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主之地

要谈南斯拉夫如何解体，首先应该从南斯拉夫如何成立开始谈起。

南斯拉夫这个国名，是1929年才出现的。再往前，该国国名叫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Kingdom of Serbs, Croats and Slovenes），这个国家成立于1918年。而这个三联王国本身又是塞尔维亚王国、黑山王国和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国（State of Slovenes, Croats and Serbs）在1918年底合并而成的。 塞尔维亚王国和黑山王国在一战前已经存在，是19世纪从土耳其势力范围内独立出来的斯拉夫小国家，一战中站在协约国一方作战，因此受到德奥军重创几乎死了一代青年男子。而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国（这里的塞尔维亚指的是奥匈帝国境内的塞尔维亚人，尤其是屯田兵）则是一战末期从奥匈帝国内独立出来的，包括之前奥地利帝国的卡林西亚公国（一部）、卡尼奥拉公国、施蒂利亚公国（南部）、达尔马提亚王国、匈牙利王冠领的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王国和奥匈君合政府中央直辖（不隶属于奥地利和匈牙利任何一国）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省。

【奥匈帝国末期的民族地图，其中灰褐色为斯洛文尼亚人，黄褐色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波斯尼亚克人】

【奥匈帝国末期行政区划图，斯-克-塞国大致由上图的第4、5、17、18区全部和第3、12区南部组成，且希望得到第7区】

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国比起当时的塞尔维亚王国来说地盘更大、人口更多、经济社会文化都更加发达，甚至军事实力也更强大（它继承了奥匈的全部海军）。但是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它的前宗主国奥匈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战败国，因此如果它就此宣布独立将很可能遭到对达尔马提亚沿海虎视眈眈的意大利侵略。出于这个目的，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民族独立运动家就已经与塞尔维亚政府达成了合作，因此斯-克-塞国的最高权力机构——国民议会——在独立后不到一个月就决定拥立塞尔维亚国王为自己的国君，实现南斯拉夫各族合作以自保。

【1918年从奥匈帝国独立的斯-克-塞国】

但是这个企图从一开始就落空了，意大利作为帝国主义列强凭借着实力从南斯拉夫夺走了达尔马提亚沿海的许多岛屿和城市，以的里雅斯特为中心的奥地利滨海省（居住着许多斯洛文尼亚人）则也被意大利夺走。

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不但没有得到预想中的庇护，反而迎来了国王带来的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压制。国王从一开始就把新生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当成大塞尔维亚来治理。 试看以下三幅政区图：

【1922年以前的政区图】

1922-1929年行政区图

1929-1939年行政区图

1921年登基的亚历山大国王先是取消了各民族自治权，将从奥匈帝国沿袭下来的、大体上按照民族划分的政区划分为许多小州。

1929年1月6日，国王借口国会内部克罗地亚农民党和塞尔维亚激进党的激烈对立（实际上是民族冲突的反映）解散国会实施独裁。接下来，他把国名从塞-克-斯王国改为南斯拉夫王国，然后将小州合并几个打乱民族成分的大省。就像在塞尔维亚王国内马其顿人（更接近保加利亚人）被强制塞尔维亚化一样，新的王国把克罗地亚人、波斯尼亚克人、马其顿人、黑山人和塞尔维亚人一起统称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人，试图通过语言的同一性（除了马其顿人外，其他四个民族确实都说的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来构建统一的民族。通过其他民族的“被塞尔维亚”，只占人口40%左右的塞尔维亚人就强行变成了占全国人口将近四分之三的“主体民族”：

我再一查，终于明白了，原来这玩意儿是1921年第一南斯拉夫建国初期的人口普查数据。这里的建国说的是【南斯拉夫王国建国】。 Попис становништва 1921. у Краљевини СХС 然而这个74.36%并非是塞尔维亚族，而是српскохрватски也就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人】，而在大塞尔维亚主义语境下更是包括了塞尔维亚、克罗地亚、马其顿、波斯尼亚克和黑山五个民族。如果按照这个口径，那么铁托自己也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人】这个主体民族的一员了，有什么必要自己打压自己呢？事实上他倒是没少推这个概念，还搞出一个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标准语。然并卵，今天的大塞尔维亚主义者如暗先生之流是不认的，非要把他归为克罗地亚人不可。那么问题就来了，你怎么能把人在统计的时候算进去，说事的时候又撇开不认呢？！事实上，我们再一看宗教统计，一切就都露馅儿了。1921年南斯拉夫王国的东正教徒比例只有46.67%，再减去5%的马其顿人和2%的黑山人，实际上真正的塞尔维亚人也就那40%上下罢了。与第二南斯拉夫相比，既不增多，也不减少。

