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的法国,作为富商之子-犹太人-军人的德莱弗斯被控叛国罪继而流放,而捕风捉影+伪造证据+官方掩盖+反犹情绪使本案历经12年的抗争,最终演变为一场非常法兰西的社会运动,德莱弗斯最终翻案。本案被法国总统希拉克称为“分裂了法国社会,分割了家族,将国家分成敌对的两个阵营”,而这两个阵营的矛盾本质上即是究竟是“法国优先”还是“法兰西精神优先”(人权)。19年,再次卷入性控告、并被metoo运动波及的波兰斯基也是在寻找自己的左拉。 重要台词 1. “他们羞辱一个无辜的人,法兰西万岁” 2. “罗马人扔基督徒给狮子,我们扔犹太人,这是我们的进步” 3. “我们目睹了一场肮脏的表演,它宣告了罪债累累之人的清白,却毁掉了一个清廉正直的青年才俊,当一个社会腐朽至此,它便行将腐烂” 4. “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不将军,你有今天是因为你尽了自己的职责”
过去半年来,《我控诉》显然是一部非常“艰难”的电影。由于导演波兰斯基的性侵丑闻,它先是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被多位评委公开指责,之后又在媒体界引发广泛的舆论。
多年来饱受指责的波兰斯基,也一如既往地确认缺席电影节现场。但即便如此,《我控诉》依然凭借作品质量在第76届威尼斯电影节上摘得了评委会大奖。
当时,我们发了一篇文章《争议!风口浪尖中的他,唯有以电影来控诉》,也一度在网络上引发了不少争议。作者在该文中写道:“反观今天处处裹挟着‘政治正确’的主流民意,有多少经过深思,又有多少人云亦云。”
在短暂的风平浪静之后,半个月前的凯撒奖风波又将《我控诉》及波兰斯基再一次推至舆论的高峰。法国凯撒奖将最佳导演、最佳剧本奖都授予了《我控诉》,这个结果引得颁奖典礼现场多位女性电影工作者当众退场,其中就包括《燃烧女子的肖像》的导演与主演。
而国内舆论方面,继凯撒奖之后,《我控诉》的豆瓣评分短时间内曾一度降至6.3分。显然,《我控诉》的低分并非因为影片本身质量太差,绝大多数都要归咎于导演波兰斯基的性丑闻持续发酵所带来的舆论愤怒。
关于波兰斯基本人的罪责,我们在此不想做过多议论。而无论如何,影片《我控诉》中出色的连贯影像空间构造及叙事上的巧妙编排,都注定了它是一部可圈可点之作。放置于波兰斯基本人的语境下,这场“控诉”多少也会有一些别样的意味。
出色的影像塑造能力,对熟悉波兰斯基的观众或许早已是老生常谈。但《我控诉》作为一部以一战前的法国为背景的历史电影,在影像塑造上与波兰斯基的其他作品又略有不同之处。在遵循古典式摄影的基础上,影片《我控诉》利用影调和置景构建出了一个连续的封闭影像空间。
乔治·皮卡尔上校所在的情报处建筑,便是影片中一个典型的封闭空间。该空间的首次亮相在影片开头部分,亨利领着皮卡尔前去情报处上任的这一场戏中。
随着二人来到情报处,先是给到一个仰视镜头展现该建筑的外部全貌,灰蒙蒙的外墙颜色以及仰角带来的压迫感,先入为主地奠定了该空间的部分影像基调。
随后二人正式进入到建筑内部,人物面部阴影出现,光源明显减少;镜头则并没有直接给到室内空间,而是卡在二人进门位置的中景。紧接着,才正式带出室内空间的部分。
循着画外音及人物视线,镜头右摇,带出位于人物左侧的小房间。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明显有一处模糊的室外光,使得房间内部充满雾感。这种进门前后的观感差异,在室内明晰地划分出两个表演区域。
而后,波兰斯基又采用缓慢右摇的方式,通过光源变化及构图设计,将楼梯间赋予了分界线的意义。由此,这栋建筑的内部从纵深层面上又被分割开来,再次形成两个独立表演区域。
至此,我们不难看出,波兰斯基在这一段落中有意编排的影像节奏:“即在交代新空间上,使用慢速小幅度摇镜与直接切换有序交替的方式。”
这种颇具特色的摇镜,正是波兰斯基营造封闭空间感的重要法宝之一。缓慢的摇镜有效地限制了观众在视觉上对空间内信息的获取速度;亦可以说,波兰斯基将观众从图像中获取信息的部分“权利”掌握到了自己的手中。
但由于这种摇镜幅度相当有限,观众所观察到的空间往往都有所缺失(甚至一部分室内空间自始自终是残缺的)。单从此处看来,大量使用这种运镜其实是一种相当有风险的做法,或许稍有不慎影像氛围就会出现断档。
但《我控诉》显然并没有陷入到这种困境之中,而原因则正是我们上文所提到的对空间先入为主地分割。
波兰斯基利用空间内不同部分中灯光、画面背景色的差异以及构图内的线条,将一个大空间从水平、纵深两个层面分割成多个独立的小空间。然后,再把这些小空间按照一定的顺序呈现出来,而连接这些空间的显然就是摇镜。
在本就彼此独立的狭小空间之间使用这种有点“残缺”的衔接方式,进一步加剧了视觉上的挤压感。同时,多个空间的先后交替出现,显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建造影像迷宫,用视觉迷惑来制造压迫感。
这种空间内的独特组接,使无数残缺的碎片被结合到一起,反而构造出一个个充满压迫感的连贯封闭空间。也正是因为波兰斯基在本片中自始自终坚持使用这种手法,才在一个个平凡的空间内为观众带来不同寻常的体验。在缓慢摇镜的呈现下,甚至就影片开头巨大的广场也被赋予了些许封闭感。
事实上,《我控诉》中对空间封闭感的追求绝对不是无缘无故的,它恰恰是对本片叙事的一种有意呼应。从整体故事上来看,影片《我控诉》的两个核心人物就是皮卡尔和德雷福斯。
德雷福斯是线索人物,虽然这个角色全片出场次数极少,但正是他所引发的这次事件支撑着全片叙事的进行。
皮卡尔是主要叙事人物,由他牵引出一条叙事线。观众在本片的绝大多数时候也正是跟随着他的视角在看这个事件。
而《我控诉》中,皮卡尔与德雷福斯彼此产生交汇的原因,则正是因为这两人拥有一个相同的社会背景:“法军。”
在影片前半段,叙事就紧贴着这两个主要人物的社会关系而展开,一切都发生在法军内部。而由皮卡尔情报处处长身份所牵扯出的工作内容,则成为了影片前半段叙事的唯一动力,某种意义上像是“侦探电影”。
由各种线索引发的闪回,也穿插在皮卡尔“日常”的工作中。观众看到的是他处处受限,施展不开手脚。而法军所代表的封闭体制,显然是被波兰斯基视觉化,成为一个个具体的牢笼:情报处、法国陆军司令部,甚至是他的处所。
然而,皮卡尔这个人物本身,在影片前半段显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被“囚禁”了起来。即使工作上有诸多不顺,但他依然坚持履行着他作为情报处军人的职责,并无怨言。他为关押他的体制牢笼而服务,毫不动摇地坚持着对这一体制的信仰。
