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爱2011

会叫的狗不咬人。
真正爱你的人，不会把“我爱你”挂在嘴边，
真正帮你的朋友，不会跟你拍胸脯。
真正要做事的人，不会整天四处宣扬。
真正有本事的人，不会自吹自擂。
真正痛苦的人，不会悲伤地坐在你身旁。

《最爱》感人，也不会改变你。
警句，鸡汤有用的话，《读者》早就拯救无数人了。

片里有一段，
得意他哥轻描淡写地跟他爹说，
你要跟我去县里住也成，
你要在这陪着得意也成，
等得意过世了，你再去跟我住也成。
死亡在这个片里，只是大家随意挂在嘴边的一个名词，
就像说“出远门”一样，轻如鸿毛。

你要震惊他们的麻木吗。
你身边的人有几个不麻木的？
你不麻木吗？

公映版是101分钟，叫《最爱》。
顾长卫导演自己剪的版本有两小时四十分钟，叫《魔术外传》。
那剪掉的一小时，我幻想着，那应该是人性的乱舞。
《魔术外传》应该和《孔雀》一样，能把你的心脏捶成薄饼。
当然，这只能代表我自己，同时，我谁也不想代表。
人们还是喜欢看单线的爱情，其他最好能剔除就剔除，
目前看来，发行商的坚持看来是对的。

在这一百分钟你被感动了吗？
你会为你的爱人去死吗？
你有真的爱的人吗？
别忘了还有个前提，
琴琴和得意都是随时可能死的人，
再问，没有患绝症的你，
会为你的爱人去死吗？

感人的电影很多，《最爱》是其中一部。
我觉得电影是电影，你还是你。
生活还是像你以前看到的那样继续。

这可不是什么影评，
就是看完后，在路上边抽烟边念叨的一些话。

不知道有多少看完这部电影的观众，最后能意识到《最爱》这部电影的野心和企图。它实际上并不想只讲述一个绝望的婚外恋故事，它只是在各种无奈之下，别别扭扭地变成了一部由章子怡和郭富城这样的大明星主演的爱情故事。这部电影原来的名字叫《魔术时代》，后来改名成《魔术外传》、《罪爱》，最后变成了现在的《最爱》。从电影片名的更迭，我们或许可以猜想出一些原因，来推断出这个故事原本最初的模样应该是什么样的。

从《孔雀》到《立春》，再到现在这部《最爱》，顾长卫导演的电影在故事上越来越脱离现实，而在气质上则越来越接近现实。相比《孔雀》和《立春》所试图描述的那种“沉默的一代”相比，《最爱》的主人公是一个在国内相对小众，并且被各方所刻意漠视的群体：农村艾滋病患者。可能是出于叙事安全性的需要，整个电影故事已经将背景放置在一个几乎完全封闭的环境中，所有试图和现实有所勾连的细节都呈现出了一种奇怪的暧昧状态，最后整部电影的叙事重点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不得不变成了赵得意和商琴琴的一次“事先张扬的婚外恋事件”，虽然电影仍然保留了足够的叙事动力，但整部电影中最能令国内观众有所感慨的故事元素基本上已经荡然无存了。

《最爱》这部电影在我看来，属于典型的“坏的好电影”。就其本质而言，《最爱》是一部好电影，它在重重禁锢之中，仍试图去讲述一个对当下现实的种种荒诞和悲剧有所反思的故事。在许多中国电影面对诸多荒诞现实时所表现出的闪转腾挪功夫，《最爱》这部电影还是试图去做一次正面强攻的，无论最后结果如何，其勇气和情怀都是值得尊敬的。

但所谓的“坏的好电影”，就是它在现实的重重禁锢之中，虽然立意高远，但却终究不免在最后的成片中束手束脚，被迫做出了许多无奈和无谓的牺牲，最后使得本片成为一个在艺术性上留有许多遗憾的影片。造成这种遗憾的，既有冰冷的现实因素，也有艺术手段的匮乏和内心情怀的缺失。

