夜晚》是本届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里成本最高的,它已经不再是一个穷小子带着一群年轻人追逐梦想的低成本制作,大家对它要求高也很自然。
片子二月才杀青,戛纳前很多人都说根本来不及,最后还是赶上了。根据我得到的信息,选片人在公布片单的前一天才看到了《地球最后的夜晚》的一个比较完整的版本,并作出选片决定。巧的是,主竞赛中的埃及电影《审判日》是在同一时间从“一种关注”升级到主竞赛的。导演 A. B. Shawky 告诉我,那天接到电话已经是晚上,当时他和制片人都不敢相信这“最后一刻的升级”。《审判日》是他的长片处女作,筹拍时根本找不到投资,拍摄条件虽没有《路边野餐》艰苦,但也是极为困难。
从这些内幕中我们可以揣测,戛纳官方一直在等毕赣,甚至在主竞赛中给他留了一个位置。但在看完片后,决定把这个“新人名额”给Shawky。《审判日》残疾人的主题和对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继承让很多影评人不太适应,但你可以体会到那种属于处女作的纯真和冒险精神。我在卢米埃尔大厅里被它感动,就像当年被《路边野餐》感动。毕赣说他的下一部作品很可能会是小说改编,这是许多成熟导演走过的路,也是电影工业喜欢的模式。但从情绪而非技艺的角度上来说,《路边野餐》仍是最好的毕赣。
(本文发表于《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22期,总期号988。严禁在任何平台以任何形式转载。图片均注明出处,所有权利归原版权人所有,未经授权转载挪用后果自负。)
考虑到讨厌给左右两边观众抬脚让道的麻烦劲儿,特意买了场观众极少的大中午场次,结尾走字幕的时候听邻座一对情侣(女方)丢了句“看汤唯那个骚气样,你不就喜欢这样的吗”,听完后内心默默噗嗤一笑的同时又有些伤感,不知该心疼汤唯还是心疼毕赣,或者是,心疼观众?
随同自然景观消失的,还有《路边野餐》里那动人在地性以及人与人之间真挚情感和烟火气。电影毕竟不是马戏团杂耍,也不是一场闯关游戏。是不是3D,有没有长镜头,飞不飞起来其实都和一个电影是否惊喜没有关系。
“人在吃东西的时候肯定来不及说谎话”有几个开心点:邰肇玫,左宏元,万绮雯…这个老派港台明星太可爱,电影里唱《墨绿的夜》的居然是个大阿姨,噗!最后的房子旋转,为啥不是天旋地转?哈哈哈…“从那个时候开始,对越危险的东西越感兴趣” 记忆分不清真假,它随时浮现在眼前,活在里面才可怕。“你还想跟我走多远?” 观影中途跟随男主戴上3D眼镜的仪式感,走入导演的长镜头梦境,一切没有改变的凯里,代表永恒的表和代表短暂的烟花,虚实难辨,“这个夜晚太短暂”…
一小时整的3D长镜头,技术和摄影给跪了!后半段的梦境不仅揭开了谜团,还美得不像话。但也有<<路边野餐>>的问题,演员不说人话,台词让人翻白眼。
诚实翻拍了自己。无论长镜头内的世界,还是长镜头之外的生活,都是原样重来:凯里天气、漏水房子、火车轨道、卡拉OK、镜子玻璃……全程靠黄觉旁白在苦撑,没能流畅转动起来。好比对小弟,对女人,有亏欠或执念的强烈情感,但是到底从何而来?概念不能靠强行灌输啊。影像画面,并没有提供有效的信息,相反有大量遮挡阴影,全是无效内容。感觉不是剧本没写好,而是根本没有剧本。如果演员只是人体模特道具,又让李鸿其大特写啃食苹果,在黑夜中告诉你主人公哭了。为仪式感而存在的长镜头,并没有《路边野餐》技术不达标所造成的梦境以及塌陷错觉,而是直接告诉你,漫长黑夜都是假的。所谓时间和记忆,本质上还是一回事。但事先被提示告知,就导致这回无法也根本不能进入监狱。万绮雯、邰肇玫、陈慧娴、水草、飞向太空之类的解码猜谜游戏,玩太多次,
前70分钟导演知道自己讲啥了吗
所有溢美之词都是苍白了。我跟男主一样,做了一场梦,并甘愿在梦里。
用片名和汤唯,诓骗了科幻粉和直男。