然而以国王为中心的这种构建本身就意味着其他四个民族的塞尔维亚化，国王的独裁政权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采取的一系列塞尔维亚化政策（如在波斯尼亚和桑贾克地区针对穆斯林封建主进行的所谓【土改】严重偏袒塞尔维亚人）更是加剧了这一点。 然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王的大塞尔维亚主义独裁政权引起了各民族强烈的抵抗，首当其冲的是由克罗地亚农民党为首的克罗地亚人。1934年，亚历山大国王在马赛被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IMRO）成员暗杀。此后南斯拉夫国内局势更加混乱，摄政王保罗被迫尝试与占总人口将近四分之一的全国第二大民族克罗地亚人妥协，试图采用奥匈帝国的故技，通过给予第二大民族自治权的办法巩固大塞尔维亚主义者对其他小民族的统治。1939年，克罗地亚获得自治，值得注意的是克罗地亚自治省比今天的克罗地亚共和国还要大。

图内红色部分为1939年成立的克罗地亚自治省

然而，此举反而刺激了波斯尼亚克人、马其顿人、斯洛文尼亚人乃至黑山人争取民族自治的雄心，南斯拉夫国内矛盾更加激化。与此同时，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也人心不足蛇吞象，妄图进一步兼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以建立大克罗地亚。

1941年3月25日，摄政王保罗决定同轴心国合作，然而他迅速被彼得二世国王领导的政变所推翻。借助这一混乱形势，轴心国在1941年4月6日侵入南斯拉夫。不满大塞尔维亚主义的各民族纷纷给轴心军队带路，甚至认为王国政府不够大塞尔维亚的大塞尔维亚主义者也加入了带路行列，南斯拉夫王国（第一南斯拉夫）就在带路党横行之中迅速陷入了瓦解。

二战中被占领和分割下的南斯拉夫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塞尔维亚族的切特尼克（南斯拉夫国内军）和克罗地亚族的乌斯塔沙（克罗地亚独立国）等民族主义武装一方面互相残杀、一方面又争相与德军合作，抵抗运动逐渐团结到了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XX党和南斯拉夫X民XX军手中。

1942年11月26日，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在西波斯尼亚的穆斯林城市比哈奇建立了南斯拉夫反法X斯民族XX委员会（AVNOJ），以“民主、保障少数民族权利、保护私有财产和各民族自立经济”为四大纲领，迅速得到南斯拉夫各民族（也许德意志族除外？）人民的支持。

铁托部曲兵力表

1943—1944年的主要根据地波黑和克罗地亚的兵员情况。可以推算得，虽然起初游击队也是以塞尔维亚人和黑山人为主，但最迟到1943年底斯洛文尼亚人（3万人）、克罗地亚人（7万人以上）和波斯尼亚克人（3万人）在游击队中的比例已经与它们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相当

1943年11月，南斯拉夫反法X斯民族解放委员会在波斯尼亚中部的克、塞、波三族杂居城市亚伊策召开第二次会议，决定战后的南斯拉夫将成为六个平等共和国（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黑山、波黑和马其顿）组成的联邦制国家。会议建立了以铁托为总理的临时政府，至此南斯拉夫实际上已成为联邦制国家。同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六个共和国之外的联邦实体，比如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伏伊伏丁纳（匈牙利人）、桑贾克（波斯尼亚克人）等，但其中大部分被解散，只剩下科索沃和伏伊伏丁纳作为塞尔维亚共和国下属的两个自治省被保留下来。

南斯拉夫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委员会徽章，与后来的南斯拉夫国徽相比，缺少一个代表波斯尼亚克族（穆族）的火炬

1945年，南斯拉夫民主联邦（DFY）立宪会议废黜了国王彼得二世，建立了南斯拉夫联邦XX共和国（FPRY），1963年又改为南斯拉夫XX主义联邦共和国（SFRY）。

1948年，铁托以“情报局分子”的罪名肃清了南斯拉夫XX党内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势力，随后迅速开始了一种所谓的“XX主义自治”模式。这种模式在经济上实际上是一种以集体企业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因此又被经济学界称为“伊里利亚资本主义”。在这种模式之下，以利润为导向的所谓劳动者自治企业与地方政权相结合，再加上控制在各共和国手中的金融机构，导致地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固化，与外国资本的经济合作更强化了这一点，久而久之国家丧失了统一的经济基础，政治上的分裂在强人铁托死去、经历二战极端民族主义恐怖的一代人凋零后也就不可避免了。