我们现在已经无法从最后公映的影片中来判断，那种略显冷漠的旁观视角是顾长卫导演在创作时的初衷，还是经历了无数次妥协之后无奈留下的遗憾。但《最爱》这部电影无疑会让许多观众感到一种悄无声息的窒息感，因为片中所有人物的命运都令观众感到生命的荒诞和虚无，而且入戏越深的观众越能感受到这种无处不在的绝望。如果一个观众自己拥有强大的内心世界，并充分了解了这部电影背后的实际故事，那么这位观众是能够通过这部电影得到许多超越本片的思考。但是对于很多只是冲着电影明星和奇情故事的观众来说，这部电影会在黑暗的影院里给他们迎头一棒，因为他们完全没有做好准备去面对这样一个讲述绝望和疯狂的故事。

在所谓的“热病”背景之下，《最爱》讲述了一个本质其实很绝望的故事。面对注定将要到来的末日绝境，唯有爱情才能拯救灵魂。在这样一个经典的设置之中，好的故事和好的人物，会让观众的情绪在绝望和希望之间游走，如同溺水之人，拼尽全力去寻找最后一丝救赎自己的希望。即使最后终将直面黑暗，但终于相信黑暗之外仍有希望，观众心中依旧会有一丝欣慰。而关键就在于这个“相信”，即使故事本身是悲剧性的，但电影传递给观众的最后仍然需要是光明和希望。

这种绝境之中的希望，既是艺术能力的展现，也是导演情怀的体现。电影中不能只有单纯的绝望。现实已经够绝望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在电影中再绝望一次？我们需要去相信某种我们可能无缘去见证的希望，即使我们最后终将直面黑暗，但好电影能给我们一些抚慰：黑暗之外一定仍有希望。这个世界一定有生存下去的意义。我们只是在寻找的道路上。

今天跟师妹去了首映，章子怡真是各种美，蒋雯丽真是各种大姐范儿。
故事不说了，这样的敏感题材，广电总局不修改到面目全非是不会让它上映的。
但就成片来看，唯一感觉就是，这个开场气势十足的故事，被硬生生拍成了一个小品故事，残酷版的《志明与春娇》，各种农村的小清新。（当然了，这里没有贬低的意思，我觉得挺好的，小清新才能赚到钱，台湾最会抢钱女王陈绮贞有没有！）

就表演来说，我对章子怡的期望太高了，总希望她在种种事件之后，能够展现出开天辟地一般的演技来，事实是，这世上是没什么开天辟地的。
章子怡这样的女明星，是不会有什么大突破的，她是那种积累型的人，随着时光的流逝，她会一直坚韧的红下去。
但在此片中，我只能说，中规中矩。
反倒是郭富城的角色，让人眼前一亮，配音十分到位，给角色加分，我实在想象不出如果郭富城用原声会扣分到什么程度。但是……怎么说呢，她跟小章，整体都太用力了……有一种：演不好此片，我真的要得艾滋病的感觉……
其实呢……我只想说，两位大哥大姐，人不需要这么急着证明自己嘛，你们又不赶时间。

反倒是配角，令我……各种的折服啊。
濮存昕的大哥角色，以假乱真到，我到最后都一直在跟师妹讨论：他到底是濮存昕呢，还是一个很像濮存昕的人，还是刘震云假扮的……
这才是演技有没有，英雄无悔有没有！
蒋雯丽就不用多说了，偷米被发现那一段真是各种心酸和肝肠寸断啊，大战过张静初的女人就是不一般啊！
至于王宝强，不得不承认我以前是很讨厌他的，别的朋友跟我讲说他戏很好，我还想说：屁咧，最好的角色是哪吒么？！
结果，在此片中，我唯一催泪的点，就是王宝强说：我也要没电了……
好吧，我承认这句话单拿出来说是有点搞笑，但是等到宝强阿哥说完这句话，从路边摘一朵花别在耳畔冲着镜头回眸一笑，真是各种的倾国倾城以及赚人热泪啊，身为一个银镯男子，我是真的，动容了！！

其实本来想打三个星，后来想到此片不仅仅是带着镣铐跳舞了，简直是在浸猪笼前各种脱衣舞了，所以给一颗星为顾长卫的坚持。
他原本可以选择一个更为容易的题材，这样的题材真的是各种费力不讨好。
但是他这么做了，便值得大家走进影院去看一看。
此片有一纪录片，叫做《在一起》，私以为可以作为此电影的开胃小菜，新浪视频有高清在线观看，看完也许……你会觉得世界对你很公平。
也许我们生在一个不公平的国度，受着不平等的待遇，但是，上天待你是公平的，你得相信这个。
另，左小祖咒的音乐是亮点，各种适时的催泪，不过我硬生生的没被催下来，不知道是有毒食品吃多了变的铁石心肠了，还是影片真的太小清新，以至于我的计划失败了。