7分,在有更充足的资金前提下,毕赣对《路边野餐》做了一次全面升级。金马二刷之后,感觉整体又提升了不少,线索也更加清晰了。仍是一个浪漫的爱的故事,男主以梦境的方式,去达成他的思念,关于亲人,更关于爱人。
讲故事旅馆就能长住,有音乐歌厅就会开业,念咒语房子就会旋转,所有记忆里的地方都有魔力。吃了蜂蜜就会幸福,吃了柚子就会快乐,吃了苹果就会伤心,所有牵挂过的食物都有情感。我穿越时空,教孩子打球,与母亲送别,和情人看水晶吊灯。故事不会讲完,歌厅不会拆除,房子不会烧焦,在短暂里走向永远。
一开始看的一头雾水 后半段就是爆爆爆的牛逼 虽然感觉导演玩的是同样的梗 但是上升到另一个等级以后就是戳得无法拒绝 完全拍出了我的梦境 跪求长镜头幕后花絮!2018.5.17 戛纳
地球上最装逼的夜晚
#Cannes71# 看了这个片觉得以前自己没看过长镜头……彻底跪了。终于想到一句合适的评论了:杨索都得让毕赣三分……这世界……
将观看《地球最后的夜晚》当作跨年仪式,并和喜欢的人在影院接吻,因为听说电影结尾特别适合接吻。这片真是成功营销出网红打卡的效果,骗情侣买票。【珍惜少部分现代人拥有的少部分仪式感】【但其实我就是想在影院跨年接吻去他家睡觉电影演什么我才不关心】【地球最后的夜晚我也要和他在一起】但真到地球最后的夜晚来临那天,相信我,你们才不会看毕赣的电影。
说话不要太刻薄,给你3000万让你做场大梦,你倒是做一个看看。
《地球》在处理故事的方式上,跟《路边野餐》完全不一样,它是师承希区柯克的《迷魂记》,前后两部分互文的故事是需要用符号串联的叙事拼图,骨子里其实是诺兰那种理工科的叙事编排方法。2D现实部分里,导演先给了各种散落的符号,蜜蜂,火把,胎儿,苹果,乒乓球,照片、野柚子、白猫、老鹰、扑克牌、港台歌星的名字等等,这些线索无法连串出完整的叙事情节。到了3D梦境部分之后,这些符号再次出现,被男主角的潜意识重组,这时候前后的信息可以在观众的脑中重组出一条清晰的故事线。一个男人被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伤害过,男人最后在梦中分别解开了与这个两个女人相关的心结,用一种超现实的浪漫方式自我自愈。不过梦醒了,叙事信息量叠加之后,男人的命运又多了一层不确定。这时候故事完整了,人物立体了,角色成长也完成了,特别硬!★★★★
各种挪用中比较致命的是对墨镜王的挪用。《路边野餐》中极为可贵的残酷现实诗意荡然无存。黄觉-汤唯活脱脱就是凯里周慕云-苏丽珍,凯里王家卫必然是精致的平庸。3D版60分钟梦境应该放在开场。年度最令人失望华语片。
中国阿彼察邦,广西马尔克斯,贵州塔可夫斯基,大卫林奇加候孝贤,杨索也得让三分~王家卫御用灯光师看了掉眼泪。哪有什么“赛杨索”毕赣宇宙,不过是塔可夫斯基鲸落。喜欢你时是毕赣,不喜欢你时是赣B
2018年度最特别的一次观影体验,全程跪着看完。犹如观看《头号玩家》,跟随罗纮武戴上眼镜,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又犹如《黑镜》般让人分不清梦境和现实,诗情画意,半梦半醒。我们跟随他打乒乓球、坐摩托车、坐缆车,跟随他飞行,跟随他进入旋转的房间,见证灯火阑珊,天旋地转。如梦如幻的色彩、精妙绝伦的画面、登峰造极的美术、美轮美奂的摄影,都让人瞠目结舌,无以言表。观影过程如同喝了一杯烈酒,酣畅淋漓,如痴如醉;又如同站在山岗之巅,任由清风拂面,沁人心脾。罗纮武说:“电影和记忆最大的区别就是电影是假的。”然而《地球最后的夜晚》却让我们明白电影也可以如此真实,仿佛置身其中,身临其境。毕赣打造了一部“VR电影”,给我们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体验,同时电影又富有诗意,充满情调,浪漫无比。意犹未尽,回味无穷。
吃瓜群众们看看蜘蛛侠不是挺好的嘛,非要给自己花钱买罪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