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春

 据说，《立春》最初在国内受到的待遇是“不准宣传”，之后才改成了“低调宣传”，想来是因为一贯以屁股代替脑袋思考的电影审查委员会发现他们上了电影《孔雀》的当——把一部对中国社会充满绝望的电影当成了主旋律，所以对于顾长卫的新片当然要施以颜色。其实，这种手段不过是更吊起人的胃口而已，想要看到的终究还是会看到的。

    在有幸参加了《立春》在国内的点映之后，个人觉得被高高吊起的胃口非但没有被满足，反而有些被败坏了。虽然据演员说，这个版本和国外参赛的版本相比，有几段戏被删掉，尤其是一段按摩棒的据说十分搞笑，不过我感觉，这依然不会改变影片所力图表现的主题——有追求的人陷于绝望的社会中最终绝望。

    影片以艺校声乐教师王彩玲（蒋雯丽饰演）为主线，串出了小县城（影片在二级城市包头取景，剧中人物讲呼和浩特话）中几个青年对艺术的执着追求，直至最后放弃的过程。王彩玲虽然痴迷歌剧，但是本身天分有限，根本无法进入中央歌剧院，不过她对于在小城市教书这份工作显然十分不屑，始终梦想着要成为北京人，要进入中央歌剧院。

    与她有着同样不满的是她的单相思对象——黄四宝。这个钢铁厂的青年人立志要考上中央美院，不过每次初试过后即遭到淘汰。在黄四宝离开这个城市后，王彩玲找到了的第二个男友，群众艺术馆的舞蹈老师胡金泉。胡金泉喜欢的是芭蕾，他所苦恼的不仅是自己喜欢的舞蹈在这个小城市中无人欣赏，更为麻烦的人们担心他的性别取向——“二胰子”直到现在依然是一句骂人的话。

    歌剧、油画、芭蕾，即使到了今天依然不能为普通大众所欣赏，更不要说90年代初的小城市。所以影片中的三个年轻人对艺术的执着追求，注定要受到周围人的冷遇，而他们的天分也决定了他们在各自的领域无法更进一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依然选择对艺术坚持不懈的追求，除了对艺术热爱，更深层的原因是：这是他们在精神上高人一等的救命稻草，除了他们喜爱的艺术，他们没有比他们身边的人更了不起的地方。这就是患上了日常生活恐惧症。

    在王彩玲们看来，生活中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平凡。对于平凡的这种恐惧吞噬了他们的灵魂，同时让他们自己的生活痛苦不堪。王彩玲终于选择了独身，开了个肉铺并领养了一个兔唇小女孩。黄四宝自从深圳回来以后，变成了一个骗子，到处受到债主的追打。而胡金泉在三个人中算是幸福的，他因为强奸未遂进了监狱，却也因此证明了自己是男人，平息了人们对他性别的议论，终于解决了他的一个烦恼。王彩玲们最终不得不适应了生活的步伐，不过失去了救命稻草的他们，精神世界只剩下了空虚和麻木。

    对于影片中这些患上了日常生活恐惧症的人们，精神上高人一等最终要转化为在实际生活中高人一等，他们要追求的其实和常人要追求的目标其实没有本质区别。和常人不同的是，如果这个目标最终没有实现，那么他们余下的生活就完全没有意义了。但现实生活是：高人一等的是始终是少数，绝大多数都是普通人，如果作为普通人平凡的生活，他/她的生活就没有意义，那么他们的生活始终就不曾有过意义。因为生活的意义是他们赋予的，不是别人的目光和掌声赏赐的。

   追求成功和卓越是每一个现代人的目标，而资本主义时代的来到，使得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和别人不同的愿望分外迫切。因为在农业社会中，每一个人在小集体中都是具体可感的，而不仅仅是一个代号或者活动的工具。但是在追求成功和卓越的过程中，其实也是发现自我的一个过程，不知道我究竟是谁，不过是追逐社会公众的潜意识的另一个随波逐流的人。

