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精神

一个民族如一面镜子，游客可从中看清自己。——莫洛亚(André Maurois)

说多种语言、尊重多种价值观念和对人生意义抱有不同信念的人类，迟早都必须考虑到一切有关人性的东西。——加德纳·墨菲（Gardner Murphy）

1991年，我还在上美专，总也弄不清绘画中的明暗交界线到底是什么，也还不太明白俄罗斯绘画曾经给中国的绘画界产生过多么深远的影响。那一年在苏联发生了很多事情，圣诞节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成立了70多年的共产党执政的苏联正式解体，成立了俄罗斯联邦。

13年后，我看了一部俄罗斯导演米哈尔科夫的电影——《Urga》，蒙语意思是套马杆。这部电影的中文名又翻译作《蒙古精神》、《乌尔加》。蒙古男子用套马杆套马，追逐恋人，追到后把套马杆插在那里，天做被地做床，别人远远看见插着的套马杆，便不会走近。当我被这部电影恬淡的叙事风格和那草原上忧伤的风景深深打动之后，我发现这部电影的拍摄时间是1991年。于是，电影中给我带来震撼和疑惑的部分就自然得到了解答。

这是一部带着淡淡的忧伤、温暖、安静的电影，在中国境内的内蒙古拍摄，故事简单无奇。

逐水而居的一家住在草原上——老母亲，丈夫刚波，妻子帕格玛，三个儿女，一个蒙古包，一群马，一圈羊——和乐美满。那时的季节，正如席慕容的诗《草原》说的那样：
…… ……
从五月到九月初，森林中
瀑布奔腾，草原上会开满了花朵。
无边无际的茂草丛中野花盛放。
有猩红的小百合，浅蓝的野风信子，
金黄的毛莨和紫色的喇叭花，
还有樱草、飞燕草及细高的萝菲草，
整块草原象一片织锦的花毯，
带着清香无限，一直一直铺向天边。

在边境的修路工俄罗斯人赛尔格因为疲劳驾驶偏离了大路，卡车差点滑进河里，他却也因此得到了刚波一家的热情款待——刚波遵循着蒙古传统，为远方而来的客人宰了一头羊。语言不通又不喜羊肉的塞尔格觉得有些尴尬，但很快他便连比带划的和他们聊起来，还欣赏了刚波大女儿热情洋溢的手风琴表演。

刚波一家幸福快乐，但刚波的愁虑是，帕尔玛刚生了第三个孩子，不愿意再生第四个，并告诉他中国已经实行计划生育，城里人都只生一个，丈夫应该去买避孕套。清晨的草原刮着风，刚波搂紧了妻子，决定翌日进城一趟。

骑着马的刚波与满是人的城市显得格格不入，他因为羞涩而没有买成避孕套。他在城里逛着，体会着草原上没有的游戏。

电影中唯一的冲突和高潮是刚波与塞尔格在歌厅再次相会的那一段，一个俄罗斯商人嘲笑刚波不通俄罗斯语，说道：他一点也不懂得我们的灵魂。塞尔格双手拍着胸口，愤怒的说道：如果不是他，我已经死在了草原上。什么灵魂？什么灵魂？我的灵魂在这！在这！然后他拿起旁边盒子里卖的俄罗斯五星徽章，伤心地说，这才是我的灵魂，我的灵魂在这！两块一个！我们的灵魂两块一个！我们的灵魂，灵魂，见鬼去吧！嘿，等等，你爸爸叫什么来着？你爷爷呢？你曾祖父呢？啊，他想不起他的曾祖父了！

被诘问的商人急了，反问道：你的曾祖父呢？……疯子！

塞尔格愣住了。是的，他也记不起自己曾祖父的名字了。他跌跌撞撞的走到舞台上，要求乐手们演奏他背上的刺青——一篇乐谱，《曼楚里山》，他深情而忧伤的唱着……为了俄罗斯倒下，为了祖国而死……

塞尔格被警察带走了，刚波找朋友把他带了回家。第二天，刚波带着电视机回家，去寺里祈祷，在草原上吃罐头，在电视机里看见成吉思汗的大旗，他把套马杆插在草原上，生了第四个孩子铁木真，塞尔格再不去歌厅买醉、而是让刚波的女儿用有力的手风琴拉出《曼楚里山》的旋律……

电影看完后，留下的是诗一样的惆怅。刚波刚毅、情绪不露于色的表情，塞尔格忧伤地唱着本应激昂的《曼楚里山》，那张典型的俄罗斯的脸上，带着深深的迷茫、失落和困惑。

是的，俄罗斯曾经在什么时候走出过自己的困惑呢？如果他们曾经走出过，那是在什么时候呢？在蒙古统治他们的那240年间？——谁敢说俄罗斯人的血管里没有几分蒙古人的血呢？如果他们曾经走出过，那么他们为什么从来没有停止战斗、宿醉、吟咏？他们总是那么忧伤而直至绝望？

普希金一边吟咏着爱情，一边服从了命运，在决斗中死去；果戈理一直在冷笑着，“他一面嘲笑，透视这种卑鄙、可恶的灵魂最隐秘的角落”（赫尔岑语）。阿赫玛托娃在承受了沉重的生活之后，在她的诗中写道：倘若有一天 在这块土地 有人想为我建纪念碑 我郑重地同意这个建议 但有一个条件——不得让此碑 濒临大海 我的出生地 我已与大海断绝了关系……

姆索尔斯基创作了《荒山之夜》，那是他生命的写照，带有浓重的宿命感；柴科夫斯基最著名的悲怆交响曲，他曾说明：“这部交响曲的构图归根结底是‘生活’”；有人这样形容拉赫马尼洛夫的的第二号钢琴协奏曲：它凝聚了人所有的感受和经验，那是用文字所无法表达的。

