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达

我终于看了Frid 了 。两个月以前。这让我想起，斯蒂文生夫人芳妮的传记来。传记的作者前言中说，他第一次看到芳妮是在一家书店里。芳妮刚一进来，就引起人注意，和骚动。芳妮竭力想不引人注意，低着头低声的和迎上来的店主交谈。她的个子很小，但是她的穿着非常大胆和引人注目。她在脚腕上系了一朵很大的鲜红的花，在篷起的裙摆下露出来。她走过的时候有纱摩擦而发出的细细簌簌的声音。 作者写道 她让人想起某种热带雨林生长的藤蔓而鲜艳的植物。Frid 让人有同样的联想。在最后Frid要求火葬，希望大家快乐，而她绝不想再回来。我想我若是Frid也会这样，烧到不留有点残渣，而决不要 再回来。这是怎样的人生啊！这究竟是她本人还是因为命运？像她这样的人不知道后退，只决定往前，坚决和彻底。这必然会这样。因此在看着火烧成灰烬的时候，我们决定选择安稳的日子，妥协那又怎样？退步哪又怎样？我们没有这么勇敢。对于这样的苦难我们感到害怕，对于燃烧我们拒绝。
看Frid 的画是令人无法忍受的，而经历过那些痛苦人看这些画的时候，那会怎样？ 是想立刻回头的悲痛欲绝...
 
-看Frid的得益是，你无法做到，你选择的是退步之后的平凡和安稳。
 

“但愿离去是幸。但愿永不归来。”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卡洛
　　
整部影片始终沉浸在墨西哥奔放哀伤的音乐和色彩浓重的景色中。庭院里悠闲散步的孔雀，沙地里翠绿结实的仙人掌，黑发里绽放出的红色花朵，摇弋生姿的白色裙摆……
　　
这样浓妆艳抹的美，几乎让我遗忘掉那些不幸。那些支离破碎肢体和乳白色的眼泪。那个瘦小的连眉女子映在我脑海里的，影片结束眼里依然都是她的笑，穿上男装飒爽英姿的笑，沉浸在怀孕只喜里的笑，宽容丈夫与姐妹偷情的笑，与女歌手调情不羁的笑，tango舞曲里摇弋着裙摆的笑……

这样的魅力，无论男女都将无一幸免的被她征服。
　　
不幸的是十八岁时佛里达遭遇了一场改变她一生的车祸。这场车祸使她的脊柱三处断开，股盖骨和肋骨完全被打碎，骨盆三处破裂，大腿十一处骨折，右脚被完全压扁。公共汽车上一根断裂的钢金扶手从她的身体穿刺而入从阴道刺出，让她几乎失去生育能力。繁琐痛苦的手术在她的有生之年里持续反复的进行。奇迹般活了下来的她，躺在床上就像是一幅美丽的人骨拼图。厚厚的白色石膏紧紧地包裹着她的整个身体，可想而知的疼痛里，她依然执起画笔在钢铁的束胸上画满蝴蝶。
　　
但命运总会将人引向别处，身体恢复不久后的佛里达再次遇见壁画家迪戈·里维拉，他们迅速坠入爱河，并在不久后结为夫妻。来自传统墨西哥家族的佛里达家族为她举办了传统盛大的婚礼，浪荡子里维拉也收心归家做了好丈夫。后来他们有了一个孩子，但因为佛里达过于虚弱的身体而流产。事后她坚持向医生要来那个装着她未成形婴儿的玻璃罐，并将他画进画里，健康状况急剧恶化的佛里达开始陷入无法控制的灰暗情绪。炽热的爱里，她与里维拉激烈的彼此伤害着，原谅着。直到1954年7月13日弗里达在科伊奥坎的蓝屋与世长辞前，里维拉都不曾真正的离开过她。
　　
佛里达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被禁忌在各种铁质、皮质、石膏质的紧身胸衣里。钻心的疼痛迫使她开始依赖吗啡止痛，1953年因为右脚的坏疽而不得不从膝盖以下被截肢。就是在这样煎熬里，她留下了两百多副作品，画里有支离破碎的肢体，外露的心脏，刺中的鹿，未成形的婴儿，缠满藤脉的身体，子宫及沾满献血的床，除此之外画里紧紧握住的手和窗外晾晒着的小裙子却也让人开到些许美好和憧憬。

