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武士

感触最深的是，电影正反两个角色（圣元将军和大村）所对应历史人物的不同性格与命运。

先从电影Last Samarui的历史背景说起。一般认为圣元将军的原型是明治维新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反派人物大村的原型是维新三杰的另一人--大久保利通。

“维新三杰”的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是萨摩藩的同乡，都是靠自己奋斗起来的下层武士。他们都是倒幕府、恢复天皇皇权的忠君维新派，但性格与处事方式导致了他们人生道路的不同：

西乡隆盛自幼受传统严格的武士教育，性格既尚武又极度忠孝仁义。在其服侍的第一任藩主岛津齐彬_百度百科死亡后，西乡本打算自杀殉死，后来经月照和尚苦劝，才放弃自杀念头，立志进行幕府改革。在倒幕勤王过程中遇到挫折，西乡被驱逐，他感到倒幕勤王改革大势已去，便与月照和尚相拥一起跳河自杀，所幸被救起。后来，在掌握了大权的大久保利通的帮助下重返权力核心。在维新改革中，传统武士士族利益受到侵害，西乡隆盛所在的萨摩藩的武士造反，拉开了西南战争的序幕。尽管西乡隆盛并不在萨摩藩，本可脱离干系，但他闻讯之后慨然长叹，依然为义所困，回到萨摩藩统率士族，以「质问政府」为名挥军北上。最后政府军击败萨摩军，西乡隆盛在负伤的情况下由部下砍下头颅。日本最后一场内战结束。

反观大久保利通，虽然同是萨摩藩下级武士出身、同为倒幕勤王，却是八面玲珑、铁血无情、不念旧情。年轻时落魄的大久保利通与同乡西乡隆盛成立了政治团体“精忠组”，希望在政治上有所建树。对比西乡的性格看，在藩主岛津齐彬_百度百科病死，西乡准备自杀殉死之时，大久保利通决心在新的实权人物（久光）身上下功夫，实现自己的抱负。他发现久光爱下围棋，便苦练棋艺，以便交流。听说久光想看《古史传》，他便设法弄到多达28册的《古史传》分册借给久光，并乘机在书中夹带纸条以让久光明白自己对形势的见解。功夫不负苦心人，久光终于逐渐疏远保守派，开始重用大久保利通， “精忠组”也获得合法地位。在倒幕勤王过程中，大久保利通纵横捭阖，与不同政治派别分分合合，通过联盟、政变等手段逐渐控制朝政。并且保回流放在外、自杀未成的西乡隆盛，自己处理内务配合西乡，由西乡统帅军队通过戊辰战争，消灭了幕府，彻底回到明治天皇统治时代。在明治天皇统治时期，因为是否征韩，大久保利通（反对征韩）与西乡隆盛（提倡征韩）产生分歧，最终大久保利通在政治斗争中再次获胜，西乡隆盛被迫辞职。

介绍了正反主角的历史背景，返回题目，即“最后的武士”给我的感触。电影总要塑造正反，在对比中丰富剧本。圣元将军（西乡）不放弃传统武士精神，在传统落伍之际宁愿为殉死，用生命捍卫传统的尊严，值得尊敬。需要大家知道的是，被刻画成懦弱多变的大村，其原型大久保利通的真实结局是这样的：【山吉走后，大久保便到太政官（相当国务院）去办公，乘马车来到曲町清水谷。大久保在马车内还利用时间阅读了文件，不料8点左右，遭到石川县岛田一郎等六名征韩党士族的袭击。大久保虽然身受白刃，还厉声呵斥，沉着将放在膝上的文件用绸巾包好，不久倒向前方断气了。时年49岁。】

大村（大久保利通）同样是对传统皇权极度忠诚的，在变革难以避免的时代，为了恢复皇权、振兴日本，忍住个人痛苦，投身纵横捭阖的恩怨情仇、身不由己之中。由于有了大久的掌控权力，几次只知殉制的西乡才有被召回权力中枢的机会；有了大久的后勤保障，西乡才有统帅三军平定幕府的战功。作为传统武士，大久所忍耐的难度与痛苦更甚。如同有过经历的人才能体会，活着才是最大的勇气。

越来越有一种应当被批判的价值观，为了理想活下去、成就理想后死于非命者，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PS 渡边谦好帅。

