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怒汉大审判

   一般而言，我借电影体验另一种人生的耐性不超过3个小时……不过大审判让这段人生体验非常精彩。否则谁也不会花长达3个小时看12个男人拌嘴。。。
   12个彼此陌生的男人，聚集在法院临时借来的篮球场--一个并不严肃的地方，决定一个车臣男孩的生死。
   每一部《十二怒汉》都在讲述本国的某种社会矛盾，人们内心的歧视和固化的偏见。俄罗斯人讨论的是这样一个案子：车臣男孩被控谋杀了他的俄罗斯养父。
   这部电影上映于2007年，在此之前，俄联邦经历了接二连三的恐怖袭击，公寓爆炸、莫斯科剧院人质事件、别斯兰人质事件，一次比一次惨烈，全都伤亡惨重，也就是说那个时间点，刚好是两次车臣战争之后，恐怖主义自虐，代价直接作用在普通人身上的时候。
   车臣，是毛熊身上的一块伤疤，他们自己也一样伤痕累累，格罗兹尼一度几乎化为灰烬，俄军同样也伤亡惨重。在影片中，不仅是出租车司机一口一个车臣小崽子，野蛮、未开化，能歌善舞还有些威风的车臣叛军首领--在这里直接把他定义为恐怖分子有些不太确切，因为影片没有显示他有恐怖行为。
   有次可见，在当时，俄罗斯人和车臣人已经出现了民族情感断裂。
   车臣，有民族的问题，也有历史的问题，不能简单的类别化。如果别人的故事可以变成我们的一面镜子，我们甚至可以从别人的国家看到极其类似的影子，值得我们自己警醒深思。
   再远的就不扯了，前苏联时期，斯大林采用的是一种强制性民族融合政策，强迫车臣人离开他们的国土，流放到苏联各地，以这种民族迁徙来完成同化；之后，为了安抚逐渐返回家园的少数民族，在经济建设上施以优惠和补贴，不惜牺牲主体民族俄罗斯族人的利益，强调他们的民族特性，比如说风俗习惯等等，不但埋下了隐性民族主义的隐患，也人为切断了民族文化的自然融合；在苏联时代后期直到解体前期，中央权力逐渐分散，甚至弱于地方权力，当高压政策消失时，受之压制的民族主义必将全然爆发。
   如果说，这是人类的实验，那么前苏联时期，在车臣人身上的尝试都一一失败了，给俄罗斯社会和车臣人自己都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是不是很类似？
   
   在战争当中，其实只有孩子是完全无辜的。
   车臣孤儿失去了父母，甚至最后连心爱的小狗也失去了。他曾经在枪林弹雨中躲避，也曾经和车臣叛军的尸体呆在一起。他认得那个车臣叛军，在他眼里，他并不是坏人，那个人曾经宠溺的看着他，把刀递给他玩，和他一起跳舞。小孩哪里知道什么政治见解不同，哪里知道实现政治目标的背后有可怕的杀戮，他甚至不曾看见，前一秒钟还能歌善舞的他们，后一秒钟脸上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残忍表情。
   他带走了那个人的刀，这并非是为了复仇，对于刀的崇拜是流淌在血液里的民族性格，某种意义上，这是他的根。
   车臣孤儿被俄罗斯军官带走了，曾经他的家人对来到车臣的俄罗斯军人表示出了友善，也许那就是他的父母被杀的原因。所以，对于一个一无所有的孩子，究竟什么是他的复仇？
   
