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一

1、即使是暴力的過程，馬東錫還是演繹了一個從理想性走向現實性人物的過程，他最終創造了一個理論來安撫自己的絕望，以遮蓋自己精神的喪失。

2、故事一開始女孩遇害，觀眾都想問為什麼？這也是故事人物所尋求的，但是，導演從頭至尾隱蔽了行凶的理由和動機，這是精心的設計。回頭問，為什麼這個烏合之眾聚集的組織要對人施暴？即使有成千上萬個理由，也無損於施暴的事實。電影開頭揭示了一個窮凶極惡的邪惡軸心，然後用對照組讓我們觀看其形成的過程。

3、電影分化了三種人：受暴者、施暴者、旁觀者。故事終端，這三者混成一體，成為一個沒有臉孔的恐怖分子。

4、把自己當做非人的機器，以「我只是做好工作」為理由殺人，在西方社會更被熟知，是從漢娜鄂蘭提出平庸的邪惡開始：

審判中艾希曼說：「我無罪。我不是那個被打造出來的禽獸，我是謬誤的犧牲品。」是的，艾希曼只是服從啊，服從難道不是美德？他，不屬於統治階層，受罰的應該是領導階層。

5、創造啟示永遠比給予教訓還要好，這是劇本在臺詞撰寫上過於直白而失誤的地方。更大的失誤，在於電影給了我們警告，但沒有給我們願景，因為，他們當中沒有人具備對生命的愛。

6、昨天，臺灣新聞一如往常的播報社會凶殺事件，播報者以正義魔人的姿態登高一呼，用「輕判」、「凶手冷眼旁觀」、「悠哉的抽著菸」……等情緒高漲的詞彙來渲染情節，企圖挑動起輿論，控訴刑罰過輕。我想到2012年留學生在東京殺人，最後卻在名古屋參加AKE48偶像活動中被捕，媒體24小時反覆宣傳殺人後不可思議的鎮定行徑與娛樂的心理，多數民眾對此激憤不已，恨不得手刃這個魔鬼，或文明的說，判惡徒以極刑。金基德的電影並非「杜撰」恐怖情節，故事最後的提問「我是誰」，把你屏除於旁觀者之席。

7、佛洛姆，人類新希望，2希望，三信念：

信念不是脆弱形式的相信或知識；不是對這個或者對那個事物的相信，信念乃是對尚未證明事物之信心，是對於真實的可能性之認識，是對於孕育中事物之察覺。當信念指的是真實而尚未誕生的事物，那麼這個信念就是合於理性的，它是置基於知識與了解的能力上，這種能力穿越了表層而看入核心。信念，和希望一樣，並不是對未來之預斷，而是看到「現在是依種孕育狀態」。 「信念是確定的」，這句話需加以解說。就真真實實有可能性而言，它是確定的，但若以毫無疑問的確斷而言，它則是不確定的。……這乃是信念的困思之處：它是對於不確定者之確定。就人的所見與了解而言，它是確定的；就事實最後的結果而言，它是不確定的。在科學上可以預斷的事物，我們無須信念，對於不可能的事物，我們也無須信念。信念乃是基於我們的生活經驗，基於我們改造自己的經驗。對於他人的改變之能夠具有信念，乃是由於「我能夠改變」這種經驗的結果。 在理性的與非理性的信念之間有著重要的不同。理性的信念是一個人內在的思想或情感之積極主動的行為結果，而非理性的信念則是對外在所給予的某種事物之曲從——不論外在所給予的事物真或不真，一律當作真來接受。一切非理性的信念，不論信仰的對象是一個偶像，一個領袖，一個空洞觀念，其本質的因素都相同：它是消極性的。……在人類的關係中，對另一個人「有信念」，乃是意味對他的生命核心可以確定，也就是說，對於他基本態度的可靠信與不變性有信心。同樣，我們可以對我們自己有信念，並不是我們的意見不會改變，而是我們的生命基本指向、我們性格結構的母體不會變更。構成這種信念的條件，乃是我們自我的經驗，是我們是否有能力正確的說「我」，是我們自己對自己的認同。

8、佛洛姆，人類新希望，4人性是什麼意義，3方向座標與奉獻座標之需求：

人，只要在他還沒有達到他的進化中的較高形式，就需要領導者。並且實際上十分渴切去相信那些虛幻故事，以證明他們的國王、神、父親、君主、教士等等的合法性。這一種對領導者的需要，即使在我們今日最為啟明的社會依然存在。即使向美國或蘇聯這樣的國家，關於每個人的生死的決定，還是放在少數的領導者手裡，或某一個人的手裡，他以政體所給予的正式委任而行動——不論政體為「民主的」或「社會主義的」。人為了求得他們的安全，而愛著他們的依賴狀態，特別是，如果在物質生活上讓他們相當舒適，並且能夠讓他們相信洗腦是「教育」，而屈服是「自由」。 ……人在對於一個優越的權威關係中，找到情感的締結，而對於那優越的權威，它是盲目服從的。由於仍舊同自然、同母親（如大地）或父親（如宗教）締結在一起，人確實感覺到在世界中如在家室，為了這個安全感，他卻付出了極大的代價，包括屈服、依賴，並阻斷理性與愛的能力充分的發展。當他應當變為成人之際，他卻停留在兒童階段。

