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俣病2020

对大部分国人而言，水俣病应该是世界环境公害事件中最熟悉的一个，这一方面由于“八大公害事件”本身就是源自国内的提法，在八九十年代国内环保意识萌芽时被作为典型广泛传播，另一方面也因为水俣病的事件跨度（15年）与影响跨度（畸形儿一生）都尤其长，特别具有代表性。

记得我是上小学时，第一次从自然读物上读到了水俣病，那时还没有影像，却已被文字描述所震撼。本片要讲的，则是事件如何通过影像的形式，借《LIFE》杂志摄影师Eugene Smith的作品，被曝光在了西方主流社会中，从而在日本国外产生舆论效应，最后掰倒祸首，收获公义的事。

电影并没有如无数水俣病纪录片一样，全程回顾事件的始末，而选择了将事件从日本传向世界的关键人物Eugene作切入口，拍成了一部类似人物传记的作品。应该肯定，这是一个不错的视角，但观影后我却反而觉得它还不如拍成传统的形式，因为这成片效果实在太令人失望了。

首先一点，这部电影拍得太工整，太平庸了，尤其对于已经无比熟悉的国人而言，电影几乎没有带给观众任何新的东西。《水俣病》采用单线推进，故事脉络松散潦草，碰上对摄影不感兴趣的人，看着闷如嚼蜡。作为环境公害主题，电影要成功的关键是得引起观众对受害者的共情，但本片的受害者群像塑造显然是失败的。它一路简单跟随Eugene的行程，既缺少对疾病成因的细致探讨，也缺少对受害者生活创伤与痛苦的深刻描绘，家属对受害者的病情要么避而不谈，要么只是轻描淡写，令观众难以跟受害者建立情感交流。因为缺乏铺垫，赔偿协调会上，无论是家属声泪俱下的控诉，还是以死相逼的割脉，都显得那么苍白，激不起我足够的愤怒与同情。

同时，电影的工整与平庸还反映在了它控诉对象的口径跟法院判决保持一致，仅止于企业。对事件的幕后真凶，“公害”事件发生最应该被追责，却至今逍遥法外，高高挂起的日本政府只字未提。电影所呈现的一切都未突破我们对水俣病事件的已有认知，它在最后以70年代的企业赔偿判决为结束，仿佛一切都已尘埃落定，殊不知受害者的抗争，尤其是对幕后真相的起诉时至今日仍在继续。

本片让我不适的另一点则是Eugene与其日本翻译Aileen的感情戏。电影除了将Aileen加工为Eugene了解水俣病的引子，我没看出来他们的感情对推动事件曝光起了多大作用。而他们感情产生的速度之快，则比Aileen对电影的作用更让人莫名其妙，虽然历史上两人确实是在相识短短一周后就走到了一起，但在寻找真相的路上，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不为人知的情感碰撞，Eugene又是凭借怎样的魅力迷倒了Aileen，我从电影中完全找不到。放在本片中，Aileen更像是一个花瓶式的角色，但环保反思电影不需要花瓶，尤其是这个花瓶出演得还不太走心。

说电影一无是处那也不至于，作为商业市场上少有的题材，本片对环保宣传还是有积极作用的。

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内卷在加剧，无论从人性的利己本性，还是生化、电子产品的微型化趋势看，各种环境问题只会愈发层出不穷，被污染的不再局限于区域，扩散到了海洋、大气、外太空等全球性公共领域，影响到我们每一份子。这已非是靠一个人，一个企业，一个政府所能控制，像电影里所说的，没有群体团结，每个个体也就成了1/10,000,000，轻而易举就被淹没在了浪花里。这需要一种强大的合力，一种全人类共同的力量，一种天使降临、上帝之手的神力。

而人类是幸运的，从工业革命以来，面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种种剧变，我们一直能力挽狂澜。但悲观的另一面犹在，假如没有Eugene Smith、《LIFE》杂志这样一位位天使的降临，将那些触目惊心的影像怼到世人面前，水俣湾的悲剧是不是就会被一直掩盖？我们是不是就永远活在鸵鸟式的无知里？假如我们文明的良知都要依靠天使降临才能觉醒过来，那一旦天使放假了，我们是不是就只能坐以待毙？水俣病事件被曝光于1971年；而1972年，《LIFE》杂志停刊了；再到1978年，Eugene Smith去世了。

Eugene的照片在电影里出现的时间加起来不过几秒，却远比整部电影都要动人心魄。同样背着相机，人家是用心灵在拍照片，我当之有愧。

太过于中规中矩，不推荐，不收藏。

Behind the forest was the seed Every storm began with a gentle breeze One stone sent ripple across the lake And the raging fire once was small flame And before the cryer was one single voice Before the dawn came the night And behind the victory was the fight And before the cryer was one single voice One single voice

英国写实故事片片《水俣病》说的是日本环境污染的真实故事：1971年日本熊本县的小镇水俣，新日本氮肥公司（九州岛Chisso公司）将含有有机水银的废水排入大海，镇上的居民食用了被污染的海产，成年人肢体病变、大脑受损，妇女生下畸形的婴儿，要命的是这种“水俣病”完全无可救治。银幕上患者的惨状几乎令人不忍卒睹，但工厂拒不负责，政府也漠然处之。受害者及其家属通过不懈努力的抗争，最后终于获赔。世界著名摄影师尤金参与这个事件，并拍摄除了在摄影史上令人震撼的照片“入浴的智子”。环境污染造成的恶果在世界无处不在，特别是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环境问题更为突出和严峻，影片很真实地反映了资本的力量和资本家唯利是图的丑恶嘴脸，天下乌鸦一般黑，神州大地也发生过此类严重污染事件，如大头娃娃之类，就不知道最后获赔没有。电影《水俣病》如果能够引起更多人对于人与环境问题的思考，并积极参与环保维护和维权，通过斗争制止这样的悲剧再发生。

