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

成年后第一次看“文命”类的电影，《枫》这部电影看后感觉阴冷。这比我想象的那个时代还疯狂，作为现代的人回看文革时期，谁又敢窃窃私语评论什么呢？

整部电影看下来像一群被打了鸡血的人，失去了自我判断力，却有着高昂的激情，认为自己的追求就是真理。那是一个人心不安的年代，每个人的脸上都出现了恐慌，但又没有觉得那里是错的那里是对的，那个时代人人都活在忘我疯狂中，在那个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全国性的灾难悲剧中谁不听话就要掉脑袋。

“你我要是在那个时代也会有着一样的疯狂。”

想到这里就觉得恐慌，不是表示那个时代黑暗，而是在反思人的思想一旦被灌入了，就像三体里面说的“思想钢印”人就会牢牢记住。没有专业的心理辅导是不会治愈被灌输的思想，就像三体被灌输后害怕喝水一样。

我突然天马行空的在想，脾气不好的人看这部电影会不会摔了手机？别忘了文革离我们并不是太远，按照时间推算，50岁以上的人都经历过文革时期，现在，这些人都老了，所以作为年轻一代的我们难以想象老一辈的长者经历过文革时期的他们是怎么看待那个年代，把岁月都好像尘封了密不透风了，因为很少听到长辈讨论那个时期。也许都有着一些避讳，不愿意去冒犯什么。有些人年轻的时候做过红卫兵的老者，回想起那个时候的自己应该更多的是难受，不过还好文革时期很快就结束了，作为一个错过文革时代的人没有资历深谈文革时期，因为那个时期没有衡量对错的标准，大多数人爱国的热情都是不错的，远远超出比我们这时代更高呼爱国。

这已经是过去的历史，虽然没有英雄，没有烈士。与我们时代相比，不但人们物质生活差异，精神也更压抑，各个方面都糟糕很多。文革已经过去三四十年前的事了，虽然，不是那么久远，但也已经是历史了。人类生活在物质享受方面急速进步，有着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态势。所以从当今时代的角度审视文革，有失公平，难以预料，但，文革的历史改变了一切，打败四人帮后，地狱时代也就烟消云散了。《枫》这部电影1980年拍摄后很短时间被禁播了，后来近几年时间又被全面解除，这也是知道这部电影的人不多，我也是从《三体》书中知道了这部电影，在《三体1》多次提起的情况下处于好奇心驱动，看了这部电影。

看完《枫》这部电影，会不自觉的审视自己身处的这个时代，21世纪这个非常时代、变化莫测的时代、“网红”的时代、自媒体的时代,好像没有了无名小辈,任何普通人都可能有机会“一夜爆红”成为当下时代“红人”、任何显要人物也可能会被推下历史的舞台。没有人与人之间互相威胁，只有时代在不断的取代历史的岁月。

未来路很长，能看很多意想不到的风景，因为时代不会停止变化，我们要适应和历史道别。

《枫》作为国内为数不多正面描绘武斗的电影，尽管承继了许多样板戏式的运镜方式（如从远处快速推至面部）与滤镜（比如红色调），但在吸取样板戏精华的同时仍不失一部佳作。电影中将真实的历史模糊处理，把造反派塑造成个人崇拜之下的狂热信徒，这背离了反思历史的主旨，比如最后一段所谓的“他们是历史，是历史的教训”完全就是不负责任的做法，让mao、四人和造反派背起CR所有的黑锅而轻易放过了那些坐在前三排安然通过《决议》的老爷们。世上从没有能被个人轻易煽动而丧失理性的群体，也没有能无缘无故被群体崇拜的个人。

考虑到《枫》最后描写的围城战很有可能是取材于宜宾，最后引用两段话吧：

这段是《枫》原作者郑义的回忆：

这期间，我接触了一些造反的工人、农民。他们一谈起来就是“困难时期”没吃的，饿死人；要不就是没人瞧得起，活得不像人。在武斗队中，一支名叫“抬工大队”的队伍战斗力最强。这些汉子都是码头装卸工。“解放”十七年了，他们的打扮与“旧社会”毫无二致∶全身精赤，胯下挂一尺见方遮羞布。他们就这样干活儿、上街、下酒馆……从青年学生的宣传中，他们知道了省城造反派办的省领导们的豪华腐败生活（与今日上层相比，简直小巫见大巫）的展览会，他们当然心怀愤懑，当然要造他们的反：“抬工也是人，抬工也要活出点人样儿！”