世界上有那么些导演一直坚持用同一种风格来执导电影，十数年或者数十年如一日，随便掰指头数数，西方有埃里克·侯麦、佩德罗·阿尔莫多瓦、科恩兄弟，东方则有山田洋次、王家卫、金基德等等。「风格如一」有时候像把双刃剑，处理得好，那叫开宗立派、建立风格，比如侯麦、布列松。若是处理得不好，那叫江郎才尽、令人生厌，比如蒂姆·波顿。

「好」与「不好」不在于他们的执著和倔强，而是在追求同一样东西的时候是否能呈现出不同的变化，或者说有没有在不断地认识自我中取得进步。按照这样的标准，金基德算不算伟大的导演或许尚不能盖棺论定，但至少是个「好」导演、是个有追求的导演。

2011年的那部自导自演的纪录片《阿里郎》可以看作是其导演生涯的分水岭。在此之前，金基德在欧洲三大电影节频频获奖，但在韩国国内却遭受冷遇，作品也被冠以「粗糙晦涩」之名，颇有点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意思。然而随着创作灵感的逐渐枯竭、弟子的离去、以及片场的一次意外（忘了喊卡而差点让一名女演员丧命），终于使他选择去江原道过起了离群索居的「原始生活」，用三年时间反思自己的人生和创作，并拍下这段心灵旅程，剪辑成了《阿里郎》。

在此之后，金基德仿佛换了一个人，从原来的孤傲怪异转变为平易近人，甚至还参加了韩国的综艺节目。而其接下来的作品《圣殇》和《莫比乌斯》虽然表现着禁忌关系、充斥着血腥镜头，但却不再那么晦涩难懂，展现出某种蜕变。不过尽管如此，金基德电影的内核依然未变——始终关注着社会边缘人物和复杂的人性，用残酷和写实风格直指人们的精神困境与罪恶欲念。

2014年的《一对一》亦不外如是。很多观众评价此片莫名其妙、不知所云，事实上它的基本情节还是十分清晰的，一位女高中生被害，女孩的家人马海兵召集了六个社会底层人物组成了七人暴力团体，对参与杀害女孩的七个凶手依次进行惩罚。之所以某些观众会觉得看不明白，个人认为可能主要在于以下两点：

其一，背景交代不清、故事性不强。影片对于女孩如何被害、为什么被害、为什么会涉及国家高层人物完全没有提及，而且通篇几乎就是挨个抓捕和拷问的过程；其二，内容无序、人物混乱。导演在抓捕凶手之余不断穿插暴力团体成员的个人状况，同时让演员金永敏一人分饰八个角色，也难怪会令人一头雾水。

然而金基德仅仅是要讲述一个关于「复仇」的故事吗？非也！如果将「女孩」、「凶手」、「马海兵」、「暴力团体」等角色都符号化之后，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幅真实、残酷、绝望的社会图景。诚如他总结自己风格时所言：「不要太专注于叙事，而是抛出事件，让观众拼接、思考，像解密一样将细枝末节联系起来，从而得出一个惊人结论，而非拘泥于情节。」在《一对一》里，金基德着实在用凄怆悲悯的情怀来慨叹对自己国家的憎恶与爱恋。《诗经》中的《王风·黍离》有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句话恰能代表老金的心情，只有用心去看，真正理解他和这部电影，才能懂得他的惆怅。

金基德擅长描摹社会边缘人物，解剖他们的精神困境和自我挣扎。本片中七人暴力团体的成员便是社会边缘人物的典型代表，其中有受尽顾客傲慢态度的餐厅服务员、被占有欲极强的男人折磨的女人、归国后无所事事又被亲人奚落的留学生、被好友骗得倾家荡产而只能住在废墟上的流浪汉、为给老婆看病而欠下巨额高利贷的可怜丈夫、整天被老板呼来喝去的汽车维修工，而暴力团体的首领马海兵虽然曾是海军的军官，但现在却只是个亲人被害、无处伸冤的普通人。

这帮人生活得毫无尊严，犹如行尸走肉。在马海兵的召集下，他们得知能够抓恶人打贪官，于是欣然参与。可是由于毕竟没有切身利害冲突，在他们的心里恐怕是发泄不满、报复社会的情绪更多一些，这与马海兵从骨子里痛恨权贵、下手毫不留情、做事做到根有着本质上的差别。因此，当马海兵用酷刑折磨凶手，甚至枪杀了其中一个将军后，其余六人大多表示要退出团体，除了那个把马海兵当神般崇拜的餐厅服务员。

我们可以看到，这六个人退出团体的决心是和他们内心的绝望程度成正比的，不到万不得已或者说只要还能生存下去，谁原意与国家机器为敌？杀人可是要偿命的！如果说这六个人的妥协是不自觉的，是受制于社会制度与法律威慑的，那么马海兵的妥协则是自觉的。

