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网边缘

这部电影在电脑里存了将近两年，好像第一次在一个完整的，不被打扰的环境里看完它。心情很复杂，要不是片尾take me to the river,drop me to the water的俏皮音乐和干净的流水与鸟鸣声，现在应该说是沉重了。
这不是一个让人所盼望的大团圆结局，虽然作为一部法律电影，它最后的主题不外乎公平正义得以彰显，当仍然让观看的人无法释怀。将一个被评为波士顿十杰，开保时捷最新款跑车，战绩斐然的年轻律师，推到最后债台高筑，被合伙人无奈抛弃的地步，面对“你拿什么证明自己的生活质量？”这样嘲讽的诘问，一个从心里坦荡而出的微笑便覆盖一切吗？Jan的合伙人说，自你把钱放到当事人桌子上的那一瞬间，事情就变丑陋了，It happends everytime!是吗？这样的事情每次都发生，一位律师可能单单为了这一次的良心安宁而放弃所有吗？况且，这位民事律师对职业价值的固有认识究竟是公平正义，还是定纷止争？在片头他们挑剔选择案源时，答案不言自明吧。一个人突然改变灵魂是多么地不真实。也许这怀疑不够善良，但我真的，真的更可能会相信这位律师是被自己不适当的诉讼策略推到绝路，而不是被孩子母亲的哭泣感动到不顾一切。

但是，不管怎样，拨得云开见日出的二审判决和Jan的微笑，还是给了人一些力量吧。

电影是根据同名书改变的，看到一篇书评，看来似乎原作更加客观现实些。来自：
http://my.donews.com/dani19/2004/06/22/%e8%af%bb%e4%b9%a6%e7%ac%94%e8%ae%b0%ef%bc%9aa-civil-action/

A Civil Action这本500页厚的英文书，我是昨天下午从图书馆借的；今天晚上8点的时候，我读完了，身心疲惫。事实上，我根本不知道怎么评价这部书，也难以把自己的感受转化成文字。

    如书名所示，这是一部记录一起民事诉讼的书。这并不是即便我们很多中国人都相当熟悉的知名律师题材的作家John Grisham的某部小说（好像差不多他的每一部作品都被好莱坞改编成了电影，且大多数表现不错），而是记录一起真实的官司。作者Jonathan Carr在朋友的鼓励下，于1986年于正式开庭前开始关注这场官司，并得以深入采访控方律师团——事实上，他全程参与了控方此后的几乎所有活动，只不过他的角色是作为一个被动的观察家。在书中，我可以感觉到他似乎在刻意地把自己置于一个完全置身事外的观察者的位置，但实际上的情况不可能是这样的，这部书，尽管他一定是尽量中立的（作为新闻文学），但是又一定是在感情上倾向于控方的。我觉得这对于完全客观地评价这部书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我先讲出来。

    好吧，我们开始谈谈这场官司，以及它的主角们吧。Woburn是Boston市郊的一座人口三万五千人的小城。在1964年，为了解决城市的供水问题，市政府修建了一座新的泵水站，命名Well G。1967年又在离Well G很近的地方兴建了Well H。这两个水站缓解了城市的用水问题，但几乎从它们投入使用的第一天居民们便开始抱怨自来水的质量。他们投诉自来水浑浊发黄，并且有明显的化学品的味道。市政府的几次调研结论是认为水质没有问题，但是在居民的抗议下后来终于同意停用G和H水站，不过当夏季用水高峰来到时又往往不得不恢复这两个水站的工作。

    而与此同时，自60年代末，Woburn开始出现多起儿童白血病案例，且集中在城市东部，而这里是上述G、H井的主要供水对象。（自1964至1986年开庭，共有28起，是统计期望的4倍多。）其中一例的母亲，Anne Anderson太太，开始逐渐觉察到这种反常的情况，并开始怀疑是水质的问题。1979年，市政府意外发现G/H井水质受到严重污染，并且被迫永久关闭这两处供水站。在这种情况下，Anderson太太不顾强烈的压力（包括她丈夫的置疑）联合了多个受害者家庭寻求法律援助。

    Joe Mulligan律师代表受害者家庭起诉了W.R. Grace和Beatrice Foods公司，控诉他们非法向环境中倾倒含有TCE（一种致癌物）等化学物质的污染物，导致地下水被污染并最终引发了受害者家庭的白血病。这两家都是大规模的跨国公司，在Woburn地区都有下属的分厂。他们的厂房的地理位置，使他们有强烈的污染水质嫌疑。