PS：有童鞋纠正我说郭富城用的是原声，学说了三个月的陕北话。我百度了一下好像还真是这么回事儿。正文我就不改了，以我的错误供大家各种攻击揪斗。在这里赞叹下郭富城同学，一个香港银，不容易啊。另，既然提到此片方言，片中的方言也是很值得玩味的，不知是为了过审还是模糊地域……

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1978级的顾长卫，长期以来身处“第五代”导演的创作团队中，曾担任多部“第五代”电影的摄影师，堪称“第五代”阵营的中坚力量之一。进入新世纪以来，顾长卫又开始亲执导筒，随着《孔雀》、《立春》和《最爱》三部导演作品的相继问世，顾长卫完成了跟他的同学张艺谋一样的华丽转身，成功跻身一线导演的序列。不过从作为导演的资历来看，顾长卫显然不能算作“第五代”，而他与学界通常所称的“第六代”导演在成长路径和创作背景上亦有着大相径庭的差异，因此，或许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来指称顾长卫导演在内地导演群落中的代际身份——“新生代”。

当然，“新生代”有时会被用作“第六代”的另一个指称，不过由于“第六代”的组成者“向来都以松散的形态各自为战，缺乏统一的美学纲领”（1），从这个意义上讲，将在新世纪才迈入导演行列的顾长卫归于“新生代”，亦无甚不可之处。有论者在评述新生代电影的艺术特点时曾指出：“新生代电影着力描写社会底层处于文化边缘的小人物的生存世相”，“以其独树一帜的底层影像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重重一笔”（2），这一特点也贯穿在了顾长卫导演的电影里，尤其是2011年公映的《最爱》，更是把顾长卫电影的“底层”特质推向了某个极端。

所谓“底层”，在当代理论话语脉络中，一般认为是肇始于意大利左翼理论家葛兰西，在《狱中札记》里，葛兰西将“底层”（subaltern）用作前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的产业无产者代名词，不过进入1980年代以来，葛兰西的这一概念逐渐被一批南亚学者所借用，（3） 随着这批南亚学者（“底层研究小组”）所撰写的《底层研究》系列著述的推出，“底层”的概念内涵业已发生根本置换：除去阶级斗争、民族独立斗争以外，妇女运动、农民起义和少数族裔争取权利的斗争都被“底层研究小组”看作是“底层抗争”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有效扩展了“底层”的人群所指。（4）

值得注意的是，境外学者对于“底层”的关注与本土社会文化语境中近年来的“底层”热潮形成了某种饶有趣味的呼应。不过在当下的本土语境里，“底层”还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把对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程度都非常低的阶层统称为“底层”，在职业分类上，这些人群主要由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构成。（5）应当说，“底层”概念的登场与当下本土社会正在经历的剧烈转型息息相关，作为一种文化表征，“底层”正在成为内地文学、文化场域中的醒目话语符号，特别是在文学创作中，有论者甚至直言：“90年代至今，没有哪种写作能像底层叙事这样成为众人参与、众人关注、众说纷纭的重大文学现象。”（6）如今，文学场域里的“底层”热也延烧到了电影中，顾长卫导演的电影就是这一态势的典型代表——考虑到《最爱》与阎连科的“底层小说”《丁庄梦》之间的互文关系，我们完全可以把该片视为当下文学场域中底层叙事的一次影像实践。

《最爱》的故事发生在1990年代中国内地的一个贫瘠山村里，因为村民集体卖血，造成了被称为“热病”的艾滋病在村中肆虐，那些感染上艾滋病的村民不得不在村民、朋友乃至亲人歧视的目光中艰难求生，《最爱》的叙事主干，便聚焦在村中这一群艾滋病人里展开。

显然，无论从哪个层面定义，《最爱》都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底层”电影，不仅其叙事空间集中于贫穷、封闭、落后的内地农村这一典型的底层空间中，而且其主要人物在底层空间中亦处于底层的生活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最爱》已经构成了一部极端的“双重底层”文本。