  嘲笑日本的那种在我们看来属于狭隘民族主义的行为？嘲笑曾经的日本武士那种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属于愚昧和顽固不化的迂腐？我一直怀疑或者说自我批评我们中国人的信仰问题。民族与文化传统延续了数千年，直到最后，却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骨性特征。甚至于，我都有点后怕：这样的民族延续是多么的命悬一线啊——我不否认我们自我感觉很好的的儒家文化自有其深刻的内容。我们的土地上没有诞生一种明确的、原生的信仰：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三者从客观上说，是我们这片土地之外的其他土地上大众自觉地结果。我感觉我们的信仰是模糊的、软绵无力的。
    我们比不了经过了文艺复兴的西方世界，同样，也比不了近邻日本。这是一个容易引人深思的国家，尤其对于我们中国。从甲午战争之后，这个一衣带水的国家和民族一直是我们民族思考和情绪化的焦点。我们想要知道到底什么在支配这个国家是那样的坚定和残忍。可是我们并不愿意承认我们已经探索到的且很可能是正确答案——尽管只是部分答案，这可能令会令我们追赶的意志和决心消失殆尽。无须讳言，这就是民族的性格和信仰……
    片中涉及到19世纪的两个世界国家：新大陆的美国和正在明治维新的日本，背景很有意味。战争场面设计的也算不错。我一直喜欢看好莱坞拍摄的冷兵器时代的战争、魔幻影片，因为这会让我感到“血都是热的”。比如，《勇敢的心》、《魔戒三部曲》等。我一直有一个疑问：中世纪开化之前的欧洲会诞生一个骑士阶层我们并不感到其奇怪，可是位于东亚、曾经沐浴着中国文化和风的日本列岛，会诞生一个天下皆知的武士阶层，这一点与中国截然不同。封建社会中的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于骑士和武士的“职业军人”，这其中的根源是什么呢？抑或也是深层文化的原因？几不得而知。日本武士的装备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日本刀，在片中表象的十分锋利，尤其是奥尔根杀掉跟踪他的几个曾经的武士那一段，把武士的动作表现的十分精粹：迅、猛。当时日本的相关冶炼技术已经比较高了，所以日本刀才会那样锋利。可是终究还是抵挡不住枪炮的。另外，片中的另一种武器弓箭给人的印象也十分深刻——难怪在冷兵器时代弓箭的出现甚至都改变了作战方式。
    俱往矣。
    我感觉，本片和《与狼共舞》似乎异曲同工，有一种难言的默契。又想起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在本片、《与狼共舞》和《小马精灵》中，当时美国军人的装束真的很特别：高马靴、紧身裤。
    不过，本片中的一些镜头似乎变成了中国导演的风格：比如，人死了，花落了。一向的，对于好莱坞导演，我把这称为偶然失误，而对于中国导演，我称之为刻意的错误——如果不是弱智的话。类似于片中这样的镜头在好莱坞风格的电影中似乎很少见，看来东学西渐，这会使中国导演产生某种“快意”。
    日本女人高子令人印象深刻，与我们中国人（可能是全世界人民）的一贯感觉符合。我不认同我们国家的教育对于这种现象的态度和批评。这是生产力低下时社会分工的必然结果和一定程度的延续，或许，这才是传统的田园牧歌生活。我甚至怀疑，日本变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与这一点有着直接的关系：所有的男人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中，而无须为家务琐事分神。
    总的来说，本片不错，轻松的看吧——当你不知不觉中变得软弱无力而本身又似乎能感觉到这种变化的时候，我建议你看一看好莱坞的这些哪怕是所谓的大片。
    可能是吹的，但不是假的。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他就穿着非常鲜亮的盔甲，戴了个鬼面具，骑着大马冲出来，不错的亮相。可惜好景不长，脸都还木有露出了，2分钟之内被阿汤哥灭掉了……

本来嘛，在杀人如麻的好莱坞电影当中，当个没有露脸没有台词的炮灰那是一点也不丢脸的。死了就死了呗，反正死那么些人，5分钟之后就没人记得你了。

问题在，导游非让他的老婆孩子大舅子都活蹦乱跳地继续表演到最后，不断提醒观众这个红盔武士有多么地杯具。

首先，大舅子收留了杀他妹夫的阿汤哥，呃，算了，大舅子嘛跟妹夫也没多亲，何况还有政治原因。然后，老婆跟杀夫仇人阿汤哥搞上了。这也罢了。反正老公死都死了，搞别的男人那也是正经事。最后，居然连儿子都投靠了阿汤哥，嗷呜，我鲜血狂喷倒地不起了～杯具啊杯具～～～还可以更杯具一点吗？