    从影片当时的社会层面来说，对于平凡的恐惧，背后隐含的其实是人群之间的差距迅速加大，人群之间歧视加深。90年代初正是中国社会拉大社会经济地位差别的开始，原来固有的歧视（城乡、贫富等等）此时更加变本加厉。这种社会倾向反映在个人身上，就是人们都追求实现去大城市发达地区，并尽快富裕起来。

    在这种社会现实下，绝大多数人都在歧视观念的推动下，追求自己的目标，而忘记了自己是谁，到底想要的是什么。这中间产生的最可怕的例子是马家爵在杀死四个同学的逃亡路上不忘背英语单词；而一个农村的女大学生在遭遇车祸，刚刚苏醒过来，不问自己的伤势，不问亲人的死活，第一句说竟然是考研的日期过了没有。

    因此，对于这种充满了恐怖的黑色幽默的社会倾向，需要的不仅仅是满怀同情的歌颂，而是更深刻的考察其社会原因和心理原因，尤其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心理原因。同比韩国导演李沧东的《密阳》，在演员上，蒋雯丽的表演并不输给全度妍，然后一个深入探究个人的心理世界，一个却把责任简单推卸给社会，二者之间的高下并不难判断。《立春》是顾长卫导演在反映这个主题的第二部作品，依然没有做出比《孔雀》更深刻的反省和探究，反而在原地踏步。对于该片编剧李樯来说，《孔雀》、《姨妈的后现代生活》、《立春》三部作品都是一顺拐的产物，日常生活恐惧症一而再再而三的同语反复，却始终没有摸到关键所在。

    对于这种人物亲切同情的立场，充分说明了制作者的自恋以及拒绝反省，而这种情况下拍出来的电影，两个字就可以概括——矫情。

        

王彩铃说，每次春天来的时候，实际上也不意味着什么，但她总觉得要有什么大事发生一样，心里总是蠢蠢欲动，可等春天整个都过去了，根本什么也没发生。这句深可挖掘的话（无论是其政治意义，还是生命意义），出现在故事的中后段，到这里的时候，一年已经过去，在这过去的一年里，王彩铃经历了一段失败的爱情与一段失败的友谊，当那两位爱情与友谊的对象纷纷在现实的压力之下放弃某种追寻时，她还在坚持着她的歌唱事业。但是新的一年不仅给她带来新的希望（大年初一开门望雪的那个镜头，几乎使我误以为她的命运将要好转），也给她带来了更大的幻灭。如果放弃理想在90年代初的新一轮经济大潮中变得普遍而使人不得不接受的话，那么王彩铃这一次所遭遇到的事情，已经突破了她心中践踏理想的底线（理想成了可以划底线的东西）——利用理想，那位小女孩磕头哭泣，但重点是她的那句“为了出名不得不用点特殊的手段”。虽然王彩铃也想出名，但她显然怀揣着古典时代的一朝成名天下知的“纯洁理想”，而不是理想与现实法则的勾结。

前面的故事主要发生在91到92年，可以从春节联欢晚会的画面上考证出是92年的晚会（那年的主持人就是赵忠祥、杨澜、倪萍），虽然理想破灭在生活中具有普遍性，我也认为顾长卫就是在追求一种普遍性，但是这个时代的特殊性，似乎也不能不引起观者的注意。四宝一开始连续地往北京跑，突然有一天，他朋友说，他去深圳了。北京与深圳，文化潮头与经济潮头，追寻与妥协，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在这里其实只构成了另外一个更隐蔽的问题的一翼。另一翼，就是那位芭蕾舞演员，在一段孤芳自赏的优美舞蹈后，他走进了牢笼，牢笼不仅指那个监狱，而更指的是他的假强奸行为，后者才是他的自我阉割。这两翼，构成了90年代初知识份子的普遍处境——失落了理想之后，他们或者去追求本来在理想面前显得微不足道的物质，或者自我阉割，自动纳入体制。

这是顾长卫比娄烨聪明的地方，他不涉及它，但他通过一个关于理想的看似具有普遍性的叙事，巧妙地揭露了它。在文章开头所引用的那句王彩铃的喟叹，照应了导演的政治隐喻。那个春天，似乎发生了什么，但再回首，已百年身。