如果不说曾经对中国油画界产生过深远影响的现实主义画家们，画作极富音乐感的作为抽象艺术的先驱康定斯基，则曾经对欧洲艺术产生过划时代的影响。康定斯基写道，“色彩是琴键，眼睛是锤子，而心灵则是钢琴的琴弦”。

没有哪个民族如此关注心灵，歌颂心灵。但与此同时，许多人类隐藏起来的性格特征都在俄罗斯人身上凸显出来：温顺、善良、暴躁、没有耐力、嗜酒无度、好斗、自大……是的，那是因为他们从有国家的历史开始，就承受着双重力量的冲击。俄罗斯的春天很短，气候寒冷，它的广阔版图占有亚洲三分之一的陆地，但它的政治文化中心却都在欧洲。有学者说，“在俄罗斯精神中，东方与西方两种因素永远在相互角力”。他们不断的分裂又融合，不断建立制度又不断推翻，他们没有足够的耐性却又总是服从命运的安排。

我曾经问过热爱俄罗斯音乐的朋友，那音乐中流露出来的俄罗斯精神到底是什么呢？他无语。我看到塞尔格脸上的表情在说，我们再次的失落了。其实，那是因为他们的精神里带着全人类的悲哀，在夹缝中为了理想而奋争的力量和与命运对抗的悲哀。这悲哀渗透在他们的文学、音乐、艺术的各个方面，和全人类一起共鸣。而这悲哀，在1991年的俄罗斯，1991年的米哈尔科夫那里，则显得如此无力。

2005-1-15完稿于北京朝南居
一些资料：

1991年8月19日，苏共中的保守派发动了一场不成功的政变，试图收回下放给加盟共和国的权力，同时终止不成功的经济改革。但是在人民、军队和大多数苏共党员的联合反对下，政变仅仅维持3天便宣告失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下令宣布苏共为非法组织，并限制其在苏联境内的活动。在1991年年底，他同白俄罗斯及乌克兰的总统在白俄罗斯的首府明斯克签约，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从建立一个类似英联邦的架构来取代苏联。苏联其他加盟国纷纷响应，离开苏联，苏联在此时已经名存实亡。1991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将国家权力移交给俄罗斯总统。苏联正式灭亡。——来自wikipedia。

米哈尔科夫，他1945年10月21日出生于莫斯科，他是名门之后，他的曾祖父是19世纪俄罗斯的画坛巨匠瓦西里·苏里科夫，他的外祖父是20世纪初俄罗斯的著名画家尤特·冈察洛夫斯基，父亲是一个有名的儿童文学作家，母亲则是作家兼翻译家。对他有着直接的电影启蒙影响的，是他的哥哥安德烈·冈察洛夫斯基。他也是一位电影导演。所以，出身于这样一个对俄罗斯文化深具影响力的家族，米哈尔科夫的文化理想，自然是试图恢复旧俄罗斯时代高贵和理想主义浓厚的气氛。他是公认的自塔尔科夫斯基去世之后， 当代最重要的俄罗斯电影文化的象征人物。——邱华栋《从边缘突进》

我曾经爱过你
普希金
我曾经爱过你：爱情，也许
在我的心灵里还没有完全消亡，
但愿它不会再打扰你，
我也不想再使你难过悲伤。
我曾经默默无语、毫无指望地爱过你，
我既忍受着羞怯，又忍受着嫉妒的折磨，
我曾经那样真诚、那样温柔地爱过你，
但愿上帝保佑你， 另一个人也会象我爱你一样。
戈宝权 译

无悔
蒙古谚语说：
 “既然说了好，就不再说疼。”
那意思就是说，我如果答应了你，
任凭怎样艰难困苦，也绝不会反悔。
是怎样光明灿亮热血胸膛啊！
——席慕容

                               MovieL@moviegoer
1.Urga

1991年，前苏联政局动荡，举国上下笼罩着不祥的紧张气氛，众多信息预示着一场暴风骤雨般的社会变革将要到来。那一年，俄罗斯导演尼基塔.米哈尔科夫组建了自己的电影公司。他不想因为局势干扰而放弃拍摄电影，于是选择在中国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拍摄新片。这既避开了国内复杂纷乱的局势，也借助电影《蒙古精神》又一次完成了关于民族和历史的沉重思索。

影片名字《蒙古精神》是意译，略显抽象，还有比较通称的译名是《套马杆》、《套马索》。驰骋草原的蒙古人在放牧时用一种工具来套住动物，即套马杆（套马索）。海报上是风中直立于草原低坡的一枝套马杆，它则是草原上蒙古男女青年野合做爱的一个标志，远远望见插立的套马杆便是告诉人们：不要来打扰他们的欢娱时光。

一望无尽的草原，天空低浮着大朵白云，刚毅的蒙古勇士骑着骏马在纵横驰骋，手持长长的套马杆，抛甩出一个空心索套，以此降服不羁的烈马野马或者猎杀逃窜的野狼，这是蒙古人在草原上放牧必须掌握的一项生存技能，而技巧娴熟更是可以名扬一方。在影片里套马杆被翻译为“库伦”(曾经外蒙古的首都，即现在的乌兰巴托)，也正是影片的英文名《Urga》，同一个陌生而熟悉的名字，资料记载“库伦乃城圈之意”，在蒙古语里意为“住所”或“宫殿”，不知此中区别又隐含着什么玄机。[注1]

2.草原

说起蒙古风情，除了碧草如茵的辽阔草原，除了热情牧民和迎接到来的丰盛晚餐、篝火晚会，大草原的民俗风情是很多人所难以忘怀的。而小伙子手持的套马杆，姑娘们挥舞的牧羊鞭，也成了鲜明的标志。但可能也如张承志的《黑骏马》开头所说：“每当他们听说我来自那样一个世界时，就会流露出一种好奇的神色。我能从那种神色中立即读到诸如白云、鲜花、姑娘和醇酒等诱人的字眼儿。”对于远离草原之外的人们，自然不会理解牧歌动听的真意，更多感触也只是读完小说后的彻夜难眠，或为索米亚身世沉浮还有伤感爱情本身长叹不已。

