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天堂

是2016年俄罗斯拍摄的二战时期的影片。

故事围绕着三个人物展开。分别是法国警察朱尔斯、俄国女囚奥尔加、德国军官赫尔穆特。

朱尔斯是维希政权下的一个警察局长。一个普通的法国人，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可爱的儿子。如果没有战争，他也就是坐在办公桌前，维持治安，审阅文件，无聊却安定。然而战争改变了他的生活，也改变了他的行为，由一个正常的人慢慢向野兽靠近。德国人的占领，一面残害着正直的人们，一面用纳粹的理论熏黑着这些走狗的灵魂。他讨厌德国人，却又不得不对他们唯唯诺诺，帮助德国人去抓捕犹太人。他可以一边听着对犯人的拷打声，一边安排秘书去为自己买马戏团的演出票。不动声色，从容镇定。和他们的傀儡领袖贝当一样，用彬彬有礼的举止来掩盖他猥琐的心灵。

奥尔加是定居在法国的俄国贵族女性，并不是犹太人。因为掩护两个犹太孩子逃跑而被捕。在集中营里吃尽了苦头，使她忘记了贵族的尊严，变得麻木了，看淡了死亡，只是像狗一样活着。当赫尔穆特打算帮助她逃脱集中营时，她心里曾经又燃起了生的希望。而在最后时刻，为了那两个犹太孩子，她内心中的善良的让她毅然选择了死亡。尤为感伤的是，她在随众人平静的走向毒气室时，在一边的墙上冷静的刻下了自己的名字”OAR“，之后，她向外面的蓝天投去最后深情的一瞥。让我们在那个地狱中仍然感受到了人性的光芒。也为了让后人不要忘却这曾经有过的野蛮屠杀，不要忘记无辜的生灵。

德国军官赫尔穆特，贵族出身。算是这个影片中性格最复杂的人物了。他在大学专攻斯拉夫语，喜欢俄国文学，喜欢契科夫。他的祖上曾经立下显赫的军功，他也自豪于自己的贵族身份。在自报家门的时候，特别强调了他姓名中代表贵族的的那个“冯”字。同样是战争改变了他的生活。他怀着不甘平庸重塑家族辉煌的想法投笔从戎，正是在军中的生活中，赫尔穆特逐步接受了纳粹的思想。在德国，纳粹党早先只是个不起眼的小党，代表了底层一帮混混的利益。这个党的混乱的指导思想并不为贵族阶层所接受。在德国的主流社会中，所希望的是使自己的这个一战战败的国家再次成为一个强国。纳粹党就是利用了人们这种心理，并逐步把希特勒的生存空间和种族主义理论渗入到人们的思想中。在这之前，赫尔穆特对逝去的贵族生活有着深深的留恋，对纳粹党的排犹举动也有疑问。他还亲自解救了仆人中的犹太人，虽然很勉强。在这之后，在愈演愈烈的疯狂的灭绝犹太人的行动中，他狠斗私字一闪念，坚信纳粹和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拯救德国。追随希特勒就可以建设一个德国天堂。特别是在受到希姆莱的接见后。希姆莱安抚他说：“我们的军队中有药剂师、屠夫、面包师，我们也需要贵族。社会等级不重要，雅利安纯血统才重要。我们已经认可了你接班人的身份。”这番表述让赫尔穆特受宠若惊。更坚定了他的信念。在以后的经历中，他遇到的一些事也曾让他有过动摇和反思，如听说契科夫的前未婚妻因为是犹太人而进了毒气室；偶然在集中营里巧遇自己曾经的恋人奥尔加；以及看到集中营里发生的那些暴行和丑闻。但最终他对未来天堂的企盼都战胜了这些内心中的善良和人性。他直到死，都这样坚信：“我心怀希望，我甘愿赴死，一个残忍又伟大的年代，将不可避免的来到我们的星球，需要我们为之打好基础。即使我们要进地狱。让别人去享受吧，但请保佑德国天堂。它太完美了，人类还没准备好接受完美。”

他在这种虚幻的图画中死去。而他曾经的大学同学则对赫尔穆特这样评价他心中的德国天堂：“你认为如果你的契科夫知道，当今世界成了这幅样子，他会怎么说？他什么都不会说。你真的相信你的天堂是所有人的吗？相信我们都是平等的吗？真是荒谬。”

影片中有几个细节值得玩味。

在集中营艰苦的劳作中，一个妇女冻饿而死，一旁的人似乎在等待着这一刻，没有悲伤没有哀悼，而是立即抢上前去，扒掉她的鞋子和袜子以及一切可用的物件。人到了这种境地，已经无力去宣泄感情了，剩下的只有求生的欲望，甚至“求生”也只是一种奢望，谁都不知道下一刻，他自己是否也会同样倒下。

