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戮之神

  毫无疑问的，电影作为一种感官消费品，刺激感官是他们的本职工作，可谁都知道不应仅仅如此，在电影刚刚诞生的上世纪初我们把电影视作奇迹因此可以忽略一部电影存在的意义，可在技术日渐发达的今天又一味的过分追求感官刺激绝不能使影迷记得并给予好评，甚至这是种返祖现象，不仅仅是电影业，如此循环更是对影迷的间接影响：花花绿绿的场景，毫无新意的台词，完全不用思考的故事情节，会使我们的一切在无形中退化。眼睛，只接收而不处理图像，那么再完美的背景也不过收获一个“美”字，也许最多是用不同语言从不同人种口中说出的“美”；耳朵，所谓左耳听右耳冒，现在的电影让我们至少是我有种有耳朵跟没耳朵在看电影时效果一样，只要存在一星半点的智商就完全可以复制性将一种故事模式下的所有台词从头到尾自己编出来。
  因此，杀戮着实让我惊艳。首先，七十八分钟加片头片尾的超短小篇幅，少见的同时也限制了其销路，换句话会说，可能波兰斯基并没有把杀戮看做是一部需要与人分享的电影，这更像是一种小规模范围内的自我审视，朱迪福斯特，凯特温斯莱特，克里斯托弗沃尔茨，约翰C赖利，当然还有波兰斯基本人，这些名字太过响亮，以至于从拍摄到成片都带着曲高和寡的优越感，这必定不是这一小撮人中龙凤的本意，可存在阶级思想的世界，无论如何不得不如此思考，毕竟他们名字代表了太多太多。
  不得不说，波兰斯基真正做到了微观世界，以小见大，故事的起因相当简单：俩小男孩打架，其中一人随手用棍子一抡，打掉了另一个的门牙。可后续发展就相当荒谬了：两对父母在被打小男孩的家中会面商讨解决办法，甚至毫无意义的起草所谓事件情况介绍书，道貌岸然地寒暄，期间打人孩子的律师父亲不停地接电话跟人讨论某医药公司降压药对人产生不良反应遭起诉的案子，谈话，接电话，尴尬，要走，被假客气拉回来，咖啡，水果馅饼，谈话，接电话，尴尬，这时候，高潮降临，温丝莱特突然一吐如注（惊艳啊，惊艳，温丝莱特把她最不堪的表演奉献给了杀戮，我不禁失笑。）最要命的是她吐在福斯特最宝贵的绝版画集上，崩溃，福斯特彻底崩溃，走道儿开始有点儿晃悠，说话开始有点儿冲了，然后，又要走，在走廊里爆发，招徕邻居，又被拉回房间，这时，一直彬彬有礼的被打者父亲终于抛弃伪装破口大骂原因仅仅是因为打人者母亲对其扔掉小仓鼠的行为穷追不舍，最后，荒谬的用酒来解决一切，喝的烂醉虽然依然口无遮拦但气氛竟然融洽的诡异，更讽刺的是作为当事人的两个小兄弟竟然没把这事儿当回事儿第二天和好如初，除了门牙，一切如常。
  这电影给我感觉很特别，电脑屏幕突然变成了一扇擦得通透的窗子，房间的动向一目了然让我觉得好像自己是个窥视欲过剩的偷窥者，因为这完全可以归结为普通人家的家长里短，在世界的任何角落都有可能发生，可就是这种有可能发生在你我身上的小事儿却最易被人忽略，最后我明白，看的兴致勃勃的我，其实就像是回放自己的生活，陌生也真实。全篇不过五次换景，公园，客厅，走廊，厨房，盥洗室，比情景剧都省事儿，四人的气场相映成趣让人完全可以忽略场景的过于简单，四人的演员身份被注销，有的只是操心的爸妈，找这四位来演，证明演技更是升华电影，一定是波兰斯基斟酌到绞尽脑汁之选，事实证明，他的聪明再次得到回报，这电影着实值得一帧一帧的揣摩。

