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荡儿1953

　　“我惆怅地讲给你听，/ 但是却充满了柔情,—— / 讲一讲酣睡的鹅群， / 还有一只鹅在守更。 ”
    在还没有成为人所共知的“费里尼”之前，费里尼曾经是一个《浪荡儿》。即使在成名后，在发小们眼中他仍然是一个无可救药的“里米尼的小白痴”。因为多年以前，在费里尼的故乡里米尼，他们共同拥有过一段浑浑噩噩的时光。
　　这是一个关于“离开”的故事。我突然想到要写这部电影的影评，也是这一阵越来越感到，自己要离开威海了。期待和不舍混杂着，像嘴里的海水苦涩又尖锐，想吐出来，却怎么也摆不脱残留下的尴尬味道。跟费里尼的里米尼一样，威海是这个国家东海岸上一个不起眼的小城，也有长长的海岸和无所事事的年轻人，也有毫不起眼但默默执着的梦想家。就像这些浪荡儿，涨潮时我们也在海边驻足，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飞快地沿着浪脊逃离。我们只是无谓的站在海滩上，看它们越走越远。我也曾像影片中的摩拉德一样，在夜晚茫然地挪着步子，坐在长椅上脑子空空地担心自己的未来。“如果我也离开呢？”
　　你会说——那只是离开而已，又不是不能回来。
　　但是总是要面对不可避免的物是人非，所有东西在我走后都要经过时间的发酵。有的变成酒，有的变成醋，有的直接坏掉了，或者丢失在不知是哪里的角落里。浪荡儿们疯狂地叫，在大街上并排着唱歌，从栈桥上跳下到海滩上，沙滩上的脚印迷乱又虚浮。在里米尼的狂欢节上，浪荡儿忘情地跳舞，抱着木偶吹着嘶哑的小喇叭，像没有明天一样。明天终于会来的，狂欢节一年只有一天，明天天亮时，又会有人要离开了。他们只是想将一种已经习惯了的临时的和未定的状态延长下去，以争取更多的考虑时间，考虑将来到底想干什么，也怕真正拿定主意后失去曾经简单的欢乐时光，就尽量将决定的时间往后推，往后推。
　　浪荡儿们不想长大，但他们已经超过了孩子的年纪。在周围人的眼中他们都是不合时宜的怪人。铃声响了，游戏该结束了，这些沉迷其中的顽主却固执地不想走开。我也是因此而拖延着离开的时间：读研，是因为听说大部分企业里都没有图书馆，不知道能在哪里躲藏；踏出校门又怕宾客盈尘，鸣声聒耳，机务缠其心，世故烦其虑，没有了自己的清静时间。我也知道，这样生活失掉了很多。“那些错误的去生活的人们，只是自己失掉了它，而把它往下传递，像是密封的信件，并不知道它的内容。”
　　真的应该离开。像影片中波拉多说的，“在这个小镇永远都不会有出息，它的夜晚是那样的黑暗，冬天是那样的冷。一个艺术家如何能满足他的精神？他如何能生活在安静之中？时间过去了，某天早上他醒来，——昨天你是个小孩子，现在你已经不再年轻了——那一切都结束了，两个月后我会去米兰、热那亚，去任何地方……”
　　是啊，去任何地方。像摩拉德那样，在一个料峭的清晨，小镇还在沉睡时果断的离开这里。
　　
　　既然是所谓的影评嘛，就不能老说自己，说说这部电影和那些年的费里尼吧。
　　有人记得他说过“梦是唯一的现实”，那是以后的事。《浪荡儿》之前，费里尼还没有从罗西里尼宽厚的羽翼下解放出来，他知道自己活在幻想的世界里，他“喜欢这种状态，而且痛恨任何干扰我想像的事”——但如果干扰他幻想的是他敬重的罗西里尼和新现实主义呢，重感情的费里尼只好束手就擒。
　　墨索里尼时代，二战中在利比亚死里逃生的惊险经历，让他离开写剧本的书桌走向大街，也使他结识了罗西里尼。他参与了《罗马，不设防的城市》的制作，人们把他视作新现实主义的新星——糟糕的是，连费里尼自己也这样认为了——于是他约束住他的梦和幻想，一头扎到现实里去。借着罗西里尼的盛名，他两次获得奥斯卡提名，微小的的成功让他甚至以为这就是电影了。
　　他并不属于这里。他是幻想世界中的王子，他滞留在这里，只是暂时迷了路——但毕竟，要找到正确的方向，回到能让自己自由开拓的荒野，一个人要走更多更长的路。
　　费里尼也说，“我相信，我之所以去拍电影，是因为我不会干别的，而且我觉得，事情以自然、自发的方式成形，促成了这个必然性。”他就这样仓促地拿起了导筒，但他的处女作《杂技之光》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他为此背了十多年的债，制片公司因此倒闭，评论界也骂声一片。第二部影片《白酋长》依然不受评论界的待见，影评人嘲笑他“没有哪怕一丝电影方面的能力”。——没错，我们印象中那个在梦境中自由驰骋的费里尼，也是这样艰难上路的。他就是在这个举步维艰的时刻，拍摄了这个电影——《浪荡儿》。他终于不再执着于新现实主义，再不去顾虑社会的现状和人们的境况了。那些早已被存档、安抚过的记忆幽灵被释放出来，每当他失意时这些幽灵就穿过层层的海涛泛上来，它们来自那个带着心酸和甜蜜的地名——里米尼。费里尼真诚地接受它们的袭击：“这些纯真的幽灵，会默默向我提出令人困窘的无声的问题，而我不能用翻筋斗、扯谎来回答它。我必须从家乡找出缘由，不含任何欺骗。”
　　费里尼不止一次说，他不能把里米尼视为一个客体，里米尼是跟他纠缠不清的记忆里的世界，这是他的一部分。他从自己的的身体中分娩出一部电影，去接受观众的苛刻眼光。“《浪荡儿》当初没有人要发行。我们绝望地四处为它乞讨一个栖身之处。我还记得几次很恐怖的试片，出席者在试片结束后轻蔑地望着我，然后带着波河平原泛滥成灾的沉痛和制片裴格拉握手。”
　　但最终这是第一部使他成功的电影，《浪荡儿》成了费里尼事业的转折点。“《浪荡儿》在威尼斯赢得了银狮奖这事让我的拍片事业得以延续下去。在《杂技之光》和《白酋长》接连受挫后，要是《浪荡儿》也失利的话，我相信我的导演梦就要醒了，到那个时候，我就不得不再回去为别人写剧本了，我拍片的数量大概就会停留在二又二分之一部上了。说不定哪天别人还会再给我一次机会，也说不定不会。” ——这部片子以后，费里尼接连拍摄了《大路》、《卡比利亚之夜》、《甜蜜的生活》，一部比一部成功，从此我们有了“费里尼式电影”。
　　
　　每个创作者心中都会有一个坎，怎么也迈不过去——就像小津总也迈不过成濑的《浮云》、特吕弗总也迈不过雷诺阿的《游戏规则》那样。费里尼这一个痛苦的孵化产物，横在所有后来人面前。斯科塞斯说，《浪荡儿》影响了他的《穷街陋巷》和之后的所有电影，他的费里尼从《浪荡儿》开始，到《八部半》结束。
　　赛尔乔·莱昂内早年曾经写过一个类似《浪荡儿》的剧本，但他看过费里尼的《浪荡儿》后，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剧本烧掉了。他觉得自己拍不出这样的电影，对于费里尼，他不敢冒这个险。我们知道的是，后来莱昂内翻拍了黑泽明的《用心棒》，因为他认为《用心棒》那样的电影并不是不可超越，而莱昂内的翻拍版本就是大名鼎鼎的《荒野大镖客》。
　　
　　世界上到处都生活着费里尼的浪荡儿，在山西他们叫小武，在台湾他们叫风柜来的人，在北京他们叫马猴，在日本他们叫新志，在纽约他们叫Johnny Boy。他们整日游荡，无所用心，但他们终于注定要离开这个他们熟悉的地方了。他们并不恨他们生活的小镇，但终究要出去闯荡。
　　我们也是费里尼的浪荡儿——威海的浪荡儿。里米尼的海浪或许也曾掠过威海的海滨，海风或许曾送来过费里尼家乡的气息。明年，我们这些浪荡儿就得离开这里了。我们在这里度过了美好的六年，在记忆里我找不到别的地方比这里更自由更明净。
　　在坐上离去的列车时，要是有个小铁道工跑过来，像电影里那样问我：“你真的要离开吗？你不喜欢这里了吗？”
　　我只能告诉他——“我只是必须得离开了呀。”