该片IMDb评分8.3，豆瓣评分6.7.从IMDb和豆瓣评分的差异，可以看出境外观众显然更看重影片反映的环保内容，而不是单方面注重艺术表现形式。

这是一部根据历史真实事件改编的独立电影，由大名鼎鼎的约翰尼德普领衔主演。 我们的邻居、东亚经济最发达的国度，曾经在上个世纪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水俣病事件。 首先在这呢，科普一下水俣病的概念。它是慢性汞中毒的一种，是甲基汞侵入脑神经细胞而引起的一种综合性疾病，是由于人类或其他动物饮用被有机汞污染的水源、进食被有机汞污染的鱼虾贝类、母体进食被有机汞污染的食物等引起。是最典型的公害病之一，因20世纪50年代首先发现于日本熊本县水俣湾附近的渔村而得名。 婴儿可表现为出生后有不同程度的瘫痪以及智力障碍，成年人则主要表现为神经、精神系统症状，包括精神迟钝、智力迟钝、性格异常、肢体麻木、共济失调、震颤等。 社会经济的野蛮式发展与扩张，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罪恶的资本草菅人命，对自然环境的肆意践踏，对人民的生存权的置若罔闻，普通的民众付出了不可逆转的沉痛代价。摄影师尤金用他手中的相机记录下了那些触目惊心的画面，残障的儿童，扭曲的身体，痛苦的表情，而智索公司依旧我行我素，往水俣湾里排放有毒废水，企图掩盖事实和真相。尤金到处奔走，不畏个人的人身安危，要为受害民众打抱不平，揭开智索公司丑陋的一面。 受水俣病缠身的民众与资本的抗争，不惜流血冲突，不屈服于智索的大资本家，将他们的丑恶行径曝光于众，给受害的民众以公道。 最后智索公司的总裁叹了口气，“万般无奈”的说道：我们必须要支付赔偿金，要想办法筹钱，我们必须要。 东京法院传来捷报，“我们胜诉了”！ 最后，伸张正义的民意代表这样陈述道： 就在今天，我们赢了这场战役，但是战争仍未结束，我们必须继续战争，为了我们的下一代抗争，同时他们的下一代也有抗争的理由，然而是在场的各位以及与我们同甘共苦的人让我们明白了，我们能够在这场战争中取胜。各位，今天回家以后，请务必与家人们分享这份幸福，还有堆积如山的问题等着我们解决，为了那些再也无法抗争的人来做个了结吧！（判决结果无法平息怒火，直攻智索公司总部），来做个了结吧！ 1973年春天，智索公司同意支付全额医疗费用与生活费，为日本法院史上最高金额。即使此协议减轻部分负担，智索公司与日本政府皆无意维护此协议的道德本质和财务责任。。。 影片的末尾，又列举了世界典型的环境污染的大事件，诸如：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乌克兰），瓦尔迪滋号油轮漏油事件（美国），福岛核电厂核事故（日本），博帕尔毒气外泄事件（印度），墨西哥湾漏油事件（美国）。。。这些事故，不仅造成了生态环境的重大破坏，还给所在地人民造成了不可逆转的永久性伤痛，时时刻刻给我们后人敲响了警钟。发展经济，造福人类本没有错，但是切忌一味的追求GDP而牺牲环境为代价，否则就是本末倒置。

水俣病真相

今天日本把核废料倒入大海前，跟你们“商量”，真的算是客气的，原来早有先例——水俣病。

这部电影算是记录讲述了一个真实丑闻还是摄影师尤金的自传？也许都是。一个颓废但又充满正义感的美国人，在一群自救无门的日本穷人的协助下，终于成功出手拯救了被日本富人及日本政府欺辱残害多年的日本穷人，这个故事是真的。虽然遗憾的是，这些日本穷人及后代至今仍然没有摆脱苦难，虽然政府于2013年宣布他们已经不再苦难，这也是真的。

人类自从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金融资本、经济发展……这些事物，我们对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孕育我们的土地水源空气，就开始了毫不留情的破坏和掠夺。即使那些获取巨额利润的公司（个人）“竭尽所能”地投入到环境保护事业，也无疑是杯水车薪。人类造成的每一个破坏，绝对都是不可逆的，多久完蛋只是个时间问题。即便看似已经在“深刻反省”的今天，我们补救的速度，依然远远落后于破坏的速度，和因过去破坏造成影响的裂变加速度。这就是人类贪欲的驱使，这就是人类培养的魔兽——资本，吞噬一切的本性。想想你我生活都离不开的电商，因为我们可有可无的需求，我们的纸包装纸制品要砍掉多少树木？这是没人下单的时候会考虑的，悲哀！我也必须自责。没有一个科技公司、化学公司、矿业公司……是无辜的；当然，每一个渺小的我们，也不是一片无辜的雪花。

这样的片子，和《2012》、《后天》这些可以搭配着看，万一哪颗心被小小地触动了一下，或许也是地球之福！

20200220.柏林电影节《水俣病》首映前夜媒体场.

