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候董建华发落

“发落”这个词，很有皇帝权利的意思，不过也真差不多就是皇帝般的人物了。

邱导的拍摄题材总是独特，这回又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上世纪80年代非常轰动香港的宝马山双尸案，是一起童党杀人事件。童党是一个社会学名词，应该说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的进步已经越来也少，但依旧还是有着不可小觑的存在数目（而且很难明确界定），成为社会学及犯罪学常常研究的课题，也是黑社会类型影视剧常用的人物背景。这些孩子最大的共同点就是未成年，因家庭和社会原因，或是童年成长过程中留下的一些摆脱不去的阴影，导致性格反叛，成为社会犯罪的隐患。而当犯罪已成事实，在法律的裁定部分，又是一大难题。

关于未成年人犯罪不能等同于成年人，我还是不太认可的。犯罪还分年龄差别吗？这是法外情的部分？对于未成年人受侵害我们会更愤怒更心痛，但未成年人犯法同样应该更愤怒，仗着自己年纪小就能为所欲为吗，就应该得到更多层的保护吗，那低龄犯罪岂不成为一种优势了！低龄不是低能，他们其实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和成人无异，一样的犯罪结果就应该得到一样的判决。

而电影中，这群未成年罪犯又处于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香港回归前后，于是他们的刑期从“等候英女皇发落”变成了后来的“等候董建华发落”，在等待中绝望的他们开始了另一段没有希望的等待……甚至最令人发疯的大概是，最终宣判的刑期远远低于自己已经服刑的岁月。如今的香港以法治令人生畏，不知在未成年人法这方面的相关法律完善到什么程度了。

片子已经很老了，更有浓浓的港味，和时代特殊的气息。那些想要突破权法，为罪犯寻求生路的人，也都在经历着内心的剧烈挣扎，佩服他们的理性，因为大部分人的脑子里都只充斥着“他们该死！死无葬身之地！死一百次都不够！”正如整部片子的基调，也都是客观得如同一部纪录片，带我们了解相关政法的变化历程，以及囚牢内外的人们所受到的牵扯。

不要纠结公平，总有人需要成为通往公平路上的一砖一瓦。

对于香港的影视创作者来说，1997年是一个非常别扭的一年，这一年香港回归，但是这一年也是一个分水岭。香港人的过去和未来也会因为这一年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对于内地观众来说，这样的变化对于自己影响不大。对于香港人而言，这样的变化对于自己影响很深（当然，后来看来影响也不是很大）。然而香港的一干创作者们却迈不过这道坎。有的人很别扭，比如陈果，到现在一直别扭，有的人很茫然，比如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影片的导演。他本来想通过一部影片来展现社会问题，然而他通篇说了很多，但却又好像什么都没有说。

《等候董建华发落》听起来好像是一句发牢骚的话，实际上也是一句发牢骚的话，这句话的前前后后代表着香港的过去和未来，但却没有人愿意看看香港的现在（片中的二十一世纪）。一群少年犯，在英国殖民时期的香港因为自己所犯下的罪行在等待英女王发落，等到了回归后，他们的案件没人受理的时候，又成了等待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发落。这样的等待之间，这些少年犯们开始了自己的五味人生。而在监狱之外，为了他们自由平等而奔走的人们同样有着自己的五味人生。

邱礼涛在拍摄这部影片的时候，一定是有着自己的想法的，因为这部影片涵盖的内容太多太多，但通过影像展现给观众的却显得太过于凌乱。作为观众，在观看了这部影片过后会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邱礼涛好像是说出了很多的社会问题，但好像是什么都没有说，因为他讲述故事的方式并不系统，所以稍显零散，这对于观众不友好，同样对于片中的角色们也不友好。

第一个问题自然是少年犯的刑期。法官们可以定义少年犯的恶，但却没有办法定义少年犯的悔过。谁来评定他们的悔过，他们究竟做了什么才叫悔过？这一点没有说明，同样的也没有人去定义，影片的核心内容是少年犯的公平问题，是少年犯面对自己的刑期的法制问题。然而创作者怎么展现的呢？

创作者试图展现了少年犯面对的法律给予他们的不公平，甚至于展现了少年犯曾经行过的恶有多么的恶性。但唯独没有展现少年犯的悔过态度。影片展现出来的这些少年犯的悔过态度，无一例外都是对于自己所面临的刑期的不满以及对于自己现状的公平与否的担忧。这些都不是悔过的态度，充其量只不过是面对自己的现状的一种发泄。试问这样的发泄，宣传的是什么？这些人真的值得原谅吗？

