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传：阿根廷人

2003年的夏天，我四处搜求，终于买到了一只印着那只著名头像的帆布背包。有一次背着它坐公车时，听到旁边有个少年问身边的女生：“知道他是谁吗？”女生答曰不知。他便解释：“他叫格瓦拉，唱摇滚的，可出名了。”

这结论情有可原。我还在卖这个包的店里买了一件科本的T恤。那里还有列侬、滚石等一众图案，只是没有迪伦。一度成了我的老大遗憾。那几年切突然加入了摇滚明星的行列，和张广天、黄纪苏的《切·格瓦拉》多少有点关系。此剧“被评为2000年中国知识界十大事件之一”。之后，就听说这两位主创都上山投奔某乡去了。这部伟大的“史诗剧”也许便是投名状。

现在我已经明白，消费是最无力的表白，占有一个符号和物件说到底是钱的事，与理想主义什么的风马牛不相及。喊口号相比之下更牛一点，前提是得有人听。当把电影拍到上下两集的时候，想让人听就有点困难了。

《阿根廷》采用的是索德伯格比较擅长的“多线交叉”法，把1964年格瓦拉前往联合国发言的美国之旅和1955～1959年的古巴革命交替穿插起来。前者采用黑白影像，后者用彩色影像，都采用大量手提摄影，带有浓重的仿纪录片色彩。二者的交替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互文”效果。黑白部分中格瓦拉接受采访时的陈述，变成了彩色部分中战斗场景的画外音，似乎成为他对过去战争岁月的一种解读；而彩色部分中的游击生活，对黑白部分中格瓦拉在联大的讲话，尤其是他对拉美国家代表的反驳，也形成了一种背景的投射——革命果实是用他亲历的流血牺牲换来的，他有权用任何方式去捍卫它。他在采访中恍若独白的那些回答：关于革命、信仰、人性等等，与画面中他在游击队员中间的表现并行，巧妙地让观众在不经意间接受了这种“格瓦拉谈格瓦拉”的效果。

这也是为何我更喜欢《阿根廷》的原因。单从影像文本上看，索德伯格已经达到了目的，制造出了其实并不乏疑点的真实感。但这种真实又不是那种“纪录片”式的真实。实际的《阿根廷》看起来更像一场梦幻：黑白部分中屡屡出现对格瓦拉面部的特写，各种角度的强烈光线对比画面，而彩色部分中很少有他的近景镜头，表情也大多被军帽的阴影所遮盖，只有当他戴上那顶著名的贝雷帽之后，才更多地露出了面孔。炎热的丛林、翠绿的玉米地不断忽然切换到纽约的黑白都市。这两个世界之间的隔膜与距离，正像革命的胜利一般不可思议。然而切就游走在它们当中。我们看不透他，正如他也看不透它们。想找到他的哪一句话是真实的，哪一句是泛泛的敷衍，并不比从那场已经被“日常化”的革命中找到决定胜利的一次交火更容易。

观众就是在这些幻觉中看到了神话的“常人版”：一个携带着沉重的哮喘穿行于丛林的病人，一个总惦记着教新兵们读书写字的“战地知识分子”，一个像小学老师一样解决战士告状的“教导员”，一个坚决处决祸害百姓的逃兵的“铁面法官”。甚至是一个无异议无条件接受菲德尔·卡斯特罗所有人事调动的“忠诚战士”。这仍然是一种耳熟能详的英雄套路。只是在索德伯格的加工之下，狗血被影像的叙述稀释掉了。而摄影机也根本不让人看清他的表情。它只要观众知道，切就是这么一个人，这些对他都是非常自然的表现。就完了。那些模糊、沉思、捉摸不定，只在黑白世界里闪现而过。那时，他已经不在革命当中。

革命缔造了神话，革命本身就是一个神话。

在影片的结尾，补全了开头两位未来领袖在阳台上的对话。之前卡斯特罗问：“你是不是觉得我疯了？有点疯狂是好事。”而两个多钟头后，观众才看到之后切告诉他，自己要在古巴革命胜利后继续“解放全南美”。卡斯特罗的回答是：“你也疯了。”

等到《游击队》的开场，已经是1965年。正好砍掉了切“建设和平年代”的那段历史。很明显的避重就轻。但此间古巴高层的某些“内幕”，恐怕只在唯一的知情人卡斯特罗那颗83岁的大脑里存着，外人是搞不到手了。牛人如CIA，也只能根据M主义政党的某些习性来玩推理，以为切和托洛茨基一样，已经被自家的老大清洗，告别信什么的，全是伪造品。幸而后来切及时地现身在刚果，给美帝国主义的谣言以致命的反击。那时，他已经告别了地球人的常识。

从形式上说，《游击队》是部“正常”的电影。中规中矩，按时间顺序讲完了切在玻利维亚的三百多天。从化装入境、组织队伍，到转战密林，最终覆灭。当情节变得残酷时，往往给人的感觉才更加真实。因为“胜利叙事”的套路正在被一次次的失败证明并非定理——同样的宣传美好未来，为村民施医送药，不动百姓一针一线，却无法打消那些木讷的面孔上疑虑和恐惧的神色，更无法让他们跋山涉水地前来投奔。相反，他们报之以说谎和出卖，直至围观了英雄被处决。