当时整个南斯拉夫联邦的分X实际上不仅仅是向共和国分裂，甚至还有向更小单位分裂的趋势——极端的例子是西波斯尼亚自治省，这个所谓自治省（后改为共和国）是以当地一家大型企业为基础的，几乎就是一个企业共和国。这个企业共和国在战争中是与波黑塞族共和国联手对抗穆克联邦的，最终也因为协助塞尔维亚克拉伊纳共和国（克罗地亚塞族建立的国家）而在西方支持的穆、克联合军事行动中被摧毁。这一事实清楚地说明后来南斯拉夫的解体有比民族主义更深刻的因素。

企业国家西波斯尼亚自治省（图中蓝色部分）

西波斯尼亚自治省省徽，该共和国实际上是Agrokomerc农业公司的一个马甲

此时，维系联邦统一的力量基本上只剩下了军队。然而到了1969年，铁托集团被华约悍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所震惊。联想到自己很可能也将是勃列日涅夫“跨国专X”的对象，铁托集团决定早作总体战部署（在南斯拉夫被称为“全民防御计划”ONO），其重要一环就是组建边防军（TO，实际可以翻译为领土防卫军）。与职业化的人民军不同，边防军是由地方统率的民兵武装，囊括了大部分适龄青年男女。根据全民防御计划，边防军平时进行业余军事训练，战时则将作为后备力量在人民军指挥下投入作战，或是单独遂行游击战和辅助性军事任务。然而，边防军的组建实际上意味着地方已经拥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至此分裂实际上只缺一个契机而已。

边防军徽章，边防军不但没有如愿成为捍卫铁托集团的利器，反而成了其掘墓人

然则民族矛盾此起彼伏的南斯拉夫从来不缺少这种契机。铁托在世时，他就先后轮番打压了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民族主义者。然并卵，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打击完全不能抑制其死后民族矛盾的爆发。

1980年铁托在卢布尔雅那死去。根据其死前制定的“既定方针”，南斯拉夫在其死后不设总统，而是由六共和国和两自治省代表各一人组成的联邦主席团执政，上述八名代表轮流担任主席。这当然是一个非常低效的决策机构，然而对大塞尔维亚主义者却并非不利。伴随着南斯拉夫经济和东欧其他国家一样陷入困境，民族矛盾日益激化。1986年，大塞尔维亚主义者抛出了质疑联邦基础从而动摇联邦国体的《塞尔维亚科学艺术院备忘录》（网上众多铁托打压塞尔维亚的神论最初也是出自该备忘录）。1988—1989年控制了塞尔维亚本土的大塞尔维亚主义者通过煽动民粹情绪发动政变很快控制了黑山共和国和伏伊伏丁纳自治省的政权机构，同时又镇压了科索沃的反政变。此后，连同塞尔维亚和本来就效忠塞尔维亚的科索沃当局代表，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已控制主席团的四票，加上波黑塞族出身的波黑代表这一票，得以动辄否决克、斯两国代表提出的改革方案。

当然，克、斯两国代表亦非善茬，他们的改革方案本质上就是甩包袱，“加速地区分化”，很符合最近权威人士在《人XX报》上鼓吹的内容。然则这种改革方案对塞尔维亚人没有什么好处，对科索沃和黑山等国来说就更糟糕。大塞族主义者利用这一点，要求建立塞族领导的中央集权国家。可是，动议由于得不到波黑塞族代表的支持而被否决了。于是，在米洛舍维奇的唆使下，大量塞族人向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进军，要去改组那里的政权机构。斯洛文尼亚当局大惊失色，连忙与反对派联合起来，动员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警民将其阻止。这就是1989年12月的“北方行动”。

此后形势一发不可收拾，1990年3月7日，斯洛文尼亚当局对反对派投桃报李，将国名改为斯洛文尼亚共和国，4月又实施多党制选举，12月举行全民公投，到1991年6月彻底完成了斯洛文尼亚独立进程。1991年6月27日起，斯洛文尼亚军队在十日战争中击退了南斯拉夫人X军，迫使联邦在7月承认了斯洛文尼亚的独立，至此南斯拉夫XX主义联邦共和国（第二南斯拉夫）开始解体。

斯洛文尼亚独立后，克罗地亚等共和国马上跟进，到1991年底，联邦已经不可救药。然而，以米洛舍维奇为代表的大塞尔维亚主义者此时对于挽救被他们搞垮的联邦已经毫无兴趣，因此完全没有试图与联邦主义者为主的人民军内共盟党组织联手挽救联邦，而是试图趁乱扩大塞尔维亚的国土。于是他们迅速在克罗地亚和波黑境内扶植了克拉伊纳塞族共和国、东（西）斯拉沃尼亚塞族自治区和波黑塞族共和国，试图拼凑一个实质上是大塞尔维亚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FRY）。而大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图季曼也不甘示弱，在波黑拼凑了一个所谓波黑克族共和国。至此，波黑战争爆发。