        诸多文艺作品证明，把两名以上的角色放入一个封闭的环境里静待发酵，出来的都不会是什么含情脉脉的好结果，比人猿直立行走更难的是接受一个与你不同的价值观，比接受一个不同的价值观更难的是同时接受自己的虚伪，求同存异是谁发明的？没有那个词比它更虚伪了。有人，就有矛盾，而矛盾，是构成一个剧本的最核心。《杀戮之病》的剧本，就是一个巨大的矛盾，这就是它的精彩之处，还有什么，能比看两个中产阶级家庭一步步脱掉文明的外衣更过瘾的事情？
《杀戮之神》是喜剧，而且是拍桌狂笑级的喜剧，剧中人越是剑拔弩张竭斯底里，观众就越是乐不可支。能做到这点，当然要归功于波兰斯基老到的场景调度和四位主演奥斯卡级别演技。

    Cowan家的孩子用一根木棒打掉了Longstreet家孩子的两颗大牙，这是一切矛盾的开端。因此，两个本来永远不会有交集的家庭聚在了一起，讨论事故的解决办法，麦克，佩尼洛浦，艾伦，南希，四人一厅一个精彩至极的故事就如此展开。
    其实这个电影用语言来解析是显得多余的，因为电影本身即充满了连珠炮般精彩绝伦的台词，这些台词，几乎是无孔不入的揭示了人与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无法逾越的隔阂。同时，电影的场景语言也是非常丰富的。虽然故事仅局限于一间客厅发生，但是，通过Longstreet家整洁的客厅和凌乱的卧室与卫生间的对比，我们依稀能够窥得这对夫妇并不如表面看上去的那么光鲜亮丽。细看能够发现，整个客厅里，只有那一捧临时买来的郁金香闪烁着突兀的金黄色光泽，它的虚假，就等同于中产阶级生活中人际关系的虚假。
    剧中，矛盾的分布即明显又纷乱。四个角色，几乎每两人之间都有一次争锋相对的争论。
1. Longstreet夫妇＆Cowan夫妇
    两家人真正的矛盾，其实并不是谁的孩子打伤了谁的孩子。而是作为受害人的家长，Longstreet 夫妇觉得对方的孩子“武装”了一根木棍，毁了自家孩子的容。而另一方Cowan夫妇呢，人家根本没把这当一回事，只想尽快尽简的解决这个麻烦。他们并不真正的在乎孩子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对于艾森的关心也纯粹是出于一种礼貌和责任。这种看待问题本质上的区别导致了虚伪无法顺利延续，客套话谁都会说，只有当着手开始解决问题的时候，真正的态度才初现端倪。
2.麦克&佩尼洛浦
    同样是家长，对于儿子的受伤害，其实佩尼洛浦是更看重一些的。每一次都是佩尼洛浦“委婉”的提出，道歉或是谈谈，事故需要有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法，而正是这样一种隐形的咄咄逼人，激化了矛盾的发展。与之相反的是麦克，他试图扮演的，是一个好好先生的角色，佩尼洛浦激化矛盾，麦克就用咖啡或威士忌来调和矛盾，这样一来一回，这对夫妻之间建立起来的统一战线很快就崩溃了。