切还是那个切。他拖着沉重的哮喘，读着书，解决战士之间的纷争，坚强而公正。但在完全相反的境况面前，他的力量显得越来越疲弱。其实并不是他在变弱，而是现实在变强。这时观众才能感受到，所谓的传奇之光环，不过是被胜利的结局涂抹上的虚饰。同样的举止，在收不到积极效果的情况下，就不再那么高大了。反而有些“形式主义”。因此，请不要相信什么过程比结果重要。对每一个追随切的人来说，与民众一起欢庆胜利、开着吉普车进军哈瓦那，和饥寒交迫、带着感染的伤口行军，没有任何防备地死在某个鸟不拉屎的小镇上，根本不是一回事。就是这同一个人，前者让你觉得他无所不能，而后者让你疑心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只有胜利的革命才能缔造神话，只有胜利的革命才是一个神话。

所以，切和所有的人一样，只是一个人，他生命的结局并不完全取决于他自己。无须再用“暴躁”、“滥杀”这些更戏剧性的东西来突出这个性格的矛盾复杂。即使他简单到只是一条线，这条线仍然不可能是笔直的。因为他是在一个如此高低起伏不平的世界上行走。密林可以是胜利的摇篮，也可以是迷失的绝路。至少，还原如此残酷的游击生涯打破了那些关于“追求浪漫”的传闻：谁能觉得这种生活是浪漫的？

我有时怀疑他也是中了玻利瓦尔的毒。那位南美的“解放者”一气解放了五、六个国家，其间付出了不计成本的代价。而那些被他解放的人，无法接受他的“拉美合众国”设想，终于变成了他的敌人，甚至想暗杀他。切的区别，是只在走出第一步的时候就被干掉了。帮助一个国家赶走殖民地总督，和帮助一个国家推翻现有的政府再换一个，毕竟是两回事。后者注定不会被所有的人视为“解放”。玻利维亚，这个用“解放者”的名字命名的国家，毫不客气地成了新梦想者的葬身之地。

《游击队》的结尾也用了一次回溯，这次是切和卡斯特罗一起乘船驶向“革命道路”的那段镜头。历史回到了起点，胜负未卜，前面可能是神话，也可能不是。两个“疯人”面对着苍茫大海，沉默无语中带些忐忑和茫然之意。他们都只是人。

一个比另一个多活了44年，而已。

一直以来，小资和愤青在审美情趣上几乎是水火不容，其趣味始终朝向分岔的方向，但在他们开列自己的偶像排行榜时，常常会难能可贵的出现一个交叉点：切•格瓦拉。套用一句耳熟能详的话来总结：为人不知格瓦拉，识尽名流也白搭。
在死去三十多年间，切•格瓦拉演变为世界最知名的肖像，那幅带有红星贝雷帽、坚毅眼睛和长头发的肖像，在世界内在的影响力，远远比雷锋和梦露头像更为知名。以至于肖像成为一种具有神祉意义的符号，使切•格瓦拉的革命史本身被有意无意的忽视、遗忘。这样看来，电影《切•格瓦拉》在纪念切•格瓦拉的同时，也起到了“钩沉”古巴革命往事，普及切•格瓦拉英雄事迹的作用。
在切•格瓦拉偶像崇拜的累积过程中，传记曾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我自己在前些年就读过两三种版本切•格瓦拉传记，其中有美国人写的，法国人写的，也有古巴人自己写的，还包括切自己所写的日记。当然，这种热闹的事，肯定也不会少了中国人，陶竦在写格瓦拉传记时，为之冠以“完美的人”的称号，《凤凰周刊》的师永刚做了一系列的画传， 图文并茂地将切•格瓦拉加入了流行明星之列：邓丽君、雷锋、梁朝伟、蒋介石……流行性与话题性是他们共有的特点。有理想主义倾向的中国导演张广天也曾拍出一部话剧《切•格瓦拉》，该话剧的台词时而像温柔如抒情散文，时而又激昂如战斗檄文，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张广天并没有把世人对切•格瓦拉的两种普通误解消化掉，并调兑好。
史蒂文•索德伯格在26岁那年，凭借《性•谎言•录像带》一举成名，并被誉为电影金童之后，拍了一些诸如《毒品网络》、《卡夫卡》、“罗汉”系列之类的二流电影，从独立到主流的路途中，他迫切需要一部作品来证明自己，因此筹备五年，选取了切•格瓦拉的题材，可谓是一次精明的选择，占尽了先天优势——随着全球化的推进、消费主义的甚嚣尘上，切•格瓦拉身上所代言的那种理想主义气质，几乎可以隔代相传地，成为物质时代文艺青年的迷幻药和镇定剂。
《切•格瓦拉》也顺应了近几年来多集电影的趋势，上下两集分别被命名为“阿根延”和“游击队”，分别对应格瓦拉的与卡斯特罗一起推翻古巴独裁统治和他离开古巴在拉美地区推行游击战争最终死于玻利维亚的两段历程。电影开始于切•格瓦拉在墨西哥结识卡斯特罗开始，也就是说，电影的重心着力表现切•格瓦拉“革命家”的一面。而他的成长过程，或许是为了规避巴西导演沙利斯所拍的《摩托日记》，完全没有展示。
或许是为了配合切•格瓦拉的革命性，电影中，索德伯格的叙事方式也充满“革命性”，他并不按照编年体的方式老老实实的讲故事，尤其是上半卷，所有的情节，似乎都只是切•格瓦拉在出席联合国大会后接受西方记者时回答的闪回。电影的某些镜头，可谓是切•格瓦拉知名肖像的投射与放大：雪茄烟、高腰皮靴、浓密胡须、坚毅眼神、贝雷帽……
除此之外，对切•格瓦拉的命运的讲述，总处于一种“断断续续”的状态，情节的跳跃之下，留下很多空白，需要影迷引用自己对切•格瓦拉的了解来填空。之所以出现这样纠结的局面，或许是因为索德伯格过于自信世人对切•格瓦拉的熟悉程度，但是他弄错了，即使每个人都对切•格瓦拉在生命史了如指掌，想在看电影的同时重温对切•格瓦拉的崇拜，但谁都想一帆风顺、舒舒服服地看完一部，而不是磕磕碰碰。对比之下，几乎让人怀念起《摩托日记》里那种叙事的简洁和清新。——即使像我这样，拥有几件印有切•格瓦拉头像T恤的人也不例外。