正如斯皮瓦克所指出的：“底层人不能说话”。（7）既然被称为“底层”，这显然是一个丧失了话语权的人群，于是，在当下的文化场域中，我们所看到的形形色色的底层叙述抑或是底层人物形象的塑造，莫不是叙述主体基于自身需要的某种文化想象。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否认叙述者的道德水准，而是因为“底层本身就是一个否定性的阶层”，底层的存在正表明了底层的不合理，我们表述底层乃是为了给底层以话语关照，从而使得其组成者有可能从底层中逃逸出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底层乃是一个“他者化”了的阶层，所有关于底层的表述也只能是底层的“被表述”，而“被表述意味着被使用和利用，即使最善意的他者化表述也是使用底层来证明不属于底层的东西”（8），也就是说，底层叙述中的他者化底层想象不可避免，同样，这一点也适用于作为底层叙述影像文本的《最爱》。

必须强调的是，与关于城镇底层的叙述不同，内地艺术家们在叙述底层的农民生活时，往往愈发的极致化，他们常常将这些人物“置于极端的愚昧、狭隘、贪婪甚或暴烈之中，无法看到底层百姓在传统文化长期注塑中所散发出来的人性之光，更不见他们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所承受的价值分裂和心灵梦想。”（9）应当说，这一批评对于《最爱》也是适用的。从影片中来看，当身染“热病”的病人们在“老柱柱”的带领下，在村里废弃的小学里共同生活时，导演并没有着力表现他们的互助和友爱，而是刻意强调了病人间的种种勾心斗角甚至尔虞我诈。正是在这个“隔离病区”里，老村长视之如命的公章被偷，公共厨房里的大米失窃，甚至连年轻姑娘琴琴的棉袄也不翼而飞。如果说，这些情节的安排尚有先抑后扬的艺术考虑的话（譬如偷棉袄是“老疙瘩”为了在临死前满足妻子的愿望），那么两位病人利用“老柱柱”之子赵得意和琴琴偷情的“丑闻”，篡夺了“老柱柱”在这个“隔离病区”里事实上的领导地位，并将原属学校的公共财产搬运、变卖的这一系列行为所折射出的，则只有自私和堕落，毫无善良的人性可言。而“老柱柱”的大儿子赵齐全更是贪得无厌的卑鄙之徒，作为一个组织村民集体卖血导致艾滋病感染发生的“血头”，赵齐全几乎没有悔恨之心，眼见自己的亲人染病住进学校自我隔离，他除了象征性的拿出点食物周济以外，并无任何关心之举，反而迫不及待的做起了棺材生意，其人性之堕落，可见一斑。

事实上，整部《最爱》中的人物几乎都是这样极端“阴暗”的人物，对普通村民来说，他们对艾滋病人避之唯恐不及，凡艾滋病人出现之处，普通村民大都会落荒而逃。而在配角以外，影片的男女主角赵得意和琴琴身上的人性闪光点也乏善可陈。从影片中的叙述来看，赵得意跟琴琴从偷情到逐渐公开乃至最后结婚，主要的原因应当还是基于纯粹的性吸引：由于沉疴在身，二人都无法跟配偶行正常的房事，于是，在辗转难眠的夜间，二人踱出房门，遂成苟且之事，自此一发不可收拾。可悲的是，作为一个父亲，赵得意自从与琴琴交好之后，便沉醉于二人世界的鱼水之欢中，不再理会妻儿，彻底放弃了作为一个父亲应尽的责任。而身处底层农村之底层的琴琴，即使罹患恶疾也无法逃脱宗族“夫权”的罗网，当其与赵得意偷情被撞破后，便被丈夫当众失暴并挂上破鞋示众，而在此一过程中，赵得意毫无保护琴琴的举动，当他面对诸多围观村民（主要是艾滋病人）时，更是面露尴尬之色，拱手说到：让大家见笑了。由此可见，赵得意完全认同琴琴丈夫的举动，此时在他的心目中，琴琴无非是一个欲望发泄对象而已，并不具有独立的人格。