1993年波黑战争中的前南斯拉夫，黄绿色为斯洛文尼亚、橙色为克罗地亚方势力，蓝色为塞尔维亚方势力，紫色为马其顿，深绿色为波斯尼亚克方势力

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的如意算盘打得不错，可惜完全不看全球大势。当时西方刚刚赢得冷战，你个东正教前XXX国家还想在欧洲做地域小霸，实属不遵守列强制定的基本法，因此打得再好也没有用。1995年克罗地亚在美国和欧盟的扶植下发起风暴行动，不但很快解决了本国国内的塞族武装，还大举攻入波黑境内。另一方面，米洛舍维奇为了早日解除列强对自己的封锁，也出卖了塞族武装，迫使其签订代顿协定，结束了波黑战争。

然则米洛舍维奇虽然认怂，西方势力却不打算放过他了。1996年科索沃出现了所谓科索沃解放军，起初不过是小股游击队而已，在米洛舍维奇铁拳打击下无大作为。可惜1997年阿尔巴尼亚因官方制造的旁氏骗局破产而发生人民暴动，贝里沙的民主党政权瓦解，大量武器流入科索沃，再加上1998年经济危机席卷包括南联盟在内的东欧各国，导致科索沃解放军迅速坐大。西方借此机会开始干涉科索沃，在1999年3月发动了科索沃战争，轰炸到6月份就迫使南联盟从科索沃撤军，在事实上宣告投降。至此，米洛舍维奇在国内声望扫地，在2000年被推翻。

科索沃解X军军徽

米洛舍维奇被推翻后，此前被压制的黑山分离主义思想开始登堂入室。2002年，塞尔维亚和黑山签订了联盟条约，将南联盟（第三南斯拉夫）改组为邦联，也就是塞尔维亚和黑山（简称塞黑）。2006年塞黑未续签联盟条约，邦联和平解体，至此第三南斯拉夫宣告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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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穆勒先生的电影艺术表达第一次课是关于《无主之地》，写这篇笔记也是对这次讲座的一次总结。讲座从早上八点开始，一直上到11:40。我在9:40韩语课下课之后匆匆赶过去，正巧赶上《无主之地》的片段放映。

《无主之地》是一部很有意思的片子，那块Noman Land就像是纷乱世界中独立出来的剧场一样，有三个主要的主角和一群轮番在舞台边缘试探的配角。剧场中的三个角色就像在演话剧一样，和三一律吻和得很。马可讲到这里时曾告诉我们，在原来的剧本中，除了联合国部队的那一位热心的法国士兵以外（好像还有那位英国记者），其他人都是没有的，在影片拿到更多投资之后，考虑到了国际市场，导演把能拍的都拍了个遍。“类似国家的导演总是一边担心影片丧失了国家的特色，一边又担心影片不够国际化，但中国的电影导演就很少担心这种问题”，他说。“你们觉得要是按照原本的剧本拍会怎么样呢？”他又问我们，“那就更像话剧啦”，我在心里默默回答。

对相关战争背景不太了解的观众来说，影片一开始有点让人迷惑，战争双方不仅长得一模一样，头上的标志也不知道代表着什么，直到影片中部电视台主播插播了战争的简介我们才有一定的了解，根据马可所说，这也是导演在后期拍的，拍了各种各样的镜头，所幸有一个优秀的剪辑将清必要的信息以最短的方式交代给我们。不过不了解背景对理解电影的主题并不产生影响，我们只知道他们是敌对的双方，类似于印度和巴基斯坦，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那种关系。而坑里的两个能活动的人则代表了这两个国家，思想上对国家有高度的归属感，并不断的在坑中对彼此的国家恶语相向，又形成一种短暂的平衡。我曾在想象之后的剧情，这两人会在联合国部队的无能介入之后和解吗？但是没有，反而矛盾越发激烈，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种暗喻吧。那种和解的美丽结局总是不那么真实。只不过适逢巴以冲突愈演愈烈之际，又看到各方势力在这两个国家之间斡旋与捣乱，再联想到这部电影，那个法国士兵说，在战争面前中立帮不了任何一方，不禁为这两个国家的人民忧心起来，无论战争因何而起，受伤的永远是弱小的民众。

下周内容《过年回家》

1993年4月12日，一片兵荒马乱中，2岁的艾哈迈德·赫鲁斯塔诺维奇与母亲、姐姐和大婶一起被塞进了离开斯雷布雷尼察的卡车。途径萨拉热窝以北90公里的托西奇西，他们去往了图兹拉。

彼时波黑战争已进入第二年，东部城镇几乎全数落入塞尔维亚族军队手中。群山环绕的斯雷布雷尼察是halal聚居的一块飞地，被UN列为“保护区”，周边的halal难民不断涌入。在战争进入尾声的1995年7月，一直不满UN偏袒他族的塞族最终突袭并攻占了斯雷布雷尼察。惊恐的halal男性逃向密林深处，但山林迷雾未能掩盖其行踪。