草原的诱惑和小说的内涵，让谢飞也把张承志的《黑骏马》改编成了电影。[注2]而米哈尔科夫以一个异乡人的身份来到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又把一个局外人的眼光落在了套马杆上，他选择了拍《蒙古精神》。但是他无法化解、溶于血液中的不尽乡愁，因为蒙古这个民族的逝去辉煌开始纠缠骚扰起他敏感的灵魂。俄罗斯人又一次必然而然地寓情于景，用那长长的叹息和忧伤的音乐，寻得相似的抚慰。逝去的辉煌，是铁骑滚滚的蒙古民族远去的骄傲，而对于俄罗斯人，帝国似乎也曾有征战沙场的千军万马。但是放诸于20世纪90年代，不安宁的1991年，他们都已经在现代工业文明和社会动荡变革的激烈冲击前，渐显疲惫无力。

3.俄罗斯人的乡愁

贯穿在《蒙古精神》里有一份挥之不去的乡愁，而在回顾整部电影众多符号的意义，那辆意外栽进水里的大卡车突然陷于茫茫无尽的大草原里，恰似对俄罗斯遭遇迷途的一种无奈，所以米哈尔科夫安插俄罗斯人谢尔盖误闯入刚波一家生活的线索，热情的蒙古人救了俄罗斯人一条命，而且以礼相待，让他吃好睡好。谢尔盖让刚波的女儿拉一段手风琴，不想演奏出来的竟是故乡民谣，沉厚的力量通过音乐让他泪流满面。而米哈尔科夫透过音乐传达影像讯息的手法并不少见。《烈日灼人》里小女孩Nadya穿越田野时哼唱的歌谣：Bunrt by the Sun，and the Crimson Sea did Run（天空中的烈日灼人，深红色的大海奔腾不息），穿透力就要比上升的气球头像或者燃烧的火球来得更为直接，理解起来毫不费力。在《西伯利亚理发师》里的站台，蒸汽升腾，列车开动，巨大轰鸣声中，士官学校的朋友们唱着慷慨激昂的歌曲送别落难的朋友，目视着那趟开往西伯利亚的列车远去，Tolstoi则在车厢里高唱歌剧《费加罗的婚礼》里的咏叹调，回应着站台上的朋友。

那一夜，谢尔盖在温馨的蒙古包里安然入睡。而蒙古包外，蜿蜒曲折犹如蓝丝带般静谧的河流，空气里仿佛闻得见青草气息。苍茫夜幕下传来了呜咽的主旋律，萧瑟低沉的呜咽充满着悲伤与苍凉，穿越时空，横亘千古。

在舞厅里，谢尔盖背上刺青记录下的乐谱是军营生活留下的记忆，这曲《Na Sobkach Manjurii》（《战士之歌》），[注3]轻柔曲调充满的却是凄凉和哀伤，诉说着对死去战士的深切哀悼还有对俄罗斯故土的无限怀念。百年前俄罗斯人对于东方大地的向往，前人们逝去的躯体，都在谢尔盖酒醉后的歌声中宣泄淋漓。有别于他们的豪爽，电影里的俄罗斯人好似天生的诗人和歌手一般，行吟颂唱间总是有说不完、道不尽的沧桑荒凉。

讲述蒙古民族的电影故事安插进如此多俄罗斯人的乡愁，是不是觉得太微妙了，也许你会这么问。历史记载里的俄罗斯帝国，这只双头鹰一直没有停止东征西战的步伐，面对内、外蒙古幅员辽阔的大草原更是一度虎视耽耽。如此牵扯史实未免有点小人之心，暂且不说。但借现代文明冲击下日渐势微的游牧民族，再联想及风雨飘摇中的故土，俄罗斯人怎么能不掩面失声？

4.蒙古人的困惑

带着妻子的嘱托、对孩子们的允诺，刚波进城了，他对于眼前新鲜的一切充满好奇。马背上长大的他竟然在公园里的旋转飞车中昏睡了过去，画面切换，妻子正带着孩子在草原上散步。骏马穿行在城市道路间，原始的交通方式与现代都市形成的鲜明对比和刚波骑自行车在草原上飞驰一样耐人寻味。虽然并无人阻拦，自由自在的来往，但是落后与先进，古老方式与现代文明的强烈冲突展现面前，都告示着一种事实：那就是生活在大草原上的人们终究不可避免地要被现代化文明所吸引和改变。影片在谢尔盖乡愁之外的另一线索——刚波的困惑也渐渐明晰。

草原上空的雄鹰徒劳拍打着双翅却不进不退，这只雄鹰和早先握在刚波和儿子手里的蜻蜓又有着惊人的吻合之处，巧妙地充当着刚波困惑的象征：既是困惑的个体命运，也是时代变动中的迷茫处境。回归草原的刚波用马驮着一台电视机还有一辆自行车，他在休憩时吃着城里带回来的罐头食物，不时抬头看着那台放置于草原上的电视机。在他眼前出现了蒙古铁骑还有成吉思汗，他们砸毁了自行车、电视机还有放火烧了那辆卡车，并且将刚波和谢尔盖五花大绑、包在布席里面，用马拖着四处奔走，以此惩罚着他们的背叛和侵入，野蛮地宣判他们死刑。影片进入超现实的梦境中，在这个迷梦场景里，刚波是作为蒙古族传统的背叛者出现，而谢尔盖则没能逃脱陌生人侵入蒙古领地的命运。刚波从幻梦中惊醒，他用夸张的象征动作在草原上来回跳走，视野尽头是一道美丽的彩虹。

