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基督者

passionfly

    “现代性问题”或称“现代病”指的主要是启蒙运动与工业革命之后，随着对人文（个人主义）、科学（理性主义）与市场（功利主义）的崇拜，而导致与传统社会的断裂，延续几千年的社会习俗和道德、宗教、文化被否弃（上帝死了），由此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乱性、吸毒、家庭解体、信任崩溃、贫富分化、核战争恐怖、环境污染等等。

   无奈的是，大部分东西方社会主流仍然沐浴在现代性带来的物质狂欢中，少部分社会精英（主要是当代西方的社会理论家）意识到了现代性问题，但是声音微弱。尤其是在东方，囿于启蒙还不够彻底，科技革命还如火如荼，反现代或后现代的呼声和行动就会陷入两难的尴尬境地。但是，如果要提两个具体的尖锐的问题，给现代主义者们反思，还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而我最喜欢举的例子，就是（1）婴儿抚育（2）精神病治疗。恰恰，Lars von Trier的这部《反基督》，踩到了现代性反思的点子上。

   婴儿抚育能力是很多动物种群优胜劣汰的关键考察指标。有些动物虽然凶猛，捕食能力超群，但是野性过强，缺乏细心温柔地对待自己后代的素质，这样的动物就会因为后代的不断夭折而绝种。低等动物缺乏攻击性和防御力，就只有通过大量交配繁殖，保持后代数量基数庞大，死几个没关系，来维持物种延续，比如电影中出现的鹿。而高等动物处于食物链顶端，不能数量庞大，否则饿死，所以被逼出“优生优育”的本能，一生只交配一次，只有一个配偶，夫妻共同筑巢，相互分工合作，不离不弃，悉心照料后代，比如电影中的鹰。而处于食物链中间的动物，则多半是一夫一妻多胎生育，同时具备一定的母性和社群性，大家族内会互相扶济养育后代，典型的就是电影中的狼。

   人类在传统社会几千年优胜劣汰培育出的家庭伦理，恰恰是符合这一规律的，越是社会底层的人或落后的部落，性欲越强，越能生，同时子女抚养的能力越差，婴儿死亡率也很高。而社会精英或文明发达的国度，生育数量相对下降，一夫一妻制被宗教文化固化，生育质量提高，家族式抚养后代更加精心细腻且经济基础强大，文明在代际间顺利传承，以保持其精英性不会退化。但是，这个进化形成的社会秩序被现代化打断了，个人的解放导致年轻人肆意放纵欲望，teenager mother满学校游走，夫妻关系因为信任丧失而难以结合，大龄剩男剩女涌现，同时个人利益最大化也使得家庭的合作关系解体，老人自顾潇洒不愿意抚养孩子，年轻人要工作和参加派对过夜生活，babysitter要跟男友约会鬼混，妇产医院和幼儿园难以提供个性化养育和如亲生的体贴关怀，单亲家庭骤升，最终就会出现婴儿伤亡率提高、后代不断退化的局面。电影中的夫妻做爱听不见婴儿铃导致孩子摔死，只不过是这一切现代恶化机制被舞台剧化了的缩影。

   精神病治疗是第二个“现代病”的典型例证。在传统社会，“个人”不过是“家族”、“社群”、“国家”关系网里面的一个扭结，很容易从社群关系中获得个人实现、价值观照、心灵慰藉和精神信仰。比如，中国人从小就有“光宗耀祖”、“鲤鱼跳龙门”、“先天下之忧而忧”、“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的理想，在家庭、社群和国家的社会网中，个人很难断裂和孤立出去，一旦有了人生挫折和打击，很容易被集体愈合，父母亲戚左邻右舍是一个熟悉人社会，会嘘寒问暖，长辈可以很自然的传授人生经验。相对而言，那个时候对算命和遁入空门这些宗教信仰的依赖较小。但是，在现代社会，个人主义膨胀，家庭、社区和国家解体，人与人不过是契约关系，互相提防理性人的相互自利和欺骗行为，一旦个人遇到人生挫折，只有去教堂教会或者找心理医生（教堂和心理医生形成市场竞争关系），这个时候对心理医生的依赖就很大。而恰恰临床心理学，还没有达到能包治百病的地步，就像上一个问题一样，遗传医学还没有达到工厂化生产后代的地步。于是现实中才会出现大量哥伦拜高中枪击案、马家爵案这样的心理治疗缺失的例子。所以，就会出现电影中那样的情形——作为心理医生的丈夫自身难保。