但当影片叙事上出现第一个转折(那封信或许不是德雷福斯所写)时,皮卡尔的处境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军队体制对他的限制越来越大,他开始不理解这种限制。明明他是在为体制工作,体制却要求他停止工作。
显然,这种自相矛盾的行为,让皮卡尔渐渐地对体制的决断产生了怀疑。在最终的尝试之后,皮卡尔彻底激怒了体制,反而是被体制先行抛弃了。
巧妙之处就在于,整个前半部分的叙事中,由第一个转折点而引发的戏剧冲突并不是来源于人物或者外部环境的变动。无论是皮卡尔还是军队体制本身,都只不过是保持了其原貌;而打破这一平衡的不过只是一个合乎常理的真相。
这无疑说明《我控诉》中看似高尚、牢不可破的军队体制,在简单的常理问题下,便暴露出其壁垒是由固步自封与仇视所搭建而成的本质。而随着常理的不断追问,这一严密的体制也就逐渐走向自我瓦解。皮卡尔被军队高层们赶走的情节显然就是这一过程的开端,同时也宣告着影片第二部分叙事的开始。
随着皮卡尔“心甘情愿”地被体制剔除,他便失去了之前的人物动机以及军队背景,同时也意味着他开始真正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走入到社会环境中(但并不意味着与体制反目成仇)。
摆脱体制对他的部分束缚之后,通过与左拉为代表的社会改良派的沟通合作,他才逐渐意识到体制内部出现了与社会道德常理相悖的问题。由此皮卡尔获得新的动机,即所谓的良心。
而从此处开始,叙事方式也不再像是之前的“侦探电影”,而是转变为“社会律政电影”。最明显的标志便是,观众不再完全跟随皮卡尔这一人物来看整个事件,转而直接聚焦到事件本身。
影片的叙事节奏也不像前半段那般紧凑,而是在主要事件讲述中时不时抽出一些篇幅来向观众展示当时的社会面貌。观众也不再和皮卡尔一起被关在封闭的体制空间内,从而对于时代背景下的反犹主义有了更多自由思考、观察的余地。
皮卡尔与主线叙事的因果关系变弱,也意味着这一人物逐渐转向“线索化”、“普通化”。后半段的两场庭审中,皮卡尔显然都并非核心,他不过是证人、参与者的其中一位,甚至在后半段的几次关键转折点上,皮卡尔都是缺位的。
而与之相对的,波兰斯基也将对皮卡尔这一人物的关注点转移到他自己的困境上。即便是暂时离开了体制,皮卡尔的生活依旧没有完全逃脱它的掌控。除了现实层面的威胁与监视,更严重的是他在精神层面对“体制的正义”和“常理的正义”的纠结。
作为一个生命中绝大多数时间都效忠于体制的人,他依然没有放弃掉对体制的认可。皮卡尔试图找到体制内这一问题的根源所在,但由于其依旧是在用体制内“政治正确”的目光来检查体制,所以他是无法深刻认识到特权主义与种族偏见这两大病根的严重性的。
这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纠结,化为无形的封闭空间,继续囚禁着皮卡尔的心智。而波兰斯基在影像上也呼应了这一点,他通过改变置景与灯光将小空间内部变得凌乱而压抑,让观众更为直观地感受到皮卡尔的处境。
甚至波兰斯基还安排线索人物德雷福斯回归主线,通过他在法庭上一次次地宣誓忠诚无罪但却一次次地以失败而告终,暗示其与皮卡尔某种意义上的共性:“作为坚守信念的、正义的平凡人,却都被自己所效忠的异化后的体制关押而沦为囚徒。”
这也正是影片《我控诉》叙事到最后,所传达出来的悲剧根源所在。当结尾二人都重回体制内,并不约而同地透露出对时代大环境的无力以及无限的忠诚时,不免显得有些悲壮。人未变,但时代早已不同从前。
而波兰斯基是否也是在借《我控诉》为自己辩护呢?从笔者的个人观点来看,或许这部影片与波兰斯基个人罪责的关系,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大。
首先,不可否认的是长期背负骂名与罪孽的生活,一定程度上也给了波兰斯基不少创作灵感。他或多或少地将自己对标身为囚徒的德雷福斯,但与此同时,也正因为他将自己对标德雷福斯,才不至于有过多的为罪行辩护的意味。
原因在于,《我控诉》中无论是皮卡尔还是德雷福斯,几乎都没有做什么主动的反抗,他们始终都心安理得地呆在黑暗、封闭的房间内的人。
而真正有所控诉的其实是左拉一派人,他们站在明亮的房间内不断敲打墙壁,要推翻这堵墙,让隔壁的房间也得以见光。而如今的波兰斯基,或许早已不再具备这种激情与底气。
对于波兰斯基来说,《我控诉》中最为珍贵的或许不是赫赫有名的报纸公开信;而是对反犹主义的又一次警醒,以及德雷福斯与皮卡尔对视时眼神中所流露出的,那种在历史长河中久经沉浮的无奈。
作者| 黄摸鱼;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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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控诉》一开场给人感觉就是非常肃穆庄重,仪式感十足,有种古典主义的调调。它甚至会给人一种错觉:这或许又是一部《巴里·林登》式的电影,客观冷静,闷的宛如纪录片。
但事实又不是这样的,在一些人物交锋,情节推动方面,电影又稍显商业。比如像情报侦查戏,与官僚分子对峙戏,它还是会制造一些悬念和火花来引领观众往前走。
电影讲的事其实也很简单:1894年12月,法国犹太军官德雷福斯被诬陷为间谍,随后在极端民族主义的推波助澜下,锒铛入狱。法国军情处中校皮卡尔为他奔走发声,也惨遭当局迫害。最终德雷福斯被平反洗冤,中间长达12年。
真实事件改编。波兰斯基采取的是最传统的平铺直叙,偶尔插几段看起来“比较土”的回忆,可也真是奇怪,这种老老实实讲故事的方法在波兰斯基的运筹中就是显得非常有力,有一种暗中使劲的味道。
或者说《我控诉》就是给人一种感觉:看完之后觉得有些平常,普普通通,说不出哪好哪坏。可就是不容细想,越想越觉得它有味道,这让我想起了品茶。《我控诉》大概是一种余韵在流淌,就像是用了很久的茶壶,里面尽管没有茶叶,可仍然能感到茶香。
《我控诉》是有这种茶香的。
最能飘出茶香的莫过于电影最后一个镜头:散落一地的军服,被折断的军刀。这原本是电影开场,德雷福斯被剥夺军衔后的场景。这是对一个军人最大的羞辱。等到了电影最后这个镜头重新再次出现时,它就是在提醒观众:看看吧,这就是官僚们干的好事!这是法国军队的一大丑闻,这简直就是法国的国之耻。
影片那种不慌不忙,冷静如风的气质,很深得我心。其实也很大来源于演员们的表演,每个人说话都是一本正经,慢条斯理,很少有大喊大叫,都是在努力压住自己的情绪,所以片中没有慷慨激昂,没有大快人心,没有伸张正义的激情,也没有泪眼朦胧的煽情,呈现给你的就是一个事件的过程,结束就是结束了,不会有多余的矫情。正是这种克制舒缓还略带温柔的调性,使得这部作品显得高级不流俗。
我也喜欢它的结尾,当受迫害的德雷福斯官复原职,去拜访曾经帮助他的皮卡尔时,并没有对他道谢寒暄之类的,而是直接向皮卡尔提出能否提升自己官衔的要求。
