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叙事手法、部分镜头设计及配乐之外,整体很平庸,四个小时的故事除了各类负面元素的强行堆砌外无任何主题的延伸,唯一的"丧"也经不起推敲。生活本是一个复杂且丰富的整体,导演却被其浅显且污秽的表面障目,而把生活本身当做一个假想敌,在与其毫无意义的抗争中无尽地消耗了自我。基于这样的世界观,不会产生有价值和深度的作品,只有个人情绪的无意义夸大。
“悲”与“惨”引发的误解,是始料未及的;仍旧在中文语境里理解这两个字,误会不可避免。
搁置掉“悲”和“惨”在汉语里原初的意思吧,把它们清洗一番,然后捞出来继续使用。
我们所说的“悲”,从西方的“悲剧”概念引申而来,指一种关照生命的态度。
西方悲剧“tragedy”,其本质核心乃是人对不可改变命运的抗争,是为了显示存在的尊严和价值。
那么,“悲”便是这样一种生命态度:抗争生活的不公,即便结局已定,仍然行动。
相反,“惨”是在没有预见到命运结局的情况下展开行动,或者说在预见到命运结局的情况下放弃行动。
在此,“悲“和”惨“不再是描述情感的词汇,而是指生命态度。
“惨”背对“悲”而立;先有“悲”,再有“惨”。
“飞蛾扑火”的故事能帮我们在“悲”与“惨”之间作出区分。
我们并不知道动物意识的有无,因此有两种可能。
如果飞蛾像人一样有意识,那么扑火行为显示的就是一种“悲”。
如果飞蛾没有意识,那么扑火行为显示的就是一种“惨”。
这是为了区别两个概念举例罢了,但很形象。
而且也从来没说,“悲”是西方专属,正如“惨”是中国专制一样。
因为两者只是关照生命的态度。西方文化的底色是“悲”的,不排除有“惨”。
同样中国文化的底色是“惨”的,但也没有说没有“悲”。
董存瑞炸碉堡,不是一种“悲”吗?他明明知道会殒命,仍然作出英勇举动。
刘胡兰就义不“悲”吗?邱少云呢?……
于是我们发现,残存在中国的极少数“悲”多出自革命叙事,这不是源自中华文华的基因,而是西方现代思想的影响。
为什么革命叙事要用“悲”,而不是“惨”呢?
因为“悲”比“惨”更有激励效果,类似于古希腊悲剧英雄引发的情感效应。
如果革命叙事用“惨”的概念,谁还会上战场,谁还会牺牲就义?
中国文化的根底终归是“惨”的,没有对命运真正的抗争意识;有群众,无个体;言语或许是强势的,但行动向来是矮子。
文艺领域,“惨”的叙事潮流几千年未变也就不足为奇。
王小帅的《地久天长》自然是“惨”的,人认命了,并自我安慰;求助于时间的万能解药,这是屈辱,是懦弱。
胡波的《大象席地而坐》自然是“悲”的,人物认清了现实,却无力改变,他们咒骂着。
就像他自己一样,在一条死胡同里献祭了自己的生命。
这种愤怒能和《燃烧》一样吗?
《燃烧》中的李钟秀放火烧掉汽车,是因为认识到摆在他面前的命运是毁灭,但他仍然继续这样做?
李钟秀缺乏自我认知,他陷于茫然之中。这是村上春树小说中人物的普遍状态,也是为何李沧东要将结尾一幕拍成似真亦幻的原因(燃烧行为可以看成是虚构的写作)。
《大象席地而坐》的愤怒基于人物对自身的认知,他们没有憋屈着,要把愤怒发泄出来,无论发泄在什么地方。
但他们的发泄超出不了“人”,因为视野很窄,看不到那么远,只能在人身上动手。
他们不是丧失了行动力,也不是他们不愿意行动,而是找不到行动的方向,只能自我折磨。
这是一种话语上的“悲”与行动上的“惨”的混合:认清了自己,发泄愤怒;认不清环境,找不到行动方向。
明知道一切都是速朽的、无出路的,仍然奋力扑过去,这不正是“飞蛾扑火”吗?