本剧唯一亮点还是渡边谦演的胜元老大（我们就不要计较为啥保守派的武士英语讲那么流利了）。冲着这个角色才给了4星。

这些武士到底在为什么而战？

利益的争斗被篡改成为文化而战，所以全片只有招式，无法产生更深入的内容描写。
　　
　　天皇明明问武士“我该怎么办？“那武士有主张吗？全片那武士都不是努力地主张什么，全片就只是努力地去找死。安排一个僵硬的脑袋懂英语呵呵好不真实。
　　
　　那些大鼓其掌的人说他们为保护文化？和武士在一起妇孺们性命难保，没有了武士他们到安宁生活。
　　
　　真是可笑啊！那些看见杀戮就血脉喷张的，是荷尔蒙跟你在开玩笑吧，你不觉得自己血太热而心太冷？或者根本没长心看见人杀人自然就兴奋。全然都没脑问个”为什么？“
　　
　　全片只有那孩子说的话最聪明，只有他问了”为什么？“
　　
　　最最可笑的是好莱坞机器用日本人的手砍下了日本武士的头（介错是那样介错的？）日本人照做了，原来所谓文化遇见好莱坞当老板是可以说改就改的，哈哈没有什么是谜底一切都是为钱打造出的有毒的商品。
　　
　　好莱坞不是傻瓜他们知道如何让傻瓜血脉喷张然后收钱

网络资料：

在20世纪中后期,探索日本经济奇迹的深层背景与成因的学术活动逐渐盛行,并由此带动了世界各国(尤其是欧美诸国)的现代日本研究活动。甚至出现了“日本学”、“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之类的术语或机构。而我国的日本研究无论从那方面看都显得落后和薄弱,20世纪80年代以来情况才大有好转。我认为,对日本的任何研究,都离不开日本文化这条主线。而日本文化的生成和发展又与中国文化(以儒、佛、道为代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日本的“茶道、武士道”,特别是“茶道”既可以说是日本文化的典型,也可以说是东方文化中的奇葩。因为日本曾经侵略我国,所以我们也熟悉“武士道”一词,并对此十分反感。“茶道”与“武士道”可谓孪生兄弟,同在禅宗文化的襁褓中生长,但性格迥异。一文一武,一静一动。虽都在文明中诞生,而“武士道”却最终走上了反文明之路,这是什么原因呢?“茶道”和“武士道”的产生及发展又与禅宗有怎样的联系呢?属于佛教的禅宗在日本文化中的地位又怎样呢?在此,本文以“茶道和武士道”与禅宗的关系为重点,谈谈禅宗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1 禅宗的日本化及其特点

    所谓“禅”,是梵文“Dhyana”(禅那)的音译略称,“禅那”意译为“思维修或静虑”,“是思维真理,静息念虑之法”。[1]通过“安住一心”,静心思考,使身心得到平和或体悟特定的义理。“禅”原本是印度宗教哲学中一种特定的宗教实践,后来被纳入佛教体系,并成为其重要的修行方法。“印度佛教只有禅而没有禅宗”。[2]“禅”在悟道成佛的佛教理性实践中,虽然起着支撑佛教理性实体的重要作用,但它毕竟只是通向真如佛性的一种修行方式,而非佛理的全部内涵和要旨。所以,它在以注重个性成佛的小乘佛教中仅仅是戒、定、慧“三学”之一的“定学”;而在大乘佛教中,只占“六波罗蜜”(或“六渡”)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那、智慧中的一席之地。真正给“禅”赋予一个全新的宗教意义,并使之自成宗派的,乃印度佛教进入中华大地并广为传布所致。因此,可以说禅宗就是中国化的佛教,“是印度的佛教思想与中国哲学思想相结合的产物”。[3]佛教中国化的过程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认同和接纳外来文化的革新运动,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异化和同化,必然会导致佛教中国化而生成另一种形态——即中国化的佛教宗派的诞生,这就是盛唐时代定型又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影响的禅宗。