与抬工大队相仿，“红旗”派最有战斗力的几支武斗队都是由受苦最深，社会地位最低下的房建工人、航运工人组成。这些几乎是文盲的汉子对毛泽东确是无限热爱，他们所理解的文革就是毛泽东又一次率领他们打倒压迫者，翻身求解放。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们认为这是一种狭隘的从物质利益出发的“工团主义”思想，於是努力向他们宣传党内历次路线斗争历史，要帮助他们端正思想，提高觉悟∶我们造反，并非争取个人的物质利益，而是要紧跟毛主席，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新世界！他们似懂非懂地瞪着眼听，很是认真。但让他们一讲，几句时髦套话之後，又绕回到“饿死人”活得不像人的“工团主义”上 。

下面这段是重庆二十九中maoism战斗团的张鲁含泪所写：

二十幾年來，有人說起這事，我腦海裡便湧起一組難以磨滅的形象記憶:

……一個青年學生用單薄的身體擋住二樓窗口擋住槍口，為他人留出一條活路

......一個青年學生，聽不得女生的哭告，甩起手就走，去救槍口下的同學，結果卻沒有轉來.....

倒回去二十年，他不就是陳然、邱少雲、黃繼光?

倒回去五十年，他不就是秋瑾、 林覺民、譚嗣同?

倒回去千百年， 他不就是田橫、荊軻、文夭祥?

殺身成仁，捨身救人，以身殉國，捨生取義....

本民族一脈相傳的精神基因，他們都如此忠實地繼承了， 可他們卻只能是孫渝樓，只能是張光耀，只能是余志強，只能是歐家榮，只能是崔佩芬、唐明渝，只能是.....

你們錯在哪裡?你們生不逢時?死得不值?生錯了?死錯了?

你們才剛剛十六歲十八歲二十歲啊......

看看去年的一秒钟还不忘捎带问候一个抽象的”造反派“，我无言以对，

据郑本人所说，《枫》的创作跟他非常具体地参加了宜宾的wg有直接的关系。他心里觉得那些作家所描写的wg是不真实的，而他亲身经历过宜宾地区的武斗，因此当他拿起笔想写wg的时候就从亲身经历的角度出发选择了武斗这一题材。《枫》从小说发表到被拍摄成电影上映本身就是一个很曲折的过程。电影拍摄完成，四川省委宣传部审查后给中央的报告建议不公映，最后是被拿到海里去挨家挨户放映，最后由高层人物发话才允许公映的。当然，郑最后也明白过来，当时允许上映这部电影的目的是在于配合批判、审判那四个人。因此，当其“使命”结束后，这部片子在某种程度上被禁（其实只是不再公映，不再提起）也就是理所当然了。有人说这部电影最后那个男主抱着女主走向红太阳的镜头是被禁的原因。应该说这部电影本身的主题就是它会被禁的原因，而不是某个镜头。

其实文革集体意识并未离我们远去，时刻在我们周围。这个只有上点年纪，动理性思考就能看得出来 这种意识简述就是：集体偏执地仇恨不相干、无冤无仇的某个人、几个人或某些对象，从而被转移视线、忽略造成他们生活不如意、挫折的真正原因，而把自身不幸的原因都归结于这公共靶子； 这种现象源头上是某些善于操纵舆论的、社交面强、会钻营往上爬的得志得意的人（这里的舆论是指一个单位、一个地方人口口相传，更大层面可能也类似），在一个单位里面，这些人为了拉动群众情绪，转移对他们不光彩升迁的注意力，也转移低层对中高层的收入方式的不满，那么就倾向于生造出一些公共宣泄对象，这个对象通常失去依靠，不善交际，既与“群众”混不到一片，也够不上中上利益层，通过抓住这种人一些不足肆意放大，说过的话肆意歪曲，甚至人家私事造谣污蔑（反正这种不会交际的人没法澄清，百口莫辩），更致命的，宣传此人有钱之类，利用本能仇富心态 这样，就会树立一个知名度高的、丑化成怪物、又让人眼红的对象，一个完美的公共宣泄对象就树起来了， 这集体意识仇恨是很可怖的，别看“群众”在权势面前像绵羊、像一盘散沙，权势一挑拨就互相咬个不停， 但是面对无权势者（其实也是“群众”）时，却能有集体共鸣仇恨意识，真可怖的是他们自觉站在道德制高点，伤害人理直气壮，更因为舆论上人多势众--大家都说这个人怎样怎样，就给了他们心理上崇高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