相对而言，倒是“老柱柱”身上些许体现出了善良的人性光彩，正是因为自己的大儿子组织卖血引来了“热病”，“老柱柱”对村民们始终心存愧疚，才组织众病人来到废弃学校里同舟共济。而赵得意和琴琴终能成秦晋之好，太半也要感谢“老柱柱”的鼎力襄助。当琴琴遭遇来自前夫和婆婆的压迫时，也是“老柱柱”苦口婆心的前往劝说琴琴的前夫。相较而言，赵得意与琴琴似乎并未做出什么自我牺牲，当琴琴的婆婆来兴师问罪时，赵得意只是无赖般的利用自己的艾滋病人身份耍“横”，便轻易吓退了她。而为了跟琴琴结婚，赵得意甚至不惜拿出自己的房产，此时，妻儿的利益早已被他忘至九霄云外。最终大哥赵齐全利用各种手段为赵得意和琴琴办理了结婚证后，二人欣喜若狂，开始沿村逐屋散发喜糖，而在这一再婚事件中，赵的前妻一直是缺席的——显然，当她带着儿子离开赵家后，已被赵家“除名”，从而丧失了在家庭中的任何权利。从这个角度来看，赵得意虽然罹患艾滋重病，但他对前妻的夫权压迫，始终是不言而喻的。

有趣的是，对于赵得意和琴琴的情感刻画，导演顾长卫也表露出了某种浓烈的“第五代”情结。首先，野合成为了二人最初的情感表达方式，从学校里的苟且开始，赵得意和琴琴一直在众人不注意的角落里“恣意妄为”，铁路上狂奔，草丛间放浪，这些无不让人想起“第五代”常用的高粱地、“西北风”等意象，当赵得意和琴琴双双冲破性“枷锁”而享受鱼水之欢时，几乎让观众忘记了这是两个艾滋病人。其次，在强势的男权逻辑下，赵得意和琴琴表现出了某种畸恋的乱伦意味，两人频频以“爹”、“娘”互称，赵得意发病高烧，琴琴更是用“喂奶”等挑逗性乱伦语言来“刺激”赵得意的生命意志，这些情节仿佛都让我们看到了某种似曾相识的“第五代”风格。

当然，在底层叙述中注入爱情叙事的成分在当下的本土文艺作品中并不鲜见，有论者就曾指出，相对于亲情、友情，时下在几乎每一篇底层作品中都包含着爱情叙事，从客观上来说，爱情作为一种叙事策略，委实为充满苦难、贫困和屈辱的故事添加了一抹亮色和柔情。（10）但在《最爱》中，影片的爱情表述却更多的基于市场的逻辑而进行，基本丧失了其对于底层故事叙述的艺术价值。无疑，作为一部云集了大牌明星，在国内院线正式公映的电影，《最爱》不可避免的被卷入到市场的漩涡里，于是，为了向市场献媚，我们看到顾长卫导演更多的把底层爱情表述成一种野合与乱伦的奇观，在影片的后半部分里，故事基本上局限在赵得意和琴琴的二人世界里展开，而在这些段落里，充满性意味的床笫挑逗成为了影片叙事的主体，为了让女演员通过展示“裸体”来满足观众的窥淫癖，顾长卫导演甚至不无牵强的给琴琴加上了一场赤身露体的戏分。坦率的说，这些情色镜头极大的伤害了影片的底层叙事基调，使得《最爱》开始呈现出某种类似于都市爱情片的不伦不类气质——不过这些处理对影片的票房应该是多有裨益的，如果我们注意到《最爱》的宣传海报的话，我们会发现其与前不久上映的另一部电影《将爱（情进行到底）》极为类似，而这种宣传策略无疑也映照出了《最爱》叙事重心的倾斜。

作为当下电影市场上的一部快速消费品，《最爱》在营造底层影像的同时，也着力将苦难叙事凸显了出来，从而明显的体现出影片的“苦难崇拜”倾向。在影片中，顾长卫导演不厌其烦的强调着人物的苦难境遇，而且跟许多当下本土的底层作品一样，《最爱》中的“苦难崇拜”也呈现出畸形的片面状态，人物陷入了无边的“苦海”之中，在影片中，“所有的弱势者始终处于被伤害被侮辱的地位，他们的尊严被不断践踏，他们的反抗充满绝望，他们的不幸永无止境”。（11）显然，这种对于苦难的迷恋式展演已经不再具有道德审思和权力批判的充分力量，感官刺激已成为切中观众心理的主要依托，在这一创作逻辑中，苦难叙事被希冀为能够有效的转化成电影的消费动力，从而使得影片在观众们面前幻化为了一道供“苦难消费”的怪味光影大餐。

