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影评
1 ) 小四和我们.
看完牯岭街的时候,已经是早上10点。过了好几天,也是好久,只有黑夜的日子,久违的清晨阳光在看完这部电影的时候刺痛眼睛。看完便倒头睡去,大概是眼睛盯着屏幕看了太久,大概是感动于且不适应久违的阳光,闭上眼睛之后竟发觉眼角湿润。于是打算醒来的时候,抒发一下对电影的感想。
这几天通过一些台湾电影大概了解了下台湾的近代历史。49年后的台湾,在很短的时间内经历了政权更替,经济衰退,社会动荡,政治打压和屠杀。日据时代结束但文化影响无法抽离,大量外省人又操着各地的口音从大陆逃亡到台湾。本省人和外省人的矛盾激化,不同的文化族群之间越发疏离。新官僚阶级的腐败也使得社会风气恶化,人心惶惶。 这一切都让那时候生活在台湾的人对自我身份的确认产生疑惑,也对未来的生活前景感到迷茫和不安全。 乱世总是孕育理想主义,可悲剧的是,乱世之下的现实又往往轻易击碎理想主义。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这部电影就通过影片里的几个人物和他们的故事,讲述了60年代的台湾年轻人的理想主义的生和死。
影片里处处都是“现实”和“理想”的冲突。一开头,小四父亲就带着儿子取去查考卷,他是怎么都不相信儿子因为语文考了50几分而落榜名牌高中的.未果。父亲和母亲分别代表了两种生活哲学:父亲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安分守己,坚守自己的处世准则,刚开始的时候还对社会上的不公平据理力争,是个理想主义的坚守者;母亲则处世圆滑,和大多数人一样,只图个平稳安康的生活,大事化而小,小事化了,是信条,孩子吃饭上学是人生目标。大姐为了抚养弟妹,打算放弃留学,三姐倒是一门心思地信奉基督教,二哥则混迹于流氓群体间。小明是过于早熟的女孩子,谙熟世事于心,频繁换着男友只图生存,是被现实完全同化了的孩子;但她只爱Honey,一个理想主义的集中化身,昙花一现的中心人物。这所有的矛盾人物都对小四的成长有着深远的影响,尤其是父亲,Honey,还有小明。父亲是理想主义的启蒙, Honey让小四的理想主义热情达到最高点,而小明则最后代表现实完全摧毁了他的理想主义。
父亲是个很有意思的人,嘴巴里说得最多的话就是:这不公平嘛。然而他是被现实击垮的第一个理想主义者,也是那个年代成人世界沦陷的缩影。一场政治风波和友人的背叛击碎了他坚守社会正义的准则。从据理力争到唯唯诺诺,两次前往学校为小四求情的对比,非常犀利。父亲的垮掉是小四对理想主义世界的一个大失望与大打击。于是他狠狠打了不公正的教务主任,也和父亲立志说要凭实力考上日间部。他努力用自己的理想主义去拯救着父亲的信念。
Honey是整部电影里最不现实的人物。导演让他在明亮到浪漫的小公园冰室以背影登场,一身大哥派头,回过头来发现还是全片最帅的人物。因为小四上的是初中夜间部,影片大多数都是黑夜的景,使整部影片的色调都是灰暗不清的。只有Honey登场的时候,强光用到给人虚幻的感觉,完全不符合整部电影写实风格,很明显,Honey是所有年轻人理想主义的集合体:他鄙视弟兄们开始只想着趴钱,他自始至终一身帅气的海军装,他待小四宽厚尽管知道小四和小明的暧昧,他知道弟弟爱表现要开演唱会就取消砸场的打算,他读了那么多书,只记得 战争与和平 里的一个老头孤身去挡拿破仑的大炮,他单挑整个眷村帮派,实践着孤胆英雄梦……从出场到最后遭暗算而死,他都处处体现着少年理想主义里的正义和美好。他的最后一句台词是,我猜想你就是那种不要脸的人。然后便被不要脸的山东推于车轮之下。Honey是小四的偶像,他让小四看到理想主义的光芒,他实现了小四很多力不从心的,或者没有勇气去实践的愿望。如果我13,14岁,Honey也会是我的偶像。
小明则是无情现实下的完美作品。 父亲早逝,母亲多病,寄人篱下。她长得清新可人,笑起来纯洁无比。但是又明白那么多世情冷暖,行为“水性杨花”,男人于她大概只是为了生存。投靠小滑头,因为小滑头掌了权,投靠校医,因为校医可以为母亲免费治病,投靠小马,因为小马有钱。但是你不会鄙视她,你很容易懂她,你或许还会同情她。她懂得Honey,爱慕他的正义感和“老实”,但她无能为力地挣扎于现实中。她是整个电影里最坚强的人物,一点情绪上的大起大落都没有,这样的沉着里透着麻木和冷酷。当她天使的外表一点点在小四面前被撕开,她现实的本质袒露在小四面前的时候,小四的理想主义被狠狠地打了一个耳光。他还是企图拯救她,和她说:你不能活得被人看不起。但是小明的一句话点了电影的主旨:“我就好像这个世界一样,是不会为你而改变的!” 父亲垮了,Honey死了,小明则完完全全否定了小四的理想主义,于是他的世界分崩离析。他给冷酷现实的最后一击就是刺死小明的那好几刀,他不要让肮脏的现实继续腐蚀他心目中的她。
小四的理想主义从生到灭都没有被自己所主宰,处处被身边的人的沉伏,世界的明暗所影响着。但是他却讽刺地一心一意地要去改变别人和世界。这是理想主义的核心。他要拯救父亲,他要保护小明,他想要为Honey报仇去杀山东。然而失败了,都失败了。一个少年的全部理想全部崩溃于现实前。原来他一直没能改变别人改变世界。太失望了。