    尽管在索德伯格最新影片《切》中饰演切•格瓦拉的本尼修•德尔•托罗凭借此片获得了戛纳最佳男主角奖，这部影片依然是2008年度最受争议的影片之一。2008年12月，《切》在纽约的齐格菲尔德影院放映的时候，片头的古巴地图轮廓刚刚出现，就有大批的观众高呼“古巴万岁！”，放映结束后站立鼓掌的时间之长也创下了记录，但数分钟之后，在索德伯格出来答问的环节，就有观众大爆粗口并拿“切•格瓦拉是个杀人犯”相诘难；该片在古巴流亡者云集的迈阿密上映的时候遭到了愤怒的抵制，而在数天后的哈瓦那首映式上，上千名参加过古巴革命的老兵却把最激动的掌声献给了到场的德尔•托罗……戏剧性的争议在前些天本届奥斯卡奖提名名单出炉之后达到顶峰，虽然《切》无缘奥斯卡任何一个奖项的角逐，但多个影评人表示，奥斯卡奖应把将《切》排斥在外视为最大的耻辱。
    斯蒂芬•索德伯格8年前就萌生了拍摄切•格瓦拉传记片的念头，最初，他除了觉得切是20世纪世界史上最独特的人物之外，对切并没有什么了解。经过大量的阅读、探访，一旦进入拍摄，他所想要“还原”的素材就多得超出了一部正常时长影片的容量。最后，他把《切》剪成了两部影片：《切：阿根廷人》和《切：游击队员》，前者聚焦于从1955年切在墨西哥与卡斯特罗兄弟相遇到1959年进军哈瓦那之前他在古巴玛埃斯特腊山区的游击生涯，后者直接跳到古巴革命胜利8年之后切在南美玻利维亚丛林中最后的游击岁月。目前在国内碟市上能够找到的，似乎只有被错译为《切：阿根廷》的《切：阿根廷人》。
    在看《切：阿根廷人》之前，我一度以为索德伯格会把它拍得像他1991年拍的《卡夫卡》一样半是传记半是虚构。没想到，这部《切•阿根廷人》的确是在努力使自己看上去更像一部中规中矩的传记片，努力用客观的纪实视角抑制极有可能出现的传奇化风格，因为熟悉1956—1959年间古巴革命战争的人都知道，这段历史本身的确包含了诸多被传奇化的可能性：82个革命者乘坐“格拉玛号”从墨西哥潜入拥有600万人口的古巴，在登陆遇袭后只剩12个人的情况下，他们居然能够通过在山区打游击的方式仅用了两年多就最终击败巴蒂斯塔政权，而切•格瓦拉在踏上“格拉玛号”之前，只不过是一个曾经在危地马拉参与过些许群众运动的、喜欢读波德莱尔和洛尔卡的阿根廷青年医生而已。
    狡猾的索德伯格深知，在切•格瓦拉已经成为一个超级文化偶像以至于连安吉丽娜•朱莉都刺有格瓦拉纹身的今天，与其对切在1956—1959年的经历做传奇化处理远不如“还原历史细节”更有挑战性，因为前者很容易被指认为“迎合流行文化”。于是，在索德伯格的镜语中，很容易被赋予轻快化节奏的山间游击行动显得有些滞钝，很容易被连贯化处理的战斗场面略有延宕、变形，菲德尔•卡斯特罗似乎有些不够稳重，而切•格瓦拉似乎又过于稳重，音效显著的哮喘声放大了他的“阿根廷病人”而不是“阿根廷医生”身份，行军中密集出现的阅读和授课活动也令他显得更像是一个“游击队关公”。索德伯格有意悬置了对切•格瓦拉内心世界的探询，把所有与切的精神深处相关的东西都放进了不可知论的范畴，在《切：阿根廷人》这部分，索德伯格想要“还原”的大概只是一个具备多种技能的坚韧的战士。为了增强张力、弥补战争叙事的单一性，索德伯格巧妙地把一组讲述1964年切•格瓦拉代表古巴在联合国总部发言并接受采访的黑白画面和革命战争主线平行剪辑在一起，但在这组黑白画面中，切•格瓦拉似乎依然被处理成了一个战场转移到话筒前的战士。
    这种对行动中的战士身份的“还原”自然要比浪漫化处理高明许多，它让数以亿计的格瓦拉迷和坚信格瓦拉是“杀人机器”的人都能从各自的角度看到他们想要的格瓦拉，但它也面临着另一个问题：在对战争中的主人公进行抑制心理探索的“冷处理”的情况下，如何区分一部人物传记片和战争片的界限？这一矛盾在《切：阿根廷人》的后半部分集中体现了出来，在5800万美元制作成本的支撑下，切•格瓦拉率部从玛埃斯特腊山区进入拉斯维利亚斯省以后的战斗场面，特别是攻打圣克拉腊市的场面，比起切的传纪片来更像一部以记叙战略战术为要务的常规战争片。
    索德伯格声称《切：阿根廷人》是以切•格瓦拉本人所写的《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为依据进行编剧的，的确，影片“还原”了书中提供的很多行军细节，但有趣的是，一些如果我做编剧的话肯定会留下来以增添些许喜感的场景被剔除掉了，譬如，书中提到游击队里有个叫“大师”的活宝冒充“格瓦拉医生”试图强奸一个前来看病的村姑。另外一些本来非常深沉的场景因为缺乏必要的补充而莫名其妙地具有了喜感，譬如正版格瓦拉医生给村民们看病的那一段，书中记叙了一个小女孩的话：“妈妈，这个医生对大家说的都是一个样”，在书中，紧接其后有一段格瓦拉沉痛的内心独白，解释了“这个医生对大家说的都是一个样”的原因：玛埃斯特腊山区条件极其艰苦，农民们在那里像野花一样自生自灭，在同样恶劣的环境中有着相同的病史。而在影片中，小女孩的话倒是照搬了下来，但由于没有任何补叙，听上去完全像是在嘲讽格瓦拉这个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医学系优秀毕业生可疑的医术。
    《切：阿根廷人》很容易让人想起2004年巴西导演瓦尔特•萨勒斯执导的斩获奥斯卡最佳主题曲奖的《摩托日记》，后者像是前者的一个温情版序幕。事实上，索德伯格本人也很乐于把《摩托日记》、《切：阿根廷人》、《切：游击队员》看成一个跨导演的“切•格瓦拉三部曲”。有趣的是，这个“三部曲”作为一个整体，有意地遗漏了切在古巴从政的经历，而且无论是瓦尔特•萨勒斯还是索德伯格，都对格瓦拉身上附着的身份和意识形态符号进行了选择性的“再编码”，在瓦尔特•萨勒斯那里是呼唤拉美团结的西蒙•玻利瓦尔主义，在索德伯格那里，单纯的“战士”身份压倒了一切。