    事实上，《反基督》电影中的解释性和意象性，已经相当明显，甚至明显到了有点矫情的成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塔科夫斯基镜头的意象性要自然和含蓄得多。《反基督》的电影与尼采论宗教的关联，也显得过于概念化，大量观念的传递是通过对白（女性、自然、人性话题）、硬性塞入的道具（病房里花瓶的特写暗示自然、Gynocide的书和图片等）来实现的，而不是生活本身呈现出来的，这就使得其舞台剧的夸张效果过强而反现代性的实证说服力减弱。

    另外，不少观众包括豆瓣上的影评还有田原的观后感，都对Lars von Trier如此明显的意图产生了误解和偏引，把关注点放在了女性主义、精神变态和暴力上，以为该片在批判女性的弱点和反人性。其实，电影中男、女主角都是反基督的，尤其是男主角的科学主义倾向，才是基督的天敌。在中世纪晚期，解剖学和天文学繁盛，打开生命的魔盒，窥探宇宙的秘密，妄图以人类理性主宰和控制一切的科学思潮，才是基督教最为反对的，因为它们挑战了人类的敬畏和谦卑，从而必将带来“致命的自负”，由此引发人类自我毁灭的危机。所以电影中画的恐惧金字塔，其顶端既不是自然人性（nature），也不是撒旦（satan），而是人类自己（me）。可惜，丈夫到片末仍没有意识到妻子恐惧的根源其实是丈夫自己的傲慢，以为他通过科学治疗可以控制一切，包括妻子受伤自责的心，然而他控制不了。

    另一方面，女主角也是反基督的，因为虽然她潜意识里有着强烈的罪恶感和忏悔心，但是最终表现出来的行为，却是达尔文式的切入式优胜劣汰（给孩子穿鞋的照片暗示），在意识到自己和丈夫是一对只有“性交”没有“性爱”的“狗男女”之后，开始自毁的心理与行为过程，迫使双方失去交配欲望和生育能力，直至失去生命，从而客观上实现物种的进化——让那些对后代有爱心的人活下去繁衍下去，让那些对后代没有爱心的人去死吧！而只不过形式上，她以女巫的包装表现了出来而已。中世纪的女巫，只不过从另一种形式上，与科学主义达成了暗合，他们的共同点都是反基督的。事实上，本片女主角的定位并不是反女性，如果真要比较，她更像《切肤之爱》里面的女主角麻美，只不过麻美是一个对男权社会的报复者，而本片中的妻子则是一个对自我放肆人性的报复者，展现而非批判女性的压抑和痛苦是一样深刻的，只不过显然这里的主题要大得多。

    那到底“基督”是什么？基督教曾经几度迷失过，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中世纪之后，经过不断改革，仍然与传统、与现实、与科学之关系纠结逶迤。在东方，“基督”不过是“天道”（nature），不过是自然和谐与平衡的状态。人类自从诞生以来就在不断反天道的过程中成长，从反天道的过程中学会顺应天道、回归天道，最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现代性问题也是一样，从现代性中跌倒，在现代性中爬起来——我们的未来不是在婴儿工厂里，也不是在心理诊疗室里，而是要回到树林去，回到草地里，那里有叶子，有山洞，有小溪，有桥，有鹿，有狼，有鹰。在那个有机的大森林里，人类才能学会生存的原始恐惧，才会结束自大傲慢与歇斯底里，才会懂得谦逊祥和与亲近自然，才会在激情与理性之外培育出灵性，把自己融入到自然中去，就化成了基督。