    这样的崩溃来的如此之快当然还有另外的原因，佩尼洛浦是个作家，她去过非洲，关心第三世界儿童的生存状况并且以此著作，她对文化和艺术情有独钟，在剧中她也表示过希望在儿子身上培养起相关的兴趣。而麦克呢，只是一个普通的商人，对于威士忌、雪茄和厕所门把手的种类能够津津乐道的他却报不出一个完整的画家的名字。他们之间的矛盾其实是夫妻间最常见的矛盾，是现实和理想的不可调和，是文艺青年和普通青年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这种鸿沟平时你可以忽略它，回避它，但当它存心要现身的时候，你绝对没可能幸免于难。
3.艾伦＆南希
    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没错，那只总是不合时宜的嗡嗡直响的手机就是他两之间最致命的矛盾。当然矛盾不在手机本身，而在于它所带表的东西——事业。
    艾伦和南希，一个是律师，一个是投资顾问，这两个职业组成了一个看上去很高端的家庭。事业或者家庭，好像是所有男人面临的巨大选择，但是片中的艾伦不需要选择，他明显更倾向于他那颠倒是非黑白的律师职业。夫妻之间的疏离和家长对于孩子的漠不关心是显而易见的，更显而易见的是，虽然南希一直都在忍耐，但是她的确是受够了这样的丈夫，当然还有他的手机。
4.艾伦＆麦克
    男人之间的关系和男女之间的关系一样诡异，艾伦和麦克之间的矛盾集中于两人的职业，很明显，艾伦看不起麦克那份捣鼓门把手的毫无创造力的职业，而麦克，对于艾伦那种自以为是的脾性相当的不满。好笑的是，这样一种较量的关系，在好烟和好酒面前就被轻易的化解了，美酒当前，谁还会去在乎那微乎其微的身份差异呢。当南希将艾伦的手机丢入水中的一刹那，麦克一跃而起，瞬间成为了艾伦的战友，这也就是为什么要说只有男人懂得男人吧。
5.南希＆佩尼洛浦
    南希那惊天地泣鬼神的一吐让人忍不住拍手叫绝，当混杂着佩尼洛浦引以为傲的点心的呕吐物浸透她那基本绝版的画册时，无异于是在佩尼洛浦脸上扇了二十个耳光又狠狠的踩了两脚。呕吐，一个原始的动作，捅破了文明的窗户纸。就是这样，佩尼洛浦让南希想吐，就如同她想拿佩尼所谓的人道主义精神擦屁股。
    佩尼洛浦是这四个人中最有层次的的一个角色，她从冷静到克制到爆发到崩溃到最后的scream，在scream之后，居然还会想要去礼貌的给离开的Cowan夫妇开门送客。她想做一个她理想中的文明人，但是还是克制不住的恶毒的称南希为bitch还嘲笑她的昵称。其实想想看，大多数人都比较像佩尼洛浦，只不过让他们崩溃颤抖的那个契机没有出现，他们的一生也就顶着一个优雅的头衔过去了。
6.其他
    片中的诸多矛盾，比如仓鼠，比如男人和女人，比如孩子帮和告密者，它们单独出现的时候甚至不能称之为一个矛盾，但当这些矛盾糅合到一起时，则迅速滚成了一个没办法排解的大地雷。任何的个体差异，任何观点上小小的不同，都能够成为攻击他人的利器，波兰斯基用精湛的镜头语言重现了何为“每一句呵呵的背后都有一个NMB”，作为旁观着的我们或许为此发笑，但当我们成为当事人的时候，是否就能给出更好的答卷呢？
    最后，当大人们的难题以一个无解的方式暴露在眼前时，孩子们早就释尽前嫌重归于好了。结果是，手机很好，仓鼠们很好，孩子们也很好，但是这个世界上有四个大人，他们都非常巧合的，度过了他们生命中最糟糕的一天。