为了进一步渲染苦难消费所引发的感官刺激和视觉冲击，导演甚至给影片添加了一层悬疑色彩，全片以赵齐全的儿子被毒杀为叙事开端，使得影片在一个充满惊悚、悬疑的氛围内展开叙述。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惊悚式苦难叠加”其实是当下底层小说中一个常见的叙事模式，“它们给我们带来的往往是惊悚、血腥、堕落和挥之不去的绝望”（12），毫无疑问，《最爱》沿袭了底层小说中的这一叙事模式，但惊悚和悬疑只是障眼法，当导演引发了观众的观影兴趣后，故事根本没有在寻找杀人凶手这一线索上展开，影片所着力营造的，还是充斥着血腥和堕落的冲击性画面。随着剧情的推移，越来越多的艾滋病人离世而去，利欲熏心的赵齐全依旧只手遮天，无论是道德高尚者还是道德低劣者，“热病”引发的死亡是唯一的结局，在这个贫瘠的小山村里，村民们既没有自救的可能，也看不到外力拯救的希望，“挥之不去的绝望”贯穿影片首尾。而在最后琴琴病发身亡的戏分里，赵得意痛苦的挥刀自残，导演让摄影机冷酷的对准汩汩流出的鲜血，特写镜头使得整个银幕成了一幅饱蘸血腥的画卷，也让影片煞费苦心给观众营造的“苦难消费”体验最终转换成了廉价的视觉感官刺激。

在笔者看来，《最爱》中的底层叙述是扭曲、片面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作为他者的底层不应该被文艺工作者特别是电影工作者们所表述，正如前文所论，绝对“纯真”的底层叙述是不可能存在的，在当下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与其想象某种独立的、纯正的、不折不扣的底层经验，不如在社会各阶层的比较、对话、互动之中测定底层的状态。底层并非事先独立地存在，底层是多重对话之中产生出来的主体。”（13）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我们对《最爱》中的底层叙述做出何种评价，导演顾长卫将底层视角纳入新世纪的中国电影中，并尽力的将其与市场－观众相耦合，这些努力都是值得后来者学习的。只有当充分数量的底层影像登上大银幕，并尽可能的进入观众视野后，关于底层的良性多重对话才有可能在电影场域中展开。

注释：
* 本文评论的《最爱》以内地首轮公映的版本为准。
（1）聂伟：《“假领子”、底层奇观与大银幕生产——近年来第六代电影创作的几个侧面》，载《南方文坛》2011年第1期，第141页。
（2）朱洁：《中国新生代的电影观念、审美追求和艺术创造》，载《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第56页。
（3）[印]查特吉：《关注底层》，载《读书》2001年第8期，第13—14页。
（4）Stephen Morton,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p.52—53。
（5）参阅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6）李运抟：《中国新世纪底层叙事的意义与问题》，载《广西文学》2010年第1期，第90页。
（7）[美]斯皮瓦克：《从解构到全球化批判》，陈永国等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8页。
（8）刘旭：《底层能否摆脱被表述的命运》，载《天涯》2004年第2期，第47、49页。
（9）洪治纲：《底层写作与苦难焦虑症》，载《文艺争鸣》2007年第10期，第43页。
（10）陈棽：《身份认同与爱情叙事——当前“底层小说”的两个关键词》，载《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第139页。
（11）杜琦慧：《浅议“底层写作”中的“苦难崇拜”倾向》，载《文学界（理论版）》2010年第6期，第239页。
（12）黄鹄：《论“底层写作”的叙事陷阱与主题缺席》，载《语文学刊》2011年第2期，第25页。
（13）南帆：《五种形象》，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4页。