因为皮卡尔在军队外八年被称为“执行任务”,照样也升了官衔,而同样遭遇的德雷福斯官衔仍然不变,他认为这是一种偏见。这一段非常能体现德雷福斯的性格特点:刚正不阿,又有点固执可爱。也使得这场戏显得有些意外,甚至还有点想笑。你可以笑德的不解风情,但更多我们会感受到一丝无奈:德雷福斯尽管被洗冤了,但仍然没有得到他应得的待遇和尊重。
结尾有种特别自然平淡但又感慨万千的感觉,甚至觉得还有些可惜,心里一直在念叨着:嗯?这就没了?
离别两人站在一起时,脸对脸,非常严肃。在军事学院上学的德雷福斯因为皮卡尔给他的学分太低,质疑他时,两人也是这么站立着。但让人欣慰的是,不管是那个时候的他们,还是现在的他们,两人依然本色,一直守住了自己的底线。道德和良知,真理和正义。他们一个都没有丢。
我们也可以确信的是,尽管德雷福斯没有对皮卡尔表示感谢。但我们可以从两人眼神交流中看到:皮卡尔自始至终是赢得了德雷福斯的敬意。皮卡尔也配得上这种尊重。结尾的温柔和伤感,让人有些不痛快:就这么简单的结束了?不再来一个陈词感言吗?这种“不过瘾”在最后一个镜头被扔出之后,突如其来的变成了无声的:
我控诉。
有一说一,这招挺厉害。
普法战争时,普鲁士军队在俾斯麦的精明部署之下围攻巴黎4个月之久。短命的巴黎公社倒台之后,在当时看似具有巨大不确定性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摇摇晃晃地上台,其共和制统治却出人意料地维持了大半个世纪,直到1940年纳粹德国入侵法国才结束。
19世纪80年代,共和国由中间派勉强统治,国内激增的社会与经济矛盾使得统治变得越来越艰难,正如同一时期的其他欧洲大国,民族主义开始在政治生活中扮演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自称拿破仑三世堂弟的拿破仑·波拿巴亲王得到了保皇派、民族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的狂热追捧,部分是因为普法战争中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损失,这两个区域是共和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同一时期从自由主义左派向右派的过度一度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在乔治·布朗热将军的幻灭之后,政府蓄意的德雷福斯冤案成为了进一步深化政治矛盾的导火索。
波兰斯基在18年#MeToo 运动中因其曾经的恋童癖污点备受指责,后来他责备整个运动是一场“歇斯底里”。波兰斯基幼年时从集中营侥幸逃离,因其波兰犹太裔的身份倍受折磨。在亲身经历了反犹太主义热潮之后,他最清楚类似的集体癔症能导致怎样的可怕后果,因此他作出上述指控当然也不足为奇。波兰斯基对于狂热情绪的厌恶在《我控诉》中也能体现,他没有使用煽情的配乐、情节和表演来博得观众对历史或者导演本人的同情,反而用冷静的叙事将历史归于历史。在此不再多谈波兰斯基是否有在本片中影射自身经历或为自己正名的倾向,只谈电影对历史的皈依。
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1889年晋升为上校,1893年成为唯一在法国陆军总参谋部服役的犹太人。按照传统,他是已经归化的犹太人,在心理层面上认为自己是法国公民,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后举家从阿尔萨斯来到巴黎。1894年秋天共和国情报人员发现送往德国驻巴黎大使馆的秘密军事信件,透露了法军的一系列二级机密。尽管证据不足,在草率的秘密审判和指控后,1895年1月5日德雷福斯被不光彩地公开解雇和降级,正如电影开头所显示的一般。在自己的条纹被撕、佩剑被折断后德雷福斯向围观的群众高呼:“士兵们,他们正在侮辱一个无辜的人!法国万岁!军队万岁!” 可这时的法国群众并不买账,在爱德华·德吕蒙的反犹太主义报纸《自由言论报》和右翼反犹组织爱国者联盟的联合煽动下,大多数法国人已经陷入了对共和国内8万犹太人的极端仇恨。德雷福斯被流放到南美洲法属圭亚那海岸附近的恶魔岛。
德雷福斯的弟弟马修·德雷福斯从未停止伸冤,新的情报部门负责人乔治·皮夸特也找到了新的证据,将矛头指向了法国少校费迪南德·沃尔辛·埃斯特哈齐(Ferdinand Walsin Esterhazy) 。但上级拒绝重新审判德雷福斯案,并将皮夸特临时发配法兰西被保护国突尼斯。与此同时,参议员奥古斯特·舍勒·凯斯特纳在参议院力争德雷福斯的清白。在各界人士的联络下,经日后的共和国总理乔治·克里蒙梭(此时是社会主义日报《晨报》的专栏作家)和小说家埃米尔·左拉磋商后,左拉1898年1月在日报头版发表题为《我控诉》(“ J'accuse!”)的公开信致信总统菲利克斯·福雷,谴责军方与政府掩盖案情真相。左拉因此遭到军事法庭起诉,随即流亡英国,直到1899年的大赦。
法国政界分为两个阵营:天主教会、军队和右翼组成反德雷福斯派利用反犹主义维持原判;社会主义者、温和派共和党以及激进派组成德雷福斯派,部分势力意欲利用此案改组政府。1898年夏天,军事法庭重申德雷福斯案,公众舆论倒向德雷福斯。9月,军事法庭仍然认为德雷福斯有罪,但”情有可原“。共和国总统埃米尔·卢贝特赦免了德雷福斯,但德雷福斯仍不满足,他说:“共和国政府把我的自由还给了我。没有我的荣誉,这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直到 1906 年 7 月 12 日,军事委员会才正式宣布德雷福斯无罪。他重新入伍,晋升为少校。一周后,他被授予荣誉军团骑士称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重返法国军队服役,并在战争结束时被提升为中校。德雷福斯于 1935 年 7 月 12 日在巴黎去世,享年 75 岁。
德雷福斯案件直接导致了激进派和右翼的矛盾激化,并在大选胜利后颁布了《世俗法》(1905),确立了法国政教分离的原则。该事件也同样震撼了锡安主义的创始人西奥多·赫茨尔,使犹太复国主义提上日程。激进派的当选也决定了法国政府日后的侵略性民族主义路线,德雷福斯事件实在可以算是一场成功的”大众歇斯底里“,正如波兰斯基本人所多次经历的那样。
但不管法国政局如何动荡、条例能不能通过,正义得到了伸张。正如片中皮夸特质问德雷福斯时他本人的回复:“因为这是对的事情。”
在黑暗与疯狂的时代,“我控诉!”就是最有力的武器。思近日饭局上和一位开封老乡的交谈,此人在北京任职,他说,“写东西,有些事就算不说,也别跪舔!”