    自奈良时代(约A.D.710-A.D.784)以后,中国的禅宗便不断传入日本,但在日本旧佛教统治的历史时期,禅宗始终未能在日本形成独立的宗派。但是,到镰仓时代(约A.D.1192-A.D.1333),国家佛教和贵族佛教丧失了统治地位,否定烦琐教学、注重内心信仰的倾向出现了,于是,重新唤起了人们对禅的强烈兴趣。与此同时,荣西传中国临济禅,道元传中国曹洞禅,并形成日本禅宗两大流派。

    荣西(A.D.1141—A.D.1215)禅的思想,集中体现在其《兴禅护国论》一书中。其基本哲学思想和中国禅宗一样,是推崇“心”的作用。其所言之“心”,非一般人的“心”或一般人所言之“心”,乃是所谓“最上乘”等等之“心”,即是“佛心,禅心”,是禅宗独传之“心”。他在《兴禅护国论》中认为禅宗是“诸教极理,佛法总府”,是释尊传授的真理。但这种真理“离文字相,离心缘相”。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并且他将“禅”分为“约教分”、“约禅分”、“约总相”三种。另外,他认为禅应超乎动静,应当“动静一如、动静双忘”。并且,他还强调“持戒”和“护国”两方面,明确了日本禅宗的特色。强调“持戒”,大概是为了迎合新武士阶层的自我修养,与武士的修养结合,取得武士政权镰仓幕府的支持。另外,荣西的“禅”是与密教结合的教禅兼修之禅。

    印度禅讲无我无心,主张正身端坐、结跏趺坐,以形式上的坐禅为主,行数息观,静心息念,为防止恶苦练身心。而中国禅则以“无我无心”的境界为中心,崇尚日常生活行持,主张佛法真理就在“着衣吃饭处”,起居动作皆做到无心不动念。但中国禅较侧重理论,而日本临济禅则吸收中国禅的特色,不拘泥于坐禅形式,又不注重理论而看重实修。因此,可以说中国禅是主智的,日本禅则是主实的。主实包括把禅的精神实际应用到绘画、建筑、茶道、武士道、文学等诸领域,也含持戒和护国等特色。

    道元(A.D.1200—A.D.1253)将曹洞宗传到日本,其著作有《普劝坐禅仪》和《正法眼藏》等,主张“只管打坐”的新禅风。强调出家修行,认为在俗坐禅不彻底,主张不管饥寒冻馁甚至处于死的危地,也要坚持只管坐禅的“修证一如”之道。他认为临济禅所依据的《楞严经》是祈祷性的,因而加以排斥,并厌恶临济禅与世俗妥协、与权势携手的态度。他开创了日本的曹洞宗。

    自荣西传临济禅、道元传曹洞禅之后,中国禅宗各派不断传入日本,禅的宗旨在日本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尤其是禅宗否定“末法”的主张,更迎合了当权者和武士们的欢心,遂在日本扎根发展。禅宗是镰仓时代日本佛教的主流,得到幕府武士的格外青睐,乃武士的精神支柱。留宋高僧荣西为日本禅宗之开创者,同时也正是他把中国的茶种带入日本,并对日本茶道之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禅宗在日本广为传布,获得了新的发展,把参透“无”字放在最突出之地位,从而形成了日本禅的特色。


日本禅宗与武士道

   “武士道”一语,是日本战国时代(约A.D.1477—A.D.1568)才出现的,指日本武士的行为规范、道德修养和精神情操。它是儒、道(神道)、释(主要是禅宗)三位一体的复合型意识形态,比较突出地体现了日本文化的明显特征。“与神道一样,形成了日本国民的一种深层文化心理”。[9]

    武士道在平安时代(约A.D.794—A.D.1192)随着武士团的形成渐渐产生,到武家执掌政权的镰仓时代,才兴盛并发展起来。而这一时代,恰恰也是日本禅宗的兴盛期。这一时期,禅宗与武士之间进行了双向选择,这必然导致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在镰仓时代,禅宗有“武家禅”之称,禅宗与武士道的关系,便是这种双向选择的历史产物。故而有人称“日本禅宗是武士的宗教”。[10]但是,武士道作为一种文化的积淀,其产生和发展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一般认为,平安中期以后,武士的道德规范已经萌生,当时要求武士不仅要有好的武艺,而且要求不计生死的精神和勇气,还应有谦让之美德。这就是武士道的最初内容。