  作为一部艾滋病患者题材的电影，《最爱》并没有回避人的劣根性，那些对贪婪，对蒙昧，以及对欲望的淋漓刻画，让整部电影呈现出一股子生猛与放浪，因为这股生猛与放浪，这部电影才没有像其他电影那样落入道德的架空世界。基于这种设置所造就的人性的真实，使得一场爱情悲剧，更让人感觉周身寒冷，悲从中来。
　　对于艾滋病患者，舆论的主观视角通常会自然地投以同情，这种将其弱势群体的定位，容易让创作者为其虚构一个完美的道德世界。《最爱》的精彩之处，就在于它突破惯性思维，将地点设置在一个愚昧封闭贫穷的山村里，将故事建设在一个充满蝇营狗苟，存在自私自利勾心斗角和尔虞我诈的现实基础之上。
　　艾滋病患者处于“多活一天是一天”的生存困境。在他们身边，是经济洪流中贫困的村民同样以自己的方式来巩固自己的生存权，盗伐山林、倒卖棺木、遗嘱离婚，现实的残酷更凸显出人性。与此相比，这些险恶现实挤压着艾滋病患者的生存空间，对热病的恐惧和歧视，反而落在其次了。
　　娘娘庙小学是艾滋病患者的“和平饭店”，但和影片里表现的所有快乐都非常短暂一样，这里只是外部欲望世界的一个缩影，因为欲望无处不在，无论它的宿主是疾病还是健康。
　　偷窃代表着一种贫穷境况下对物质的战友，这和艾滋病患者“多活一天是一天”一样，都是生存的欲望。在这种语境下，这两种占有都无法否定。偷米是因为要照顾家人，偷棉袄是为了兑现承诺。影片甚至为赵齐全安排了一段独白，来说明在这个基本上反面的角色身上，导演也并非简单的善恶标准。
　　商琴琴和赵得意的结合也是一种欲望的演绎，爱其实是种性欲的驱使。一个是一年多没有摸过老婆的手，一个是饱受丈夫虐待打骂，当两人在午夜房顶初次相会，那时还没有爱，仅仅是对压抑性欲的发泄和满足。当两人因为偷情再次遭遇家庭的压力，他们才因为同病相怜而更加靠近，逐渐演变成更进一步的情感。
　　这种无法简单定义的情感，包含着较大比例的爱情，当然也包含着同病相怜同仇敌忾，以及为生存权的某种赌气。当他们身处其中，那是种无法辨识的复杂情感，只有在经历死亡之后，你才发现冷暖依偎着走过的那个阶段，才是一辈子深入骨髓的“最爱”。

   进场的时候，sugar对我说，据说很虐。参考了豆瓣的评价，我很得意的说，没有关系，我带够了纸巾。

  谁知道，我猜中开头，没有猜中这结尾，我带够了纸巾，却不是用来擦眼泪，而是用来捂着嘴巴，省的恶心的呕吐出来的。
  章子怡出场的第一个镜头是相当给力的，在那个灰头土脸的小学里，连最漂亮的雯丽大妈也是常年一件军绿色外衣，泼辣彪悍而土气。一身红衣、年轻貌美，打扮娇俏章子怡出现了，这是最直观的性别符号，对这些压抑绝望的男人们的刺激是赤裸裸的，我们甚至能听见那一扇扇玻璃窗子后哗哗的口水声。这是所有黄土地里的爱情故事最常见的桥断了。接下来，应该是也流着口水的郭富城上场了吧。
  故事是怎么开展的，还是一个俗气的桥段，章子怡的红袄袄丢了，老实正直的校长想了办法：让小偷半夜悄悄放回来。但是好奇害死猫，我们当然可以理解章子怡想抓小偷的心情，也可以理解一年多没有性生活的郭富城的闲的蛋疼。于是俩人在房顶相遇了。哦，接下来呢，如果是烂漫爱情剧上演，他俩就该看月亮看星星，谈诗歌谈人生。如果是正直革命剧，俩人就该在痛斥小偷品性败坏，捎带痛斥一下濮存昕的人性泯灭和与小偷斗智斗勇的艰苦斗争中产生同志般的情谊。如果是狗血伦理剧呢，就是哭诉各自的妻子和丈夫的冷漠和命运的不公中，惺惺相惜，产生同命相怜的爱情。
  可是，顾导还是延续了你期待美好，他给你猥琐的极品路线。偏不让你猜中这结尾，接下来上演的是，日本爱情动作片。郭富城果断果敢，直抒胸臆的表达了对于妻子不和自己性生活的饥渴，还对章子怡不和丈夫性生活表示了不解。然后，直接急吼吼色狼上身，上演了霸王硬上弓，可怜的美丽的矜持的章子怡，无力抵抗，无奈就烦。让我们相信那是无奈就范吧，那绝对不是欲拒还迎，半推半就，矜持的章子怡连台词都是：不要，不...要...啊...那静谧的夜晚中想起来的绝对不是饥渴男女荷尔蒙激增的声音，而是纯洁男女心灵碰撞出的火花。
  勾搭成奸，啊不，猩猩相惜的俩人开始了美好的热烈的谈情做爱，啊不，谈情说爱中，你看，那废弃的仓库，无人的山坡，到处都是他们爱的见证，总之，就是他俩的爱，被全村人都看见了。那个凶残暴力的章子怡的丈夫蔡国庆，过去对患者不同情不怜悯，对患者实施拒绝性生活的冷暴力，后来又亲自驮着米把章子怡送进了小学这个患者集中营，在这时又对她进行了泯灭人性，野蛮低级的报复，让她游街。而郭富城呢，这时候，英勇机智的采取了战略躲藏的作战方法，对被抓奸在床的章子怡被赶回娘家采取了不闻不问的态度。