（芷宁写于2012年1月6日）
    不足80分钟的戏，4个主演，简单的几个场景，就能让观众看得乐不可支又颇有感触，这便是影片《杀戮（God of Carnage）》的魅力。而它被呈现得如此这般充满张力引人入胜，除却导演罗曼·波兰斯基对影片具有毋庸置疑的掌控能力之外，和该片有个扎实精彩的剧本不无关系，也和四位演员精湛的表演不无关系。
    该片脱胎的戏剧原作译名为《杀戮之神》，是令人钦佩的女剧作家雅丝米娜· 雷札06年的作品，雷札的剧作向来以结构精巧，布局精妙，人物刻画生动，语言丰富犀利见长。有幸看过她的话剧《艺术》的普通话版——03年该剧被上艺搬上舞台在京公演时，几乎形成了一股“艺术风暴”， 直接导致一票难求，首都剧场门口人满为患。而这部《杀戮之神》也和《艺术》一样，一经公演就获奖无数，被译成多种语言，风靡世界舞台。
    从舞台到影像，波兰斯基加上了一堵墙，形成了相对封闭的空间，影片的所有场景几乎都是在会客厅里完成的，偶尔有厨房和洗手间入镜，而门外的走廊则更像是一个分段的标志，每次由走廊再入室内，剧情都会进入一个新的层次。可见波兰斯基对影片节奏的把握和对场景的有机调度，《卫报》并没有夸错——“波兰斯基的执导是精准的、明确的，而且完全合乎影片的目的。他在银幕上树立起来的第四面墙令人惊艳。而且完全符合戏剧剧本的设定，把故事圈定在了一个特定的时空内。”
    现实中的很多事很难用理智去衡量，如，争吵往往带有感情色彩，而谈判则需建立在理智和秩序的基础上。具体到小孩打架，其原因和过程很可能都是单纯的，而成人的争吵则带有各自的观点、成见和情绪，常常越辩越乱。于是，在现实中小孩之间闹矛盾，家长通常不去理会，因为一旦搀和进去，就会把小孩架吵成大人架，而当大人们吵得忘乎所以的时候，小孩们很可能已和好如初了。
    该片伊始，两小儿打架，一个把另一个的牙齿打掉两个。两家家长本着文明人理应沟通理解的理念，开始了接触，希望就小孩的“暴力”事件达成和解。愿望是美好的，现实是无奈的，两对夫妇从一开始表面上的彬彬有礼，逐渐露出彼此瞧不顺眼的倪端，继而相互愤怒的指责嘲讽，吵得不亦乐乎。其间不仅两家对吵，夫妻之间也吵，还间或地，因性别差异而划分为男女两个阵营。于是，各种平日里隐藏着的矛盾浮出了水面，平素性格里压抑着的一面也暴露无遗，他们从家庭责任吵到社会责任，从职业偏见波及个性差异，从教育方式扩展到世界观，吵得酣畅淋漓、乌烟瘴气，却不可能有结论。
    这两对夫妻似乎代表着不同人群的特质，自由作家佩内洛普（朱迪·福斯特饰演）属理想主义，注定要在现实中碰壁。而她的丈夫迈克尔（约翰·C·赖利饰演）是个消极享乐主义者，因为对现实失望所以他乐于活得肆意点，这对夫妻的生活理念从来都是背道而驰的。律师艾伦（克里斯托弗·瓦尔兹饰演）则是个现实实用主义者，注定会对理想主义者嘲讽，他的妻子、金融界的OL南希（凯特·温丝莱特饰演）注重形象，平日里总压抑着自己……让这4位就某件事达成共识，本来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何况涉及各自的宝贝，于是他们唇枪舌战，相互攻击，让一句句精妙绝伦的台词蹦出，令影片充满了妙趣横生的黑色幽默。
    就表演而言，高手过招，总会让产生流光四溢的效果，凯特一如既往得好，精准而细腻，其中因紧张而呕吐的戏估计会排上某类排行榜，瓦尔兹的表演松弛自然而贴近角色，福斯特演出了作家的敏感和神经质，而赖利的戏似乎较前三位的相对弱一点。
    片中的几个道具用得不错，如手机和郁金香，律师艾伦很忙，手机总响个不停，手机延伸了影片所能表达的空间，还催化了旁听者的情绪，让其引爆了一个高潮。郁金香本是作家注重生活品质的表现，可在最后，它也和手机一样惨遭情绪失控者南希毒手。另外馅饼、咖啡、酒精和雪茄，均起到了让人物获得情绪释放途径的作用，也一样带动着剧情发展。
    有时候，杀戮并不需要刀光剑影、荷枪实弹，语言的杀伤能力往往更胜一筹，特别对于所谓的“文明人”而言，戳中要害的话赛过毒药。从这个意义上说，影片的另一个译名《会客厅杀戮》，很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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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斯基的电影一向给人以阴沉灰暗的印象，即便是略带温情的《雾都孤儿》，也被伦敦难以散去的雾霾所笼罩。片名叫《杀戮》也不奇怪，这样一位特立独行的导演向来不吝展示人性中恶的一面，影片中自然不乏大胆的暴力镜头和诡异的心理状态，所以一早我就做好了裹在被子里寒毛竖起冷汗直冒的准备。