弥留之际的她对迪戈·里维拉说：
我死后请你将我火化，不要土葬，因为我已经躺的太久了。

甘露
——《弗里达》观影记
BY 饭小鳗

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并非在于你看得多了就能学得来，因此你羡慕别人没有用，或许到了别人的份上，以你的平平资质，依旧怨天尤人。达不到就是达不到，顿足扼腕也没有用。于是因爱生恨。妒忌大多是这样来的。
写下以上这句话的时候，我刚刚擦干眼泪，咬牙切齿地在爱恨一个早已逝去的墨西哥女画家。嗯，如果你稍微爱点艺术，稍微读点书，稍微看点电影，你应该知道我说的是谁。

我想我还是对的。
从最后一篇如同嚼蜡的个人影评交稿开始，如同进入了一个休眠期一样，我开始混沌而刻意地只看不写。我企图重生，如蜕皮化蝶一般让自己不再停留于表面。
这样的过程不知酝酿了多久，隐隐地从远处传来一声惊雷：也许我让你平庸了。——平庸？！好可怕的词。那么谁能告诉我，这世间谁是天才谁又是庸才？

我不知道休眠和惊蛰究竟有什么区别，是因为一个太冷而另外一个太热吗？我也一直试图拽出自己的灵魂来对话，是否我真的下坠了。或许我该问问真理女神，爱情是否真的能让一个正常女人变成一个蠢钝女人？又或者，爱情是否能让一个蠢钝的女人变成一个敏锐的女人？是不是又能够那么明确地归咎于一个爱一个恨？
我把自己投入了睡眠，看似毫无尽头的黑暗。而这其中，有过使劲挣扎着睁眼起身，但一切都是梦境，我依旧躺着，像某部电影的一个定格一样，我微笑着看着自己如尸体一样躺在床上，然后大声呼喊要烧毁自己。

“Burn it！”
没错，我因为从屏幕看到了弗里达而差点失心、疯死。

哭泣的源头掺杂了太多个人因素，有相见恨晚，有同情忧怜，有欣赏敬佩，有“恨有涯而爱无涯”，有自我怜悯，有“苦苦思量无觅处”的痛苦回忆，而还有对婚姻……之前是如林徽因说：“是爱/是吻/是希望”，之后是：“是孽/是痛/是累赘”。
这些对叠的描述因为只是一个描述而变得毫无感情。就如一个拼图，只是拼一个结果；就如弗里达本人自车祸后的拼接人生，但造就了一代艺术家决定性的爱恨旅程，个中滋味，只有其能体会。
只是，有一个道理真理女神在我混沌时就告诉我：一切感动，皆因涉及自我。

荧幕上的爱恨情仇惊涛骇浪，皆是外界众生像，哪怕异想天开，也只不过是别人的展览。只有当其触动到了你神经末梢关于过去关于自我的某个点，才会大笑落泪癫狂。

我们并不是那么急于想成为谁谁谁，做什么什么，成就如何如何，我们忠于自我，我们时刻孤独，而且永远无法被救赎。
——这是我在弗里达没有说出来的眼神里读到的。
于是我哭了。
这让我想起04年11月的某一天，我刚刚在美术馆买好弗里达的画册兼传记，第二天就躺到了医院，半个月后，也成为了一个关于未来遥不可知的破碎的人。
这长达半个月的白色生活，就着病房白色的背景，吃力地靠在床头，一页一页读这个像拼图一样的残疾女人的不平凡人生。漫长得如同一生。
她说，每天都在痛。她说，哪一天不痛了一定会感到不习惯。但是好奇怪，看文字看图片，最应该流泪的彼时彼景却硬是在某个深夜无法自己起来上厕所而叫了几次护工都没用反应掉了几滴无用泪后再也挤不出半滴泪。而如今，在找了将近一年终于如愿以偿看到电影后，却时时因为弗里达应情应景的大定格画面的几副画而泪流满面。
后来我问真理女神，是不是回忆总能带上忧伤的色彩，真理女神说，那不过是自我哄骗。