切在西班牙語中是大哥的意思，往往表示尊重。

切的出現或許不是偶然，但是結果卻成了必然。這個現實的社會或許不會讓浪漫主義存在下去，但是你卻成爲了眾多青年的精神偶像。據說，全世界被印刷頭像次數最多的就是切的。

也不知道自己是什麽時候開始喜歡上這個鬍子拉碴目光炯炯有神的男人，或許我不會像他那樣抗上槍去革命，但是至少他教會我了一點——浪漫精神。這裡所說的浪漫精神並非指狭义中爱情里的卿卿我我，而是一种对待生活的态度，就是你在70岁的时候仍然可以带着墨镜，穿着皮夹克像壮志凌云里的阿汤哥一样驾着哈雷在公路上奔驰；照样可以在失去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的情况下仍能乐观坚强的活下去，并且每年清明节的时候去跟他坟前对饮。

李白，苏东坡，还有切，我所喜欢的人无不是豁达开朗心中有理想有抱负之人。生活本来就不易，又何必没事找事的顾影自怜暗自神伤呢？

套用老罗的一句话：剽悍的人生不需要理由。我想你的人生是剽悍的，至于理由，呵，who cares?

《切·格瓦拉：阿根廷》中的中心-外围论思想与古巴革命

内容摘要：上世纪50-60年代，中心-外围论作为一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关系的理论学说首先产生于拉美。该学说认为世界分为中心（发达）国家和外围（发展中）国家，前者在世界经济中占据支配地位，而后者依附于前者并受到剥削。该理论提出后引起巨大反响，被认为是不发达世界像发达世界的现代化思想的有力回击。2008年的戛纳电影节上，由史蒂文·索德伯格执导的影片《切·格瓦拉：阿根廷》获得最佳影片“金棕榈奖”提名，主演本尼西奥·德·托罗（Benicio Del Toro）获得最佳男主角奖。作为格瓦拉系列电影的上部，重点描写了切积极投身的由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影片力求真实地再现格瓦拉的传奇一生，特别重视描写切的思想。其中我们不难看到这种理论的影子。