但是影片的最后还是给了我一点点希望。又是在一个晴天, 小猫王给狱中的小四送来一盒卡带,告诉他他寄给猫王的录音,猫王居然收到了。还给他回了信送了他戒指。小猫王的梦想居然真的实现了。影片最后理想主义的落脚点居然那个小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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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那么有感于这部电影,大概是我心里还有那么一点理想主义的火花。忘了谁说的,青春是一种状态,而青春的支柱,在我眼里就是理想主义。如若一个人对实现美好理想的的信念也没有了,那么才是真的老了。 其实我明白为什么我的一个好朋友在看到UP开头,老头在妻子离开后翻开那本载着共同理想的相册时,会流下泪来。我笑他煽情,心里却也为之所动。
其实不止是60年代社会动荡下的台湾少年,也不止一战后的美国迷茫的一代,每一代人都或多或少经历过理想和现实的冲突,理想主义的变迁,遗忘,或而实现。
现实生活的真面目其实是资源的争夺。资源的有限和人类生存能力的局限性直接或间接地不可避免地会阻碍理想的实现。理想或大或小,或和三五好友建立乌托邦,或反腐救人济贫除暴,都不得不和现实发生冲突。我相信每个人在成长的某一个时刻都对现实不满,都有改变现实的冲动。如若谈不上理想,那至少是一些蠢蠢欲动的念头,对于许多人,他们挥之不去,于是乎成了理想。我和我的那个朋友都是心中理想主义未灭的人,可是环顾四周,照照镜子再眺望一下不远的未来,却又真的发现自己处在理想的荒漠,现实的泥潭里。我们并没有老,但是也不青春了。大概就是这种尴尬的处境让牯岭街这部电影里,小四的自我摧毁和小明的沉沦都那么震撼和让人自省。我们不甘像之前的那么多代人一样臣服于现实,我们也没有自信可以用一点点理想的火苗抵过之前那么多代人都臣服的现实,我们更没有勇气爆炸自己,用生命的高贵换来对世界的一点鄙视。每一代人的理想主义都在一次次的不甘和不敢中变得无力,空留其壳。你还有理想么?我有。你还坚信你能改变世界实现理想么? 我不知道。 什么时候实现呢? 日后吧。青春之前我们不懂什么叫轰轰烈烈,青春之后我们还是不理解什么是轰轰烈烈。
我还是会在深夜看到一些社会的不公平而愤愤不平,会为有多少儿童失学有多少人每天饿死或因得不到基本的卫生医疗而病死而困扰,会为自己偶尔“戏子”的行为所懊恼和鄙视……但是我一打开门,走在路上,打开电视,看着新闻,又被淹没在现实的无奈里。迷茫的不是一代,是一代代。或许不“垮掉”已经是最好的情形了。
我喜欢杨导演的作品,我也讨厌杨导演的作品。我喜爱他 因为他的作品时常从少年的角度来诠释一些困扰所有人类的深刻的问题。每个人都有过少年和青春.我们小时候什么道理都不懂,没有很多理性元素来合理化我们的想法。所有的愿望和想法都是发自内心的,原始的,纯真的。正是如此,那些关乎生命意义和理性主义的话题才变得越发沉重和深刻,因为连最纯真的孩子也无法逃过,也经历着,感受着。我同样讨厌这样的角度,它让我无处可逃。如果说 一一 里导演从一个老人的角度和我说:你知道吗?人生就是无止境的循环,在不知不觉里你就老了,生命不过如此。我可能会侥幸地想,我才二十岁,我还有机会用精彩的生活改变你这个悲观的想法。但是洋洋的一句:我也老了,则彻底地打击了我。原来我已经逃不掉了。牯岭街也是一样。电影里那些我也经历过的年岁和想法,目睹过的丑恶和无法,都告诉我原来我很早就被困扰于这些沉重的问题里。既然已经躲不过了,那么是否逃得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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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想法已经不是我刚看完电影时的原始的感动。又是被理性化后的造作文字。人连表达思想的时候都有延时,有了延时就有外界的不纯净可有机可乘,他们混入我的骨髓里,真感情,假面具我也不分不清楚。看来我们真是要一无所有了。
2 ) 他们的世界,我们的忏悔。
如果青春是个梦境,那么我希望自己一梦不醒。
当牯岭街昏暗街灯下的一角,小四猛地将刀刺向小明的腹部时,他的青春在那一刻戛然而止了。
少女静静地滑落,倒在血泊中,少年却想努力扶起她,唤醒她,一如唤醒曾经稚嫩而倔强的相信,相信这个世界是朝着生命初始便认定了的那个方向。
“我就跟这个世界一样,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我选择,与这个世界彻底决裂。
于是他的青春依然停在那里,是那些个躲在睡觉的狭小隔间拿着手电写下彷徨不安心情的夜晚,是贴在墙上的日本女人的相片,是靶场草垛旁与初相识甜美女孩并肩而坐的午后,是电影片场上方阁楼里窥视成人污浊世界的片刻,是听落魄的少年头子讲述英雄梦想的澎湃夜晚,是当着所有成人的面操起棒球棒击碎教导处吊灯的决绝,是推着车听尚有骨气争辩的父亲讲述人生格言的路途——
“读那么多书,就是要在其中找出一个以后做人做事的道理,如果到头来,还不能很勇敢的相信它的话,那做人还有什么意思?”
是啊,那做人还有什么意思?