其实从来没有真实的过去，只有转瞬即逝的现在。
电影的魅力也于此吧。

是以46岁的弗里达穿着那标志性的红色墨西哥盛装被连人带床抬着去参加一生第一次也是她参加的唯一一次画展开始，用倒叙的手法从被刻意画了一字眉的萨尔玛·海耶克隐忍的脸，切换至了短发萨尔玛·海耶克18岁弗里达的脸上。前者苦难重重而坚强，后者充满野性而欢快；前者是光辉顶点只是为时已晚，后者才是生命苦痛起点却亦是艺术生命将露端倪。不能说是18岁的这场车祸成就了弗里达，只能说命运委以重任，如同一场痛苦而漫长的妊娠反应，最后的阵痛没有生出一个孩子，却诞生了一个传奇。
18岁的弗里达还是完整的弗里达，沉浸在初恋的激情中，几乎没有过多想以后，甚至于同彼时画坛领军人物的亦是她后来生命之光的迪戈·里维拉第一次的正面接触，也是通过恶作剧般的结尾收场。只是注定的就是注定的，老天安排还不够大吗？墨西哥人辣椒吃得太多，硬生生的一场车祸，毫无理由的，公车撞到墙上被拦腰截断，弗里达如受难耶稣一样，被一个扶手钉在了车底。而这根如刺一样的扶手整个刺穿了她整个阴道，刺穿了她的贞洁。也导致了她的不育。
隐喻抑或讽刺，破碎的脊椎连带着这样的那样的断裂，当她从手术台上醒过来的时候，弗里达成了一个拼图，也成了一座绑着石膏的佛。
中国人说，佛者以自我苦难赎世间罪恶，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苦难不过意味着重生，从而生生不息。到了西方，就是上帝关掉了这扇门又给你打开了那扇窗。如再生草一般的弗里达此刻在石膏上发现了绘画的另一片天空。只是无论是开始的画身体的某个部分，到后来的家人，她画的始终是以自我为中心展开的世界。
她就这样在站起来后，带着微妙的自我世界去找迪戈。就如在弗里达第一次画展上的发言词一样，也已经老了的迪戈说，弗里达要她下去看画，他便下去了，从此就看了她一生。

关于这个被传闻双性恋，吸毒，酗酒，抽烟，粗鲁的女人，却依旧没有人能够抵挡她的魅力，关于她后来的诸多议论，也不是激赏就是明显带着妒忌的指责却毫无挖苦。搬到了荧幕上，少了混乱，而加重了和迪戈爱情成分的描写。甚至在其自身艺术成就的努力和攀登上，也刻画甚少，好似只不过是一个经历丰富的平凡女人的心路历程罢了。大概刚好是这点，使得这部片子同其他艺术家片区分开来，显得不那么高高在上，而几乎是以一种谦卑的方式在诉说，以求安息。

弗里达和迪戈的爱情主要侧重在三个段落。每一段的画面表达手法都让人心碎。
第一段：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迪戈和弗里达一样，同样是一个颇受争议的人物。他是墨西哥一代壁画家，才华横溢，彼时也是墨西哥共产党员，却奢侈而自以为是，且笨重肥胖，如同出自拉伯雷的作品。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大象男人，简直如同具有魔力一样，如弗里达所说“只要长得不至于太吓人，也不胖的女人，都能被其俘获，与之发生关系”。电影中从迪戈第二任妻子之口讲出的答案，是迪戈丰富的人格魅力在于能够“把一个女人的瑕疵也赞美成艺术品”，且发自内心般的真诚，而这刚好是所有女人最大的弱点。那么弗里达在让迪戈下楼梯看画开始后，也是在劫难逃了。只是这次对于迪戈的艳遇不同于以往，他遇到的是一个一开始就感到震撼并且欣赏的女人，而这个对比小得像鸽子一样的女人血液里流淌的，也是迪戈无法企及的疯狂。野性和分分秒秒伴随弗里达的苦痛交织起来的矛盾犹如墨西哥郊外广阔的沙漠一样，充满着无法抵挡的诱惑力。
这一段的高潮在迪戈向弗里达求婚的时候。迪戈说我们应该结婚，但是除了忠诚他做不到专一。迪戈说，他同其他女人做爱如同生理需要一样，和刷牙没有什么区别。
这和改编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布拉格之恋》有所区别，虽然丹尼尔·戴·路易斯演的托马斯也有类似的行为也说过类似的话：同其他女人睡觉如同吃饭睡觉一样，没什么特别含义。但是他们在本质的出发点上还是不同的，相比而言，迪戈更加原始，他本身性格就是骄奢纵欲，带着墨西哥人血液里的热情奔放，像一首拉丁舞曲；而托马斯都带着捷克甚至欧洲的重大使命感，骨子里流淌的是对于生命思考过多的忧伤的血液，从而显得更加低迷，这种出轨行为也就更加来得像是派遣抑郁而已，如同欧洲一首寓意丰富的交响乐。
弗里达还是心甘情愿并且欣喜地嫁给了迪戈。
或许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或许就是这意义深远的结合碰撞出了两个人的艺术成就，而也或许就此碰撞出了弗里达一生的混乱。