但就王彩铃这个人物来说，在中国社会中其实是不具备现实性与普遍性的。但是这个人物的特征，她的虚荣骄傲与拼搏上进并存，她的渴望把持理想与内心对现实不满同在，这些特征，是具有现实性与普遍性的。导演捡起了那个时代中人们内心除了失落之外的那些彷徨与渴望，把它们揉捏在一起，变成了王彩铃。所以说，王彩铃是不现实的，但又是高度具有现实性的。在经历了那次巨大的欺骗之后，她走进了婚介所。然后电影时间加快了它的步伐，她还是没有结婚，但领养了一个孩子，孩子慢慢长大，她开始以卖羊肉为生。有一个镜头，优美而残酷，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一条路弯弯曲曲伸向远方，路上开着一辆后斗里装满了羊的货车，王彩铃就在车的后斗里，和羊在一起。她的表情复杂而难以辨认——完全没有了当初的鲜明与生动，重要的是，她和羊在一起——一种温顺待宰的动物，在车的后斗里，被载向无法辨认的远方。

电影的对于生命的感喟在这里超越了某种政治上的纠葛，露了出来，或者说，沿着前面的铺垫，渐显了出来。先不论顾长卫的这种企图成功与否，单就他的这一意识而言，已经是难得。在一种对生命的某种宿命式的叙事中，包含着某些时代气息与政治意蕴（政治当然也是生命的一部分），这种结构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但似乎影片在这一段所用的力道并不足，甚至稍显刻意，比如王彩铃给她女儿念飞蛾的一生的故事，这一段把意图亮得太明显，反而失去了回味的余地。而在医院里遇到早年相识的物是人非的桥段，虽然在剧情上可以圆满收场，但是稍显呆板。最后带着女儿回到当初梦想之地——北京，一起在天安门唱起儿歌，倒是非常令人动情，席地而坐的妈妈显得和蔼而温润，但她心中是怎样想法，是悲哀叹息，还是安乐而满足？

照理说，我应该会喜欢《立春》的。但是我越看越难受，为什么呢？

    我看着那么丑的蒋雯丽很难受，看到她不但丑，还处处自以为是，自欺欺人，自以为黄四宝对她有什么感情，重复着我就要进北京了我就要进剧院了我就要去巴黎了这样的梦话，对身边的俗人一副拽样，对美型的黄四宝一副贱相。她对着黄四宝施施然一句：我还是处女，我不愿意在这个城市发生爱情。老实讲，有点想吐。

    她当人体模特，她“强奸”黄四宝，她穿着戏服跳楼未遂，她在剧团办公室门外唱歌，所有这些我感觉到的只有猥琐。

    只有那句“宁尝鲜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让我肃然起敬。

    我听着周瑜用那种混嗓子念普希金的诗，很难受。

    我看着胡金泉把一女的拽厕所里胡弄，很难受。

    我看着光头女她妈那么矮，面无表情地说话四肢僵硬地走路，很难受。

    我听着以王彩铃为中心的艺术爱好者们在灰蒙蒙的城市里讲着古怪方言的文艺腔，很难受。

    确实很拧巴，确实很矫情，确实文艺腔得过了分。

   

    豆瓣上几乎一半的评论标题都有“理想”二字。几乎八成的评论，都写明这是群“理想主义者”，并对他们致敬。

    曾经我也确实对着“理想主义者”这个词肃然起敬，并自以为，或者说希望自己就是理想主义者。

    但是我眼中的理想主义者，从来不是片子里这样的。

    他们只不过是自以为有才，自以为与众不同了，然后心开始不安分，想往上爬，想混出个人样来。不就是披着层艺术的外衣么，不见得就一定比想当官想出国想当老板的人高贵。

    他们嘴里口口声声都是“北京”“巴黎”梦幻繁华物质世界，他们想进歌剧院，想进美术学院。这些所谓理想，和考大学考好大学考大城市的名牌大学有什么区别？

    一切明明是那么现实。

    不过是想飞黄腾达，众人仰望。艺术只是敲门砖登天梯。

    装什么高尚？

    从头到尾，都看不到他们对艺术有什么深层次理解。艺术，只是用来傍的。恰好，嗓子比较好而已；恰好，身体比较骚而已。想当梵高的画家，和想当比尔盖茨的商人，没有任何本质区别。