所以哈尼在被山东从背后推倒在车轮下的前一刻,嘴里念着,仍然单纯的像个孩子。用自己认为最意气风发的方式,寻求对一切问题最符合道义的解决。那本最厚的武侠小说《战争与和平》,是他最后的信仰。
所以小四父亲在被秘密警察和冰冷讯问室摧毁最后一寸尊严以前,嘴里念着,仍然单纯的像个孩子。那从广东到上海再到台湾都未曾改变的信条,无非是努力可以成就未来,无需为未犯过的错道歉,是最简单的道理,是一颗赤子之心。
所以小猫王在从监狱接待室转身离去时,嘴里念着,仍然单纯的像个孩子。他真的接到了遥远国度巨星的回信,他从一首首被翻译的支离破碎的美国歌曲里窥见了生命未知的精彩,下个拐角,依然是《A Brighter Summer Day》。在他的相信里,那张碟片从不曾被公务人员丢入垃圾桶,就像牯岭街少年在暗夜里不曾停止奔跑的脚步一样,永远被定格在不朽的时光里。
所有的理想主义者,要么死去了,要么被改造了,要么仍在假想里微笑着,要么像小四一样愤怒地反抗了。
杨德昌以不可思议的洞察力和驾驭力,以有如上帝视角的沉静、深邃、冷酷也温暖的回眸,将1960年代台湾少年压抑挣扎的成长画卷完整地呈现在后人眼前。被重现的是真实不造作到可怕的血气,让观者不断苦笑摇头深呼吸的少年心思,是暴力苦味,甜蜜陷阱,是从成长这场大戏仓皇逃离劫后余生的我和你。
被重现的还有大时代的烙印,那烙印从昨天到今天,世世代代,一点点肢解着身处其中的人对世界的想象,决定着人们通向明天的路途。被时代抛于海上孤岛的乡音,一遍遍回荡在牯岭街小贩叫卖的夜。族群割裂的真相,举起的刀子划破一切政治宣讲的温情谎言,毫不留情地划破本省人和外省人的肚囊。少女在命运的抛甩中成长为完美的机会主义者,用纯洁的微笑打动少年起伏的胸膛,然后和白色恐怖铸就的破碎家庭的追赶打骂一道,将少年最终通往被神救赎的道路彻底封死。
那年,她说——
“我就跟这个世界一样,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
可是,世界却真的变了。坦克不再轰隆隆,孩子们不再穿着童军服。再恐怖的,都有尽头。
到了终于可以开口讲话的时候,他们有侯孝贤,有杨德昌,真好。二十五年前,他们就已经赢了,侯德健知道。
所有关于青春二字的鲜活也残酷的真实,都在这四小时里。所有关于国家、社会、家庭与命运无奈无力的真相,都在这四小时里。
若你在他刺出刀的一刹那真的惊呼,还有忽然被掩住的口。就让我们在这一刻,认真与它告别。那未曾被周遭重视被自己承认就无疾而终的一切盛大的骄傲的飞扬的残忍的冲动的私密的时刻,它死去已久,叫做青春。
因我们几乎所有人,都没有勇气在最悲凉的时候,在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命运里,和他一样,反抗这个操蛋的世界。无论是对着具体的人,还是对着无耻的机器。
愤怒是少年的誓言,是杨德昌的勋章,是遥远土地的悲壮史诗,是只属于台湾人的精神墓碑。
而在这早已醒来的无梦世界,循环往复的是蹉跎,是谎言,是口里说着算了吧的无望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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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小四不住眷村
看了幾篇影評,或說本片主角小四一家是住眷村的外省人,或說小四這些眷村子弟組成了眷村幫派。都是明顯錯誤,應予辨正。
在台灣,所謂眷村指的應該是部隊或單位建造,分配給中下級軍人或公務員和其眷屬居住(但不轉讓產權),屬於宿舍性質的平房式集合住宅所組成的聚落,通常疏離自然聚落。住房條件按軍級官階而不同,但普遍簡陋。眷村裡設置隸屬於單位管轄的頭人、管理和警備組織。一些生活設施例如小商店、醫療站、廁所經常公有公營,有的眷村還有共同的對外圍籬。
四九年來台灣的外省人不是只有軍人或公務員。外省人不可能都住在眷村裡。
台灣的眷村和大陸的軍區大院有一點明顯不同。眷村不屬於歷史上勝利的那一方,較多軍眷子弟的社會和經濟地位屬於弱勢,他們父兄的階級差別缺少讓人心服的軍功或榮耀支撐,但是他們卻長期遭受階級差別的跨代宰制。
小四一家當然是外省人,但不住眷村。小四的父親是公務員,母親是代課教師,都不是軍人,是吃不上大單位公家飯的公教家庭。他們住的是國民政府從日本人手上接收來的日式平房,有獨立的浴室和廁所,顯然不是單位興建的臨時住房。小四家的四鄰都沒有和他們階層相同的外省人,甚至大門外就經常有一個播放日本音樂招徠客人的水果攤;這說明小四一家是和本省人雜居的孤立外省人。他們豈只不住眷村,他們根本就不是住的外省人聚落。小四媽媽那句感歎:「跟日本人打了八年仗,沒想到現在住日本房子,聽日本歌」,這豈是眷村裡的外省人能够夢見。
小四的建中補校同學,還有補校裡那些以同學關係為基礎建立起來的校園幫派,也沒見存在清楚的省籍界限,----這從一些成員長掛口頭的粗話是閩南語可以獲得證明,儘管領頭的是外省人。在電影裡,小公園幫的把子Honey和本省幫派合作,能講閩南語(楊德昌配音),還說別和外省人混,沒出息。甚至在Honey被眷村老大暗算身亡之後,也是這些講義氣的本省哥們儿帶著日本武士刀給他報仇(Honey穿海軍風衣也很有日本高校生黑幫片的感覺),可見超越省籍的生死交情,和楊德昌遠邁同儕的犀利和浪漫。最熱血的小貓王,他的父親是技術工(所以他很會修收音機),這暗示了小貓王也是本省人。事實已經明確:真不該說建中補校同學組織的小公園幫是外省幫派,更不該說它是眷村幫派。
在電影裡,小四他們相對於「眷村」的身份區別甚至敵我意識十分清楚,說起「眷村的」從沒好事。本片刻劃的眷村子弟形象實在糟,和這些年流行於台灣的眷村故事天差地別。兩幺拐村子裡的男男女女考不上小四的學校,卻來爭奪他們的地盤----說穿了也不過就是幾處經常玩耍的公共空間,還干擾學生和村內女孩交往,而且不講原則,不習慣思考,有錢就賺(「有郎就削」),靠人多欺負弱小(「嗑爛飯」)。至於設局誘賭(控制了小四的親哥)、暗箭傷人(害死了小四的大哥)等等江湖伎倆就更不必說。小四給這些「眷村的」欺侮得這麼慘,後世觀眾不明究裡竟然說小四是眷村子弟,這真是台灣影史一大冤案。
楊德昌在片頭放了一張字卡,不無干犯時忌的勾勒出他所認知的外省人心理:「民國三十八年前後,數百萬的中國人隨著國民政府遷居台灣,絕大多數的這些人,只是為了一份安定的工作,為了下一代的一個安定成長環境」。這顯然也是眷村外的觀點。也難怪,當時台灣文化就是由眷村外的外省人主導,儘管本土化已經開花結果(眷村青年也冒出頭而形成勢力)。台灣旅美作家蔣曉雲和楊德昌、小四同樣是眷村外的外省人,她有句話說的真好:我們是難民之後,但不是敗軍之後。
◎蔣曉雲這句話見於《時代週報》的訪談:
http://history.sina.com.cn/cul/whft/2014-01-13/170879927.shtml 4 ) 从历史的角度理解《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杨德昌导演是台湾新电影的领军人物,华语电影巨匠,他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大师,人称“台湾社会的手术刀”,大部分电影都是,以影片同时代的台北都市为背景,但1991年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却是一个例外,讲的是1959年前后的故事。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是根据真实的案件改编,这个谋杀事件可以看作一个点,主角小四怎么认识女主小明,以及为什么杀了她是一条主线,其他的还有小四的家庭生活,父亲遭受政治迫害是另外一条线, “小公园帮”和“217帮”的帮派斗争也是一条线,众多线索和一大帮人物,组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格局,看起来就像一个长达4小时的纪录片。如果不能理解导演为什么这么拍,大概率会看不下去,即使勉强看完了,也可能不知道导演到底要表达什么。
壹戈十几年前看这部电影,是分几次看完的,开始只是觉得主角小四的生活,和自己的青春岁月有像似之处,但看着看着就迷失了,不明白电影里面人物的动机和抉择。后来随着对中国近代史的了解,尤其台湾的一些历史,才慢慢的看懂了一些,然后是看了杨德昌导演的朋友,台湾电影大师焦雄屏的解读,才对这部电影有了比较全面的认知。
先理一条主线出来
民国48年也就是1959年,是国民党政府逃往台湾的第10年。1949年有两百多万人一同逃往台湾,他们的后代也逐渐长大进入青少年期,全新的一代人,生活在一个奇特的历史和地理环境之下。两百多万人来自中国不同的地方,各种奇奇怪怪的方言,巨大的文化冲突,让他们无所适从。
小四一家是从上海迁往台湾的,但父亲是广东人,一激动就说粤语。父亲是政府公务员,母亲是小学老师,家庭收入不高。小四名叫张震,用的就是演员的名字,上面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妹妹,一家7口人住在一个不大的日式平房里,小四和哥哥老二就只能睡壁橱。
父母都是有文化的人,小四的学习成绩本来不错,但小升初的考试,语文分数意外很低,父亲要求查阅试卷没有成功,小四就只能去建中夜间部读书。这个学校风气很差,学生们惯常逃学打架混帮派,小四的朋友小猫王就是“小公园帮”的成员。
建中夜间部对面有一个拍电影的片场,小四和小猫王在片场偷看拍片,被发现驱赶,顺手偷了片场保安的手电筒,当作自己狭窄壁橱里的照明灯。可能是经常在光线不好的地方读书,小四的视力不好,家里没钱给他配眼镜,也怀疑是不是假性近视,就让小四经常去学校医务室打针,由此认识了同年级的女同学小明。
小明其实是一个可怜的孩子,父亲早逝,母亲有哮喘病,在别人家做佣人。母亲把生活的希望,全都寄托在尚未成年的小明身上,让小明的心理负担很重,也显得早熟。她有意无意间总在寻找依靠,经常换男朋友。据说小公园的帮主Honey就是为了她,才和217的前任帮主红毛决斗,Honey杀了红毛跑路了。
两个帮派的人都紧紧的盯着小明,小四和小明交往就难免惹火上身。先是因为无意中看到了,小明和小公园的滑头在一起,被滑头报复,导致记了一次大过。
后来小四带着小明在军训靶场玩,被217成员看见,小四第一次为了小明和217打架,以一对四毫不退让。再后来被217报复,围堵在学校,幸亏新来的同学小马给他解了围,小马是马司令的儿子,两人因此成了好朋友。
有一天,小明的前男友,小公园的帮主Honey回来了,正碰上小明和小四在一起,但Honey并没有为难小四。Honey随后被217的帮主山东害死,小明因此大病一场。
小公园帮为了给Honey报仇,联合台客帮血洗217,杀了山东。小四参与了行动,虽然没敢动手,但目睹了全过程。这件事情之后,那些平常欺负他的人反而对他很客气。
小四的父亲被人陷害,遭受政治审查,工作职位丢了,家庭生活更加拮据,人也变得很神经质。
后来小四因为小明的关系,在医务室和医生护士大闹,被学校教官抓到又要记大过,父亲到学校低声下气的请求教导员从轻发落,被教导员羞辱。小四当场发作,用棒球棍攻击了教导员,然后被退学。这里镜头是击碎了一只灯泡,但后来的对话小四说是攻击了教导员。
后来小四带着小明去小马家玩,因此让小明认识了官二代小马,随后小明说服了马家雇她的母亲当佣人,就住进了马家,小明又和小马搞到一起了。
小四又为了小明和小马翻脸,带着刀去学校门口堵小马,正好遇见了小明。小四劝小明不要这样经常换男朋友,会被人瞧不起。小明反而说小四自私,说她就和这个世界一样,是不会改变的,愤怒的小四捅了小明七刀,一边捅一边骂她不要脸、没出息,直到小明倒地死去。
这只是一条主线,单看这一条线会以为,不过是一帮不懂事的小孩瞎胡闹,但其实小四的暴力转变,家庭和帮派的斗争都有影响。
帮派斗争
所谓“小公园帮”是以冰果室为聚集点的一个帮派,他们的成员大多数都是像小四一样的孩子,是政府公务员的家庭,住在日本人留下的平房里。台湾在抗战前就被日本统治了几十年,这段历史参考一下电影《赛德克·巴莱》。像小四这样的家庭有很多,条件有好有坏,但整体来说,比217还是要好一点。
所谓217是军部对数字的叫法,217帮都是眷村子弟,眷村是为大陆逃往台湾的军人家属,集中建设的房屋,在这里居住的大多数是普通士兵的家庭,人员背景复杂、文化多样,生活也更加艰难。眷村是台湾独有的文化,杨德昌本人就在眷村生活过,台湾政界和演艺圈很多名人都出自眷村。
217也都是些半大孩子,两个帮派的争斗无非就是为了争地盘,说到底就是为了挣钱,电影里面的核心事件就是在中山堂开演唱会,为了门票钱引起的利益纷争。但这些血气方刚的小伙子聚集在一起,总避免不了为女人和面子大打出手,小公园帮Honey和217帮的恩怨,就是因为小明引起的。
无论是小公园还是217,其实都是不成气候的小混混,但后来血洗217的主力,本省“台客帮”是成人帮派,他们才是真正的黑帮恐怖分子。
小四倒霉地进了建中夜间部这个垃圾学校,认识了小明,卷入了帮派斗争,很明显的是“近墨者黑”。他的眼睛不好可能是个隐喻,包括他偷手电筒,都是一种渴望,想要看清楚现实,但就是很多事情闹不明白。
黑帮的打打杀杀对小四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他家庭情况糟糕,被学校退学前途渺茫,情窦初开又无力为女朋友提供资源,这一切的压力都转变成为一股无名的怒火,最终酿成了大祸。
再来说说家庭的影响
家庭就是整个社会的缩影。像小公园和217的这些孩子,之所以混社会,都是因为成人世界的无序和混乱,这才是最为重要的根本因素。
杨德昌在电影DVD的导演音轨里说,创作这部电影的动机,是他对于中学课本里学到的历史表示怀疑,原因就是和自己看到的不一样。他小心翼翼的把众多的历史真实编织在电影里面,没有批判没有控诉,让观众自己去感受。