第二段：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自泰戈尔写下《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后，个中美妙词句后来被齐豫唱“鱼和飞鸟”，被张小娴写“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天涯海角，不是生死相隔，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也被《情癫大圣》化做收尾符：“世界最远的距离不是我站在你面前，而你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在一起。”到了弗里达和迪戈的爱情世界里，却显然又回到了泰戈尔的原作：“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彼此相爱，却不能在一起，而是明知道真爱无敌，却装作丝毫不在意，没把你放在心里。”
经过几多波折，弗里达在看到自己的亲姐姐和迪戈搞到一起的赤裸裸场面后，毅然锁掉了那两幢天桥相连的红蓝小楼的任何一个入口。她像给自己关禁闭一样，在房间里把自己的头发一刀一刀剪断，企图要剪断任何和迪戈的情丝一样。以后，这个场景化做了哀伤的画，穿着西装的弗里达如同一个男人一样，衬托着满地的碎发。
伤口在此时开裂。
其实伤害是一直在的，如迪戈自己后来自己在自传里写的，“如果我爱一个女人，我越是爱她就越想伤害她。弗里达是这种恶劣品行的唯一的最显然的受害者。”因此，当弗里达在美国期间意外怀孕但最终还是失去了她的孩子后，所有一切开始像重创一样，对她而言变成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其实从当初弗里达成为迪戈的第三任妻子开始，她就明白，迪戈不属于任何人，只是作为这样的女人，她又怎能满足于此？加上身体的创痛，她无一不刻不在煎熬之中。意外的怀孕成了她突然出现的精神希望，彼时她像任何一个渴望做母亲的女人一样，充满了憧憬和寄托。当一切破灭的时候，她像一棵逐渐失去营养的植物，开始破败、衰退和萎缩。此时，我的心也随之破碎。
所谓的爱情就是绵延不绝的爱和绵延不绝的恨，而当迪戈站在弗里达粉红色小房子的玻璃门外敲打着玻璃说我是畜生的时候，弗里达平静地脸后是骇痛的灵魂，她一字一句地告诉迪戈，“我一生中有两次重大事故，一次是车祸，一次是你”。
从此，弗里达搬出了那两幢相依为命的屋子，带着她的猴子。或者说她是不愿意再成为丈夫的附属品，或者说她是被强迫或是假装反正是真正的独立也好，也或者说她是试图远离那些伤痛也好，她和迪戈之间开始了“明知道真爱无敌，却装作丝毫不在意，没把你放在心里”的冷战期。期间，她混乱而埋藏痛苦般宣泄的混乱生活也到达顶峰。

第三段：救赎
当迪戈再回来的时候，弗里达的身体状况在烟酒和纵欲的无节制生活下已经每况愈下了，她的脚也开始坏死，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甚至被锯掉了一个脚的脚趾。甚至，弗里达要开始重新绑上石膏。迪戈老了，在革命浪潮的不断变化中，他也逐渐失去了激情。迪戈走到弗里达的面前，说我来向你求婚。
这是一段感人肺腑的情节。当时的弗里达病情已经影响到了肝脏，失去了半只脚，重新绑着石膏，时刻需要杜冷丁止痛，于是她看着迪戈的眼睛用她那幅“受伤小鹿”中小鹿般的苦楚说，我不需要被救赎。但是迪戈却笑了，他温柔地看着弗里达，无比坚定，他说，“我需要”。
尽管救赎这个词过于宗教色彩也过于庞大而显得不真实，但是弗里达重新绑上了石膏，又成了佛。这次，无论她发怒摔盆子还是哭泣，旁边都有迪戈耐心相伴。所以最后的最后，两个人还是相依为命。
或许这就是最高境界的精神之爱。肉体的快感终会饱和，只有着源源不断的精神依靠，地老天荒，永不言败。