尤金•史密斯本身是个梵高式的人物，作品够出圈，性格也出圈，所以就算是路人也会偏爱他。如果说他自身的故事和他最为传世的那几张作品一样都是超五星级的，那这部电影最多是个三星水准，还靠的是约翰尼·德普的角色加成+故事自身的现实力量太足（不过就算是三星，还是值得一看的，毕竟是尤金的故事，毕竟由德普来演）。这个锅自然是导演来背的，没别的，就是水平不行能力不够，故事讲得毫无波澜，全员人物浮于表面，看着演员想发力却摸不到发力点真是干着急。摄影和配乐都有记忆点，但这么一把好牌打成这样也就剩了个底裤来遮掩一下，只能说不是由大师来导尤金的故事真的太遗憾了。

就演员表现来说，约翰尼·德普大概是年龄、气质、角色驾驭能力最能胜任尤金的现役选手，是个神选角。个人最喜欢片中他抱着智子的那段处理（不剧透），高光又动人。另一个高光演技出自加濑亮，其它角色（包括比尔·奈伊）都没什么发挥空间。女主就。。。能看出尽力了，但和德普不来电，完全不来电，也完全没展示出现实中艾琳•史密斯的魅力与贡献。没选个能接得住德普戏、并能和他擦出火花的女主，可能也是继导演之后、第二大拖本片后腿的败笔了。

上图：片中德普饰演的尤金；下图：尤金本金

之所以有这种感触，是因为在2010年机缘巧合下采访过艾琳•史密斯（本人比女主漂亮），当时正值第39个世界环境日，艾琳以《影像力量：水俣病的半个世纪》为题来北京进行演讲，并带着尤金水俣相关的作品进行了展览。十年后，第一次眼见采访过的人成为电影中的角色，还是由德普这样的本命出演，想想也很奇遇人生了。

自1971年开始，21岁的艾琳开始与尤金•史密斯在水俣共同拍摄了三年，用影像记录了这场工业污染对人类和环境带来的无尽伤害，这期间诞生了世界上最著名的一张环境受害者图片《智子入浴》。在接下来近50年的时间里，从记者、摄影师到志愿者、老师，艾琳从事了各种各样和环境相关的工作，一直致力于环境问题的解决，成为日本环境运动的一位重要推动者。所以她本人绝非电影中那样“花瓶”的存在，而听她讲和尤金当年在日本的故事，也许是如今我们接近传说中的大师的最好方式。

在看本片前，我重新翻出当年的采访稿《尤金-史密斯的暗房姑娘》读了一遍，后来在影片中发现不少细节还原得蛮到位，再一查，艾琳本人果然参与了编剧团队，她是把对尤金的回忆夹带私货般藏进电影的细节里。10年前的采访现在看显得又蠢又八卦，但有些片段能配合本片、跟着艾琳的视角更好地去接近尤金。

Q1：你是出生在东京，何时开始长期在美国居住？

Aileen：我爸爸是美国人，妈妈是日本人。从两岁开始，我就总在美国和日本间来来回回，大概有十次左右。11岁开始，我便长住在美国圣路易斯（Saint Louis），之后回日本读了一年高中。1968年，在美国考入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大学的前两年是不分专业的。那时候很多美国人反越战，有很多学生运动，我也参加了这样的运动。在大学三年级开始前，我本来是要选择东南亚历史作为专业继续学习，但是因为尤金的出现，我退学了。1971年，我与尤金一起回到日本，在熊本县水俣市（Minamata）拍摄。

Q2：1968年全世界范围的思潮及各种运动，是不是让你对新闻摄影产生兴趣的诱因？

Aileen：应该是有这样的因素。我小的时候去过不少亚洲的国家，那种贫苦与美国有很鲜明的对比，所以我从小就对贫富之间的差距有很深的感受。上高中时，我去过西贡，那里正处于越战时期。可能是因为越战的缘故，我才开始逐渐关注与政治相关的表达。但是在见到尤金之前，我没有想到艺术或者摄影，可以对人们的影响那么大。

Q3：那时候有开始摄影吗？

Aileen：没有，我记得上大学时我有一台相机，但是基本没有拍过照片——我不知道怎么装胶卷，所以就把它丢在一边了。

Q4：你不了解摄影？那怎么会有机会去做尤金•史密斯摄影展的助理？

Aileen：那是1970年，我为电通公司进行暑期工作项目，客户是富士胶片（FUJIFILM）。工作内容是拍摄一个电视广告片，广告片中有两个著名的摄影师，尤金便是其中之一。我的工作是翻译，协调日方的工作人员和尤金沟通。所以我跟摄制组一起，去到尤金在纽约的家中。一周的工作完成后，我要回到加州的大学。尤金正在准备自己的600幅作品的大展，是截至到当时他全部作品的精选。他几乎一个人处理所有的事情，完全忙不过来，展期也被拖延了。他请求我留下来帮忙，所以我就留下来，帮他一起做这个展——这也是为什么我决定退学的原因。

Q5：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尤金的情景吗？（PS：这段在电影里还原了）

Aileen：记得，记得。我和摄制组的日本同事一起去尤金在纽约曼哈顿的住处，那个房子原先是个服装制造厂，后来废弃了。阁楼的低层是出售斧子、锤子之类的五金小卖铺，整个房子很老很旧，还有很多灰尘。我和日本同事往楼上走，按按钮的时候，日本同事说：“可能我们找错地方了”，但是我的直觉是：“就是这里，没有错。”然后门开了，尤金站在我们面前。我的日本同事向他寒暄“你是多么伟大的摄影师”之类的，然后我翻译给尤金，尤金听到后问我：“伟大？你在来之前听说过我的名字吗？”，我实话实说了：“不，我没听过你的名字”，然后他哈哈大笑。在准备这次工作之前，我完全不知道他这个摄影师，也没有看过他的作品，甚至连那会儿最著名的《乐园之路》（The Walk to Paradise Garden，又名《走向天堂花园》）也没有看过。

