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女性

    这部电影创作与１９３４年，由联华公司出品，导演蔡楚生，主演为阮玲玉、郑君里等。作为标志着蔡楚生电影事业迈向成熟的辉煌篇章，《新女性》这部影片可圈可点之处实在不少。该片上映时有插曲而无对白，可以看作是中国电影由无声通往有声的过渡桥梁。影片中，阮玲玉的表演也可谓入味三分，哀艳绝伦。然而在这里，我只想浅谈我眼里的《新女性》在创作上的三点特色。
一、叙事流畅
    我想，《新女性》最大的特色便在于它在叙事上的流畅。而这从来都是蔡楚生电影吸引观众的一大亮点。
    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青年女性韦明，出生于封建的书香门第。她不仅面容姣好，身段妖娆，更是多才多艺，有知识有文化。韦明为了追求自由恋爱，脱离家庭，与恋人离家私自生下一女。但不久后韦明却遭遗弃，只得只身来到上海，在一所私立学校里做了音乐老师。容貌出众的韦明不幸被学校里的董事王博士看中，但面对王的猛烈追求，韦却不予理睬。工作之余，韦常向报社投稿，认识并喜欢上了编辑余海涛。鉴于从前的痛苦经历，韦从未向余道出真情。韦的邻居李阿英是一个进步的女青年，在相处之中同韦交上了好朋友。王博士为了报复韦，设局将韦辞退，之后便可假惺惺地关照韦，但韦不为所动，拒绝了王。祸不单行，韦与幼女重逢后不久，女儿患上了肺炎，急需治疗。为生活所迫，为只得听从房东的安排做“一夜的奴隶”。没料到嫖客居然是王，韦一气之下掴了王一耳光，冲了出来。眼睁睁见着女儿在自己的怀里断气，为再也无法忍耐，在悲痛之中服毒自杀。还好余刚好赶到，将韦送往医院抢救。韦稍稍清醒之后，经过李的启发，发出了“我要活，我要活”的时代强音。但是，医生也无力回天，最终韦在悲愤中香销玉损。
    不少人在观赏影片时跟随故事情节一起，时而开怀大笑，时而揪心哭泣。电影让他们恨坏人，爱好人，同情主人公的遭遇和命运。这部影片之所以对观众有莫大的感染力，除了引人入胜的剧本之外，更在于导演在叙事流畅上下的苦工。不仅场景与场景之间的蒙太奇用得十分顺畅，就连单个的场景也是费尽心思。由此，影片在叙事上呈现出脉络清晰，层次分明，时空转换地丝毫不留痕迹的美感。导演蔡楚生巧妙地运用电影蒙太奇的手法，用交叉叙事和对比叙事相结合的形式，在同一时间下转换空间，从而步步展开情节。
    一个很好的例子便是影片在叙述韦明与身边的人物——王博士、李阿英、于海涛——的关系时所运用的蒙太奇。韦明在电车上遇到于海涛和分别多年的同窗王夫人之后，便一同前往自己的寓所叙旧。也就是在韦明与王夫人闲聊的时候，王夫人的丈夫王博士开始了梳妆打扮预备同韦约会。其中场景的转换与衔接处理得都相当自然。之后，韦对王的软硬兼施无可奈何，只好与他同往歌舞厅。与此同时，工会的李阿英正在工人文化补习班给工人教课。于是，镜头在这两个场景中来回切换，很好的将韦的堕落与李的进步相对比。
    同样，这种手法还出现在影片结尾部分。绝望的韦明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愤而服安眠药自尽。经抢救之后，暂时脱离危险。与此同时，卑劣的王博士羞辱韦明反遭韦怒掴一耳光之后，想出了更加恶毒的办法来报复。他勾结无耻的报社记者，歪曲事实，把韦描述成私生活混乱不堪的女人，并以此作为韦的自杀原因报道了出来。这一过程中，镜头反复在医院与餐厅之间切换，将在苦难中奋力挣扎的韦与可耻的王进行比较，对比愈加明显。
二、画面细腻
    在电影语言上，影片的另一大特点便是细腻。
    导演蔡楚生十分注重镜头拍摄和组接对内容表达的清晰和准确，以及画面视觉上的明丽、优美。这些都可以从一些细节处理上具体地体现出来。
    当韦明靠窗坐在汽车里，想起与前夫相爱相离的回忆。于是，当年场景的一幕幕映在车窗上，形成当下与往事的联构。不用过多的笔墨渲染，往昔的故事自然而然地交代清楚，并且显得形式新颖。
韦明从歌舞厅回来，在弄堂口遇上教完夜课的李阿英。镜头里，从韦明身旁走过去的李阿英的影子越拉越大，以致形成一个巨人，由此也意味深长地蕴含对新女性的赞美。
    为拯救病危的女儿，只得听从“拉皮条”房东的安排，去当“一夜的奴隶”。当韦梳妆打扮好之后，她久久地凝望着镜子里的自己。在这个场景中，导演给了几个特写，重点突出韦在此刻的无奈，同时也映衬了现实的黑暗和女性独立之不易。韦走出房间后，一度十分犹疑。而房东受暴利的驱使，假惺惺地安慰着韦。此时镜头在丑恶的房东奸笑的脸部特写与韦悲痛不已的面部特写之间切换，再一次形成对比。在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向金钱出卖灵魂的这类角色的丑态之余，更加勾起关者对主人公的同情。