   可是社会群体对个人，往往仅凭简单的身份标签加以认定，没有人知道这背后的悲苦和矛盾。事实好像很清楚，一目了然，在这12个人到达不太严肃的体育场时，他们心里也许就是这么想的，就好像法院工作人员对他们说的一样：证据确凿，这是个很简单的案子，用不了多久就会有结果的。
   有人在吃免费的食物，有人兴致很高弹起了钢琴，无意中展示的小细节，已经让人与人之间拉开了距离：昂贵的手表、闪闪发亮的戒指、考究的衣服。每个人背后都有自己的人生经历，不过，凡是都没有绝对的，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坏人。
   被现实打击过的物理学家，曾经酗酒放弃人生；见多识广的出租车司机，识别一个人却很标签化；一直不怎么说话的退休军官，看似认定了孤儿有罪，但其实内心里却是另外一个想法--他认为孤儿无罪，但他希望能够给他一个最好的结局。
   在这样的场合，公民义务也无法阻止人们赶时间，好像随时打算随大流，类似于中国人所说的和稀泥精神。也有人打算大干一场，但注定会为其他人的不认真而焦虑急躁。
   第一个敢于做唯一一个与众不同的人，这个人也未必从内心里认定孤儿无罪，只是这种一边倒，没有经过辩论的看法，是否可靠？他心中存疑。也许应该给少年再多一次被印证的机会，给法律和真相一次机会。
   最重要的是，唯一一个反对者，要面临的压力，是这个社会的集体偏见，他必须要向这种偏见挑战：车臣孤儿为了复仇杀害了他的俄军官养父。从身份上说，人们的认定就是这样的。这样的身份背景好像必然会联想到这样的故事，必然会发生这样的故事。
   甚至，人们认为，那位没有尽力为孤儿辩护的律师，代表着“某种正义”，而不是律师的失职。忽然想到了中国的《十二公民》，富二代和贫穷生父的身份认定，谁是弱势群体一目了然，却造成了这样一种现象，无论真相如何，富二代因为这样的标签忽然间变成了事实上的弱势群体。当时吵得最凶的就是李某某事件，因为决定采取无罪辩护，好像律师都成为了众矢之的，被指为了赚钱不论是非。其实无罪辩护只是法律的一种辩护方式，只是代表目前的证据也许无法认定嫌疑人有罪而已。
   法律作为人的最低道德底线，一开始制定的时候就是从受其束缚的人的观念出发的，这就是为了在很多亚洲国家，强奸幼女罪甚至会得到比较轻的判罚，这是人们过去的观念，还有实际操作上的困难。
   理越辩越明，开始只是提出一种法律精神--质疑、求证，一点一点推进出真相。一开始事不关己的人们，观点开始摇摆，开始自发的求证，并逐渐坚定自己心中的想法。当一个人心中的观点越发的坚定和清晰时，他会开始较真儿，就好像政治观点和宗教信仰一样，人人都会去维护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于是，真相终于浮出水面。
   不过，俄版的《十二怒汉》，提出的观点是：法律是至高无上的，它是可以为人所正确利用的。但是，当时的俄罗斯社会，也许更需要的是高于法律之上的仁慈--修补已经出现断裂的民族情感，这一点，法律也许无法做到，只有仁慈可以。
   看起来，这和日版的《十二怒汉》是完全相左的观点--日版提出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理大于情理。可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出发点，结果却是一样的。
   我还想补充一点，作为少数族群，长期无法融入主流社会，法律和暴力机构也偏向主流时，他们只能通过一种法律之外的，极端化的组织维护自身的利益，譬如俄罗斯的黑帮和中亚群体。这种方式是错误的，毋庸置疑，再怎么深层次的原因也都并非可以原谅的“情有可原”，这是我有时候神烦记者写一些过度悲情误导舆论的深度剖析的原因。
   不过，病的是整个社会。

动物的一切行为都出自生存本能，狮子的捕猎、羚羊的迁徙、熊的冬眠，莫不如是。不会有人对动物间的杀戮作出道德层面的评价，也不会有人指责食肉动物的残忍和凶狠。
但人类不同，作为社会动物，人的行为不可避免要面度道德的审判，根据康德的理论，人具有情感性，“其有限理性不足以使得人类至善，而其他一些追求的出现甚至能够左右理性”，也就是说，人类需要一种能够起到规诫性质的规范或指令。

而在当今，显然，法律便是这种制约人类行为的条令，以强制的方式约束人类，使得不背离道德的轨道。法律的作用，即约束与审判。然而，谁能保证法律的公正性，谁能保证法律的完美性，谁有权利依据法律作出审判和惩罚？鉴于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都可能源自无数的可能，而真相常常蜷缩在迷雾的阴影后，假如法律不能作出最公平的判断，那么，有没有一种力量，可以替代法律成为第二标尺呢。

《12》提供了一种可能，那就是，良心。
这部电影由俄国导演尼基塔·米哈尔科夫执导，翻拍自1957年美国电影《十二怒汉》，导演本人也在片中扮演了其中一名怒汉，即陪审团的主持者。
故事讲述一个车臣的男孩，涉嫌杀死自己的养父——一名俄罗斯军官，法庭在三天的审理后，将最后决定权交给了十二名陪审员，他们被送进一间学校的体育室里，需要在封闭的条件下作出判决。