《乐园之路》，1946

Q6：第一次如此全面地看到尤金的照片是什么感受？

Aileen：其实尤金的作品本身对我的影响，远不及他对我所表达的——他告诉我他想通过作品想表达什么、他的意图是什么、他的信仰是什么。尤金不断向我讲起他对摄影及新闻的信仰，比如他从《生活》杂志辞职，是因为对他们使用图片的方式不满。而在600幅作品的大展上，尤金展示了125幅有关史怀哲专题的图片，每一幅都是精品。

Q7：尤金会时常向人们谈起他对摄影和新闻的理解？

Aileen：对，他总在对人们说这些，从开始到最后。有些很难理解，比如那次的展览，很多人都不太理解展览的名字“Let Truth Be the Prejudice”。因为Prejudice（偏见）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尤金说：每个人都有偏见，但我希望在我们的世界中，每个人的偏见都能距离真相更近些。不过因为名字太难理解了，所以后来在日本做这个展览的时候，名字改成了“Truth is a Friend”（真相是朋友）。

Q8：你认同他的那些理念吗？

Aileen：是的。也许他第一次说的时候，你会觉得难以理解“真的是这样吗？”，但逐渐我会觉得那非常有力量。比如，尤金认为摄影是无法做到客观的；摄影既要对拍摄对象负责，也要对看照片的人负责；“中立”与“公平”之间的细微差别……也许我是被“洗脑”了，我不确定（笑）。

Q9：你当时的具体工作是什么？

Aileen：统筹制作，装裱，布展，包括协助尤金冲洗放大照片。在这之前我完全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那一次是我的开始。

Q10：你也帮忙做冲印？是尤金教你吗？（PS：这段在电影里也有相近的还原片段）

Aileen：对，我不仅学会了冲印，更多的是学会了“观察”。我最初就是通过观察尤金如何冲印，然后模仿他的样子做出作品。他在冲印的时候，会拿一个勺子，挡挡这儿、遮遮那儿，让这边暗一些、那边亮一些，7、8次之后，我通过观察就知道了“哦，这儿应该多一些，那儿应该少一些。”所以有一次在尤金休息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也想做一张”，然后按照我记住的细节，冲印出了我的第一张照片——我生命中冲印的第一张照片，就被收录到了尤金最终展出的作品中，我很高兴。不过当时我只是在“复制”尤金的动作，不代表我已经会冲洗了。但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学习其实是没有步骤的，必须先学什么、后学什么。尤金也是这样认为，他从来不会说：你是个初学者，哪些可以做，哪些不能做。当时的状况是，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得赶紧现学什么。

Q11：当时尤金是怎样的状态？

Aileen：我见到尤金的时候，他非常沮丧，他总是说等他做完展览之后，就去自杀。但很有意思的是，他又总是在开玩笑，每天都会。

Q12：尤金真的总把“自杀”挂在嘴边？

Aileen：对对对，他总会开玩笑，但也总说要去自杀。我和尤金还没有在一起的时候，他经常打电话给他的传记作家吉姆•哈格斯（Jim Hughes），说“我太沮丧了，我要去自杀”，吉姆通常接了电话就会过去陪他，确保他没事。但是有一次，当尤金说要去自杀的时候，吉姆说“好吧，你去吧！”（笑）——尤金当然没有真的去自杀，但他不是在说谎。这是他真实的情绪，他真的很沮丧，确实有这个念头，只是并没有杀了自己。当年我准备回学校的时候，尤金请求我留下，说如果我离开他回到加州去，他就杀了自己。我不知道先前的那些事，结果我完全相信了他，于是我留下来了。也许这是他乞求帮助的一种方式，他其实是在说“Help me！”——帮帮我，或者是，救救我。

尤金本金。电影开场还原的就是类似场景。

Q13：你说尤金总爱开玩笑，还记得他的玩笑吗？

Aileen：他总是在同音词或双关词上做文章。比如，尤金是堪萨斯州（Kansas）的人，堪萨斯州有很多谷物，谷物的形容词是corny，但也有“傻冒儿”的意思——尤金便总是说自己是来自堪萨斯州的corny——很无聊？他很多时候就像个小孩子一样（笑），他还喜欢拉我们起来“跳舞”。

Q14：听说你喜欢跳舞，尤金的“舞蹈”跟你所喜欢的是一种类型吗？

Aileen：哈哈，不是的，不是的，他那个只是“手舞足蹈”，而不是“舞蹈”。尤金的暗房不是安静的，永远都在放着音乐。很多时候他都会随音乐跳着转来转去，拥着我一起跳。爵士乐，摇滚乐，歌剧。尤金非常喜欢音乐，那时候我们会放鲍勃•迪伦（Bob Dylan）、迈尔斯•戴维斯（Miles Davis）、威尔第（Giuseppe Verdi）的La traviata（茶花女）、普契尼的（G. Giacom Puccini）的La Bohème（波西米亚人）等等。

Q15：尤金所拍摄的“慈悲先生”阿尔伯特•史怀哲（Dr. Albert Schweitzer）曾经说“要让生活脱离迷思的方法有两种，那就是猫和音乐”，尤金也喜欢猫？