    但是这起诉讼的复杂性使其成为了无人愿管的无底洞。首先，控方必须证明，两家公司确有使用并向环境中排放含有TCE的废物；其次，控方还必须证明这些废弃物最终进入了G、H井的地下水源并导致了污染；最后，控方还至少要证明，这种被污染的水质和受害家庭的生病情况有直接的关系，而那时关于儿童中白血病的发病因素根本没有定论。

    最终，本书的主角，一个野心勃勃的年轻律师Jan Schlichtmann决定接手这起诉讼。他是当地律师界的新星，作风潇洒，打官司不吝金钱，平时也挥金如土。他和两位合伙人开的律师行正处在上升期，他本人也刚刚把自己的Porsche 911跑车换成了更高档的Porsche 928。对于这起诉讼的复杂性，他的合伙人Kevin Conway不是没有顾虑的，事实上他一直反对处理这起诉讼，不过在Schlichtmann的坚持下他们开始了工作。

    在1986开庭前的4年多时间里，Schlichtmann组建了一个庞大的军团，其中不乏医学界、地质学界等各个相关领域的最顶尖的专家。为了确定水质的污染传播情况，他组建了自己的工程师队伍，到现场进行了无数次的实验；为了从医学角度证明水质对居民的影响，他系统的对所代表的八个家庭进行了详细繁复的医学检查，并建立了非常详细的医学档案。他还聘请来了哈佛法学院的知名教授Charles Nesson给他们出谋划策。

    这一切都需要钱。诉讼的前期准备花去了近三百万美元，而由于Schlichtmann将他们的小律师行的几乎所有资源都投入到了这个诉讼中，他们更是没有财源的补充。到开庭的时候，他们在经济上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这种经济上的压力对他们的整个诉讼就是雪上加霜。

    由于法官Skinner的安排，诉讼被强制拆成了两部分，第一部分，将首先讨论两家公司有无向环境中排放TCE，以及他们的排放有无最终污染水质；倘若这部分得出肯定结论，那么将进而诉讼水质有没有影响相关家庭的健康。这种安排对于Schlichtmann是不利的。事实上他的很大一部分筹码是在于这些家庭成员的出庭作证，通过他们的非常悲惨的家庭遭遇博取陪审团的同情。但是他也并不惧怕第一部分的诉讼，他相信他花的钱是对的，他请的专家是最好的，他可以把控方的观点传递给陪审团。

    第一部分的诉讼冗长而混乱。由于两个被告之一Beatrice Foods的辩护律师Facher的庭上策略（他是一名经验老道、声誉很高的老律师，在哈佛也有授课），Schlichtmann很难连贯地传递他的观点。Schlichtmann的专家也出了一些错误，但是被告方的专家同样被Schlichtmann抓住了很多错误。最终在70多天的开庭审理之后，陪审团开始商议。Skinner法官对他们的要求，作为一个法律外行，在我看来是很不合适的。由于这部分的诉讼结果会影响下一部分的诉讼（实际上包括确定有无下一部分的诉讼），所以他要求陪审团不能只得出被告有无原告控诉条例的结论，即，陪审团不能只回答“有罪”、“无罪”之类的简单判断，而要回答法官提出的四个非常晦涩的问题。按照作者的评论，这四个问题就好像经历了从英文翻译到日文再从翻译回来的过程，语言上非常蹩脚。陪审团面对他们的这项艰巨任务根本力不从心。

    最终陪审团认定Beatrice Foods没有向环境中排放TCE，而W.R. Grace公司则要面临下一部分的诉讼。但是Schlichtmann及同僚们这个时候也已经在经济上恶劣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了，Conway有一天甚至没有钱买票回家。并且，陪审团对那四个晦涩问题的回答给他们下一步的诉讼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他们开始重新考虑庭外和解。

    他们以前也考虑过这个问题。事实上在开庭前双方的律师便坐到了一起，Schlichtmann一方开出了总额1.75亿美元的赔偿要求。这是哈佛教授Nesson的观点导致的数字：Nesson认为，这是一起关于教育美国大企业的诉讼，他们一定要给大企业敲响警钟，故此Schlichtmann一方才把价格抬到了这个天价（他们原先的计划是三千万美元左右）。这当然遭到了被告的断然否决。现在，面临严峻的形势，并且只剩一个被告的情况下，他们不得不把价位又降了回来。当然，他们也面临了更苛刻的条件。Grace公司不想给外界传递他们通过金钱来庭外和解的讯息，以避免更多的类似诉讼以及更多的赔偿。他们的最终计划是，法官推翻第一部分诉讼的结果（因为对那些问题的回答本就混乱），宣布整个诉讼重新开始，而在这个时候宣布他们和控方和解。最终Grace公司连道歉都没有做出，给了八百万美元便了结了官司。