美版的《十二怒汉》我还没看，简介说到其背景设定是在炎热的夏天，涉嫌杀父的是贫民窟的男孩。而俄版《12》，将男孩设定为被俄罗斯军官收养的车臣孤儿，从这个角度讲，显然试图挖掘更深刻的矛盾表达更广泛的内容。

俄罗斯和车臣的矛盾持续近两个多世纪，一直到影片拍摄的2007年，双方仍不时交战，生活在战争阴影下的莫斯科人，对车臣人有着显而易见的仇恨和厌恶。在这种背景下，影片巧妙地暗示了法庭上由于人们的主观因素可能导致的判断失误，将民族矛盾纳入影片的体系中，无形中也提高了审判结果的高度。以片中顽固派的头儿——格子围巾的出租司机为首，对车臣人的愤怒让他无法理性地看待整个案件，而是一味认定男孩是杀害养父的凶手，甚至为此与其他陪审员激烈争吵辩驳，一度情绪失控。

电影开头是连续的一帧帧破碎交叉的画面，路上骑自行人的男孩、法庭上的双方辩论、快速下楼梯的人，每个细节看似互不关联，实质上已对整个剧情有了初步的交代。而灰色调的处理，奠定了影片厚重沉郁的基调。电影的所有展开剧情，基本都发生在不大的体育室中，偶尔穿插了几幅象征性的战争画面、男孩父母被杀的现场、男孩在监牢里跳舞的场景。

但不得不说，这是部虽沉闷却不无趣的电影。两个半小时的时间里，十二个人物的性格全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小动作和细微表情的设定趋于完美，但这还不是最伟大的，最奇妙的是，仅有的150分钟里，不光是人物对待案件的心理发生变化的过程一一呈现，甚至还引申出每个人物各自的故事，每个人的灵魂在这次判决中都得到了一次洗礼或者说是升华，看似平淡，实则惊心动魄。

从进体育馆的那一刻，十二怒汉的性格各异已经有了明显的展露，为了搞清楚谁是谁，我把这段来回看了三遍，并在纸上记下了所有人较明显的外型特征以及性格特质。事实证明，细节记录非常有用，尤其在后面论述案件的阶段。一开始所有人都很浮躁，毕竟案情已进行了三天，且人证物证俱在，似乎毫不费劲地可以开始表决男孩有罪了。演员男去弹锁起来的钢琴玩，软弱男在厕所发现了女学生的巨型胸罩，小胡子发现一个针筒兴奋不已，竖条纹西装男乐颠颠去开电视看母亲的节目，外科医生把小胡子的针筒甩到了飞镖盘上，墓园管理员坐下看书，其他几位也都坐下来休息。直到，主持者——导演本人提示表决开始。

11有罪对1无罪。反对意见的提出者（直接叫反对男好了）顿时被大家用惊异的眼光围住，这案件还有什么疑点？为什么要反对？审了三天不是都可以定罪了吗？但反对男只是略带一点拘谨说，太轻易了，这么下决定太轻易了，这不是买西瓜，不甜的话可以扔掉，我们举举手，可能这孩子一辈子都要在监牢里了。

影片从这里开始，便进入到一种处处都是紧绷的张力的氛围中。一人对十一人，而且，重要的是，反对男没有丝毫的证据能证明男孩并没有弑父，唯一能支撑他的论点的，仅仅是因为他相信那孩子的诚恳。出于一些连他自己都不能完全确定的怀疑，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弄清楚事情的真相，而反对是唯一能拖延时间的办法。

第二名以匿名投票的方式提出反对的，是眼睛老头，一名犹太人，他讲述了父亲的爱情故事，犹太人和德国军官妇人的爱情，老头含着泪讲完故事，说道“一切皆有可能”，而男孩的无罪也是一种可能。此外，他对男孩律师的态度表示质疑，律师的表现消极无力，可能背后另有隐情，于是他投票认为男孩无罪。
第三名，软弱男。该男的性格便是怯弱、谨慎、胆小、神经质，在讲述自己叔叔的故事时，我几乎觉得他快激动得死掉了，软弱男的叔叔曾一时踏入歧途成了抢劫犯，而警察局局长不计前嫌宽恕了他一切的罪过。这一故事与案件并不关联，但软弱男一想到此便深怀感恩之心，继而认为，人需要宽容他人的罪过。
第四名，演出男。该男为半个犹太人，一开始最急着做下判决的人赶去演出的人便是他，但他想到自身的经历，从他人一个微笑中获取的鼓励，从而也是投了同情票。
第五名，小胡子。胡子男有点结巴，但正是他提出了本案中第一个确切的疑点，即，为何男孩杀人劫钱后要回到现场，这不符合正常人的逻辑。