只是《杀戮》着实出乎了我的意料。全篇唯一的暴力场面就是小孩打架，唯一的武器就是一根树枝，唯一的伤害就是两颗门牙。没有恶棍，没有阴谋，没有扭曲，没有极端，没有边缘人性，没有绝境心理，有的只是四个衣冠楚楚绅士淑女之间从头至尾的唧唧歪歪，从极简的形式来看像一出舞台剧，从穿插的笑点来看又像一集情景喜剧。天知道杀了什么东西又戮了什么玩意儿。

不过，要是忘记片名，这电影看似平淡如水，似乎也有一种奇异的魔力，叫人在喋喋不休中欲罢不能。人们之所以爱看情景喜剧，是因为它贴近现实生活，所有鸡毛蒜皮的小事和烦恼芜杂的心态都可以在观众心中引发共鸣交互。本片就是因为一次平常的纠纷引起两个家庭苦恼抱怨大爆发，四个人的个性特色极其鲜明，这样的人物形象很容易投射到自身、家人、同事等等，或者是上海老娘舅中的那些主角，鲜活生动如在眼前，丝毫没有“高于生活”的距离感。

更重要的是，影片揭示了日常生活中一个令人心寒齿冷的真相，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完全是无用功，讨论不会导致世界的任何改变。这么说恐怕会令许多辩论高手谈判专家坐不住，但电影的事实明明白白摆在眼前，两对男女一开始外表亲和努力讨好寻求认同，但是每个人自身的思维习惯和价值体系又把对方毫不客气地拒之门外。

《巴别塔》说的也是沟通的障碍，但是它更大而化之地通过语言、民族、文化的差异来探讨。从这点来讲，《杀戮》的讨论更加深刻，也更具有普遍意义。因为四名主角都操着同一种语言，住在同一个城市，从经济条件看应该都属于中产阶级，社会地位恐怕也差别不大，但就是外在那么类似的四个人，在化解一个小小矛盾的过程中却困难重重，意见始终无法获得统一。即便是朝夕相处的夫妻，说到痛处居然也会撕破脸皮反唇相讥。所以看似和平的室内讨论，其实是在同室操戈；看似恩爱的夫妻关系，其实也是同床异梦。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每个人都自以为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自以为自己的价值观可以凌驾他人的一切。和平爱好者看不惯学校帮派，动物保护者看不惯抛弃仓鼠，利益至上者看不惯道德说教，平等主义者看不惯职业歧视，所有的人都互相看不惯，认为对方的行为和观点触犯了自己的道德底线，一定要对方按照自己的道德规范行事才肯善罢甘休。仔细想想，我们真实生活中实在不缺少这样的人，就算是我们自己，又何尝没有因为一些并不伤大雅的观点不一而表现得痛心疾首与家人朋友同事不欢而散日渐冷漠不相往来呢？

这样看来，“杀戮”或许可以解释为一种语言的暴力，一种价值观的冲突，每个人持着道德之剑互相砍杀，刀光剑影之中不见血肉横飞，只有满屋的酒气和一地的呕吐物。只是肢体的暴力可以决出胜负，语言的暴力的结局只能两败俱伤。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就辩论这件事来说，过过嘴瘾可以，认真你就输了。

片头片尾的安排实在妙不可言，也避免了让本片完全沦为舞台剧的可能。镜头只是远远观望，听不见孩子们说话的内容，也几乎看不清动作细节，暴力的背景也是一派绿色和平的和谐景象，令人想到在室内的谈笑背后却反而是一番肃杀的气氛。这更进一步证明，比武斗狠远比比文斗口容易和解得多，到底哪个文明哪个野蛮，也是值得商榷的事情。

红袖添饭在评论《雨果》时说，获奖后的老马丁成了无所羁绊的老顽童，不再卯足劲要追求认可，而是以俏皮的姿态玩电影于股掌之间。评论也同样适用在波兰斯基的身上，早已集大满贯于一身的他也过了围着奖项转的年代了，自然可以拍出《杀戮》这样创新而不造作、深刻而不沉重的小品来与影迷同乐。从这点来讲，如果没有那些金人金狮金熊之类的东西，或许电影更加幸甚。

“Carnage”原是著名的舞台剧，曾荣获托尼奖。讲的是两个家庭因为儿子打架而坐在一起商讨和解不成，却节外生枝，引发一系列大吵架的故事。四个角色时而站在各自家庭的阵营，时而加入性别的阵营，时而加入同性别的内斗，时而各自为战，涉及了处事态度、人生观、价值观、男女之别、婚姻的压抑，乃至人类文明与动物本性的层面。作为舞台剧，这一切几乎都靠台词来撑起，可见这剧本是非常精彩扎实的。

罗曼·波兰斯基将其搬上荧幕，并请来朱迪·福斯特、凯特·温丝莱特、克里斯托弗·瓦尔兹、约翰·C·赖利四位功勋卓著的演技派来飚戏，看得着实过瘾。四个角色分别代表的现代人的四种典型。