关键词：切·格瓦拉 中心-外围论 古巴 卡斯特罗
    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兴起较早，许多国家在19世纪就获得了独立，但古巴的独立最晚。1901年1898年美国赢得对西班牙的战争后占领古巴。1901年古巴新宪法被迫接受“普拉特修正案”，允许美保留干预古内政的权利。1902年5月20日，美扶植成立古巴共和国。到了20世纪50年代，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统治古巴，对抗议示威的人民群众采取高压政策，国家高层腐化堕落，大量侵吞国家财产存入欧洲或美国的银行。此时的古巴完完全全沦为美国的资本、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而古巴人民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其中20%的古巴人永久失业，1.5%的地主控制着46%的土地，一半的人用不上电，超过一半的人住在Bohio（一种简陋的窝棚）里，37%的人是文盲，婴儿死亡率居高不下。与此同时，美国和古巴之间的贸易顺差已达到10亿美元。用电影中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话说：“这个可怜的加勒比小岛，正在帮助支持着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经济”。而正是这种内外交困引发了古巴的革命风暴。而革命领导者们看到了国家政治经济并不独立的现实，正是受到当时提出的中心-外围理论的影响，格瓦拉就是其中之一。
        
一、青年时期的格瓦拉
    埃内斯托·格瓦拉1928年6月14日出生于阿根廷的罗萨里奥的一个富裕的医生家庭；1947-1953年，子承父业的她进入布宜诺斯艾利斯国立大学医学系读书；1951年，格瓦拉和他最好的朋友阿尔贝托·格拉纳多一起骑着摩托车游历了阿根廷、智利、秘鲁、哥伦比亚、委内瑞拉五国，亲眼目睹了拉丁美洲的贫穷与落后，人民极端贫困的生活，归程后写出《革命前夕的摩托车之旅》一书，已可以看出在那个时候，他那种朴素的社会良心与人道关怀已经开始萌芽生根。[ 师永刚、詹涓《切·格瓦拉画传》，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6月，P11] 但此时年轻的格瓦拉还远远没有意识到南美国家的经济地位实际上处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控制之下。与此同时，距1949年5月，普雷维什向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简称拉美经委会》递交题为《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的报告，系统和完整地阐述了他的“中心—外围”理论也不过才经历了2年。此时的格瓦拉与其说称之为以为马克思主义者，倒不如称其为国际主义者，他的国际主义思想正在渐渐定型。[ 同上，P62] 这其中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乌戈·佩斯塞医生，他不仅仅是秘鲁的著名的治疗麻风病医生，也是秘鲁共产党的党员。1952年5月1日格瓦拉和格拉纳多二人来到利马的麻风病院，受到了佩斯塞医生的极大帮助，期间格瓦拉聆听了佩斯塞关于社会斗争中土著人和农民作用的思想后大受启发。就像10年后他在送给医生的《游击战》一书中写到的：“给乌戈·佩斯塞医生，也许他本人也不知道，他是如何影响了我对生活的态度。从此，虽然我的斗争精神一如既往，但我开始懂得如何将目标与拉美人民的需要更切实际地结合起来。”由此可见，格瓦拉早年就受到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但基本上在他人生的前24年里，还没有意识到依附论思想对于拉美反帝斗争的重要性。但这种转变已经开始，就像他自己在日记中写到的那样：“写下这些日记的人，再重新踏上阿根廷的土地时，就已经死去。我，已经不再是我，至少不是原来的那个我。这次漫游南美的旅行，对我的改变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深刻和剧烈。”而格瓦拉一家的反庇隆倾向也帮了他的大忙，母亲坚持让他洗冷水澡的决定家中了他的哮喘，从而免除了兵役之苦。
二、中心—外围学说与革命
        1951年，年仅37岁的危地马拉总统阿本兹开始了激进的改革，上来就拿这个国家的贵族和美国资本开刀。新颁布的土地改革法案规定：凡占有90公顷以上土地的，其中的未耕地和休耕地都要被国家征用，将矛头直接指向了后台老板为美国的联合国品公司。格瓦拉对此感到十分兴奋，两年以后他来到了这个国家，在这里他结识了第一任妻子伊尔达·加德亚，以及古巴流亡革命者安东尼奥·洛佩斯（尼科）。也正是在危地马拉的这段时间他得到了一个新的名字——切，在阿根廷的方言中就是“老兄”的意思。在这段时间他潜心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高尔基、托尔斯泰甚至是萨特、弗洛伊德、阿德勒和荣格等人的著作，在大量的阅读中，他越来越倾向于马克思主义。[ 师永刚、詹涓《切·格瓦拉画传》，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6月，P69] 1955年，切·格瓦拉与菲德尔·卡斯特罗相识于墨西哥城，第一次见面二人就进行了长达10小时的长谈，可谓一见如故，电影中很好地再现了这一场景，而在二人的交谈中，都对古巴遭受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压迫有目共睹。正是这次会面造就了古巴革命的黄金搭档。1956年11月25日，载着包括菲德尔·卡斯特罗、劳尔·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共82名战士的小船“格拉玛”号驶离墨西哥，前往革命的目的地——古巴，这其中，只有12人坚持到胜利。事实上古巴和其他拉美国家一样，都面临着相同的经济和政治处境。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拉美国家普遍采用商品出口换取外汇，或者利用廉价的劳动力为发达国家加工产品的方法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在政治层面上则出现了军人政府国家和民主选举国家并存的局面。尽管军人政府统治下的拉美国家能够保持政治上的稳定，但民主的缺失、国家财富大量外流、两极分化的状况却严重困扰着军政府。而文人组成的民主政府尽管为国家的民主化作出了贡献，但他们面对着和军政府同样的问题，还要加上国内政局的不稳定。
        劳尔·普雷维什提出的中心-外围学说的大行其道差不多与古巴革命及建设同时，这个观点支持拉美的经济直到70年代，它认为初级产品的价格由于对初级产品需求的增长不如受益的增长那样快而下降，同时工业品的价格不断上升。[ 谢里尔·E·马丁、马可·瓦塞尔曼著，黄磷译《拉丁美洲史》，海口，海南出版社，2007年7月，P406] 而古巴的重点经济作物就是甘蔗，每年古巴出口的蔗糖成为国家经济的主要支柱。此外拥有美国大量投资，它的统治者是加勒比海最强大的统治者，他的居民是拉丁美洲最富裕、最兴旺发达、教育程度最高者之一。[ 谢里尔·E·马丁、马可·瓦塞尔曼著，黄磷译《拉丁美洲史》，海口，海南出版社，2007年7月，P383]故古巴的革命，震动了整个世界。
        