萨尔玛·海耶克的墨西哥装扮和弗里达本人还是颇为相似的，至于是否神似，可以看得出演惯了花瓶角色的这个墨西哥一线火辣美女这次是做足了功课，算得上是对弗里达的致敬，也更加想通过此民族女英雄般的人物的光辉将自己带至实力派的阵营。甚至连安东尼奥·班德拉斯这样的好莱坞一线明星也甘愿跑龙套，更加不要提爱德华·诺顿也只是小到不能再小的配角一个，弗里达的魅力从来没有因为时间和国界受到过任何影响，人人都在向她致敬。

2002年的片子，即使放到今天看来也不会觉得时间流逝，魅力流失。虽然不断被人说这部人物传记片如何野心勃勃，但是我想，拍这部片子的导演茱莉·泰摩尔，也是早就因为这个如拼图一样的残疾女人疯狂致死了吧。
电影技法上是超现实与蒙太齐、绘画与现实相结合，完美得令人赞叹。
动手术时的后现代骷髅大会，访美时的剪纸拼贴艺术、在美时的“金刚迪戈”大闹帝国大厦和迪戈在美壁画失败被砸后“金刚迪戈”从帝国大厦衰落的超现实主义，无一不体现了导演对弗里达的热爱和因此迸发的激情和灵感。至于绘画与现实相结合的手法，则要来得相对唯美诗意许多：一场惨烈的慢镜头车祸、一个从画面上走下来婚礼、在纽约飘雪的窗口，窗口上飘着弗里达的长裙。心碎时剪掉头发，镜中人画中人。她在死去时的烈焰中如长了翅膀，终于丢掉了破碎的身躯，猎猎起飞……
但是很可惜，似乎这种艺术手法不能被欧洲电影人所欣赏，因此在欧洲各大电影节上，此部电影基本空手而归。只是艺术的魅力不是几个奖就能证明，不管是因为这个传奇女人的魅力还是电影的绚丽，总之一代又一代的观影者如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样，谁也不能隐藏对这部电影这个女人的热爱。

弗里达如一个受难英雄灵魂的载体，通过对自我世界的令人不安的绘画表现手法，向外界展示了一个奇异而最真实的人们的内心世界。她的画闪耀着迷一样的魔幻光芒，如同她本人一样，一生始终拒绝流行服饰而永远身着墨西哥盛装。她就像是一个墨西哥的彩饰瓷器，有着漂亮得热闹的装饰，有着缤纷炫目的色彩，却注定要粉碎，只是碎裂时流出来的，却是甘露。

上海
2006年1月18

在电影方面我不是专家，我不会从电影拍摄等专业方面去分析，但是我喜欢从个人感受去评论我所看到的电影。这是一部在家里存放了3年的电影，在今夜我才认真的看了第一遍。其实我对电影了解并不多，但是我想把我的感受告诉大家，哪怕只是一点点的感受。它是去我看过的最有生活气息的电影，过去我曾经热爱一部名叫《清水湾的孩子》的电影，同样的生活味十足，没有那些虚伪的，刻意的痕迹，但是《清水湾的孩子》更加理想化，而《弗里达》更加生活，更加现实，更加激情。这个从这部电影的另外一个名字《挥洒激情》就能够略知一二。整部片子充满了坎坷，充满了奋斗，充满了现实，充满了爱，它更能让我体会到活着的感觉。