    为什么要成功？为什么一定要得到社会的承认？
    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是沉迷于自己的世界，不关心现实的获取的。
    很明显这群人不是。

 

    我有一个梦想，就是比别人过得好。

    可是，我资质平庸，我命运不济，我遇人不淑。

    于是，我哀怨，我压抑，我扭曲，我变态。

    这就是让人崇敬让人唏嘘的理想主义者。

 

    可是我仍然喜欢这部电影，因为我有拧巴情结。

    但是，它实在是拧巴得过了份。

    于是刺激到了我，让我似乎忽然清醒过来，于是有了上面这番“反拧巴”的话。

    所以要感谢这部电影。它告诉我：不要太自恋，不要把自己想得很特别，不要耽于幻象，不要自以为高尚。

    林奕华说，王彩铃也是包法利夫人啊。

    包法利夫人之于《包法利夫人》，难道不是一种包含着同情的嘲讽么？
 
    林奕华还说：不要把责任都推到命运头上。

    这片好，好在很满，很有料，台词都很有爆点，更因为，它对我有一种反向的超出作者本意的警醒作用。

顾长卫的《立春》是一部剧情片，但我宁肯当它是一部纪录片。可能与很多观者不同，这部电影对我来说，不是看新鲜，而是某种生活经历和记忆的重现，——自己的和某些人的。

我必须承认，我曾经是一个虔诚的文艺青年，如果细分一下的话，可以定义为“文学青年”，而那时候，我所生活的圈子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文艺青年，譬如文学青年、美术青年、音乐青年、电影青年。如果没有十五年前的那个雨夜，或许我今天也会是一个王彩玲。

有必要回顾一下十五年前的那个雨夜。那一晚，在郊外的一个画室里，我与我的两个朋友在微醉中读诗，从李白到辛弃疾到海子。那时候我们很有理想也很有追求，希望不远的将来我们分别能够变成伟大的“家”，在文学史美术史上占一席之地。那天晚上，我们借酒盖脸，以梦为马，宣泄着我们长久以来压抑与郁闷的情绪。那念头突如其来，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自己像个傻逼，——没有钱也没有地方只有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憧憬，所谓的理想不过是空中楼阁，所谓的坚持不过是不自量力的硬努，我突然发现自己不过是在虚耗生命但却给这种虚耗披上了一件华丽的外衣，我突然意识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无法弥平，突然意识到揪着头发无法让自己飞上天空，突然意识到自己只能回到地面。我得感谢那个雨夜，因为从那一夜开始，我从理想主义者变成了现实主义者，也不再固执地探寻生活的意义。

我不知道十五年前我的放弃究竟是对是错，但我知道，如果没有那时的放弃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一个自己。还好，我对现在的自己现在的生活相当满意，虽然它与我当年的理想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这究竟是一种觉悟还是错误，我说不清，但我至今依然对王彩玲们保持着尊敬，同时保持距离。

王彩玲也好，黄四宝、周瑜、胡金泉也罢，《立春》里的这些人物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夸张，在顾长卫的故事中，他们其实只是一种真实的再现，这也正是我把《立春》看成是一种纪录电影的原因。当年的文艺青年们的生活，有很多比王彩玲们的故事还要极端，还要曲折复杂，还要充满戏剧性，——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某些戏剧性是被刻意制造出来的。

当年的文艺青年无疑是有理想有追求的，譬如他们固执地向往北京，譬如他们固执地坚守着“不甘平庸”的信念。可是，现实总是无情的，完全不吝于给王彩玲们种种残酷的打击，让他们在南墙上撞得头破血流，或者时不时地在他们面前摆上一口棺材。在现实的残酷无情面前，某些人选择放弃或者逃离，如我，如黄四宝；但仍然有无数次撞南墙见棺材但却绝不回头落泪的人，采取了不抛弃不放弃，始终苦苦坚守。然而，许三多毕竟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人其实都成了王彩玲。