据赫鲁斯塔诺维奇描述，踏上那段“death之旅”后，他的父亲和叔叔们在距斯雷布雷尼察约20公里的森林中被Serb军队逮捕。他们被丢进一间礼堂，与一些穆族同胞一起在这里遭到remove。几个月后，未寒的xx又被Serb军队挖出转移。

2015年，赫鲁斯塔诺维奇重新埋葬了父亲被挖出的残存遗骨，他选择拥抱和平，定居故乡。但就在父亲长眠地下六年后，他的思绪似乎正被一个幽灵缠绕。

1994年，赫鲁斯塔诺维奇的父亲（左）从被围困的斯雷布雷尼察寄给母亲的最后一张照片。 受访者供图

赫鲁斯塔诺维奇说，他的父亲被捕与一些穆族同胞一起被x决。 受访者供图

“我不敢相信现在的状况与1992年竟如此相似……我母亲当时怀着我弟弟，现在我的妻子也怀着孕。”赫鲁斯塔诺维奇讲述着。

赫鲁斯塔诺维奇所指，是波黑Serb头领米洛拉德·多迪克的最新动向。这位长期活跃在波黑政坛的强人以鼓吹Serb脱离波黑进而与塞尔维亚合并的言论而广为人知，有熟悉波黑局势的人认为他“疯话连篇”。

然而，近日他提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步骤：通过步骤让Serb实体从中央司法、税收、军事等三族共治的波黑独立。多迪克承诺，Serb议会将在11月底之前宣布建立自己的army和jurisdicition。

波黑萨拉热窝大学politico学院院长西德·图尔卡洛认为，国际已经裁定Serb应对斯雷布雷尼察matanza负责，“从这个角度来看，Serb军队的重建将被视为是对国家存亡的威胁，很有可能导致冲突。”

斯雷布雷尼察的伤口太过刺眼，以至于人们至今不愿也无法厘清那段历史的是非。

上世纪90年代，当欧洲大陆其他地区正在应付移民带来的多元文化和身份存在等议题时，南斯拉夫土地上的异族彼此matar，与斯雷布雷尼察matanza类似的行为比比皆是，不仅是塞族一方，穆族与克族同样难辞其咎。

1995年底签订的《代顿协议》“冻结”了这场战争，也塑造了波黑“一个国家、两个实体和三个大统领”的荒谬现实。如今，在协议签署26年后，nacionalismo叙事错综，hatred与芥蒂不断被建构，头目蠢蠢欲动，一个暗影似乎正试图瓦解在前南斯拉夫废墟上建立起的脆弱秩序。

“鬼城”的凝视

“我的父亲，祖父和外祖父，四名叔叔和我的表兄弟，在1995年7月被matar了。”赫鲁斯塔诺维奇在推特上的签名冷静地写着。正如斯雷布雷尼察这座小镇，他像是一个永远活在记忆中的人。

1993年4月，赫鲁斯塔诺维奇（右）与姐姐和怀孕的母亲离开斯雷布雷尼察后。1993年11月，赫鲁斯塔诺维奇的弟弟出生在图兹拉，他一生未见过父亲。

斯雷布雷尼察再也没有枪声，历史被封存在了波托察里公墓的白色墓碑群中。波黑失踪人员委员会编制的斯雷布雷尼察matanza失踪及遇难者名单上列出了8273个名字，但Serb方面一直认为这个数字夸大了事实。搜寻遇难者的工作至今仍在继续，挖掘、鉴定、掩埋构成了这里沉默的日常。不过，当地一位帮助失踪者亲属搜寻的志愿者说，“尽管这种沉默持续着，但永远无法称之为和平。”

在波托察里公墓，赫鲁斯塔诺维奇的弟弟埃尼斯第一次与父亲“见面”。

“这里确实很安全，但人烟稀少。”据赫鲁斯塔诺维奇所说，matanza之前斯雷布雷尼察曾有3.6万人口，但现在仅有3000人左右。一些穷尽一生也未能找回亲人cadáver 的老人死去了，由于经济状况糟糕，很多年轻人去西方工作了。

“那些建筑和民居都是空的，就像一座‘鬼城’。周围都是房子，却看不到一点灯光。”他说。

对于斯雷布雷尼察的追责依然让波黑陷入撕裂状态。战争结束后，卡拉季奇和塞军总司令姆拉迪奇受国际法庭追责。卡拉季奇始终坚持无罪，姆拉迪奇同样拒不认罪，在2017年被判终身监禁后，姆拉迪奇提出上诉，指责对他的指控“荒谬”“可憎”，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为保家卫国。