真正艺术性的死亡本质上只有两种：要么死于水，要么死于火。
奥菲莉亚是死于水的，水的深度与人的深度是紧密联系的。对那些溺死在他们的自我中，他们的情感中，他们的疯狂中，他们的内省和混乱中的人来说，水就是他们致死的环境。维吉尼亚·伍尔芙在五十岁上不堪神经衰弱的折磨，自沉于索塞克斯郡罗德梅尔的住处附近。敏感的美国女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三十岁时在伦敦家中开煤气自杀：一个晦涩的隐喻。她终于还是淹死在自己心灵的洪水中。而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提到死于水，人们想到的会是精卫，是屈原，是王国维，是沈从文湘西传奇中沉潭的女子，这则又是另一层的文化喻意了。
另一方面，圣女贞德或是布鲁诺决不可能窒息于冰冷、阴郁的水中，而只能死于火刑柱。他们的生命因此变成了信号灯、灯塔、火炬，照耀着许多世纪。因为肉体是短暂的，思想是永恒的，闪烁着光芒的实体是思想的形象。那个有着一头红发的荷兰人凡高用他扭曲的星空和肆意伸展的向日葵花瓣点亮了身后的整个画坛。吉姆·莫里森吟唱着“点燃我的火”，终于成为一种神话。
而弗里达·卡洛显然属于后者。
弗里达，就像她谈及《墨西哥的四个居民》中那个怀孕的黏土玩偶时所说的，“即使是死去了，她的体内也能迸发出生命的火焰。”
弗里达·卡洛，墨西哥最受欢迎的现代女画家，1907年7月6日出生于墨西哥市市郊。身为摄影师的父亲威廉·卡洛是匈牙利裔犹太人，母亲玛蒂尔德·卡尔德隆则兼有西班牙与印第安血统。18岁时，弗里达与男友阿列詹德罗·阿里亚斯在放学途中遭遇车祸。他们乘坐的巴士与一辆有轨电车相撞，数名乘客丧生。弗里达裸体出现在铁柱中——扶手穿透了她（栏杆从她身体的一侧插入，从阴道穿出）。某人携带的一瓶涂料洒在她身上，她全身涂满了金粉，好似一座由肉体、鲜血和金子制作的痛苦雕像。撞车使她的脊柱三处断开，打碎了她的股盖骨和肋骨。骨盆三处破裂，大腿十一处骨折，右脚被完全压扁。但弗里达却奇迹般地存活下来，并在不久之后得以过上一种基本正常的生活。痛苦和坚毅从此成为她生命和作品的绝对主题。
弗里达回到世上后不久，便遭遇了她“生命中的第二个意外”——与壁画家迪戈·里维拉的结合。他当时42岁，体重136公斤，结过两次婚并经历过数不清的风流韵事，创作鸿篇巨制的大幅壁画；她则年仅22岁，体态娇小并且身体虚弱，画几乎可以算是微型的画架画。弗里达的母亲对这段姻缘颇有微词，称其为“大象与鸽子的婚姻”。婚后，里维拉一如既往的不忠行为和自己无法生育的残酷事实带给她双重的打击，弗里达成为公开的双性恋者并拥有许多知名的情人。两人就这样彼此深爱并狠狠伤害对方，直到1954年7月13日弗里达在科伊奥坎的蓝屋（这也正是她出生的地方）与世长辞。
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弗里达被挂在器械上，脚上悬着二十公斤的重量，她被锁在铁质、皮质、石膏质的紧身胸衣里（从1944年到去世她使用了二十八件紧身胸衣）。为止痛她一天喝一瓶白兰地。她至少做了三十二次外科手术。仅仅从1950年3月至11月她就接受了六次脊柱手术；在刚缝好线的部位给她缝上了石膏，当开始发出难闻的气味时，她发现自己的伤口正在腐烂。从1944年起她遭受极其钻心的疼痛，迫使她依赖上吗啡。她的右脚长了坏疽，1953年8月从膝盖以下被截肢。
可就是这个弗里达，为我们留下了将近两百幅不同寻常的画作（其中大部分为自画像）。这些作品“坚硬如钢铁，脆弱如蝶翼，欢欣如醇酒，悲伤如人生中的苦难。”
确实，弗里达曲折的人生经历本身即是一封扣人心弦的推荐信。也难怪这位一字眉，有一撇小胡子的女画家虽然在中国尚未广为人知，却早已成为欧美人的文化偶像：Jean Paul Gaultier称她为“我的艺术女神”，流行天后Madonna更是对她推崇备至，不惜重金买下《诞生》一画，并将其作为自己评判他人的“试金石”。
或许正是由于个人经历太过丰富多彩的缘故，人们总是习惯于将弗里达的作品看作一篇篇对苦难生活的注解：作于1926年的《自画像》是赠送给初恋男友阿列詹德罗的礼物，公主般纤细优雅的弗里达摆出令人伤心的波提切利式手型，希望挽回已逝的爱情；《稍稍掐了几下》取材于真实的新闻事件，一个男人乱刀砍死了自己的妻子，当被法官问及这样做的原因时，他却满不在乎地答道：“只是些小伤口罢了。”但这幅作品画于里维拉与弗里达的妹妹克里斯蒂娜发生暧昧关系后不久，所以实际上是她内心痛苦的真情流露。而那幅著名的《断裂的脊柱》显然是弗里达一生的最好写照，她将自己描绘为融圣塞巴斯蒂安与悲叹圣母为一体、着铁质胸衣的圣徒形象，原本是脊柱的地方却为一根裂成三截的爱奥尼亚式圆柱所填满，生活就这样被飞来横祸击得粉碎。