三、古巴革命的独特性
        在电影中出现了这样一个场景：当革命者们来到一个村庄，切义务为村民们进行体检。衣衫褴褛、骨瘦嶙峋的村民们纷纷排队前来，切对其中一位叫玛利亚的妇女说道：“重度劳累和营养不良，玛利亚有机会就多吃点肉。”这时玛利亚的女儿小声对母亲呢喃：“妈妈，这个人是骗子，他对每个人都这么说。”还有一幅场景令人印象深刻，一位农民在面对革命者们倾诉自己家的遭遇：“我老爹用四年的光景换回了100比索（古巴货币单位）！”这些都很好地再现了当时的历史事实，尽管古巴在美国的实际控制下成为拉美较发达的国家之一，但并没有给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和土著人带来任何实际好处。在整个拉美也是如此，跨国公司在其中的影响巨大，跨国公司在拉美的扩张严重影响了拉美国家经济健全、稳定的发展；并造成跨国公司所在国的贸易支付出现巨额逆差，同时跨国公司的产品多在当地销售，也就逐渐占领了当地市场；此外跨国公司还以其经济实力派及当地民族企业，控制重要经济部门。而这一切必然要反映到政治方面。[ 高铦《战后拉丁美洲经济思潮概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7月，P52] 巴蒂斯塔无疑就是政治方面的代理人，而绝大多数古巴人民没有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取得任何好处，所以这场革命自然而然地受到人民的支持。前人总结古巴革命的特点是：首先，这是一次民族民主革命。领导这场革命的主要组织是卡斯特罗领导的、具有激进思想的“七·二六”运动，而不是1925年就已成立的古巴共产党（后改称人民社会党）。第二，古巴革命的道路是武装斗争的道路，而不是议会斗争或其他和平过渡的道路。第三，古巴革命的道路是在农村开展游击斗争、建立根据地，从农村到城市，直至取得全国胜利。第四，古巴革命的胜利，是以“七·二六”运动为核心，建立反对巴蒂斯塔独裁统治各种政治力量联合统一战线的胜利。[ 徐世澄《拉丁美洲政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7月，P120] 值得注意的是古巴的革命和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背景都不相同：其一，古巴处在世界上最强大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眼皮底下，距美国仅90海里，且地处西半球，不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连，革命过程中也没有受到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直接支持；其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均是在世界大战之后，而古巴革命是在对不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和国内独裁高压统治下的武装斗争取得的胜利；其三，古巴在革命成功后面临着道路的选择问题，而不像其他国家一样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过渡时期。第三点尤为重要，因为在古巴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选择中，格瓦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直到1960年，卡斯特罗仍然表示他并不支持“社会主义”，而格瓦拉则是“七·二六”运动中对政治思考得最多的人。他在与墨西哥的一位医生朋友大卫·米特拉尼的谈话中表示，他希望将古巴改造成社会主义国家，而卡斯特罗并不支持。[ 师永刚、詹涓《切·格瓦拉画传》，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6月，P98] 而在这期间美国的态度也是暧昧的，有种种证据表明，在1957年至1958年间，CIA（美国中央情报局）暗地里向“七·二六”运动提供了大笔资金。[ 同上，P103]
        