国民党政府在逃往台湾之后,几百万人需要安置,要组织生产维持生活,还要时刻提防着大陆这边解放台湾。他们还曾经妄想着反攻大陆,但十年过去之后,无论是政府还是普通民众基本都明白,那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台湾的出路在哪里,谁也不知道,这是一个整体的迷茫。
二战之后最强势的美国文化,对全世界都有巨大的吸引力,很多人都向往美国,比如小四父亲的朋友汪狗,就经常感叹美国各种好,小四的大姐也梦想着移民美国,这都是典型的逃亡派思维。少年们在电影院看着美国西部片,在书摊上看美国大兵扔掉的《花花公子》杂志,来自美国的摇滚乐,本来也是美国新青年反叛社会的产物,迅速在台湾掀起了狂潮。
电影里面小猫王这个人物也是根据真实的事情改编。当时有一个摇滚乐团叫电星合唱团,主唱徐庆复以模仿猫王的声音出名,后来他把自己的演唱录音带寄给猫王,猫王竟然寄了一枚戒指给他,说“没想到在一个不知名的小岛上也有我的歌迷”。电影最后小猫王去看望被判了刑的张震,没有见到人,录音带也被扔进了垃圾桶。
小四的父亲是清廉正直的读书人,不懂得变通,也不愿参与官商勾结,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资本主义初级阶段,所造成的道德困境。汪狗却是很能变通的那种人,他为小四父亲升官,为的是拉帮结派,方便自己捞钱。他不止一次的暗示,小四转日间部的事情,他可能有办法,条件就是小四父亲要批准他的官商勾结计划。小四父亲就是没转过这个弯来,他觉得一码归一码,你帮我是因为我们几十年的老朋友,但违反章程的事情我不干。
到后来,汪狗为了扫清障碍举报了小四父亲,让他遭受了很长时间的政治审查,导致工作职位也丢了,这一段是对应了台湾的“白色恐怖”历史。台湾的戒严令一直到1987年才解除,大陆和台湾两边才可以探亲访友,之前一直对政治问题非常的敏感,稍微有点蛛丝马迹绝不放过。根据历史记载,台湾“白色恐怖”有接近20万人,遭受过不同程度的迫害,几乎是去往台湾人口的十分之一。
小四的父母和夏老师关系很好,夏老师一家去往台湾之后,夏老师又单独回上海去接人,结果上海解放了,夏老师和夫人就只能隔海相望,当时像这样的事情是很多的,但这就成了小四父亲的理污点。大陆这边情况也差不多,只要哪家有个台湾亲戚,成分基本就好不了。
也幸亏是小四父亲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问题,最后还是放出来了,但这件事情彻底改变了他父亲。母亲猜测可能是汪狗为了扫清障碍举报了他,但父亲听到这话却大发雷霆,打死也不愿相信多年的老朋友会这样陷害他。他说:“我们已经够辛苦了,我只剩下你和孩子,不要再吓我!”,然后夫妻两人抱头痛哭。意思就是说如果人心变得这么坏,那这世界还有什么希望。
那时的人不可能知道,资本主义萌芽之后的道德滑坡,是不可阻挡的潮流,这个在杨德昌的《恐怖分子》和《麻将》里面,也包括2000年的《一一》,都有着深刻的批判。后来台湾经济腾飞了,成了亚洲四小龙之一,但整个社会的道德问题却更加的严重,杨德昌用电影形容每个人都是“恐怖分子”。
电影里有两次小四和父亲推着自行车的长镜头。第一次是小四被滑头欺负反而被记大过,父亲在学校和教导员据理力争之后,说人不可能为了自己还没犯过的错去道歉,读书就是要明白一个做人的道理。第二次是他被审查之后,小四这次是真的大骂医生被教官抓了现行,然后父亲只会低声下气的哀求,小四反而爆发用棒球棍打碎了吊灯,然后被退学。回来的路上,小四提起父亲之前说过的话,父亲却心不在焉的说,如果自己戒烟就可省下钱来给小四配一副近视眼镜,什么公平正义、诗和远方都敌不过眼前的苟且。
小四说这样的学校不上也罢,自己再努力考插班生进比较好的日间部,他是对学校的那些老师和和教官深深的失望了。
这里有几个典型的场景。一个是在课堂上,老师吐槽英文不如中文简洁,比如“山”这个字,英文单词mountain就太麻烦了,小猫王就问老师,那“我”这个字又怎么说呢,明显的单词“I”要比中文“我”简单,老师罚小猫王在黑板上写100个“我”。这里不能简单的理解为老师混蛋,他这是在纠结文化入侵,不愿意放弃博大精深的中文转而去学习英文。
另外一个典型人物是军训教官,他和任何人的对话都可以瞬间拉扯到大陆,他说他来自青岛,
青岛好啊,那是德国人建的,尤其下水道很宽大,无论下多大的雨地面从来不积水,而台北只要下雨就会积水。
这个人物的情绪,代表了迁往台湾的那些人浓浓的思乡之情,基本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
这些都是当时的社会问题,成年人的世界全都是贫苦和穷困。中文里的“贫”和“穷”是两个概念,贫是贫苦,是物质和金钱的匮乏;而穷是穷困,是精神世界的问题,不知道这种贫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尽头,不知道未来有什么希望。
导演是不厌其烦的反复渲染贫穷,比如小四家最小的妹妹,每一次出镜都是在纠结她的衣服小了,扣子扣不上,得用别针别上。大姐到了大学毕业的时候,没钱买新衣服,自己按照杂志上的样子做了一套。母亲总是为了工作和薪水的事情和父亲拌嘴,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就是师母当年送的手表。老二打台球被217坑了,曾经把那个手表当了,大姐又给钱让他赎回来。小四后来心情烦闷又卖了手表去泡小翠,就是想忘掉小明,回家之后正遇上父亲暴打老二。
老二知道是小四拿了手表,去217的台球厅赢了很多钱回来,是准备让小四赎回手表的,没想到被小妹提前举报了,老二一句都没辩解,父亲一边打一边大骂“不要脸,没出息”,小四后来杀小明的时候,就不断的重复这句话。
小四唯一救赎的机会是二姐对他的教导,二姐是虔诚的基督徒,她在小四杀人的前一天还劝小四和牧师谈一谈,而小四放弃了,他去了片场归还了之前偷的手电筒。这也可以看做是一个隐喻,小四已经不想再看清这个混乱的世界,他已经看得够多了,全都是肮脏和黑暗。偏偏小明还在他面前唱衰,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当小四听到这句话之后,就再也压不住心中的怨恨。
小四或许是喜欢小明,但他并不理解小明的痛苦和抉择。可以看出来小明对Honey是有真感情的,她曾经对小四说,其实Honey和小四很像,内心都很老实,外表忧郁平静,只是看不惯周围的一些人和事。Honey死后小明挺过来了,也可能真的是喜欢小四的,但她的心里清楚的知道,喜欢一个人和现实的生活压力是两回事。她勾引小医生,无非就是为了给妈妈看病,她们家付不起医疗费。她后来住到小马家和小马鬼混,当然还是为了母亲的工作,和自己的生活,同样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连一个正常的家庭都没有,其他人又有什么理由指责她呢?