   事实证明，这是伟大的战略，正确的战略。因为爱美的章子怡要回来取夏天的衣服啊。于是一年之后的郭富城截住了章子怡，先是上演了一出动作片，一年多了么，你懂得，然后俩人时髦的私奔了，虽然还在本村，但是私奔的时髦本质不能变啊。解放区的天是蓝蓝的天啊，私奔的俩人腰不疼了，腿不酸了，走路也有劲了，光天化日下洗衣服都可以直接穿蕾丝小吊带了，连做爱都可以一天两次了啊。由此鉴定，最近颇为轰轰烈烈的二王私奔，绝对是看了最爱之后，对私奔生活激起了美好而纯洁的向往，顾导，一定要记得问王功权要版权费啊！
  物质基础有了，一天两次的俩人不饥渴了，终于开始琢磨精神层面的追求，于是俩人做了个伟大的决定，趁活着，结婚吧。郭富城这个封建社会的反叛者，为了追求真爱，毅然决然的打破了封建社会的枷锁，把自家的小院送给了章子怡的丈夫蔡国庆，至于郭富城死了他的孩子怎么办，这么俗气的问题，就留给他那个对他性生活暴力的前妻好了。结了婚的俩人生活更加和谐了，除了探索一些生理知识外，也开始了对医学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探索。你看，对于发烧了降温这个问题，就不仅可以采取打针吃药冷敷的手段。聪明的章子怡探索出了新的办法，那就是把自己泡在冷水缸里，通过把冰冻自己的身体贴上对方，来对郭富城降温。可见，我们平时老讨伐那些狗血电视剧是不对的，谁说那些电视剧没用，你敢说这个办法，不是顾导在看了狗血武侠剧里，女猪脚主动脱光衣服，用火热的身体温暖冰冷的男猪脚的办法后想出来的。不要说那些向郭富城身体上泼凉水的俗气办法，首先，美丽而柔弱的章子怡，抬得动那么沉重的水缸吗？其次，不这么办，我们这些庸俗的观众怎么会有不光看到了郭富城的裸体之外，还看到了章子怡裸体的福利？得了便宜而卖乖是不对的，所以，这个办法是伟大的，正确的，当然了，科学尝试总允许出点小差错的，于是，美丽的章子怡啊，就冻死了啊。接下来我们必须相信郭富城对章子怡是真爱了，他自残了，他不是自杀了，他自残了啊，你敢说那血淋淋的镜头暴力，残忍，恶心？真是没品味，这是多么浓烈的爱情的表现形式啊，简单的殉情自杀绝对不能表达郭富城对章子怡的爱，必须要用这种血腥的自残才能表达那漫山遍野的赤裸裸的爱啊。
  综上所述，这绝对是一部感人的，深情的爱情（动作）片。来，让我们一起喊：趁活着，做爱吧~~~~~~~~~~~~~~~~
 最后，我忒真诚的希望顾长卫老老实实的当摄影师，给他老婆掌镜吧，起码蒋雯丽一部我们天上见便可以将他甩到拍马都赶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