这五名反对者后，为了对案件有深入了解，十二怒汉在体育馆里布置了模拟案发现场，并试图重现案发全过程，同时对证词及证据进行核实，以期能获知真相。这里引入了一些推理元素，一举打破了前面近一个小时里的沉闷。经案情模拟后，条纹西装男投了反对票。但条纹西装男显然是个懦弱无能的家伙，在出租司机一番愤怒的逼问下，便吓到呕吐，顷刻后又改变了主意。
之后在对杀人用法进行分析时，有发现新的疑问，精于刀术的外科医生投了反对票。六比六。而影片，恰好进行到一半。
随后，一番讨论后，夹克衫男、墓地主任、爱因斯坦模样的老头也表示反对。
接着反对男出示了两张照片，证明法庭上的目击者——案件地对面楼房的女人是出自嫉妒做下伪证，经一番详细的心理分析，顽固男痛苦地讲述了一段自己与儿子故事，一方面认可了反对男的心理分析，另一方面也证明，他对这个年龄的男孩有种偏见，认为他们都不服从管教，从而对案件有了先入为主的主观判断。

之所以要不厌其烦地讲明故事的流程，是因为这些细节背后有着太多的东西，比如说，所有的陪审员都是普通人，他们有各式各样的职业各种不同的人生，而对于一个处在他们对立面的毫不相干的车臣男孩，他们完全可以不在乎，完全可以统统举手表决有罪之后去过自己的日子，完全可以把这次判决当做人生的一个小插曲一笑而过；但正因为他们是普通人，不是高高在上的掌权者，不是说一不二的独裁者，他们对生命反而有种更真切的同情和怜悯，而这种对生命的责任感，从反对男的质疑开始，渐渐波及到每个人的内心，引导着他们找回自己的良心——人类最高贵的品质。

影片以这样一句话结束，“法律是永恒，至高无上的，可如果仁慈高过法律呢？” 片中出现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小鸟与富含信仰意味的圣母像，都暗示着，真正的公正来自内心深处的决定，来自人类肺腑中的道德标尺。如反对男对鸟儿说的，你可以飞走，或者留在这里，这都是你自己的决定。
不否认鸟儿和圣母像的出现，乃是导演为了升华主题而刻意创造的道具，有些生硬，且带有说教式的意味。但鸟儿展翅飞进茫茫大雪中的画面，以及反对男亲吻圣母像的情形，依旧令人感动，就好比明知电影中的玻璃都是糖做的，但看见有人从破窗而出的时候，仍然替他疼得慌。

故事结束，我脑子里的想法还没结束。我所想的，是美国与俄国等国家的陪审团制度。
美国的陪审团制度是指由特定人数的有选举权的公民参与决定嫌犯是否起诉、是否有罪的制度，这是每个成年公民的义务。而陪审团独立于任何一方政府势力司法系统外，可以完全自由以及独立地作出判断。俄罗斯的陪审团与美国类似，同样被授予审判被告是否起诉是否有罪的权力。

陪审团的参与人员可以不被法律束缚，拥有完全自由的表决权，又因其各自所受教育、各自经历、以及道德观和价值观的不同，对案件的看法不一，也会有极主观性的判断，从而导致判决的不公正。比如轰动一时辛普森案，辛普森被判无罪的最大原因便在于陪审团的一大半是黑人，在种族主义背景下，多数人给出了无罪的表决，从而使辛普森得以逍遥法外。这固然是陪审团的一个弱点，但陪审团制度比起其他司法系统具有更大的民主性，不仅能让公民参与到法律中体会维持法制的荣辱感，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公民的独立意志。所谓民主，如果没有民众的直接参与，无非只是一句空谈。