小四刺向小明的屠刀,并不是单纯的少年的情感困惑,而是对整个社会的反抗。少年杀人事件,其实是成人世界的混乱所造成的结果,这就是历史,杨德昌通过电影重构了一段历史,焦雄屏大师对《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定位,是深刻的史诗片。
杨德昌说这部电影是送给父辈的电影:
“他们吃了很多苦,就是为了让我们少吃苦”。
杨德昌杰作《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_哔哩哔哩 (゜-゜)つロ 干杯~-bilibili
5 ) 哈尼之死
最喜欢的角色就是honey,类似于武侠一般的出场,从一开始就被这个穿着海军服的男人所吸引,讲话斩钉截铁,不腻味,做事虽雷厉风行,但不乏细腻(比如他清醒的认识到滑头已经跟了眷村的老大山东)。
小马说过,当年honey的名字往上报一报,什么人不给面子。虽然这次眷村和滑头勾搭在一起搞他,对付这些人,他不屑一顾。小公园和眷村这帮人虽然是地头蛇,但honey背后有东门三环和土狗的人(台南帮)罩,这些个也充其量是地痞流氓,“免废话了,谈什么谈,杀啦。东门三环的人不管,我来管。干你娘的。”台南的就是屌,似乎从来就不把外省的黑帮势力摆在眼里。后来听人讲,台南多台湾本土人,受以前日据影响比较大,从他们的装束,木屐,斗篷和军刀就可以看出,是群狼嗜血的,“要么不玩,要玩就玩真的,来真的就玩到底。”
为此特地查询了资料:二战过后,国民党政府迁到台湾,而当时外省子弟多数居住在眷村里,为了生存与利益,以及为对抗本地势力的兄弟,这些外省子弟渐渐联合眷村与其他外省子弟形成一个团体,来与本地势力相互抗衡,而这些外省势力的兄弟便被统称为外省挂,相反的,本地势力的兄弟则被称为本省挂。当时外省挂兄弟,大多都是承袭古老帮会的制度,发展为具有组织架构的帮派。
而早期台湾本土兄弟有着严谨的伦理道德观,大多数不经营毒品生意。多采取的是一种角头的组织形式。角头势力是没有组织架构的黑社会团体,团体里只有简单的伦理辈份,兄与弟。
仔细分析一下,有严密组织架构的帮派往往是以利益为导向的,只要有利,再有悖人伦的残忍事情也干的出。只要有利,再低三下四,肮脏龌龊的事情也可以容忍。就像一部邪恶的机器,不断的制造噩梦。
角头势力的区分则是以该势力活动的区域名,或者该势力角头大哥的名号,来作为势力区分。一个大哥的名号能威震四方,才能服众,才能罩的住自己地盘。所以,做大哥的做事不但雷厉风行,而且义字摆在前,我的兄弟你不能碰,谁敢做我兄弟,就是和我过不去。
也难怪honey对外省人的行径越加鄙视,“怎么去了一趟南部,你们这些台北的开始流行搞钱了。日子真的那么难过?那个时候滑头想跟我跑,天天像孙子一样来求我。要不是你,天天给他说好话,说他老爸可以帮你搞定中山堂,开演唱会。我是屌不甩这种不要脸的贱货。现在二一七给他撑,就原形毕露了吧。还不是为了赚钱,现在小公园的老大已经是他了。”
honey有足够的实力,也对形势有清晰的认识,那他为什么非要坚持独自前往小公园要回自己的地盘呢?