对于从城里带回的电视机，孩子们看得目不转睛，而刚波的老母亲则视若无睹，三代人对于现代文明产品的不同态度在刚波身上刚好表现为夹板间的困惑无奈。一方面他是在草原上成长的，一方面他又被现实压力和城里景象所打动。不过他终究没有带回妻子要求他买的安全套，两个人在山坡那头插立起一根套马杆，用旧时蒙古男女的野外交欢方式，宣告着他们应对现代生活方式的返璞归真。

也就在那个山坡，刚波第四个孩子幸运地产生了，他的名字叫铁木真，蒙古之父成吉思汗的名字。在他长大成家后，父母插过套马杆的山坡上建了个油泵场，他就在那里工作。油泵场高大的烟囱，往天空吐着浓浓不断的黑烟，而清脆的电话铃声打断了铁木真低沉的话语，灰褐色的大草原，布满着沟壑坑洼。或许那时侯的大草原早已踏入了高速发展的工业化进程，但是曾经芳草鲜美、牛羊成群的草原终于是不再回来。而牧民们也选择安居落户，不再需要四处迁徙以维持生计，他们是否还会记得威震四方的金戈铁马以及饶勇善战的游牧祖先。

5.尾声

这是一部平稳而充满诗意的片子，没有精彩的高潮，更没有激烈的冲突，回响耳畔的呜咽声就像是来自呼伦贝尔大草原的呼唤，需要安静的思考。可以这么说，米哈尔科夫在《蒙古的精神》里融入了澎湃的激情和哀伤的思绪，在蒙古族和俄罗斯族的共同困惑中，真切渴求着民族复兴和精神苏醒。

传统与现代、落后与先进、本土与外来、人类与自然，相关思索都在影片里得到了不少体现，并且米哈尔科夫也理性地保持着一个西方人应有的克制，没有陷进被批迎合西方口味的圈套，因为他切入的是蒙古，而其实，明眼人都知道他背后惋惜哀悼的还是草原以北那片广袤的俄罗斯土地。蒙古不过是另外一个影子罢，现代文明带来的身心约束，在他们身上勒出了印记。传统悄然离去的阵痛，迷失徘徊的困境放之于崛起一时又再度没落的民族皆准，即使它们不一定是出生在草原。


注1：另外一个英文名字是《Close to Eden》
注2：1995年的《黑骏马》（《A Mongolian Tale》），导演谢飞，原著张承志，主演腾格尔、娜仁花、道力格尔苏荣等
注3：又名《满州之山》，思乡之曲

http://www.stanford.edu/class/slavgen194a/na_sopkakh/

2005.4

把米哈尔科夫导演的电影《蒙古精神》看了两遍，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茫茫的草原，奔驰的骏马，拖得长长的草原歌声的曲调，阴鸷凶猛的鹫鹰，这些元素化成了一种赶不走的记忆，安放在了脑海里面。

米哈尔科夫的电影总是包含着很深刻的东西，包含着一种批判的力量、一种对于文化的形上思考以及一股对于逝去之物的留恋和哀愁。这种基调在《蒙古精神》中同样体现了出来，而文明的忧思就是这部影片的主题。

1、影片是以蒙古草原上的牧歌式生活开始的，这种生活是那样地奔放不羁、自然朴素，呈现给我们的是一种散漫的、无秩序的别样视域。摄影机运用完全写实的风格，把这种生活的细枝末节、一点一滴都予以放大，把草原牧民这一”无意识的经验世界”改造成为我们的有意识的观照对象，从这种观照中，我们感受到的是宁静、和谐的“前技术文化”（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48、49页，上海译文2008年版），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像短笛里奏出的旋律那样舒缓，一切都是由人类的双手造就，因而人类于其中可以感受到自身的真实存在，感受到本雅明所说的那种“此时此地”的“灵光”（见本雅明《迎向灵光消失的年代》，59、6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这与现代文明大异其趣。所以影片在一开始就为观众树立了一个人类世界的“应然”形象——它不受异化和侵扰，它是自由的世界。但是当这种田园牧歌的生活与现代文明的”实然“相遇时，它所受到的挑战是巨大的。进城是这种草原上的和谐转向冲突的拐点。进城对于刚波来说，是一次精神文化的旅途。在城市里，他的眼睛看到了许多新奇现代的事物，刚波其实并不守旧，他非常乐意去尝试这些事物，甚至达到了很热切疯狂的地步。比如，他看到游乐场的电动飞船，花了很多钱买到了玩儿一个小时的权利。然而，当电动飞船启动的时候，原来的刚波不见了。马上的刚波与飞船上的刚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者是英武雄壮的蒙古汉子，后者却像是一个误入巫师的魔圈中颤抖瑟缩的小丑：刚波在面对现代文明时显得无所适从，显得无奈又落寞，在一个小时的消费过程中，他最后竟然在电动飞船上沉沉睡去。而此时画外音却是他的妻子与孩子在草原上嬉笑玩耍的快乐歌声与草原上苍凉的长调的混合音响。这种配置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刚波属于哪里？刚波该往何处去？推而广之，在现代文明居于主导地位的背景下，古老的文明该走向何方？它处在怎样的地位？