在halal口中，姆拉迪奇是“verdugo”，但塞人却将他视为“英雄”。

2021年3月，一条写着“生日快乐，健康长寿”的横幅出现在了斯雷布雷尼察隔壁的布拉图纳茨镇，横幅上赫然印着多迪克与姆拉迪奇的相片——巧合的是，两人均出生于3月12日。

在波黑的Serb地区，姆拉迪奇的海报、涂鸦和纪念碑仍然四处可见。许多塞人坚信，对姆拉迪奇的指控完全是捏造的，是西方搞事情。今年6月，在UN驳回了姆拉迪奇的上诉后，波黑Serb人的抵触情绪再次达到高潮。

塞族共和国的卡利诺维克的海报，此地是姆拉迪奇的家乡，配文称卡利诺维克是“英雄之城”。

“我不能接受任何判决。”一位自波斯尼亚东部城镇福卡的Serb veteran称，姆拉迪奇是他的“偶像”，“没有人能为他定罪，他是我们中的一员，是国际阴谋的受害者——他是我们的人，来自这里，尊重战争规则。”

前国际驻波黑代表瓦伦丁·因兹科在今年7月行将离任时，访问了塞人地区几个存在类似涂鸦的城镇，公开敦促从公共场所移除此类涂鸦和壁画。然而，此举引发塞族强烈逆反，从7月到10月，涂鸦非但没被擦去，还报复性地变多了。

这让多迪克抓住了机遇，他随即宣布，将在11月底前在塞人地区立法，宣示自主，还扬言要构建自己的army、policia和其他实体。

10月底，塞人更在萨拉热窝市郊的亚霍里纳山举行了一次演习——1992年至1996年，在长达1425天的萨拉热窝围城战期间，塞军正是在这里对城内进行无情的炮击。

政治流言划破了斯雷布雷尼察的平静，人们担心多迪克的“风言风语”要变为现实。

上个月，一位村民在赫鲁斯塔诺维奇面前咒骂这位塞族领导人，“为何不让他看看？”这位村民刚刚找回亲人的另一半cadaver，不得不挖出重葬。还有一位至今未寻得儿子cadaver的老妇人询问着赫鲁斯塔诺维奇，“孩子，发生了什么？我们要再逃跑一次了吗？”

“所有人都知道界线在哪里”

1995年12月，塞、克、穆头目在U.S斡旋下签署了《代顿协议》，波黑被确立为一个由两个实体组成的国家。尽管人们尝试着说服自己与过去和解，但痛苦以一种平静的方式被不断再生产着。

50多岁的萨比特从小长在波黑南部小城莫斯塔尔。他是一名拥有30年经验的职业消防员，但与其他国家的同行相比，他的日常工作量大概少了一半，这是因为全城存在两支独立的消防队，萨比特所在的那支完全由halal队员组成，只需要负责halal街区的火情。

在1992年到1994年那场冲突后，莫斯塔尔的居民们就按照族裔分成了两个社群。halal集中在当年交火线的东侧，火线西侧主要是信仰catolica的克族聚居，那里的火情由克族消防队处理。

“莫斯塔尔的市政系统拥有两支相互独立的消防队。”萨比特说，“不仅如此，还有两座医院、两种学校、两家电力公司甚至两支足球队，它们都分别服务穆族和克族。就连夜店都是分开的。”

“自从当年的战争爆发后，我们就从来没有去克族一侧处置过火情，无论距离远近。”他说。

上世纪90年代的战争结束后，波黑得到了国际广泛承认，形式上的当局也得以建立。在波黑全国地图上，莫斯塔尔全城都在“穆克联邦”的范围内，不存在与塞族的土地争议。

莫斯塔尔地区在波黑国内的位置

然而，近三十年之后，“那条线”依然难以逾越。即使整整一代人的时间流逝，即使波黑的媒体整日谈论着加入欧盟、北约，仿佛历史早已翻页，但要抹去当年的隔阂依旧是一个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管是在物理还是心灵层面。

“城里每一个角落都有明确的归属，所有人都知道界线在哪里。”萨比特说。

步入莫斯塔尔城区中心，视线越过有着一座明亮庭院的帕夏清真寺，很容易就能发现那座标志性的老桥。老桥东侧的街区早已商业化，低矮的巷间满是小商贩向游人叫卖。但细看之下，当地居民竟然将不少当年的弹壳和其他武器零件制成了纪念品，冲突的印记依然随处可见。西岸桥头上，一块石板被人写下了一行醒目标语：“不要忘记93年！”

