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Mine

——评《我的九月》主题意蕴 也许真如导演所说人人都是安大傻子也或许缺少一个安二傻子这样的老师孩子们穿着裤衩跨栏背心，一开口就是京腔，住所也不是高楼大厦而是四合院。《我的九月》整部作品就像纪录片一样记录者90年孩子们的日常生活，一个个故事让整个作品不在乏味。也正是这样别具一格的方式成为了上世纪的佳作。 真实的回放 90年的北京，才可称之为北京。胡同里的磨剪子和刀的吆喝声，再到四合院里的争吵声，玩卡带游戏机津津乐道的年代，对话中没有掺杂其他地方的方言，一开口就是纯真的京腔。人们是那么热心，在大院里是一个社会的缩影，有这几家子人，南屋的安大傻子，要出国的大学生，养鸽子的叔叔，养小鸟的大爷那时候，人还是那么纯朴简单，虽然有着自己的小算盘，却没有勾心斗角的恶毒。这样的回放奠定了影片基础和真实的基调。 人物的刻画 影片中里的每个人物都如安建军的扮演者所说：只是把普普通通的日子记录下来。导演描绘的是一个四合院里生活的几家人，影片开头不管是小孩还是大人都是京味十足，也让出生在胡同里的人们产生了共鸣，影片里的每个人物都性格鲜明，就如安建军和刘庆来，“安大傻子”是个不张扬的孩子，比起人小鬼大的刘庆来，他的心地善良纯朴到了极致。刘庆来这个人物身上，影片先是描绘了他的父母，对他们那种自私、喜欢贬低别人和孤傲的心里塑造起来，与安建军纯朴的性格形成对立。而刘庆来占有别人的荣誉，自己卖乖讨好的作为，则带有他父母德性的影响。但刘庆来毕竟是一个孩子，没有完全被改变。影片最后了他因对不起安建军感到内疚，并向安建军表示了歉意。这些人物故事是所有人身边都会经历的不管是旁观者还是当事者。 安大傻子 之所以这部片经久不衰正是因为安大傻子引起了太多人的共鸣，不论是性格还是经历，在小时不会动脑子干了好事却被机灵的人抢了功，或者是两人发生冲突自己不知道怎么辩解，对手倒是说的‘清楚明了’，气的只能忍气吞声。还有很多人是感叹自己没有一个像安二傻子这样的好老师或者是帮助自己一下的贵人，高老师这个人物，是创作者为完成安建军这个人物的性格转变的必要安排，但他却并不是一个概念化老师的形象。他被描绘得质朴可亲，又很幽默，善于启发学生。在于“安大傻子”安建军成为朋友后，被安建军认定为知心的哥们。他和安建军约定，有困难、有话要说的时候就画一个惊叹号，也因此巧妙地成为安建军心灵的洞察者和引导者。他对安建军亲切而又严格，对于安大傻子这种质朴害羞的人来说就是缺一个能引导自己的人，影片最后安二傻子用朴实而巧妙地方法激励起了安建军的自尊和自信，促使他战胜胆怯，勇敢地迈上了一个生活台阶。 这个故事普通但有不平凡，这部作品不光是对老北京的记录，也有这让所有人都心碎的可以引起共鸣的小故事。故事里的人都是善良的老百姓，不过是有的人心眼儿多点，有的人就过于朴实一些。而这些才构成了这个芸芸众生的小世界。

由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电影《我的九月》，讲述了1990年九月北京亚运会前夕，一名参与团体操表演排练的小学生的故事。

主角安建军是一个被小伙伴戏称为“安大傻子”的小男孩。之所以有这样的外号，是因为他平时不善言辞，动作慢一拍，还总爱傻笑。也正因为操练动作迟缓不规范，安建军被表演编队淘汰出来，只能眼睁睁看着其他小朋友接着训练，准备参加盛大的开幕典礼。

电影故事由此展开。

面对表演突然被刷，以及随之而来家中父亲的责怪，生性怯懦的安建军失落又委屈，只能黯然落泪。此时，新来的班主任高老师前来家访，得知安建军特殊的家庭情况及他怯弱的性格后，决定帮助他走出低谷、建立自信，并与其以“好朋友”相称。

张国立扮演的“不像老师”的高老师，用平等的姿态与安建军交流，愿意以“高二傻子”的名号与“安大傻子”交朋友，积极引导他勇敢地把心中想法说出来，不再做“胆小鬼”。

在被小伙伴撺掇偷走女同学训练裤来恶作剧，而后被推一身责任惨遭白眼议论时，安建军按自己一贯风格不言不语、默受委屈。

得知实情的高老师拍着他的肩膀笑道：“安建军，你怎么把朋友给忘了？”

这位特别的好朋友在尊重安建军自身个性的同时，教他虽自强、自立却不要独自承担，学会释放与沟通，在与人沟通中找回失落的自信。

高老师的开解对于安建军的性格变化是相当重要的。

而对于安建军的性格展现，是本片尤为出彩的一点。作为一部儿童电影，不仅仅是要以儿童视角表现情节这么简单，外在展现的小主人公内在思维，是人物符号设置的重中之重。通过几个事件，本片将几个小朋友的表现对比，以儿童性格的差异延伸到家庭和社会环境对于儿童身心的塑造影响上，这于我们对儿童的个性发展及教育问题，都作用深远。

不那么能说会道的安建军，与伶牙俐齿的“三好学生”刘庆来形成了鲜明对比。安建军将彩票奖金捐给了亚运会，却因为自己的腼腆让风头被能言善道的刘庆来抢去。片中有一段表现建军纠结内心的画面：