周末淘碟，一口气买下了好几位大师的作品，主要是新浪潮和意大利新现实主义。

《浪荡儿》是费里尼半自传性质的作品，一群小镇上游手好闲并没有出路的年轻人。我最在意的是，你总能在这群人中一眼就发现导演，那个最终离开并把一切讲述成故事的人。

有些人身上就是有什么东西，哪怕随波逐流也总显得异样，好像怀里总揣着光，好像是流落人间的凤凰，总有一天要远走高飞的。Moraldo一出场就被认出来了，这样的人总好像扛着什么使命，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也或许是自己放在自己肩上的使命。他仿佛在思考着，在谋划着，更多时候更清醒地迷茫着。他和其他人一起笑，一起闹，一起无所事事，但仿佛在那里又不在那里。

夜晚的街道上，荒废的城市，春风沉醉的晚上，他常常徘徊，常常和一个小铁道工闲聊，聊些简单的话，他却总像是有所希冀，有所说不出的堵塞。这样的人大概就像一个等待解答的问题。

就好像揣着一个重大的东西，而你知道这样的人必然能够且会做出决定。只有这样的人才会做出真正意义上的决定。

那些说着要离开的人还是没有离开，而这个人总是眉头紧缩、不发一言，最多在伙伴们谈论米兰、巴西时不自觉地长大了嘴，露出向往的神情，随即欲言又止。但冥冥中你知道，他会有所不同。

有些像鸿鹄匿身于燕雀吧，但毕竟一切并不是一开始就注定的。远远地，他孤零零地站在站台上，汽笛声突然地从右边响起，他猛地转过头，望着缓缓驶近的火车，只是非如此不可。

小铁道工问他，你要走了吗，他点点头，说是的。你不喜欢这里吗，小铁道工问，火车驶离了，他看着远去的小铁道工，没有回答，熟睡中的人们在轰鸣声中远去，像在梦的小船里，摇橹漂去。故乡挽成一个发髻，盘在高高的月亮上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