    而讽刺的是，在诉讼结束后，EPA(enviroment protection agency)的冗长调查终于有了结果，认定两家公司有污染环境的行为，并再次起诉这两家公司。两家公司同时被EPA罚令处理自己的“垃圾”。

    对于Schlichtmann来说，整个诉讼是失败的。他一直觉得自己受到了Skinner法官的不公正对待。诉讼结束后，他们偶然发现被告隐瞒了一些关键的文件和调查报告，这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但是Skinner法官的判定再次令他失望，Skinner法官认定这些文件对于他的案件并无太大帮助，也没有被故意隐瞒。Schlichtmann上诉至上诉法院，上诉法院认定诉讼的审理过程有不公之处，但奇怪的是又把案件打回给了Skinner法官来处理。迫于压力Skinner法官就Schlichtmann的指控进行了开庭审理，但是他的最终认定同样是可笑的。他虽然认定被告方有隐瞒证据的问题，但是在读了Schlichtmann提供的自己当时的调查资料后认定Schlichtmann也有不当行为，二者相抵，维持原判。上诉法庭则驳回了Schlichtmann的进一步上诉。

    Schlichtmann的失望可以想象。他接手这起诉讼的时候一定是野心勃勃的；而九年之后，他不仅彻底输掉了官司，而且在经济上已经破产。他申请了破产保护，在朋友的资助下去了夏威夷。在那里他住了几年，后来又回到了美国本土，在朋友的律师行工作。

    抛开Schlichtmann的个人事业的起伏，这整起诉讼都是令人失望的。虽然，整个诉讼过程都是身处Schlichtmann阵营的作者的观点难免有一些成见在其中，但是Skinner法官多少还是难逃其咎的。他的几次有争议性的认定不谈，单是他对诉讼的一拆为二便是一个很值得商榷的行为。W.R. Grace最终连道歉都逃了过去，这使得他们直至今日还矢口否认有污染环境的行为。

    实际上，倘若你google一下这本书的书名，A Civil Action，搜索结果的第一条便是一个叫做Beyond A Civil Action的网站。该网站系统地为Grace公司开脱责任，并且声称该公司自这起诉讼以来一直致力于改善Woburn的环境。网站上还分别对A Civil Action这本书以及其同名改编电影进行了反驳和揭批。这个道貌岸然的网站，我最后才发现，原来就是W.R. Grace公司制作的。

    抛开所有的律师不谈，这就是一出悲剧。悲剧的主角是最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他们的活泼可爱的孩子无辜地被剥夺了生命的权利。悲剧的元凶有很多，制造污染的公司当然难逃其责；然而市政府也责任重大，他们在有明确的报告表明该区域水质有严重污染的情况下还是建立了G/H井，并且让这两处井断断续续运行了15年之久。讽刺（也可悲）的是，当时的市政府工程师（负责供水问题），一直辩护说水质没有问题，可他自己最后得了癌症，四十多岁就死了。

    合上这本书，我突然有种强烈的失落感。如果说整部书的核心都是围绕着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整个悲剧的话，那么，至少这一次，法律显示了其出奇的无能的一面。

this movie is sort of disappointing, cutting short what is intriguing in the book, e.g., well-planned interrogatory, installing a team of expert witnesses, how to finance a personal injury case, etc. sometimes justice simply can't be done, which is a depressing dose of the reality.

however the cast is impressive, from Travolta to Duvall, and of course William Macy, compensating the shortness of the adoption.

BTW did you guys notice the shots of Fenway Park? I was getting excited! Go Sox!

从电影角度很有价值。镜头的拍摄，对话的表现方式。情节设计很巧妙，猜不透最后的结果。很爱financial advisor~最好笑的一段是：勇敢点，把脚放上来~

表现出很多。社会等级，律师道德观职业观，measure of life，是与非对与错。

老师让我们看的时候prepare answers for three questions:
1. Would you have taken the case?
2. Would you have settled? When? How would you have addressed this issue with your clients?
3. Would you want John Travolta's character or Robert Duval's character to be your lawyer? Why?

