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学家的中国女孩

听说《植物园里的中国女孩》这部电影一段时间了，昨天终于找来一看。怎么说呢？画面的确唯美，如果说这是它的卖点，那么成功应该可以保证了。问题它的招牌不在画面而在内容，据说连吕克·贝松这位幕后老板也称其为“女版断臂山”。情况于是变得复杂。

整个观影过程迷雾叠障，时间、地点、人物，故事的基本三要素全都晦昧不明。一个中国人看一个号称在中国发生的故事如隔岸观火、隔靴搔痒，始终融不进去，什么地方出错了？我可以接受一个背景模糊的故事，却不能接受一个背景暧昧的故事。而《植物园里的中国女孩》，恰恰有着明确的背景，这背景又被拍得似是而非，荒谬由此产生了。

李明三岁在唐山大地震中失去双亲，那么等她长到影片中那么大，时间怎么也该推进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片中出现的唐山孤儿院，破败得象刚经历过一场浩劫，李明去道别的时候，堂堂院长竟跟个被打倒的“右派份子”一样，穿着蓝大褂在扫地。街上播放的仍是革命歌曲，李明和安安穿着五十年代《青春万岁》里那样的背带裤和黑布鞋。故事的发生地，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岛上，一切家什用具皆有古意，简直要倒退回二三十年代。可安安和李明去山上采药，手中分明又拎着个代表时髦的录音机。最明显的时代特征莫过于安安在部队当兵的哥哥那一身装束了，解放军哪年换装一查就清楚，新版军装和一次性饭盒这样的事物反倒混淆了我们的视线，基本可以宣告构建世外桃源的企图失败。

为了表现同性之爱如何迸发这个兼具禁忌和诱惑、颇为棘手的题材，导演精心预设各种“客观条件”：李明作为孤儿，而且是一混血孤儿，从小被视为异类的处境不言而喻，她的内心渴望关爱；专制乖僻父亲的羽翼下，安安战战兢兢长大，与其说是女儿，不如说是奴隶，因此她本能厌恶男性代表的强势，向往女性代表的温婉；哥哥只知道简单炫耀肌肉，其处女情节催生的暴力何其低俗；父亲对哥哥的暴力不闻不问，进一步瓦解了男性权威的合法性和威慑力。。。。。。

两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孩，从相似的伤中认出彼此，岂不顺理成章？

逻辑看上去很完备，可建造的方式太简单太粗鄙。歌颂女性之爱何必一味妖魔化男性，好象李明和安安的爱是被男权社会给逼的，这本身就是对“同性恋”的一种误读和歧视。我不否认环境是催生情感的必要条件，尤其心理上难以承受的禁忌之爱，如何突破，环境积蓄的爆发点至关重要，否则李安的《断臂山》也不会把两个男主角扔进一望无际的大山和一望无垠的寂寞里去了。可片面渲染环境的作用便会走入歧途，好象任何两个同性，只要他们面临着严酷环境的逼迫和挑战，就会彼此靠拢彼此取暖，进而彼此热爱彼此相属。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推断下去，那么同性恋的分布情况将会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众所周知，事实不是这样。

无论哪一种爱情，都是心灵的发现和唤醒，内心微妙的变化促使环境加诸的压力被敏锐地捕捉。对两个不谙世事的少女而言，开始的吸引一定无关肉欲，灵魂拥抱的迫切导致身体的试探抚摸，这一过程，甚或是圣洁的。导演却三言两语草草交代了她们的心情，就直奔丰腴的肉体诱惑而去：安安那被汗水浸湿的衣服，只有一双成熟的眼睛才能“发现”的性感，被纯洁无瑕的少女李明贪婪地注视着；夜晚的花房，水汽氤氲，美人春睡，裸露的肌肤晶莹剔透，垂下的枝叶青翠欲滴；洗浴，不断的洗浴镜头，在室外，在室内，镜头一寸寸划过少女们白皙透明的皮肤；终于，这对在目光中“垂涎”彼此身体已久的少女，赤裸裸站在了一个洗澡盆里。