Aileen：是的，尤金在纽约有一只名叫“Taiho”的猫。Taiho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日本非常著名的相扑手，他总是一副做梦的表情，但是非常厉害，尤金很喜欢他，就把自己的猫叫作“Taiho”。尤金经常跟我讲起他以前的猫是什么什么样子。他在纽约的家真的非常杂乱破旧，更适合做仓库而不是住人，连城市监察员（估计类似于中国的房管所或居委会的人）都说“这儿真的不适合居住”。最后连一只猫妈妈都受不了了，冲尤金“喵”了一声，然后带着猫宝宝跑掉了（笑）。

（ps：尤金·史密斯死于1978 年，59岁，死时在银行里的存款只剩下18美元。那天早上7点多钟，他走到空无一人的街上去找他走失的猫，不小心摔了下来，撞了头，死于脑溢血。）

Q16：1971年，尤金600幅作品的展览做完后，你们是如何到日本开始水俣项目的？

Aileen：我的日本朋友元村和彦想把尤金的展览带到东京去，于是我们去了日本。当时日本已经有很多支持水俣病患者的人，元村就是其中之一，所以他告诉了我们水俣发生的事情。到水俣后，我们租了两间房，一处是我们自己住，一处是暗房。那间作暗房的房子本来就不住人，都快倒了，是个“危房”。

Q17：在你们住的地方，受害者大概占当地村民人数的百分之多少？

Aileen：我们去的是水俣病发病最严重的地方，在1971年大概有10%的村民已经发病。逐渐发病的人越来越多，到现在已经有70%以上的人在申请水俣病的官方认定。

Q18：到水俣后你们所看到的，跟去之前想象的一样吗？

Aileen：我们看过土本典昭的电影《水俣病患者及其世界》（水俣--患者さんとその世界），有了大致概念。到水俣的时候，竟然有人告诉我们，那里已经没有水俣病了——而且是科学家跟我们说的。但是我们拍下了我们真实看到的，便是你们所看到的这些。很多人问过我，去到那里是不是感到很震惊。最初会震惊，但是后来我和尤金真正在那里生活，和那里的人们在一起，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那里就是我们的生活。

尤金作品。电影中有还原拍摄此作品的类似场景。

Q19：从1971年到1974年，你们一共拍了多少照片？

Aileen：我记不起来了，每年大概一千多张，三年一共三千多张？可能吧。尤金通常会同时使用三台以上的相机。在水俣的时候，他用的两台美能达、一台徕卡和一台尼康（电影还原了此处细节）。我没有专业地学过摄影，甚至不记得尤金有专门教给我如何摄影。主要是天天拍，自然而然就学会了。

Q20：《水俣病》一书（合著者W. Eugene Smith、Holt Rinehart、Winston，1975年出版<英文>，日文版1980年出版）中最终使用的照片，有三分之一是你拍摄的？

Aileen：对，尤金的还是在多数。如果现在不看图说，有一些图片我已经想不起来是我们俩谁拍的了。

Q21：你和尤金在拍照上有分工吗？

Aileen：我不记得我们有很正式地讨论过该如何拍照，今天拍什么、明天拍什么，该如何表现等等。当然会有沟通，比如一起到一个地方拍照的时候，会有不同的视角。只是在那个时候，我并没有觉得尤金是这个项目的“指挥人”。直到我后来独立去做一本书的时候，才觉得很孤独，原来把整件事情完美呈现出来是相当难的。那时候我才意识到，尤金一直在主导着事情。也许你并没有觉得他做了什么，但事情是顺着他铺的轨道往前走。只是当年在水俣的时候，我并没有体会到这一点。

Q22：在水俣的时候，尤金的状态如何？

Aileen：尤金每天会很慢很细致地准备第二天拍摄所需的东西，全部的注意力都在那些事情上。他甚至不记得家里的电话号码，所以生活琐事上，需要我来帮忙处理。但只要一处于摄影中，或者在暗房里冲照片的时候，你会看到尤金是那么那么的专注。当要从数量非常多的底片中挑选时，我可能看很多片子都会觉得“这个不错，那个也挺好”，但尤金总能一下子找到最需要的那张：“就是这个！”想起来非常奇妙，因为尤金在拍照的时候，并没有给人特别强烈的“我到这儿拍好照片来了”的感觉。有时候你会觉得他并没有准备得特别充分，甚至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他自己说自己像只老鼠一样，在这里和那里之间蹿来蹿去——其实他是个“太极高手”，只要他出手，总能击中他的目标。尤金受音乐影响很多，而不是绘画，他对音乐更敏感。在他暗房中的底片，就像音乐的节拍一样，可能刚开始是缓缓进入，然后节奏逐渐加强，最后有两个大的鼓点，再缓缓滑落下去。当最强节奏出现的时候，他就能感觉到“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Q23：在水俣的暗房中，还是会放音乐吗？

Aileen：会放，但是在那儿我们没有很多唱片，不过我们还是有的放。只是不能像在纽约一样放很大声，因为会吵到周围的村民。

Q24：尤金总是过得很拮据，你们在水俣的日子如何？

Aileen：那个时候在日本东西没有那么贵，不用花太多钱。房东家有自己种菜，但是他夫人已经住院了，我们有时帮帮忙，会拿一些菜；有几次也去帮忙捕鱼，房东就会给我们一些鱼。每天最固定的开销就是给尤金买威士忌（whisky），大概是2.5美金。我们住的地方离威士忌小卖铺超级近，估计一分半钟就能把酒买回来。

Q25：尤金喝了酒还能拍照、做暗房吗？

Aileen：（笑）没问题。他是个大酒鬼，从早上就开始喝酒，每天喝一瓶，估计他确实是酒精依赖。我认识他之后，他一直在喝酒，但只见过他喝醉过一次。尤金去讲座的时候会拿个茶杯，别人都以为里面是茶，其实是酒。然后他就一边讲，一边喝酒。