作为被害者的亲人，为什么反而放过了最后那个高官呢？是因为马海兵在对七个凶手的拷问过程中陷入了越来越绝望的境地。这七个人的身份地位从低到高，从实施者到策划者，当马海兵询问他们是否后悔时，得到的却是几乎同样的回答，不是「根据上头的吩咐做事」就是「为了活着而这么做」，没有一个表现出悔意。直到面对高官，马海兵终于意识到若是自己也处于那个位置和立场，也会做出同样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人哪有好坏之分，每个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动物，为了生存、为了活着，都会去做违背灵魂的事情，而他自己用暴力手段对付凶手，和他们用暴力手段对付女孩也没有什么差别。面对这样的社会运行机理、面对这样的人性本质，马海兵彻底绝望了。

让我们再来看看一人分饰八个角色的金永敏。这八个角色分别是：职位最低的凶手（吴贤）、对服务员态度傲慢的顾客、占有欲极强的男人、留学生的哥哥、让好友倾家荡产的骗子、上门讨高利贷的打手、汽车维修店的老板、以及马海兵做军官时的下属。金基德为什么要如此安排？是演员人手不够？还是想让脸盲症的观众痛苦不堪？我觉得他这么设定的目的只有一个，用一种荒诞的手法来告诉观众，这个人不是特定的角色，这样的一个恶人，可以是你、可以是我、可以是芸芸众生中的任何一个人。

影片的末尾，马海兵看破一切、遁入空门。而吴贤作为第一个被抓捕逼供的凶手，释放后始终暗中观察着七人暴力团体的所作所为，最终带着悔恨和憎恶杀死了被马海兵放过的高官，随后又化身为手持狼牙棒的蒙面人打死了已成僧人的马海兵，完成了憎恨与复仇的循环交替。便如四季更迭，仇恨也是如此，旧恨未了，新仇已至，周而复始，永无止尽。

可以说《一对一》是金基德最为黑暗的一部电影，弥漫着刻骨的无奈和绝望，是以梦呓般的笔画勾勒出的一幅虽粗砺却精彩的现实素描，甚至没用其最偏爱的宗教情结去提供一丁点儿怜悯和救赎，无论你看懂还是没看懂，就那么摆在那儿，任观众自己去审视反思。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我在30岁才开始理解那些十几岁的学霸天才们为什么会放弃学业转向佛学，他们早早就不需要考虑温饱，不需要被人认可，他们先于常人思索着人-生命-世界-宇宙。影片确实如转发的影评说得那般绝望，但我认为是存在失真的，也就是说现实不至于绝望。如果真的角色对调，该发生的依然发生，未免小瞧人性了，我相信一定有人会突破桎梏打破枷锁。 关于人与人之间的爱恨，我有一些新的感悟。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很费解为什么我会非常讨厌鄙视一些人，而那些人貌似也并没有与其他人格格不入，因此我反倒时而觉得是我有问题。经过漫长的一段时间，我的感悟是我对这世界太爱了，我容不得他们那些在我看来属于致命缺陷的人性，他们是我爱的世界的潜在威胁，而且非常有可能在未来爆发，而一旦爆发就会出现影片里的链式反应，而且似乎永无尽头，直到出现下一个我所谓突破桎梏打破枷锁的人。 影片最终没有出现我所谓的有突破的人，因此一条链条永无尽头，直指绝望地狱。我猜想这与导演的生活阅历有关，很可能 他这些年生活的环境里没有遇到有光辉人性的人，于是他虽苦于求索却终得不到希望。20年末，金基德导演孤身一人客死他乡，死于新冠。希望他死前能原谅这世界。 影片里提到的种子确实是人，但我不认为是所有人，我相信人性的辉煌一面是无法抹杀殆尽的，我爱这世界，虽然很多时候他都并不可爱。

个人英雄主义的复仇行为，强加到底层弱势群体中以此达成苦难共情并合谋维护广泛的空间正义。在绝对权利面前，从属的每个执行者，都不过是政治体系的建构材料，国家机器阴影的一部分，无原则地靠依附政治意志而生存，供随时调取，或随意割弃，而这其中衍生的道德谴责和痛苦只由个体自行承担。

影片在乌托邦式的暴力中，责问生存，试探受难者在苦难的挣扎与不断施压中，所能激活的最大有效的反抗行为和精神能动性。即便这行为仍然苍白无力，让参与者都陷入质疑，发生内讧，开始本能地顺服苦难，不公，听天由命。就像片中为自己殉道的主角，他从一开始就拒绝了怜悯和妥协，否认了宽恕，就像那段令人胆寒又不得不直面生存本身的那段话：人的软弱也是种罪，就像是罪有应得，因为从一开始就不想摆脱这种生活，他们只想等一个机会，如果他们爬到高层的位置，他们也会充当施压者。

人活着，无疑是一种悲哀，在一潭死水般的泥鳅里，放进一条蛇头鱼，泥鳅们就会挣扎起来，为了生存，它们反而变得强壮，更适应于环境。尽管他被另一个疯狂的施暴者打死在石头上时，他依然还是没有摆脱受难者的形象。

但是，我仍记得那个个人英雄主义的暴力者，执行者，他只做了属于他能做的那部分，尽管微弱，但那才是他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