这就是导演处心积虑铺陈了半天的“同性之爱”？我只感觉到一双异性的眼睛在镜头后面尽情地意淫。

纸始终包不住火，禁忌之爱的别名叫作“找死之爱”。父权旁落的教授某天晚上醒来，发现女儿不在房里，循声过去，终于目睹了她们的“丑事”，凶神恶煞扑向李明的教授，遭到他女儿背后拦腰一击，倒下了。他最后的死亡原因是：心脏病发作。他最后的证词是：女儿和儿媳的“爱”杀死了他。于是，导演奉献出最让外国人高兴最让中国人困惑的结尾：法官在法庭庄严宣布，同性之爱天理难容、法理不容！

她们的骨灰，撒入江中，永不分离。

恭喜你导演，你成功揭露了中国男权社会灭绝人性的同时，也成功传播了“在中国，同性恋是要判死刑”的这一谣言，而你传播的对象，当然不是我们这些中国人，而是给你投资、看你影片的外国人。

说白了，这就是一个按照外国人喜好，以外国人以为的中国符号为蓝本，制造出来的“中国盒子”。就象萨义德所说的东方主义：“是西方对东方支配、重构和施加权威的一种风格或方式，是对东方进行矮化、丑化、弱化、妖魔化、女性化、异国情调化的一种成规模的霸权话语，其中兼有调侃和悲悯的格调。”

必须声明我不是一个狭隘的民粹主义者，揭露中国的弊端、丑陋、顽疾可以，但请起码做到真实，如《小武》里的肮脏城市、卑微人生、淡漠看客；如《盲井》里矿道下面的黑暗寂灭；如《东宫西宫》里波澜不惊的心理对峙和引诱。遗憾的是，《植物园里的中国女孩》，我只看到谄媚。

这是一个拍给西方人看的东方，这简直象一部出自西方人之手的电影，连起码的时代背景都分不清，光顾着添加所谓“中国意象”的调料。它的导演却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戴思杰，1954年生于四川成都，现居法国。1971年至1974年在四川山区插队，1977年考入南开大学学习艺术史，1984年去法国深造，成为一名活跃的电影人。

从这份履历可以看出：中国，对导演戴思杰而言，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胎记无法磨灭，一项“原罪”无法抛弃。可从他导演的作品看，还真有为抱西方大腿而把艺术良心置之度外的勇气。

对他的作品我很熟悉，《巴尔扎克与小裁缝》算是一部“妥协”之作，难怪获准在中国境内拍摄。尽管周迅、陈坤、刘烨卖力演出，结尾仍给人怪怪的感觉：受“巴尔扎克”蛊惑走出大山、小裁缝的命运，叫人担忧。影片通过陈坤的旁述好象周迅最终“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了，但这不符合人情之常。生活不是一厢情愿的美好想往就能左右，它其实包含一些基本不变的秩序，遵循着最为质朴的道理。简单的僭越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物陷入的悖论和困境。同一类型的故事，犹太作家辛格在小说《三次偶遇》中赋予鞋匠女儿莉芙基尔出走后的命运就可信多了，因为它符合生活常理。

至于《牛棚》一片，简直瞎扯，和法国人自己拍摄的那部《解放军入侵法兰西》有异曲同工之妙，其荒诞程度可有一比。

不管断臂还是断袖，情感的起点和归宿，有自然的走向。片面夸张其美好，和主观贬低其龌龊，是同一种判断的软弱、同一种误读、同一种迷信。戈达尔说的：“新浪潮的真诚之处就在于表现它熟悉的事物，而不是蹩脚地表现它不了解的事物”。推而广之，那些打动我们的电影，都具备两个基本特点：真诚和熟悉。哪怕我们不熟悉它所表现的生活，但我们熟悉它要表达的情感。

《植物园里的中国女孩》也并非一无是处，前面说过，至少它做到了画面唯美。全程越南取景使影片散发出一股陈英雄“青木瓜”的淡淡香味。可惜，抽离了主旨的美仑美幻，只是一场影像的恍惚，心旌神摇间，女性胴体若隐若现，除此之外，空无一物。

萨福说：最美的/应该是一个人的心爱——/无论那是谁。我愿意推荐一部真正拍出“无论那是谁”之纯粹的女同影片：《今年夏天》。

上次OSCAR，撞車撞斷了斷背山，題材撞倒了題材，我替李安喊一聲冤，因為題材並不是電影的靈魂，更不可能成為電影的全部。再敏感的題材，也不可能救一部電影於平庸，當然我說的並不是Crash，而是今天看到的這一部。