四、理论与现实的落差
        当时赫鲁晓夫曾经讲过一个笑话颇为著名：
        上帝召见古巴的领导人，问道，“你们谁是共产党人？出列！”
        格瓦拉第一个出列，紧接着劳尔（劳尔·卡斯特罗）也出列了，但菲德尔·卡斯特罗无动于衷。于是上帝质问道：
        “你怎么不出列，你不是共产党吗？”
        卡斯特罗委屈的哭喊道：
        “上帝啊，我怎么成了共产党了？我不是啊！”
        这个笑话生动说明了古巴革命成功后的领导人之间的思想差异，卡斯特罗曾经公开表示他实行的土地改革是基于“人道主义”而非“社会主义”。他不愿古巴受到左的专制，也不愿受到右的专制。格瓦拉的意见与其相左，他认为这场土改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正义战争。土地改革剥夺的是那些强占别人土地的人，而强占的最多的，是国家部门中的权贵，获美国政府中的人。”[ 同上，P124] 这中思想实质上与中心-外围理论不谋而合，虽然没有证据表明格瓦拉本人与劳尔·普雷威什有过直接交往，但从侧面也可以印证了当时这一思想的广泛影响。中心-外围理论的提出本质上是为了能使拉美国家寻找到一条适合自身的独立发展之路。古巴的革命领导人们显然也是希望如此的，但由于古巴缺乏相应的工业基础，想要发展困难重重。卡斯特罗对社会的改造一开始并不激进，也就是说，还无法和美国完全撕破脸皮。但由于1960年情况出现了变化，此时冷战达到了高潮，他从苏联那里找到了抵消美国压力的平衡力量。[ 谢里尔·E·马丁、马可·瓦塞尔曼著，黄磷译《拉丁美洲史》，海口，海南出版社，2007年7月，P385] 于是卡斯特罗敢于在经济政策中抛弃美国，并于同年与苏联签订了互惠条约，将原本销售给美国的糖转售苏联，以换取苏联对新生古巴政权的支持。到了第二年，卡斯特罗宣布古巴为社会主义国家。从中不难看到的是，尽管革命成功了，但并不意味着古巴从此摆脱了依附地位，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后台老板。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格瓦拉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1960年8月8日出版的《时代》杂志曾有有过这样一段话：“卡斯特罗是古巴的心脏和灵魂，劳尔是革命的拳头，而格瓦拉则是将古巴革命推向左翼的大脑。”在新成立的古巴政权里，格瓦拉担任工业部长兼国家银行总裁，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他宣称早在1953年他就信仰了马克思主义，但尚未理解其中精髓，夺取政权后，世界范围内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统治是他进一步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深信不疑。[ 师永刚、詹涓《切·格瓦拉画传》，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6月，P132] 他本来对苏联模式抱有信心，1960年11月他第一次访问苏联，但这一次出访却让他大失所望。赫鲁晓夫对帮助古巴建立完整工业体系的含糊其辞和苏联官员和百姓的差距让格瓦拉感到十分不舒服，用他自己的话说：“苏联就是个狗窝！”这次访问苏联之旅让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的思想无疑是理想化的，他所希望的是世界革命，而苏联的做法仅仅是将古巴作为其世界战略中的棋子，尤其是苏联企图全面控制在古巴的导弹部队、军港和机场时，切更是坚决反对。以至于赫鲁晓夫指着他的鼻子怒斥道：“格瓦拉同志，你的名字在我们的亚美尼亚语中就是‘不’的意思，请你离开吧，我们之间合作也一笔勾销，而责任全在你一个人！”
        尽管在苏联发生了种种令他不愉快的事情，但1960年11月17日的中国之行却让他获益良多。来到中国后他的第一个要求就是想见一见毛泽东，当两位游击战的大师会面的时候，切已经“因紧张说不出话来”，而毛泽东用湖南话问候他：“切，你好年轻哟！”[ 同上，P136]而看到中国的财政部长李先念也是一名军人时，他倍受鼓舞。这期间他不仅走访了北京，还到西安、成都、上海等地进行了访问。他看到了中国和古巴两个社会主义国家都为传统的农业国家的现实让他倍感亲切，这使他的立场向中国有所倾斜。再后来的中苏论战中，他站在中国一边，这或许成为他最终离开古巴的一个原因。但此时，古巴投入苏联的怀抱已是不可逆转。