2、这个问题似乎是米哈尔科夫电影中的一个基本的问题，在《西伯利亚理发师》和《毒太阳》中，对这一问题也有过探讨。在这部《蒙古精神》中答案显得尤为矛盾和复杂。蒙古精神在影片中起起落落，同现代文明呈现出不同的力量对比关系。刚波对于现代文明具有主动性的态度，他知道他不可能永远拒绝它。但是它经历现代文明的方式却又是一种远距离的，小心翼翼的。有这样一个场景，他在回家的途中，把买来的电视机放在离自己远远的地方，默默地看着、似乎在好奇地等待着从屏幕里蹦出什么东西。这是一个隐喻，一个关于刚波与现代文明之关系的隐喻。对于刚波来说，现代文明仍然是远远地外在于他的一个客体，刚波对于现代文明不是内在地体验而只是外在地、费力地去认识，其结果仍然是一无所获，即便刚波把电视机买回家并安装停当，当打开电视后他所收获的仍然是失望：电视中播出的节目对于他来说无异于是外星球的事物。然而，这种文明的挫败感却又在两个地方以蒙古精神的复兴得到了补偿。这个补偿，一在梦境，二在现实。所谓梦境，就是刚波在回家的途中梦见了民族的祖先成吉思汗：在成吉思汗的指挥下，骑兵摧毁了电视机代表的现代文明，勇武的精神复活了，回荡在茫茫的草原之上。刚波醒后，似乎得到了祖先的启示，向神灵附体一般，在草原彩虹的映衬下跳起了蒙古族的古老搏克，那个场景出奇地壮美，给人一种力量的喷薄感，刚波似乎是在以这种方式为祖先的功绩，为蒙古精神的再生操办了一场庄严的祭仪。这一现实的补偿还表现在，刚波最终没有听从妻子的劝告买回避孕套，而是按照蒙古族的传统，把带着红布的库伦（套马杆）插在草原上，在大地之母的怀抱中与妻子做爱，人类原始的本能在这里战胜了现代文明对于本能的压抑。这次做爱的结果，是刚波的第四个孩子铁木真的诞生。铁木真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成吉思汗而取的，正是因为那个关于成吉思汗的具有神启性质的梦境，才有了刚波第四个孩子的生命。但是，文明的挫败感在影片的最后又弥漫起来。铁木真的声音出现在影片的结尾，当年刚波插库伦的地方如今建立起了工厂的烟囱，而铁木真就在那里工作，今年他将和妻子一起去国外旅游。铁木真的话很短，画面中是一个冒着浓烟的直直的大烟囱，画外一直配着持续的电话铃声。这一切告诉我们，现代工业文明终于不可避免地侵入了草原，即便是草原的儿女也向这种文明屈服了，和刚波不同，对于铁木真来说，现代文明已经是内化于他的生活方式了。相反，草原的一切已经与他产生了离异，他已经对草原陌生了。那持续的电话铃声也是一个象征，象征着信息传递的现代化。铁木真的心已经随着全球化的趋势奔向了远方，草原留不住他了。那么，刚波在梦境和现实中复活的那种蒙古精神依靠谁去继续，去传承呢？因此，影片中给我们一个思考的结局。蒙古精神在影片中时而低落，时而复活，但最终免不了被工业文明压制的结局——这是一首诗，是一首无可奈何的文明哀歌，起起伏伏的节奏，忧伤难忘的旋律回荡其中，把人们带向草原的云端，带向对文明的沉思。

3、影片中还有一个人物：塞尔格。塞尔格最令人难忘的是他始终不忘那首歌——《满洲里的山岗上》。为什么这首歌对于他来说如此珍贵？因为其中蕴藏着俄罗斯的灵魂，蕴藏着塞尔格对自己的文化传统的追忆。塞尔格表面上是一个快活的人，但是他的内心却有着难以言说的精神痛苦。这种痛苦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现代文明的一种副产品。在歌舞厅中，塞尔格与自己的朋友有一段激烈却颇具哲学色彩的对话。塞尔格很气恼地说，灵魂？我们的灵魂就值两块钱一个？！当他问自己的朋是否记得曾祖父的名字时，朋友哑口无言，而当朋友反过来质问他时，塞尔格同样语塞。塞尔格在此时神情凝重，默默不语，然后他经过短时间的镇静，走到舞厅的舞台上，脱掉衣服，向乐队展示那印在自己背上很多年的《满洲里的山岗上》的乐谱，在乐队的伴奏下，他深情地唱起了这首古老的俄罗斯歌曲。米哈尔科夫设置了塞尔格这个人物，恰好形成了一个与刚波相对的看待问题的角度。刚波少受现代文明的影响，而塞尔格就生活在现代文明之中，他们正好代表了传统文明的两个层面：一个是蒙古文明那样的仍然封闭自足的样式，另一种是俄罗斯文明那样处于现代文明浸染之下的样式。塞尔格的烦恼在于传统信念的丢弃，在于文化传统的失落。刚波不管何时都能够记住成吉思汗这个伟大的名字，可是对于塞尔格来说，自己的曾祖父的名字他都已经遗忘了。现代生活的忙碌节奏和实践理性革除了人们感受自身存在的能力，切断了人们意识的时间之流，使人们忘记了历史而只关注于当下，一切传统和精神的积淀都烟消云散了。塞尔格只能够在《满洲里的山岗上》的歌声中忧伤地追忆，苦涩地品味那俄罗斯的精神传统。

4、结语：《蒙古精神》这部影片，具有浓郁的诗意，草原风光的描绘，原始生产方式的细微刻画，都把人带入了一个陌生的世界，具有浪漫的意味。同时，这部影片又具有文化上的哲理性。它探讨了古老文明何去何从的问题，蒙古精神和俄罗斯精神作为古老文明的代表在影片中互相穿插，时而低落，时而复活，形成了起起伏伏的节奏，呈现出旷远寥廓又隐含着追忆的哀愁。非常喜欢片中时而响起的蒙古风格的音响和《满洲里的山岗上》低沉的歌声，它们似乎带着人脱离了现代文明的桎梏，朝向一个神秘的、遥远的、古老的所在奔去了。