这部电影讲的不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事，它讲的是一个人的内心世界。男人代表了理智，女人代表了欲望。那个让人害怕的树林，正是原始而本能的自我，在那里，有着许多被压抑的欲望。
当悲伤，痛苦和绝望聚集时，不是理智被消灭，就是欲望被压抑……虽然电影中理智最终消灭了自私的欲望，但更多无名的欲望悄然聚集（那些无脸的女人走向树林），理智面临更大的挑战。
孩子代表了人的责任和“产出”，孩子坠落代表了心理的疾病影响到了人的尽责和外在“产出”。整个电影讲述的就是人试图重新找回内心的平衡的过程。
理智一开始试图一直试图去理解自己的欲望，合理化自己的欲望，但后来差点被这个欲望所消灭，最终她不得不扼杀了代表着欲望的女人。
在城市中的时候，女人表现得比较温顺，很听从男人的指导，但到了树林以后，她变得越来越强势。 这就好比在社会中，受到各种规则的制约，欲望必须听从理智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但当一个人独处时，远离社会规则的管辖范围时，欲望会变得更强大。

人的生命活动具体表现为两大本能的冲突：阿波罗精神和迪奥尼索丝精神的冲突。艺术与生命就是这两种本能的冲突与表现。不同的生命形态就是该冲突的不同结果。阿波罗精神 ：是一种创造梦境即虚构假象而否定流变的精神；迪奥尼索丝精神：则是沉醉于生命体验即肯定流变而感受生命真实的精神。这两大本能之间存在者冲突，前者要将生命之流定型于某个瞬间而获得可把握的形式（理性）。后者则要摧毁任何固定生命之流的举动，将生命还原为奔腾不止的滔滔激流。前者静析于静止的形式，后者激动于动荡的混沌；前者将无形的混沌形式化，以此方式来控制征服流变不已的生命（上帝是人类理智创造的最高形式），后者则拒绝任何形式化，摧毁任何形式，以此方式来彰显生命之流并反抗对生命的控制（上帝之死乃是形式被毁的最高象征）一切生命都诞生于理智与反理智，形式化与反形式化的冲突，即诞生于日神与酒神的冲突。
片中的基督不是文化中的基督而是人类的理智和理智创造的生命假象。片中所提到的女性也不是生物学上的女性而是代表激情与反理性的迪奥尼索丝精神。女主角的性需求也不是欲望，而是迪奥尼索丝被激活后的生命冲动。片中男主角的扮演者威廉达服面部的每一个皱纹都是对称的他的气质是对理智与形式的最好诠释，而甘斯布的气质也恰恰是对迪奥尼索丝精神的映对。男女主人公之间类似于神秘仪式的对抗其实就是还原了生命中两大冲动即阿波罗精神与狄奥尼索斯精神的对抗。最终男人杀死女人也暗示了现代社会的归宿。而影片的基调则代表了作者对这种归宿的悲观态度。最后一个女性群欢的镜头是导演对于生命本质的思考最终得出的结论。

毫无疑问Lars Von Tier的新片《反基督者》将是2009年最血腥最阴暗，也是最晦涩最具有争议的一部电影。可以想象，导演将两年来的精神分裂的所有阴郁与暴躁全部发泄在这部影片之中。在这部影片中，Lars又回到了他早期的对视觉技巧的着迷，同时又不失《狗镇》简洁有力的戏剧张力。因此，尽管很难称这部影片是Lars的代表作，但对于他的整个导演生涯，或许是一个不小的转折点。

序言部分：在福音唱诗班的天籁之音的背景音乐下，夫妻享受性爱高潮的时候，儿子坠楼死了。而妻子则是背后的始作俑者。第一，从电影结尾的闪回来看，妻子是看到儿子爬上窗台，但并没有阻止，也因此她始终经受着心理折磨，以至于最后用剪刀将阴蒂切除，是对自己沉溺欲望的一种最极端的仇视。第二，潜在的，儿子爬上窗台并失足坠楼更多的原因是在于他脚踝的旧伤，而这旧伤则是由于他的母亲在伊甸发生心理变态而虐待所致。