眾所周知的，我對同性戀題材的影片，甚至只要有點YY空間的片子，都有異於常人的興趣，也許那是一種我不太了解的生活的狀態，電影的鏡頭，虛構的故事，能夠填補好奇心的空洞。有些同性戀題材的影片，比如說最近已經成為homosexuelle代名詞的bbm，還有早前很讓我在題材判定上掙扎了一番的boys don't cry等等，確實是電影中的珍品奇葩，僅僅以技術和美感的層面來說它們是珍品，加上題材的特殊和表達的深刻，它們就是奇葩。但也有這麼些影片，就好像聽一個極蹩腳的說書先生講一本殘書，明明可以很有趣的故事也變得索然無味了。
 
我不想說戴思杰是這個說書先生，但Les filles du botaniste確實一個題材有趣，內容卻是無聊的故事，讓聽故事的我幾度失去堅持到結局的耐性。
 
關於戴思杰，還是有必要8兩句的，他是中國人，即使到現在仍然是，雖然在法國拍片，據說卻保留了中國的國籍。他1984到法國學習電影，執導過的片子中以《巴爾扎克與小裁縫》最為有名，也使這個名字進入了我的視線。從他拍片的眼光來看，可能由於80年代起就定居法國，對於中國的現代社會沒有什麼認知，加上他出生於1954年，難免和張藝謀那一代的人有同樣的趣味。他们镜头底下的中国，既不是现代的中国，也不是我记忆中的中国，而是某种有代表性的中国。
 
Les Filles Du Botaniste讲述的正是70年代发生中国昆明一个封闭的植物园里的故事。一个中俄混血的孤儿李明来到植物园实习，从此开始跟刻板严厉的植物学家陈教授，和他美丽活泼的女儿安一起生活。朝夕相对下来，李明和安自然相爱了。也就在这个时候，安当兵的哥哥旦从西藏回来省亲，在陈教授的鼓励下追求李明。为了能和安永远在一起，李明答应了他的求婚，但就在新婚的前一天，两个女孩在大自然的包围下，互相献出了自己的贞操。
 
蜜月中旦发现李明不是处女，粗暴地将她毒打一顿之后，独自返回西藏。李明于是如愿以偿和安在植物园里相守。陈教授发现家里渐渐的不太对劲，进而和李明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安本来想同李明离开植物园远走高飞算了，去没想到发现了她们的恋情之后，本来就有心脏病的陈教授就此辞世，而李明和安则被判以死刑。

听上去很像是曾经发生过的真实的故事，我是那种不惧怕中国电影会让外国人对中国产生什么“印象”的人，电影就是电影，镜头只是一种语言，导演说他要讲的话，真实的也好，虚幻的也罢，不自欺欺人就可以了，至于人家听了你的话，要怎么想你怎么看你，就是能力之外的事情了。同性恋曾经甚至现在在中国都是一个禁忌的话题，不然《断背山》也不会禁映，中国发达了，仍然有落后的地方，这些是事实，被人知道了看到了又怎样？一部电影如果连事实都要回避，未免也太可怜了。
 
然而，这样一个很有冲突点的故事却被模糊掉了。看得出戴思杰有他的象征意相在里面，比如说那只只会说“毛主席万岁”的鹦鹉，比如说教授爱吃的鸭掌，比如说做派很遗老的教授（能喝出每一季的雨水，晚上的茶要比早上少五克，七点半的早饭绝对不在八点钟吃等等），比如说有俄国血统的李明（后来突然提出要梳跟她外国妈妈一样的发型）等等，但是这一切，都因为情节的软弱而牺牲在流光中了，谁也没有站出来，高呼出属于自己的题目，所有人物情节事件都挤挨在一起，看着忙碌，实则无为。
 
艺术片的节奏一般都慢，这似乎是一种常识，但节奏慢并不代表没有节奏，中国古典音乐的节奏就慢，但仍然有迹可循，而这是一部完全没有节奏的电影。它在缓缓中开始，在缓缓中行进，缓缓地达到了本应是高潮的地方，缓缓地过去，然后缓缓地结束，不急不徐，不轻不重，没有碰到谁，没有挨到谁，像个陌生人似的，从情节中穿过。
 