My answers would be:
1. Yes. Because the case is definitely profitable, given the fact that two large companies: Beatrice Food and W. R. Grace are involved.
2. Yes. Out of the court room, waiting for the jury's decision. I would say that I have tried my best, but I can no longer afford the huge expenses of investigation. This amount of money is a result of cost-and-benefit analysis. Though monetary value can never compensate and redeem your loss, we have tried our best to match up.
3. Robert Duval. I don't know how much a degree says, but in this movie, a lawyer from and teaches at Harvard is certainly more chill. He knows the rules, and manipulates them sometimes. He adjusts well and 扮猪吃老虎 in the legal world. 食物链中的上游. His personality and versatility speaks for everything. I don't like a lawyer who is too easy to read, and who is too eager for cases. His ignorant pride, so to speak. 身段不够柔软。

片名：《A Civil Action》（《公民行动/法网边缘/民事诉讼》）年代：1998年 国家：美国 导演：Steven Zaillian（斯蒂芬•泽利恩）主演： John Travolta（ 约翰•特拉沃尔塔）；Robert Duvall（罗伯特•杜瓦尔）；William H.Macy （威廉姆•H•梅西）；Tony Shalhoub（托尼•谢尔博）

Jan Schlichtmann是一个做人身伤害的专业律师，所在律师事务所虽小，但是几个合伙人对于律所业务的准确定位以及对案件精准的挑选，所做的诉讼几乎战无不胜，Jan也成了当地炙手可热的钻石王老五，他身穿名牌西装，还把自己的座驾Porsche 911跑车换成了更高档的Porsche 928，甚至被波士顿杂志选为最有价值单身汉之一的社会中坚分子。
Jan是一个有野心也是有能力的人，闲暇时间做客电台，提供免费咨询的同时也推广律所业务。而正是一次做客电台的经历，改变Jan的人生走向。
电话的另一头是Anne Anderson，Anne所居住的小镇Woburn是波士顿市郊的一座人口三万五千人的小城，15年间有8名儿童死于白血病，这其中也包含Anne自己的孩子。小镇居民认为导致儿童发病的原因是水源被污染了，而罪魁祸首是在当地设立分厂的两家大企业W.R. Grace和Beatrice Foods公司，但没有任何证据。对于有经验的律师来说，这种案子举证困难、诉讼周期漫长，而这些是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和财力的，获胜的可能性却是难以预料。大部分的律师不愿触碰如此棘手的案子，Jan决定亲赴小镇，向失去孩子的小镇居民说明情况，解释自己的爱莫能助。
在与Anne和那些死了孩子的家长们的简单沟通指后，Jan准备驱车离开小镇，不料半途却被警察拦下。也就在这一刻，桥下淌着的发黑的河水吸引了Jan的注意，在河道向深处Jan发现了居民口中提到的工厂。Jan决定打这场官司，对于这起诉讼的复杂性，他的合伙人不是没有顾虑的，事实上他们一直反对处理这起诉讼，不过在Jan的坚持下他们全身心投入该诉讼。
这起诉讼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他们的预期，按照谁主张，谁举证原则，Jan及其团队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他们必须证明，两家公司确有使用并向环境中排放含有致癌物质的废物；其次，他们还必须证明这些废弃物最终进入地下水源并导致了污染；最后，他们要证明，被污染的水源和受害家庭的致病原因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Jan必须找到直接证据证明孩子们得白血病与工厂的污染有关，否则一切间接证据均不能成立。
Jan组建了庞大的专业队伍，其中不乏地理学家、医生等相关领域的顶级专家。他们为了确定水质的污染传播情况，进行了无数次的实验记录了相关数据，为了从医学角度证明水质对居民的影响，对所代表的八个家庭进行了详细繁复的医学检查，并建立了相应的医学档案。
而这一切都需要钱，诉讼的前期准备已花去了近三百万美元，大量的开支让律师事务所开始支撑不住，他们裁剪一切不必要的职工并将自己的房屋抵押给银行贷款，到开庭的时候，他们在经济上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雪上加霜的是已经没有任何资产可以抵押，而诉讼还遥遥无期。
开庭之前两家涉嫌排放污染物的企业想跟Jan达成和解协议，坐在车里的Jan想到的是那些失去孩子痛苦的父母，以及代表这些父母的Anne，想要的是企业对自己行为负起责任，并且基于自己的行为向这些受害人家属道歉。
窘迫的经济状态让Jan在开庭前跟被告方的律师最后一次坐在一起，Jan出乎其合伙人的意料开出了总额3.2亿美元的赔偿要求，他想要的不是两家企业拿钱了解此案，而是企业认识到自己行为的过错，并且以后也不会再有类似的行为。这当然遭到了被告的断然否决，但是Jan此时是有相当的底气，基于过往做此类案件的经验，就是让这些失去孩子的家庭出庭作证，通过他们的悲惨遭遇博取陪审团的同情，这是从事人身损害赔偿的Jan深谙的手段。