作为观众的我们也知道这是创作者给自己找的末路,他原本是可以走出来的。
这引发了“悲壮/悲凉/悲悯”,电影的配乐是完全准确的。
年轻人的状态更接近一种“悲”,“初生牛犊不怕虎”引来的失败便是一种“悲”。
“惨”才是中年男人的专属,所以《地久天长》的“惨”也属精准定位,是一幅自画像。
人到中年,反抗殆尽,以为自己掌握了“生活的智慧”,满世界跑着教育年轻人。
这只能是来自中国的怪象:当所有中年男人都在给你讲大道理,你也就知道这个社会为何停滞不前了。
这是一个奇怪的“惨”之国度。
PS: 至于说《大象席地而坐》不是“悲”,而是“丧”,混淆了“丧”与“惨”的不同。“丧”与“惨”两者都是(假装/真的)妥协,在认清现实后都放弃行动,但关照生命的态度是不同的:一个把妥协变为主动寻求的结果、变为审美对象(日本,消极抵抗),一个是把妥协当做被迫作出的决定、变为现实本身(中国,放弃抵抗)。
至于说“哀”的,希望你在满洲里找到大象。
【24日最新消息】:《大象席地而坐》在当地时间24日晚举行的颁奖礼上获得第6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处女作奖特别提及奖。 (特别提及的意思基本是:我们实在没法给它奖又舍不得所以发个奖状口头表扬一下) 以下是处女作评委会主席,罗马尼亚导演卡林·皮特·内策尔的回复,关于他们评委会对《大象》的看法以及授奖词:
我们都对这部电影爱不释手,并且整个评奖过程中一直没有停止对它的讨论。这是一部非常特殊的电影,并且是一部如中国电影史上那些伟大的处女作一样、必将被铭记的电影。 这部影片的表演非常动人,对调性有着出色的掌控,推拉镜头也不输名家,这些标志都显示出这位英年早逝导演的渊博才华。在他仅有的这部影片中,胡波已经在电影史上留下了印记,他用电影发出的声音绝对不会被忽略。基于以上理由,我们三个评委非常高兴可以将特别提及奖授予《大象席地而坐》。”
【23日最新消息】:《大象席地而坐》于当地时间2月23日晚获得第6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论坛单元的费比西影评人奖。
首发于公众号“奇遇电影”(Cinematik)
图文版参看:链接
以下是我稿件原文。奇遇版本有编辑删改部分。
胤祥发自柏林
虽然被安排在第二天的晚场放映,但世界首映场的《大象席地而坐》(以下简称《大象》)仍是首日早上八点开票不到九点就被哄抢一空,放映厅外早早排期了等空位的长队,放映也真的是座无虚席。或许外媒及观众更多是对场外信息感兴趣,毕竟刻薄点说,“自杀的年轻导演”已经足以成为一个巨大的噱头了。放映后观众们的提问也主要集中在这部影片多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导演的原意,最终能不能在国内上映之类。胡波去世前完成了《大象》的粗剪版本。由FIRST电影节出面协助进行后期制作,赤角(REDiance)担任国际发行。目前这个版本仍有一些技术瑕疵,尚未获得龙标,不知何时会以何种方式在内地上映。
或许胡波这部电影并不会如他的死亡那般引起(有限范围内)的轰动——吆喝是一回事儿,卖票是另一回事儿,但这部有待进一步后期打磨的影片仍因为其独特的艺术风格而成为2018年乃至近十年非常重要的华语电影作品:胡波在影片中实践了一种贝拉·塔尔式的时间-凝视美学,是华语电影中极为少见的极端作者化风格,然而也是因为没能解决剧作和视听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作品仍呈现出一种撕扯般的分裂状态。