一个本身也不是同志，也不了解同志的男人拍出来的LES片在这一片没有节奏的音节中，失去了原有的美感。李明和安的相爱，是十分突然的，即使是早有心理准备的我，看到李明在浴盆里赤裸着上半身迎接安的时候，仍然吓了一跳。女性间的友谊总是暧昧的，尤其是在那个年代的中国，假如一方没有明确的显示，另一方没有十足的把握，是断断不会这样的做的，但是转回头来看，电影的前半部分，镜头落在风景上的太多，着在人物上的太少，缺少说服力。

后来李明答应安嫁给旦也像旦向她提出求婚一样的突然，几乎没有任何思想挣扎的，就接受了。做出这样缺少深思熟虑的事情，无论李小冉还是Mylene Jampanoi又似乎都缺少会做这件事的朴实天真的意味。据说戴思杰最早考虑的两位女主角是张曼玉和周迅，我只能说现在的导演都缺少捧红人的勇气和自信，只等着靠那些星光来拯救自己，这是行不通的啊。（饰演李明的Mylene是中法混血，个人觉得算是混得不太成功的，漂亮是漂亮，但缺少民族辨识度）
 
再就是李明和安做爱的那场戏，大大的叹气啊，这绝对应该是全剧巨大的一个高潮啊，尽然就这样不痛不痒的过去了，如果说李安在断背山的镜头后隐忍，那戴思杰大概是在镜头后面睡觉吧，近镜，接吻，拉下来……也太浪费我这个观众酝酿得满满的情绪了吧。而且这两位女主角的关系是很好还是怎样，完全体会不到那种紧张的力度，就在尴尬中完成了整场。也正是因为这场戏缺少power，使得后面很多剧情显得有些不大自然，说一些场景吧。
 
安在踩松香的这一场戏还是拍得很有诱惑力的，唯一不对戏的只有Mylene的眼神，不知道是不是戴了隐形眼镜的关系，整部戏她给人的感觉就是冷峻生硬，丝毫不见柔情，她和安应该是不分吧，虽然从外表上看她应当是T

第二场肉戏，是两个人在洗澡，不过这场戏拍得相当矫情，极度不自然，桥段也老，在MK2里引发了笑场。

后来因为哥哥追求李明，安生气地离开，李明寻着追来，向安明确示爱，其实前面对于两个人的个性和感情的铺垫并不够，所以这个桥段来得有点莫名其妙。
 
三人吃饭时，老爸对鸭掌情有独钟，但是刚刚ML的两个人眼里只有对方，笑得甜蜜。老爸察觉家里情形不对，拒绝和她们同桌吃饭，两个女人喝起了交杯酒，这一场戏拍得还是很美的，美却不矫情，有种直入人心的感觉。
 
除了有一些极像情色电影的激情镜头外，实在看不出安和李明的爱情有多么美好难忘，因此我以我极度的YY功力把这部电影的主题YY了一下，老爸大概代表着刻板保守的力量，植物园就是这种力量统治下封闭的环境，安曾经一度以为自己无法离开植物园，但是外来的李明，和她联手除掉了这种力量——大出一口气，所以这部电影叫做“les filles du botaniste”，植勉学家的女孩们，明明陈教授只有一个女儿，标题里用的却是复数，也只有这样勉强可以讲通吧。
 
于是乎，可以心安理得的来说演员的表演了。李小冉是我非常喜欢的女演员，倒不是说演技有多好，而是她身上有一种硬度，让人觉得舒服。可惜她演戏总给人一种放不开的感觉，似乎总有一个保护壁坚在她面前，保护着里面脆弱的公主，无论哭也好，笑也好，表情是十足的，情绪是充分的，但那个不是全部的她，不能够交出自己给角色，多少有些可惜了她独特的气质，尤其是这样一部题材敏感的片子里，她本来是很有希望破茧而出的，但结果还是成了一碗温吞水。有趣的是，李小冉如晶石般的质地使得瘦弱的安在和李明相处时常常占据了强势的气场。
 
Mylene生得很美，诚实地说，比Maggie Q美，却没有Maggie Q那样鲜明的辨识度，因此可以去冒充中俄混血。也许是语言问题，这位充满了西方韵味的美女显然无法融入到她的角色中去——一个孤儿院里长大的中国女孩。她给我最多的感觉是“游离”，仿佛是脱离了角色而存在的。她对安的爱也好，跟陈教授的冲突也好，跟旦的争斗也好，因此而变成鸡肋。国际化，什么时候才不会成为电影的心魔呢？
 