然而诉讼并未按照Jan的想象进行，由于法官Skinner的刻意的安排，诉讼被强制拆成了两部分，第一部分，将首先讨论两家公司有无向环境中排放致癌物质，以及他们的排放有无最终污染水质；倘若第一部分得出肯定结论，那么将进而诉讼水质有没有影响相关家庭的健康。但是他也并不惧怕第一部分的诉讼，他相信他花的钱是对的，他请的专家是最好的，他可以把控方的观点传递给陪审团。
结果第一部分的诉讼冗长而混乱。由于两个被告之一Beatrice Foods的辩护律师Facher的庭上策略，Schlichtmann很难连贯地传递他的观点，Jan聘请的科学家在法庭上的表现也差强人意。最终在70多天的开庭审理之后，Skinner法官要求陪审团回答三个问题，得出第一部分的结论。问题一，原告是否通过优势证据证实，包括TCE在内的化学物质分别于1964年10月1日和1968年8月27日之后被丢弃在W.R. Grace和Beatrice Foods所有的土地上，而这些化学品，是否污染了土地？问题二，根据优势证据，最早是什么时候，这些化学品，实质上污染了这些井水，请说明年月？问题三，根据优势证据，被告的过失行为最早在什么时候引起了问题二提到的实质性污染，请再次说明年月？陪审团不能只回答“过错”、“过失”之类的简单判断，而要回答法官提出的三个问题并对第一部分做出结论，显然这三个问题超越了陪审团对于这些技术资料的理解。
最终陪审团认定Beatrice Foods没有向环境中排放致癌物质，而W.R. Grace公司则要面临下一部分的诉讼。但是Jan及其团队在经济上已经无力为继，他们口袋仅剩的是搭乘公交车的几个硬币。
在考虑律所的生死存亡，以及只剩一个被告的情况下，他们开始重新考虑庭外和解，此刻不但和解的费用大幅度降低，而且W.R. Grace公司不想给外界传递他们通过金钱来庭外和解的讯息，以避免引发更多的类似诉讼，最终W.R. Grace公司给了八百万美元便了结了官司，Jan及受害者家庭想要的道歉自然也是没有的。
但Jan并未就此罢手，在与合伙人分道扬镳后，Jan用尽所有积蓄开了一家小型律师事务所，继续调查W.R. Grace和Beatrice Foods的污染案件。Jan的调查有了进展，却已经没有能力支撑上诉，他把所有的资料打包给环境保护局，环境保护局依据新的证据再次起诉这两家公司，终于蠃得胜诉。W.R. Grace和Beatrice Foods关停了工厂，并赔偿6940万元作为清理小镇镇水源的经费，那些白血病儿童的家属赢得迟来的道歉，同时该案也创下新英格兰州史上金额最巨的环保案件。
Jan接手这起诉讼的时候一定是野心勃勃的,而九年的时间，他失去了名利，失去朋友，失去了一切，仅剩10几个硬币和一台收音机的他申请了破产保护。
一无所有的Jan说：如果你们像以前的我一样，用金钱评价成功和失败，用钞票衡量人的痛苦，那你得出的结论是……我彻底失败了。但你算不出来的是，即使我现在已经知道了这一切，知道一旦和这些人有所牵连，会有这样的后果，知道了所有的数据，所有的几率和角度，如果我能回到过去……我还是会再来一次。
有着跌宕起伏人生的Jan没有后悔这9年付出一切，当他接手这个案子时，可能觉得这会给他带来更高的声誉以及巨大的财富，之后对于当事人的同情，让他缺乏客观的判断，在他的当事人和合伙人未同意或者不知晓的情况下，提出了不太合理的和解要求，导致在后续诉讼中的各种被动和措手不及，而其作为一名专业的人身伤害律师，在其职业道德上做出这样的决断，恐怕有失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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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vil Action is, I think, one of the best movies about how American law really works. The movie is based on a book (the same name)—and the book is based on a true story.
The movie tells the story of pollution in a small town in Massachusetts. In this town young children get sick and die of cancer. The mothers and fathers think that maybe they are dying because a factory’s polluting the water in the town. A young lawyer (played by the actor John Travolta) becomes the lawyer for the families.
The lawyer brings a lawsuit to ask a U.S. court to order that companies that were responsible for the pollution stop the pollution and pay the families damages. The kind of lawsuit is called a “toxic tort” lawsuit—because the plaintiffs say that they were harmed (tort) by poisonous chemicals (you du de).
There are many interesting and important things that we can learn about and discuss from the movie. These things include:
(1) Career Model: “Plaintiffs” John Travolta is a “plaintiffs lawyer.” He represents people who do not have the money to pay for lawyers. He spends his own (and his small law firm’s) money to do the work. In exchange he hopes to get paid well if the lawsuit is won.
 