说这些，是想到今年的邓玉娇案。“邓玉娇，供职于巴东县野三关镇“雄风”宾馆，任KTV服务员。2009年5月10日晚8时许，因被湖北省巴东县野三关镇政府3名工作人员猥亵，在冲突中用水果刀刺死1人，刺伤1人。”案件经过很多人都清楚，不一一说了。
审理此案时，遭遇重重困难，证据被毁，邓的家人曾失踪，记者被阻挠，但在舆论压力下，最终法庭判理如下：“合议庭当庭宣判，邓玉娇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但属于防卫过当，且邓玉娇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又有自首情节，所以对其免除处罚。邓玉娇在法律上由此彻底恢复自由身。”除了被杀死的工作人员外，其他两位，仅仅只判处撤职开除党籍等，连刑事拘留都没有。
将开除党籍作为一种惩罚以代替刑事处分，这岂不是意味着党员具有双重保护么。很荒谬，但又是事实。顺便提下，当年新疆克拉玛依的礼堂大火案中，那位喊出“让领导先走”、从而让三百多小学生死于大火中的某女士，最后也是被判开除党籍，辗转一些年后又在某某单位任职了，一切如同没发生过。我一直很好奇她做梦的时候会不会一堆小孩子在后面追着她跑。

扯远了。我是想说，假设“邓玉娇案”处在美国等国家，想必不会有这样的判决结果。普通人更了解普通人的痛苦，更能理解，为什么一个漂亮的女孩子会愤起杀人，而且是将刀对准三个大男人。

这几年来，由于网络的快速传播速度，舆论对于司法或是政府决策都具有了一定的影响力，但影响力不代表决策力，没有行之有效的令公民参与到国家法制中的制度，舆论充其量不过是浇在熊熊大火上的一杯水，最终会在时间里平息下来。

看，才不过多久，再没人提杭州的陈卓，没人记得邓玉娇，没人知道马芳芳是谁，没有知道黑河县曾经有一场惊悚的灭狗惨剧。就连那场令人心惊的大地震，如今也都没人提起了，被校舍压在地下的孩子们，他们中的很多很多，至今没人知道他们的名字，甚至于也不知道死去孩子的数字。而且，没有人告诉我们，谁需要对那些没有钢筋的预制板的负责。

冤死者在底下不能安然沉睡，而活着的人已经将他们遗忘。哦，也许不是遗忘，只是冷漠和麻木，我们都习惯不公正了，习惯了正义无法得以维持，习惯了潜规则，习惯了灰色收入，习惯了打着公正旗号下的特权和专制。等哪天刀子指向了胸膛，我们就伸伸脖子，说，来吧，喉管这里最柔软，给您省点力气呗。

套用下三表哥的语气说一句，贵国也有民主和公正这样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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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文一篇。

《12怒汉》与《这个男人来自地球》属于同一类，他们都在密闭空间里，设置悬念构成剧情张力，而且都是话痨片。
《这个男人来自地球》场景只局限在一个客厅里，7个人聚在一起为同事约翰逊送行。就在彼此的谈话里，发现约翰逊竟然是活了2000年的原始人，怀疑、求证，争吵、谅解，历史与宗教话题的延伸，颠覆并且推翻。一个小时的电影，有时以为是悬念片，有时以为是爱情片，有时以为是科幻片，有时又以为是恐怖片，简直让人欲罢不能。
俄罗斯版的《12怒汉》场景也局限在一个大仓库里，12个人聚在一起为一宗案子下最后判决。一名车臣孩子被控告杀了他的继父，案件已审理很多天，而陪审团必须达成一致意见才能离开那间密室。怀疑、求证，争执、说服，法律和宽容的较量。从1：11到12：0，两个小时的电影，将俄罗斯的社会、政治、历史问题一一陈述，并提出道德伦理的形而上的质问。
这两部电影的内容都很出彩，大力推荐，但是在这里，我想探讨的是两部电影的拍摄手法。
俄罗斯版《12怒汉》在架构与手法上与1957年美国的原版是一致的，这并不影响他的经典，因为它在内容上有所革新且更胜一筹。所以，即使手法一致，还是无法诟病。
有人说，这样的情节更适合舞台剧，反正就是12个人，舞台就是密室。但我以为，舞台剧和电影的效果依然大不同。由于舞台离观众有一定距离，所以话剧演员的表演和电影演员的表演有极大区别，比如声音，要大声，要比平时说话更激情；比如表情，要更夸张，比如肢体，要更明显。而电影拥有特写，反而不能太夸张，而是需要真实。
在《12怒汉》里，12位演员轮番出彩，最令人动情的就是当初最坚持“有罪”的出租车司机，他是倒数第三个被说服的人，他谈到他与前妻生的儿子，每一个表情，每一句话，每一次沉默，直至他哽咽时，我也已被感染同样的悲伤痛悔。这里用的都是人物头部特写，假如换作舞台剧，观众就看不到他脸上每一处细微的变化，就不会达到这样完美的效果。
但是，《这个男人来自地球》就不同了。尽管也是密室，也是靠谈话推进情节，但他抓的是故事本身的震撼性和荒诞性，即使没有人物特写，仅仅靠主人公的叙述就能抓住观众全部的神经。想想看，这个原始人曾经见过佛祖，还差点跟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更震惊的是，他原来就是耶稣！（就是这个环节，让我认为这是部恐怖片。）故事的结尾就愈加出人意料，对这个故事保持最坚定的怀疑的教授竟然是约翰逊的儿子，而且，他在得知此事后心脏病发，死了。仅仅依靠这寥寥数语，这个故事就很吸引人了，因此，导演也实在不需要借助特写来感染观众。
两厢比较，两部电影都用到了相当复杂的场面调度，在单一空间里如何使得电影生动，多变的场面调度是关键。但是，《12怒汉》使用了更多的镜头语言，或许是由于他拥有12个主角，当每个人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时，需要用不同的方式拍摄，否则就算场面调度再多，看起来依旧雷同、单调。相反，《这个男人来自地球》只有一个绝对主角。
很久没有这样去看电影，他们的拍摄手法的确比较另类，不得不引得人关注。除却技术问题，这两部电影也是个人力荐的作品，错过可惜。