扮演陈教授的这位，名字我叫不上来，相信中国观众都觉得有那么一点眼熟。这位老哥大约是做话剧出身的，所以身上总带着那么一股子劲，并不是十分自然，但相比于其他几位来，倒算比较出色的了。
 
最后小抱怨一下剧本，应该是戴思杰写的吧，那么多少也应该交给别人去润色一下吧。聪明的电影把千言万语隐藏在镜头里，多少“我爱你”化在了音乐画面中，不需要说出来，也让人泪流满面。把观众当成白痴，有三分情绪恨不能用十三分的话语表达出来，这才是笨电影，过犹不及，这句话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箴言啊。更不用说台词里许多根本不是口语的对话了……着实让人寒冷……正常人会这样讲话吗？
 
总之一句话，敏感的题材并不能成为救生圈，我也不会因为这是一部中国导演拍的LES片就对它格外宽容，电影就是电影，它不能也不应该承载太多。

在百度上搜索戴思杰的资料，有几张他的照片可以观摩。镜片后的双眼吐露出狡黠凌厉的目光，不是和善模样；站立的姿态带有一股小心翼翼的气宇轩昂，仿佛生怕踩错了点，碰倒支柱，破坏掉精心圈出来的帷帐。那种骄傲不是贵族式的与生俱来，张爱玲只需一个微微仰头就恰到好处，将世间繁华与苍凉压在颌下，看透人性跋扈。戴思杰说：我想证明我是个聪明人。此话一出，自然是昭然若揭了。证明本身意味着目的性，而证明给谁看是一个隐性倾向问题，它决定了证明的方式、过程甚至是结果——你究竟是出自何种定义的聪明人呢？
他让我想起《解放军在巴黎》中面目可疑的绿军装。那是台湾人扮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东方是一种谋生之道
这句话出自英国作家本杰明•迪斯累里（1804-1881）的小说《坦克雷德》，被萨义德用于《东方学》的开篇。本杰明意义上的“谋生之道”（career），是指东方会引发起西方年轻人的一种不可遏止的激情，而不仅仅止于西方人依靠掠夺殖民地财富以使自身利益获得满足的物质索取表层。东方对欧洲人而言是浪漫而传奇的，“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正是这样一种先入为主的视角，使东方立于他者地位，是被审视对象，判定标准来自于西方（更准确的说是欧洲）。在那里，欧洲民族的文化优越于所有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虽然东方激发了西方的想象和热情，但仅仅是器质性的存在，东方的谋生手段，必须满足西方要求方可成立。
具体到电影这一艺术形式上来，电影毫无疑问是西方的工业和文化的产物，其话语体系的建立自然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思路和规则。尤其是身居海外的华人导演，更面临着巨大的文化立场难题，文化差异和西方文化霸权是创作的天然屏障。大致上，我们可以将海外的华语导演划分为三类：1.西方主流价值体系主宰下的商业制作模式。这一派以香港的吴宇森为典型代表，在好莱坞的机制下运作。2.欧洲中心主义视野下的个体写作。《植物学家的中国女儿》导演戴思杰，正是走了这样的谋生之道。3.游走于中西之间的双重视角构建。李安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对中西两派文化的深入探索和双重批判。他深谙双方的价值观念，同时保持了自己清醒的判断，这正是别人不可企及的优势所在。