In watching the movie, think about: (1) why is John Travolta being a plaintiffs lawyer (to become rich or famous, to help people, both?) (2) what strategy do the lawyers for the defendant companies use to oppose John Travolta? (3) what are the moral issues John Travolta has when the lawsuit becomes very expensive and John Travolta’s law firm has little money left?
 
(2) Tool: Discovery.
 
As we have discussed,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special features in American law is “discovery.” The American rules of civil procedure (Federal and state) provide that before the parties go to trial, they should be able to get all the information they need about the case. In many cases, including probably the most complicated civil cases , the parties do not go to trial—they settle the case after they take discovery and find out how strong (or weak) their case is, and how strong (or weak) the case for the other side is.
 
Basically, in discovery, a party can get information from the other side in three ways:
 
a) Deposition. In a deposition a party gets to ask questions of people. The people can be the defendant (including officials of a company or of the government, if the defendant is company or government) or a “third party.” The testimony is like court testimony—the witness has to tell the truth, and a record is kept. But there is no judge or jury present.
 
  Depositions can be very very useful and powerful. The court can order that even the most important people (government or companies) have to make themselves available for deposition. (As you may recall, when he was being sued by a woman, President Bill Clinton had to testify at a deposition). In depositions about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by a company, a plaintiff’s lawyer can find out things that the government (or the newspapers or public) do not know.
 
b) Documents. In addition to asking questions of witnesses, parties conduct “documentary” discovery. They can ask the other side (or a third party, though court approval may be needed)) for documents that may be related to the case. (Today, of course, documents include emails and other “e-documents.”)
 
c) “Interrogatories.” Finally, in discovery parties can ask each other to answer—in writing-written questions.
 
In the movie we will see how depositions work. You will see how John Travolta tries to get information from the company witnesses, and how the company lawyers try to depose the families of the children who died. This is an example of the way it really is.
 
(3) Tool: Expert witnesses.
                The families live near polluted water. The children die. The families and John Travolta have a simple argument-- the companies polluted the water, the children drank the water, the children died.
The companies have lots of money for lawyers and experts. They argue that it is much more complicated. The companies did not pollute the water. If they polluted the water, the children did not get sick and die from the water –the children had many other reasons to get sick.

(4) Strategy. I will not tell you how the movie ends, but the movie—again based on a true story—shows that in real life sometimes things work out differently than what lawyers plan for.
 
(5) Settlement and settlement strategy. As the Movie explains, most cases do not go trial—but are settled before the judge or jury has to decide. In many cases this is because in discovery the parties can learn about each other’s case, and see how strong or weak the cases are. A good part of the movie is about the way in which both sides go about trying to settle the case. Watch carefully
 
(6) Lawyer personalities. A great part of the movie is watch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key lawyers-“Jan,” “Mr. Cheeseman” and Mr. Facher. In America lawyers have many different styles. Watch these different styles-see what you like and what you don’t. Is what you like most effective-or maybe what you don’t like?
 
(7) Moral Questions
   The movie presents very good examples of moral questions. They include:
~~What kind of methods can or should lawyers who oppose “public interest” lawyers use?
~~What should a “public interest” lawyer do when his/her interest in survival (having enough money) comes in conflict with client interest?
~~What should public interest lawyers and clients do when the defendant offers to settle the case—and the settlement may help lawyer or client, but maybe not the larger public inter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