《大象》的片名和一小部分情节来自胡波的小说集《大裂》中的一部短篇小说,不过影片把小说中席地而坐的大象从花莲动物园搬到了满洲里马戏团;睡了朋友老婆导致其跳楼的“我”也不再是失业编剧,而改成了小混混;他跟前女友的纠葛也得以保留,这些大概是……影片十分之一的情节吧。小说《大象》算是作为小说作者的胡波的某一种特定风格:深受雷蒙德·卡佛(尤其是其译文)影响的作品。另外一种典型的胡波风格则是脱胎于电影学院剧作教学的强戏剧化作品,通常人物及关系比较简单而事件比较离奇。我相信《大裂》中不少片目都是当做电影故事大纲来写的。这种创作状态忠实地反映在了电影之中。
《大象》是极度分裂的:剧作上是一个昆汀、盖里奇、宁浩或者《心迷宫》式的多线复杂叙事,并且更为极端地将故事时间限制在一天之内,四个人物之间除了人设上的联系,基本是靠巧合完成的,这是典型的靠剧作技巧实现的编剧工作。但与之背离十万八千里的是……恍如贝拉·塔尔般的视听风格。作曲听上去颇从Mihály Víg的作品中找了些灵感,有着很相似的曲式和编配方式;音效虽仍有待进一步润色,但仍能听出一些颇为作者化的处理,比如强调人物的主观感受,在情绪极端激烈的时候故意使用音效的静场处理等等;摄影则是以时下最流行的“沉浸感”为要点,但语法结构上则是强调对人物的凝视和对真实时间展示,以中近景到特写的手持跟拍和环移为主要的镜头调度方式,有许多设计非常精湛的长镜头。胡波曾参加了贝拉·塔尔做导师的FIRST训练营,也拍出了一部颇受好评的短片。《大象》中有多处指向贝拉·塔尔的段落,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养老院那场戏,完全是对《鲸鱼马戏团》里暴徒袭击养老院的致敬。这种视听风格当然极大地加强了对片中人物仇恨、恶意、无助、焦灼等情绪和状态的表现力,但也相当大程度上与剧作的强情节无法匹配。
这大概是胡波作为导演最挣扎的所在。一方面他的全部学院训练都将他指向一个强调强叙事剧作和类型电影的方向;另一方面他的个人美学追求又是与之完全悖反的。相比之下,贝拉·塔尔的处理就是以视听为先,《伦敦来的男人》作为一部乔治西默农改编,一部看起来一点不像,却又事实上包含主要元素的黑色电影和犯罪片,以牺牲叙事为代价换得了纯粹的影像。当然胡波无法跟早已大成的塔爷相比,这个例子是想说明高度类型化的叙事和极端作者化的影像风格是如何之不可调和。
如果胡波选择他作品中另外一种影像来源作为主要风格的话,这种分裂状态或许可能得到解决——我所说的这个方向是日本“丧片”,比如山下敦弘等三位日本导演改编佐藤泰志的作品,或者桥口亮辅的《恋人们》。《大象》在影像风格上最接近的是吴美保的《只在那里发光》。片中有不少看上去颇为日系“凹造型”的段落,加之四个主要人物中两个中学生一个青年小混混——其实《大象》的一个可能的方向是(无论日式还是中式的)残酷青春,但是胡波完全摈弃了这种可能,更多地通过(贝拉·塔尔式的)凝视来直抵人物内心的恨和他们遭遇到的恶意。《大象》是无比绝望的,而且随着情节的推进变得愈加绝望;它对社会并无意批判,而是一种彻底的拒绝。片中人物不无故作深沉的那些人生感悟式的对话或者独白,正如片中那个刻意设计的、虚幻且无法抵达的满洲里一样,完全是作者赤膊上阵的干预;而这种稚嫩和生涩可以被原谅,而且必须被原谅。正如《大象》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的光芒是显而易见的闪耀。
看《大象》的时候其实我一直想起罗马尼亚的天才导演克里斯蒂安·内梅斯库。2006年时年28岁的他在拍完《加州梦想》后不久因车祸去世,同车去世的还有他的好友,年轻的录音师安德烈·通库。一年之后按照导演台本剪辑完成的《加州梦想》入围戛纳“一种关注”单元并捧得大奖,也成为名震一时的罗马尼亚新浪潮的代表作。从那年起,罗马尼亚国家电影学院的国际学生电影节CineMAiubit就将最佳导演奖命名为“克里斯蒂安·内梅斯库奖”,最佳声音设计奖命名为“安德烈·通库奖”,直到现在。那么国内的节展,会有类似的举动来纪念胡波吗?