安建军低头坐在教室里，看着周遭同学玩闹的景象，听着他们欢乐的声音。

他叠好一张准备拿给高老师的秘密求救纸，毅然撑起桌子站了起来。

镜头随着他从屋里走到屋外，随着他一头闯进办公室。

发现高老师不在时，他习惯性拨弄了一下鼻子，好像一下子没了底气一般立即转身离开。

当他再次向人群中张望，发现高老师与顶替了自己荣誉的刘庆来走在一起。

他惊讶极了，贴着墙跟溜过去，又突然地向别处跑开，躲避似的蹲在角落，不做言语。

一系列简单的镜头，细致地展现了建军一连串的心理变化，而这些复杂的心理变化，正是安建军性格所带来的。安建军是一个心重的孩子，他善良而又善解人意，他羞涩也在很多时候缺少应有的勇气。害羞和不知所措时，他会揉揉自己的鼻子；紧张和愁苦时，他会选择独自忍受。而当高老师这个朋友式的人物出现后，他渐渐开始渴望倾诉，在迫不得已的时候会选择依赖朋友带来的帮助。而做到这一步，是需要鼓足勇气的。所以表面平静的安建军似平常一样低着头，但他张望的眼神，慌张的情态，以及一鼓作气从教室冲到办公室的坚定姿态，是不能掩盖住他波动的内心的。此刻的他，心中惦记着的是他的朋友高老师，也有他带给自己的承诺。

可是最终，这份坚定还是被杂乱的情感打散了。当建军看到高老师与刘庆来走在一起，他一定是慌张不安的，而在这种不安时刻选择逃避，正是安建军的性格和习惯。

当观众们看着气得牙痒痒，恨不得出点什么岔子，赶紧让刘庆来把荣誉还给我们建军的时候，电影给了一个满意的结果：

坚持训练的安建军等到了一个替补上场的机会，而出行被取消的庆来也挽救不回失去的上场机会了。

在建军将去参加开幕式之际，刘庆来塞给安小妹一瓶冰镇汽水让她递给建军。

没有道歉，没有真相大白，没有特别决断的结果，更没有摆上台面的和解情节。

观众心里的一切怨念都在小妹脆亮的一声：“哥，冰镇的，倍儿凉！”之中消融了。我们这才缓过神来，这终究是部儿童电影，小朋友之间的友谊、别扭、伤害和原谅，终究是那么温柔和单纯的。一个远远望去的眼神，一瓶示好的饮料，一句还没学会怎样说出口的鼓励和祝愿……能言善道的刘庆来也不说话了，一切尽在不言中。

除去人物的刻画十分丰满外，这部具有浓浓北京风情的电影将时代与地域符号展现的淋漓尽致。片头伴随“中国儿童制片厂”字样响起的音乐《东方红》，群生共处的大杂院、空中扫过尾音长留的鸽子哨、大街小巷都在放的《亚洲雄风》，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回九十年代初的北京。质朴的年代，燥热的季节，大杂院里好像连空气都是在生活中发酵出来的。

院子里群居生活的真实体现，恰恰是我们这个年代人追求的反璞情怀。

庆来妈妈热闹爱来事儿，喜欢嘚瑟自己儿子，在大院儿里是个典型的贫嘴妇女形象。她不让儿子跟安建军一起玩，怕他也“变傻了”；而每当庆来妈妈在院子里说闲话的时候，邻居赵爷爷都会回头瞅着，偶尔也嘀咕两句：“（院儿里的闲言闲语） 真特么腻虫！”

还有管理院子、和蔼亲切的荣奶奶，媳妇待产的奋斗小青年，埋头读书的蛮横大学生……大家生活在同一片屋檐下，每个家庭看似独立，却都有着分不开的联系。

大杂院的群生记是社会的缩影，也是一个时代的记录。到如今，则是一种对旧时人情味儿的怀念了。

生活在大杂院的每一个人物都是当下社会人的代表：有人老实踏实，就有人精明机灵；有人妙语连珠，就有人不善言谈。大人和小孩各自性格鲜明，却也没有本质的区别，因为小孩最后会长成什么样的大人，都跟他们儿时的经历相关。

生活在集体里，是很难将个人意愿全面的表达出来的，随之而来，是每个个体人物的不同精神依次展现，融入大杂院的精神之中，形成集体社会生活化的本身。这一点，从影片开始的演出筛选就能体现出来。如果说安建军一开始输给了集体与个人的对抗之中，那么他在后来的日子里继续坚持训练，在替补需求出现之时用实力把握住机会，便是他个人意识觉醒的成功表现了。

最终，“安大傻子”获得自信，成为了强者。

影片中不乏嘲弄之词。比如对于一再提及的“三好学生”。电影里不止一次地借孩子之口表示：“谁叫人家是‘三好生’呢，什么好事儿都是他的！”

原来在孩子之间就已经有了代表地位和阶级的名词。

再比如安建军对于“安大傻子”这个称呼态度的变化：从“人都说我有傻福气” 到 “少叫我安大傻子，我傻么！”

善良和傻，呆板和老实，是很容易被混淆的啊。

还有高老师那句戏虐的：“我的朋友是胆小鬼呀！”

这句话一下子把儿童的视角和大人的世界联系在了一起。要做一个有勇气的、敢于把自己想法说出来的人，做身边这个大人真正的朋友，不去做孩童世界的幼稚胆小鬼。

在我看来，《我的九月》倒不像是一部儿童片，儿童世界是大人社会的缩影，电影只是真实地将这种缩放之间的差异表现出来罢了。而《我的九月》之所以敏锐真实、贴近生活，缘于他没有从孩子的角度讲一个大人的故事。相反的，是将小主人公们自己的情感表现出来。孩子的想法非常单纯，也非常复杂和细腻。这种情感的探究和发掘，与生活环境、当下时代的紧密结合，才是当今儿童电影所需要的。