暧昧的戴思杰和封闭的植物园
戴思杰是一只文化蝙蝠，身份模糊，立场暧昧。他已在法国旅居23年，却不愿加入法国国籍。原因是害怕自己在转变身份之后无法写作，产生思想上的断裂，进而不断追问“我是谁”这个问题。面对西方主流媒体对《植物学家的中国女儿》刻薄的指责，他称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对任何政治都不感兴趣，自己的电影没有政治立场。《植物学家的中国女儿》是自己完全站在女性立场上拍摄的一部电影。这种说法造成的结果是，两边都不买账。法国人说他不够“仇恨”，缺乏对现实的批判，中国人说他“媚外”，站错了队，没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倒是谁也没注意到他所谓的“女性立场”问题。可以感到，他对自身的表述和外界对他的评价之间产生了极大的裂缝。到底是我们误读了戴思杰和他的电影，还是他无法确认自身？
《植物学家的中国女儿》刻意营造出一个封闭的环境——故事发生在某座几乎是与世隔绝的孤岛上，植物园散发着诡异靡丽的东方气息。按照开篇处关于李明身世的交待，背景应该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中国。但影片所呈现出的，却是反常态的时代图景——喇叭里播放的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鹦鹉嘴里说出的是“毛主席万岁”这样的文革话语，路人的穿着也是文革范儿（军装倒是85式）。导演是想以封闭取代常态，从而为这些不合常理的设置寻找到合理性么？因为隔绝，所以便“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吗？如果按照戴思杰自己的说法，这是一部没有批判和政治立场的电影，只是想表现女性，那么又何以安排出意识形态性极强的那些符号呢？另外一点，影片的拍摄地并非中国，而是越南。除了几个主角之外，大量群众演员都是越南当地人。这些东方面孔在外国人看来想必是没有区分度的，就像在我们眼里的荷兰人和比利时人。还有那一场场伪民俗——只要与西方不同，有差异，就姑且让它是中国的吧。
封闭的不仅仅是环境，还有人性。在植物园中，教授是权威和规则的化身，代表了不可侵犯的秩序。混血的李明是外来的不速之客，她打破宁静，带来一种叫做“同性恋”的病。安安是东方女性的杰出代表，贤惠隐忍，美丽婀娜。蛋蛋是男权的象征，有力量，强大而粗暴。父亲对女儿、丈夫对妻子，都是专制暴力的，作为女性的一方只能屈从于冷酷森严的秩序，被剥夺了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力。主角们都带有强烈的能指色彩，充满了符号和隐喻的意味，生动的人性被抽离出人物本身，我们看到的，只是一堆被所谓的“东方”层层裹缠之后的木乃伊。安安和李明的“同性恋”，也缺乏细腻的情感铺垫而显得刻板，透着照本宣科的毫无生气。如果这就是戴思杰所谓的“女性立场”，那只能说，作为一个如假包换的女性，我有权不认可。制片人吕克贝松推崇其为女版《断背山》，更大程度上是出自营销策略的考虑了。
戴思杰害怕问“我是谁”，之所以害怕，也许正因为他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这不是中国国籍或者法国国籍的问题，这是一种奇怪的心态在作祟。他太想证明自己是聪明人——证明给所有人看。他曾经尝试过拍摄一部完全的法语喜剧电影，但并不成功。他是一个30岁才去了巴黎的中国男人，天然的文化隔膜是越不过的障碍。《巴尔扎克和小裁缝》里，他说自己讨好的是“人性”，那毕竟还有文学的光辉在，知识的力量是应该被推崇并发扬的。那些说他“献媚”的人，自身想必也带着强烈的自卑感，认定以巴尔扎克为表征的西方理性传统是优越的，这才有了胜负之说。但到了《植物学家的中国女儿》，实在“聪明”得有些过了头——我这次放弃意识形态立场了，我不讨好了，我是无政府主义者，所有政治我都不喜欢。这未免有点赌气的成分在里面。这种气积聚在了电影里，那是空灵的群山、繁盛安静的植物、氲氤的烟雾、漂亮的女性胴体、宽容的孤儿院院长，甚至是心若止水不染俗尘的僧侣们都无法消解掉的一股气。舒缓平和的河流之下，刻意的慢藏不住锋芒的蠢蠢欲动。戴思杰身上有一种缺乏归属感的焦虑。而一个无法用母语进行写作的作家身上的悲哀，是我们所无法感同身受的。但是欲速则不达，他急于找到出路，却作茧自缚，离救赎更远了。蝙蝠的命运是被飞禽走兽共同放逐——它太不坚定，最终连站队的机会都被剥夺。