本文首发于:三号厅检票员工
作者:检票小哥
写在前面
今天的标题是我看《大象席地而坐》时在心里默念了好几次的话。
老实说,《大象席地而坐》这篇影评文从我来FIRST青年电影展的第一天就在脑子里转了,我给他预设过无数个标题。
可这些标题却又都在那四小时的放映里被炸成了一个又一个狗屁。
最后就只剩下今天标题里的这一句垃圾话,不停的在我大脑的沟回壑里,撒泼打滚。
一
《大象席地而坐》的导演叫胡波。
如果有关心中国电影的朋友应该知道,因为一些事情他已经走了,自杀。
这是他的处女作,同时也是遗作。
我去年的时候见过胡波。
是在FIRST青年电影展当志愿者的时候,恰巧被安排去跟了训练营,胡波是学员之一。
因为普通志愿者身份,加上工作list要求我把注意力更多的放在导师贝拉塔尔身上,所以哪怕到影展闭幕,我和每个学员都谈不上有什么交际,甚至交谈。
胡波也不例外,要说唯一的不同,大概就是我对他的印象更深一些。
松松垮垮的短裤,一双人字拖鞋,一头长发被扎成了一个小马揪,不怎么说话,鬓角的头发也总是被西宁的妖风吹得飘来飘去。
“这哥们真像个艺术家”
这话好像有些给他贴标签的意思,但第一回见到他,这个念头就是直愣愣的跳出来了。
再后来就是去西宁郊区勘景的那辆大巴上。
我拿了个小板凳坐在过道上,两边都坐满了学员,大家都被西宁突如其来的高温折腾的有些吃力,胡波坐在靠窗的地方托着头盯着路边不断后移的枯树。
我递了防晒霜给了后排的几个学员,只有胡波没要,说了声不用后就又把头别回窗外了。
枯树没了,他开始看路灯。
大概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吧,我突然觉得这个扎辫子的哥们,挺不一样的。
我还记得去年老爷子给的训练营拍摄命题是“午餐晚餐”。
当所有人都在用现实主义去对准极致日常的时候。
胡波却拍了一出超现实的末日食人,没想到贝拉塔尔特别喜欢,在课上还夸了几次。
大意是说,他未来会很棒。
但是谁也没想到,未来还没等来,仅仅是几个月后,等来了胡波的死讯。
他到底为什么自杀,再去追索其实已经显得有些无意义。
特别是在他给我们留下的这部电影面世之后,如果我们再去执着于那些截图和所谓真相,是不是显得有些无知?
所以,就这样吧。
我们抛开所有阴谋阳谋,仅仅就是席地而坐,聊聊他的电影就好。
《大象席地而坐》
二
《大象席地而坐》很长,四个小时。
相对应的,作为支撑,里面的叙事自然很难作简。
四个故事,四条线,并进,交织,散开,再聚拢。
没有绝对意义上的主角,四个主要人物相互串联,四场人间悲喜互相映射。
“于城”
故事发生在冬天,一座河北小城,井陉县。
这是个真实的地方,真实到你用输入法就可以直接把它打出来,像是这个魔幻现实故事里的一个现实主义托底。
故事开场是一段有些怪诞的独白。
“满洲里马戏团有一只大象,它他妈就子一直坐在那,可能有人老拿叉子扎它,也可能它就喜欢坐那,很多人就跑过去,抱着栏杆看,有时候也有人扔什么吃的过去,它也不理。”
在讲这话的人叫于城,是个混子,他身上正在发生一场惊悚的偷情游戏。
偷的是兄弟的女人,现在他正躲在房间的角落里,什么表情也没有,好像本来就在等待突然提前回家的兄弟发现自己。
只是他没想到,自己会成为压垮那个男人的最后一根稻草,他推门进来的一分钟里,没有争吵,没有拳脚,于城只是眼睁睁的看着他走向窗口,然后纵身一跃。
八楼,当场毙命。
于城本来想出去躲躲的,但电话响了,里面传来了母亲尖利的咒骂,“你个不要脸的东西,你弟弟被人推下楼梯,成了重伤你不管吗?”