第一部分，悲伤：很容易理解，丧子之痛，夫妻都过于悲伤，而妻子陷于自责无法自拔。最为心理医生的丈夫希望能够治愈妻子的心理创伤。妻子说自己最害怕森林，于是丈夫带着妻子回到一个叫做伊甸的森林。在第一部分结尾丈夫看到一只正在分娩的鹿（三个乞丐中，鹿代表悲伤）。

第二部分，痛苦（混乱之治）：很难说清楚结尾处狼（三个乞丐中，狼代表痛苦）对丈夫所说的“混乱之治”是什么意思，或许是任何有意义的或者理性的治疗都将归于混乱和自相残杀。对于最后一个场景，丈夫拨开草丛看到的场景，我更情愿相信那是两只狼，从而隐喻了当前夫妻的心理状态和情感关系。

第三部分，绝望（女性屠杀）：代表绝望的是鹰，但在这部分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出现，反而是在第二部分中出现，将自己死去的雏鸟吃掉。这部分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丈夫发现了妻子心理问题的根源----自己。这里涉及的“自己”不仅仅是欲望，而是女性内在的缺乏安全感。而且，这部分中通过妻子所写的沦为更为根源的表达了导演内在想法----对女性的屠杀来源于女性内在的邪恶。

在过渡到第四部分之前，我们先看看为什么存在女性屠杀现象。《圣经》中，导致亚当堕落的就是夏娃的欲望。因此，女性的存在是男性堕落的根源，因此忠诚的基督徒和教堂势力大规模屠杀女性。

第四部分，三个乞丐：三个乞丐分别是“鹿，狼，鹰”，而“三个乞丐”的概念来自于叶芝的诗，主要讲述的是人的欲望越多。在影片中，妻子象征了女性最本初的欲望，她总是无法控制自己对性的要求，也无法控制对自己和他人的伤害。然而，妻子最后还是死在了丈夫的手下，暗喻了妻子的欲望最终战胜了丈夫的理性，女性用自己的身体引诱男性走向堕落。这实际上是符合《圣经》的描述，是基于基督的。因此电影题目《反基督者》或许仅仅是导演的一个玩笑，也是一种反讽。