现实，是个很无奈的东西，无论你承认现实与否，它都可能变成一出悲剧，——屈从于现实，你会放弃理想，演一出屈服的悲剧；而不肯向现实低头，理想却未必实现，很有可能演一出理想最终破灭的悲剧。如果像王彩玲那样，给自己造出一个进京进中央歌剧院的虚假现实，则是悲剧中的悲剧。虽然最终王彩玲选择了在现实中生活起来，但她依然心存幻想依然渴望自己某一天会站在音乐厅的舞台上纵情歌唱，于是，影片最后那一条白底黑字的字幕“谨以此情此景献给王彩玲”，就被赋予了多重含义，——既是对理想主义者的致敬，也是对王彩玲们的祭奠，充满了悲剧的意味。在此，我要向顾长卫先生致敬，因为他并没有在影片中给王彩玲一个梦想成真的圆满结局，而是给了她一个虚幻现实，这更接近于生活的真相，至少《立春》在这一点上是诚实的。这个虚幻现实，也曾经是王彩玲给自己虚构出来的，在影片的结尾，王彩玲的中央歌剧院之梦与顾长卫献给王彩玲的“此情此景”合而为一，意味深长，令人唏嘘叹息。

我在现实中曾经见过太多的王彩玲，我知道他们如何在理想和现实之间迷惘，如何在坚持与放弃之间挣扎，正因为如此，我才会把《立春》看成是某种生活的记录而非一部通常意义上的剧情片。我知道我那一代人和我上一代的人中有很多这样的文艺青年，但是，我脱离他们已久，不知道他们现在怎样，也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是否还有那样的故事。偶尔看到人山人海的美院或者电影学院的考场，我总会想，人们的梦想是否穿越了时代保持了原样。我现在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在虚构现实这件事上，有很多人其实还很王彩玲，譬如某些小资，譬如某些网民。

虽然我已经放弃了早年的理想，但我仍然对那些坚守理想的人们心存敬意，因为他们选择的是艰难的道路，而我这样的逃兵则选择了顺风顺水的坦途。其实我想说的是，绝大多数人还是平庸的，这个现实无法回避；不甘平庸固然是一种追求，但毕竟还得有一些足以让你脱颖而出的条件才行，这同样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而王彩玲们的误区大概在于，他们试图飞到高墙之外或者从深井中攀爬而出，却忘了高墙之内深井之中也是可以做出一些事情来的，“墙里开花墙外香”就是这个道理，大可不必一定让自己成为一个外来的和尚。

自己被自己感动，固然是一件挺不错的事情，但其实王彩玲们更需要的是让别人也被自己感动，这或许才是真正的好事。有的时候，抛弃一点儿强烈的自我意识，走出自我虚构的现实，看看外面的世界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看看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所处的位置究竟如何，或许会离成功更近。而这，或许就是《立春》想告诉我们的东西。