    韦明拼死不从，夺门而出之后，一脚踩空，从楼梯上摔落下来，她挣扎而起，奔出门外，坐上一辆黄包车回家。这时出现一个特写镜头：在豪华旅馆摇曳不定的灯光照射下，显出韦明切齿痛恨、悲愤难抑的脸和颤抖着的身躯。可以想见，此时的韦是何等的悲痛。回到家中，余海涛去筹借抢救孩子的医药费尚未归来，孩子已经奄奄一息。韦明抱着孩子，内心如焚，她贴紧女儿的脸，万念俱灰。此时，导演再一次用大特写镜头来表现韦的内心写照，深刻而动人。韦贴着孩子的脸，断断续续地说道：“孩子，我……们是……没有希……望的！你去了！妈妈也就跟你来了！”孩子死后，韦明的姐姐哭得死去活来，而韦却异常地平静。这里的对比也是通过镜头切换与特写表现出来的。当韦一片一片地慢慢吞进安眠药，导演再一次不吝惜大量使用特写镜头。对人生的绝望，与外在的镇静取得了相辅相成的效果。丰富的内心活动凝结在心如死灰的神情之中，正如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只有她的那双眼睛，怔怔地望着人世的彼岸，绝望、无告、悲哀、愤怒从她的眼中快速闪过，最后归于平静。连对人生的最后一点依恋也没有了，也就只剩下虚无和冷漠。
三、夸张表现
    影片另一大特色便是夸张。
    影片活生生地牵动着观众的神经，让观众的感情跟着影片的情节一道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夸张的表现形式。且不谈演员生动又略显夸张的表演，在镜头蒙太奇的使用上也是极尽夸张的表现手法。
让人映像最为深刻的是韦明在死之前喊出的那句“我要活，我要活”。导演对韦明寻死是怀有批判态度的，便可从此处的呐喊看出来。韦明本是省悟了的，她是愤怒着喊出这句话的。韦明的呐喊并未挽救自己的生命，但在此刻，生命早已显得微不足道，重要的是她所喊出的这句话本身。可以看出，这句话并非是单纯的、发自韦明的呐喊，它更是影片对这残酷歪斜的社会最真切的控诉，也是替处在社会底层的女性同胞们发出的对真正的新女性的呼唤。
    在这部影片的前半部片子中，韦对余海涛的细腻、复杂和感情的克制也表现地十分夸张。当余来到韦的住所商量长篇小说出版的事宜。余一本正经地谈论着出版事宜，可韦却心里寻思着和余要好的事。这里，无论导演有意无意，结果的确如此。或许有人认为此处是由于阮玲玉理性多于直觉的错误表演，但我想，此举也歪打正着。由此，它为这部沉重的影片平添几分幽默之趣。
    相似的场景同样发生在韦的处所里。当经常对韦胡吹乱捧的报纸记者来到韦的房间拿她的照片，见她此时落难，也动了无耻的念头。他正对着镜子整理着装，想象着同韦要好的情景，不仅夸张，更是有点搞笑之嫌。然而无伤大雅，这种程度的幽默正是观众所喜爱的。
    在刻画劳动女性李阿英时，影片便更显夸张了。当韦悲愤地跑回寓所，王博士也紧跟而来。王本想再一次羞辱韦，却在争执之中被李打得抱头仓皇而逃。这里的叙述节奏都是轻快的，这也是在影片表现手法上的夸张表现。看着李轻轻松松地将王推个人仰马翻，我们也深感痛快。
如果以为这是部单纯的赞美新女性的影片，那就大错特错了。
    据了解，影片基本上取材于１９３４年２月自杀的明星公司女演员艾霞的生平与遭遇。艾霞是个北平姑娘，因反对包办婚姻，愤而离家，一个人来到上海，靠自己的奋斗和努力走上文艺之路。在她生活难以为继时，应朋友介绍，曾有求助于素不相识的蔡楚生。蔡楚生八她介绍给了“南国剧社”的田汉。艾霞多才多艺，还能写作，明星公司的《现代一女性》就是他自编自演的影片。可是这个很有前途、发愤自强的女性，却在黑暗社会的压迫下，于1934年拍完《现代一女性》之后服毒自杀。
    实际上，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的这部影片所揭露了的社会黑暗视野十分之广阔。不仅入骨三分地揭露了剥削阶级的荒淫无耻和阴险卑劣，而且揭露过去极少涉及的新闻界、教育界、出版界的黑暗和腐败，此外对处在社会底层的人们更加是充满悲悯与同情。
    在极具创作特色的表现下，人们认识到了导演等创作人员的思想境界之高。揭黑不在话下，而且暗示着人们应该向工人阶层学习，面对惨淡的人生，要克服软弱，坚强地活下去。