赫尔穆特在遇到自己奥尔加后，打算救她逃离集中营，安排好了一切，并为奥尔加办好了护照。他之所以做这些，并不是对自己信念的怀疑，而仅仅是因为奥尔加是自己曾经的恋人，同时在奥尔加身上，他隐隐寄托着对自己过去生活的一丝留恋。

影片中有一个场景，赫尔穆特和奥尔加一起看电影，拍摄的是他们曾经在一起的聚会。在一所别墅的高墙上，一起看风景一起欢笑一起喝酒。看到这些，他们都陷入了对往事的怀念，但他们的感受也有很大的不同。赫尔穆特开怀的笑着，在他，即感受到以往的美好，又企盼着未来更美好的德国天堂。而奥尔加则木然又悲伤的回想着那些经历过的往事，对自己的前景是那么的绝望那么的无助。

看完了这部影片，使我想起了几年前看过的另一部电影《辛德勒名单》中的一个情节。两个德国兵在驱赶犹太人的过程中，来到一个空无一人的房间，主人已经被这群士兵押往了集中营，房间里的唱机仍然在放着音乐，于是两人驻足聆听，并有了争论：“莫扎特？”“不，贝多芬。”这段情节与现在这部影片一样，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一个产生了歌德贝多芬的国度，为什么产生了那样令人发指的暴行？一个崇尚思辨富于思考进入现代文明的民族，为什么会将六百万无辜的人送进毒气室？

人类诞生后的岁月里，一直在跌跌撞撞的前进着。人类所有的进步，都是人性的进步。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在不断丰富着自己的知识，这知识是用来认识自己改造世界的。而不是用来充当邪恶的遮羞布。任何违背人性的行为，不论它有多么华丽的包装，无论它将这种邪恶描绘出多么绚丽的图画，终将被人们所唾弃。

影片由著名的俄国导演安德烈·康查洛夫斯基执导，黑白片。也许是只有这个样式才能体现那种冷酷的现实吧。大量的镜头是安排了三个重要角色的陈述。这并不是他们的内心独白，而是他们死后，穿着同样的麻布衣服，面对的终极审判。这种影片结构很新颖也很冒险。实际上，并没有因此割裂了影片的情节，反而给观众更强烈的震撼。按照导演的思路，镜头只是在一个客观的角度上，没有褒贬的去拍摄真实。可我们也能感受到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那种忧郁、冷峻和坚毅。

本人评分：8.0。

1942年，欧洲近代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整个欧洲大陆只剩英国人还在苦苦支撑，法国已经被德军占领，反抗力量只能将战场转移至地下，尽量营救遭受法西斯迫害的犹太人。这时的巴黎，一个法国警察局长，一个俄国贵族女人，一个德国党卫军军官，本处在平行时空的三人因为一起犹太人事件，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前途命运。

奥尔加曾是俄国贵族，也许是因为国内政治势力的转变，让她来到了巴黎生活，但是1942年的法国也已经不再安全，盖世太保利用占领区的法国警察大肆搜捕犹太人。在这期间奥尔加救助了两个犹太人小孩，给他们提供了临时住所，然而她地下组织成员的身份也因此暴露了，被捕后法国警长决定对她亲自审问。朱尔斯是地道的法国人，乡下出身的他做到警察局长的位置十分不易，所以即便作为占领区的警长要受德国人指挥，大多数时候他还是选择忍气吞声。这场战争延续的时间比他预计的还要持久，面对妻子指责他是德国人的帮凶，朱尔斯只能用自己没有亲手杀人来辩解，虽然他明知这理由过于苍白。

朱尔斯和家人

朱尔斯了解奥尔加的身份，也知道她包庇犹太人的事实，以他胆小谨慎的作风，本应直接上报给盖世太保，但在奥尔加主动引诱之后，他对这个俄国贵妇又产生了犹豫。奥尔加本寄往于出卖身体可以帮自己逃过一劫，但千算万算没想到反抗组织早已盯上了朱尔斯，偏偏选在同一天暗杀了他，没了警长可能的庇护，奥尔加的下场只能是集中营。

如果世界上真的有天堂存在，那么集中营一定是最远离它的地方。赫尔穆特上尉是帝国最优秀的党卫军人之一，拥有显赫的贵族家庭和纯正的日耳曼血统，他象征着纳粹眼中完美的未来，受到最高统帅之一海因里希·希姆莱的接见，希姆莱转达了元首对他的期望以及纳粹德国的宏图愿景，并交给他一项任务，解决集中营军官贪污敛财的问题，于是赫尔穆特来到了同一座集中营，在这里他又见到了奥尔加。