每个人生活在社会之中，都会心存梦想，并为之奋斗，然而在梦想与现实的交集处，总会有着这样或那样的无助与失落，有些人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前行，而有些人则束袖顿足，冷眼等待命运的不公。
      《立春》以蒋雯丽扮演的王彩玲追求歌剧梦想为主线，但其中也穿插了各种小人物。他们当中有一心追求王彩玲的周瑜、有令王彩玲心动的艺术青年黄四宝，也有痴迷芭蕾舞的胡金泉、为达目的欺骗了王彩玲的歌剧爱好者高蓓蓓。在王彩铃的生活之中，处处可见现实与梦想交合时的不和谐，王彩铃为追求梦想远道去北京该户口，而最终却仍守在几米见方的房子中，一心想考美术学院的黄四宝却最终当上了婚介所的老板，每天在债主的追逐中惶惶度日，舞蹈教师胡金泉为自己的梦想拼搏了16年，但只以受不了城市中群众的眼神而最终走向牢狱生活，歌剧爱好者高贝贝靠着欺骗迎来了本不应属于她的荣誉。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影片完全可以采用一种悲剧到几乎令人绝望的表现手法，从几个人的羁绊看到生活中的种种无奈与不安，但有趣的是，影片没有完全展现悲苦，演员们全部说包头话，搞笑的台词不时逗得观众大笑。如王彩玲会一根筋地说：“我不想在这个城市发生爱情。”也会一厢情愿地对黄四宝说：“你会永远爱我吗？”周瑜更是在大段朗诵普希金诗歌时说：“我朗诵诗歌的时候，在场的考官没有一个不哭的。”有人曾说看到这部片子时间或会有种带着眼泪微笑的感觉，人与人的歧路感与道德感在影片中不止一次的展现，例如导演在叙述王彩铃与被丈夫欺骗后携款而逃的邻居交谈时的一组正反打镜头，明确的暴露了导演对现实生活中人与人在内心上的羁绊与隔阂的理解，王彩铃曾说：“你并不是真把我当朋友，你只是在心里寻找比你更不幸的人，每一个不幸的人都好像和我同病相怜。”有时人与人之间在内心存在的关系让顾导深切的暴露在了镜头前。
       导演在讲述这部电影片名的时候，说道“立春之时，春天却未至，天气依然寒冷，但人们心中已经有了对春天和温暖的渴望”。追梦寻梦，梦圆梦碎，现实怀揣梦想，梦想照进现实。就像有立春，年年日历翻至此处，春天的梦早已在每个人心里孕育开来了；也就像人生虽有理想未达，现实会有改变，新的理想亦也一定会再次出现。人人心里有个梦，就永远不会绝望。