   妓女形象的隐性叙述。

   如何将妓女问题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
   五四话语、报刊、知识分子
   电影例子：
   

   但是，一个名叫全国改革联合会的组织致“花界姐妹”书，则谈到娼妓业的情况，云姐妹们没有好的生路，只好被迫卖身，成了天下可怜人，但是她们可以通过组成小组、在全市散发传单、宣传救国的方式，使国家和自己的前程得到改善。这里，国家命运同娼妓命运的改善联系在一起。
    （危险的愉悦——妓女与国家）

    就在以上一个个故事的累积中，不但国家大事越来越成了妓女生活中的大事，而且高等妓女在国家政治事件中的作用也在不断地被放大。指南书和报纸上，高等妓女的政治行动和花边新闻同时刊布，一边是青楼进化团、妓院参与全市罢市行动的报道，一边仍是新近谁同谁好了、流行的款式、谁生病了等等的名妓消息。名妓新闻内容和活动范围的扩大，根本没有转移“坏女人”、“好女人”在做什么这个主要聚焦点，大多数高等妓女在公众面前的展露，仍与传统的色艺范畴相关，而不是爱国主义和自我更新的行为。

    但不管怎么说，报道中持续出现了一种新的亚主题，它视高等妓女为受到威胁的国家中的公民，认为她们因职业低贱而处于特别危险的境地。随着报道不断将高等妓女与国家联系起来，对娼妓生涯的理解也形成了新的认识，那就是为了中国的强大和现代化，不仅一般的娼妓、而且高等妓女也应列为改革的目标。

    
     

韦明与王博士在舞场看表演，演到男人手拿鞭子鞭打女人。她心疼的捂紧胸口，王博士在一旁睁大了惊奇的眼睛鼓掌叫好。女人被打的匍匐在地，无声的哀嚎更是刺痛了韦明的心，王博士惊讶，又新奇着。女人而后挣脱了束缚和枷锁，欢快的跳起舞来，韦明的嘴角，也露出一丝得意的笑.....
两种反应的极端表现，根源上说明了旧社会对女性价值的否定和轻视。他们将欺辱看做习惯，把别人身上的疼痛视作自己消遣的工具。这是明确的隐喻，含蓄的表达主角的思想和立场，在电影技术和思想逐渐发达和成熟的今天，电影人早已不再用这种低能简易的方式搭建观众的感受。包括在后一段中，韦明钟爱的“不倒的女性”。这也是二三十年代，电影最朴素而真诚的批判方式。你可以看见在今天看来不必要的技术性转场随处可见，划像，叠画，黑影..时隔近一个世纪，我注视着屏幕里向往自由的阮玲玉，想象着幕后的电影工作者，中国最早的一批影像艺术家。内心里最多的情感，是敬意。
这部充斥着旧社会批判意味的现实主义作品，出自一个优秀男人之手，他是蔡楚生。
韦明配得上她教员的职称，学校里孩子们都喜欢她。但因为不听话，要独立，唯一的生活保障被拥有权利和金钱的男人剥夺。她在外有一个女儿不为人知，是她违背家庭旨意，执意追求爱情的结果。但这可悲的爱的另一方，却遗弃了她。王博士可以比作社会对女性的无情压榨和欺辱，孩子的父亲，则是女性在感情上得不到保障的可悲事实。仅凭一个女人的脆弱形象，怎么可能反抗这些把她欺辱在地的男人。她憧憬自己作为一名独立的作家表达理想，倾诉内心的苦闷，可是就连出版商，都只是因为看中了她照片上美艳的貌。
电影最后只能以悲剧收尾。韦明在走投无路的绝望中自杀，后来她醒来，看见报上已经对她的八卦和绯闻大肆传播，又重新振作了力量。可这次，身体不再允许她活下去。
这部电影上映于1935年2月。同年3月，饰演韦明的阮玲玉自杀，留下了五字遗言“我何罪可畏”。历史时间的惊人相似和重合，让我喟叹惋惜。

这段时间在补习中国电影史。留意到二十年代与三十年代之交，有声技术开始出现。但这部电影上映与1935年，还保持着严谨的默片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