沉默也可以是控诉,但麻痹绝不是。
我没有一刻感到绝望,我知道真理会取得胜利。我深信——我重复——我较以前更深信真理正在向前迈进,没有什么事物能阻挡它。这起事件刚刚开始,因为现在的情况如水晶般澄清:一方面犯罪者不想透露真理,而另一方面捍卫正义者将用他们的生命见证正义。我在其他地方说过,现在我在此重复:真理若被埋藏在地下,将会发芽生长;一旦有一天爆发,一切都会被炸开。时间会证明一切,而我们便会知道我们究竟有没有为未来的大祸做好准备。——《我控诉…!》
摘自2013年《人民法院报》文章:《说不尽的法国德雷福斯案》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张建伟
德雷福斯案件是法国历史上的著名冤案,在法国可谓家喻户晓,其知名的程度与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件在我国的知名程度相当。这两起案件都发生在19世纪:杨乃武案件发生在1873年(同治11年),结案于1875年(光绪元年);德雷福斯案件发生在1894年,晚于杨乃武案件20余年。同为错案,两者平反的过程都非同凡响、富有戏剧性,德雷福斯案件更为复杂和艰难,激起社会冲突的广度和深度,也非杨乃武案件可比。事实上,德雷福斯案件也是世界上数得着的著名冤案。20世纪初的一段时间内,德雷福斯几乎成为继拿破仑死后最出名的人。
德雷福斯案及其成因
德雷福斯(1859—1935年)出生于法国阿尔萨斯省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1892年从军事学校毕业后,他成为见习上尉军官,到法国陆军参谋部任职。
自普法战争以来,法国情报部门加强了对德情报工作,法国总参谋部成立了一个反间谍机构,即战略情报部,从属于总参谋部第二处,第二处又从属于国防部。1894年9月,在德国驻巴黎使馆,德国武官施瓦茨·考本将一封匿名信丢到纸篓里,他的这一坏习惯方便了法国情报部门收集情报。为他打扫房间的女佣人巴斯蒂安夫人——一位巴伐利亚妇女——是法国安插在德国使馆中的间谍。她将这封信辗转交到法国陆军总参谋部情报局反间谍处。信的内容是有关法国炮兵及其他情况的秘密军事情报,这些情报显然是从法军参谋部泄露出去的。1894年10月15日,德雷福斯因被怀疑为出卖国家军事机密,而被逮捕。军事法庭在12月才秘密开庭审讯。到场的除法官外,只有被告德雷福斯及其辩护律师,警察署长和陆军部队的观察员皮卡尔少校等四人。在法庭上,德雷福斯提出充分理由为自己辩护,证明他对信上的情报毫不知情,根本没有条件作案。辩护律师也列举大量根据,来证明德雷福斯无罪。法官看到没有什么结果,便宣布休庭,来日再审。12月,德雷福斯被军事法庭以叛国罪判处终身监禁,流放到法属圭亚那沿岸的“魔鬼岛”上服刑。
这起冤案的成因有如下数端:
一是反犹主义。一百多年过去了,这起案件不断被人提起,如今人们相信,这个案件中弥漫着的反犹主义起到了铸成冤案的作用,保皇主义者、教权主义者以及民族沙文主义者参加的反犹太运动为德雷福斯冤案提供了背景。对于欧洲历史上可耻的反犹主义,高尔基曾经说过:“当然我晓得一切种族的人民都不断地互施以丑恶的手段,发挥他们的才智来展现每一种难以想象的卑劣,但在这类全部的敌意之中,反犹太主义是最令人厌恶的。”他进一步指出:“我曾从头到尾用心地读过许多论证反犹太主义的书籍。读这种书是艰难的,甚至是厌恶的,这种书的写作怀有一种确为丑恶而不道德的计划:污蔑一个国家,一个整个的国家。这的确是一件太难的工作!仔细读那些书,我能发现就只有:一种道德的漠视,一种愤怒的叫啸,一种野兽的吼声,一种怀恨的嫉妒的磨牙切齿。若把这些一起装备起来,也就难免叫人认为,斯拉夫人、芬兰人以及其他各国的人民,都同样是堕落得不可救药了。”
麦可尔·博恩斯著有《法国与德雷福斯事件》一书,经郑约宜翻译后,中译本由江苏教育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这本书探讨的就是德雷福斯案所处的反犹主义背景。当时,连著名作家阿尔方斯·都德的26岁的儿子都是反犹主义者,在最初谈起德雷福斯案件时竟说:“在他那个种族里,人们是不知道什么叫耻辱的……”
法国陆军总参谋部情报局反间谍处处长桑德尔上校早对犹太人德雷福斯有成见,早在德雷福斯刚进总参谋部时,就曾正式表示抗议,认为让一个犹太人进入总参谋部,无疑是在危害国家的安全。现在,果然不出他的所料,于是武断地认为德雷福斯就是泄密之人。很快,桑德尔就把这件事报告给陆军部长。部长正为普法战争中自己惨败而恼火,当即下令,以间谍罪和叛国罪逮捕德雷福斯。当时,德雷福斯是总参谋部唯一一个犹太人,“总参谋部的人都读《自由言论》。在《自由言论》上,每天都有这样一类的话:‘在犹太人当中’,人们知道谁是靠剥削借债的军官发财的高利贷者,谁是从士兵嘴里捞大钱的商人,谁是出卖国防机密的无耻间谍”。整天浸淫在这种反犹主义宣传里的人,骨子里不能不深埋下反犹主义的种子。这就是德雷福斯案件的时代和社会氛围。