   看了《立春》，我想起了《孔雀》，当年只觉得张静初很神经质或很做作，是我的错，肤浅的觉得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如此便是“作”，低估了那个憋闷庸碌的时代和那种垂死挣扎的理想。毁容的蒋文丽继续这样神经质的时候我便又感动又佩服又怜悯，其实怜悯完全没必要，我跟电影中的大多数人一样，是普通的麦子，偶尔看到麦地里长着一棵月季，读不懂她们扭头仰望天空的心事。
    普通的、大众的是麦子，一田一田，一城一城，大家同时迎合着风的方向，麦浪整齐的翻滚。这个世界上也有麦子们接触不到的玫瑰，即便从报纸、广播里听到玫瑰们阳春白雪的另一个世界，他们也毫不在意，一切本来与他们不相干。顾长卫作品不多，却总是把关注点放在那些麦地里遥望玫瑰的月季们，这种坚持足以成全一种风格。时代是文革以后、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开始享受动荡后的平静，为了这份安全感，所有人都假装回复正常的生活，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创伤和扭曲被自动的掩盖，却经不住在某些利益相关的关头赤裸裸的表现出来。很少有人有勇气去面对这种遗留下来但被刻意回避掉的创伤和扭曲，《孔雀》中一家心照不宣的合谋想毒死傻子的一幕，顾长卫处理的一针见血惊心动魄；地点都是小城，那种改革的春风还没有吹进来的那种二、三线小城，千年如一日的死气沉沉，永远是家长里短庸庸碌碌，但大多数人都很无所谓，大家都习惯于集体性的慵懒和平静；人物则是小城里一些异类分子，他们出身平凡，本应该像大家一样安分踏实的守着早就安排好的生活轨迹过日子，但他们有着不自量力的理想，《孔雀》里想当伞兵的姐姐、《立春》里立志献身歌剧的王彩玲、对中央美院恋恋不忘的超龄考生黄四宝、还有那个多年来与芭蕾合二为一的胡金全，因为这些不着边际的爱好和追求，他们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就像麦地里突然冒出来的月季。他们的天赋和才华在憋闷的小城和慵懒的市民中间成为一种负担，遭人侧目，但他们却是这个城市最敏感的神经，虽然他们追求梦想的表现方式最终很无力很可笑，不过是崇拜几个外国名人或者挤几趟火车去个北京，他们想逃出去的愿望，即可以成为春天的雷声，搅乱这个城市封闭沉闷的死水。
    最后王彩玲给她收养的小女孩取名字“小凡”，平凡的“凡”，她也知道做平凡的人会比较容易幸福。女人如她，没貌没财，如果有人能取她过平凡的日子，她应该感恩戴德极力呵护才是。但是她偏偏有一副好嗓子，而且她不想辜负这份难得的天赋，想凭此做一个不平凡的人，到北京站在灯光闪耀观众如云的舞台上去表现自己，这就是她的价值。为此她牺牲掉做平凡人的机会，当周瑜不记前嫌跟她说我们俩都不怎么样，不如将就着凑活过吧，她毅然扬起满脸黑斑和豆豆的脸说：另吃鲜桃一口，不要烂杏一框！不得不佩服这个女人，后来周瑜成了别人的丈夫，给另外一个女人一份平凡生活，自己终于只能偷偷摸摸去婚介所，也没有见到她有后悔之意。
    生活中，太跟别人不一样是危险的，尤其是怀抱天鹅梦的丑小鸭，你的不自量力对众人是一种无言的挑衅，明明都是一样的人，凭什么你要去追求得高人一等？这个社会好像在一直鼓励理想和奋斗，但真有人要去奋斗和追求，出于微妙心态来浇冷水和讽刺的人比比皆是。胡金全只想沉浸在自己的芭蕾世界，并没有王彩玲那么咄咄逼人时时宣告马上要调入北京，但众人仍然没有成全他，流言蜚语的压力让胡金全觉得自己是这个社会喉咙里的一根刺，沉醉于艺术是对周围油盐酱醋普通生活的一种犯罪。他为了证明自己的“正常”不惜犯罪入狱，穿着狱中的布鞋，他才能踮起脚尖优雅的旋转，终于没有人看不顺眼了。胡金全曾带着母亲出去散心，一些跳舞的女人热情的邀请他同跳，母亲却羞愧的藏起自己的脸，大众舆论是一种多么可怕的力量。
    追求理想只有一条艰辛的路，而理想的破灭和夭折却是随时随地可发生的，坚强执着如王彩玲，在自己的追求被利用多次后，也渐渐的想去找个人嫁了过平凡日子。黄四宝求她做模特，让她带他去北京，好像这个城市只有他才懂得她，而女人，尤其是辛苦坚守的老处女，则在这种“懂得”面前败的一塌糊涂，争取多年的北京户口可以不要，只要这个男人爱他，可惜黄四宝最终只是在利用她的理想和单纯，以理想和纯洁的名义。如果说胡金全是被牺牲的，那么黄四宝是妥协的那个，而且一旦妥协便变的比普通人更无节制更恶俗。王彩玲最彻底的打击来自那个楚楚可怜装病的小女孩，她一直自持的理想和对艺术的追求，又一次被人赤裸裸的利用，“同病相怜”也只是一种阴暗手段，她以为她伟大、无私，结果却向傻子一样被一个小女孩玩弄于股掌之间，这既是对艺术和理想的亵渎，更是对她一直得以自持的自尊的致命打击。
    这几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结束了那种对理想的极端坚持，败的很无望。顾长卫最后还是让大家看到王彩玲风采无限站在舞台上尽情高歌，台下掌声雷动，以这样的方式圆梦显得又天真又无奈，似乎一首安魂之曲。但是王彩玲说，“每年的春天一来，我的心里总是蠢蠢欲动，觉得会有什么事要发生；但是春天过去了，什么都没发生，就觉得好像错过了什么似的”，无限疲惫的王彩玲回到年迈的父母家，这个家父亲瘫痪、母亲年老、女儿当老姑娘，相互之间没有什么言语，一切毫无生气。午夜时分，王彩玲被鞭炮声惊醒，推开门看见老母亲正在一个人举着竹竿放鞭炮，鞭炮响的热闹，母亲身影瘦弱孤单而执着，人总要在一个时候表达一下他的憧憬，告诉自己，某个时间某个地方蕴藏着一个叫希望的东西，不一定能遇见它，可它总在那里。王彩玲动情了，喊到“妈，过年好！”老太太好久才转过身来，回女儿一个微笑，透着妩媚，宛如月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