“操”
于城突然不知道是该躲还是该迎头上了。
抬头,窗外依旧雾蒙蒙的,他都快想不起这座城市已经多久没有出现阳光了。
而整个故事也随着这个纵身一跃开始疯狂下坠。
“韦布”
韦布一直觉得这座城市快死了,奄奄一息,人们带着口罩和围脖在街上匆匆赶路,一个着急又傲慢的妇女在到处向路人询问有没有看见自己的狗,却不见谁抬头搭理。
今天和之前的每一次都一样,韦布被暴戾的父亲赶出了家门,在父亲的眼里,韦布“和门口的垃圾桶一样恶心”,这他都早就习惯了,“也许他没说错呢?”
毕竟连他的教导主任都说,“你们这群人在全市最烂的高中,别做梦了,你们毕业后会有一半的人去市场卖烤串。”
但今天韦布不想去想这些,因为他好像杀人了。
这件事本来和韦布没关系,不过就是好友被校霸怀疑偷了手机,韦布知道他没偷,便答应帮他站台壮胆。
好像所有的不小心都发生在胆战心惊之后,校霸在和韦布的推搡中不小心从楼梯上掉了下去,后脑坐地,一地的血。
“快跑”
这是韦布脑子里的第一反应,也是唯一的念头,
他知道校霸有个混子哥哥,不会放过他的,况且在这座小城里,弄死一个人不算什么大事。
可他不知道自己该去哪,只是突然想到了满洲里的那只大象。
“哦,那就去看看吧”
但在离开之前,韦布想再见一面黄玲。
“黄玲”
黄玲知道韦布喜欢她,但她不知道自己到底喜不喜欢韦布。
她觉得自己很恶心,这个词每天都会出现在她妈妈的嘴里,同时出现的还会有婊子之类的近义词。
黄玲的妈妈从爸爸走后就得了躁郁症,每天都要对着黄玲大骂一遍,有时候仅仅是因为黄玲把她买的蛋糕弄花了。
大概也是因为父亲的抛弃,黄玲喜欢比自己大的男人,比如那个和自己暧昧了很久的教导副主任,尽管他已婚。
“老人”
老人其实已经都快记不起今年自己多大了,也记不清自己睡在阳台有几年了。
家里房子很小,高企的房价让他和儿子的一家三口一直龟缩在同一个屋檐下。
但最近情况开始起了些变化,儿子说的很含蓄,但老人大概听得懂,孙女要上学了,他们想把这件老房子卖了,给孩子买个学区房,然后把自己送去养老院。
他不想去养老院,却也想不出自己有什么底气去拒绝。
只得胡乱扯了一句“养老院不能养狗,去了我的狗怎么办?”