二是各派政治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阿尔芒·拉努认为这起案件“是一次综合危机。间谍案只是导火线,多年来各派政治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是它的根本原因;其中有些矛盾已有长达百年的历史了。这里还不包括诸如秩序与自由一类社会内部长期辩论不休的问题。主张维护秩序的人们要求政府宁肯错抓一百个无辜者,也不放过一个罪犯;主张维护自由的人们则希望政府宁肯放走一百个罪犯,也不要去伤害一个无辜者。秩序与自由是矛盾的,在一个社会里,很难找到使这两种势力都满意的均衡点。德雷福斯的悲剧只不过是这些激浪中的一个浪花而已”。
三是嫁祸陷害。出卖军事情报的信转交到桑德尔手里。桑德尔正为最近一段时间内,法国一系列机密文件泄密而焦虑,一见到这封信,他马上命令副官通知两位副处长到他办公室。嫁祸陷害的事情就随后发生了:亨利少校和边帕苇少校先后来到。当亨利接过信一看,认出上面是他的老朋友艾斯特拉齐少校的字迹。艾斯特拉齐是情报局的德语翻译,与亨利私交甚厚,他向施瓦茨·考本泄露的军事秘密,与亨利本人也有关系。亨利担心此人失事牵连自己,不敢说出真相。为了转移视线,亨利故意提出:“这件事有可能是犹太军官德雷福斯上尉干的。”说完,又列举了很多德雷福斯具备提供这份情报的条件。更恶劣的是,亨利为了定德雷福斯的罪名,还伪造信件塞进“密档”,甚至伪造德雷福斯致德皇的信件和德皇致德雷福斯的复信,以此证实德雷福斯就是德国间谍。
法军情报处将德雷福斯逮捕,指控他出卖军事情报。德雷福斯矢口否认犯罪。在军事法庭上,德雷福斯提出充分理由为自己辩护,证明他对信上的情报毫不知情,根本没有条件作案。辩护律师也列举大量证据,来证明德雷福斯无罪。陆军部长派去的观察员皮卡尔上校是个正直的军官,他如实向部长作出汇报,同时也指出,此案很难成立。亨利得知消息后,亲自上法庭以军官的名誉宣誓并提供伪证。陆军部长为维护自己的尊严,故意编造一份“密档”,把过去几起未破获的窃密事件,统统加在德雷福斯头上,还塞进一份篡改编造的“罪证”材料。法国军事法庭在12月22日还是判决德雷福斯终身监禁。1895年1月5日,德雷福斯被除去军职,然后他被流放到自然条件险恶的法属圭亚那沿岸的“魔鬼岛”上去服刑。
四是笔迹鉴定错误。毫无疑问,最简单、快捷地查出“鼹鼠”的方法是核对笔迹。10月,法军情报处请来的笔迹鉴定专家除一人得出否定结论外,都认为信上的笔迹是德雷福斯的。不过,另一种说法是,开庭审判以前,军方特地请几名字迹专家鉴定字迹,但专家们最后的结论认为根据不足,不像是德雷福斯的笔迹。可这时,军方已骑虎难下,由于逮捕决定是陆军部长亲自作出的,为了维护军方的威信,只好将错就错。甚至在认定艾斯特拉齐的笔迹与告密信的字迹完全相同时,鉴定专家拜尔第荣还说:“那么说,犹太人士模仿这种字体而且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喽!”
五是伪证。那就是观察员皮卡尔如实地向部长作出汇报,指出此案很难成立,亨利亲自上法庭指证德雷福斯,并以军官的名誉宣誓作证。陆军部长为维护自己的尊严,也故意编造一份“密档”,把过去几起未破获的窃密事件统统加在德雷福斯头上,并塞进一份篡改编造的“罪证”材料中。
一波三折:德雷福斯案的平反
德雷福斯案的昭雪过程可谓一波三折,充满戏剧的张力。事实上,德雷福斯被流放到“魔鬼岛”以后,为掩盖这一案件的冤情,炮制伪证的事情仍在发生,阻挠行动和阴谋一直伴随着平反过程。对于德雷福斯及其支持者来说,希望与梦魇交织,一会儿此占上风,一会儿彼占上风,如坐过山车般跌宕起伏。
阻挠冤案平反的行动包括如下这些:
调离要求纠正错案的皮卡尔。皮卡尔一再要求纠正错案。因此之故,他于1896年11月被远调到当时法国殖民地突尼斯南部作战。不过,皮卡尔离任前,还是把这件事告诉了一位当律师的朋友。消息掩盖不住,终于传扬出去。为此,皮卡尔被控告将秘密档案中的材料泄露给非军事人员,并被逮捕,关押在瓦雷里昂山监狱。直到德雷福斯案件平反后,皮卡尔中校才有机会晋升为准将,直到后来出任陆军部长。
为了进一步核实事实,皮卡尔决定向法国在德国的双重身份的谍报人员居埃尔斯验证,他派亨利前往瑞士巴勒与居埃尔斯会见。亨利到巴勒后极力阻止居埃尔斯披露德国间谍机关根本不知德雷福斯其人的事实。
为了掩盖谎言,有时需要另外一个谎言。亨利还搞了一份新档案,其中包括伪造的德雷福斯给意大利吉约姆二世的几封信的照片、伪造的德国国王的一封信以及亨利这个魔鬼作了批注的假材料的照片。这种制造伪证陷害无辜的举动是令人十分厌恶的。
1897年10月23日,克朗侯爵充当总参谋部与艾斯特拉齐的中间人,化妆后在蒙苏里公园秘密会见艾斯特拉齐,告诉艾斯特拉齐说总参谋部将保护他,条件是他必须听从调遣,并建议他到国防部长那里喊冤。艾斯特拉齐点头答应并照办了。
1897年12月17日,陆军部长宣布对德雷福斯的判决“公正无误”,内阁总理也同时宣布:“德雷福斯案件没有问题。”1898年1月10日,艾斯特拉齐在军事法庭出庭受审;军方唯恐此事败露,派亨利等人为他代拟了审讯时的辩护词,声称是叛徒模仿了艾斯特拉齐的字体。结果,次日,军事法庭裁决艾斯特拉齐无罪。
作家左拉以极大的影响力介入德雷福斯案件,亨利想要收买左拉使他收声,允诺保证左拉在文学界万事亨通、左右逢源、名利双收。左拉予以严词拒绝。亨利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散布德雷福斯的支持者参加了犹太银行家资助的秘密团体,造谣说左拉被犹太人的金钱收买,具体数额是200万。这种抹黑的做法在政治领域(尤其是在选举中)真是司空见惯,在司法领域似乎并不多见。不仅如此,陆军部长还鼓动反动分子攻击左拉,同时以诽谤罪对左拉进行起诉,并于1898年2月21日,指示法庭判处左拉一年徒刑并罚款3000法郎。