甚至弗里达的静物画都被认为折射着她的人生。我们被告知，《剖开的水果》一画表现的是她具有侵略性的性欲，以及生育能力对她的困扰，就像在她自画像中出现的猴子一样，即使她只是把它们视作宠物（显然，她经常画的宠物狗则没有这种内涵）。
茱莉·泰默2002年拍摄的电影在所有关于弗里达的品类芜杂的传记作品中未必是最有深度的，也未必是最有特色的，但她在对这个问题的处理上却显然是明智的。当电影中的弗里达说自己的绘画值不了几个钱，“它们只对我自己有意义”时，导演却以同位女性艺术家的敏感借托洛茨基之口指出：“不，弗里达，人都是孤独痛苦的，而你的作品无疑为他们带去了黑暗中的一道光芒。
国人在分析艺术家的作品时，每每强调要“知人论世”也不乏生搬硬套，硬生生地把艺术作品理解为影射历史，或是表现作者生活经历的可笑例子。现在看来，这倒是一条全球通用的公理了。从米开朗琪罗到凡高，从但丁到兰波，似乎一个艺术家就必须经历各种磨难，并将这种磨难隐晦地表达在这些作品的背后。真理与烈士被划上了等号。而这样的一种成见，在女性艺术家身上似乎表现得尤为明显，人们喜欢视她们为平静受难的女性典范：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画家丁托列托的女儿玛丽埃塔·罗巴斯蒂的名字流传至今，却并非因为她不朽的作品，而是因为她悲剧性的死亡。19世纪的艺术家将这位天才改写成了“一个患结核病的人，在临终之前，她还激励她的父亲在艺术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雕塑家卡蜜尔·克洛岱尔作为罗丹的情人和家庭冷漠的牺牲品而广为人知。同样的，当人们谈起摇滚歌手特里·安莫斯时，更为津津乐道的是她早年被朋友强奸的不幸经历，而非其晦涩难懂的另类歌曲。
了解艺术家的生平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他们的作品，但生平经历却绝非作品背后的全部；关于艺术家的传记作品好比一个个敬献在其墓碑上的花圈，他们引领我们走向伟大的艺术家，却不能够真正重现已逝艺术家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应该到艺术家的作品本身中去寻找。是什么让年幼无知的孩子听到莫扎特乐曲时全神贯注，是什么让金发碧眼的欧洲绅士与衣衫褴褛的非洲老妇一同为《罗密欧与茱丽叶》落下眼泪？正如一切伟大艺术家所应该具备的禀赋一样，弗里达的作品应当不仅仅是自传，而是有着更为宏大的主题。
电影对弗里达生平重大事件的刻画可谓不温不火，恰到好处。但导演也绝没有放过任何表现自己才华的机会。影片构思精巧，色彩明艳，通片弥漫着一种超现实主义的气息（弗里达当年几乎被包括到这场运动当中，但她从未承认自己是一个超现实主义者），比如关于那场改变弗里达一生的车祸的描述。
据当时在场的目击者回忆，那是一次奇怪、缓慢、几乎无声的车祸，有轨电车无法停止，一点一点地，以噩梦的可塑性压碎了巴士的侧部。电影中，事故发生前弗里达曾久久注视里维拉作于预科学校的壁画《创世纪》——画面中央的男人伸开双臂，表示牺牲与付出——却被阿列詹德罗一把拉走，这竟成为弗里达生命的一个隐喻。当阿列詹德罗劝说弗里达乘坐下一班巴士时，她却拉着他疾速追赶上去——一种投入自己命运怀抱的可悲愿望。而在有轨电车撞上巴士的那一刻，一只青鸟从一位戴礼帽的乘客手中振翅而飞，穿过整个混乱的车厢——关于捉摸不定的命运的一个象征？
此外，片中对于《断裂的脊柱》、《两个弗里达》等作品的解析也令人印象深刻。只是导演把1926年那幅《自画像》中挽回爱人的感伤手势变成了对里维拉的诚挚邀请，多少让我有点摸不着头脑。但从电影情节发展的角度来讲，这本来也无可厚非。
值得一提的是，电影墨西哥风情浓郁的原声也值得一听，尤其是由导演茱莉·泰默参与作词的片尾曲《Burn It Blue》，从某种程度上与Don McLean怀念凡高的绝唱《Vincent》有异曲同工之妙。
看到这里，弗里达大概要以她众所周知的玩世不恭态度对我抱以讥诮的微笑了吧。毕竟我人微言轻，所以不妨在最后引经据典来结束这篇文章。以下是苏珊·桑塔格关于西蒙娜·薇伊的部分论述。这段论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似乎也同样适用于弗里达·卡洛：