    先交代一下缘起吧，刚好知道区图书馆有放映电影的活动，一直都想去看，这一个月是轮到米哈尔科夫的电影展映。以前只是看过他的代表作《毒太阳》，现在赶在这个月的末尾，5月26号，《蒙古精神》，呵呵，大学三年以来第一次来到区图书馆。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我觉得本片值得关注的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生殖传承问题，一个是祖辈精神传承问题。先讲第一个，开头的电影里面的刚波以雄豪的气势，挥舞着套马杆策马狂奔，追逐前面的一个女的（我真不懂追逐她的意义），然后将她拉下马后欲行其事，在女的抗拒下没有成功。或许这在开头就暗示了刚波性方面的失败。
    但是下面发展的也不尽然，因为刚波已经有了三个孩子，而她老婆在抱怨他还有想生第四个的念头，没有足够的性能力，刚波能有那么多孩子？问题是生育政策，超生不符合政府的规定，给家庭也带来生活的困难。妻子的解决办法是避孕套，而刚波的犹豫不决，显示了他在性无能和性旺盛间的徘徊（我奇怪当时中国对于少数民族的生育应该是开放一点的，不至于以汉族的超生一以概之，可能是导演的误解？）。最后刚波的第四个孩子终于生下来了。从不生到生，一个反复犹豫、论证的选择，终于还是没有第二个解答，还是生了下来。
    从第四个孩子的名字铁木真，涉及到第二个问题祖辈精神的传承问题了。茫茫的大草原，呼唤英雄的扫荡一切、建立功业的作为，而刚波并不是一个多了不起的人，平凡的一个草原人，唯一的气势显现就在于开头骑马飞驰的那一段而已。后面放羊、杀羊、进城，在草原他可以驾轻就熟的生活着，在草原外他只是有着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
    所以他将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他讲述先辈的神话故事给孩子听，他打算将生下来的第四个孩子命名为铁木真，我觉得是他自己觉得自己无能后的一种对祖辈精神的向往。这时来了一个俄国人赛尔格，成了刚波的映射，一个豪放的汉子。可能他并不能理解刚波民族的内在情感，但对于祖辈的愧疚，他会更突出的表现出来。
    在舞厅里面被问到是否知道自己的祖宗名字时，两辈以上，可是，三辈之上，支支吾吾。他呆立凝视的镜头，持续了几秒，我也震住了，我也记不清自己祖辈的名字，不，是根本就不知道，没有意识去了解。我想到自己的漠然，数典忘祖？冷漠无情？不只是我，或者很多人都面临着现代社会的这个现实问题，就是：你的先辈叫什么名字？答出来的有多少，他们又为什么忘却了？死去的灵魂是被《士兵之歌》的旋律咏唱过的呀。名字只是个躯壳，但连躯壳都没有剩下的时候，灵魂、精神这些内在的东西早就离我们远去几千几万里了。
    

电影开始，是一些很温馨的画面，有人玩风琴、讲故事、玩小玩具，一家人其乐融融，虽然远离现代文明，物质生活不够丰富，但到处都可以感到亲情的温暖。接着，俄罗斯人的闯入，一开始是更加衬托了这家人的幸福，可是，慢慢地，扎在辽阔草原上的蒙古包生出了孤独，生出了隔绝、闭塞。
刚波进城那一段很有趣，像一种文明接触到另一种文明，碰到新事物，他有一些很天真的动作和话语。从城里回到草原的刚波，放下新买的电视机，坐在草原上吃罐头。紧接着跑出了成吉思汗和他的军队，还有他的妻子，要逮着那个背叛蒙古文明的刚波。沉浸在温馨思路的我，以为刚波买完东西后，会回家抚慰等待自己孩子和妻子，继续过着以前的生活，突然出现了一支军队，把我弄迷糊了，之后才想到这事刚波的幻想。
刚波一直沉浸在成吉思汗时代，那是他们蒙古人的辉煌骄傲时代，但那段超现实的镜头是表达蒙古人对已逝文明的念想还是恐惧、束缚呢？
最后的那一幕是草原上立着烟囱，冒着浓浓黑烟，美丽的草地上多了几条乌黑的道路，刚波的后代也进了工厂，离开了游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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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天之下，是一望无际的草原，是静静流淌的河流，而草原之上，是白色的蒙古包，是一家人的温馨生活，这是富有诗意的传统生活，但是那蒙古包外面的自行车，蒙古包里面的电视机，却以一种闯入的方式改变了刚波一家人的生活：电视频道似乎永远只有两个节目，这一边是美国总统讲话，另一边是最具汉文化特色的票友演唱，美国或者中国，英语或者京剧，对于这片几乎与世隔绝的蒙古草原来说，它们是外来的，是侵袭的，是隔阂的，而端坐在电视机前的一家三代，以旁观却不安的方式面对这个新事物，他们应该躲避而坚守传统，还是融入而适应现代生活？

在这样的疑问里，答案似乎并不是单一的，当电视机的声音被关闭，当刚波的妻子帕格玛离开，似乎预示着某种独立，但是取代英语和京剧的是老母亲掐着电视包装袋外面的泡泡发出的声音，取代美国总统讲话和票友演唱画面的是牵着马的帕格玛——她在蒙古包外面，她在草原之上，却进入到电视画面里，成为一个现实的影像，而紧随其后的刚波，也一样变成了电视里的人物，他手持那根长长的套马竿，追随着帕格玛骑马越过草原。

现实被影像化了，这是取代，也是融入，这是离开，也是进入，而套马竿也完全变成了另一个剧情的起点：刚波将套马竿插在山坡之上，夫妻两个人却消失在画面里，他们在山坡的另一面继续着他们的故事：作为蒙古族人传统的放牧工具，套马竿其实也是一种宣示男欢女爱的象征，当他们在草地上插上套马竿，也就告诉别人，他们进入了男女欢娱的时间，远方的人便不要去打扰他们。一对恩爱的夫妻，在天地之间尽情享受，这是他们融于自然回归传统的生活方式，但是为什么要用套马竿来拒绝别人的旁观，可能会来打扰他们传统而又激情生活的又是谁？