不过,德雷福斯的亲属和朋友们一直没有停止对此案的控诉。他们曾写信给德皇威廉二世,请求他证明德国没有收到德雷福斯提供的任何情报和书信。而德国对法国由于此案闹出的混乱暗自高兴,当然不会为他作证,但事情还是出现了转机。1896年3月初,德雷福斯在魔鬼岛服刑时,法国情报部门从德大使馆收集到的材料中,发现了德国大使给法国军官艾斯特拉齐少校一封信的草稿。继任反间谍处处长的皮卡尔中校着手对艾斯特拉齐的调查。在调查中,他发现艾斯特拉齐的笔迹和那封被认为是德雷福斯写得告密信的字迹完全相同。艾斯特拉齐抛妻弃子,与一个当过妓女的人姘居,他本人好赌贪色,正在情报局工作。皮卡尔将这一重大发现向副总参谋长作了汇报,并请求重新审理此案,但副总参谋长以维护军队荣誉为名,拒不逮捕艾斯特拉齐。
即使法国情报部门没有弄到德国大使给法国军官艾斯特拉齐少校那封信的草稿,艾斯特拉齐也会浮出水面。这是因为出卖情报给德国人的那封信上了报纸,德雷福斯的亲属也复制了大量告密信的照片,四处张贴在街头,指望有人能认出真正的作案者。银行家加思特洛认出这是他的一个主顾艾斯特拉齐的笔迹。加思特洛披露了他的这一发现。
艾斯特拉齐的笔迹被认出后,德雷福斯一家找到这一有力证据,抓住这根稻草向法庭控告艾斯特拉齐。
在军方高级将领操纵下,艾斯特拉齐被军事法庭裁决无罪,正义人士愤慨了。就在艾斯特拉齐被宣告无罪后两天,举世闻名的作家爱米尔·左拉仗义执言,在《震旦报》上发表了致共和国总统费里克斯·佛尔的一封公开信,这封标题为“我控诉!”的公开信,控告陆军最高领导以及总参谋部的主要领导存心不良,有意诬告无辜者,开脱真正的罪犯。
法官贝尔蒂吕得到一个证据,证明亨利出示的伪造材料当中的一件出自妓女巴依之手。贝尔蒂吕通知共和国检察长弗尤雷依,准备签发艾斯特拉齐和巴依逮捕令,弗尤雷依加以反对,但司法部长批准了对艾斯特拉齐的搜查。搜查得到了一份重要证据。在公众舆论的影响下,陆军部只得下令对此案进行进一步审理和核实。
贝尔蒂吕阅读亨利与间谍居埃尔斯会面的材料,发现亨利为了使居埃尔斯不说出德国间谍机关根本不知道德莱福斯这一事实,处心积虑要求去巴勒,并且亨利一开始就熟悉艾斯特拉齐,却一直欺瞒上级并一直利用他。受命重新核实此案的军官基内上尉从未插手此事,他很快便发现了亨利伪造的痕迹:亨利伪造的两封信纸的格线是用两种不同的油墨印制的,亨利把两封信拼凑成伪造的材料时没有注意到这个细微之处。
1898年8月30日,亨利被传唤到国防部,在几位将军面前,亨利无法抵赖,被迫承认伪造证据的事实,当场被捕,被押送到瓦雷利昂山陆军监狱,第二天就用刮脸刀片自杀身亡。艾斯特拉齐闻讯畏罪潜逃,经过布鲁塞尔逃到伦敦避难去了。1898年9月25日,《观察家》发表了艾斯特拉齐的声明,供认他自己才是那份提供给德国人清单的书写者。
形势急转直下,陆军部长狼狈辞职,军事法庭只好于1899年8月重新开庭审理此案。人们普遍认为,这次已真相大白,法庭定会宣布德雷福斯无罪。不料,法庭仍认定德雷福斯有罪,只是改判为10年苦役。
这下引起了全世界的强烈反响和愤慨,并出现了许多起反法游行。以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法国社会党的领导人让·若雷斯为首的,许多著名学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参加的“人权联盟”成立,他们仗义执言,为德雷福斯的平反昭雪进行了积极的斗争。
在声势浩大的minzhu力量面前,新任总理提出一个折中解决办法,在维持判决的原则下,以总统名义宣布特赦德雷福斯。
虽然被释放,但特赦不等于是认为无罪,德雷福斯的冤案一直没有得到彻底昭雪,他仍在为自己的名誉而努力地奋斗。
在此后的7年中,他在各界人士的支持下继续努力。直到1906年6月,一贯坚持重审的激进派领袖克列孟梭出任总理,德雷福斯案件才最终获得解决。这年7月,最高法院宣布德雷福斯无罪,蒙冤受屈达12年之久的德雷福斯终于恢复了名誉。
后来,德雷福斯被恢复军籍,并在军事院校的操场上,授予他荣誉勋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晋升为中校。曾一度受到监禁的皮卡尔中校也晋升为准将,后来出任陆军部长。
1930年,武官施瓦茨·考本的记事手册公布于世,这从另一方面证实德雷福斯的清白。同年6月,施瓦茨·考本的妻子将这本记事手册寄给德雷福斯,并附上她丈夫临死之前用法文写的“德雷福斯无罪”的字样。
五年以后,德雷福斯在巴黎去世。
德雷福斯冤案中的权力因素
国家、zf、军队高层以及与之联系的权力,都可以成为错案的形成因素,这些因素在铸成错案中发挥关键作用也无足为怪。当国家权力或者zf权力有意炮制冤错案件或者刻意掩盖已经铸成的冤错案件的时候,也消除或者削减了自身在社会早已形成虚幻的神圣色彩。
德雷福斯案件之铸成,本来出于错误的判断,除了有人作伪证而落井下石以外,整个案件成为冤错案件,包括那些负有责任的高级军官在内,并非有人有意为之。诚实承认铸成大错,其罪愆尚可宽恕。在新的证据和事实逐渐显露该案件可能是冤错案件的时候,大权在握的人刻意去隐盖这是一起冤错案件的可怕事实,这就已经不再是可宽恕的了。