Q26：你也跟他一起喝酒吗？

Aileen：不不不。现在我喜欢猫了，但是还是不喜欢酒，哈哈。

Q27：你们当年在水俣住的地方，现在还保留着吗？

Aileen：四年前拆掉了。（约2006年）

Q28：你还会时常去那里看吗？

Aileen：是的，有好几次。在我女儿小的时候，我大概三四年回去一次，现在一般是一年去一次。我经常能在东京见到水俣病的受害者，去年还跟着坐在轮椅上的受害者，去到内阁府前抗议。我们当年的工作，没有办法缓解受害者的伤痛，但是可以把他们的伤痛展示给全世界。在水俣有一种很强的社区文化，人们在那里是相互支持的。

Q29：你和尤金有宗教信仰吗？

Aileen：我本人没有宗教信仰。尤金小时候是天主教徒，长大后他从家乡堪萨斯州离开，去到纽约之后就退教了。但我感觉天主教中的原罪说、救赎说等等，还是对尤金有很大影响——尤金认为自己像一个“殉道者”（martyr），身先士卒，马革裹尸——但他那时候已经不信教了。

Q30：或者是否可以理解为，你们所做的那些事情，就是你们的信仰？

Aileen：也许吧。许多人可能不理解我们做的事情，但我们还是会去努力，为之奋斗。

Q31：你相信宿命吗？

Aileen：（笑）可能吧。如果我没有跟尤金一起到水俣，也许他还是会去那里拍摄，但我不知道我的人生会不会走向另外的道路。在水俣，虽然我们看到的是苦难，但在那里的生活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快乐，那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年份。

Q32：尤金是不是更适合处于工作状态，一旦离开工作环境，更难与人相处？所以在离开水俣、回到纽约后，你最终离开了他？

Aileen：很多人会把工作与生活分开，但是尤金不同，他的工作和生活是杂糅在一起的。这就是他的情感，他的家庭，他的所在，无法分离——它们是一码事。我们不是工作狂，那个所谓的“工作”，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是一种感情上的需求。尤金说自己不是一个好爸爸，他的大女儿在他的墓碑上写了一首诗，名字叫《电话》：“爸爸总是在电话的另一边”——我不记得诗的细节了，但是大意就是她很想要她的爸爸在身边，但爸爸总是不在。我也一样有个女儿，在我这么多年忙于环境工作的同时，我会去平衡工作与家庭、孩子之间的关系——但是尤金做不到，他无法处理这样的关系。

Q33：1978年，在你离开尤金几个月后，他便去世了。你去参加他的葬礼了吗？

Aileen：我有去。一共有五个女人参加了尤金的纪念仪式，尤金的第一任妻子，我（第二任妻子），尤金其中一个孩子的母亲，一个相处十年的女朋友，还有在最后的日子里照顾他的女孩。尤金的墓碑上刻的名字，有他的两个孩子，另外就是他的第一任妻子和我——但是我们都和他离婚了。

Q34：在那之后，你会时常去看他吗？

Aileen：32年了，我从未去墓地看过尤金。

Q35：为什么再没有去看过他？

Aileen：嗯……说起来有点儿奇怪，尤金的归所离纽约不算远，大概四个小时的车程……但是从他离开到现在，32年了……我总是很忙，忙工作，到纽约，到日本，去水俣，照顾我的孩子……不过这两年我时常在想这个问题，我想应该去看看他。在尤金离开后，我结过婚，有一个女儿。但对我来讲，尤金一直没有离开过，他在我身边，在我心里，而不是在那个墓地中。但最近几年，每到他的生日或者他的忌日，我就常常会想，他的墓地那块儿很冷，会下雪，也许我该带上花去看看他——也许吧，只是我现在还没有去过。上一次回纽约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件事，但是有很多媒体采访，日程安排得很满，太忙了……也许是因为这样吧。

Q36：尤金有“托梦”给你的时候吗？

Aileen：有的，有的。两年前（2008年），我在日本京都做了一个展览，也是尤金有关水俣的作品，有一些先前从未展出的作品。在开展的前一天，尤金出现在我的梦里，他站在展厅的外面，对我说：“咱们进去吧！”

Q37：在尤金离开之后，你做过关注日本环境污染问题的新闻摄影记者；1981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健康学院环境科学系做助教；硕士毕业后，你做过老师，然后一直在国际环保组织工作——这些和你先前与尤金一起所做的事情，应该算是同道。这样的选择，是因为你本身对此热爱，还是尤金对你产生的影响？

Aileen：当年我选择学习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环境科学专业，是因为我想了解，公司或者行业是如何利用科学“耍手腕”，以此来压迫受害者，不给他们正当的权益。我觉得应该有人了解这些事，可以进一步帮助受害者，让他们得到应有的权益。我从来没想过去做一个与公共卫生事业相关的政府官员，只是想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可以说，我继承了尤金的精神，但我不是在替他做什么事情。我没有一直做摄影记者，也没有参与“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摄影奖”的事情。当然我有关注这个奖项，我知道中国的摄影师卢--广获得了第30届的奖项。

Q38：中国有句话是这样讲的，“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这么多年一直马不停蹄，有想过何时退休吗？