这片，自己理一下，自己看。

开始，由那个发明家开始搅局：以西瓜的故事来说明事实的重要性。
他的故事：想死却最后获得别人理解的故事。
社会观点：好的发明无人问津，不能报国只能报己。

其次：犹太人改变观点：认真负责、全面看待问题。
他的故事：凡事总有可能，父亲与德国军官妻子的爱情故事。

发明家提出了刀的疑点，质疑检察官的判断。

地铁员改变观点:合理的看待一件事会改变事件的本身性质。
他的故事：叔叔抢劫银行的故事。

守墓者提出了社会问题：官僚机制形成的处理实事畸形方式。

演员开始改变观点：因为很多事实并不可笑。
他的故事：关于真正笑的故事。
社会观点：人一旦遇到需要认真处理的东西的时候，只会打哈哈了事。

大学教授改变观点：整个案件的逻辑性有问题。

医生的故事：一个外来人在俄罗斯的生活，站在人才的基础上。

进行老共产党员证言真实性的验证，结果为不可能。

医生改变观点：证言不实。

哈佛商人反水，出租车司机证明了外来人对本地安全和就业的威胁。

守墓者改变观点：这是一起由于房屋拆迁造成的敲诈嫁祸案。
守墓人的故事：用私人赚钱的法则及建校。
社会观点：很多责任该由社会承担，却只能由民众自发进行。

出租车司机改变观点：寡妇的证言是因为妒忌造成的假供。
出租车司机的故事：儿子不变的微笑......
社会问题：强权下的屈服和痛苦

艺术家的观点：杀人罪不成立，但无罪的话在这个社会很快被杀，建议有罪，并希望集体帮助这个孩子。
个人均以各种理由推脱，社会问题：不做实事，扯皮啊。

最终结果，无罪，少年由艺术家收养，全篇结束。

翻拍片啊，但题材不错，一边骂管理机制、一边讨论民族问题。不可解，我一直这样认为。以前和别人讨论过新疆帮和新疆人才的问题，无解。

作者 枫林仙


尼基塔·米哈尔科夫（Никита Михалков）、亚历山大·诺沃托茨基（Алексадр Новотоцкий）及弗拉基米尔·莫伊谢延科（Владимир Моисеенко）显然是三位俄国古典文学修养深厚的电影人。但当我看过他们2008年改编自美国电影的《十二怒汉》后，那些“俄国化”的东西却让我失望了——它们实在是太熟悉，以致于无法打动人；相反，倒是让我深感遗憾。