““……我在台南,无聊得要命,每天可以看几本武侠小说。后来我叫他们去帮我租最厚的小说来看。其实以前的人,跟我们现在出来混的人真的很像。有一个老包,大家都以为他吃错药,我记得,好像全城的人都跷头了,而且到处都被放火。他一个人要去堵拿破仑,后来还是被条子抓到了。‘战争与和平’,其它的武侠书名都不记得了,我只记得这一本……”
如果说杀人事件是一部残酷的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那么honey就是这部电影里最浪漫的一笔。只身前往,只是因为他坚信一种正义,在他眼中,滑头和山东做的事情都是龌龊不堪的,他对兄弟够意思,他不贪财,也不怕死,他相信只要按照他的原则,会改变牯岭街,会改变这个世界。
他死的很惨,人家从背后轻轻的推一下,他就死了。
导演最后给出了答案:
“……原来你跟他们一样,对我好就是想改变我。你好可笑啊,你以为你是谁啊?我和这个世界一样是不可改变的……”
是的这个世界是不可改变的。唯一可以改变的就是自己,把残存的关于理想和正义的泡沫都捅破,你就会觉得是你改变了这个世界。虽然其实是世界改变了你,但你仍然会觉得一样儿,一样儿的。
我想起了两个人,崔明亮和马克。
崔在改革开放那会儿觉得自己是走在改革前沿的弄潮儿,于是不断降低自己的底线,做一些和社会不入格的事,穿喇叭裤,跳迪斯科,听邓丽君,下海。到头来发现那只是一种臆想,他所在的地方,改革的春风远远没有吹过来。而他自己却不断的改变自己的价值观和心理底线,到最后发现面目全非,一无所有。他放弃了青春,回家生了孩子。
马克:“选择生命,选择工作,选择职业,选择家庭,选择可恶的大彩电,选择洗衣机、汽车、雷射碟机,选择健康、低胆固醇和牙医保险,选择楼宇按揭,选择你的朋友,选择套装、便服和行李,选择分期付款和三件套西装,选择收看无聊的游戏节目,边看边吃零食......选择你的未来,选择生命……太多选择,你选择什么,我选择不选择。” 马克不再猜火车,他的生活越来越确定。他现在要活着,或许已经成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回想他迷惘的青春,或许会感到很好笑。
honey在天堂嘲笑他们?孬种。
还是会在感叹,原来如此。
当然杨导想说的是,这是一种宿命,人永远无法摆脱社会大环境的束缚。
6 ) 你的青春有几刀——从杨德昌到岩井俊二的青春片
http://www.cinepedia.cn/w/%E7%89%AF%E5%B2%AD%E8%A1%97%E5%B0%91%E5%B9%B4%E6%9D%80%E4%BA%BA%E4%BA%8B%E4%BB%B6《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影片条目(不断的完善中)
1.这世界不会为你而改变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结尾,猝不及防的,小四在拥紧小明时刺入了残酷的一刀,不,连续很深的几刀。在小明无法动摇的处世态度面前,小四的劝说辩解苍白无力。小明也不曾料想到那把用来堵杀小马的刀会插在自己身上,因为甚至连小四都从来没想过自己会亲手杀死小明。
小明不会为他而改变,世界不会为他而改变。这一切无情的现实周遭逼迫着小四狠狠地刺进那绝望的几刀。
小四是个好学生,正直单纯。他有幸福也还算宽裕的家庭,关爱自己的父母、哥哥和姐姐。他有一群好朋友小猫王、小马,他遇见了小明,甚至还有自己的偶像Honey,一个语气平和跟小四讲起《战争与和平》的小公园前老大。
牯岭街夏天躁动不安的气息里,小四爱上了小明。小四对小明说我会保护你一辈子,小四思考着小明是否真是命里注定的那个人。小四清楚着小明的过往现在,但他可以不在乎,一个在理想中翻覆的少年。
不过随着故事发展,小四所拥有的一切慢慢毁灭殆尽。杀死自己心爱的人,能是何等的残酷与绝望,毕竟小四并非心狠手辣的小混混或者暴徒。虽然之前他用手电照着血泊中痛苦呻吟的山东,冷冷地问:Honey是不是你杀的?
Honey的死去让小四愤怒,小明的离去让小四绝望。少年的精神支柱和寄托在家庭变故之后一下子荡然无存。
和杨德昌的其他影片一样,《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结构严谨,细节生动,有着庞杂但是清晰的人物、繁芜但不凌乱的叙事。几乎单列一个非主角的人物都可以仔细分析一番:小马、滑头、Honey还有小四父亲,不曾在这部四个小时的影片里显得多余累赘。
2.残酷青春与社会现实
杨德昌用自己稳健的影像描绘着20世纪60年代灯光昏黄的夜市,那沙沙作响但又异常细腻真实的对白,《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融入了作为一部杰作所能承受的历史厚重和现实压力。甚至有人戏言:《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用去了杨德昌太多的才华,完全掩盖了影片前后作品的光芒。
1991年,张震刚刚14岁,稚气未脱的他诠释着杨德昌记忆里学生时代的残酷青春,当个人理想与社会冲突交织碰撞在一起,小四和小明注定只会是一场悲剧。
10年后日本导演岩井俊二又用莲见刺向星野的一刀见证了青春的荒唐,他的这部电影揭露了太多青春里不应有的罪恶和创伤。禁锢中老去或者爆发,青春就是一句奢侈的谎言。
岩井俊二电影从《燕尾蝶》开始喜欢和中国扯上了联系,《燕尾蝶》里昏黄的火光边固力果唱起了《南海姑娘》;《关于莉莉周的一切》的故事灵感来自王菲演唱会现场的忠实歌迷;《花与爱丽丝》的阳光午后,爱丽丝对宫本雅志用中文说出了:“我爱你”和“再见”。
点滴浮现很多人还是记忆犹新,但说起《关于莉莉周的一切》里莲见捅向星野的那一刀是受杨德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结尾影响,有人可能不置可否,但岩井俊二来上海时曾向记者解释过《关于莉莉周的一切》里少年杀人的结尾确实来源于杨德昌影片里的小四。
回忆里的冲绳岛阳光明媚,少年们尽情享受青春岁月的欢乐。但恰恰是这次冲绳之旅让星野险些丧命。当地司机告诉他,如果人们带不吉利的东西来小岛,就会在这里受到惩罚,丢掉自己的灵魂。归返途中少年又目睹一出死亡,星野难以平息这种震动。
可以说冲绳之旅时让阳光少年的戏台轰然倒塌,星野就脱胎换骨变了个人。而小四的戏台倒塌则是因为底下柱子一根根折断倒下,父母的遭遇、Honey的死亡、小明的离去还有自身的挫折,在和小明摊牌无效的情况下,他也随即崩溃失衡。
3.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