朱迪·福斯特是研究非洲的学者和作家，热爱艺术，以文明的理想主义者自居，一开始她也是最和颜悦色的。但随着其他三位都不认同甚至讥讽自己的理想主义，其中讥讽的最凶的竟是自己的丈夫，到了心爱的画册被弄脏，她就彻底失控了。可以说凯特的那一呕吐代表了普通人对她这类“文明人”的真实看法。另外她反复强调己方是文明人才愿意在自己儿子牙齿被打掉的情况下还和对方坐下来谈，似乎是想将负罪感强加于对方，并且带有我是文明人不和你们一般见识的意思，也显示了她的这种占据道德制高点的作风。

约翰·C·赖利，朱迪的丈夫，则是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或者说“庸俗的凡人”，他在四个角色中文化和事业水平都应该最低。起初还和朱迪站在一个战线，后来随着气氛不断升温，他对妻子的文明框框的不满暴露了出来，在放下所有面具承认自己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庸俗的混蛋”之后，释然的讥讽任何人，释然的破口大骂，也释然的和“敌方"克里斯托弗品起了威士忌和雪茄，把婚姻中的压抑一扫而空，倒是让妻子措手不及。这其中有他不少令人捧腹的“小人物式吐槽”，堪称亮点不断。

克里斯托弗·瓦尔兹，《无耻混蛋》里的Boss纳粹上校，那股无敌的、令人着迷的欲擒故纵的匪气也带到了这部电影中来，职业是个狡猾的律师。从他无尽的业务电话来看，这是他唯一关心的事。老婆吐了一地他其实也毫不在乎，可以说他对孩子打架这件事更是不屑一顾。他可以说是个毫不掩饰的“野蛮”人，积极奉行最冷漠的解决方式，他是最站在朱迪对立面的角色。那一副玩世不恭的淡定样子，许多冷言冷语也是令人叫绝。如果说赖利是小人物的吐槽，瓦尔兹就是一副置身事外的不屑与讥讽，只有手机泡汤了才抓狂。本片戳到我的大部分笑点都来自于他，实在是演的太酷了，偶像。

凯特·温丝莱特，投资经纪人，工作狂律师的妻子，可以看出相较于对方这是个高收入家庭。她所代表的形象是被压抑坏了的人们。她装扮时尚，也知书达理，努力在过分的丈夫和对方家庭之间维持局面，但她肠胃和内心都不舒服爆发了之后，翻脸最彻底的也是她。攻击面极广，怒斥赖利扔掉仓鼠是谋杀犯，大骂朱迪存心找碴，然后再把最可恶的老公的手机扔进了水里。可见平时忍得有多痛苦。

在这四个精彩的人物的交锋之中，孩子打架的事早就被抛诸脑后。这之间贯穿了两个家庭的矛盾、两个女人之间的冲突（这个是永恒的战争）、两个男人之间的对峙（但谈到烟酒就一笑泯恩仇了）、男人和女人的冲突（把手机扔水里之后男女的不同反应非常典型），以及所谓的文明和野蛮之间的矛盾（三人围攻朱迪）。虽不能说蕴含了多么深刻的哲理，但环环相扣，连接的自然流畅，生动且激烈，用一个房间装满了戏。同时还在精妙时机插入来电（克里斯托弗的客户与约翰的妈妈），让场景、人物、情节都有了延伸。

不过鉴于本片是从戏剧改编而来，波兰斯基导演的电影版究竟有哪些新贡献呢？从电影与戏剧的最大不同---观众的距离可以观察到，一系列特写，尤其是演员的面部表情（例如朱迪气壅于胸、青筋暴起的样子与克里斯托弗的淡定状）能够得到更清晰的表达。其他比如对电话上的来电者的特写，也是电影的优势所在。除了这些特写，电影版也没运用更多的镜头语言，它所倚仗的还是对话。电影的时间弹性的特点在本片中毫无用处，因为电影版和舞台剧一样，现实时间和剧情内时间是一样流逝的。相反的，舞台剧中演员和观众更丰富的互动，在电影中就丧失了。所以总的来讲，这部电影的精彩，更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原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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