昨天终于看了这部存在电脑许久的《植物园》，是因为早期曾在网上看到很多评论说它是一部烂片，完全是出于好奇心看它怎么个烂法才去看的，看完后却没有感觉到它有那么糟，反而是我近期看过的一部比较好的中国电影。
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导演戴思杰所拍的电影，对他的风格并不熟悉，可是一开始就沉浸在影片中优美的景色和舒缓的音乐之中。植物园就像一片远离尘嚣的净土，那里似乎完全没有世俗的烦恼，没有为了生活的奔波劳碌，没有为了名利的尔虞我诈，也没有正常家庭成员之间应有的欢乐与争吵。陈安安与父亲就生活在这个表面看来完全没有欲望的国度中，直到李明的出现，影片中三人第一次相遇的那一刻，陈安安毫无表情的面容，因为李明的到来而露出了阳光般的笑容。
很不喜欢影片中父亲的这个角色，尽管陈安安说他虽然很难相处但心地却很好，我对他还是没有任何好感。影片最后他的死并没有换取我的任何同情，反而认为他的死是对陈安安与李明之间真挚爱情的一种解脱。最遗憾的是他亲手葬送了两个年轻女孩的生命。在我看来，父亲是一个专制、蛮横和重男轻女的家庭统治者，他企图设立一系列的生活准则来控制自己的女儿，他总是摆着一幅一本正经的架子，用冷漠的态度与命令的语言对待陈安安，可是对待儿子却是一副慈父的面孔。在对待李明被儿子毒打的这件事情，他看到李明遍身的伤痕却没有丝毫怜悯，只留下：“他始终是我的的儿子。”这样一句完全不讲道理的无情话，可以看得出他是一个多么冷酷和具有严重重男轻女思想的人。有这么样的一个父亲，是李安安人生中的最大悲哀。李明曾请求与她远走高飞，可是她却说离不开父亲，活在这样一个家庭中，换了是别人，应该早就走了，可是她却用了二十多年来适应，可以看出她是爱着父亲的。为了所谓的道德准则而间接杀死一直爱着自己的女儿，这是多么讽刺的一件事情。
影片最后在法庭中由法官念出的一段审判词一直留在我的脑海中，“杀死他的不是冠心病，而是另一种更加可怕的疾病。她的女儿和媳妇患上了同样的病，这个病的名字叫同性恋。一桩畸形同性爱情的发生导致了我国著名植物学家的死亡。李安安、李明罪责难逃，于国法不容，于天理不容，于人情不容，于社会不容，必须受到严惩。”如此振振有词的判词，一连串的于什么什么不容，所有的人都知道李安安是出与保护李明才错手打伤父亲，她是出于自卫伤人，根本毋须承担杀人的罪名，而李明更加的无辜，如果不是陈安安的及时拯救，也许死的不是父亲而是李明了，我真想知道，如果是李明死了，是否父亲就会无罪释放？在法庭这样一个严肃和讲求公平公正的地方，审判的不是一宗错手杀人案件，而是一段他们所说的为世不容的同性恋。他们认为同性恋有罪，这是多么无稽的一件事情，难道所有违背社会道德准则的事物都有罪吗？正如李明在写给孤儿院长的信中所说：“只有一个人能够审判我，就是陈安安，或者，是我们的爱情。”
法庭上陈安安与李明在听到判词后望着对方，从她们坚定的眼神中看出她们并没有后悔彼此相爱，她们只求两人永不分离，最后她们的骨灰混合在一起洒到了湖水中，真正做到了永不分离。为了爱她们付出了所有包括生命，对比于为了找个合适对象结婚的陈安安哥哥，他的行为是多么的渺小和自私。曾经听到一个女友在和男友吵架后说到道，真想找个女人过一辈子，男人总是让女人落泪，而给女人心灵安慰的往往是另外一个女人。

也许我是一个唯美主义者，因此喜爱这部唯美的拉拉电影。
一切都美得令人心碎，除了大兵的暴力和肌肉，也许导演原本就打算让这男性暴虐带来的冲击映衬女性的柔情。两个女孩子的声音清澈透明，恬淡的爱意正像影片中平静的河水缓缓流淌，爱不需要展示得很热烈，而是沉在心底，只有最纤细最柔软的手指可以触摸得到。相望的眼睛充满浓浓的爱意，没有贪婪，没有占有，有的只是柔情、信赖和欣赏，而这也许只存在于两个温柔的女子之间。

    前几天，我与女朋友看了《植物学家的中国女孩（植物园）》。之所以引起她的兴趣，主要是我对她说这部电影号称是女版《断背山》，而且监制是大名鼎鼎的吕克·贝松。虽然难得她陪我一次，不过，我却被这个矫情的电影败了兴致，本来可以很美的故事，却被导演的不怀好意所毁掉了。

    之前我看过戴思杰的《牛棚》，我很奇怪他竟然是历史系出身。《牛棚》讲述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那一段历史，显得无比的不真实与儿戏化，让人只看到批判，却看不到现实。当时候，我猜测，也许是他生活在法国，所拍的电影只为满足资本主义社会对中国的窥视欲吧。