俄版《十二怒汉》在玩儿过炫目的俄式蒙太奇片头后，呈现给观众的是一幅似曾相识的场景。这个场景曾经发生在列夫·托尔斯泰的名著《复活》的开头：法庭上，一群陪审员在聆听审判长讲话，要求他们审慎对待一起刑事案，作出被告是否有罪的判断。在座者或者心不在焉，或者全神贯注，或者吊儿郎当。在进入陪审团合议厅后，这些陪审员开始各怀心事，为了日常的事务力求早早判决交差，然后他们开始东拉西扯……只不过在托尔斯泰那里，陪审团最后阴差阳错地判决被告马丝洛娃罪名成立。而在这部电影中，却引爆了漫长的争议。

表面上看，随后的故事发展截然不同。然而，事实上，俄版《十二怒汉》与《复活》的内在精神逻辑完全是一致的——它们都偏执于道德上的省查，却轻视法律，漠对程序正义，对其中的深刻内涵隔膜甚深。

让我们回放电影的开头部分。从十二位来自莫斯科各个行当的公民陪审员进入体育馆，吵吵嚷嚷开始会议，直到第二次表决后十二人的反应为止，就技巧而言，毫不逊色于美国原版。然而俄国化的地方随后就开始了。同样的“开端”也发生在《复活》中。托尔斯泰的小说描写的是俄国进行了现代司法改革后的一起案件，但托尔斯泰却对这一确立了司法独立性与透明度的时代完全隔膜，将审判描写成了一出黑色幽默的场景。通过与司法过程的疏离，托尔斯泰将人物的精神发展与读者的视角都引向了道德拷问。

在俄国版《十二怒汉》中，托尔斯泰式的刻意贬低早已消失——这也许正好反映了俄国在这一百多年来的进步。但托尔斯泰式的隔膜却仍然存在。“但我们在讲的，是个人啊，是个人啊！”俄国工程师说出这句话时，他已经开始用俄国古典文学中的那一套人性论来发言。此时，切入了关于俄国社会重大社会问题之一，反犹种族主义的对话。由此，一方面是对俄国当前社会问题的讨论和展示，另一方面是对一个有车臣战争背景的案件的审判。每一个在场者都开始讲述自己的小故事和经历。工程师讲述自己如何堕落和复苏；工人则讲述自己的叔叔如何参赌、打劫和被宽恕；最起劲的反对者则抱怨莫斯科不再是莫斯科人的莫斯科；犹太老头子讲自己父亲的风流韵事；甚至有人挥舞着匕首跳起了高加索山民的舞蹈……

这种讲故事大会是俄国文学中的传统套路——一群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凑到一起，于是开始讲故事和议论，娓娓动听，引人入胜，中间夹杂些眩目的绝活或歌舞，参与者乐此不疲乃至通宵达旦。从契诃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蒲宁甚至肖洛霍夫的作品中此类会饮比比皆是。这种俄国式的会饮（symposium）绝不是一般的故事会。其中心主题乃是从客观的故事讲述，一点点分枝蔓岔，经过现实与感情的交叉地带，渐渐过渡到内心的道德反思，其主题是人生、命运和对社会的道德批判。例如，墓地管理员说道：“法律是死的，没有人情味儿。”然后这位墓地管理员开始抱怨俄国社会的官僚主义和不负责任。他总结说，“七十年来，这个国家没有一点儿进步”。在一个接一个的滔滔不绝中，人们讨论了高加索的混乱，对高加索人的歧视，社会的腐败和不道德现象。所有这一切，与案件没有任何关系。——他们不是在审判一起严峻的刑事案件，而是在批判俄国社会，如同聂赫留朵夫跟随玛丝洛娃案件的进程而展开观察和反思。

当导演把这场本来严肃的司法审判变成文学式的会饮活动后，托尔斯泰《复活》中向道德内心转向的精神发展逻辑就开始起作用。虽然导演还按部就班地遵循了原版电影，呈现了几项关键质疑，但这时候，会饮的中心主题已经不是通过严密的司法逻辑来推敲各项证据和证词，并追求最接近正义的判决。

在美国原版中，陪审员们在“有罪”与“无罪”之间不断变换立场，其原因都是基于司法逻辑和对证据及证词的合理质疑（reasonable doubt）。简·方达舌战群儒的激烈抗辩充满了理性拷问的怀疑、审慎和果断。但在俄版中，陪审员们在“有罪”与“无罪”之间的游移却不是基于逻辑理性，而是发自良心的同情或怀疑。美国原版中涉及的几项关键的质疑（刀子、老人、女证人）之间的逻辑冲突是被关联起来呈现的，而在俄版中，则这几项却互相孤立，彼此之间的逻辑关联并未予以重视。它们仅仅充当了情节推进的踏脚石，更不是全部电影内涵的自然流露。因为，俄版的中心根本不是案件的司法程序本身，而是对俄国社会现实的道德反思和批判。莫斯科的陪审员们关心的是案件中几项关键质疑之间道德上的关联，而不是逻辑上的关联。