尾声部分：丈夫杀掉妻子之后，走出伊甸，走过一群一群的女性尸体，但还有数不尽的女人走进森林。

西方电影中，以耶稣基督为主角的电影隔三差五就有一部，《基督最后的诱惑》、《蒙特利尔的耶稣》，还有04年吉布森那部争议极大的《耶稣受难记》，现在我们迎来了拉斯·冯·特里尔的《反基督者》。这部电影中尽管没有出现基督本人，但是那位救世主很显然是题中之意，而整部电影又显然是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产物。
        先来解一下片名。基督，愿意是指“受膏者”，在犹太教传统中指要成为先知、祭祀、国王于一身的人，后来到了基督教中，基督指拿撒勒人耶稣·基督这个特定的人。至于“反基督者”，指否认基督权威的人，或者冒充救世主的人。在这部电影里，“反基督者”很显然指撒旦，还有夏洛特·甘斯布演的那个被撒旦所控制的女人。这是一个女人在原欲中与撒旦秘密结合，反抗基督（男人）权威的反圣经神话。电影为这个神话搭建了复杂的观念与隐喻的迷宫，观众能否从这个迷宫中走出来，是理解这部电影的第一步。
        电影是从“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激情的性爱开始的——打引号的部分并非为了说明该片不是同志电影，而是因为电影中的人物没有名字，导演确实想把他们表现为历史最初的男人和女人——在这对男女达到高潮的同时，他们的幼子不慎从窗口掉落夭亡。为了治疗女人的心灵创痛，恰好是心理咨询师的丈夫带着她回到了以前女人与孩子度假的地方，一片叫做“伊甸”的森林。在圣经神话中，偷食禁果的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了伊甸园，作为对他们的惩罚，上帝剥夺了他们永生的生命，相反，却赐予了他们生儿育女繁衍后代的能力，以让“原罪”永远延续下去。《反基督者》中，这对男女已食了禁果，却又丧失了后代，他们除了重返“伊甸”之外，似乎别无选择。问题是，伊甸园还是以前的伊甸园吗？
        随着叙事的推进，观众知道，原先女人与儿子在“伊甸”森林中的小屋度假时，女人正准备写一篇关于历史上女性大屠杀的论文。丈夫在木屋的阁楼里找到了大量妻子当初作为论文资料的照片，其中大部分都与历史上的女巫迫害有关。丈夫凭职业敏感感到，妻子当前的“精神病理学症状”不仅与丧子之痛有关，可能还与她的学术研究有关。当初女人带着儿子在“伊甸”度假时，可能遭遇了某种精神危机。这种危机很快就通过女人与丈夫的对话揭示出来：女人告诉丈夫，“自然是撒旦的教堂”，这里的“自然”并不是指大自然，而是指人的本性的那个“自然”（nature,天性、本性）。我们知道，在文艺复兴之前，西方人观念中的自然一直是充满着魔鬼、精灵和各种恐怖事物的场所，是撒旦的乐园，这个自然不仅指外在的大自然，也指人的内心，所以说魔鬼就在所有人的心中。问题是，被魔鬼所控制的人的自然是什么？女人把它等同于性欲，特别是女人的性欲。因为性欲，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因为性欲，他们的孩子夭亡。儿子死后，丈夫的心理治疗根本治不好她，她只能借性欲一次次麻痹自己。但是，当她带着对性欲的忏悔回到伊甸，以前的学术研究经历开始将一种“历史的真相”告诉她，结果产生了一种心理“倒错”：历史上的女巫迫害无非是男人们将存在于两性之间的性欲全部归罪到女人头上，而男人们则充当理性的化身和历史的救世主，基督不就是一个男人吗？就像现在，眼前这个男人以一副理性地姿态对我进行心理治疗一样，其实是将责任全部推到我头上。既然撒旦存在于所有人的“自然”中，而男人的虚伪不肯承认这一点，还用权力迫害女人，那么，就让撒旦化身到我这个女人身上吧！我要对男人展开疯狂的报复。这里，电影或许触到了精神病的边界。正如福柯所说，“精神病不是一种医学诊断，而是一种文化诊断”。电影中，这个女人的行为当然包含着精神病的因素，但是不也具有颠覆男权神话的文化动机的合理性吗？