狗,成了他在这个家最后的尊严。
三
这是这座小城里四个人的境况,却也只是个开始。
在接下来的200分钟里,每个人都像是在等待一个撑不下去的点,一个对别人动手,或者对自己动手的导火线。
也许那个点只是一件小事,但也是尖刀离心脏的最后一厘米。
韦布知道了手机真的是他朋友偷的,他背叛了他,连正义都不属于他了,什么都没有了。
黄玲被校霸拍下了和副主任在ktv约会的视频,手机被偷后,视频也被传到了学校的每一个群里,一切都完了。
老人的狗被那个妇女走丢的狗咬死了,他在这个家继续留下去的理由没有了。
每个人都像是一个弹簧,在这四个小时里,一点一点的被压到无法喘息。
胡波没有让他们四个见到的阳光,也拒绝在这四个小时里出现阳光。
甚至为了制造疏离和陌生,他们把整部片子的背景和次要人物大量虚焦,让每一次对话都变的不可调和,每一份关系都显得不堪一击。
三
到这里为止。
《大象》已经不仅仅是一种主观上的“丧”,而是扩展到了对整个社会环境,人与人关系的不信任。
里面被塞满了泼妇,混蛋,狗逼,数不尽的压抑和冷漠,你能在电影的每一分钟感受到近乎锁喉的绝望和失语。
但弹簧始终是弹簧,在电影第200分钟的时候,四个人开始了对一切的反弹,压抑有多猛烈,反弹就有多剧烈。
子弹,咒骂,暴力,欺骗。
每个人都迎来了专属于自己的那个发泄词。
电影也开始了一场近半个小时的大爆发。
你仿佛在这半个小时里真的听到了一声接一声的象鸣,在枪响中,在脏话里,在两记闷棍,一场欺骗里肆意鸣叫。
但电影的高明却远远不止于此。
即使这200分钟已经让故事成了一团布满利刺的乱棘,但胡波依旧想要用最血淋淋的方式去理顺他们。
所以,四个故事也在最后30分钟走向聚拢,剩下来的三个人结伴踏上去满洲里看大象的车。
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这不是一种强制和解,也不是对悲观的放任,而是在扒开生活的骨质肌理,看见真相后,让主角们继续背负着活下去,走下去。
用这样一种罗曼.罗兰式的英雄主义,去消解掉前200分钟的下坠。
我们总会发现,猴子笼根本就没有猴子,满洲里也没有大象。
我们无力改变太多东西,我们看着那样的天,喝着那样的水,扎着那样的疫苗。
我们看不见星星,就像我们不被允许拥有理想主义那样。
我们无法看到我们想看的,无法说出我们想说的。
我们被误会,被忽略,被钳制。
我们阻挡不了楼房在轰鸣中倒塌,又在恶臭中建起。
我们阻挡不了远方的藏羚羊被杀,丹顶鹤被击落。
我们什么都做不了,甚至不知道该去责怪谁把眼前的一切都变成了脓疮。
我们只能呕吐,不停的呕吐。
最后
可是,尽管这样。
我们不还是得一边假装热爱,一边继续活下去,对吧?
生活,操
我还是愿意把《大象》称为狗屎现实主义。这不是把现实拍成狗屎的现实主义,而是实实在在地把狗屎呈现为狗屎的现实主义。为什么我们不敢像胡波一样承认这个世界实际上已经糟透了呢?!这里有当代年轻人稀缺的愤怒品质,种种的扭曲、压迫和不公向我们揭示着这是怎样一个大部分人都得不到自由发展的社会,而反抗本身也在围观者的冷漠和嘲笑中被无情地消解。
如果我们不再次欺骗自己,就应该听到胡波的声音:在这个社会里,人们靠出卖自己和他人的尊严度日,一切过去给人寄托和幻想的神圣光环:爱、道德、法律、教育、艺术,都在资本和权力的碾压下化为乌有。在这里,人作为这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显得如此猥琐不堪。如果你感觉良好,只证明你已出卖的够多。