这样的态度之下，恐怕没有多少人会选择原谅这些少年犯，更不会有人愿意相信他们也会重新做人。为他们奔走的女孩在看到自己支持的少年犯曾经的罪恶的时候也会感觉到强烈的心里不舒服，更何况普通人。想要获得普通人的谅解，一定要有一颗悔过的心，然而片中却没有让观众看到这颗悔过的心究竟在哪里。一味的卖惨，只能让观众们对于这些人感觉到厌恶，失败的自杀更像是对于现状的反抗，而并非幡然悔悟，请问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邱礼涛想要展现的第二个点，莫过于对身处香港的人的迷茫的描绘，不管是从内地来到香港讨生活的大陆人，还是香港本地的原住民。他们的社会问题都值得关注，罢工，家庭暴力，青少年犯罪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一直到九十年代，香港迎来了经济腾飞的几十年，且被誉为亚洲四小龙。然而快速发展的经济并没有解决香港人的恶社会问题，一直到九十年代回归前后，香港的社会问题愈演愈烈，时至今日，这都是一个非常难以解决的主要矛盾。这些问题有人会注意？

大家看到的香港是一个辉煌的香港，就如同大家看到的香港电影曾经也是一个辉煌的代名词一样。没有人意识到这种辉煌是会有相应的代价作为平衡的。有获得就一定会有支出的成本。而很多时候，大家都看到了获得却忽视了成本。真正等到问题出现后，这种成本被转嫁到底层人群身上的时候，他们能做什么？他们自然会抱怨社会的不公平，抱怨政府的无能。但这些是真正的原因吗？

香港的劳资矛盾为什么在之前会形成罢工的趋势，本质上因为发达国家六十年代的产业转移造成。当香港经济迎来腾飞的时候，他们接受的是发达国家基础的轻工业，而这些基础轻工业往往是劳资关系最为紧张的行业，因此，工人运动如火如荼，社会矛盾随意滋生。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香港迎来了自己的经济腾飞，但付出的代价本片说的非常详尽。然而这种代价却没有人认真研究。重新选一次，香港人还会不会为了经济而牺牲自己的社会结构呢？这些问题邱礼涛会考虑吗？这些问题，香港的本地导演会思考吗？看到问题却看不到问题产生的原因，就好像说了什么，又好像什么都没说一样，往复循环而已，没什么意义。

……

*电影将宝马山双尸案两个少年犯原型合二为一，但现实中，作为污点证人的尹三龙98年获得了死者家属原谅，刑期定为27年，2004年出狱，而张有铭的真正原型张有恒被董定为“最低30年刑期”，2002年高法确认董的“发落”违反基本法，通过上诉，2006年才被终判35年刑期，抵扣此前服刑时间及假期，张有恒于2009年出狱，根据2018年的新闻（包括梁议员本人采访）显示，他出狱后有稳定工作及家世。

*邱礼涛在电影拍完尚未上映（成本300万，票房18万，奖项也几乎一无所获）时有篇博文（http://www.hermanyau.com/cfromQtoCE.htm），其中部分内容卡夫卡陆也曾摘录转述，有一段话现在看更值深思：

有鑒當年的《八仙飯店之人肉叉燒飽》很賣痤，所以有人曾經提議過把其中一個個案放大，用奇案片的方式去拍這個戲。這是一個我不能接受的提議，如果這電影只能以這個形式和觀眾見面的話，我寧死也不拍，還會為我成長的城市感到可悲。有人認為這電影涉及太多政治，劇情也過於沉重，觀眾不會喜歡看。老實說，我也討厭政治，但有些東西是你雖討厭也得要面對，因為你我都生活在其中，而且我並不認為不談政治是香港電影人的智慧，相反，電影人也可以有他們的政治訴求，我們為什麼不能讓電影工作者用電影去見證一個年代，或用電影去為一個時代添一個眉批或者注腳；再者，通常口口聲聲說不談政治的人都是坐享其成的人。我也明白為重犯討公道，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但沉重的劇情並不必然就會把電影拖垮，在觀眾說「不」之前，電影人就先說「不」，這是港產電影最大的絆腳石；我尊重每個人發表意見的自由，但懇請持這些意見的人不要阻止某些片種的電影面世，好讓港產電影能够做到百花齊放。

*片中誉玲（理解为邱礼涛也可以）第一次探监给有铭带去的三本书，有《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傅雷家书》，因为是硬皮书未获准带入的应是《海明威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