这似乎是一个谁是旁观者，谁是入侵者的疑问。改变刚波和帕格玛生活的，似乎是一种中国政策，这一对生活在中国大草原的蒙古族人，虽然隔离在中国的城市之外，但是他们依然被政策所束缚，帕格玛是来自城里的女孩，嫁给刚波似乎隐隐的带着城市生活的不安，而这种不安就是无法自由的生下他们足够多的孩子，因为帕格玛知道，中国的法律规定孩子不能多生，已经有了三个孩子的这对夫妻似乎已经遇到了生理渴望和政策制度之间的冲突，所以他们在生下最小的孩子之后，已经三个月没有同房了，而面对这样的无奈，帕格玛甚至逃避刚波的追逐，在最开始的镜头里，刚波就是骑着马，拿着套马竿，在草原上追逐着帕格玛，他用一种速度，一种激情，甚至一种愤怒，来抵抗帕格玛的逃避，那手中的套马竿已经不是那个欢愉的符号，而是一种武器，他套住了帕格玛骑着的马，又套住了帕格玛，从马上跌落的帕格玛被压刚波在草地之上，她的头发散乱着，她的脸上流出了血，她不停地挣扎……

现实一种，流血、疼痛和挣扎，渗透进这个传统蒙古人的生活里，在他们的世界里，本来是蓝天白云的诗意，本来是夫妻的恩爱和孩子的欢笑，本来是无拘无束的温馨，但是这样的生活却缓慢而不可避免地被改变了。而除了刚波一家，俄罗斯人塞尔格似乎也在被改变的命运中走进了这片草原。一个为“国家”修路的俄罗斯人，一个开着卡车的外族人，似乎陷入到比刚波更深的孤独中，他进入这片草原像是一种闯入，那一辆在车身上写着“安全行驶”的卡车却在塞尔格劳累瞌睡中开到了河边，不仅是一次安全事故，更是对于这个异乡人的心灵写照。他没有调整好自己的作息，也不熟悉这片土地，当他偏离道路驶向那一条静静流淌的河，也像是对于自身命运的一次偏离。而在这个陌生的地方，他是茫然的。从车上下来，他看见了美丽的蓝天、白云、草原和河流，他忘乎所以地高声唱歌，他快乐地跳舞奔跑，却在那草丛里看见了惊飞而出的秃鹰，看见了让他害怕的尸体，而在这种惊恐中，他跳上卡车，将刹车当油门，将整个车头都陷在了河流里。

闯进而陷入，对于塞尔格来说，是自身命运的无奈隐喻，而在遇到刚波一家之后，他似乎更无法找到自己。语言不同或者是小事，至少可以通过肢体语言和表情传递信息，但是对于他来说，最大的问题是习俗和传统和隔阂。刚波一家为这个远客杀羊招待，但是当一锅热腾腾的羊肉煮好，当刚波一家人端坐在那里邀请塞尔格一起进餐的时候，他却独坐在蒙古包外面，吃着自己带的食物，一点没有体会到主人的热情和和好客，即使在尴尬之后塞尔格礼貌性地和他们坐在一起吃羊肉喝羊汤，即使他端起酒杯祝刚波的母亲长命百岁祝一家人身体健康，他还是有一种无法融入甚至排斥的感觉，那一只苍蝇掉进羊汤里，他甚至厌恶地自言自语：怎么那么脏。对于塞尔格来说，这是道路的一次偏离，这是命运的一次陷入，让他感觉到孤独，让他体会出隔阂，也让他有了一种远离故土的哀伤。

如果说，刚波一家面对的是政策的难题，那么塞尔格遭遇的则是一种国家和民族的困境。在蒙古草原上，语言不通，习俗相异，没有自我的认同感，他更像是一个流浪者，而这种流浪似乎是一个民族的命运使然。在刚波一家的款待中，触发塞尔格情绪的是刚波女儿在拉手风琴时音乐的安慰，当那舒缓而忧伤的音乐传递出来的时候，塞尔格才找到了一种语言，他坐在草原上，天上是那一轮皎洁的月亮，底下是陷着自己卡车的那一条河流，在静谧的夜色中，他似乎想起了远方。

这种思绪是一种回归，当塞尔格后来和刚波进城之后，在一家中国酒吧里，塞尔格遇到了另一个俄罗斯人，但是相同的国籍并没有让他们产生共鸣，当同乡人嘲笑他：“还记得你祖父的名字，记得你曾祖父的名字？”他突然就陷入到一种哀伤之中，继而是一种愤怒，“可笑，灵魂？灵魂在哪？去你的灵魂，它只不过和列宁像章一样，只值两块钱！”在愤怒中，塞尔格记起了那片遥远的故土，那个遥远的家，那片遥远的记忆，以及那个遥远的自己，白雪皑皑的广袤土地，是俄罗斯的写照，但是在这个醉酒的酒吧里，塞尔格只有失落感，只有沧桑感，所以他跑上舞台，脱掉衣服，让乐队对着自己后背上的曲谱演奏那一首俄罗斯歌曲，这是他曾经作为一个战士，刻在身体上的乐谱，在歌曲世界里，有十字架，有英雄，有死亡，有革命，但是这刺痛了身体的乡愁却又是如此地割裂，慷慨激昂却又无比忧伤，激情四射却早已逝去，而最后被中国警察带离，却也浸透着异化的不安。