五
        古巴的革命成功了，但美国绝不会允许第二个古巴出现，迅速加强了对其他拉美国家政权的支持，企图共同形成一个联合体系以阻止革命的蔓延，无心当中也加强了南美的威权主义政体发展。1964年，切·格瓦拉作为古巴代表出现在第19次联大上，受到了媒体的热烈欢迎，同时也有许多许多尖锐的问题等待着他。电影当中有这样一个情节：
        一位女记者问道,如果美国最近帮助拉丁美洲人民的计划成功了怎么办？如果统治阶级同意进行土地和税制改革，如果生活水平得到提高，那么古巴革命的宗旨不就失去其效力了吗？事实上也确实是如此的。美国一方面制造武装干涉事件企图颠覆古巴革命政权，最著名的就是“猪湾事件”。电影中格瓦拉在美国会见了大名鼎鼎的反共参议员尤金·麦卡锡，双方友好地握手致意，切对麦卡锡表示了感谢，感谢美国组织了“猪湾事件”，因为“没有什么方法能比革命更有效地巩固人民主权”。另一方面由于古巴导弹危机，险些将世界拖进三次大战。危机最终得以成功解决，美国方面作出的让步就是默认古巴政权，但同时一直没有放松对古巴实行贸易禁运。[ 谢里尔·E·马丁、马可·瓦塞尔曼著，黄磷译《拉丁美洲史》，海口，海南出版社，2007年7月，P385]
        对共产主义感到恐惧的并不仅仅是美国，还有拉美各国的上层阶级-军人联盟。在古巴革命成功后的20多年里，拉美出现了左翼运动风起云涌，1970年智利社会党人萨尔瓦多·阿连德当选总统，在尼加拉瓜桑迪诺民族解放阵线建立了政权，萨尔瓦多和秘鲁的革命者无限接近了国家政权，当然不能不提的是格瓦拉本人也投入了这场拉美大陆轰轰烈烈的解放运动，最终于1967年10月9日牺牲在玻利维亚。游击队不断扩大势力也引起了军人政权的报复，但是在20世纪的60至80年代军政府严密的威权统治之下，拉美各国的政局得以相对稳定，至少说明了拉丁美洲的多数国家——开始寻求建立没有民众组织和政党的新型社会。[ 同上，P382] 但到了80年代以后，在民众的压力下军人政权纷纷下台，90年代拉丁美洲所有的国家都实现了民主化。与之相对应的是在这一时期中心-外围理论在拉美受到了极大冲击，由于进口替代型工业的失败，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如智利）接受了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到了90年代随着苏联东欧的剧变，自由主义在拉美占据了主要市场，但这显然也不是万能的灵药，中心-外围论的影响尽管降低，但也不是完全消失，与此同时世界体系论也代替了中心-外围理论的位置。
        “显然，要打败帝国主义，却不消灭其根源美国是行不通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生活在无形的牢笼之中，举个例子，你相信自力更生的神话，却不理解绝大多数人的机会是由无形的力量决定的。”电影中的这段台词是切对于女记者提问的最好回答。不仅仅是个人，这种牢笼同样可以引申到国家层面，针对二战后西方国家提出的现代化理论，中心-外围论可以说是最好的回击。在过去的50年里，西方打着现代化的旗号将畸形的、不可持续发展的工业模式向外输出，在全球蔓延。[ 威尔·赫顿、安东尼·吉登斯【英】《在边缘——全球资本主义生活》，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8月， P155] 或许现实当中最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就是环境的恶化。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今天，从环境意义上讲，“国际竞争”意味着世界大公司为争夺资源而互相竞争，而这正是第三世界的穷人赖以生存的资源。[ 同上，P157] 发达国家为此还宣扬全球化贸易将促进各国经济的增长，最终使世界各国均能得到发展，最终消除贫困。可以说——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但这种全球化是以破坏边缘地区的环境及可持续发展为代价的，成千上万的高耗能、高污染企业被迁移到发展中的国家和地区，加剧了这些地区的贫困，甚至更严重的后果。就连发达国家也有学者在惊呼：“如果在自由贸易状态下，污染和废弃物流向南方国家，生物多样性、财富和知识控制着知识产权的体制（例如GATT等‘自由贸易’协定相联系的制度）流向发达国家，那么全球化带来的后果必然是环境上的种族隔离。”[ 同上，P158]
        格瓦拉显然认识到了上述情况，他在1965年2月24日阿尔及尔举行的亚非团结组织经济讨论会上提出了“全新的国际关系”概念：第一，知识与技术应公平转让（即放弃现行的专利许可制度，让发展中国家能以较低的代价得到技术支持），第二，尊重各国的文化传统、环境、语言、风俗习惯等；第三，重启债务谈判。这一设想一经提出就引起了巨大反响，甚至连在巴黎的左派大学生们都争先恐后传阅他的演讲稿。
结语
        中心-外围理论的提出，可是说对古巴的革命和格瓦拉本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虽然没有证据直接表明格瓦拉读过此类著作或与持此理论的学者们有过直接接触，但他在革命前后对未来国家发展模式的设想实质上是与其不谋而合的，双方的不同之处在于实现这一目标的道路选择问题。作为一名国际主义的革命者，切·格瓦拉全心全意地贯彻自己的世界革命，他放弃了工业部长的头衔离开古巴，给卡斯特罗留下了情真意切的辞行信，先后前往非洲和南美洲，他希望整个非洲、美洲都能在他的引领下走向革命的道路，遗憾的是这种尝试最终失败。但是，这种为使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走向民族独立、富强，敢于和压迫者进行斗争的精神始终鼓舞着全世界人民。尽管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拉丁美洲国家仅有古巴取得了成功，尽管古巴还没有摆脱经济依附的地位，加之苏东剧变和美国经济封锁的巨大打击，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古巴进行了经济改革，特别是2001年以来，古巴逐渐走出了经济困难时期。而与此同时拉美国家左翼势力有了极大发展，可以说格瓦拉的理想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①师永刚、詹涓《切·格瓦拉画传》，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6月
②威尔·赫顿、安东尼·吉登斯【英】《在边缘——全球资本主义生活》，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8月
③谢里尔·E·马丁、马可·瓦塞尔曼著，黄磷译《拉丁美洲史》，海口，海南出版社，2007年7月
④徐世澄《拉丁美洲政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7月
⑤中科院拉美研究所：《拉美研究：追寻历史的轨迹》，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