    在江户时代(约A.D.1603-A.D.1868),武士道又吸收了儒家伦理道德思想而进一步理论化,当时提倡新武士道理论的代表人物是鼓吹日本主义思想的山鹿素行(A.D.1622-A.D.1685),他的思想在日本起过尊王攘夷、尊王倒幕的历史作用,但也为军国主义的形成和发展种下了祸根。明治维新之后,武士道进一步发展成为军人的信条,同时也成为对外侵略扩张的精神武器。

    因此,就武士道所含内容而言,它是儒、道(神道)、释(主要是禅宗)三位一体的复合型意识形态,比较突出地体现了日本文化的鲜明特征。

    自镰仓时代起,武士成为日本社会的统治阶层,武士道的内容也大为丰富和完善起来,特别是武士道和禅的结合,使其精神更深层化了。禅宗应该说是以慈悲为怀,与好战活动本无关系。但在日本,禅却激励了武士的战斗精神。这是因为禅宗的哲学观念和修养方法等方面有助于武士的精神陶冶和武艺锻炼。

    “武士好禅”作为一种风尚,起始于镰仓幕府初期。当时武士兴禅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日本古代社会“政治佛教”的影响和“政教合一”的传统,二是新兴的武士政权迫切需要为武士提供精神支柱。在后来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武士道要求武士“崇神敬佛”,借助于宗教的力量为武士提供精神支柱,便是历代武士政权“禅武合一”、“政教合一”的经验总结。

    武士道崇尚勇武,鼓励战士视死如归,为君主效命疆场,这一点受禅宗影响极深。禅宗的本体论是它的“空无观”,它要求人顿悟真如,首先要摒弃一切固有的观念,认识到这世界“本来无一物”、“生死皆妄念”。在禅宗看来,生死观乃是参禅悟道的第一要旨,“生不可喜,死不可悲”,重要的是追求,是“心”。禅宗认为“生为梦幻,死为常住”。这种“死生如一”的思想自然会迎合武士“勇武”、“无畏而死”的心理,视生死如草芥的化境,给武士们以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

    禅宗对武士道的影响还表现在武士“家训”及武士的“礼法”之中。禅宗为了严正宗风使禅僧们能排除干扰,一心悟禅,制定了种种清规。一些上层武士也纷纷效仿,订立“家训”和“礼法”,并逐步演变为“武士之习”,即武士道的规制戒训。最早的武士家训是镰仓时代北条重时订立的《六波罗殿御家训》,“六波罗”本是禅宗用语,指体悟真如的6种形式。此家训共43条,把禅宗清规中的许多条戒加以世俗化、武士化。另外,首立“武家礼法”的镰仓武士小笠原贞宗,深谙禅苑清规,并对此极为推崇,便据清规之内容,制定了日本历史上第一部武家礼法。日本武士道的许多内容,与其礼法颇有关联,可视为禅宗对其影响的实证。

    禅宗主张清心寡欲,提倡“本心清净”,武士道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大量吸取借鉴禅宗的主张,提倡克己忍受,不事浮华,排除杂念,摒弃欲望,将此确立为武士的修养及行为规范,成为武士人生哲学的重要内容。

    禅宗在道德上教人一旦选定进路,则必义无反顾;在哲学上主张生死无别,重视直觉体悟。这些都可成为武家精神之支持力量。而且禅之修行特点是单纯、直截、自恃、克己的。这些戒律式的倾向,与武士战斗精神颇为相合。禅宗除了为达到究极信仰而采用直截方法外,又具有男性精神,要求异常的意志力,这也正是武士所必备的。

    自镰仓后期到江户时代,武士中间有许多尊禅者,说明武士的观念与禅有一种内在关系。为了尽到武士所应尽义务,就应具备两方面条件,一是不仅在实践中,而且在哲学观念上坚持一种锻炼主义;一是要觉悟到“常住死”,这正需要如禅家那样的修养。武士的许多修养方法,与禅是不谋而合的。

    另外,禅又被引入武士的武技之中,影响及于剑法、刀法、枪法及各种武艺,形成许多武术派别。在进行交战时,武士只有斩断生与死的观念,才能发挥真正的勇敢精神。

    总之,禅宗与武士道的关系,不仅仅是一种历史承传的现象,而且两者之间有着理性的深层的联系。

    综上所述,正如乔治•萨肖姆在《日本文化史略》中所言:“禅宗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是相当微妙而广泛的,它已成为日本文化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