但不是一切已经完蛋。大象席地而坐的满洲里,正是一个给予希望的乌托邦,尽管大象同样身处绝望的囹圄之中。也许并非凑巧,被囚禁的大象作为一个隐喻,指向在东北这片土地上曾经真实地发生过的对理想社会的实践,同样也指向这种历史想象被主流意识形态扫进垃圾堆的困窘。
我建议不要再纪念胡波,如果你们只是把他当做一个本该熬到真正出人头地的电影天才。因为这种纪念无非是一种精打细算的遗忘。胡波实在提醒我们应该纪念的东西还有多少。比如,去年今天这个日子发生了什么?那些被迫离开的人去哪里寻找他们的大象?去年以来又发生多少惨烈和令人羞耻的事件,我们忘了吗?所以很快,胡波也会被我们忘记,包括他的电影。
去找一找那些还在战斗的勇士吧,年轻人们。他们在等待着你们。少一些纪念,多一些行动。不要丧,不要自杀,要向狗屎开战。
最后说说获奖名单,如果连名单都完整不了,其他的必定也是残缺。这个地球上只有一个世界,属于大陆,属于台湾,属于每一个人。我们曾经以引以为豪的制度去占据道义的制高点,但当资本主义跨过太平洋的收编早已完成,我们还以什么来形成外部(满洲里)使人产生向往呢?总有一天我们会意识到,那头失落的大象,才是足以沟通海峡的桥梁。
以为爱犬不会伤人,却在四处狂吠;相信朋友不会撒谎,却是真的窃贼。无法用水灭火,不能肉身挡枪,钻不出笼子觅食,跳不下高楼殉道。韦布捡起一枚毽子,于城抖落一身烟灰,黄玲背上一包风雪,老王扛起一根球杆,从肮脏的世界出发。于是满洲里多了一只坐着的大象,再没人拿叉子去扎它,它也再无法站起。
四个人终究在坐着的大象身上求得了解脱,可惜在比电影更残酷的现实世界里,胡波却没有。影片摒弃了一切主流,工业,取悦的表达,在作者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长片作品里,进行了一次极端,彻底,自我的释放。尽管外表粗糙,戏剧结构、场面调度、演员掌控都颇为出色。//FIRST二刷补充:后期补完后观感提升很多,不再因为技术瑕疵偶尔出戏,没有一分钟多余。一刷看故事,二刷看视听语言,胡波力求每场戏一镜到底,剥离出主体,配角都是失焦的,但画外音画表现空间又很丰富。章宇和彭昱畅太好。其实几个主人公都在问为什么,人怎样看待自己的痛苦处境,到底什么因造就了什么果。坐着的大象真的很有看头吗?出路到底在哪里?可惜胡波也无法作答。结尾黑夜里那束天堂一样的光、基督赞美诗,大概就是无解之解吧。这是一场梦,谢谢你,胡波
华语电影的确很多年没有出现这样单纯展示愤怒与绝望情绪的电影了,这在很多过来人眼中的确还是一个稍显幼稚的表达。但对生活不满,纯粹骂街式的态度是青年人绝对必要的一个阶段。集体性理中客式的青年状态对于一个民族来讲甚至是恐怖的。
一股原始生猛的影像力量。
结尾剧作和台词都露了馅,陷入一种偏执的无路可走,但这个死胡同其实是假的,是作者自己给自己按上去的,他当然知道出路或许是可能的,但他不相信,不相信事情和人是会变的,他更愿意相信那个死胡同,那个速朽的永恒。无论是电影还是真实生活。
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厦崩塌。远算不上完美的作品,无论是粗糙的混音还是略显稚嫩的台词,但调度与运镜实在是太出彩了。这几年不少国内独立制作都喜欢去塑造这种一片死灰、丧到极点的环境,这部片无疑是最成功的
社会问题的根源都是家庭问题,父母如此,子女便如此。家庭如此,社会便如此。鲁迅早就说过:中国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关于胡波的死,我觉得是看透了,他用他的电影和自杀回答了加缪所说的哲学的根本问题:生活不值得经历!