事实上,我们可以放下天真,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构成zf、权力上层的人,说穿了也是一样有着七情六欲、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的人。既然如此,就应当像约束凡夫俗子一样去约束他们,那些握有大权的权贵很容易被神化,说穿了,他们与我们一样,都是人而不是神。从德雷福斯之类案件中,我们应当获得的一个基本认识是:国家、zf这些抽象而神圣的名词掩盖了组成国家、zf的那些人是和其他人一样都是普通人而不是天使。
也许,即使从德雷福斯之类案件中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也可能不愿意或者无意识去思考这一问题,进而将这些带有抽象和神圣色彩的概念抹去其虚幻的光环。事实上,将某些抽象而貌似神圣的概念还原为人,就会发现其神圣性实在经不起解剖和推敲。正如托尔斯泰所言:“人们觉得,对他们提出这些要求的不是人,而是某种特殊的生命,他们把它称作上司、zf、国家。不过一旦他们问自己,这个上司、zf、国家是谁,就会明白,这些人不过是像大家一样的普通人而已,那迫使他人执行他们全部命令的不是别人,而正是与身受暴力的那些人同等的人。”
当构成zf的人是一群zf流氓、无赖的时候,当zf权力被恣意滥用的时候,其神圣性就更被黑烟笼罩。
本片的片名就像电影中所表现的一样,来自左拉的《我控诉...!》。影片用精致而写实的画面几乎完整还原了德雷福斯Dreyfus案件的始末。
波兰斯基并没有以事件主角德雷福斯的视角展开故事,而是选取了后任情报部门主管发现事件真相并力争还德雷福斯自由的故事线。
先要说明的是,目前很多翻译把德雷福斯翻译成屈里福斯,这个很容易让人困惑,毕竟在历史书上中文一般都翻译成德雷福斯。(当然还是很感谢字幕组)
电影开篇就是在可以看见远处法兰西象征——艾弗尔铁塔的广场上,德雷福斯当众受辱,被剥夺军衔和佩剑,虽然他口中一直高喊自己是清白的,但是围观者还是群情激愤的对其攻击与咒骂。
整个事件的经过当然电影已经交代的极为详尽。但是加上一定的历史背景也许可以更好的理解本片。
这就要从1870年普法战争中,法国惨败说起,战争的失利不但让法兰西第二帝国崩溃,整过国家进入第三共和国,更使得整个法国社会包围在一片仇视德国的氛围中。
而犹太人作为很多法国人解释战争失败的替罪羊,也开始受到攻击。
紧接着又发生了“巴拿马丑闻”,更是让犹太人的处境雪上加霜。
简单来说就是1891年成立的巴拿马运河开凿公司因为项目前景很好,所以吸引了法国当时大批中产之家购买它的股票,后公司又多次通过行贿政府官员的办法,使得政府通过法案,允许其再次发行股票。最终公司破产,众多中小投资者深受其害。
就在这种反犹的背景下,1894年9月一份被送往德国住法国武官的信被人发现,信中记载了法国的部分军事机密,而字迹和德雷福斯上尉貌似吻合。其被捕后,又出现了上述德国武官写给意大利参赞的信等证据,很快德雷福斯被判终身监禁。
请注意本案自身的关键词——犹太人、德国等等,都完美契合大众对敌人的认知。
当然就和电影中一样,虽然又有很多波折,但是最终由于皮卡尔(男主)的调查和揭发,德雷福斯最终获得自由并官复原职。
这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1898年1月左拉发表的《我控诉...!》。
负债累累,作恶多端的人被认为清白无辜,而德行端正的人却被控有罪。当社会无耻到这种地步,它就要开始腐烂了。(第十八段)
左拉还说:整个欧洲和世界在注视着,全世界都相信德雷福斯是无辜的。我们在伦理上的色当之役(法国1870年被普鲁打败之役)败了,今天比当年的败北还惨百倍。
从此之后,整个法国分裂成了挺德雷福斯派和反德雷福斯派,最激烈的时候,人们甚至在酒馆由于观点不同而大打出手。
政客们也纷纷表达观点进而站队,甚至法国政坛也得以重塑,最终的无罪释放,使得右翼力量在议会中受到重创。
请注意这件事的时间是1894年,距离《辛德勒的名单》《美丽人生》等的故事发生还有40多年,这种对一个特定族群的仇恨其实由来已久。
很有趣的一点是,刚到任的皮卡尔开始调查德雷福斯事件时,镜头两次给到他无法打开办公室窗户的镜头,也许需要打开的是正义之窗。
影片结尾皮卡尔和德雷福斯的见面也意味深长。面对使自己回复自由身的男主角,德雷福斯没有丝毫的感恩戴德,而是告诉对方你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情。
如果一个社会要因为一个人仅仅做了本职工作就该得到表演,那就仿佛和表扬一个运动员没有服用兴奋剂一样荒诞。
电影整体稳重,基调平缓,镜头语言也很平实无华,这反而增加了本片真实事件的感染力。
当然最后还是要说一下广受争议的波兰斯基本人。
他作为犹太人,长期关注大屠杀题材,拍出过《钢琴家》等反应二战的片子,同时他的妻子被曼森家族杀害的事件也是尽人皆知。
当然波兰斯基作为现在还在被美国因为性侵通缉的人员,当年的案件大家也基本有所耳闻,当时他以没有受到公平审判为由,弃保逃亡国外。
当年案件的真相并不是本文重点,重点是最近在凯撒奖上,有些电影人听到波兰斯基获奖后起身离开以示抗议,更有很多人到豆瓣给《我控诉》刷一分。
《流浪地球》剧组成员上千人,难道作为普通观众可能了解他们所有人有无犯罪记录吗?