而实际上，在刚波以及和塞尔格身上，都有着某种现实造成的隔阂感，卡车的偏离，传统的解构，都成为他们遭遇的困境，而“进城”似乎又加重了他们的这种不适和尴尬，加深了他们的这种隔阂和矛盾。刚波是和塞尔格一起进城的，在他极少的进城经历中，这次又多了一个任务，那就是妻子帕格玛让他买避孕套，因为只有这个器具既能使他们享受男欢女爱，又避免尴尬和政策的处罚。但是“买避孕套要问喇嘛”的刚波似乎无法接受这一种现代文明，他进城也像塞尔格一样偏离了道路。骑着马在热闹的街上，他被琳琅满目的商品所吸引，被经过他面前的男男女女所吸引，他买冰糖葫芦吃棒冰，他注视男女的接吻和拥抱，他坐一个小时的旋转飞机，当然，他也和塞尔格到酒吧喝酒。

和塞尔格陷入到浓浓乡愁而无法自拔不同，刚波是被这样的现代生活所吸引，其实，面对现实，他们采取的是相异的方法，一种是在自我沉沦中迷惘，一种则是新奇感受中慢慢融入和接受。而其实这两种对待现实冲击的处理方式，在刚波回到草原的那个梦里产生了剧烈的冲突。他骑马而归，马上却多了两件东西，一样是城里人随处可见的自行车，一样则是传递信息的电视机，这是现代文明的标志，是沟通的工具——刚波被吸引的那对男女就是骑着自行车离开的。所以刚波带回来这两样东西就是一种认同。但是这种认同在草原上却变成了一种异化的象征。当刚波吃了从城里买来的罐头和饮料，陷入到那一个梦里的时候，出现在面前的是一对骑兵，烈烈的军旗，嘶鸣的战马，将他带到先祖成吉思汗的时代，而邻居巴亚图就是那个成吉思汗你，自己的妻子帕格玛变成了成吉思汗的妻子，他们问刚波的问题是：“你是蒙古族人？兵器呢？战马呢？你为什么不进攻？你为什么要进城？”在刚波无法回答的时候，他们将他捆绑起来，而这是塞尔格出现，他的卡车停在山头，正在向这边呼救。成吉思汗命令手下将塞尔格也捆绑起来，两个人被五花大绑，而那台电视机，那辆自行车，那辆卡车，都被毁灭。

一个梦，逃逸在现实之外，却成为解决现实问题的一种破坏方式，邻居巴亚图曾经就是一个整天弄得醉醺醺的人，而他的这种醉态与塞尔格远离故土时在酒吧里的醉态不同，与其说是逃避现实，不如说是一种融入，他整天骑着马无所事事，却总是带着小红伞、红箱子，还不断给刚波一家带来礼物，一只玩具喇叭，一个香蕉，一只苹果，一个鸡蛋，或者还有一张自称是在美国弟弟的海报——分明是史泰龙的影视海报，便成为对于外来文化的一种认同。而当他在刚波的梦里变成成吉思汗，却也是对于现代生活的一种破坏，自行车、电视机，卡车，都不能在蒙古草原上存在，返祖是寻找一种根，但是却是破坏性的。一种是醉态的沉迷，一种是回归的梦，刚波的那个梦其实和塞尔格吟唱的俄罗斯歌曲一样，呼唤着英雄的解救。塞尔格在酒吧里唱歌的时候，就是怀念那个英雄的时代，而成吉思汗的旗帜和战马，当然更是对于历史一代天骄的怀念。

在梦境醒来之后，刚波在彩虹之下，跳起了传统的蒙古搏克式舞蹈，而塞尔格也在草原之上，在刚波的女儿手风琴声里再次唱起那首歌，这是一种对于传统的回归，对于民族寻根的醒悟，在不断被冲击的现代社会里，在传统逐渐沦丧的生活里，蒙古精神、俄罗斯精神是不是需要这样的坚守？而这个问题其实不仅是对于个体命运关注的电影叙事，其实也是整个民族命运的现实情景，俄罗斯导演尼基塔·米哈尔科夫在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拍摄这部电影是在1991年，而1991年的履历上不仅写着他的团队创作历程，也写着那个叫做苏联的国家的解体——尼基塔·米哈尔科夫似乎在逃避中寻找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而塞尔格就像是那些流浪的俄罗斯人一样，在偏离的道路上寻找归宿，寻找心灵的故乡。而蒙古，曾经创造了帝国伟业的民族，也在一种历史的翻转中陷入在迷惘里。

“很早前，我就想拍一部中国内蒙的影片。至于为什么，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也许是出于一种下意识，也许是要延续祖先前进的足迹。蒙古人曾经统治俄罗斯二百七十多年，我们的血液中早就混有蒙古人的血。” 传统与现代、落后与先进、本土与外来、人类与自然，都变成了尼基塔·米哈尔科夫探寻的主题，但是尼基塔·米哈尔科夫显然并不是要恢复那种辉煌，并不是希望依靠英雄来救赎，英雄主义只是一个梦，当刚波骑着马出现在城市的街道上的时候，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尴尬的英雄，而骑着马的巴亚图甚至穿过了塞尔格约会的那个走廊，穿过了小女孩读着十月革命那些文章的那扇门，也穿过了到处是自行车的街道，看起来也像是一个没落的超现实影像。

沉沦和救赎，醉酒和英雄，其实都是一种矛盾，甚至是一种逃避，而当最后那套马杆竖立在山丘之上，刚波和帕格玛继续着男女欢愉故事的时候，这一种坚守和妥协的矛盾越发显出其哀伤和尴尬，“我就这样出生了，我是刚波的第四个孩子，名叫铁木真。”第四个孩子是一种继承还是一种反叛，铁木真预示着新的蒙古时代的到来，还是一种对历史的颠覆？当那片草原变成了凹凸不平的沙地，当那套马竿的地方矗立其巨大的烟囱，当“我”的声音被电话铃声粗暴地的打断，现实或者是更为困惑的存在，“我已经结婚，但暂时没有孩子，去年和妻子去了贝加尔湖看俄罗斯人，明年还要去洛杉矶。”结婚是一种归宿，但没有孩子，亲近了俄罗斯却也要接近欧美文化，这或许才是最本质的融合和撞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