        撒旦，就是反基督者，她化身为一个女人，要报复以耶稣为代表的男权神话。这一点不仅通过作为电影核心的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故事来表达，也体现在电影的象征和隐喻层面上。最引人注目的或许是“三个乞丐”这一章。当奄奄一息的男人问女人为什么还不杀他，女人回答，“还不到时候，三个乞丐还没有来。当三个乞丐从东方到来时，就会有人死去。”三个乞丐实际上指的是三只动物：分娩到一半的母鹿，啃食同类尸体的狐狸，还有洞穴里的乌鸦。这三个乞丐对应了新约圣经中的东方三圣。新约中说，当耶稣诞生的时候，从东方来了三位博士，带着黄金、乳香和末药，把它们献给耶稣。那么，作为反基督者的撒旦，当他送一个人死去，无疑也应该有三种与撒旦的特点相匹配的东西来对应圣经中的三位博士，导演通过这种戏仿来颠覆圣经文本。
        但是，千万不要以为导演的意图是站在女权主义者那一边告诉人们“历史的真相”。在这部电影里，颠覆是为了重建，怀疑只是为了再次确认。电影中的女人不仅是撒旦的化身，而且具有真正的恶魔气质。她贪婪的性欲、她的残忍和疯狂，她的自虐与施虐，让所有的观众不寒而栗，这样的女人的存在无论何时何地对于世界和秩序都是一种威胁。将女人作这样的表现使我不得不揣度导演对女人怀着深深的敌意，这或许和特里尔拍这部电影前长达数年的精神抑郁不无关系。在电影的结尾，男人终于用自己的双手掐死了女人，获得拯救的男人站在山坡上，沐浴在一片圣洁的光中，这时他身上不能说没有耶稣的影子。男人用自己的强力扼杀了女人所代表的性欲，使世界恢复了秩序，同时也赋予了自己的行为以正当性。最后，无数的女人从山脚下向山坡走来，她们都是一些安全的、温柔的、性欲得到控制的良家妇女。观众和站在她们中的男人一起体验了秩序恢复后的安全感。
        至今为止，我们所谈论的都只是电影的观念架构。一部电影包含复杂的思想观念，只能说明导演的抱负不小，却不足以论证电影的好坏。复杂的理念有可能成就一部好电影，也有可能成为电影形式无法承受的负担。在我印象中，拉斯·冯·特里尔的电影总是指向很宏大的观念，在他最好的时候，他能够把这些观念隐藏得几乎不露痕迹，比如《破浪》，而更多的时候，他却总为观念所累。
        《反基督者》有意题献给塔尔科夫斯基，后者的电影也总是包含着深刻的观念。《反基督者》中的伊甸园和《潜行者》中的“禁区”，还有《索拉利星》中的外星一样，都是一个超现实的区域。但两者不同的表现方式透露出特里尔和塔氏在电影影像观念上的不同。对塔尔科夫斯基来说，即便是表现梦这样超现实的事物，影像也应该是自然主义的，“那种神秘的朦胧并不能营造真实的梦境和记忆的映像，电影不应该借用戏剧的效果（《雕刻时光》）。”而特里尔则正好相反，在《反基督者》中，他让一只狐狸说着人话，他让画面呈现出波浪状以表现超现实的效果。我想，塔氏之所以避免使用这种“戏剧效果”，是因为它太易得了，以至于我们在粗制滥造的电视剧中才经常看到说人话的动物和波纹状的画面。而特里尔之所以还敢用它，大概是他对自己十分自信吧：即便用滥了的手法我也能用出新意来。
        在电影主题方面，撒旦、魔鬼、女精神病人还有关于巫术的伪学术研究，这些元素无疑让人联想到被称为“黑暗王子”的罗曼·波兰斯基。事实上，本片中的女人不无《冷血惊魂》中凯瑟琳·德诺芙的影子，同样具有精神病理学的状况，背后又同样有被撒旦占据的迹象。在制造神秘与恐怖的气氛方面，《反基督者》也向前者借鉴了元素，比如《冷血惊魂》中桌上那盘慢慢腐烂的鸡肉与本片中的狐狸尸体，比如德诺芙穿过一条从两边的墙壁伸出无数只手的走廊和本片中男女交欢时从橡树根须中伸出的手臂。但波兰斯基尽管“偏爱”撒旦，撒旦却通常只是他的一个道具，他真正在意的只是某种氛围或者某种惊悚的心理，撒旦不是他的主题。而《反基督者》尽管也制造了心理惊悚，但女人的精神病，她的自虐与施虐，弗洛伊德所谓的死亡本能与性欲的结合，这些都只是一件心理外衣，电影指向的是撒旦本身，是人身上的恶魔，是历史中的道德和权力。
        拉斯·冯·特里尔自诩为“世界上最好的导演”，他在本片中对萨德式性欲表现上的惊世骇俗与他的狂妄是相匹配的，从我狭窄的电影眼界来看，或许只有帕索里尼的《索多玛120天》能与它相提并论。如果《反基督者》不能在影评家们的电影排行榜上留名青史，它也必然会被作为最“极端”的电影之一载入史册。而作为一名影迷，我则期待着走出精神抑郁的特里尔在一如既往地追索理念的同时，创造出与这种理念相匹配的更完善（而非更惊世骇俗）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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