波兰斯基的案件当然应该是美国执法部门去追究,表示抗议的电影人也表示理解。但是在市场化的今天,我们面对的包括电影在内的各种产品,只需要考虑产品本身即可,而不需要知道编写了微信的程序员们的道德水平或者犯罪情况。
上帝太多。人类太少。
真是遗憾,这样一部富有现时意义的作品陷入了倒波和挺波两个阵营歇斯底里的争斗里,导致其中重要的民主精神旁落。波兰斯基几十年在政治题材作品里的经验让整部电影看上去惊心动魄又不落窠臼,观众的情绪时刻被调动又不至于落入感伤。那么应该把这部电影看作是波兰斯基的自我控诉吗?也许,但讨论这个毫无意义,波兰斯基和德雷福斯没有什么可比性。事实上,故事都不是从德雷福斯的角度叙述的,而是透过一位可以将正义与事实置于个人好恶之上的军官,宁把自己置于危险也要对抗互相勾结沆瀣一气的公权力。这样的权力体系古而有之,今亦有之。任何挑战它的控诉都必须被倾听。
#2019威尼斯第四场# 虽然导演今年身缠丑闻,但拍摄水平确实还是稳的。画面情节整体都很有年代感,尤其是几场冲突场面加上配乐很有质感。不过节奏有点问题,中后部剧情略拖沓。
看了这么多部波兰斯基,第一次有看不明白的感觉,全程都是啥?咋了?啊?地铁上,老爷爷,看手机脸。
在如今歐式庸俗(故作高深的現代主義)與美式庸俗(淺薄至極的大眾文化)的雙重排擠下,古典主義仍據一席之地,甚至仍是人類內心深處的唯一主流。
波兰斯基身份来拿捏这个法国现代史上最重要历史事件,可能比左拉同名文字还要来的精准。很多人重新提到《钢琴师》,我倒是想起他早年那部《苔丝》。
遍体鳞伤的记忆成为了无数次创作的潜行驱动力,在那些电影中进行的审判、争执与痛楚,包含着悔恨与自省的辩证甚至修正构成一次次对“那时的”自己和他人重新处置的假想推演,从而不断地得到自愈的宽慰、救赎以及可能的正确幻象,后觉尽是虚妄,然原罪已负,只好继续追索。那件事之后催生出的“阴谋”大约是“情欲”和“艺术反身”之外波兰斯基影像的最常见主题,且亦敌亦友,《我控诉》或许是终曲般的最后陈词,他的态度十分明确。电影还是相当好看的,角色的登场布置,空间的转换更替,甚至对话的递进层次,完美把控着节奏将一件已然丧失悬念的事件变作剖解“阴谋”的缴文,并借一个复杂的主角消解道德高地,可谓费尽心思,于观感于私念。拿手的小空间调度埋伏在每一场戏,而真正的“危险小空间”具象却只有关押加瑞尔的孤岛,特效虚假,但他意或在此。
WTF 无趣得只剩洋洋自得的匠气
拍得很有史匠气质,但波兰斯基的水平应该不止于此。电影想讲述反犹主义下的平庸之恶,但讽刺的是所有主角都选择顺从这个制度,用伏法的姿态来守护内心公义。相比之下波兰斯基现实中的逃逸就显得渺小了:在鸡蛋和高墙之间人们会选择站鸡蛋,但没人会去捍卫一颗跳墙而走的鸡蛋,因为这对其他鸡蛋来说不公平。——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波兰斯基永远等不到自己的左拉的原因。
#Venezia 11不是特别了解真实历史事件的我,有一种与看《巴里·林登》时相似的感觉:事无巨细地复原那个时代的物件、服饰、光源、街景、人物行为方式。前半程的平缓单调凸显结局的跌宕起伏,几场庭审戏令人神情激愤。或许波兰斯基知道自己的”控诉“最终也无法得到”正义”的审判,但是这种尽最大努力的冷眼旁观,戏里戏外互文着看,还是挺令人唏嘘的。
聚焦19世纪末法国反犹浪潮中一起著名的冤假错案:一个讨厌犹太人的法国新任反间谍的处处长伸张正义,顶着巨大压力帮助一名犹太裔实习军官翻案,历经12年终获成功的故事。同样饱受过反犹太主义磨难的波兰斯基来精准重现这一历史事件再合适不过,让·杜雅尔丹饰演的皮卡尔温文尔雅,不畏强权,他不是脸谱化的英雄,只是一个仍愿意坚守良知的人,成功树立了一个有血有肉、有人性弧光的主角,被误判的犹太军官也相当耿直可爱。由于这是一场波及整个法国政界、军方、学界、评论界的事件,影片也展现了众多不同立场的丰富人物面貌,左拉的厉声控诉配上众生画面,震撼人心。许多罪名都是在时代浪潮推动下过度定论的,metoo后首次复出的波兰斯基,大概会对那名犹太军官有些更复杂的情绪吧。沉稳严肃的正剧,喜欢破旧办公楼昏暗自然光里飘扬的蒙蒙灰尘。
Old ginger is always more spicy
会特别期待大导演拍历史题材,因为历史题材的重大意义在于“以史为镜可以正衣冠”,背后会有个问题让观众不得不面对,“为什么导演在这个时刻选择了拍摄这个历史事件?”电影本身和它的作者两条分支拧成一条麻绳,戏里戏外互文,就像片中加瑞尔喊“我是无辜的。”观众看的不单是戏中戏,还有戏外戏。波兰斯基的克制在于,他原本真的可以发泄情绪“控诉”一下,但呈现出来的是,理性的头脑和剧作能力没有失控,仿佛还原史料一般讲述,沉郁、趣味欠缺却又引人瞩目。对他而言,这是一部特殊的电影,对我来说差点意思。
0分和满分都是矫揉造作
相比起同样承受社会舆论压力的伍迪艾伦,波兰斯基这部新作显然太过沉重而缺乏轻松幽默的自我调侃时刻,过分忠于史实,完全不是预料般情感激烈、戏剧化高潮不断的“控诉”题材。当然,法庭审判的段落还是体现出年代特色,相比之下,美术服装室内设计有点逊色。也许波兰斯基仅仅想透过这个真实事件来自诉心声,多年无法在媒体上发声的他终于找到这个好机会。多位法国实力派和影帝轮番登场的画面也是一大看点,然而,过于密集而夹杂人名术语的对白有点让人吃不消。
开场氛围就很慑人,沉郁肃穆的色调,规整精工的构图,流畅运镜与调度,全片保持考究的视听语言技巧,在早知结果的前提下依然稳住悬疑,不谈突破,亦是水准之作。这一桩震动法国社会的事件(甚至普鲁斯特在《追忆》中亦将此事作为时代的标识),几乎是整个欧洲时事的切片,再现反犹主义在欧洲的源远流长(开篇中几个军官谈及清除犹太人犹如祛除瘟疫,历史上正有将瘟疫根源嫁祸于犹太人之史实)。虽是风暴中心,德雷福斯却处于叙事边缘,于是观者可从更客观的距离去审视全局,也无需刻意去代入某个角色。《震旦报》以一连串“我控诉”排比之势彰显直面真相的勇气,百余年前,置安危于身外的个人、新闻媒介与文学创作者就明晓保持独立姿态和清醒头脑、遵循真理和正义的良知是何等可贵,对照今日现实,或许更有意味。
波兰斯基教青年导演做人
波兰斯基对这起著名冤案如此着迷,不知是否也是他本人故事的写照呢?当我们谈论“德雷福斯案件”时,我们谈论的是什么呢?
当一部影片实在没啥亮点的时候,就只好用古典,大气,稳健,克制等形容词来敷衍过去,这样一个题材交给波兰斯基,只捣鼓出这么一个他本人及格线水准的作品,那些四星五星真的不是对他本人的侮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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