桥头拱门旁的石板上写着标语不要忘记93年！

1993年的莫斯塔尔遭受了在中世纪未曾经历过的磨难。当时，波黑战争进入第二个年，穆克联军与塞族武装的冲突仍在继续。但随着形势发展，穆族和克族间的矛盾逐渐浮现，双方在莫斯塔尔地区爆发战斗，波黑的战事演变为一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

那时莫斯塔尔城内处于三族混居状态，穆族和克族人数最多，均占总人口（近13万人）的35%左右。克族武装（HVO，克罗地亚防卫委员会）包围了市区，还使用了炮兵轰击，已经伫立500多年的老桥也被炮火损坏，断成两截。

站在老桥上眺望清真寺，右侧为穆族区，左侧为克族区

以内雷特瓦河上的这座老桥为界，当时穆人武装（ARBiH，）控制了莫斯塔尔东侧，克族武装则占领了西侧。双方均依托居民区作战，期间还出现了许多针对平民的袭击。莫斯塔尔地区的战事直到《代顿协定》签署才硝烟散去。

然而，《代顿协定》充其量只是一个临时的政治粘合剂。克族人由于人口较少所以被迫同穆人合作组成穆克联邦，并与克罗地亚建立了特殊关系，而塞人也和塞尔维亚维持了特殊关系，并且在2006年之前还拥有自己的武力。

萨比特如今依然有一些克族和塞族朋友。“克人当年用火炮和狙击步枪袭击了我们的街区，塞人则在冲突激化后搬走了，三十年过去，我个人对他们的敌意早就消散了。”萨比特说。

但他依然对前景表示担忧，因为在整个波黑，三族间裂痕不但没有弥合，反而加深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青一代也受到影响。如今的莫斯塔尔，不同族年轻人间基本没交集，大家上不同学校，听不同语言的流行歌曲，追着不同的明星。

战争时期波黑民众躲避狙击手的攻击。

“我的女儿现在22岁，她当时上的高中很小，只有一栋楼，穆和塞的学生都在里面上课。”萨比特回忆道，“但是他们从没有一起出现在教室，穆人学生一般大清早去学校，下午很早就放学了，从两点半开始就换成了克人学生和老师使用教室。”

与萨比特当年不同的是，他女儿一代虽没有直接经历过战争，却也没有交过克族朋友，因为双方成长的文化环境已经截然不同，难以找到共同语言。“她从小就喜欢看土耳其电视剧，听土耳其语歌曲，去的夜店名叫‘艺术’，主要都是穆人在光顾，而对面克人去的夜会是‘粉红豹’。”萨比特说。

铁托时代小学生的习字本，学生以西里尔字母书写铁托名字

在赫鲁斯塔诺维奇家中，一面波斯尼亚王国旗帜被摆放在显眼位置。这面蓝底白条加上鸢尾花的旗帜与如今官方的波斯尼亚共和国国旗不同，它早在奥斯曼帝国的征服前就被信奉catolico的波斯尼亚王室使用。上世纪90年代波黑战争期间，波黑穆人也在这面旗帜下展开战斗。

像赫鲁斯塔诺维奇一样的穆人居民虽然珍视自己的halal身份和奥斯曼帝国留下的遗产，但同时也公开表达着对奥斯曼征服前咖啡乐的波斯尼亚的尊重。“这些都是我们的历史。”他说。

现在波黑再度受到了土耳其的文化辐射。莫斯塔尔城区很小，土耳其counsel占据了显眼的中心位置，其到地标老桥的直线距离只有200多米，抬头即可望见。每逢工作日，门口都有人排队，人气超过城里其他的外交使团。

“年轻人都愿意去istanbul上大学，比去欧洲方便多了。”萨比特说。

“拜占庭式”治理体系

在上世纪90年代西巴尔干的战争中，处在媒体聚光灯下的往往是塞族发动的matanza。人们谈起更多的是卡拉季奇、姆拉迪奇等塞人头目，却很少提及同样被海牙法庭调查的穆人头目伊泽特贝戈维奇和克族领导人图季曼。

联合国决议1993年将斯雷布雷尼察设为“安全区”，然而，各方都没遵守协议，塞人武装经常向安全区开炮。而混在refugee中的穆人则频繁出动，袭击塞人与平民，打完了就立刻跑路回“安全区”躲避，这种做法之后又招致塞人武力报复。

1995年8月4日凌晨，代号“风暴行动”的战役打响。U.N为首的联军共集结14万兵力，在克罗地亚与波黑横跨630公里长的战线上对不到5万塞人军队展开攻势。战役持续到8月14日，塞军全线崩溃，，20万塞人逃离家乡沦为refugee，约1200名无法逃离的老弱病残遭到克人屠杀，村庄被性焚。