    而看了《植物园》之后，我发现这个“不怀好意”的猜想竟是事实。

     我真是搞不懂，现在都是什么年代了，旅居海外的人回看中国的眼光还是如此短浅与窄小，甚至恶毒。《The Chinese Botanists Daughters》，片名很直白地强调了故事的发生地点——中国。无错，在电影中，一个风光秀美，但却是充满了无理由的压制与不讲理的粗暴的地方。生活在那里的人物，剔除了两位主角，其他要不是封建专制、要不是无知粗野、就是苍白无情，当中有两个重要的代表人物，就是植物学家与他当兵的儿子。

    我得首先分析一下故事发生的时间，李明三岁在唐山地震（1976年7月28日）成为孤儿，她毕业到植物园实习、可以与李小冉（陈安）恋爱，可以与别人结婚（不管有没有按法律程序领结婚证）的时候，最低的限度也应该有十六七岁，更大可能是更老。据此我可以肯定，故事的时代背景设定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

    言归正传，我觉得植物家之所以成为植物家，只是因为导演想将电影的背景设在相对封闭、景色优美的植物园，或者让他的批判意义更加有代表性一点而已，除此他的存在意义与植物学家一点干系都没有，没有教授的气质，没有教授的学识（作为中国著名的植物家教授，竟然宣扬植物是有灵魂的，情节看安安挖人参时先要用红丝带拴着人参的灵魂；还有一个情节是他用让植物呼吸檀香，口中念念有词：“叔父们，来……”；还特封建迷信，要让生孩子最多的妇女跳儿子的新床），只有无礼而蛮横、养尊处优，活像一个封建地主。他不断地说什么“晚上九点以后不要打电话骚扰一个教授，现在已经九点零八分了”、“晚上的茶叶要比早上的少五颗，一定要用雨水泡。哪个季节的雨水我都能喝得出来”、又整天躺着竹椅上边看报纸边让人帮他剪脚甲。不是演员不好，分明是编剧为了突出丑化而丑化。我怀疑，导演小时候是不是被乡村教师虐待过，至今给他造成了心理与生理的恶劣影响！


     当兵的大哥更是让人不可理喻，一见到女人就如春夜情猫，狂呼大叫的。第一次抱错李明了尚可原谅；第二次见面强迫别人摸摸他就让人觉得恐怖；更荒唐的是，当晚他就写好了求婚信。他发现李明不是处女，拳头、吊打、恐怕、饿人，什么手段都出动。所有这些举动，都投影在他身上红色的印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背心之上，就连他打人后一个潇洒的转身出门，还不忘给自己戴上军帽。我得借用一句话套在他身上：长得丑不是你的错，你这样胡蹦乱跳的出来吓人就是你的不对了。


     电影最大的硬伤是为了“断背”而“断背”。我不知道导演真正了解过同性恋的生活没有。他单纯是以男人的视角看待与女人爱情的来临，最突出的表现在两个女人之间十分强烈的肉欲吸引。李明看着陈安赤脚时情愫暗生，看到陈安的裸体就心不自禁，然后她们第一次互相确立恋爱关系，也是陈安当李明洗澡的时候走进去然后互相抚摸赤裸拥抱。在这里送导演一句作家沈宏非的话：“如何赢得女人心？赞美她，爱护她，亲吻她，挑逗她，安慰她，买东西给她，陪着她直到世界的尽头……如何赢得男人心？把衣服脱光，基本上就拿下了。”以后切勿将自己对女人的欲望，代替了别人的爱情！
 


    顺便一句，两位性感的美女演员也十分不敬业，凝望、对话、拥抱、接吻、初夜，都演得蜻蜓点水，带有一丝拘谨尴尬，根本没有让人看到所谓死去活来的爱情！

    最后，两个主角都被判了死刑，罪名是“一桩畸形的同性的爱情发生，导致了我国著名植物学家的死亡”！这是哪门子的法律？在九十年代的中国，即使她们两个真的误杀了植物学家，她们会双双被枪毙吗？如果导演仅仅是想让主角走上被迫殉情结局的话，大可构思得合情合理一点，智力再不济，大不了大胆借鉴《孔雀东南飞》、《梁祝》。无必要搞到九十年代的中国还生活在原始社会一样！

    女朋友看完后，问我感想如何，我也不怀好意的回答：两个主角的激情戏稍为少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