《复活》里的忏悔贵族聂赫留朵夫先生因那次陪审活动，而对司法制度乃至整个俄国社会发起怀疑、否定和反叛。最终他跟随被侮辱被伤害的玛丝洛娃去往西伯利亚充军，忍受苦寒与煎熬，开始灵魂的救赎与自新。而在俄版《十二怒汉》里，聂赫留朵夫分身为十二位莫斯科市民。这位忏悔贵族的灵魂拷问转换成了十二个人的道德对话和辩驳。十二名陪审员从最初的漫不经心，没心没肺，一步步走向了对车臣少年的同情、理解、关怀以及接纳。这恰恰是俄国式道德宽恕的终点——宽恕受难的罪人。只不过在这部电影里，被接纳的只是一个仅有“罪犯”名头的无辜少年。

电影开头，工程师说，“但我们在讲的，是个人啊，是个人啊！”他所定义的“人”仅是道德意义的人。到电影结束时，他回到举行陪审团会议的体育馆，目光聚焦到了东正教的圣母像上，放飞了象征圣灵降临的小麻雀。随着这一举动，电影完成了整个对人的道德定义的完整陈述。《马可福音》中曾说：神的灵仿佛鸽子般降下，落在他（耶稣）身上。（马可福音，3：16）这里，麻雀代替了鸽子，把上帝宽恕罪人的圣灵带到了十二名陪审员当中。当它飞走时，已经洗涤了人心的污浊。到会议最后阶段，在场的陪审员们，几乎个个都坦陈自己对被告的身世非常了解——他们其实都是知情人。这时观众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只是在做一场道德拷问，他们追求的结果是——宽恕罪人，发现良心，更新灵魂。体育馆是一座神圣的东正教堂。墓地管理员则如同神父般，讲述了让富人与穷人在十五分钟的时间里更换墓地的故事。这个故事就是要告诉人们——善有善报。到这里，俄版的整个精神底蕴完全绽露，它就是一部翻版的《复活》。

区别是如此明显，以致于很难把俄国版的《十二怒汉》与美国原版相提并论。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路数。显然，俄国版紧扣的道德上的质疑、探寻、同情、感叹与接纳，都完全是托尔斯泰式的精神拷问。这种关怀，完全是俄国古典文学的精神传统。因此，俄国版看似是在强调司法程序正义，实际上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它关心的仍然是陈旧的俄国式的道德和宗教拷问。整部俄国版《十二怒汉》的主题则是通过对凶杀案实情的暗示来点睛的。电影中反复暗示元凶是在案发现场搞拆迁的资本家——“他们为了资本主义，要赶跑两个老人家。”这才是导演想控诉的社会现实：人们的贪欲又被放纵出来，造成了现实中的罪恶。

其实俄式道德拷问与程序正义没有关系。俄国古典文学的精神传统是关怀社会正义和善德善报。所以俄国版《十二怒汉》中，好几次嘲笑了美式司法精神，并在电影开始时，把从哈佛学习法律归国的经理刻画为一个丑角式的人物。尼基塔·米哈尔科夫关心的是俄国的社会正义，他怀疑程序正义能否带来真正的正义。所以电影才在结尾时赫然打出一句话：法律至高无上，但仁慈高于法律！

俄版《十二怒汉》再度暴露了俄罗斯思想的短板：不理解程序正义的意义，不懂得在理性的程序性追问中，所包含的深刻人道主义内涵；而是凌虚蹈空，脱离经验的理性探求去寻找道德正义。这正是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俄国思想的悲剧所在。不难留意到两个版本中提及最多的关键词。美版中的关键词是“合理质疑”；而在俄版中，则是“良心”。当中的差别令人深思。

浓重的俄国古典文学道统糟踏了这部精彩的司法电影。与悉德尼·卢梅特（Sydney Lumert）导演、雷吉纳德·罗斯（Reginald Rose）编剧的1957年美国原版相比，米哈尔科夫的俄国化努力，偏离了法治精神，更偏离了在反思社会现实时必不可少的理性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