4.5 如果粗暴地想象,可以把这个脱胎换骨的彭昱畅,看作是胡波的“代言人”,去见“看不见的大象”。《大象席地而坐》在彻底寒凉的绝望中,显露出导演本人的愤怒和对这个世界的最后一丝温存。他那惊艳绝伦的镜头调度与叙事上的才华,被一股子“社会即暴力”般麻木的笃定,使劲拖着向前走,没有尽头、也不见后路。其实,哪怕“生”没有意义,寻找意义的路径也不该被封堵、丢弃。活着不是一个关于撑不撑得下去的幻觉,它也不会在哪个时刻或不同的地方就会变得有多不一样——即便是痛苦,也只能被“生”所感受到。哪怕是陷入绝境的人,出路也永远会有的。自由赋予处境意义,而非处境决定人的选择。这是这部电影想说的,但很可惜,胡波最终还是选择了死亡。不要让自我被这个社会的暴力所埋葬。能活住这样一个念头,便足够了。
你总是不高兴,跟个诗人似的。
香港艺术中心的空调冷的我骨头缝疼,尽管如此,我还是睡过去了3次。对不起了导演,不好看就是不好看。我觉得自己这四个小时应该去爬太平山。
别拍电影,别当作家,学个绘画,或者音乐,哪怕跳跳舞也行。——胡波。
这电影不行。导演过于自恋:所有的角色其实是同一个人,就是导演自己。不管角色年龄职业经历性格心性,说话办事一个调调。都因他缺乏阅历所致。他戾气太重:所有的角色在面对任何问题时,全部在发泄情绪,没有一个人是去解决问题的。如果全世界都欠你的,可能因为你是中二吧。在表现方法上,他表达的东西就那么点儿,浅薄得很,观众一眼就明白了。完全用不着这么冗长,浪费大家时间。人品不知,作品真不行。违心叫好,才是对艺术和对他的不尊重。
你听过人类这种丑恶的东西吗,所以他们才要编造一个大象的故事;你见过人间这个丑陋的地方吗,所以胡波才要消失变成一只大象;你经历过人生这件丑诞的事情吗,所以孤独的人才都要去满州里看那头动物园的大象。可是火车都开走了,我们发现自己还被留在原地。
这个故事太真实了,就是我身边发生过或在我成长过程里看到过的,电影中的那些事件对峙、心理对峙,没有生活经验和内心思考过的人是做不出这样的电影的。大量的长镜头、跟拍,镜头虚实结合,在物理上它们不是景深镜头,可它们在叙事层面上却是极有深度的。导演原本有机会成为华语电影最有影响力的导演。
因为导演去世了,所有人就把焦点放在导演身上,忽视了作品本身,部分观众熬了四个小时可算看完了电影,开始大笔一挥批判导演心理阴暗目光狭隘,甚至说他卑鄙无知,“这个国家的人怎么都这样邪恶?”这句话还真说对了。部分观众太把自己当个人了,站在上帝视角指责导演抗压能力差,作品呈现的三观太狭隘,所有人必须热爱这个世界吗?所有人都必须乐观吗?凭什么呢?他拍电影就是一次彻底的释放自我,不可以随心所欲一点吗,因为这就是他眼里的世界,他拍下来给我们看,然后你双手叉腰开始喊:世界才不是这样的!生活处处充满希望!有什么用呢?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也不一定要每个人都理解。你的世界是彩色的那是你的荣幸,以此来指责嘲笑黑白世界里的人,那就是你的不对了。
在UCCA看完大象席地而坐,回到家里,吃了个饭,昏昏沉沉睡到现在,感觉昨天的一切就像一整个梦一样。胡波这四个小时,太纯了,几乎没有什么污染,除了最大限度的影像,其他都是最低限度,事实上我连丧也没感觉到,关于生活,关于生命,人与人的关系,明明就是这样的,全都是大实话,生无可恋是一种恰当的态度。也正因如此,结尾那些踢毽子的人,难道不让人感动吗?他们是多努力地在无可避免的黑暗中,寻求一丝若有若无的联系啊。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说句气话:死的怎么不是王小帅啊!
有很多喜欢的地方,但更多的是遗憾。遗憾导演没有再抵御这个世界的严寒更久一些。若他活下去,可能就不会这么狭隘,不会把经验和常识不足当作外界加诸的苦难,把故作深沉当作青春姿态,也不会把父母和成年人都当作敌人。他再也没机会理解挣扎熬过去是什么感觉,是更苦涩,还是更宽广。
即便是张艺谋、冯小刚这样的导演,一旦创作受到资本的干涉就会严重影响影片质量。胡波的电影经历那么多风浪还能完成度很高,已经非常不错了。我们无法想象,假如制片人、监制多给胡波一些自由和空间,电影是不是会更好。可惜,我们永远也等不到那一天了。PS:11月17日,《大象席地而坐》获得金马奖最佳影片和最佳改编剧本,这应该是对当初不看好导演和这部电影的人们最有力的回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