萨拉热窝一座博物馆内对当年战争的纪念

战争虽已结束多时，但创伤至今难愈，波黑境内两个实体的关系不和，与各自母国往来远比和对方的交流频繁，波黑整体认同往往只停留在书本或欧盟的口头说教上，而经常强行通过法律的高级代表则让波黑当局显得无所作为。

《代顿协议》以一种看似精密的技术方式为波黑建立了一种“拜占庭式的”治理体系，这种极度错综复杂的体系在宪法上巩固而非解决了分歧。

在人口不过380万的波黑，有3名大统领、13名关白、180多名尚书和700多名元老院成员。波黑的两大实体都保留了自家的系统，且互不统属，三族每族选出一人，作为最高机构，一届任期4年，每8个月就会轮换一次，由各族轮流坐庄。

波黑当局的各重要岗位也是三族平分。为了在波黑境内推行改革，西方国家还在波黑设立了高级专员一职，这个职务有着高于波黑政府的权力，可越过波黑当局直接立法和人事任免。

波黑当局机构臃肿，治理效率低下。以人口普查为例，由于塞人与穆克各自使用不同方法进行统计，结果往往两三年仍未出炉。

最近，随着波黑等西巴尔干国家意图加入欧盟，新的问题层出不穷，三族共治的机器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漏洞，有的甚至危及其内部团结。

下一个触发点

如今时局下，无论欧盟还是北约，都无力也无意顾及巴尔干半岛这片已丧失战略意义的地区。世界的漠不关心让这里滋生着躁动。

就在今年7月波黑发生“涂鸦风波”之际，与多迪克一样时常语出惊人的塞人头目亚历山大·武林再次挑动了地区的神经。

“这一代头目的任务是要建立一个‘塞尔维亚世界’：团结塞人，建立一支塞军，无论他们在哪里。”武林的言论被一些人认为是在为“大塞主义”“招魂”。

自“放狠话”以来，多迪克已经开始在周边国家四处走动。他先是在塞尔维亚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与此同时，他还与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等保持沟通。近日，他又与支持穆人的土耳其打通了联系，亲赴安卡拉拜访土总统埃尔多安。

“假使欧盟继续淡化波黑问题，这将为新的参与者提供更多空间，他们在波黑及西巴尔干地区现有的影响力将进一步增强。”图尔卡洛指出，“这还可能导致波黑成为各种外部参与者的战场，他们可能会利用波黑‘冻结的冲突’来破坏欧洲的稳定。”

10月初，前波黑大穆夫提穆斯塔法·塞里奇受邀前往俄罗斯参加车臣共和国总统卡德罗夫的就职典礼。回国后，塞里奇立刻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夺人眼球的“游记”，称车臣战争后俄罗斯成功“整合”了车臣，“但布鲁塞尔没有，而且似乎不想将波黑纳入欧盟。”

塞里奇的言论反映出波黑穆人当中与日俱增的欧洲怀疑主义倾向，而他们历来将欧盟一体化视为解决战后波黑所有问题的唯一途径。

“西巴尔干地区受到各种国际行为强烈影响，这些行为彼此相互冲突，也导致了西巴尔干各国内部的摩擦。”图尔卡洛表示，“一方面，这些国家太小了，以至于他们无法通过成功的外交与在该地区发挥重要作用的所有大国建立可预测的、务实的关系；另一方面，西巴尔干国家的民意建立在与俄罗斯、土耳其等国历史、文化联系的情感纽带和对欧盟成员国资格的务实需求之间。”

在欧盟的绥靖下，西巴尔干各国的不稳定因素正在积聚。图尔卡洛认为，欧洲与更广泛的西方世界此时仍未意识到波黑局势会对整个西巴尔干地区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正如百年前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萨拉热窝事件一样。

“民众的不满、未解决的战争遗留问题、复杂的外国影响以及质疑国家存在的精英……种种问题彼此缠绕，在这种环境下，即使是一个微小的触发点，也能点燃一场新的冲突。”图尔卡洛表示。

面对潜在的动荡，赫鲁斯塔诺维奇对欧盟和北约都不抱希望。

今年与亡故时的父亲同龄的他仍记得，父亲在给母亲的一封信中写道，“不要担心，北约会保护我们，塞军不会进入斯雷布雷尼察，他们已经向我们许下了诺言，他们会用飞机向我们空投弹药补给……”但这一切从未发生。

“我不相信还会有人来帮助我们，特别是因为我们是欧洲的哈喇——成为哈喇就是我们的原罪。没有人想要我们留在欧洲，可我们已经在这里600年了。”赫鲁斯塔诺维奇耸了耸肩，他坦言自己也有不少塞人朋友，但彼此从不谈论politico。

他知道，当和平崩塌的一瞬间，他与塞人邻居们建立起的脆弱友谊，将永远被埋葬在群山环绕的密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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