比之《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里铺展蔓延而开的绝望,《关于莉莉周的一切》压抑至极,灰色透顶。影片里有着太多麻木不仁的封闭,太多不堪忍视的欺凌。
很多人难以接受星野的突然爆发,只因为他在乎着身边人的看法,需要改变,需要认同——即使改变并不能给他带来多少快感。事实是后来星野的所做所为对那群少年少女们来说,是场难以脱逃的噩梦。津田被逼援交,久野惨遭凌辱,对于昔日好友莲见的欺辱更是不留情面。
少年少女们在与青春不相符称的封闭里,在莉莉周的音乐中寻得心灵宽慰和存在躯壳,依赖着莉莉周的音乐逃避生活,忘却疼痛,冷漠亲情,缺乏友情,所谓的爱情都被包裹着不敢外露,《关于莉莉周的一切》只有青春的压抑,全然没有洒脱。
星野变本加厉的残暴更加反映出少年内心的混乱,怯弱的莲见对于星野的欺辱始终默不做声,逆来顺受。无论是被侮辱的或是被损害的,津田的死亡和久野的抗争是两种可能,影片在冲绳之旅后鲜乏温暖画面。
在莉莉周的演唱会,青猫带着青苹果来现场赴约。莲见这时才发觉残存的一线希望都是对自己撒谎,转瞬之间一切都毁灭了。他不曾料想BBS上的青猫就是一直以来欺辱自己的星野。纵然从那时起他才知道青猫只是网络上擦肩而过的鬼影,可现实狠狠地抽了他一记耳光。星野依然用他的蛮横拒绝着莲见的畏惧或者说善意,青猫以现实里的星野出现,带着坏意扔掉了莲见那张门票后独自进场。
于是演唱会结束后,歌迷追逐着心中的莉莉周。人潮涌动之际,星野出于本能地回头,发现了身后的莲见。他一下子软倒在了地上,莲见的抽身之速在人头攒动间便消失不见。
莲见深深地刺了星野一刀,而且可以想象这道口划得很长。这一刀草草收场但足以致命。
青猫消失了,星野死了。
影片让这对曾经的好友在青春岁月里选择了折磨:星野欺辱莲见、莲见最后又结束了星野的生命,相信没人会在星野倒下时言不由衷地赞赏。毕竟这样的方式除了残酷,没有其他更悲哀的形容。
4.结局的结局
小四杀人引起了社会关注,逃过一死却得面对高墙内15年的漫长监禁。小猫王特意录制送他的《A Brighter Summer Day》磁带被警卫顺手扔进了垃圾桶,画外音不忘加两句“那什么玩意啊?”“他妈的!”。
莲见侥幸脱身,他那一刀不为人所知,莉莉周的歌迷们在网上讨论着少年的死去。莲见染了发,沉默地听着老师教导,阳光漏进教室里,久野弹奏的钢琴声流水般淌动,一切似乎依然从前。
2005.12 #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关于莉莉周的一切》
杨德昌最好的作品,长镜与叙事完美相结合的力作。
从那一刻起,我爱上所有类似张震的男子。
四儿的爸爸说,我们读这么多书,就是要在其中找出一个以后做人做事的道理,如果到头来,还不能很勇敢地相信它的话,那做人有什么意思嘛。honey说,妈的,我还真想写本小说嘞。干,给以后像我这种人看。太晚了,书又读的不够多。小明说,你怎么跟别人一样,对我好,就是想要跟我交换我对你的感情,这样你就安心了是不是?!我就跟这个世界一样,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四儿那么相信爸爸的话,却被各种人和事捶打到崩塌。妈啦!杨德昌到底要把这个世界讲多透啊!ps,下次要好好看看牯岭街~
太讲究了,红楼梦式的电影,巨细无遗,每一个人每一个细节都照顾到了,真是天才
外国人一定觉得中国人长得都差不多。
这不是我的青春,也不觉得这是青春片,刀上是他的父辈、整个台湾、近代日本和中国的债务。依然惊叹于杨德昌的解释力,他对于一桩犯罪的理解程度,可以达到史诗的厚度。有些电影就是希望它长一点再长一点,它替代并超过了你的人生。在改变世界的赤子之心被杀死之后,现代社会开始了。最爱的导演。
近四个小时的长片,我一直不入戏,张震也青涩得让我无感,直到Honey的出现,我才静了下来。这个小混混里的前老大,竟然穿着海军服,又帅又温和,席地而坐说起他看过的最厚的一本武侠书,叫《战争与和平》,英雄主义浪漫至极致的悲壮。
那一霎那我什么也没做,只是捅了你一刀。“原来你跟他们一样,对我好就是想改变我。你好可笑啊,你以为你是谁啊?我和这个世界一样是不可改变的…”
「我就像这个世界,是不会改变的」大部分人,都是这样选择接受的;另一小部分人,则掏出了刀子,然后,从此沉默于黑暗
手电筒无法把黑暗照亮,收音机传来滋滋回响,短刀终于刺向所爱之人的胸膛。曾经喜欢过两个遭受男友暴力的女生,才终于明白,这个世界或许会变,但人是不会变的,永远不要妄想去改变别人,别人未必痛苦,未必需要你所谓的帮助和救赎。小明和汪狗是一类人,他们是极端现实主义者,不论是非,只讲利弊,为了生存和发展,可以交换和利用一切资源;而小四和哈尼是一类人,他们是极端理想主义者,他们信奉自己的原则,不愿屈服和妥协。可是面对父亲形象的崩塌,友情和爱情的叛离,小四的世界终于轰然倒塌,正如尼采说的:“把理想主义者拖出他的天堂,他会再造出一个理想的地狱”,这不仅仅是几个年轻人的悲剧,更是那个特殊时期台湾社会的伤瘀。
弱者送给弱者的一刀
当某一个夏日你伸出手想去拥抱她的时候,结果只抱住了风,青春就这样散场。白衫黑裙的少女笑靥如花,却无声无息地倒下,校服沾染了一个时代的迷惘惆怅。曲终人散,那些年少曾路过的台球桌、小公园、棒球场,会否记得外文的歌、懵懂的吻,还有无所事事的下午我们许过的诺。终于你改变不了的,才叫人生。
我警告你们别再欺负小四了,你信不信他拿刀捅死你?
四小时冒油。五十年代台北群像。十四岁的张震。发力的杨德昌。成长编年史。黑暗中闪光。再回首,青春的轨迹依然明晰到深深嵌入地表,但那种鲜明和深刻是根本由不得人再走一遍。每一个时代都有各自的悲哀和伟大,卑微的人弯着脊背,聆听风雷,勇敢而纯洁的人拿身体和理想叩问苍天,从内部上升或陨落。
我在台南,无聊的要命,每天可以看几十本武侠小说。后来,我叫他们去帮我租最厚的小说来看。其实以前的人,跟我们现在出来混的人,真的很像。《战争与和平》,其他的武侠书名都不记得了,只记得这一本。妈的,我还真想写本小说咧,干,给以后像我这种人看。太晚了,书又读的不够多。
海那边六十年代的生活跟海这边八、九十年代差不太多,但tmd海南边的学生凭什么人手一双converse?凭tm什么?
如果小四最后听从姐姐而去了教堂,也许结局不是那么悲怆……
片子长 长到以为杀人的是自己 被捅的也是自己
很多电影里都会杀人。只有在杨德昌的电影里,那不是杀人,那是整个世界的崩毁。他要你眼睁睁的看着,他用两个多小时创造的世界,在少年捅下去的那一刀里,灰飞烟灭。
4个小时的片,中途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