赫尔穆特

1933年的意大利，二战的硝烟还远未见踪影，赫尔穆特认识了同样来此度假的奥尔加并深深爱上了她，他印象里的奥尔加是举手投足都透露出雍容气息的贵妇，然而意料之外的再度相见却是在暗无天日的集中营里。赫尔穆特利用手中的权利将奥尔加安排在自己身边，但这并不能让她完全脱离苦海，赫尔穆特为此准备了假身份让朋友将她送往瑞士。奥尔加本有机会远走高飞，但最后关头她却选择替难友进入毒气室，而让难友带着自己曾搭救过的两个孩子离开。在通往毒气室的路上，奥尔加奋力攀着墙壁，最后看了一眼外面的世界，她微笑着在墙上刻下“天堂”这个词，继而随着囚犯们的身影消失在了黑暗尽头。

战争中最残酷的部分往往发生在战场以外的地方，没有炮火轰鸣的集中营里充斥着的是寂静的恐怖，无论在何时看来，集中营的历史都是人类史无前例的噩梦。不管被关押的囚犯之前是什么身份地位，惨无人道的生活都会让他们失去基本的人性，为了争夺仅有的生存资源，人类也会变得如同野狗一般。电影中有一幕令人难以忘记，冰天雪地里一位年老的囚犯突然栽倒在地，正在吃饭的手无力地滑落，盛汤的小碗跌落在地上，她就这样死去了。而周围的人似乎已经对死亡见怪不怪，像食腐的乌鸦一样迅速围拢上来，在死者身上寻找有用的东西。奥尔加在争抢中得到了一双靴子，之前自己的那双被人偷走，她只能光脚在雪地里干活。而来晚的人看没什么可以搜寻的，就端起了死者的饭碗，面无表情地喝着残存的剩汤，所有人的眼中都看不到一丝光亮，他们就好像只剩下一具具躯壳，失去了人的意识在苟活着。

这场景实在是太令人感到难过了，如果不是因为集中营的摧残，他们也曾是和你我一样普通的人。恶劣的生活条件、繁重的体力劳动、德国军人的虐待、发霉又稀少的食物、渺茫的获救希望以及随时可能轮到自己的死亡，这一切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囚犯们的心理，最终令他们扭曲到只剩下生存这一个念头，而身为人的种种道德伦理早已被抛到脑后。历史上那些集中营的幸存者，需要花费数年乃至余生所有时间重新学会如何做人，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能活下来已是他们的幸运。

无论是法国人、俄国人还是德国人，他们都在坚持自己所认为的正义，然而自己确信的正义就一定正确吗。朱尔斯或许并不愿为德国人卖命，但身为警长他只能在权限内保护得了家人，你不能指望所有人都成为民族英雄。反抗组织杀掉警长时也许认为自己是在行使正义，可是他们也在无意中断送了另一个人的生路，而死去的只不过是又一个同胞。

赫尔穆特的家族和尼采有过渊源，他本人亦热爱哲学和艺术，但是元首的演讲告诉他真正的德国人不该只满足于此，优秀的日耳曼人理应领导其他民族，他必须变得强大起来。赫尔穆特也曾拯救过犹太人，他并不完全认同犹太人劣等的理论，但又坚信元首代表着正义，当他得知契科夫的未婚妻死在了毒气室里，内心意识形态的矛盾才终于激化。曾几何时，他和朋友在大学里彻夜讨论契科夫的哲学理论，然而此时哲学却不能阻止他们按下毒气的开关。

朋友说，那些死去的囚犯的灵魂没有离开，他们就像团团迷雾围绕在你身边，“而我们自己也变成了鬼魂，是时候承认我们已经失去一切了。如果你的契科夫知道世界是这副模样，你猜他会说什么。”“他什么都不会说。”赫尔穆特最终意识到，拥有人的信念比纳粹给予的所有荣耀都更加宝贵，是奥尔加让他重新变回了人。

来到天堂的三人向上帝述说他们的一生，最终只有奥尔加被允许进入天堂。无疑她是牺牲最多的那个，以自己为代价换取三个人的性命，是因为她们更有活下去的理由。在集中营这种地方，没有信念的人是难以坚持的，赫尔穆特给过她希望，但除此之外，奥尔加找不到其他理由。也许她已经对这个世界太过失望了，集中营让她见识到了人类最黑暗的一面，这里是好战者的天堂，却是人性的地狱。所以奥尔加选择去往真正的天堂，而她为捍卫人性所做出的努力给予了她这样的资格。

感谢北京国际电影节，让我得以一睹期待已久的《战争天堂（2016）》。

在导演Andrey Konchalovskiy（安德烈·康查洛夫斯基）的掌控下，这部电影呈现出了一种不疾不徐的叙事节奏，一个夹缝中求生存的好色法国警官朱尔斯、一个迷茫而无畏的俄国王妃奥尔加，和一个自我纠结的纳粹高级将领赫尔穆特，三人的自我剖白与回忆中的现实相互交缠。