Aileen：退休？！不不不，我不会想这个问题，这是个“坏”想法。现在这样的状态，就是我的生活方式。

Q39：你现在还会继续拍照吗？

Aileen：很久不拍了。不过我认为应该把更多的类似于艺术的表达形式，运用到我的工作中，也许也是不错的。近两年我总在思考这个问题，也会常常想起尤金。

Q40：你刚才两次提到 “近两年会常常想起尤金”，为什么最近会时常想起他？

Aileen：……不知道，但我现在总会觉得离他越来越近了。也许是因为我几周前终于达到了尤金去世时候的年龄，我想：“哦，我跟你一样大了。哦不，我现在比你大了”——这个感觉很不一样。

Q41：你的名字Aileen Mioko Smith，Smith是你的父姓？还是，仍然是Eugene Smith的Smith？

Aileen：不是父姓，就是Eugene Smith的Smith。尤金去世后，我结过两次婚，但我从来没有改变过我的名字。

尤金和艾琳

Q42：最后一个问题，尤金对你来讲，意味着什么？

Aileen：……嗯……我经常很轻松地说起尤金，玩闹似的调侃他（哽咽）……但他永远是我最亲密的朋友，是我的搭档，我的伴侣……也是，我的导师。

【2010年采访后记】

原本预计30-40分钟的采访，因为Aileen的和善健谈拉长到了两个小时。而在这两个小时里，她毫不避讳地谈论着尤金的种种，就像她所说的一样，那是“轻松的”、“调侃的”。任何一个见到Aileen的人，都觉得她完全不像60岁，无论是外表还是心理。谈话中，Aileen一直乐呵呵，说起当年和尤金在暗房中放的普契尼的歌剧，她会立马哼起曲调来；说起尤金的“手舞足蹈”，便立马站起来学尤金如何扭跳；说起尤金的殉道者样子，她会用手比为枪，“啪啪啪”地作扫射状。

整个的谈话过程，甚至显得十分八卦——算起来，Aileen和尤金之间的两组数字确实显得八卦味十足：一组是“7”，一组是“32”。

我们无法知道她为何会在生活7年之后离开尤金，就象我们不会知道她为何会在认识7天之后选择与尤金在一起。

与尤金相识时，他们相差32岁；而当尤金离去，她在32年的时间里，一次都没有去他的墓地看过他——“32年”这个数字，Aileen是脱口而出的，也许她比谁都清楚，也许她比谁都觉得这个时间太久太久了——就像她说的，也许吧。

艾琳说出的那句“我终于达到了尤金去世时的年龄”是有些自言自语的；回答最后一个问题的时候，眼泪毫无征兆地瞬间流下，然后又瞬间恢复了以往的嬉笑。那一刻有些恍惚，会让人俗不可耐地想起《大话西游》中死后的至尊宝，终于在自己被剖开的心脏中看到紫霞所留下的，只是一滴眼泪。

十年后再见到艾琳，70岁的她与其说依旧美丽，不如说她是由内而外发光的。她和剧组一起出席了新闻发布会，一起走了红毯，电影虽有诸多遗憾，但能看到德普出演尤金，也算是此生无憾了。

她后来去墓地看过尤金了吗？

德普和艾琳

附：关于不再发表由尤金•史密斯拍摄的“智子入浴”的声明

Aileen Mioko Smith/2001年7月5日/发表于Arles/Perpignan, France Photo Fetes press conference

经过了非常慎重的考虑，我做出了不再发表“智子入浴”这张照片的决定。我希望这个决定的本身是饱含了爱和关怀的。

1971年至1974年我和尤金•史密斯在水俣拍摄了三年，“智子入浴”这张照片正是尤金拍摄于此。1971年一个萧索的12月下午，在一间小浴室中，我们四个人在那个时刻都屏住了呼吸，仿佛空气都是紧绷的。如果仅仅由摄影师把个人意志强加到拍摄对象上，那么这一切就不会发生。

我认为是观众为这张照片注入了力量，使得图像真正完整。所以，从那张照片被拍摄一直到现在这30多年来，这张照片一直处在被再创作的过程里。我还想说的是，在将来的岁月中，这张照片也会一直被以不同的、更有力量的方式重新创作。尽管我和尤金一起像同事那样工作和奋斗，但其实他更像是一位导师。我作为这张照片的版权所有人，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我相信他所说的话，也是因为我希望能尊重他一贯的作风。我无意让我的这个决定成为某种先例，但是我坚信这个决定有助于作为艺术和新闻的摄影工作。这辈子还从没有哪个决定让我如此深信不疑并且感到高兴，对我个人来说这简直能算上一个奇迹了。

尤金说过，作为摄影师他有两个主要职责，一个是要对他的拍摄对象负责，另一个是要对他的观众负责。他认为如果这两点都能做到，那么他的作品肯定也能达到他对编辑应付的责任。“正直”和“倔强”是尤金最看重的东西。

我想再向你们介绍一些关于智子家庭的情况。摄影不是机器也不是神，虽然“智子入浴”这张照片在全世界发表，但是这并不能治愈智子的病痛，她被排入日本海致命的含有有机汞的工业废水所污染。她妈妈怀着智子的时候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吃了被污染的鱼，而毒素则通过胎盘传给了胎儿。智子的父母把这个长女看作“珍爱之子”，因为她吸收了本来存在母亲体内的毒素。由于智子把母亲身体里的毒素吸收了，她的5个弟弟妹妹都没有患上水俣病。