我们自由主义、资产阶级文明社会的文化英雄是反自由主义和反资产阶级的；他们是一群曝光率高、令人着迷而又具有反文明倾向的作家，常常给人一种文化暴力的印象——不仅表现为他们具有个人权威色彩的声音、知识分子的激情，而且表现在他们极度个人化和极度知识分子化的偏执情绪上。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自觉地追求健康的时代，但更是一个认可病态的时代。我们所敬畏的真理是那些与痛苦经验紧密相关的事实。我们衡量真理的标准则根据其受难的程度——而不是以作家文本是否符合真理为判断依据。真理与烈士被划上了等号。
撇开一些表面的现象，认识到我们为什么会去阅读和赞美像西蒙娜·薇伊这样的作家是必要的。西蒙娜·薇伊由于其身后出版的作品集和随笔短章而赢得了上千万读者的拥趸，但我相信，其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够真正地分享她的思想。也没有必要去分担西蒙娜·薇伊因信仰天主教所承受的痛苦、她未实现的爱，或是去接受她关于上帝缺席的诺斯替派神学，赞成她弃绝肉身的宗教理想，认同她对罗马文明和犹太人极端不公正的憎恨。类似的状况在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的身上同样存在，他们大多数的追随者并没有理解他们，更不会把他们的思想当作信条。我们读着尖锐的言论，是因为他们个人具有权威性，他们堪称严肃的典范，他们献身于自己的真理的强烈意愿，还有——只有很少一些人——是因为他们的“观点”。正如背德者亚西比德追随苏格拉底的脚步，尽管他既不能够也不愿意改变他的个人命运，但却使他的意识深处唤起了一种感动和满足，心中充满着爱；正是以这种方式，敏感的现代读者对某个不为他所有，也不可能为他所有的精神层面致以他的敬意。
我们在对这样一类模范人物表示敬意时，其实也承认了有神秘之物存在于世——而此种神秘之物也正是真理（一种客观真实）的可靠把握的对立物。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会认为现实世界只是表面现象，而真理的部分（不完全）变形，人生中一定程度上的{但不是全部}癫狂、一定程度上的{但不是全部病态、}一定程度上的{但不是全部}弃绝则创造了真理，提供了心理和生理健康以及提高人生境界的另一套标准。

参考书目
海登·埃雷拉 《弗里达》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罗莎·蒙特罗 《弗里达·卡洛——世界是一张床》 南海出版公司
河西 《弗里达——一位女神的画像》新星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