在这个发生于1940年代的二战故事里，它的一帧帧画面，尤其是这对错位鸳鸯在意大利度假的那些往昔回忆，让我想起了生于圣彼得堡、在1920、1930年代的欧美大放异彩的时尚摄影大师George Hoyningen-Huené（乔治·霍伊宁根-许纳）的作品。可见本片的摄影师Alexander Simonov（亚历山大·西蒙诺夫）对那个时代上层生活的拿捏之精准。对了，Hoyningen-Huené恰巧是一名俄国流亡男爵，也曾在法国生活。

但很明显，导演Konchalovskiy似乎有意削弱奥尔加身上的俄国色彩，除了“嫁给了一个不爱的王子”、“职业是《Vogue》杂志编辑”以及“会和纳粹情人谈论托尔斯泰和契诃夫”之外，没有提供更进一步的线索。实际上，这背后隐藏的信息非常丰富。

在我的知识架构里，唯二有深刻印象的大规模俄国或前苏联流亡式迁徙，一则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大批贵族远逃欧洲；二则与前苏联“大恐怖（the Great Terror）”时期和著名的河滨公寓（The House on the Embankment）有关，被遣送至世界另一端的社会精英人数巨大（总体而言，他们仍属于幸运的那一小部分人）。基于这个背景，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个俄国贵族女人会出现在这个故事情境里。

曾经听说过一句话，大意是“在20世纪初的巴黎，最不缺的就是俄国流亡公主／王妃”。她们没有了城堡和庄园，在维持奢靡生活的路上也到了强弩之末的阶段。为了生存，受过良好教育、精通法语的贵族女子愿意为各种时装屋或杂志负担模特的工作；更有甚者，还当起了设计师。因此，奥尔加选择了这个职业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惊讶之处——当时的时尚界已然需要名流效应，而落难贵族也需要新的经济来源。

那些曾经高高在上的女性，在社会现实面前，必须学会审时度势。拿奥尔加来举例，为了脱罪，向盖世太保的同伙性贿赂？可以。想要重新过上正常的生活，与纳粹将领保持关系？也可以。听起来貌似有些堕落而自我，但Konchalovskiy还是爱这些“飘零燕”般的女子的，因为他给奥尔加的献身加上了手足共情与家国大义的前提。

台湾地区给这部电影的译名，是“寻找天堂的三个人”。判定这三个人是否抵达了理想彼岸的权力，Konchalovskiy交给了“第四堵墙”这边的人们。那么，奥尔加找到了吗？

和其余两个主角一样，在自白片段里，奥尔加往往流露出懊悔的表情。这令我想起曾在一个展览上，看到的“大恐怖”期间被滥杀的“罪犯”们在临刑前被照片定格的那一刻，他们大多神色麻木。但幸运的特权阶层还有空间回顾一生，流泪、崩溃，恼怒自己棋差一着；而那些不幸的人，万般不安也只能化为无力反抗的接受，生死不由人。

人造的天堂，不论是纳粹的雅利安狂想，还是亚细亚的理想主义，在真实的死亡面前，都现了原形。而奥尔加，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天堂”。或许，她有自己的新天堂也未可知。

没白跑这么远去看它。喜欢电影的拍摄手法，三个不同民族的人用不同语言向上帝陈述自己的故事、既是回忆、又是赎罪。用黑白录影带的方式记录这客观、真实、简单的时刻，使人辨别不清是在现实还是在神明的世界。三个人从不同角度叙述自己的故事、表达自己的世界观，在不断闪回的回忆中、他们的命运相交在战争的背景下。每个人都扮演着一个鲜明的角色，都有着自己的立场。有人想通过战争建立所有人的天堂、有人在战争中守护自己的天堂。最后陈述完毕，录影带结束，上帝呼唤女主角“你什么也不用怕，进来吧”—开门的声音、一道白光。人世间只有她拯救的几个身影在钢琴声中沿着道路行走。很震撼的电影，震撼在叙述的平静、回忆的真实、现实的复杂，在所有个体的行为和幻觉交织之间，还是能看到人类共同的、超脱个体感受的“善”。最打动我的角色不是为了救人放弃逃生机会的俄国女贵族，而是梦想建立“天堂”的德国军官，他说如果生在苏联或许会成为布尔什维克，带着光荣伟大的理想最纯粹天真的笃信，却依然在心底里向往着带着心爱的女人“到南美洲、到乌拉圭，在一个安静的地方，肩并肩坐着”，崇高的理想在集中营里沦为残忍嘈杂的现实，记忆回到那个炎热的意大利假期，那时她长发披肩、闪烁着光芒，你我都不知疲倦、何为所谓为之赴死的伟大理想？只有苏联文学、只有契诃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