世俗的偏见直到今天都在伤害着那些有家人不幸患上水俣病的家庭。水俣病成为了这些家庭的婚姻的巨大障碍，甚至让婚姻成为不可能的事。1976年，当智子刚刚成年后没多久，也恰好在她的弟弟妹妹即将到了结婚年龄的时候，智子去世了。她的死亡是一个象征，它宣告了一个被家人深爱着的智子，彻底离开了他们的生活。这也是智子唯一可以做出的决定。智子的父母直到现在依然坚定的渴望地球能够摆脱污染的魔爪，说到这一点时智子的父亲用的词是“根绝”。所以他们非常在意这个世界不要遗忘这张照片，那就顺其自然吧（收录这张照片的出版物，藏有这张照片的博物馆将继续发挥它的作用）。

无庸赘述，智子死后这张照片的意义变得有些不同了。照片本身不再是关于智子她这个曾经鲜活的生命，而变成了要让全世界知道应该想办法消除污染，表达母亲和孩子之间永恒的爱。在生活中，我们知道爱是他人自愿给予我们的礼物，我们不能视之为理所当然，也不应该想当然以为它会永远持续下去。

老实说，多年来回答公众关于这张照片的问题对我来说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重的负担。智子的父母始终保持沉默，但是我知道他们的感受，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感受。我不断的告诉我自己，“我确信人们都被感动了，甚至他们的生活都因这张照片有所改变。我必须继续向全世界展示它。这是我的责任。”但是渐渐的，这开始变得像是亵渎。智子去世已经快有四分之一个世纪了，我知道智子的父母一直希望他们的女儿能够安息，用他们的话说是“Yasumasete agetai”（我们希望她能够休息）。而我其实也有一样的想法。智子每每毫无保留的用自己被毒害的身体赤裸地面对这个世界，我深刻的体会到她在这近30年中所做的努力。

如果不是为了纪念智子，这张照片没有任何意义。这张照片会成为一种亵渎，如果继续这样违背智子和她的家人的意愿而发表的话。这张照片曾经是智子生命的一份声明，所以它应该尊重她的生命并随着她生命的结束而消失。而观众呢？为了表示对观众的尊重，我不能说谎。我怎能一边继续发表这张照片，一边把智子真的需要安息这件事秘而不宣？

至于摄影界，这个决定将会使将来的照片发表出现一种“危险的趋势”，即因为照片的拍摄对象会超越照片本身而阻止照片的发表吗？我不这样认为。针对智子的照片的决定是一次行使版权的实践而不是放弃版权。这里有一场需要为之拼搏的战斗，而且我们所奋斗的事情是正确的。虽然事件各不相同，但是我相信这个决定能够为摄影本身注入力量，而不是削弱它。

作为一件艺术品也作为一个新闻作品，我相信我的这个决定是对这张照片的一种尊敬，这本身也体现了摄影本身对艺术和新闻的尊敬。因为，这样说可能有些无礼，如果所有的拍摄对象和观众都知道，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看到的每张照片都是经过深思熟虑而得到的结果，而不是一个量产的意外，那么摄影的力量才会高矗。

最后，我觉得仿佛是智子她在把我们送入一个她已经不在其中的世界，她说，“现在轮到你了。现在你必须用你自己的艺术和新闻方式去表达，就像这张照片已经做过的那样，而且要更多！”

不论我们是否是摄影师，我们面对的挑战都非常巨大，无论是在摄影界工作，还是像我这样简单把从尤金•史密斯那里继承的传统在其他领域发扬。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去做，希望这张照片的“空白”可以给我们勇气去面对我们前方的巨大挑战。

观看《水俣病》之前，有两处揪心。一则，水俣病的实质是汞中毒，病人症状惨不忍睹。这个主题的电影，我能看到最后吗？二则，作为新闻摄影史上的传奇，尤金史密斯有着鲜明的嬉皮士特征，而那种生活方式曾让我羡慕，后来又让曾让我排斥。

幸运的是，这部电影拍的不及格，连起码的“好片”都说不上。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把一部电影拍得千疮百孔，对于热爱电影主题本身的观众来说，构成了一种意外的福音。

千言万语，无法表达千疮百孔。在描述影像方面，语言具有天然的局限性；除此之外，描述千疮百孔的过程令人心碎，因此不会是多数人的选择，尽管它也许是必要的。

这部电影最大的缺憾在于，导演似乎没能搞懂：“摄影”是一门独立的艺术。对于尤金史密斯来说，尤其如此。据说，本片的剧本有摄影家的妻子（也就是片中女主人公本尊）加持，注入了不少摄影家的生活“细节”。但可怕的是，最大的细节却惨遭忽略，那就是：摄影家在创作过程中，是有快感的。这份创作，不止是工作，更多的是一种表达。拍摄者完全融入拍摄对象的生活，是产生绝佳照片的前提。那是互相了解、互相尊重，更是互相沁入。

尤金史密斯酗酒、嗑药，在战场上出没于枪林大雨，仍执着于拍摄。在我看来，背后支撑他的，除了金钱报酬，以及影片中刻意强调的“社会良心”，更多的是创作的快感。这种动人心魄的快感，是自我实现的具体体现。

新闻摄影具有天然的时效性。可是，为什么我们时隔几十年，仍觉得那些照片惊心动魄，乃至于要拍摄一部电影去纪念伟大的摄影家呢？我觉得，除了新闻事件本身的社会影响之外，摄影家将灵魂融入作品之中，借此产生的巨大魅力，可能是更重要的元素。

很可惜，导演在讲述社会冲突方面投入太多，把影片简单定位于“善良与邪恶对抗”的流行故事。对新闻摄影的认知不够，导致观众们对尤金史密斯的认知可能仅仅停留在：1.主演约翰尼德普持相机的姿势很帅 2.主人公嫉恶如仇3.没了。

总之，这是一部流水账。还没看的朋友们，就甭看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